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12-4-15，kkkim<kimneedle@gmail.com> 写道：
> 危世直言：如何拯救到了最危险境地的中华民族？
> <http://yupeiyun.blogchina.com/>作者：喻培耘<http://yupeiyun.blogchina.com/>
> 2012-04-1217:40:45发布于：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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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1165895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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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前 言 在有些国家，爱国忧国是一件有风险的事，说真话也许要付出很大代价。不是发自内心的忧患和热肠，没有谁会来写文章论国是。
> 温家宝一再强调要说真话，本人也一直奉行说真话的做人原则。《人民日报》最近说：现在世情国情党情已发生了变化。既然有变化了，那本文就响应温家宝，斗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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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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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些国家，爱国忧国是一件有风险的事，说真话也许要付出很大代价。不是发自内心的忧患和热肠，没有谁会来写文章论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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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家宝一再强调要说真话，本人也一直奉行说真话的做人原则。《人民日报》最近说：现在世情国情党情已发生了变化。既然有变化了，那本文就响应温家宝，斗胆再说一点真话，并且为把意思表达清楚，说得也许不会那么含蓄，因为含蓄了有时就表达不清楚。试想，为了规避敏感紧箍咒，我们曾把好好的话说得何等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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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今天我得首先宣告，本文会写得比较坦率、真诚和直接。其实很多人已完全放弃了对改革的希望，我其实也基本上放弃了，但今日仍要写这一篇，作为最后的劝善之言。所谓良药苦口，本文有些词句看似尖锐，但实是为党国设身处地着想。昏者莫识，贤者自会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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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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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勇军进行曲》唱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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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危险时候其实远不只一次。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时中华民族面临的危险程度，我个人认为，远不及文革，也不及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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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勇军进行曲出来时，面临着异族统治中国的危险。假如异族统治有如英国统治香港那样，我觉得其实是不错的――坦率讲，这并非我个人的意见，我想多数香港人会赞成的，明智的不装逼的大陆人也会赞成的，不信可以搞个独立的民意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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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十年文革连同历次政治运动，是对人性的大绞杀、文化的大破坏，是对自由人权的空前禁锢，而且非正常死亡人数比抗战时多得多，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政治完全陷入疯癫恶斗，人际关系极度恶化，下层人民饥寒交迫，内忧外患触目惊心，中国快被开除球籍。此时中华民族面临的危险在不少方面其实是远甚抗战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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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今日又面临着什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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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眼人都看到，
