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培育党奴的洗脑教育
列宁认为：马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言论要坚决斗争；对阶级敌人要剥夺其言论自由；在人民内部实行“集中指导下自由”。列宁搞党活动时，工人不相信马克思的理论。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从外部灌输给工人阶级。这就是洗脑的由来。“灌输论”是建立在“愚民论”基础上的。“灌输论”把社会上的人分成两部份：极少数领袖人物占有一切真理，是天生的教育者、是保姆、是导师；大部份人是群氓，是天生的受教育者、是婴儿、是学生。“灌输者”标榜自己是真理的掌握者，而“被灌输者”则是接受者，这是思想上的霸权主义，是“上智下愚”的现代版。“灌输者”认为了解反面意见只会动摇正确的信仰，其结论必然是：“要纯正必须无知，要正确必须愚昧，要坚定必须痴呆”。洗脑教育必然造成国民心理、民族性格与精神的严重损伤。
列宁上台执政后，对全国民众洗脑，从娃娃开始抓起，强行灌入马列主义理论。强迫教育的结果只会带来愚忠和愚味。而对党的绝对信任和忠于又使党更加神圣化。列宁还用精神病院来迫害、监禁异议人士。对待几个政治伙伴和对手，列宁认为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后，就将他们送到精神病院进行治疗。斯大林则特意修建了广为人知的“喀山”精神病院，用来对付持不同政见者。史无前例的专制从那时开始，影响了世界各国。
当时苏联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精神病学者，名叫伊万.巴甫洛夫，他向共产党提交了自己的一套科研成果，如何利用精神病科学领域中的技术，来控制、操纵健康人。这套方法被北朝鲜利用，在朝鲜战争期间对付美国俘虏，从那时起有了英文名词“洗脑”。苏联大面积的把精神病院作为政治迫害手段是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的。赫鲁晓夫说：“苏联境内没有不赞同苏联共产党的人，没有不赞同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人，只有精神病患者。”他的讲话成了全苏境内大面积将那些敢于提意见或有异议的人士送进精神病院的指导思想，并在全苏联形成了一套规范的系统。十多万的苏联健康公民被送进精神病院，遭受了残酷的迫害。
教育的根本使命都是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与独立判断能力的合格的公民。正因为此，教育本来应该独立于特定的党派、特定的政府；教育独立与学术自由乃“教育”的应有之义。
“党化教育”从公民社会的立场看，就是个不能成立的概念；它在逻辑上的唯一可能，只能是政治上的一党专权，且教育已经沦为执政党的御用工具。“党化教育”就是执政党借助于权力的垄断性力量，通过强制性的内化和外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整个社会的过程。
孙中山回粤重组军政府前的1920～1923 年间，陈炯明在广东建设模范省，倡导教育的“自由化”(liberaleducation)。1923年2月孙中山贿买滇桂军，入侵广东，迫走陈炯明，随而展开“党化”运动。1923年10月，大批俄国军政人员便陆续随着俄顾问鲍罗廷(Michael Borodin)到广州帮助孙中山展开“党化”运动。这运动包括“党化公务人员”、“党化司法”、“党化军队”、“党化教育”等等。以党化司法来说，强迫司法人员入党(当年大理院长赵士北因主张“司法不党”，即被撤职)。在党化运动中，以党化教育对中国的影响最为深远。
党化教育开始是强迫所有教育行政人员，教师等全部入党，同时鼓励学生入党，在学校里设立国民党党部支部，进而规定“三民主义”为必修课，控制与改订教科书。孙中山去世(1925年3月)后，规定每周举行纪念周。到1926年底，广东所有的公，私立学校，全都成了国民党的政治工具。1926年7月，蒋介石进行北伐，党化教育便随着伸延到北方去。1927年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订了《学校实行党化教育草案》，指出：“我们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建立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上”。政治干预教育，教育不能独立，成了政治的工具。
国民党上台后，推行教育的专制统治。党化教育结束了晚清新政以来的教育自由化趋势，把全民的公共事业变成为一党谋利的私物，以政党代替国家，形成政府对教育的压迫。
陈炯明沉痛地说：至于党化，已属不通。党化教育，更属荒谬绝伦。盖党者不过团体之谓，绝无神妙之说。即凡主义政纲，亦以适应一时之要求，而非为化民成俗之妙用。
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司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任鸿隽（1886～1961）在1932年6月的《独立评论》上说：“党化教育是什么？切实说来，不外下列两个意义：1）把党的主义或主张，融合在教课中间，使他渐渐地浸灌到学生的脑筋里去。2）教育的事业，由党的机关或个人去主持，使他完全受党的指挥。”他最后说：“有了‘党化’，就没了‘教育’”，或者，“要有‘教育’，就必须除去‘党化’”。
中共宣称大众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低，群众要自觉服从共产党的领导，由共产党主宰一切。1951年共产党开始了“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要求全国知识份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学校停课搞“运动”。教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有的人还得多次检讨，才能“过关”。除了检讨自己，还“揭发批判”别人。“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又开始了“忠诚老实运动”，每个人都必须详细“交代”自己历史上作过的事情。被认为“态度恶劣”的人，还被“隔离反省”。
“忠诚老实运动”之后，就开始了所谓“院系调整”、大学重组。50年代初照苏联教育体系实行的院系调整产生了一种眼界极其狭窄的教育格局，总体上过于偏重理工科教育，而在理工科中又偏重工科，在工科教育中偏重专业课，在专业课中偏重工艺操作。人文社会科学被贴上“资产阶级”标签而遭到否定。通过学科和课程改造，社会学、政治学等等学科被停止和取消。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都停办，清华大学的文科系取消。院系调整吸收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突出政治的经验，照搬了苏联培养技术干部的办学模式。完整意义上的大学，自此从中国历史上基本消失。中共的所谓大学，实质上不过职业培训、技术培训而已。
1949年到1953年，高等学校被规定开设“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等3门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1958年中共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将教育视为意识形态工具，它是文革期间“工人阶级占领大学”的“理论源头”。“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句话，从字面上看虽无可厚非，但当它成为了一句“政治口号”之后，便会成为整人的“政治鞭子”。1961年中共规定：中等以上学校要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一定的工作实践、生产劳动的锻炼，培养学生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自觉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对小学学生，主要是进行以“五爱”为中心的思想品德教育，使他们热爱集体，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在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各项教学活动中，都应为实现上述要求而努力。
1957年，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的近亲、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徐璋本，在一次教授座谈会上说：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任何一个学者一个学说都不能把一切好的东西都包括进去。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地要犯教条主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人性即人的自私性相矛盾。共产主义还未实现，共产主义的概念将来可能会有变化。如果拿马主义来作人类的指导思想，至多只能在政教统一下，使人民不思想，决不可能启发创造性的思想活跃，更谈不上什么百家争鸣。文化要发展，光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不够的，一定要废除以一种学说来指导一切的限制。徐璋本公开呼吁取消用马列主义作指导思想、结束共产党一党专政，提议成立劳动党，走印度尼赫鲁的中立路线。没多久，中共就将他抓了起来。这位老学者很快就死在劳改营里。
1957年3月南开大学雷海宗教授说：我们今天仍满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或恩格斯在当时的认识条件和资料条件下对问题所说的个别的语句。例如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的说法，我们基本上仍是一切遵照办理，并且在谈中国史时，也尽量去找材料来印证在一百年前的条件下他关于欧洲史所下的论断，无证据处硬要找证据，实在说不通时，就说中国是例外，好像我们的祖宗在创造历史时曾故意地不遵守历史发展规律似的。4月16日，《人民日报》编辑访问雷海宗。雷海宗说：这几十年来，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什么在学术界站得住脚的著作出来，就是吃了教条主义的大亏。……马克思读过正规大学，学问的基础原来就好。而恩格斯就差了，虽然也读过大学，但后来干了别的了，不像马克思那样。至于列宁，一直在干革命活动，原来的基础就不好，只是在被赶到国外以后，革命指导不上了，这才只好读点书，但是研究也很有限。因此，列宁的学问比起恩格斯来，又差得多了。斯大林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算不上是个什么学术著作的。好几十年来，因为斯大林个人的关系，谁也不敢对这本书提一点不同的意见，……动一个字就是不得了。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也最坏。教条主义的统治势力就是这样来的。斯大林死后，大家也认识到这个道理（中宣部内部刊物《宣教动态》1957年第44期）。雷认为：1895年以后社会科学上新材料很多，对旧材料有很多新的认识。他举希腊史为例指出，1890年在埃及发现的雅典宪法，这本书恩格斯可能没看到。他如果看到，在《家族、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在有些问题的提法上就会不同。雷强调，社会科学是需要不断发展的（1957年4月22日《人民日报》）。
