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 |
一、对中国未来的预测为何充满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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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文盲率偏高的社会背景下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动过剩，却反映出中国社会最深刻的社会危机：人口与资源的关系高度紧张，持续多年的表面经济“繁荣”并不能缓解这一根本矛盾，连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劳动力也无法获得进入职场的入场券。
这样的场景曾经在20世纪30到40年代的中国出现过。那时中国的高等教育非常落后，受过高等教育乃至中等教育都算“稀缺物品”，但当时中国基本上还是不发达的传统农业社会，缺乏吸纳人才的现代部门，“毕业即失业”的现象非常普遍。不少女大学毕业生被迫给官僚军官做妾，大量没有出路的青年则选择了革命、投奔延安。当然，革命胜利以后当年投奔革命的人不会把自己参加革命的原因归结为生活出路无着，只会说自己向往进步。如今，中国实行了25年的改革开放，这种“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却再次出现，它表明中国的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远未达到能够正常吸纳知识型劳力的状态。
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有必要重新估计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水平和现代产业部门就业容纳量不足的真正原因。2003年，有学者在论文中介绍了一个新的发现──中国的制造业自90年代以来进入了相对萎缩阶段，大批原有的制造业被来料加工型企业替代；与现代化发展的正常道路相反，中国这个拥有数亿剩余农村劳动力、迫切需要通过工业化来扩大非农就业机会的国家，却正经历着“去工业化”这样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发展阶段[31]。这一发现为目前的就业难、特别是大学生就业难提供了解释：正规制造业的萎缩意味着技术工人、企业管理、工程师职位大批消失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国一流工科大学的毕业生也很难找到可以发挥其才能的工程师职位，而只能充当秘书、推销员；与此同时，以来料加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所需要的往往只是年青、只要求最低工资、不必提供福利、不必长期雇佣的农民工，因此，中国就业劳动力的总数虽然没有明显下降，但对知识型劳动力的需求却在相对萎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知识型劳力过剩”不仅仅只是劳动力市场结构调整问题，它还意味着一个非常严酷的事实：社会精英向上流动的渠道发生梗阻，这将引起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可以预见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在高等教育部门短暂的盲目扩张之后，随之而来的将是高等院校的调整收缩。中国政府今年规定，就业率过低的学校必须减少招生，就是高等院校调整的信号[32]。当许多家庭节衣缩食、负债累累供养出来的大学生、硕士、博士都难以就业时，人们将不得不减少在高等教育上的“投资”；而无力为子女投资高等教育，又使子女更加难以就业。另一个必然结果则是，几百万长期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在中国人的忍耐底线上勉强“活着”，当他们和众多国民感到连“活着”都困难时，大量受过教育却没有生活出路的人士将可能重复上个世纪小知识分子们走过的“革命之路”，统治集团“稳定压倒一切”的治国方略必然会受到持续不断的挑战。
（四）农村的凋敝、农民游民化与农民工的悲惨生存处境
不少中国人与中国政府一样，很以北京、上海看起来比纽约更现代化而自豪。但有一句话很能说明中美经济实力的差距：要想了解美国的富裕，应该去看美国的乡村；要想了解中国的贫穷，也应该去中国的乡村。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成就无一不是以农业的现代化与农村人口的城市化为主要标志。但中国历经20多年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不仅未缩小城乡差距，反而从总体上扩大了城乡差距。本文不讨论农民的权利以及农村基层政权黑社会化这些问题，仅仅只讨论生存底线问题，即农民的生存状态，亦即中国政府一向矜夸的人权指标“生存权”。