> 现在已到了一个河山失色、道德滑坡、信仰缺失、文化沙化、官场巨腐、民不聊生、国土沦丧、外务失策、民怨沸腾的时代。官民矛盾之尖锐，族群矛盾之突出，两极分化之严重，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之深重，面临的种种问题之复杂，走向不归路之尾大不掉，是空前的，也是当世所罕见的。
>
> 所谓河山失色，还用举例吗？
>
> 从空气到水质，从地表到地下，从环境到资源，中华大地已被折腾成什么样子了？哪一个发展中国家，是曾经或正在把大好河山糟踏成这个样子的？想想欧陆的青山绿水，想想澳洲的湛蓝天空，想想北美的千里碧野，再看看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什么？他们以后究竟怎么过？
>
> 所谓道德滑坡，还用举例吗？
>
> 这个社会的确成了鲁迅所说的一个吃人的筵席，而且远比鲁迅时代为过。处于不同位置的很多人，为了自保，为了个人私利，不惜冷漠的对待他人，残酷的伤害和践踏他人。官员的无情，城管的凶狂，警界的暴虐，每时每刻耳闻目睹；摆摊妇孺的悲泣，访民的血泪，弱势者的哀号，每天每夜声声传来。权力、金钱成了魔杖，被人们疯狂追逐，各种为了金钱不要亲情、不要友情、不要尊严、不要脸面的事时有发生。医患矛盾层出不穷，路人见危不帮见死不救、船夫待价捞人、辗人者整残不如整死、人们之间动辄暴力相向等事接二连三发生。市场上早已没有一样可以让人完全放心的国产制品，简直是凡所能假，无所不假。连佛门圣地也怪事频出，僧道开公司、吃荤、泡妞、甚至结婚等公开违反清规戒律的行为比比皆是……我想，国中道德沦丧如斯，这个民族还有救吗？
>
> 所谓信仰缺失，还用举例吗？
>
> 官方提倡的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现在没有几个人信了，提倡者自己也不信，因为这种主义的确缺乏说服力，事实也宣告了它的失败。而另外的信仰，由于受到种种制约，中国人其实并不能也不敢有真正的纯精神上的美好信仰，无论无神论者还是有神论者，绝大多数人都已陷入物欲，很少人能对生命终极意义进行认真思考，尚存一点高贵信仰的人早已微乎其微。而一个没有精神信仰的民族，不可能成为有前途和希望的民族，不可能成为有忏悔意识和自我反省并得以重生的民族。
>
> 所谓文化沙化，还用举例吗？
>
> 49以降，中国出过大家、大作品、足以输出的价值和足以叩动人类心灵的精神产品吗？没有。即使有，也只在暗处，尚未见天日。赵丹临终前说的一句话，已从因和果上把这个问题说得再清楚不过了："管得太多，文艺没希望。"真是人之将死，其言善哉。
>
> 所谓官场巨腐，还用举例吗？
>
> 目前中国官场之腐败，举世无双，亘古无二，早已到了一个人神共愤的地步，到了一个做官非贪不可、不贪不行的地步，中国贪官的敢贪、能贪、善贪，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别国永远无法企及的惊世纪录。中国官场的权钱交易、黑箱操作，讲裙带讲关系讲派系讲站位，表面一团和气，背后激烈斗争，台上说得漂亮，台下男盗女娼，明是中国官，暗是外国人（自己或家属已入外籍，且多是他们口口声声大加挞伐的西方自由国家），此种已数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早成积重难返之痼疾，尤以于今为甚。
>
> 所谓民不聊生，还用举例吗？
>
> 现时的物价之高，民众赋税之重，政府用于民生的财政比例之低，民众在承受高税赋的同时得到的社会福利保障之低，在全世界也是突出的。新几座大山之说绝非杜撰，而是事实俱在，触目惊心。杜甫笔下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鲁迅笔下的"拣煤渣老太婆的辛酸"，早已随处可见。再加上强制计划生育的野蛮，强制拆迁的血腥，强制堵截访民的凶暴，各种公权力对百姓的欺压和敲骨吸髓，用民不聊生来形容很多底层民众的生存境遇，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
> 所谓国土沦丧，还用举例吗？
>
> 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这样一个有着"犯我强汉，虽远必诛"历史的国家，现在怎样了？且不说独立的蒙古、失去的西伯利亚和库页岛、藏南，单是南沙西沙和钓鱼岛的状况就令人气结胸闷。
>
> 所谓外务失策，还用举例吗？
>
> 中国现在的外交，可用三个字概括，一是韧
> 。就是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总是本能的力挺专制政权，即便冒着失去经济利益，失去外国人民的人心，也要这样。此种韧劲实令人"佩服之至"。二是忍
> ，凡遇有损中国利益的行为，甚至中国人被大批虐杀时，都是要么抗议，要么严重抗议，甚至主动提出不要因此损害两国关系。此种忍劲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三是送
> 。就是不顾本国国力，不顾本国下层人民尚嗷嗷待哺，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对外大把利益输送，既送给穷国，也送给富国。饶是如此对外委曲求全，如此遍撒金钱，中国却在世界上屡屡陷于孤立，甚至四邻无朋，连受援小国也忘恩负义爬到头上来拉屎，连"同志加兄弟"也常常猛煸中国耳光。
>
> 所谓民怨沸腾，还用举例吗？
>
> 中国每年的民间维权抗暴事件，一直在增加，现在每年达数十万起。到民间去访一访，有几个不骂娘的？有几个相信新闻联播的？有几个不对当官的切齿痛恨的？官员在老百姓心中是什么形象，官员们自己比谁都清楚。我曾经说过，如果再来一次文革，中国起码有几百万党员领导要暴尸街头，被民众捶成肉酱。为何？因为官民矛盾已深入骨髓。
>
> 至于教育问题、安全问题，林林总总问题还有很多。总而言之，中国现在是出了严重问题的，是生了大毛病的，内忧外患比较严重，说病入膏肓也罢，说进退维谷也罢，中华民族的确是再次走到了最危险的边缘。当然这样的大毛病并非今日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
> 二、如此拖延下去，会有什么后果
>