1957年8月14日，天津科协举行反右派斗争大会，雷海宗被定为右派。有人揭发雷海宗曾经说过：“现在史学界领导都是外行，问题很大，史学很难发展”；“中国科学院根本没有成立的必要”；共产党领导下的中科院“毫无成就”；解放后出版的书“没有学术价值”，“内容贫乏，逻辑混乱，看了使人思想僵化”，“解放前最坏的书都比现在的好”（《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三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1页）。雷还说过：“目前，我们的教育方针太笼统太概念化，不从实际出发，因此不能培养教育出完满健全的学生。解放后，虽然禁止了对学生的体罚，但今天对儿童、青年在精神上的虐待却很严重”；“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死时就停止发展了”，甚至还说过“马克思主义在1877年（恩格斯《反杜林论》出版那年）就停止了发展”（《人民日报》1957年8月22日）。
1957年，重庆中学的邓祜曾老师在“鸣放”中说了一句话：“中国有五千年灿烂文化，为啥还要立一个大胡子洋人作祖宗？”邓老师就被打成了右派，并被迫害至死。从此之后，凡中国人，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有谁敢于做“中华儿女”、而敢于不做“马列子孙”呢？从此，中国从此便绝对地要“言必称马列、书必证马列、事必奉马列”了。一个来自外族的野蛮思想，从此成了共产党统治中国人民的绝对统治思想；中国从此人人都必须做“马列子孙”，而不敢再做“中华儿女”；中国人从此连死了，也只能和必须去向马克思报到了！
文革中，党化教育更为癫狂。各大学一部份被关闭，一部份被赶出城市。学生不读书，都去劳动。20世纪有哪一个国家（柬埔寨除外）取消了教育？唯独毛的中国完成了。
1979年春中共提出“要在全体人民和青少年中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
1980年代新的方针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教育仍然处于一种从属、依附的状态，仍然被国家统制，教育在社会中的自由性、独立性，人在教育中的主体性仍然无从建立。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尊重一切信仰；共和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它的原则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中共国的情形是：国家推崇马列主义、提倡无神论，反对宗教迷信；其口号是：集中性、先进性、斗争性（现改成了和谐）；其原则是：党有、党治、党享的政府——一党专政是也！
1982年中国宪法第24条云，“国家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它的腐朽思想”。这不但赋予政府了教育权力，而且直接规定了具体的观念标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直接剥夺和否定了一切受教育者的“宗教信仰自由”。当1990年代前期中国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时，大学的经济学课程还在吹捧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经济。
64后邓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
1995年3月18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云：“国家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遵循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199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上述内容。1990年后期，“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已成为高校政治课的必修内容。
《黄河》杂志主编谢泳在比较了民国与中共的小学课本后发现，后者更强调一党政治理念的灌输，强调对政党及领袖个人的崇拜，从而更具浓重的专制色彩。譬如：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课程标准中，“自由”、“法律”这两个词不再出现。
将1932、1933、1934年学生与教师的数字相加，其总数分别为82800和92，这就是说，国民党这个时期党化教育学生与教师之比正好为900比1。时间后挪30年，1962、1963、1964年全国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为2265000人，同期公共政治课教师总数为25540人，这意味着，共产党这个时期党化教育学生与教师之比约为89比1。
严格地说，共产党“党化教育”的师资动员不仅指“政治理论课”的专职教师，而且还须包括学校的党务系统工作者、负责青年团工作的专职人员以及班主任。这是一个阵容更加庞大、也更加强大的队伍。中国共产党实施党化教育还有一支专门队伍，那就是自成体系的党校系统。民主党派则有各级社会主义学院，担当同样的党化教育职能。
甚至在改革开放以来正在重建中的中国私立学校，也出现了“党化教育”的组织化趋势。比如，据北京市教科院民办教育中心主编的《民办教育参考》报道，北京市各区县教育部门党委都把在私立学校中建立“党组织”作为工作的突破点。
党化教育，就是培育党奴的听话教育。为了把活生生的个体培养成党的工具，党除了不厌其烦地灌输“伟大”“光荣”“正确”外，还通过组织迫使“小我”来认同“大我”——党的领袖。由于长期实行恐怖政策，人的精神被彻底摧毁了，逐渐地变成了应声虫。
党化教育只会使人片面化、工具化、盲从化、奴才化。我国从幼儿园起就开始灌输一个主义好、要热爱服从特定的党，使儿童幼小的心灵从小就习惯于专制等级、泯灭了儿童的怀疑批判精神。有一个训练幼儿说谎的幼儿园阿姨分苹果的寓言。阿姨问孩子甲要大的还是小的，甲说要大的，结果阿姨批评他自私并给了一只小苹果。又问孩子乙，乙说要小的，阿姨表扬了他并分给他一只大苹果。这样，其它孩子纷纷说：“我要小苹果。”
小学班级中设班长和值日生，学校里设大队长和学生会主席，让小孩子们从小就开始对权力敬畏和倾慕。老师让最喜欢的学生做班干部，并且明显给宠儿们不同的关注和优待，从而刺激他们倾轧和争宠献媚；为了获得自己所不知道的消息，教唆孩子用各种方式告密。从小就要斗，就要练习出卖朋友同志，就要满口谎言。
要求学生事事服从上级意志，做“革命的螺丝钉”，必然挫伤学生的自尊心和独立性，摧残学生自由思想的能力。而自信和自由思想恰恰是发挥原创精神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品质。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人还谈什么创新！他怎么会有民主诉求！这种教育不仅使学生离民主愈来愈远，而且是对中华民族未来的犯罪！一个新加坡华裔的孩子说：“我不是不想学中文，只是一见中文老师心里就烦。跟英文老师读书，人家循循善诱，双方平等讨论。中文老师上来就说你要记住这个，背诵那个，连为什么也不解释。谁有那个耐心？”
几千年来，中国人“乖”和“老实”的标准就是“听话”。听话，只有听的份，没有说的份。结果国人的言论能力丧失了，让你发表议论，却是“奴才不敢” ，怕“祸从口出”。
“要听话”！“听话的孩子是好孩子”——在这点上家长和老师结成紧密的同盟，于是千千万万个孩子就乖乖地听话了。这种“听话教育”从小就培养了孩子的“服从意识”、“依赖性格”。每当他们听话和服从时，各种奖励就会涌向他们，每当他们试图独立行动并坚持自己的见解时，各种惩罚就会落到他们身上。自尊、独立、自主、民主意识，服膺真理的信念，民主的性格就这样还没萌芽就被连根拔掉了！那些昨天的孩子成了今天的大人后再要求别人听自己话，专制性格就这样一代代地养成了，一代代顺民和奴才就这样经由我们的手培养出来了！一有了机会，这些顺民和奴才又会成为专制暴君！
现在的中学政治教科书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一种金钱关系，甚至一些无形的东西，如良心、荣誉、爱情、官位，都可以用钱买卖”。“在我国，人与人之间是平等、互助的关系，一旦知道他人有困难，人们都愿意伸出友谊之手，拿出自己的钱去支持”。这完全是谎言！在9.11事件这个大灾难中，美国有将近70万人志愿无偿献血，不要一分钱的补偿。中国也提倡无偿献血，13亿人中有几个无偿献血的？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初中语文教科书第五册的课文《悲壮的两小时》，讲述1967年4月23日苏联宇航员科马洛夫丧生的故事。这篇课文说，1967年苏联“联盟一号”宇宙飞船在返回大气层后，发现无法打开降落伞以减慢飞船速度，将在二小时后坠毁。此刻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在收看宇宙飞船的返航实况，科马洛夫在其生命的最后二个小时，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领导汇报工作，接受国家领导人授予的苏联英雄称号，并向老母、妻子、女儿一一交代后事，遗言相当动人。
中国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大纲要求学生们认真学习这位宇航员的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许多中学均将其列为重点学习的课文，在众多语文教学网上，对这篇文章的教学经验和“心得体会”可谓汗牛充栋。但由于这篇课文编造的痕迹太重，终于被一位对这段史实熟悉的读者撰文揭穿，说“这个感人的故事完全是凭空捏造的，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毫无科学依据。事实是：‘联盟一号’的飞行是冷战期间苏联为了与美国竞争登月项目而进行的绝密行动，并没有电视直播‘联盟一号’宇宙飞船返航的过程，而是在失事几个小时之后，才由塔斯社将这不幸的事故公之于众。而且，从科马洛夫发现飞船返回舱打不开降落伞，到坠毁丧生，只有十余分钟的时间，而不是‘悲壮的两小时’。当时空军现场指挥官报告说需要急救措施，然后掐断了通讯联系，科马洛夫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时至今日，中国学校仍然笼罩在陈旧的传统气氛之中，学生在超强度的技巧训练和题海大战之中苦学，死记硬背、满堂灌、唯书唯上仍是普遍的现实。应试教育最严重的后果是：使学生沦为背书机器和考试机器，人的权利、尊严、爱心可怕地消失了。一个学生本来具有社会关系智能可能成为政治家或社会活动家的，偏要用数理逻辑智能标准去评价他，结果，他的特长反倒成了他的罪名……就这样，学校成了差异各别的人才的屠宰场！民族下一代的个性差异被抹平了，各种潜能和特长被扼杀了！
毛泽东说“全国人民学解放军”，89后大学生军训，旨在灌输军队的奴隶道德。每到９月，都能看到一队队穿军服戴军帽的学生，在操场上一遍遍地随着口令而动作。主要在于从体能上养成一种对专制的“服从”习惯，形成大脑皮层中的条件反射。因此，军训的“训”准确的说是“驯”，即驯化。2004年7月21日，上海中医学院的19岁的女大学生杨静初连续5天在将近摄氏40度的高温下被迫进行长时间的军训，内容包括行军，结果在星期三死亡。事发后，校方不仅推卸责任，而且还为野蛮的训练方式以及草菅人命的行为狡辩。