1. 农村经济的凋敝
中国的土地承载不了天文数字般庞大的人口，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即以官方承认的数字论，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22％，而中国的耕地却只占世界总耕地面积的7％，预计下世纪中叶人均耕地会降到1.2亩，达到严重超负荷承载的极限（由于目前农用耕地迅速减少，人均耕地减少趋势会加速）。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总量减少、人均耕地面积下降的同时，农户总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1978年，中国农村人均耕地面积为1.54亩，户均耕地面积8.59亩；到了2003年末，人均耕地面积降为1.43亩[33]，户均耕地面积锐减为5.44亩，下降了37％。失去土地的农民总数已逾6,000万人[34]。户均耕地面积惊人的下降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农户经营规模不断缩小，经营农业的家庭收入相对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迅速增加。因此，1997年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不仅很低，而且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与城市的差距不断拉大：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是1：2.56；到了2003年，这一比例已扩大为1：3.24[35]。2003年北京召开全国人代会期间，中国政府也正式承认农民收入还在下降。如果说1949年以前的中国自耕农尚能保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目前中国的小农经济连自给自足都做不到了，许多农民必须要靠非农业收入才能交纳各种多如牛毛的税费。
2. 失地农民增多，农民游民化
发展乡镇企业、让农民“离土不离乡”，曾经被誉为中国式发展道路的一个特点。其实，乡镇企业的发展早就陷入“瓶颈”状态。1996年以后乡镇企业的发展迅速减缓，1997、1998年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以每年500万人的速度下降，到2001年乡镇企业的实际就业人数还未恢复到1996年的水平[36]。与此同时，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出现了所谓的第三轮“新圈地运动”，这轮圈地以城市居民的原有住房和农民的用地为目标。在这一轮“圈地运动”中，地方政府官员已经赤裸裸地将公共权力用作私人瓜分资源的资本，与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经济精英及农村基层干部合作，利用黑社会组织使用暴力手段逼迫被拆迁者与耕地被占用者就范，失地农民因此剧增。据测算，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使农民蒙受了2万多亿元的损失，而这些资金本来完全可以用来为农村居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37]。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达到2亿多，但由于城市里失业率普遍居高不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通道也逐渐梗塞。从1996年开始，许多城市开始从严控制农村劳动力的流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要消化天文数字般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至少2亿人）已经是一件不可能之事。
现在中国农村女性为了生存而被迫卖淫的事例已经相当普遍。《南方周末》曾登载过一篇“被鸡头改变的村庄”，讲述了湖南省溆浦县低庄镇25个村庄逾千名农村女童和女青年卖淫脱贫的悲惨故事[38]。在广西柳州的农村已经形成了以农村妇女为主体的卖淫“集市”[39]。社会强迫农村女性牺牲的不仅仅是她们的肉体，还有伴随她们一起堕落的中国人的生活质量。
3.农民工悲惨的生存状态
既然依靠土地无法生存（税负甚至超过了农田的收益），农民只能象洪水般四处漫溢，但许多农民工即使在城市里找到一份工做，其生存状态也往往非常悲惨。他们多在私营企业及“三资”（港、台、南韩投资）企业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具有劳动强度大、超时工作多、工资低、劳动保护设施差等特点，劳动争议及劳动事故多发。一般来说，农民工容易受到下列几种侵犯：