> 继续这样下去，继续在没有石头可摸，且洪水渐涨的情况下，仍坚持要摸着石头过河，迟早会被淹死，被暴民革命之洪流所淹死，到时或许就是鱼死网破，洪水滔天，血流成河。是的，由于几千年专制的残酷，造就了中华民族堪称世界上最忍辱负重和驯顺的脾性，但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无数次民众起义的事实也告诉我们，即使再驯顺的民众也会有忍无可忍的时候。而现在的国际形势又是什么？就是民主潮流浩浩荡荡，民主与专制急剧的此长彼消。连多年政教合一的一些伊斯兰国家人民也在奋起反抗争取民主自由了，连不丹这样闭塞的君主小国也在主动实行民主自由了，连以高效的威权型治理自豪的城市国家新加坡也在推行多党竞选了，而世界上的专制独裁政权也已日渐稀少和不得人心了。在这种内有需求、外有压力的情况下，哪一个不民主的政权可以拍着胸脯保证：自己能够维持专制百年千年不动摇？我看十年不动摇都难。如果不主动顺坡下驴，而强要逆势而行，有一天革命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朝鲜这样独裁到极致的国家。
>
> 三、追根溯源，今日之问题是如何造成的
>
> 很简单，缺乏民主和自由。毛泽东在"窑洞对"中，已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了。邓小平讲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无法进行，取得的成果也会得而复失"大致也是这个意思。显而易见，没有民主自由，人才无法引进，良言不能实行，人权得不到保障，腐败只会愈演愈烈，两极分化会越来越严重，社会矛盾不可能有合理解决机制，人民怨气永远无法得到释泄，体制内的权力暗斗也会永无止歇，国家绝不可能长治久安。而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内政糟糕，外交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
> 总之，
> 中国需要抛弃专制，有如当年妇女需要抛弃缠脚布一样迫切；中国需要民主自由，有如人需要新鲜空气一样迫切。而且，所有为追求民主自由需要付出的必要代价，或许都比继续忍受专制横行的代价要小。
>
> 四、何以解忧？只有实行民主自由才能避免暴力革命并挽救民族危亡
>
> 中国现在的情况已符合所有关于"末世"的定义，情况非常危险。再不政改，基本来不及了。虽然，我对中国近期启动政改的信心较为悲观（我悲观的原因是，在偌大官场，我看不到多少智慧，看不到多少远见，看不到什么胆略，看不到什么担当，看不到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终极关怀，看不到西方那种为精神救赎而献身的勇气――一句话，有些人太执着于眼前的一点既得利益了），但还是要耐着性子说一下，假如有可能政改，我个人认为应该做些什么，从何处着手。
>
> 中国的变化需要从构建公民社会和建立民主制度两个方面同时着力，或者说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而尤以后者起决定性的根本作用。
> 因为前者费时长，且在不民主制度下运作非常难，见效非常慢。所以当务之急、真正能解决问题的，还是想法建立民主制度，从而在宪政的条件下来提升人民的宪政意识，通过人民亲自参与民主实践来培养民主习惯，才是最有实质意义和牢靠有用的。
>
> 要有效推进政改，需要凝聚官民共识，需要鼓励改革者挺身而出。
>
> 有几个重要问题需要讨论，形成共识，这几个问题形不成共识，政改根本无法推行，也实现不了民主自由：
>
> （一）正确的政改目标是什么？什么样的政改才是有意义的政改？
>
> 为什么要强调是正确的政改目标？因为目前的政改目标不但不清晰，而且不正确。目标是行动的前提，目标都错误，还改什么呢？
>
> 如果政改目标是以维系一党专政为基本前提，企图通过维持一党专政来挽救政治危机，来开创新的局面，甚而建立一个一党专政下的良性政治和美好社会，这种想法无异于要提着自己的头发上天，
> 纯是黄粱美梦、缘木求鱼、自欺欺人。因为一党专政恰是导致中国社会危机的所有因素中最根本的因素，只要是一党专政，情况必然持续恶化直至无可收拾。这一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很多精妙的阐述，当时的《新华日报》不是发表过一篇评论"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吗？
>
> 而且，
> 一党专政也救不了企图一党专政的这个党，这是所有救党方式中最无希望的一种梦想。无论这个党是叫共产党、国民党，还是叫天老爷党、上帝党，企图永远一党专政都是没有出路的。
>
> 因为政党是由人组成的，上帝也会犯错误，何况人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能不犯错误吗？对此，国共两党的高层都是有认识的，蒋经国说过"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胡锦涛也说过"今天执政不等于永远执政"。
>
> 只有解除一党专政，才能救曾经坚持一党专政的这个党，才能救这支犯过错甚至犯过罪的共产党官员队伍。
> 道理很简单，你不可能长期专政下去，长期专政只会激化矛盾，有一天如果在国内外合力下，真发生暴力反抗了，卡扎菲家族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反过来，你主动放弃专政，忏悔真诚一点，改正彻底一点，或许可获得人民的原谅，甚至人民见你们改好了，象台湾的国民党一样，人民还可再选你们上台执政，这不就救了你们这个党，救了你们这批官员了吗？目前看来，所有转型国家，除了极少数罪大恶极的前政权官员受到依法清算以外，多数前政权官员并没有因转型而失去正常生活，人权得到了完全保障，这也正是民主政权和专制政权的最大差别之一。
>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坚持"五不搞"是害共产党和共产党人，而不是救共产党和共产党人。"五不搞"不仅是对中华民族不负责任，而且是对共产党自身不负责任。只有坚决抛弃"五不搞"，甚至力行"五要搞"，才是救党的上上策。
>
> 说到这里，需要说说关于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领导们常在外交场合强调中国的核心利益。显然，一国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而非党的利益。政党的利益不可能和国家的利益在任何时候都一致，相互冲突和背道而驰的时候是很多的。当政党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理所应当维护国家利益。
>
> 在正常国家，第一核心利益都是本国人民的权利、自由和福祉，