党文化的危害，就是它扭曲了民族的灵魂，摧毁了民族的文化，取而代之的是其歪理邪说的为党文化。谎言和欺骗为主要内容的党文化，随意隐瞒甚至篡改历史，这在共产党执政期间从未间断，并且对任何还历史本来面目的试图，都无情的予以封锁和灭杀。
以“党治”为特征的现代专制主义就是不允许思想自由。一方面，当权者利用手中的传媒工具向公众灌输党“一贯正确”的形象，有意抹掉自己历史上的污点；另一方面，又对有可能产生异见或叛逆主张的社会阶层（特别是知识阶层）实施思想监控。手段之一是实行作品出版（上演、播出…）前的送审制和出版（上演、播出…）后的追惩制，迫使作者、编者到出版者自觉承担起“检察官”的角色；手段之二是收买和“招安”：只要按照“党”的要求“弘扬主旋律”，则课题经费、职称、房子、出国等等好处就会滚滚而来。毕竟凡夫俗子还是大多数，在一“硬”一“软”两种手段的夹持下，又有几个“不识时务”者能不就范？
蔡元培在1919年6月15日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里提出的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第二，大学应当有思想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社会政治环境。这三项，没有一项在今天中国的大学中得到了实现。只有自由而健康的教育才会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的前途起正面的积极作用、产生美好而深远的影响，一个推行奴化教育、党化教育、应试教育的国家只会使民族堕落和衰亡！
2．中国教育经费贫困
承担国民义务教育的经费，是任何一个现代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
解放前工人的薪水挺高的，2个月的薪水就能付清1年的大学学费。1932年修订的《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简章》，其中第14条明文规定：北京大学学费每年每年只需交22块银圆，宿费全免。30年代清华大学以及北平医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等等的学费跟北大基本一样。国立上海商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等，学费都是每学期10银圆，每年20银圆；此外须交宿费12圆。铁道部所属的交通大学（总部在上海、而在北平设有分部）的学费为每学期20银圆，每年40银圆。全国各地的师范学校一律不收学宿费。1936年制订的《国立北平（北京）师范大学学则》规定：本大学不收学宿费，入学新生除办理注册手续外，须交纳保证金20圆，本大学学生所交纳之保证金于毕业（或病故）时发还，但自请退学或因故由学校令其退学者，已交纳之保证金概不退还。私立大学每年约45至120银圆不等；教会大学每年约160银圆。公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贵族化的“教会大学”的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为35%，即1/3；或者说，教会大学的昂贵学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年工资的2/3。
30年代我国民众各阶层的收入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圆。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每个家庭必须有两个人同时做工方能维持生计。所以，一般劳动人民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只能是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交大、北师大等等，或免费的师范院校。
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起点月薪一般为50银圆；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银圆。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职员等，月薪在100～200银圆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圆；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600银圆。
1947年实施的中华民国宪法第160条规定：“六岁至十二岁之学龄儿童，一律受基本敎育，免纳学费，其贫苦者由政府供给书籍。”第164条规定：“敎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二十五，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十五。”台湾在要经济起飞之际，GDP的12%到22%都投入了教育，而中国大陆现在的教育投入始终没有超出GDP的3%！无知者以为台湾今日在科技上成就源自美国的帮助和昔日从大陆运去的黄金，其实那些都是次因，主因还是教育。
中国大陆公立大学学费为5000～10000元人民币，台湾公立大学学费为22000～39000元台币(约5500～9750元人民币)，台湾私立大学学费为46000～70000元台币(约11500～17500元人民币)；两岸人均收入，中国大陆约1000美元，台湾约14000美元，两岸人均收入差距14倍之多，但公立大学学费却相当。台湾应届大学生起薪约是26000台币起跳。
2000年，中国大陆各地高校收费标准猛涨，学费超过4000元。北京市的大学学费一般专业每年每生介于4200至5000元之间。理工科专业介于4600～5500元之间。外语、医科类专业学费介于5000～6000元之间。艺术类院校突破一万元，只有师范、体育、民族等专业较低。高职每年每生7500元，高等师范院校按一般专业收费，艺术类和民办院校维持1999年标准，每生每年不超过10000元。2001年大学学费普遍在5000元左右。
从1988至1998年，中国大学学费上涨了100倍！考得上但读不起的准大学生为数众多。在2004年7月高考录取的准大学生中，有15万名因经济困难无法缴纳学费，占城市准大学生8%，占农村准大学生35%。在有些地方，7个农民不吃不喝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
2002年8月，宝鸡市的学生小丁，终于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复旦大学。但他的父亲却因无法筹足7000多元的学费，从自家窗户7楼跳下自杀。被人称为“学费杀人第一案”。
2004年发生在四川的一起惨案更令人心酸和悲愤，达州市通川区蒲家中学高三应届毕业生郑清明，因为家里实在交不出600多元的学杂费，老师威胁不发给他准考证，郑清明一气之下跑出学校，迎着呼啸的火车羞愤自杀。
加拿大的大学学费占人均GDP的7.2%，中国则占60%～70%，所以中国大学的收费标准实际上并没有与西方的大学“接轨”。但接轨更不会接到欧美的中小学校那里，因为西方的中小学大多是免费的，而且连学杂费、午餐费、牛奶费都一并免了！
1990年代中期，一位在俄罗斯经商汉人将国内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接到莫斯科上学，只用了两天时间且没有托任何关系就办好了转学手续。其中国朋友以为是钱的使然。就问她，学费是多少？她回答：“不收一分钱，还免费管一顿午餐，一份牛奶。”这种真正的义务教育和免费午餐，是捷克、波兰等中东欧国家的孩子们都能享受到的……
一位舞蹈演员，离异后独自带着女儿在国内生活。女儿刚刚六岁，第一天上学，班主任挨个问小同学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这是许多中国老师的习惯，她们或他们对学生的摸底，不是学生的学习和性格，而是他们的家庭背景，是他们的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轮到朋友的女儿时，她刚说了一句“我没有爸爸……”就被同学们的笑声打断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朋友的女儿因此而被同学们欺负，以至于她常常害怕到学校去。后来，朋友领着女儿去了捷克。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母女俩以小买卖为生。她的居留签证总是很短、很麻烦。这种状态下，孩子的上学就自然想都不敢想。大半年后，她领着女儿来到一所小学。她战战兢兢地见到校长，很紧张，担心人家问她的居留身份，担心人家向她索要她拿不出来长期居留签证或是介绍信之类的手续……校长是通过小女儿的述说才知道母女俩此行的目的——女儿已经会了一些简单的捷克语。听懂了母女俩是为了上学而来，那位捷克的校长十分高兴，他没有问及母亲的身份，没有看她的证件；当然更没有向她要钱，就马上将一年级的四位老师叫来，然后校长问朋友的女儿：“你喜欢跟哪位老师上学？”
这位捷克校长要让孩子自己挑老师！女儿选定了一位年轻漂亮的金发女老师后，所有的入学手续就算办完了。女教师将女儿领到教室，向全班30几位同学介绍了朋友的女儿，并说，我们班来了一位新同学，大家要欢迎她、爱她。一位小女生站起来问：“老师，我可以吻一吻外国同学吗？”老师说可以。于是孩子们排着队走到朋友的女儿面前，轻轻地拥抱、吻她的脸颊……校长感谢她重视教育，将孩子送到他那里……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就施行了免费的义务教育，每天还管一顿午饭，一年免费一套校服。
芬兰实行全免费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到博士都是全免费的，连书本都免费。不交任何学费，食宿自理，政府每月发给每个学生约8000人民币的津贴，不分贫富，对每个学生都一样多。芬兰不是社会主义，只是社会福利非常好。在芬兰人眼中，社会主义是把人们控制起来，多种东西实行公有；芬兰当然不是这样的。
目前全世界宣布实行法定义务教育的国家有170多个，在这170多个国家中，免交一切学杂费的国家达160多个，只有不足10个国家对义务教育段的学生收取书本费、杂费等费用，这其中就有中国。占中国人口60%以上的农村只获教育投资的23%。
古巴和北韩比中国还穷，但是它们能够做到小学中学免费义务教育，甚至上大学也免费，中国为什么做不到？其原因在于，古巴和北韩还要维持社会主义国家的门面，而中共却连这块遮羞布也不要了。中共早已抛弃了工农及其它弱势阶级。贫苦民众的孩子失学或者缴不起学费，特权阶层不闻不问，反正他们的子女能够受到良好教育甚至上高价的贵族学校。
1990年，我国失学儿童有七百多万。现在我国儿童中，五至十四岁“不在校学生”竟达3000万之巨！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大陆成人文盲率达15.9%。另外，总人口中一年不看一次报纸的“识字文盲”高达五亿以上，绝大多数是信息闭塞的农民。
中国政府对待没钱上学的失学儿童，弄了个希望工程向海外乞讨，将义务制教育办成了社会慈善事业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却口口声声“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不是天大的笑话！这样的民族怎么可能复兴，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强盛?!