（1）劳动强度过大，劳动时间过长。广东的三资企业三分之二以上都要求工人超时工作，有时甚至发生工人过劳死现象。笔者1998年12月就曾参与处理过一起民工过劳死事件，年仅25岁的江西农民工徐章水在深圳四海制衣厂打工，被老板强迫连续工作48小时而活活累死。河南省也有三分之二的私营企业强迫工人超时工作，有的农民工每天的工作时间竟达14小时以上[40]。中国政府规定的每周劳动小时是40小时，但据一项专门针对非公有企业（含三资企业与私营企业）女工的调查，每周工作44至48小时的女工占41.1％，一周工作在49至56小时占22.9％，每周工作57小时以上的占10.2％，其中最长者竟达84小时[41]。
（2）各类工伤事故频繁。以“三资”企业集中、现代文明程度较高的深圳为例，该市每天平均发生工伤事故30至50起，这还只是参加了工伤保险的企业之员工所发生的事故，未参加工伤保险的以及“私下了结”的还未计算在内[42]。仅在1998年，深圳市的外来农民工就伤残11,415人，工伤死亡80余人[43]。深圳是中国对外展示现代化成就的“橱窗”，该地尚且如此，其它地方农民工的待遇就更糟了。尤其是在私人承包的各类矿山，死亡等工伤事故经常发生。1990年全国矿山死亡10,435人，1991年9,777人，1992年9,683人[44]；1995年矿山事故死亡10,572人，1996年9,974人[45]。仅1997年3月4日至4月11日，山西省白河县在外做工的农民在3次煤矿事故中就死亡98人。据该县政府统计，自1994年以来，当地每年外出打工的农民高达2万人，而每年因事故死亡的达80人以上，重伤致残20人左右[46]。安徽省私营企业仅1998年一年就发生各类火灾1,032起，死32人，烧伤96人[47]。2001年广西的南丹煤矿事故发生后人们才知道，每年该矿公布的死亡人数远少于真实死亡数字：2000年因事故死亡259人，只报了57人；2001年1至7月因事故死亡264人，只报了94人[48]。
这类瞒报工伤事故中死亡人数的事在中国非常普遍。2001年12月30日江西省万载县一个爆竹厂发生大爆炸，此事发生后18天，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管理局举行了有关生产安全的新闻发布会。会上一些记者就一些地方政府抗拒舆论监督并殴打新闻记者一事提问，该局主持会议的一位副局长竟然如此回答：“安全生产事故的报导，原则上要求不炒作、不渲染，应该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对事故的现场报导、伤亡人数、处理情况应该遵循统一调度[49]。”据新华社2003年2月24日消息，国家安全生产管理局的统计数字透露：2002年一共发生各类事故107万起，接近14万人死亡，其中工矿企业发生的事故多达14,000起，大约15,000人死亡；发生了26万起火灾，死亡2,400人。这就是在政府“统一调度”下公布的工伤统计数字：平均每8起事故死亡1人，每100起火灾平均只有1人死亡，其虚假性显而易见。
（3）工作环境不安全，职业病高发。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以及一些港台资企业的工作环境差，没有劳动保护设施，急性职业中毒事件时有发生。至1997年底，中国累计有53万尘肺病人，其中12万人死亡，每年平均死亡约6,000人[50]。据2000年卫生部发布的统计报告，当年各类职业病共发生11,718例，比1999年增加了14.5％；其中尘肺病占77.7％，慢性职业中毒占10.2％，急性职业中毒占6.7％[51]。其中最典型的是急性苯中毒事件，据披露，制鞋业是福建省的主要行业，制鞋业普遍使用含苯的涂料，因此福建也是苯中毒大省，至1999年该省已有200多人死于苯中毒[52]。
（4）拖欠、克扣工资现象严重。这在私营、港资、台资企业中时有发生，1998年中国各级劳动仲裁委员会受理的劳动报酬争议案高达31,396件[53]。另一项调查表明，在中外合资企业中因劳动报酬而引起的劳资冲突占各种冲突的75.8％[54]。老板拖欠工人工资然后潜逃的事情也经常见诸报端[55]。2001年2月9日，浙江义乌市苏溪镇徐丰饼干厂工人徐冬根向厂方索要被拖欠的工资，竟然被暴打身亡[56]。1999年1月至2月，哈尔滨《新晚报》记者金焱与她的同事一起为3,000多名打工者讨回欠薪400多万元，被传为一时美谈[57]。
（5）人身虐待时有发生。例如，1998年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展翊厂（台资厂）接连发生40多位农民工发生断指工伤事故，该厂工人经常被工头殴打[58]；2000年1月上海市南汇区四川籍女工刘文英因要辞工，惹怒老板夫妇而被砍断两根手指[59]；深圳市大白豚桑拿中心经常对员工脱衣搜身，一位叫阿珍的按摩技师自2000年12月至2001年3月这段时期竟被强制脱衣搜身39次[60]；郑州市沟赵乡玉林砖厂老板对待工人象对待牲口一样，工人每天被迫从清晨4点工作到晚上8点共16小时，吃的是发馊变质的霉米饭，人均居住空间不足1平方米，动辄就得挨监工与打手的殴打，有的工人被打断胳膊，得不到医治而残废，工人连辞工的自由都没有，每天被严加看守[61]。