> 美国还因此专门制定了《权利法案》。而中国的第一核心利益是什么？按戴委员的说法，是维护现行基本制度，也就是维持现行的政治经济等各项制度，说穿了就是维护一党专政。我想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因为制度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反过来。如果一种制度保障不了人民的权利、自由和利益，不为多数老百姓所喜欢，维护这样的制度干嘛呢？中国现行基本制度好不好，它究竟是带来的好处多还是造成的问题多，究竟在各种问题出来后能否协调和解决好，公众心中都有数，无须我过多置喙。只举一端，试想，如果这个制度好，何须花如此多人力物力财力维稳？谁见过世界上那么多搞得好的国家，成天忙于维稳的？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谁制度好，谁制度不好，有比较才有鉴别，而且一目了然，人民并不都是傻子。
>
> 中国需要改的制度很多，从政治到社会，从经济到文教，从内政到外交，所有方面的制度都存在大问题，都要改。而
> 最要改的就是一党专政这套制度体系，这个不改，其它所有方面都改不了，改了也是换汤不换药。
>
> 正确的政改，真正有意义的政改要怎么改？就是放弃一党专政，还权于民，让人民用选票来选择为自己服务的政党，
> 正如业主有权选择为自己服务的物管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竞选就不可能是真选，没有选票就对执政者形不成制约，这样的国家，它的政治会好吗？官员会为人民服务吗？人民的权益和自由能得到保障吗？这是正常人都能想到的问题。
>
> 所以中国政改的最基本目标是，建立一个由人民选择由谁执政的民主政体。这样的政改，才是有实质意义的政改。舍此，都是扯淡和欺骗。
>
> （二）中国未来究竟选择一党制、一党领导多党制、一党独大制还是多党制？
>
> 朝鲜搞的是一党制，这个一党制已变成了家族个人独裁，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反动黑暗的制度，朝鲜下层百姓感同身受，度日如年，因此是必须批判和抛弃的。
>
> 中国现行制度是一党领导多党制，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特色制度，其特就特在让其他党成了事实上的花瓶，挂多党合作之名，行一党专政之实。这套制度由于弊端重重，也要抛弃，不主动抛弃也会被动抛弃，只是时间问题。
>
> 听说，现在的改革顶层设计方案里，不少人主张采取日本式的一党独大制，在共产党里分派系，以此形成制衡。其实，日本的一党独大在民众诟病下，正在逐渐调整，其他党派如民主党正在成长起来，日本正在改变一党独大的格局。对于一个日本都在改革的体制，中国却要去推行，我不认为是明智的，而且如果没有法治、自由和完善的监督相匹配，中国式的一党独大，最终很可能会重回一党专政。
>
> 我主张，鉴于中国的民主历史少，民主图谱一片空白，与其搞个似是而非的党内分派系，不如改革彻底点，就搞多党制。鉴于国家大，为了好操作，可仿效世界上多数民主国家的做法，搞两党制。
>
> （三）如要倡行政改，可一步一步做哪些事？
>
> 我的看法，需做好以下事：
>
> 1、改革者首先要巩固权力，掌握主动权，这是改革得以顺利推行的第一步。因为改革派不掌握权力，保守派就会占上风。在掌握权力这点上，我希望改革派要更有进取心，更有胆魄，更有谋略。
>
> 2、平反执政历史上所有冤假错案，并向人民道歉赔罪或根据国家财力适当赔偿。这一环节必须做。几十年来，在历次政治和社会运动中，人民受到了巨大伤害，民主后的政府必须安抚人民，向人民道歉，寻求人民谅解，并通过全社会大讨论寻求理性稳妥的解决办法，给予受害者适当赔偿。不必担心会把政府赔垮，因为受害者家属不一定要物质赔偿，他们最需要的是一个公平的解决方案，最需要的是心灵的慰藉，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愈合伤痕，求得社会和解。台湾政权能为"2.28"事件年复一年道歉，我想以后的中国民主政府是更应该为历次运动的受害者诚心诚意做一些事的。
>
> 3、释放政治犯、良心犯，解除对所有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的回国限制和"罪行"认定，欢迎他们回来共建民主共和国。并立即停止推行不得人心的"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为社会和解、集思广益奠定基础。
>
> 4、全社会至少是政界和知识界达成共识。这要组织讨论，象八十年代组织真理标准讨论那样。现在不能再强调不争论，不争论形不成共识，使改革没有方向，真理被谬误迷障。为打破僵局，开创新篇，有必要再开展一次大讨论，放开让左中右人士自由辩论。首先是政界和知识界精英进行讨论，然后可以听取民众意见。
>
> 5、引入自由派知识精英设计方案、规定中国建立联邦共和国政制。莫道华夏无高人，中国之大，卧虎藏龙。只要一声召唤，海内外人杰自会聚拢，为改革大业献良策，定宏规。
>
> 6、开放报禁、言禁和党禁、落实宪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这方面不开放，民智无法开启，人才无法涌现，良言无法实行，责任政治和政党政治建立不起来，宪法规定的人民的自由权利也得不到落实。中国共产党可以主动推动八个民主党派整合成有竞选能力的政党，或鼓励人民另成立政党，并对社团党派的成立实行登记制。
>
> 7、共产党改名。为告别过去，开创未来，走出斯大林暴力政治的樊篱，迎来改革开放新时代，共产党有必要改名，可以改为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或其他名字，然后到民政部门注册登记，成为合法政党。
>
> 8、举行议员直选。中国可将人大、政协分别改为美国的众议院、参议院形式，然后适时举行议员直选。
>
> 9、举行总统（主席）直选。总统（主席）是一定要直选的，这是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最直观的显示。宋教仁主张中国实行内阁制，我考虑到中国人多地大，为了避免过于频繁更换行政一把手，主张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
>
> 10、落实横向的三权分立和纵向的地方自治。世界上多数国家的三权分立也好，台湾的五权分立也好，都主张权力横向分离，因为只有分立才能形成制衡。除了横向分立，在纵向上也要分离，就是中央和各地方合理划分权力，实行地方自治，建设联邦制共和国。
>
> 11、落实军队国家化。为避免军队成为任何党派和个人的私家军，军队必须国家化。军队的使命最主要是进行国防，其次是救灾，再次是成为重大危机中的稳定力量。除此以外，军队不能随意干涉政治。
>
> 12、再造公务员队伍、对民主后失业的党政系统公务员进行有效安排。改革后，必然精简庞大的公务员队伍，一大批党政人员将离开原来岗位。为使改革顺利进行，维持社会基本稳定，依法保障所有人的人权，有必要对失业的党政人员进行一些安排，让他们不失业。