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负责人徐永光透露：希望工程实施之初，全国每年有100多万适龄儿童因家庭贫困而失学。今天游走在城市街头的失学农民工子女也高达100多万。青基会今年曾宣布在全国27个城市为19385名失学民工子女每年发放600元助学金，使近2万名失学民工子女重返校园。然而，面对庞大的失学群体，这种助学的形式只是杯水车薪。徐永光随意挪用1亿多元的海内外捐款，进行投资等各种商业活动，违背了捐款人要把款项直接、迅速用于帮助贫苦地区孩子上学的意愿，他却利用政府权力打击揭示真相者。
国家大剧院总投资近27亿元，座位数确定为5473个，平均每个座位造价近50万。以每个希望小学平均造价25万（参照浙江标准）计算，大剧院投资可建10846所希望小学。大剧院建成后的运营费和维护费用仅每月的电费就需要400万元人民币，可建16所希望小学。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自1989年创立以来，15年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22亿多元，资助250多万名贫困学生。国家大剧院这一项建设投入比“希望工程”15年的募资还多。
1997年底一个暴风雨的夜晚，美国人科尼特驾驶小船在准备驶入查尔斯顿码头时失事。船上还有他十六岁和十三岁的两个儿子以及十四岁的侄子。当时，科尼特曾发出求救信号，美国海岸警卫队呼叫后没有回音。大约九个小时后，两个孩子的尸体被冲上岸边，海岸警卫队才出动船只进行搜索。遇难者家属状告海岸警卫队没有及时出动救援，要求联邦政府赔偿。2001年3月8日，法庭裁决，痛失爱子的两个家庭从联邦政府获得1900万美元的赔偿。
2001年3月6 日江西省万载县芳林村芳林小学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事件中死去50多人，40多名不满十岁的小学生惨死于加工爆竹的爆炸事件。厂家与校方为获暴利，非法使用童工制造爆竹(老师提成)；当局只给每名死者的家庭补偿3万元人民币，还封锁真相，不让报导。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熔基在面对世界媒体时，也毫不脸红地发布了关于这一事件的虚假新闻。余杰慨叹：美国的孩子，我真羡慕你们，你们的生命价值近千万美元；中国的孩子，我与你们一样卑贱，我们的生命就值区区三万人民币。这不仅是经济差异，更是文明的差异。在美国的海难事件中，海岸警卫队只是承担“援救不力”的责任；而纳税人却有权利提起控诉，并获得政府的巨额赔偿。在中国的爆炸事件中，草芥人命的官僚分明是罪魁祸首，却逍遥法外；而受害者家属，作为农民，他们也是依法纳税的纳税人，但他们不仅无权要国家给予赔偿，而且还被严密监控，在失去儿女之后，再次遭受残忍的凌辱。
2005年11月14日清晨5:40，和往常一样，沁源二中初二、初三年级的800多名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在距学校约100米的汾屯公路上慢跑。学生们正要掉头返回学校时，一辆急速行驶的东风带挂大货车冲过来，排在最后的121班数十名学生霎时被撞倒，17名学生和一位教师当场死亡，21人重伤，其中3人被送往医院后救治无效死亡。
当刘晓庆光偷漏税就达一千多万元的时候，在宁夏西海固山区的孩子为缴不起几十元的学费而发愁，在青海省乐都县马厂乡一中学90%的学生长期靠父母卖血交学费，乐都县有1336户家庭的父母不得不靠卖血送子女上学。这就是中国的贫富悬殊。
中国政府禁止宗教团体兴办学校。虽然中共无法满足所有适龄少年儿童上学的愿望和要求，它却不允许那些贫苦孩子到教会学校上学。在几乎所有国家，宗教团体都是办学的一支重要力量。只有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为了维护一党专政，才阻挠宗教团体对教育作出贡献。
托马舍夫斯基重点抨击了中共在教育政策上的“一国两制”。她说，中国政府要求来自农村的民工为他们的子女入读城市学校缴纳高额学费，把许多孩子挡在学校大门之外，违反了国际人权法律。而当民工自己办学时，政府却强行把这些学校关闭了。为什么要对同样的国民在教育政策上实行差别待遇？要改变歧视农民的政策，就必须废除户口制度。
在农村有众多儿童失学、城市失业、下岗职工孩子无力交纳学费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拿出必要的经费普及义务教育，而却要把钱花在莫名其妙的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狂想上？
中国大陆义务教育总支出仅有1500亿元左右；而干部公费出国（境）考察经费每年高达6百亿美元。2004年，除一级国事、外事访问外，党政、国家事业、企业干部出境4413万7千人次，公开支625亿美元；高于近年年引进外资额，等于二年的教育经费，或二年的外贸进出口顺差。多么惊人的花销！连上红灯区淫乱也要国民买单！
在经济至上、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炽烈气氛中，被确定为“战略地位”的教育，在实际生活中却只是“略占地位”，90年代，甚至出现了教育投资逐年下降的反常现象。
朱熔基任总理之后，曾许诺中央财政中教育经费的支出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但从未兑现。1993年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到200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达到4%。后来又在《教育法》中对此以法律形式作了相应规定。但到1999年，这个比例才达到2.78%，而世界平均水平早已超过5%。中国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近几年仍然连年下降，2002年为3.32%，2003年为3.28%，2004年为2.79%（《法制晚报》2006.6.27）。2005年这一“目标”也未能达到。
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中国的教育经费仅占世界教育经费总和的1%。我国的年人均GDP现已超过1000美元，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我国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近年仍徘徊在3%左右，连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都不及。世界平均水平为5.2%，低收入国家平均为3.6% ，高收入国家平均为5.5% 。
2003年9月9日至21日，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随后，她向新闻媒体公布材料时，称中国的教育开支之少，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这个数字仅仅是联合国所建议的1/3（联合国推荐的比例为6%）；而且政府公共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它来源去填补。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我国的教育经费占政府预算在1994年降到了2%以下，在世界151个国家中，名列第149位。倒数第三。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中国的教育经费700亿/年，正好是公款吃喝的一个零头。
人均公共教育经费反映一国居民分享教育资助以满足教育需求的程度。发达国家的人均公共教育经费绝大多数在1000美元以上，瑞典高于2000美元；丹麦、瑞士、芬兰、加拿大、挪威在1500－2000美元之间；日本、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在1000－1500美元之间。少数发达国家如英国、西班牙在640－1000美元之间，中等发达国家在100－500美元之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低于100美元。中国人均公共教育经费只有9.4美元，低于印度（11.47美元）。可见，我国教育投入偏少，教育物质技术条件较差。
忽视教育是由中共专制本性所决定的。中共的信条之一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了实行这个信条，除了新闻封锁、谎言治国，就是要把民众保持在愚昧状态。中共拖延政治改革的主要借口就是民智未开，狡辩说在一个仍然有上亿文盲的国度里，自由选举无法进行。试问，中共怎么可能拨出足够经费大力发展教育，主动去消除它自己制造的这个借口呢？
3．中国教育质量差
清华的校训原本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却被现在中共拦腰斩断，只剩下前面8个字了。1949～1990年的口号是“又红又专”、“听话出活”、“工程师的摇篮”和“做党的驯服工具”等等。这个被腰斩的前半截，还是1990年代才恢复的。
原本16字的校训，为什么无端地被砍去一半。因为共产党惧怕“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如果有独立精神，就不会甘于做奴才，就不会轻易被驱使，就不会只做工具和炮灰。如果有自由思想，就不会唯唯诺诺人云亦云，就不会溜须拍马趋炎附势，就不会全国只用一个脑袋想问题。校训被腰斩了，清华的传统也就丢失了，剩下的只是教你做个好奴才的训诫。当权者需要的是“听话出活的奴才”和“忠诚驯服的工具”，不是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叛逆。孔老夫子不是早就说过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这也是清华成不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中国高等教育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的症结所在。
北洋军阀政府能够任命反对派的蔡元培做北大校长，而蔡元培校长能够拿着政府的经费并同时拒收政府的公文。蔡元培校长宁肯自己辞职，也要救出被捕的北大学生。那时候的胡适能够喊出“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世界一流大学也不是一群奴才能够建造得起来的。这就是“独立精神”！这就是“自由思想！”这就是高等学府的灵魂。
没有“独立精神”的结果是，上面不让说的话不能说，上面不让研究的问题不能研究。没有“自由思想”，就得揣摩领导意图，领导允许怎么想才能怎么想，领导喜欢怎么说才能怎么说。全国上下只有一个脑袋想问题，其他人跟着忽悠就行了。外国总统来清华演讲，学生提出的问题也都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什么时候鼓掌都是和上面的要求相一致的。堂堂清华，连一个有点独立精神的问题都提不出来，还谈什么世界一流大学！
世界上前200所大学，中国一所都排不进！蔡元培先生为北大奠定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大学精神，在1919年6月15日《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就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这是中国大学实现大学精神的基本条件，缺乏这三个条件，中国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将永远只是梦想。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与发达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根据1992年的数据，15～6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美国为18.04年，日本为14.87年，而中国只有5.42年。日本早已达到了100%的小学教育和100%的初中教育；大学毛入学率为40.3%，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48%；成人识字率近100%。