上述企业的老板之所以有恃无恐，是因为得到了当地政府官员的支持与保护。不少调查材料指出，事故频发的小煤窑之所以能大量存在，与地方政府将其视为小金库有关。例如，湖南省永新县郊乡的乡干部每天轮流到该乡的小煤矿“值班”，其实就是收“规费”（每天1,200元）[62]。还有的小煤矿就是国营大矿的负责人开办，再承包或卖给其他小矿主，用以谋利。这些人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所以每当小煤矿发生事故后，当地政府与国营大矿负责人总是隐瞒包庇[63]。
中国近20年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是出口贸易，而中国产品之所以能够在国际市场低价竞争，就是因为私营和港台资企业能将工人的工资福利压到最低水平，并把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加到最大。这种做法虽然违反中国的相关法律却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这正是农民工悲惨状态的根源。面对这样的事实，恐怕谁也无法否认，中国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比当年恩格斯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描述的还要悲惨。但最不幸的还不是这些能够找到工作的农民工，而是那些成为游民的进城农民，中国的官方用语称他们为“三无人员”（无正式职业、无固定住所、无合法证件）。近年来中国各地政府针对进城农民实行不人道的强制收容制度。2003年春天，广州大学生孙志刚在收容所受虐致死，这一制度受到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而被暂时废止。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游民在中国城市的生存条件获得根本性改善。受到社会如此不公正不人道对待的农民，其心中蕴积的反社会情绪一旦爆发，必然会造成对社会极大的伤害。不可能设想几亿城市人口能够在凋敝的农村和贫困的9亿多农民的包围下，长期安享现代化的成果。权贵资本主义与仇恨富人的民粹主义，从来就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病的一对“双胞胎姐妹”。
持“中国经济繁荣”论的研究者们大多都将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从研究对象中排除，以偏概全地将少数几个“现代化橱窗”都市再加上一些省会城市为例来支持“繁荣论”，似乎那几个橱窗城市和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就可以代表整个中国。然而，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生活在那几个都市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对占总人口70％的农民与大多数经济欠发达的小城镇的居民来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人的生活只是他们遥不可及的一个梦。
三、中国的政治统治为何能够维持“稳定”？
贪污腐败肆虐、盗贼蜂起、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失业者遍布全国城乡、黑社会 化趋势加快等等，确实已构成中国社会严重的危机。维持社会稳定的4大要素中的3大 因素，即生态环境、民众的必要生存条件以及社会的道德整合能力，不但无法支撑 社会的稳定，相反却成了危机的直接来源。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统治为何还能够 维持下去，且在外国观察家们看来还稳如磐石呢？其原因就在于中国政府越来越借 助于政治整合力量，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暴力措施，强化了政治高压，将任何有组织 的力量消灭于萌芽状态。正是这些与现代政治文明严重相悖的手段，使得中共政府 的统治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一）政治高压重新成为整合手段
中国社会之所以没有陷入一盘散沙的崩溃局面，是因为近年来中国政府在维护内部秩序时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要“将一切不安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中共政府努力造成这样的现实：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取代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中共垮台必然导致中国的崩溃。由此推论出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了中国不陷于崩溃，就得容忍共产党通过“改革”达成的利益分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大加强了各种社会控制手段：
