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脑教育及其恶果
洗脑教育及其恶果（转载）
作者：蓝天12
1．培育党奴的洗脑教育
列宁认为：马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言论要坚决斗争；对阶级敌人要剥夺其言论自由；在人民内部实行“集中指导下自由”。列宁搞党活动时，工人不相信马克思的理论。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从外部灌输给工人阶级。这就是洗脑的由来。“灌输论”是建立在“愚民论”基础上的。“灌输论”把社会上的人分成两部份：极少数领袖人物占有一切真理，是天生的教育者、是保姆、是导师；大部份人是群氓，是天生的受教育者、是婴儿、是学生。“灌输者”标榜自己是真理的掌握者，而“被灌输者”则是接受者，这是思想上的霸权主义，是“上智下愚”的现代版。“灌输者”认为了解反面意见只会动摇正确的信仰，其结论必然是：“要纯正必须无知，要正确必须愚昧，要坚定必须痴呆”。洗脑教育必然造成国民心理、民族性格与精神的严重损伤。
列宁上台执政后，对全国民众洗脑，从娃娃开始抓起，强行灌入马列主义理论。强迫教育的结果只会带来愚忠和愚味。而对党的绝对信任和忠于又使党更加神圣化。列宁还用精神病院来迫害、监禁异议人士。对待几个政治伙伴和对手，列宁认为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后，就将他们送到精神病院进行治疗。斯大林则特意修建了广为人知的“喀山”精神病院，用来对付持不同政见者。史无前例的专制从那时开始，影响了世界各国。
当时苏联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精神病学者，名叫伊万.巴甫洛夫，他向共产党提交了自己的一套科研成果，如何利用精神病科学领域中的技术，来控制、操纵健康人。这套方法被北朝鲜利用，在朝鲜战争期间对付美国俘虏，从那时起有了英文名词“洗脑”。苏联大面积的把精神病院作为政治迫害手段是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的。赫鲁晓夫说：“苏联境内没有不赞同苏联共产党的人，没有不赞同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人，只有精神病患者。”他的讲话成了全苏境内大面积将那些敢于提意见或有异议的人士送进精神病院的指导思想，并在全苏联形成了一套规范的系统。十多万的苏联健康公民被送进精神病院，遭受了残酷的迫害。
教育的根本使命都是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与独立判断能力的合格的公民。正因为此，教育本来应该独立于特定的党派、特定的政府；教育独立与学术自由乃“教育”的应有之义。
“党化教育”从公民社会的立场看，就是个不能成立的概念；它在逻辑上的唯一可能，只能是政治上的一党专权，且教育已经沦为执政党的御用工具。“党化教育”就是执政党借助于权力的垄断性力量，通过强制性的内化和外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整个社会的过程。
孙中山回粤重组军政府前的1920～1923 年间，陈炯明在广东建设模范省，倡导教育的“自由化”(liberal
education)。1923
年2月孙中山贿买滇桂军，入侵广东，迫走陈炯明，随而展开“党化”运动。1923年10月，大批俄国军政人员便陆续随着俄顾问鲍罗廷
(Michael Borodin)到广州帮助孙中山展开“党化”运动。这运动包括“党化公务人员”、“党化司法”、“党化军队”、“党化教育”等等。以党化司法来说，强迫司法人员入党(
当年大理院长赵士北因主张“司法不党”，即被撤职)。在党化运动中，以党化教育对中国的影响最为深远。
党化教育开始是强迫所有教育行政人员，教师等全部入党，同时鼓励学生入党，在学校里设立国民党党部支部，进而规定“三民主义”为必修课，控制与改订教科书。孙中山去世(1925
年3月)后，规定每周举行纪念周。到1926年底，广东所有的公，私立学校，全都成了国民党的政治工具。1926年7月，蒋介石进行北伐，党化教育便随着伸延到北方去。1927年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订了《学校实行党化教育草案》，指出：“我们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建立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上”。政治干预教育，教育不能独立，成了政治的工具。
国民党上台后，推行教育的专制统治。党化教育结束了晚清新政以来的教育自由化趋势，把全民的公共事业变成为一党谋利的私物，以政党代替国家，形成政府对教育的压迫。
陈炯明沉痛地说：至于党化，已属不通。党化教育，更属荒谬绝伦。盖党者不过团体之谓，绝无神妙之说。即凡主义政纲，亦以适应一时之要求，而非为化民成俗之妙用。
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司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任鸿隽（1886～1961）在1932年6月的《独立评论》上说：“党化教育是什么？切实说来，不外下列两个意义：1）把党的主义或主张，融合在教课中间，使他渐渐地浸灌到学生的脑筋里去。2）教育的事业，由党的机关或个人去主持，使他完全受党的指挥。”他最后说：“有了‘党化’，就没了‘教育’”，或者，“要有‘教育’，就必须除去‘党化’”。
中共宣称大众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低，群众要自觉服从共产党的领导，由共产党主宰一切。1951年共产党开始了“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要求全国知识份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学校停课搞“运动”。教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有的人还得多次检讨，才能“过关”。除了检讨自己，还“揭发批判”别人。“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又开始了“忠诚老实运动”，每个人都必须详细“交代”自己历史上作过的事情。被认为“态度恶劣”的人，还被“隔离反省”。