>
> 13、对有分离倾向的民族地区进行安抚和采取必要的其它措施。实行联邦制后，地方权力变大增多，为巩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需采用诸葛亮的办法，对有分离倾向的地方进行安抚和帮助，以使天下归心。切莫学普京，动辄暴力镇压。须知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心若不服，也是同床异梦。只要工作做到位了，大家心里舒服，觉得在一起更好，你赶它也赶不走。正如美国的一些州一样，它非得在美国，让它独立或加入外国，这些州也不干。
>
> 14、既然内地也要搞政改，就一点也不要干涉港澳的政治发展了。放手让他们政改，让他们早日直选，这样也可为内地政改探路，预先积累一些经验。这也是真正落实高度自治，可获得港澳人更多拥护，得到他们对内地发展更多的主动热情的支持。何乐而不为呢？
>
> 15、还可考虑，邀请台湾的国民党、民进党一起共商政改大计，听取他们的经验和建议，看是否可以重定国名，是否可以请国民党、民进党和改名后的共产党一起竞选，共同推进两岸的民主政治，进而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统一。
>
> （四）为在现行条件下促成政改，可否承诺对已健在从政者之原罪进行适当赦免？
>
> 我想，为促使体制内多数人支持改革，让担心清算者也反过来支持改革，也许需要这样做。不过少数人说了不算，得听取全国人民的意见。
>
> 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因为几十年来，这个集团欠人民的债确实太多了，专制政治中没有原罪的政客也是少之又少，要彻底清算，是很难算清的。而且这里面既有个人的原因，更有制度的原因。如果全国人民一定要坚持彻底清算，这样一来，既得利益集团是绝对不愿改革的，他们就会联合起来更加卖力的抵制改革。
>
> 所以，人民可和既得利益集团做个交易：只要你们支持改革，不抵制中国的民主化，对你们的清算可以酌情，也可以保障你们以后的人权，或者以某一时间段划线，既往不究；当然道义上的谴责是绝对不能免除的。据此可以制定一项法案。不知这样是否可行？当然，在内心来说，我是一贯主张有德报德、有怨报怨，任何事情是一定要有个公平处理的。但为了启动政改，我提出这个建议，谨致各位方家探讨。
>
> 五、民生问题解决之根本
>
> （一）将民生投入从财政支出中大幅提高，尤其是教育、医疗、养老、救济方面。中国即使不能成为高福利国家，也要成为民众福利中上水平的国家。同时要削减行政开支，削减官员福利，削减对外援助，取消特供制度，将节省下来的钱用于民生。中国用于行政和官员福利的开支，用于对外援助的开支，实在高得来让人无法容忍，此种状况绝不能再延续了。
>
> （二）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帮助民众就业和增收。要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就业，并为民众创业提供金融支持，大力扶持民营企业发展，要让民企成为民族经济的第一重要角色。要彻底打破行业准入门槛，大面积消除行业垄断，减少行业和地区差别，提升中低收入者收入。垄断国企必须适时痛下决心改革，下决心私有化。方式是参照东欧的办法，将股份分给人民，或向人民公开出售，与此同时要严禁另一种私有化，即搞黑箱操作，把国企私相贱卖给少数权贵，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
>
> （三）一边帮助普通民众增收，一边协调好物价，也许有必要在事关民生的行业制定并推行《反暴利法》，与反垄断相配合，将通信、油气、房产等行业的暴利压下去。
>
> （四）改革税制和外汇管理体制。参照多数国家惯例，从有利经济发展和民生出发设计税制。中国现在的税大部分是收于中低收入者，此种状况必须改变。如果不能提供高福利，则高税费是绝不能容忍的。外汇也不能由国家统一持有了，要象欧美和日本那样，让人民持有更多外汇。
>
> 六、道德问题解决之根本
>
> 改变制度、改造环境、改进教育多管齐下。最重要是立即政改，建立一支廉洁勤政的公务员队伍，因为解决官德沦丧、让政治清明是让社会清明的必由之路。只有官风正了，官德好了，民风和民德才会慢慢变好，老百姓的怨气、戾气和乱行才会减少。
>
> 七、文化和教育问题解决之根本
>
> （二）不管或少管，不要当婆婆。文化发展也好，教育发展也好，最需要的是自由的空间。
>
> （二）落实政教分离，政府不应随意干涉教育，教育必须按育人规律自由发展，如此才能培养出有独立人格和创新思维的新公民。
>
> （三）加大投入。教育支出即使达4%，在世界上也是偏少的。
>
> 八、外交问题解决之根本
>
> （一）重建中国的外交战略、亚洲战略和全球战略。外交应以维护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为第一要务，而非维护某一党派利益为第一要务。中国的全球战略应是，成为地球上重要的大国和联合国举足轻重的力量，要在全球范围内争取和捍卫中国的利益。要站在正义的一边，捍卫普世价值。和要美国大合作，小独立，这方面要学法国，在事关人类价值原则的事情上和美国并肩战斗，但又不处处迎合美国，保持相对独立。只要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新战略，则所有外交行为都会有根本改变。
>
> （二）改变僵化的不干涉内政方针。内政是可以干涉的，关键是什么情况才干涉，以怎样的方式来干涉。中国应会同国际社会，制定一个关于干涉的国际法案，以此抑恶扬善，改善全世界的人权和人类生存环境。
>
> （三）价值上向国际标准看齐，疏远专制无赖，投身国际民主大家庭。要坚持以人类公认价值为标准，和以德报德、以直报怨的处事原则处理国际事务。
>
> （四）大幅度减少援外。中国还远未具备充大善人、充援外大哥的实力。而且援外要讲回报，要与某些要求挂钩，只有傻蛋和毫无原则的人，才会做无条件援外这样的蠢事。
>
> （五）坚决维护中国的领土、资源，维护华人在世界各地的权益。在这方面要硬起来，韬光养晦是毫无意义的。我看这世界多数是欺软怕硬之徒，你越软别人越欺负你。同时，要中止"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说重点，这是一种卖国方针。试问，自己的领土和资源，凭什么要让人家来开发获利？
>
> （六）面对周边蚕食的严峻形势，为增加外交和维护国家主权领土的筹码，关于是否首先使用核武器，是否有必要在国际上反复宣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个问题，还可组织专家讨论斟酌。
>
> 九、几个反思
>