中日两国的教育相差多远呢？据估计，中国的初级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00年的水平，落后100多年；中等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10年的水平，落后90多年；高等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20年的水平，落后80多年；教育经费相当于日本1925年的水平，落后80年。
印度的大学被戏称为“穷人俱乐部”：学费被冻结了50年，维持在180卢比，也就是4美元多一点的水平，大致相当于不到40元的人民币。即使是印度的穷人，大都也能付得起。另外，印度大学生还享受种种福利。穷人常常是靠进大学才能在生活费用奇高的大城市站住脚。比如，新德里的房租非常高，但尼赫鲁大学学生宿舍的租金一个月大概就相当于8元人民币。此外，大学生坐汽车、火车、飞机等都享受优惠。上大学对穷人来说，是进城的门票和福利。上大学等于拿生活补贴。
丁学良说：印度大学生的素质普遍比中国大学生的高。印度裔学生进行独立研究的能力，普遍高于华裔学生。从中国历史上看，两千年来教育的目的是为了统一观念，所以多半以灌输方式进行；而印度的教育则更多地侧重于独立自由思考的能力，印度的文化本身就是非常多源和持续多样化的。这是造成两个民族学生素质重大差异的原因。在国际社会，印度裔的成功人士，远远比华裔人士更多，也更为抢眼。从哈佛、MIT、加州理工学院、牛津、剑桥这些世界一流大学，到美国国家宇航局、IBM、微软、Intel、Bell这些著名的高科技机构和跨国公司，谁能离得开印度培养的学生？印度在软件方面——这包括行政、法律、语言能力、教育和科研制度等方面，要比中国好得多。据《华尔街日报》提供的资料，印度的人均GDP仅是中国的一半强些，但印度软件设计师的平均工资达到11000美元，中国则为9000美元，反比印度低一截。印度总体上都比中国的水平好。
巴勒斯坦1968年起就一直实行10年的免费义务基础教育制度。在2000年，幼儿园入学率高于除以色列和叙利亚以外的周边国家，95%的适龄青少年能读完10年级。平均每10万人有一所大学，总人口中具有学士学位以上者接近8%(中国为1.6%，上海为5.2%)，具有高中以上文凭者占36%(中国为14%，上海为23%)；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90%为本科)人数为240人(中国为38人)，在读研究生为25人(中国为2.4人)，大学毛入学率为31%(中国为10%)，大学教师中有博士学位者占44%，有硕士学位者占43%。只有300万人口的巴勒斯坦地区还拥有10座博物馆，80座社会公共图书馆，341个体育俱乐部和30个青年中心，还有371家慈善机构及1764座清真寺。巴勒斯坦人受教育的程度按世界人类发展署的标准在世界排名属中上水平(69名在99/00年度，75名在97/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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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认为：马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言论要坚决斗争；对阶级敌人要剥夺其言论自由；在人民内部实行“集中指导下自由”。列宁搞党活动时，工人不相信马克思的理论。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从外部灌输给工人阶级。这就是洗脑的由来。“灌输论”是建立在“愚民论”基础上的。“灌输论”把社会上的人分成两部份：极少数领袖人物占有一切真理，是天生的教育者、是保姆、是导师；大部份人是群氓，是天生的受教育者、是婴儿、是学生。“灌输者”标榜自己是真理的掌握者，而“被灌输者”则是接受者，这是思想上的霸权主义，是“上智下愚”的现代版。“灌输者”认为了解反面意见只会动摇正确的信仰，其结论必然是：“要纯正必须无知，要正确必须愚昧，要坚定必须痴呆”。洗脑教育必然造成国民心理、民族性格与精神的严重损伤。
列宁上台执政后，对全国民众洗脑，从娃娃开始抓起，强行灌入马列主义理论。强迫教育的结果只会带来愚忠和愚味。而对党的绝对信任和忠于又使党更加神圣化。列宁还用精神病院来迫害、监禁异议人士。对待几个政治伙伴和对手，列宁认为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后，就将他们送到精神病院进行治疗。斯大林则特意修建了广为人知的“喀山”精神病院，用来对付持不同政见者。史无前例的专制从那时开始，影响了世界各国。
当时苏联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精神病学者，名叫伊万.巴甫洛夫，他向共产党提交了自己的一套科研成果，如何利用精神病科学领域中的技术，来控制、操纵健康人。这套方法被北朝鲜利用，在朝鲜战争期间对付美国俘虏，从那时起有了英文名词“洗脑”。苏联大面积的把精神病院作为政治迫害手段是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的。赫鲁晓夫说：“苏联境内没有不赞同苏联共产党的人，没有不赞同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人，只有精神病患者。”他的讲话成了全苏境内大面积将那些敢于提意见或有异议的人士送进精神病院的指导思想，并在全苏联形成了一套规范的系统。十多万的苏联健康公民被送进精神病院，遭受了残酷的迫害。
教育的根本使命都是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与独立判断能力的合格的公民。正因为此，教育本来应该独立于特定的党派、特定的政府；教育独立与学术自由乃“教育”的应有之义。
“党化教育”从公民社会的立场看，就是个不能成立的概念；它在逻辑上的唯一可能，只能是政治上的一党专权，且教育已经沦为执政党的御用工具。“党化教育”就是执政党借助于权力的垄断性力量，通过强制性的内化和外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整个社会的过程。
孙中山回粤重组军政府前的1920～1923 年间，陈炯明在广东建设模范省，倡导教育的“自由化”(liberaleducation)。1923年2月孙中山贿买滇桂军，入侵广东，迫走陈炯明，随而展开“党化”运动。1923年10月，大批俄国军政人员便陆续随着俄顾问鲍罗廷(Michael Borodin)到广州帮助孙中山展开“党化”运动。这运动包括“党化公务人员”、“党化司法”、“党化军队”、“党化教育”等等。以党化司法来说，强迫司法人员入党(当年大理院长赵士北因主张“司法不党”，即被撤职)。在党化运动中，以党化教育对中国的影响最为深远。
党化教育开始是强迫所有教育行政人员，教师等全部入党，同时鼓励学生入党，在学校里设立国民党党部支部，进而规定“三民主义”为必修课，控制与改订教科书。孙中山去世(1925年3月)后，规定每周举行纪念周。到1926年底，广东所有的公，私立学校，全都成了国民党的政治工具。1926年7月，蒋介石进行北伐，党化教育便随着伸延到北方去。1927年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订了《学校实行党化教育草案》，指出：“我们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建立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上”。政治干预教育，教育不能独立，成了政治的工具。
国民党上台后，推行教育的专制统治。党化教育结束了晚清新政以来的教育自由化趋势，把全民的公共事业变成为一党谋利的私物，以政党代替国家，形成政府对教育的压迫。
陈炯明沉痛地说：至于党化，已属不通。党化教育，更属荒谬绝伦。盖党者不过团体之谓，绝无神妙之说。即凡主义政纲，亦以适应一时之要求，而非为化民成俗之妙用。
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司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任鸿隽（1886～1961）在1932年6月的《独立评论》上说：“党化教育是什么？切实说来，不外下列两个意义：1）把党的主义或主张，融合在教课中间，使他渐渐地浸灌到学生的脑筋里去。2）教育的事业，由党的机关或个人去主持，使他完全受党的指挥。”他最后说：“有了‘党化’，就没了‘教育’”，或者，“要有‘教育’，就必须除去‘党化’”。
中共宣称大众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低，群众要自觉服从共产党的领导，由共产党主宰一切。1951年共产党开始了“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要求全国知识份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学校停课搞“运动”。教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有的人还得多次检讨，才能“过关”。除了检讨自己，还“揭发批判”别人。“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又开始了“忠诚老实运动”，每个人都必须详细“交代”自己历史上作过的事情。被认为“态度恶劣”的人，还被“隔离反省”。
“忠诚老实运动”之后，就开始了所谓“院系调整”、大学重组。50年代初照苏联教育体系实行的院系调整产生了一种眼界极其狭窄的教育格局，总体上过于偏重理工科教育，而在理工科中又偏重工科，在工科教育中偏重专业课，在专业课中偏重工艺操作。人文社会科学被贴上“资产阶级”标签而遭到否定。通过学科和课程改造，社会学、政治学等等学科被停止和取消。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都停办，清华大学的文科系取消。院系调整吸收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突出政治的经验，照搬了苏联培养技术干部的办学模式。完整意义上的大学，自此从中国历史上基本消失。中共的所谓大学，实质上不过职业培训、技术培训而已。
1949年到1953年，高等学校被规定开设“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等3门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1958年中共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将教育视为意识形态工具，它是文革期间“工人阶级占领大学”的“理论源头”。“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句话，从字面上看虽无可厚非，但当它成为了一句“政治口号”之后，便会成为整人的“政治鞭子”。1961年中共规定：中等以上学校要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一定的工作实践、生产劳动的锻炼，培养学生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自觉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对小学学生，主要是进行以“五爱”为中心的思想品德教育，使他们热爱集体，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在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各项教学活动中，都应为实现上述要求而努力。
1957年，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的近亲、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徐璋本，在一次教授座谈会上说：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任何一个学者一个学说都不能把一切好的东西都包括进去。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地要犯教条主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人性即人的自私性相矛盾。共产主义还未实现，共产主义的概念将来可能会有变化。如果拿马主义来作人类的指导思想，至多只能在政教统一下，使人民不思想，决不可能启发创造性的思想活跃，更谈不上什么百家争鸣。文化要发展，光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不够的，一定要废除以一种学说来指导一切的限制。徐璋本公开呼吁取消用马列主义作指导思想、结束共产党一党专政，提议成立劳动党，走印度尼赫鲁的中立路线。没多久，中共就将他抓了起来。这位老学者很快就死在劳改营里。