首先，借助政治暴力加秘密警察，将一切有可能形成的组织力量消灭在萌芽状态，从而使中国民众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无法形成有组织的对抗力量，对工人农民的有组织的活动尤其如此。近年来，由于国营企业管理层的贪污腐败，国有企业破产停产现象日多，大量工人下岗失业、拖欠应发工资、工作条件日益恶劣等引发的劳工纠纷和抗议示威活动不断出现。中国当局动用武力镇压参加抗议示威活动的工人，并以种种罪名逮捕和监禁工人代表。辽阳市工人运动的代表姚福信和肖云良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7年和4年徒刑。不少新兴的“农民领袖”也面临如此命运，当地政府往往先通过“胡萝卜加大棒”把抗议的农民遣散，然后就以各种罪名逮捕领导农民进行抗议活动的“农民领袖”。
任何形式的社会反抗只要不是有组织的力量，对于拥有一切专政手段且有丰富专政经验的中共政府而言，都无法构成重大威胁。近几年来，“危害国家安全罪”、“泄露国家机密罪”与“阴谋颠覆政府罪”成了使用频率相当高的政治罪名，其功能等同于毛时代的“反革命罪”，成了国家对个人栽赃陷害的合法形式。“大赦国际”2003年初颁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镇压包括法轮功组织在内的宗教团体和一些少数民族团体，有100多万中国人未经过合法起诉被收押和遣送。2001年底的统计数字显示，大约有31万人在未经法庭审理的情况下被关进劳改营、接受“再教育”。据最高法院公布的数字，2002年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而判刑的就有3,402人[64]。
其次，利用利益控制与特务手段控制官员队伍。官员们现在为政府效力，唯一的动机是为了利益。在当今的中国，当官是最好的人生出路，“一人得道、全家升天”仍是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由于用所谓“共产主义理想”及“为人民服务”等虚幻的意识形态口号已经无法驾驭这样一群唯利是图的官员，中国当局开始借助一些极不光彩的手段，如利用抓贪污腐败等把柄控制官员。这种反贪污腐败的主要目的已经不是遏制腐败，而是为了让官员俯首听命、执行政府指令时不以个人良知为向背。就在2004年6月，中国政府甚至推出所谓“一二三反腐工程”（全称为“新世纪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对策研究”）[65]，而这个反腐工程的要点无非是让官员退赃，交钱买“官位保险”。在条文中，政府承诺不管官员贪污了多少，只要交上“买路钱”，一律既往不究。从其实质来讲，这个“一二三工程”是中国政府对银子都进了贪官污吏的私囊严重不满，于是就利用手中操有生杀予夺大权，让贪官们拿出贪污所得来分赃，整个行动有如中国民谚所言，“窃贼手里强盗打劫”，其本意并不在于制止贪污腐败，而在于分赃。这条措施实际上等于宣告，中国政府承认贪污腐败合法化。
中国的官员们并非不清楚中国现在危机四伏的困局，也并非人人都从心底里认同目前这种“黑金政治”。但他们也很清楚地知道，在这架按惯性运作的巨大国家机器面前，自己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零件而已；若不按照官场惯性运作，就只有被淘汰出局。河南省政府对待爱滋病患者的态度就十分典型，当地政府藉口“疫情信息会成为境外反华势力诋毁我国形像的口实”，迫害上访的爱滋病人，当上访者问警察为何要逮捕他们时，警察竟然说出了这种话：“想知道你（指上访者）犯啥法啦，一脚踢死你，你就知道咋回事儿了！”甚至坦言：“我们是政府喂的狗，让咬谁就咬谁，全听当官的[66]。”文化层次稍高一点的官员则往往声称，自己所做的一切“只是职业需要，我们心里还是知道谁是谁非”。这些话让人不能不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悲哀，因为这正好说明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分裂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文化大革命”当中，部分红卫兵象狼崽子那样打人杀人，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真在捍卫“神圣的无产阶级革命”，做的一切在道义上都是对的；而现在，所有发布整人命令、负责监视汇报的人，在从事“职业需要”的一切工作时，心里也许知道所做所为未必正当，被整、被监视的人也未必真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但为了自己的利益需要，他们不仅参与整人或监视汇报，而且还非常投入，以便为自己的升迁或奖金垫上几块铺路的石头。