> （一）改革是先经后政好还是先政后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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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来，所有极权国家，除了朝鲜，都先后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转型。不外是两种方式，一是暴力革命方式，二是和平改革方式，而后者又分两种：先经改后政改，主要是中国和越南；先政改后经改，或者政经改革同步，主要是东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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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东欧国家经过短暂阵痛后，现在都已走上正轨，有的还很快变成了欧洲的发达国家。而中国和越南，尤其是中国，愈到后期，由于政改滞后，经改也改不动了，而且弊病丛生，所有改革都因既得利益集团的挟持而走形变样，社会矛盾持续发酵，如此下去，大有导向人民暴力反抗之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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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看来，如果人民不觉醒，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不大声疾呼，并一起持续施加压力，加上国际民主阵营不持续施压，极权体制内不出现蒋经国那样的政治家，则先经改后政改的转型道路，最终一定走上死胡同，让权贵和人民严重对抗、矛盾深重不可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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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世界所有转型国家的历史经验，我有两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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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只有先政改，转型才能真正彻底成功。
> 先经改很容易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变成改革的巨大阻力。在没有政治民主化作前提的情况下，先行推动经济市场化，反而会造成阻碍政治民主化的新的更大的障碍。原来的障碍主要是意识形态，市场化后的障碍变成了主要是经济利益，这是比意识形态更顽固强大、更难以克服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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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曾反复嘲笑苏联当初的休克疗法（即把旧制度推倒重来），现在看来，他们嘲笑得太早了。试想，中国当初也搞休克疗法，现在何至于把国家变成这样？当然，历史不能假设，当初中国人民物质生活的贫乏，对吃饱穿暖和安定生活的渴望，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领导人的智慧，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和格局，国内国际的改革参照经验缺失，都制约了中国，让率先改革的中国，选择了先经改后政改的道路，结果培养了一个庞大的权贵集团，这个集团成了改革的障碍，并由于意识形态和利益的双重考量，扼杀了好几次政改良机，导致中国走到现在，倒成了全世界转型国家中的改革落后分子，改革改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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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不要过分夸大革命的负面性。真正的改革一定是一场革命，
> 因为改革就是利益调整，利益调整一定会有斗争。如果改革者智慧足够谋略得当，则可以静悄悄地革命，如果天时地利人和，甚至可以产生天鹅绒革命；如果前述条件不具备，在矛盾非解决不可，不解决不行之时，暴力革命来了，也不必过分担心。因为担心无用，暴力革命会否产生，范围和能量有多大，谁也无法预测。我只想说，不要把暴力革命的负面性过分夸大，有时也许就是小范围内的兵不血刃就解决问题了。这样的暴力革命难道不好吗？其实无论任何方式，只要能变，都比目前这样忍受权贵挟持国家，肆无忌惮为他们自己谋取利益，反过来牺牲亿万中国百姓的幸福、自由、人权与做人的尊严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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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一提到革命，就想到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其实除了利比亚的变革死人多一点外，苏联、罗马尼亚、突尼斯、埃及的革命，死人很少，局势很快稳定。这是因为，人心思变，人心不喜极权向往自由，人心不喜动荡不安。有人一提到革命，又想到专制循环，认为暴力革命一定会导致专制循环。我认为此种论调过时了。因为时代不同了，当今时代民主已成潮流，已是人心所向，没有哪一个枭雄还敢于推翻旧专制再建新专制，三十年来，这样的例子还没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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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想阐述的意思归结起来就是：