1957年3月南开大学雷海宗教授说：我们今天仍满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或恩格斯在当时的认识条件和资料条件下对问题所说的个别的语句。例如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的说法，我们基本上仍是一切遵照办理，并且在谈中国史时，也尽量去找材料来印证在一百年前的条件下他关于欧洲史所下的论断，无证据处硬要找证据，实在说不通时，就说中国是例外，好像我们的祖宗在创造历史时曾故意地不遵守历史发展规律似的。4月16日，《人民日报》编辑访问雷海宗。雷海宗说：这几十年来，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什么在学术界站得住脚的著作出来，就是吃了教条主义的大亏。……马克思读过正规大学，学问的基础原来就好。而恩格斯就差了，虽然也读过大学，但后来干了别的了，不像马克思那样。至于列宁，一直在干革命活动，原来的基础就不好，只是在被赶到国外以后，革命指导不上了，这才只好读点书，但是研究也很有限。因此，列宁的学问比起恩格斯来，又差得多了。斯大林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算不上是个什么学术著作的。好几十年来，因为斯大林个人的关系，谁也不敢对这本书提一点不同的意见，……动一个字就是不得了。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也最坏。教条主义的统治势力就是这样来的。斯大林死后，大家也认识到这个道理（中宣部内部刊物《宣教动态》1957年第44期）。雷认为：1895年以后社会科学上新材料很多，对旧材料有很多新的认识。他举希腊史为例指出，1890年在埃及发现的雅典宪法，这本书恩格斯可能没看到。他如果看到，在《家族、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在有些问题的提法上就会不同。雷强调，社会科学是需要不断发展的（1957年4月22日《人民日报》）。
1957年8月14日，天津科协举行反右派斗争大会，雷海宗被定为右派。有人揭发雷海宗曾经说过：“现在史学界领导都是外行，问题很大，史学很难发展”；“中国科学院根本没有成立的必要”；共产党领导下的中科院“毫无成就”；解放后出版的书“没有学术价值”，“内容贫乏，逻辑混乱，看了使人思想僵化”，“解放前最坏的书都比现在的好”（《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三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1页）。雷还说过：“目前，我们的教育方针太笼统太概念化，不从实际出发，因此不能培养教育出完满健全的学生。解放后，虽然禁止了对学生的体罚，但今天对儿童、青年在精神上的虐待却很严重”；“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死时就停止发展了”，甚至还说过“马克思主义在1877年（恩格斯《反杜林论》出版那年）就停止了发展”（《人民日报》1957年8月22日）。
1957年，重庆中学的邓祜曾老师在“鸣放”中说了一句话：“中国有五千年灿烂文化，为啥还要立一个大胡子洋人作祖宗？”邓老师就被打成了右派，并被迫害至死。从此之后，凡中国人，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有谁敢于做“中华儿女”、而敢于不做“马列子孙”呢？从此，中国从此便绝对地要“言必称马列、书必证马列、事必奉马列”了。一个来自外族的野蛮思想，从此成了共产党统治中国人民的绝对统治思想；中国从此人人都必须做“马列子孙”，而不敢再做“中华儿女”；中国人从此连死了，也只能和必须去向马克思报到了！
文革中，党化教育更为癫狂。各大学一部份被关闭，一部份被赶出城市。学生不读书，都去劳动。20世纪有哪一个国家（柬埔寨除外）取消了教育？唯独毛的中国完成了。
1979年春中共提出“要在全体人民和青少年中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
1980年代新的方针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教育仍然处于一种从属、依附的状态，仍然被国家统制，教育在社会中的自由性、独立性，人在教育中的主体性仍然无从建立。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尊重一切信仰；共和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它的原则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中共国的情形是：国家推崇马列主义、提倡无神论，反对宗教迷信；其口号是：集中性、先进性、斗争性（现改成了和谐）；其原则是：党有、党治、党享的政府——一党专政是也！
1982年中国宪法第24条云，“国家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它的腐朽思想”。这不但赋予政府了教育权力，而且直接规定了具体的观念标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直接剥夺和否定了一切受教育者的“宗教信仰自由”。当1990年代前期中国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时，大学的经济学课程还在吹捧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经济。
64后邓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
1995年3月18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云：“国家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遵循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199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上述内容。1990年后期，“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已成为高校政治课的必修内容。
《黄河》杂志主编谢泳在比较了民国与中共的小学课本后发现，后者更强调一党政治理念的灌输，强调对政党及领袖个人的崇拜，从而更具浓重的专制色彩。譬如：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课程标准中，“自由”、“法律”这两个词不再出现。
将1932、1933、1934年学生与教师的数字相加，其总数分别为82800和92，这就是说，国民党这个时期党化教育学生与教师之比正好为900比1。时间后挪30年，1962、1963、1964年全国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为2265000人，同期公共政治课教师总数为25540人，这意味着，共产党这个时期党化教育学生与教师之比约为89比1。
严格地说，共产党“党化教育”的师资动员不仅指“政治理论课”的专职教师，而且还须包括学校的党务系统工作者、负责青年团工作的专职人员以及班主任。这是一个阵容更加庞大、也更加强大的队伍。中国共产党实施党化教育还有一支专门队伍，那就是自成体系的党校系统。民主党派则有各级社会主义学院，担当同样的党化教育职能。
甚至在改革开放以来正在重建中的中国私立学校，也出现了“党化教育”的组织化趋势。比如，据北京市教科院民办教育中心主编的《民办教育参考》报道，北京市各区县教育部门党委都把在私立学校中建立“党组织”作为工作的突破点。
党化教育，就是培育党奴的听话教育。为了把活生生的个体培养成党的工具，党除了不厌其烦地灌输“伟大”“光荣”“正确”外，还通过组织迫使“小我”来认同“大我”——党的领袖。由于长期实行恐怖政策，人的精神被彻底摧毁了，逐渐地变成了应声虫。
党化教育只会使人片面化、工具化、盲从化、奴才化。我国从幼儿园起就开始灌输一个主义好、要热爱服从特定的党，使儿童幼小的心灵从小就习惯于专制等级、泯灭了儿童的怀疑批判精神。有一个训练幼儿说谎的幼儿园阿姨分苹果的寓言。阿姨问孩子甲要大的还是小的，甲说要大的，结果阿姨批评他自私并给了一只小苹果。又问孩子乙，乙说要小的，阿姨表扬了他并分给他一只大苹果。这样，其它孩子纷纷说：“我要小苹果。”
小学班级中设班长和值日生，学校里设大队长和学生会主席，让小孩子们从小就开始对权力敬畏和倾慕。老师让最喜欢的学生做班干部，并且明显给宠儿们不同的关注和优待，从而刺激他们倾轧和争宠献媚；为了获得自己所不知道的消息，教唆孩子用各种方式告密。从小就要斗，就要练习出卖朋友同志，就要满口谎言。
要求学生事事服从上级意志，做“革命的螺丝钉”，必然挫伤学生的自尊心和独立性，摧残学生自由思想的能力。而自信和自由思想恰恰是发挥原创精神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品质。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人还谈什么创新！他怎么会有民主诉求！这种教育不仅使学生离民主愈来愈远，而且是对中华民族未来的犯罪！一个新加坡华裔的孩子说：“我不是不想学中文，只是一见中文老师心里就烦。跟英文老师读书，人家循循善诱，双方平等讨论。中文老师上来就说你要记住这个，背诵那个，连为什么也不解释。谁有那个耐心？”
几千年来，中国人“乖”和“老实”的标准就是“听话”。听话，只有听的份，没有说的份。结果国人的言论能力丧失了，让你发表议论，却是“奴才不敢” ，怕“祸从口出”。
“要听话”！“听话的孩子是好孩子”——在这点上家长和老师结成紧密的同盟，于是千千万万个孩子就乖乖地听话了。这种“听话教育”从小就培养了孩子的“服从意识”、“依赖性格”。每当他们听话和服从时，各种奖励就会涌向他们，每当他们试图独立行动并坚持自己的见解时，各种惩罚就会落到他们身上。自尊、独立、自主、民主意识，服膺真理的信念，民主的性格就这样还没萌芽就被连根拔掉了！那些昨天的孩子成了今天的大人后再要求别人听自己话，专制性格就这样一代代地养成了，一代代顺民和奴才就这样经由我们的手培养出来了！一有了机会，这些顺民和奴才又会成为专制暴君！
现在的中学政治教科书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一种金钱关系，甚至一些无形的东西，如良心、荣誉、爱情、官位，都可以用钱买卖”。“在我国，人与人之间是平等、互助的关系，一旦知道他人有困难，人们都愿意伸出友谊之手，拿出自己的钱去支持”。这完全是谎言！在9.11事件这个大灾难中，美国有将近70万人志愿无偿献血，不要一分钱的补偿。中国也提倡无偿献血，13亿人中有几个无偿献血的？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初中语文教科书第五册的课文《悲壮的两小时》，讲述1967年4月23日苏联宇航员科马洛夫丧生的故事。这篇课文说，1967年苏联“联盟一号”宇宙飞船在返回大气层后，发现无法打开降落伞以减慢飞船速度，将在二小时后坠毁。此刻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在收看宇宙飞船的返航实况，科马洛夫在其生命的最后二个小时，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领导汇报工作，接受国家领导人授予的苏联英雄称号，并向老母、妻子、女儿一一交代后事，遗言相当动人。
中国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大纲要求学生们认真学习这位宇航员的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许多中学均将其列为重点学习的课文，在众多语文教学网上，对这篇文章的教学经验和“心得体会”可谓汗牛充栋。但由于这篇课文编造的痕迹太重，终于被一位对这段史实熟悉的读者撰文揭穿，说“这个感人的故事完全是凭空捏造的，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毫无科学依据。事实是：‘联盟一号’的飞行是冷战期间苏联为了与美国竞争登月项目而进行的绝密行动，并没有电视直播‘联盟一号’宇宙飞船返航的过程，而是在失事几个小时之后，才由塔斯社将这不幸的事故公之于众。而且，从科马洛夫发现飞船返回舱打不开降落伞，到坠毁丧生，只有十余分钟的时间，而不是‘悲壮的两小时’。当时空军现场指挥官报告说需要急救措施，然后掐断了通讯联系，科马洛夫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时至今日，中国学校仍然笼罩在陈旧的传统气氛之中，学生在超强度的技巧训练和题海大战之中苦学，死记硬背、满堂灌、唯书唯上仍是普遍的现实。应试教育最严重的后果是：使学生沦为背书机器和考试机器，人的权利、尊严、爱心可怕地消失了。一个学生本来具有社会关系智能可能成为政治家或社会活动家的，偏要用数理逻辑智能标准去评价他，结果，他的特长反倒成了他的罪名……就这样，学校成了差异各别的人才的屠宰场！民族下一代的个性差异被抹平了，各种潜能和特长被扼杀了！