“忠诚老实运动”之后，就开始了所谓“院系调整”、大学重组。50年代初照苏联教育体系实行的院系调整产生了一种眼界极其狭窄的教育格局，总体上过于偏重理工科教育，而在理工科中又偏重工科，在工科教育中偏重专业课，在专业课中偏重工艺操作。人文社会科学被贴上“资产阶级”标签而遭到否定。通过学科和课程改造，社会学、政治学等等学科被停止和取消。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都停办，清华大学的文科系取消。院系调整吸收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突出政治的经验，照搬了苏联培养技术干部的办学模式。完整意义上的大学，自此从中国历史上基本消失。中共的所谓大学，实质上不过职业培训、技术培训而已。
1949年到1953年，高等学校被规定开设“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等3门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1958年中共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将教育视为意识形态工具，它是文革期间“工人阶级占领大学”的“理论源头”。“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句话，从字面上看虽无可厚非，但当它成为了一句“政治口号”之后，便会成为整人的“政治鞭子”。1961年中共规定：中等以上学校要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一定的工作实践、生产劳动的锻炼，培养学生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自觉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对小学学生，主要是进行以“五爱”为中心的思想品德教育，使他们热爱集体，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在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各项教学活动中，都应为实现上述要求而努力。
1957年，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的近亲、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徐璋本，在一次教授座谈会上说：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任何一个学者一个学说都不能把一切好的东西都包括进去。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地要犯教条主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人性即人的自私性相矛盾。共产主义还未实现，共产主义的概念将来可能会有变化。如果拿马主义来作人类的指导思想，至多只能在政教统一下，使人民不思想，决不可能启发创造性的思想活跃，更谈不上什么百家争鸣。文化要发展，光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不够的，一定要废除以一种学说来指导一切的限制。徐璋本公开呼吁取消用马列主义作指导思想、结束共产党一党专政，提议成立劳动党，走印度尼赫鲁的中立路线。没多久，中共就将他抓了起来。这位老学者很快就死在劳改营里。
1957年3月南开大学雷海宗教授说：我们今天仍满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或恩格斯在当时的认识条件和资料条件下对问题所说的个别的语句。例如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的说法，我们基本上仍是一切遵照办理，并且在谈中国史时，也尽量去找材料来印证在一百年前的条件下他关于欧洲史所下的论断，无证据处硬要找证据，实在说不通时，就说中国是例外，好像我们的祖宗在创造历史时曾故意地不遵守历史发展规律似的。4月16日，《人民日报》编辑访问雷海宗。雷海宗说：这几十年来，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什么在学术界站得住脚的著作出来，就是吃了教条主义的大亏。……马克思读过正规大学，学问的基础原来就好。而恩格斯就差了，虽然也读过大学，但后来干了别的了，不像马克思那样。至于列宁，一直在干革命活动，原来的基础就不好，只是在被赶到国外以后，革命指导不上了，这才只好读点书，但是研究也很有限。因此，列宁的学问比起恩格斯来，又差得多了。斯大林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算不上是个什么学术著作的。好几十年来，因为斯大林个人的关系，谁也不敢对这本书提一点不同的意见，……动一个字就是不得了。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也最坏。教条主义的统治势力就是这样来的。斯大林死后，大家也认识到这个道理（中宣部内部刊物《宣教动态》1957年第44期）。雷认为：1895年以后社会科学上新材料很多，对旧材料有很多新的认识。他举希腊史为例指出，1890年在埃及发现的雅典宪法，这本书恩格斯可能没看到。他如果看到，在《家族、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在有些问题的提法上就会不同。雷强调，社会科学是需要不断发展的（1957年4月22日《人民日报》）。
1957年8月14日，天津科协举行反右派斗争大会，雷海宗被定为右派。有人揭发雷海宗曾经说过：“现在史学界领导都是外行，问题很大，史学很难发展”；“中国科学院根本没有成立的必要”；共产党领导下的中科院“毫无成就”；解放后出版的书“没有学术价值”，“内容贫乏，逻辑混乱，看了使人思想僵化”，“解放前最坏的书都比现在的好”（《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三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1页）。雷还说过：“目前，我们的教育方针太笼统太概念化，不从实际出发，因此不能培养教育出完满健全的学生。解放后，虽然禁止了对学生的体罚，但今天对儿童、青年在精神上的虐待却很严重”；“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死时就停止发展了”，甚至还说过“马克思主义在1877年（恩格斯《反杜林论》出版那年）就停止了发展”（《人民日报》1957年8月22日）。