> 我们走的先经改后政改之路，只是条件制约下的次选择，而非最优选择，最优选择是先政改，最好是政经改革一并进行（当然这个难度就更大）；同时，我们不要过分害怕革命，该来的终归会来，不来的自不会来。无论改革或革命，一旦成功，我料想中国一定变成一个民主国家，绝对不会再产生专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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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需要提醒中国领导人的是，改革改到当下，请一定参考东欧和台湾的经验，学学蒋经国和不丹国王的责任意识和勇气，再也不要无所作为，放任中国的政治腐败和社会溃烂继续下去。因为这关系到你们在历史上的声名，也关系到你们子孙后代的幸福与尊严。当然，如果我说这话是自作多情，徒然无用，则有一天人民会用他们的选择来给中国政客另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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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提倡无神论好还是实行宗教自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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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提倡无神论，其实无神有神，现在都无法确证。然而，
>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表明，相信有神论，相信神佛和上帝，相信善恶有报，其对人心向善，对社会的安定和谐，是有很大好处的。从这个角度讲，宗教信仰是对人类心灵的救赎，是对地球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其功劳之大，实是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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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时，乱搞打砸抢，父母亲人之间也反目，社会完全失序，这既是专制政权和独裁者有意推动的恶果，也与当时把所有宗教当成封建迷信来打压有关。结果这样一来，却形成了新的宗教，而且是邪教，就是毛教。毛就是神，一切只能无条件相信毛，崇拜毛，听毛的话，按毛的指示办事，而且要早请示晚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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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总结欧美民主国家为何几百年来那样稳定详和，自由民主平等价值为何如此深入人心，一个重要的结论是：那儿的国民基本上都信教，多数是信基督教，也就是信仰上帝。他们认为，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人生而自由平等；上帝给了人们衣食，所以大家要有感恩心态。我想，这个结论算得上一个宝贵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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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虽然不长，但中国历史上仍然是一个信仰宗教和神佛的国家。无论是早期的信天信巫，还是加上后来的信佛信道，总而言之，历史上的多数中国人是有宗教信仰的，是有精神归宿的。这也确保了几千年来，尽管政治专制黑暗，战乱不休，但民间社会、邻里族群之间，在很多时候仍能维持一种讲信修睦、祛恶从善的基本人伦和道德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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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无论分析中西方的历史发展，都可发现，
> 信仰宗教，心有神佛，是可以劝人向善的，是可以促进社会和谐的，是可以化解社会戾气的，是可以给人以精神和道德力量的。这正是宗教信仰带来的虽无形却最直观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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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自上世纪49以来，一直到70年代末，中国大地上，除了毛教，所有正常宗教基本都被斩除殆尽，人们被教育要不怕天不怕地，不信神不信鬼，结果带来了什么？带来了社会公序良俗被彻底破坏，人们已不再敬畏什么，包括不再敬畏生命，这样的后果实在太严重了。
>
> 而改革开放以来，宪法也提倡宗教信仰自由了，但实事求是讲，说得的确好听，但做得并不好。出于意识形态和所谓维稳需要，时有越界，俗世的政治之手有时伸到三界外去了。比如在寺院挂领袖像，强迫僧尼唱红歌，在寺庙设置党政管理机关等。我觉得完全不必要，只会引起出家人的反感，也不利于宗教信仰的正常发展，实乃不明智之举。而且有时候，有的地方对宗教信仰有打压之嫌。这种行为，其实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因为这些官员尚未明白，人们信仰宗教恰是在帮助政府维护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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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有些人打压宗教时常常打着打击邪教的旗号。我只想凭良心指出一点：什么叫邪教？我认为，那些扼杀人们正常宗教信仰，强迫人们只能信什么，不能信什么的，正是不折不扣的邪教。从这个角度说，过去的毛政权和当今的朝鲜劳动党、朝鲜劳动党政权，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们都是无比邪恶的邪教。