毛泽东说“全国人民学解放军”，89后大学生军训，旨在灌输军队的奴隶道德。每到９月，都能看到一队队穿军服戴军帽的学生，在操场上一遍遍地随着口令而动作。主要在于从体能上养成一种对专制的“服从”习惯，形成大脑皮层中的条件反射。因此，军训的“训”准确的说是“驯”，即驯化。2004年7月21日，上海中医学院的19岁的女大学生杨静初连续5天在将近摄氏40度的高温下被迫进行长时间的军训，内容包括行军，结果在星期三死亡。事发后，校方不仅推卸责任，而且还为野蛮的训练方式以及草菅人命的行为狡辩。
党文化的危害，就是它扭曲了民族的灵魂，摧毁了民族的文化，取而代之的是其歪理邪说的为党文化。谎言和欺骗为主要内容的党文化，随意隐瞒甚至篡改历史，这在共产党执政期间从未间断，并且对任何还历史本来面目的试图，都无情的予以封锁和灭杀。
以“党治”为特征的现代专制主义就是不允许思想自由。一方面，当权者利用手中的传媒工具向公众灌输党“一贯正确”的形象，有意抹掉自己历史上的污点；另一方面，又对有可能产生异见或叛逆主张的社会阶层（特别是知识阶层）实施思想监控。手段之一是实行作品出版（上演、播出…）前的送审制和出版（上演、播出…）后的追惩制，迫使作者、编者到出版者自觉承担起“检察官”的角色；手段之二是收买和“招安”：只要按照“党”的要求“弘扬主旋律”，则课题经费、职称、房子、出国等等好处就会滚滚而来。毕竟凡夫俗子还是大多数，在一“硬”一“软”两种手段的夹持下，又有几个“不识时务”者能不就范？
蔡元培在1919年6月15日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里提出的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第二，大学应当有思想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社会政治环境。这三项，没有一项在今天中国的大学中得到了实现。只有自由而健康的教育才会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的前途起正面的积极作用、产生美好而深远的影响，一个推行奴化教育、党化教育、应试教育的国家只会使民族堕落和衰亡！
2．中国教育经费贫困
承担国民义务教育的经费，是任何一个现代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
解放前工人的薪水挺高的，2个月的薪水就能付清1年的大学学费。1932年修订的《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简章》，其中第14条明文规定：北京大学学费每年每年只需交22块银圆，宿费全免。30年代清华大学以及北平医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等等的学费跟北大基本一样。国立上海商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等，学费都是每学期10银圆，每年20银圆；此外须交宿费12圆。铁道部所属的交通大学（总部在上海、而在北平设有分部）的学费为每学期20银圆，每年40银圆。全国各地的师范学校一律不收学宿费。1936年制订的《国立北平（北京）师范大学学则》规定：本大学不收学宿费，入学新生除办理注册手续外，须交纳保证金20圆，本大学学生所交纳之保证金于毕业（或病故）时发还，但自请退学或因故由学校令其退学者，已交纳之保证金概不退还。私立大学每年约45至120银圆不等；教会大学每年约160银圆。公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贵族化的“教会大学”的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为35%，即1/3；或者说，教会大学的昂贵学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年工资的2/3。
30年代我国民众各阶层的收入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圆。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每个家庭必须有两个人同时做工方能维持生计。所以，一般劳动人民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只能是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交大、北师大等等，或免费的师范院校。
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起点月薪一般为50银圆；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银圆。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职员等，月薪在100～200银圆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圆；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600银圆。
1947年实施的中华民国宪法第160条规定：“六岁至十二岁之学龄儿童，一律受基本敎育，免纳学费，其贫苦者由政府供给书籍。”第164条规定：“敎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二十五，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十五。”台湾在要经济起飞之际，GDP的12%到22%都投入了教育，而中国大陆现在的教育投入始终没有超出GDP的3%！无知者以为台湾今日在科技上成就源自美国的帮助和昔日从大陆运去的黄金，其实那些都是次因，主因还是教育。
中国大陆公立大学学费为5000～10000元人民币，台湾公立大学学费为22000～39000元台币(约5500～9750元人民币)，台湾私立大学学费为46000～70000元台币(约11500～17500元人民币)；两岸人均收入，中国大陆约1000美元，台湾约14000美元，两岸人均收入差距14倍之多，但公立大学学费却相当。台湾应届大学生起薪约是26000台币起跳。
2000年，中国大陆各地高校收费标准猛涨，学费超过4000元。北京市的大学学费一般专业每年每生介于4200至5000元之间。理工科专业介于4600～5500元之间。外语、医科类专业学费介于5000～6000元之间。艺术类院校突破一万元，只有师范、体育、民族等专业较低。高职每年每生7500元，高等师范院校按一般专业收费，艺术类和民办院校维持1999年标准，每生每年不超过10000元。2001年大学学费普遍在5000元左右。
从1988至1998年，中国大学学费上涨了100倍！考得上但读不起的准大学生为数众多。在2004年7月高考录取的准大学生中，有15万名因经济困难无法缴纳学费，占城市准大学生8%，占农村准大学生35%。在有些地方，7个农民不吃不喝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
2002年8月，宝鸡市的学生小丁，终于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复旦大学。但他的父亲却因无法筹足7000多元的学费，从自家窗户7楼跳下自杀。被人称为“学费杀人第一案”。
2004年发生在四川的一起惨案更令人心酸和悲愤，达州市通川区蒲家中学高三应届毕业生郑清明，因为家里实在交不出600多元的学杂费，老师威胁不发给他准考证，郑清明一气之下跑出学校，迎着呼啸的火车羞愤自杀。
加拿大的大学学费占人均GDP的7.2%，中国则占60%～70%，所以中国大学的收费标准实际上并没有与西方的大学“接轨”。但接轨更不会接到欧美的中小学校那里，因为西方的中小学大多是免费的，而且连学杂费、午餐费、牛奶费都一并免了！
1990年代中期，一位在俄罗斯经商汉人将国内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接到莫斯科上学，只用了两天时间且没有托任何关系就办好了转学手续。其中国朋友以为是钱的使然。就问她，学费是多少？她回答：“不收一分钱，还免费管一顿午餐，一份牛奶。”这种真正的义务教育和免费午餐，是捷克、波兰等中东欧国家的孩子们都能享受到的……
一位舞蹈演员，离异后独自带着女儿在国内生活。女儿刚刚六岁，第一天上学，班主任挨个问小同学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这是许多中国老师的习惯，她们或他们对学生的摸底，不是学生的学习和性格，而是他们的家庭背景，是他们的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轮到朋友的女儿时，她刚说了一句“我没有爸爸……”就被同学们的笑声打断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朋友的女儿因此而被同学们欺负，以至于她常常害怕到学校去。后来，朋友领着女儿去了捷克。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母女俩以小买卖为生。她的居留签证总是很短、很麻烦。这种状态下，孩子的上学就自然想都不敢想。大半年后，她领着女儿来到一所小学。她战战兢兢地见到校长，很紧张，担心人家问她的居留身份，担心人家向她索要她拿不出来长期居留签证或是介绍信之类的手续……校长是通过小女儿的述说才知道母女俩此行的目的——女儿已经会了一些简单的捷克语。听懂了母女俩是为了上学而来，那位捷克的校长十分高兴，他没有问及母亲的身份，没有看她的证件；当然更没有向她要钱，就马上将一年级的四位老师叫来，然后校长问朋友的女儿：“你喜欢跟哪位老师上学？”
这位捷克校长要让孩子自己挑老师！女儿选定了一位年轻漂亮的金发女老师后，所有的入学手续就算办完了。女教师将女儿领到教室，向全班30几位同学介绍了朋友的女儿，并说，我们班来了一位新同学，大家要欢迎她、爱她。一位小女生站起来问：“老师，我可以吻一吻外国同学吗？”老师说可以。于是孩子们排着队走到朋友的女儿面前，轻轻地拥抱、吻她的脸颊……校长感谢她重视教育，将孩子送到他那里……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就施行了免费的义务教育，每天还管一顿午饭，一年免费一套校服。
芬兰实行全免费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到博士都是全免费的，连书本都免费。不交任何学费，食宿自理，政府每月发给每个学生约8000人民币的津贴，不分贫富，对每个学生都一样多。芬兰不是社会主义，只是社会福利非常好。在芬兰人眼中，社会主义是把人们控制起来，多种东西实行公有；芬兰当然不是这样的。
目前全世界宣布实行法定义务教育的国家有170多个，在这170多个国家中，免交一切学杂费的国家达160多个，只有不足10个国家对义务教育段的学生收取书本费、杂费等费用，这其中就有中国。占中国人口60%以上的农村只获教育投资的23%。
古巴和北韩比中国还穷，但是它们能够做到小学中学免费义务教育，甚至上大学也免费，中国为什么做不到？其原因在于，古巴和北韩还要维持社会主义国家的门面，而中共却连这块遮羞布也不要了。中共早已抛弃了工农及其它弱势阶级。贫苦民众的孩子失学或者缴不起学费，特权阶层不闻不问，反正他们的子女能够受到良好教育甚至上高价的贵族学校。
1990年，我国失学儿童有七百多万。现在我国儿童中，五至十四岁“不在校学生”竟达3000万之巨！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大陆成人文盲率达15.9%。另外，总人口中一年不看一次报纸的“识字文盲”高达五亿以上，绝大多数是信息闭塞的农民。
中国政府对待没钱上学的失学儿童，弄了个希望工程向海外乞讨，将义务制教育办成了社会慈善事业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却口口声声“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不是天大的笑话！这样的民族怎么可能复兴，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强盛?!