1957年，重庆中学的邓祜曾老师在“鸣放”中说了一句话：“中国有五千年灿烂文化，为啥还要立一个大胡子洋人作祖宗？”邓老师就被打成了右派，并被迫害至死。从此之后，凡中国人，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有谁敢于做“中华儿女”、而敢于不做“马列子孙”呢？从此，中国从此便绝对地要“言必称马列、书必证马列、事必奉马列”了。一个来自外族的野蛮思想，从此成了共产党统治中国人民的绝对统治思想；中国从此人人都必须做“马列子孙”，而不敢再做“中华儿女”；中国人从此连死了，也只能和必须去向马克思报到了！
文革中，党化教育更为癫狂。各大学一部份被关闭，一部份被赶出城市。学生不读书，都去劳动。20世纪有哪一个国家（柬埔寨除外）取消了教育？唯独毛的中国完成了。
1979年春中共提出“要在全体人民和青少年中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
1980年代新的方针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教育仍然处于一种从属、依附的状态，仍然被国家统制，教育在社会中的自由性、独立性，人在教育中的主体性仍然无从建立。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尊重一切信仰；共和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它的原则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中共国的情形是：国家推崇马列主义、提倡无神论，反对宗教迷信；其口号是：集中性、先进性、斗争性（现改成了和谐）；其原则是：党有、党治、党享的政府——一党专政是也！
1982年中国宪法第24条云，“国家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它的腐朽思想”。这不但赋予政府了教育权力，而且直接规定了具体的观念标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直接剥夺和否定了一切受教育者的“宗教信仰自由”。当1990年代前期中国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时，大学的经济学课程还在吹捧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经济。
64后邓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
1995年3月18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云：“国家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遵循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199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上述内容。1990年后期，“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已成为高校政治课的必修内容。
《黄河》杂志主编谢泳在比较了民国与中共的小学课本后发现，后者更强调一党政治理念的灌输，强调对政党及领袖个人的崇拜，从而更具浓重的专制色彩。譬如：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课程标准中，“自由”、“法律”这两个词不再出现。
将1932、1933、1934年学生与教师的数字相加，其总数分别为82800和92，这就是说，国民党这个时期党化教育学生与教师之比正好为900比1。时间后挪30年，1962、1963、1964年全国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为2265000人，同期公共政治课教师总数为25540人，这意味着，共产党这个时期党化教育学生与教师之比约为89比1。
严格地说，共产党“党化教育”的师资动员不仅指“政治理论课”的专职教师，而且还须包括学校的党务系统工作者、负责青年团工作的专职人员以及班主任。这是一个阵容更加庞大、也更加强大的队伍。中国共产党实施党化教育还有一支专门队伍，那就是自成体系的党校系统。民主党派则有各级社会主义学院，担当同样的党化教育职能。
甚至在改革开放以来正在重建中的中国私立学校，也出现了“党化教育”的组织化趋势。比如，据北京市教科院民办教育中心主编的《民办教育参考》报道，北京市各区县教育部门党委都把在私立学校中建立“党组织”作为工作的突破点。
党化教育，就是培育党奴的听话教育。为了把活生生的个体培养成党的工具，党除了不厌其烦地灌输“伟大”“光荣”“正确”外，还通过组织迫使“小我”来认同“大我”——党的领袖。由于长期实行恐怖政策，人的精神被彻底摧毁了，逐渐地变成了应声虫。
党化教育只会使人片面化、工具化、盲从化、奴才化。我国从幼儿园起就开始灌输一个主义好、要热爱服从特定的党，使儿童幼小的心灵从小就习惯于专制等级、泯灭了儿童的怀疑批判精神。有一个训练幼儿说谎的幼儿园阿姨分苹果的寓言。阿姨问孩子甲要大的还是小的，甲说要大的，结果阿姨批评他自私并给了一只小苹果。又问孩子乙，乙说要小的，阿姨表扬了他并分给他一只大苹果。这样，其它孩子纷纷说：“我要小苹果。”
小学班级中设班长和值日生，学校里设大队长和学生会主席，让小孩子们从小就开始对权力敬畏和倾慕。老师让最喜欢的学生做班干部，并且明显给宠儿们不同的关注和优待，从而刺激他们倾轧和争宠献媚；为了获得自己所不知道的消息，教唆孩子用各种方式告密。从小就要斗，就要练习出卖朋友同志，就要满口谎言。
要求学生事事服从上级意志，做“革命的螺丝钉”，必然挫伤学生的自尊心和独立性，摧残学生自由思想的能力。而自信和自由思想恰恰是发挥原创精神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品质。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人还谈什么创新！他怎么会有民主诉求！这种教育不仅使学生离民主愈来愈远，而且是对中华民族未来的犯罪！一个新加坡华裔的孩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