答郑永年《如何避免中国的城市化陷阱》
当今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出自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追求科学，探求真理的一个理性民族。拿我老韩的话说，就是“中华民族是中庸的思想和极端的行为”，这个和西方的“极端（追求卓越）的思想和科学的行为”正好相反。比如，我们就拿郑永年的《如何避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陷阱》一文说的城市化来说吧，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
首先，要考虑农民进城后，如何让农民落后的文化知识水平快速跟上城市的发展节奏？
其次，农民的职业技能如何适应城市高技能的职业岗位需要，总不能永远去靠“脏乱差”职业来维持生存吧？
再次，农民的医疗、保险、住房何时能得到全面地满足？
最后，农民的小农意识何时才能被快速的城市所消融？等等。
所以，这些问题就不是一个一朝一夕的“大跃进”就能彻底解决的，它必须是伴随中国人的整体文化素质和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发展等一系列上层建筑地整体前进，才能得到逐步解决。而绝不是我们体制内的一些不学无术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和贪大求多不切实际，好大喜功不顾科学，急功近利不管他人死活的中国式政客所能理解的，所能坚持和所能做到的。
过去，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些话，说“中国社会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目前已经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发展历史，这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远远优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所以，中国人民有智慧引领国际社会，有理由坚持制度自信，有条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等”。。。。。。
其实，稍微理性一点的人明明知道，这其实就是一群疯子和无知之辈在罔顾事实说瞎话，可是就是没有人愿意去冷静而深刻地思考这一系列的连带问题。比如，资本主义社会是用一种典型的“先做思想，再做发展”的科学化发展模式来推进整个社会发展的，也就是说，他们是通过用了上百年循序渐进的科学发展，才逐步解决了像中国社会今天这样一系列深层次的社会矛盾问题。比如，前面我论述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需要迅速改变自身的软实力提升和城市需要做好接纳农民的硬件配套需要，以及国家如何解决贫富悬殊，官员腐败，环境污染，人伦丧失等体系化的制度缺陷等问题。而中国社会的现实却是恰恰相反，这些基础性细致化的工作没一个人愿意耐下心情去做，而是一说什么就一窝蜂地胡乱盲目地大干快上一气，结果可想而知，就是今天从出不穷的问题扎堆。其实道理很简单，这就好比开车一样得先有道路才行，而我们却不是这样的，说开车不是先去修路，而是先发动油门加速冲出去再说，至于是掉进深沟里还是陷入泥潭中事后再说吧！这本来是多么荒唐可笑的一件事，可是14亿中国人就真没有几个人愿意去反思的。
至于制度建设是既不能快，更不能慢，因为太快了会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太慢了就会拖社会发展的后腿，人民不满意就要造反，从而使整个社会改革失去最佳战略机遇期。所以，要想社会既快速地发展，人民又相对地满意，那就必须做到与整个社会发展紧密匹配的“制度建设体系适度先行和配套执行紧跟”的行政司法运作机制建设，而这也是一个国家民族最大的软实力建设，这是既耽误时间、又不出政绩，对于好大喜功和唯官是命的中国政客而言那等于是要了他们的命。因为，他们的为官理念和这个社会发展的科学需要恰恰是相反的。所以，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多年了，而我们系统化的软实力建设还停留在30多年以前的原地踏步，这就是中国今天的社会现状和体制的悲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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