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负责人徐永光透露：希望工程实施之初，全国每年有100多万适龄儿童因家庭贫困而失学。今天游走在城市街头的失学农民工子女也高达100多万。青基会今年曾宣布在全国27个城市为19385名失学民工子女每年发放600元助学金，使近2万名失学民工子女重返校园。然而，面对庞大的失学群体，这种助学的形式只是杯水车薪。徐永光随意挪用1亿多元的海内外捐款，进行投资等各种商业活动，违背了捐款人要把款项直接、迅速用于帮助贫苦地区孩子上学的意愿，他却利用政府权力打击揭示真相者。
国家大剧院总投资近27亿元，座位数确定为5473个，平均每个座位造价近50万。以每个希望小学平均造价25万（参照浙江标准）计算，大剧院投资可建10846所希望小学。大剧院建成后的运营费和维护费用仅每月的电费就需要400万元人民币，可建16所希望小学。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自1989年创立以来，15年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22亿多元，资助250多万名贫困学生。国家大剧院这一项建设投入比“希望工程”15年的募资还多。
1997年底一个暴风雨的夜晚，美国人科尼特驾驶小船在准备驶入查尔斯顿码头时失事。船上还有他十六岁和十三岁的两个儿子以及十四岁的侄子。当时，科尼特曾发出求救信号，美国海岸警卫队呼叫后没有回音。大约九个小时后，两个孩子的尸体被冲上岸边，海岸警卫队才出动船只进行搜索。遇难者家属状告海岸警卫队没有及时出动救援，要求联邦政府赔偿。2001年3月8日，法庭裁决，痛失爱子的两个家庭从联邦政府获得1900万美元的赔偿。
2001年3月6 日江西省万载县芳林村芳林小学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事件中死去50多人，40多名不满十岁的小学生惨死于加工爆竹的爆炸事件。厂家与校方为获暴利，非法使用童工制造爆竹(老师提成)；当局只给每名死者的家庭补偿3万元人民币，还封锁真相，不让报导。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熔基在面对世界媒体时，也毫不脸红地发布了关于这一事件的虚假新闻。余杰慨叹：美国的孩子，我真羡慕你们，你们的生命价值近千万美元；中国的孩子，我与你们一样卑贱，我们的生命就值区区三万人民币。这不仅是经济差异，更是文明的差异。在美国的海难事件中，海岸警卫队只是承担“援救不力”的责任；而纳税人却有权利提起控诉，并获得政府的巨额赔偿。在中国的爆炸事件中，草芥人命的官僚分明是罪魁祸首，却逍遥法外；而受害者家属，作为农民，他们也是依法纳税的纳税人，但他们不仅无权要国家给予赔偿，而且还被严密监控，在失去儿女之后，再次遭受残忍的凌辱。
2005年11月14日清晨5:40，和往常一样，沁源二中初二、初三年级的800多名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在距学校约100米的汾屯公路上慢跑。学生们正要掉头返回学校时，一辆急速行驶的东风带挂大货车冲过来，排在最后的121班数十名学生霎时被撞倒，17名学生和一位教师当场死亡，21人重伤，其中3人被送往医院后救治无效死亡。
当刘晓庆光偷漏税就达一千多万元的时候，在宁夏西海固山区的孩子为缴不起几十元的学费而发愁，在青海省乐都县马厂乡一中学90%的学生长期靠父母卖血交学费，乐都县有1336户家庭的父母不得不靠卖血送子女上学。这就是中国的贫富悬殊。
中国政府禁止宗教团体兴办学校。虽然中共无法满足所有适龄少年儿童上学的愿望和要求，它却不允许那些贫苦孩子到教会学校上学。在几乎所有国家，宗教团体都是办学的一支重要力量。只有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为了维护一党专政，才阻挠宗教团体对教育作出贡献。
托马舍夫斯基重点抨击了中共在教育政策上的“一国两制”。她说，中国政府要求来自农村的民工为他们的子女入读城市学校缴纳高额学费，把许多孩子挡在学校大门之外，违反了国际人权法律。而当民工自己办学时，政府却强行把这些学校关闭了。为什么要对同样的国民在教育政策上实行差别待遇？要改变歧视农民的政策，就必须废除户口制度。
在农村有众多儿童失学、城市失业、下岗职工孩子无力交纳学费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拿出必要的经费普及义务教育，而却要把钱花在莫名其妙的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狂想上？
中国大陆义务教育总支出仅有1500亿元左右；而干部公费出国（境）考察经费每年高达6百亿美元。2004年，除一级国事、外事访问外，党政、国家事业、企业干部出境4413万7千人次，公开支625亿美元；高于近年年引进外资额，等于二年的教育经费，或二年的外贸进出口顺差。多么惊人的花销！连上红灯区淫乱也要国民买单！
在经济至上、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炽烈气氛中，被确定为“战略地位”的教育，在实际生活中却只是“略占地位”，90年代，甚至出现了教育投资逐年下降的反常现象。
朱熔基任总理之后，曾许诺中央财政中教育经费的支出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但从未兑现。1993年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到200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达到4%。后来又在《教育法》中对此以法律形式作了相应规定。但到1999年，这个比例才达到2.78%，而世界平均水平早已超过5%。中国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近几年仍然连年下降，2002年为3.32%，2003年为3.28%，2004年为2.79%（《法制晚报》2006.6.27）。2005年这一“目标”也未能达到。
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中国的教育经费仅占世界教育经费总和的1%。我国的年人均GDP现已超过1000美元，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我国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近年仍徘徊在3%左右，连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都不及。世界平均水平为5.2%，低收入国家平均为3.6% ，高收入国家平均为5.5% 。
2003年9月9日至21日，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随后，她向新闻媒体公布材料时，称中国的教育开支之少，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这个数字仅仅是联合国所建议的1/3（联合国推荐的比例为6%）；而且政府公共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它来源去填补。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我国的教育经费占政府预算在1994年降到了2%以下，在世界151个国家中，名列第149位。倒数第三。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中国的教育经费700亿/年，正好是公款吃喝的一个零头。
人均公共教育经费反映一国居民分享教育资助以满足教育需求的程度。发达国家的人均公共教育经费绝大多数在1000美元以上，瑞典高于2000美元；丹麦、瑞士、芬兰、加拿大、挪威在1500－2000美元之间；日本、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在1000－1500美元之间。少数发达国家如英国、西班牙在640－1000美元之间，中等发达国家在100－500美元之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低于100美元。中国人均公共教育经费只有9.4美元，低于印度（11.47美元）。可见，我国教育投入偏少，教育物质技术条件较差。
忽视教育是由中共专制本性所决定的。中共的信条之一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了实行这个信条，除了新闻封锁、谎言治国，就是要把民众保持在愚昧状态。中共拖延政治改革的主要借口就是民智未开，狡辩说在一个仍然有上亿文盲的国度里，自由选举无法进行。试问，中共怎么可能拨出足够经费大力发展教育，主动去消除它自己制造的这个借口呢？
3．中国教育质量差
清华的校训原本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却被现在中共拦腰斩断，只剩下前面8个字了。1949～1990年的口号是“又红又专”、“听话出活”、“工程师的摇篮”和“做党的驯服工具”等等。这个被腰斩的前半截，还是1990年代才恢复的。
原本16字的校训，为什么无端地被砍去一半。因为共产党惧怕“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如果有独立精神，就不会甘于做奴才，就不会轻易被驱使，就不会只做工具和炮灰。如果有自由思想，就不会唯唯诺诺人云亦云，就不会溜须拍马趋炎附势，就不会全国只用一个脑袋想问题。校训被腰斩了，清华的传统也就丢失了，剩下的只是教你做个好奴才的训诫。当权者需要的是“听话出活的奴才”和“忠诚驯服的工具”，不是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叛逆。孔老夫子不是早就说过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这也是清华成不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中国高等教育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的症结所在。
北洋军阀政府能够任命反对派的蔡元培做北大校长，而蔡元培校长能够拿着政府的经费并同时拒收政府的公文。蔡元培校长宁肯自己辞职，也要救出被捕的北大学生。那时候的胡适能够喊出“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世界一流大学也不是一群奴才能够建造得起来的。这就是“独立精神”！这就是“自由思想！”这就是高等学府的灵魂。
没有“独立精神”的结果是，上面不让说的话不能说，上面不让研究的问题不能研究。没有“自由思想”，就得揣摩领导意图，领导允许怎么想才能怎么想，领导喜欢怎么说才能怎么说。全国上下只有一个脑袋想问题，其他人跟着忽悠就行了。外国总统来清华演讲，学生提出的问题也都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什么时候鼓掌都是和上面的要求相一致的。堂堂清华，连一个有点独立精神的问题都提不出来，还谈什么世界一流大学！
世界上前200所大学，中国一所都排不进！蔡元培先生为北大奠定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大学精神，在1919年6月15日《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就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这是中国大学实现大学精神的基本条件，缺乏这三个条件，中国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将永远只是梦想。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与发达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根据1992年的数据，15～6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美国为18.04年，日本为14.87年，而中国只有5.42年。日本早已达到了100%的小学教育和100%的初中教育；大学毛入学率为40.3%，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48%；成人识字率近100%。
中日两国的教育相差多远呢？据估计，中国的初级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00年的水平，落后100多年；中等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10年的水平，落后90多年；高等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20年的水平，落后80多年；教育经费相当于日本1925年的水平，落后80年。
印度的大学被戏称为“穷人俱乐部”：学费被冻结了50年，维持在180卢比，也就是4美元多一点的水平，大致相当于不到40元的人民币。即使是印度的穷人，大都也能付得起。另外，印度大学生还享受种种福利。穷人常常是靠进大学才能在生活费用奇高的大城市站住脚。比如，新德里的房租非常高，但尼赫鲁大学学生宿舍的租金一个月大概就相当于8元人民币。此外，大学生坐汽车、火车、飞机等都享受优惠。上大学对穷人来说，是进城的门票和福利。上大学等于拿生活补贴。
丁学良说：印度大学生的素质普遍比中国大学生的高。印度裔学生进行独立研究的能力，普遍高于华裔学生。从中国历史上看，两千年来教育的目的是为了统一观念，所以多半以灌输方式进行；而印度的教育则更多地侧重于独立自由思考的能力，印度的文化本身就是非常多源和持续多样化的。这是造成两个民族学生素质重大差异的原因。在国际社会，印度裔的成功人士，远远比华裔人士更多，也更为抢眼。从哈佛、MIT、加州理工学院、牛津、剑桥这些世界一流大学，到美国国家宇航局、IBM、微软、Intel、Bell这些著名的高科技机构和跨国公司，谁能离得开印度培养的学生？印度在软件方面——这包括行政、法律、语言能力、教育和科研制度等方面，要比中国好得多。据《华尔街日报》提供的资料，印度的人均GDP仅是中国的一半强些，但印度软件设计师的平均工资达到11000美元，中国则为9000美元，反比印度低一截。印度总体上都比中国的水平好。
巴勒斯坦1968年起就一直实行10年的免费义务基础教育制度。在2000年，幼儿园入学率高于除以色列和叙利亚以外的周边国家，95%的适龄青少年能读完10年级。平均每10万人有一所大学，总人口中具有学士学位以上者接近8%(中国为1.6%，上海为5.2%)，具有高中以上文凭者占36%(中国为14%，上海为23%)；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90%为本科)人数为240人(中国为38人)，在读研究生为25人(中国为2.4人)，大学毛入学率为31%(中国为10%)，大学教师中有博士学位者占44%，有硕士学位者占43%。只有300万人口的巴勒斯坦地区还拥有10座博物馆，80座社会公共图书馆，341个体育俱乐部和30个青年中心，还有371家慈善机构及1764座清真寺。巴勒斯坦人受教育的程度按世界人类发展署的标准在世界排名属中上水平(69名在99/00年度，75名在97/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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