只要不强迫，只要讲人心的劝善和归化，让人通过心灵的感受和觉悟达到自觉皈依的，都是正常的值得保护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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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维稳的代价与为民的代价可否换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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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稳费用逐年剧增，现已超过军费。这本是一笔不必要的开支，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多少国家是专门有一笔维稳经费的，是专门养一些机构和武装力量来维稳的，是把内部维稳看得比御外还重要的，是老用鲧的堵、压、杀而不用禹的疏导安抚手段的。其实，如果用这笔钱来解决民生，来解决百姓的困苦，来满足百姓的要求，来怀柔安抚百姓，还需要维稳么？根本就不需要了。说尖锐点，"稳"需要"维"，而且需要长期用暴力来"维"，说明这个国家真的出了大问题，而且是制度上出了大问题。这个时候需要采取治本措施才能解决问题，也就是从根本上改变制度，改变思路，改变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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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要继续赢得改革主动权，需不需要超越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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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改革都受两股力量羁绊，一是既得利益集团，二是旧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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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之所以改不下去，主因是既得利益集团太自私顽固，或者改革者自己就属于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所以要突破这一点，需要改革者有一颗舍己为民，舍身许国的心，有相当强的历史责任感和改革抱负。
>
> 另外，就是要彻底的解放思想，重回一九四零年代的思想高度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思想解放是从来没有彻底过的，其标志就是只要以前和现任领导人没讲过的，就不敢越雷池一步。邓小平之所以犯下大错还能以改革家著称，就是因为他敢做毛泽东没讲过的事，他敢抛弃毛泽东的东西，并继续往前走。
>
> 事实上，直至今天，中国的所有改革都没有超出过邓小平的思维。按照邓小平的思维，中国的改革其实已经走到了终点，根本就改不下去了。
>
> 改革要继续深化，必须从邓小平乃至后来的领导人那里继续往前走，邓小平说错了的，该抛弃就要抛弃，比如他说的四项原则就必须抛弃，不抛弃根本就无法改革了，因为他的四原则和慈禧太后对改革的几个限制条件并无本质区别，完全成了政改的紧箍咒。
>
> 不是我枉下断语，请所有关心中国命运和前途的人们摸着胸口想想，如果坚持四原则的话，哪一样政治改革还做得下去？还会有政改吗？
>
> 所谓重回一九四零年代的思想高度，就是回到毛刘周等人在当年《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上发表的那些社评的思想高度，他们对中国将来的政治体制、民主、自由、人权作了很好的阐释，也对当时的国民党专制政权作了深刻的批判。
> 如果回不到一九四零年代的思想高度，能够回到一九八零年代胡耀邦的思想高度也不错
> 。胡耀邦就是主张全面改革，主张人性的人本的社会主义。从那样的思想起点开始谋划改革，中国的改革才会有新的突破和面貌。否则，仍将一事无成，空喊口号。
>
> 从现在起的几年内，
> 告别邓小平的错误思想，超越邓小平的局限，以蒋经国和不丹国王的远见和魄力，重启政治改革，是上天给予中国当政者的最后一次改革机会，尽管这是一次微乎其微的机会
> 。错过这次机会，就再也没有和平改革的机会了。
>
> 十、本届政府在御任前最需要做好的几件事
>
> 1、把房价坚决降下来，实现基本与普通人收入相匹配。
>
> 2、把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提上去一些，使分配更加公平。
>
> 3、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更良好的条件。
>
> 4、控制垄断行业的为所欲为，为下届政府开始彻底改革垄断行业打下基础。
>
> 5、在强拆、强制计划生育、城管暴力执法、暴力对待上访人员、贪污腐败、司法不公、警察滥用暴力等民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上，力争有明显的改善。
>
> 6、改变维稳思路，立即停止一切形式的镇压人民，立即放松言论管制，确保言者无罪。
>
> 7、在对待达赖、民族地区维稳、对台港澳政策、对海外流亡人士上跳出传统思维，有一些新思路和新做法。
>
> 8、立即减少外援，把钱尽可能用于本国民生。
>
> 9、立即在官员财产公开、减少特权和特供上拿出一些实际举措。
>
> 10、在南沙、西沙问题上有一些实质性的维护本国利益的举动，不要老是被动受欺。
>
>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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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喻培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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