不能设想这样的政府能够将中国引领到“现代文明国家”的行列中去。这一点其实只要看看中国政府对之表示友好的“国际夥伴”都是些什么国家，就非常清楚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如果要对中国目前的政治状况作一总结，可以概括为几个特点：
1. 公共权力私人化：中国的权势阶层已经将公共权力一概视作为私人谋取利益的的资本，每年被查办以及被悄悄放过的大量贪污腐败案件就是公共权力私人化的最佳注脚。
2. 暴力“合法”化：拥有“合法伤害他人能力”[67]的政府机构工作人员使用权力诬陷平民，渐成司空见惯之象。最典型的例子有两个，一是2003年海南省一个县公安局副局长勾结他人诬告私人企业主蔡宝银，强行夺走蔡的1.8亿元巨额资产[68]。如果说这个案件只涉及少数几个官员，那么2003年的郑恩宠案件则是国家诬陷的一个典型。上海的“红顶商人”周正毅勾结地方政府官员强行拆迁居民住宅，为受害居民辩护的律师郑恩宠被当局以“泄漏国家机密罪”逮捕，并于2003年10月判刑3年。郑案表明，中国的各级政府越来越随心所欲地使用政治暴力与诬陷手段对付一切他们不喜欢的人士。由利益集团操纵法律任意诬陷他们不喜欢的任何人，是非常典型的公共权力私人化与暴力合法化现象。
3. 政府行为黑社会化：近几年在各地频频发生的城市拆迁事件与农民反抗事件中，那些掠夺民财的经济精英背后都有地方政府或明或暗的撑腰。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地方政府的行为越来越接近黑社会组织的行为，唯一的区别在于黑社会的暴力是非法的，而地方政府使用暴力则是合法的，这种“合法的黑社会”比之于非法的黑社会，其暴力肆虐之处，更让公众无所逃遁。
近几年来，西方学者使用“失败国家”这一概念来分析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情形[69]。上述几个特征正是这些“失败国家”的共同特点，中国目前与那些“失败国家”的一个主要差别是中国还未出现从“军队政党化”到“军队私人化”这一转化过程。
（二）意识形态战略
于中国政府而言，上述政治高压措施只是“治表”，最重要的还在于意识形态教育，这种教育的目的在于让国民从内心深处认同现行政治体制。在实行新的意识形态战略与加强公共领域控制方面，江泽民执政时期比邓小平时代要严厉得多，所采用的软硬兼施策略比毛时代单纯的政治高压更容易成功且不露痕迹，因此也更不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反感。这种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战略与公共领域的控制相辅相成，其主要策略如下：
1．通过学校教育向青年一代灌输中共的政治思想
这种意识形态教育的中心内容是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与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他们害怕中国强大，一心想搞垮中国，人权等口号是美国等国际反华势力借用的一张牌”这类用语，中国青少年一代耳熟能详。这类宣传是中国青少年通过学校教育获得国际知识的主要渠道，最后让中国的青少年一代形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美国情结”：在科学技术上以美国为师，在国际关系与社会制度上以美国为敌，在生活水准上追仿美国。这种情绪又转化成当前流行的民族主义情绪，美国则经常成为中国民族主义者渲泻不满的对象。一些人在中国社会里积蓄了种种不满，但无法针对当局发泄，转而把美国当作“靶子”，认为美国是造成中国种种困难不幸的“万恶之源”。他们抨击美国时所运用的恰恰就是官方灌输的丑化西方的扭曲政治观念。
在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认识方面，只看共产党教科书的青少年的认识更是混乱。许多青少年根本不知道“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悲剧，也不了解“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为何事，只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如此教育浸染下，中国社会对毛泽东的认识、对毛泽东领导建立的这一专制政体的认识都陷入一种奇怪的混乱状态中。90年代进入成年期的一代青年人中竟有不少人视毛泽东为理想的政治领袖、以“文化大革命”为理想社会的模本，动辄就在网上贴出“文化大革命多好啊”，“要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在，社会公正就不成为问题”等。罗马政治家西塞罗有句名言：一个不知道自己出生前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人，等于没有长大。受过这种意识形态教育的青年，往往对西方民主思想具有免疫力，从未出国的青年人自不待言，即使目前身居国外的青年留学生中也可以找到不少这种人。不少学成回国的留美学者展现出这样一种“边缘人”心态：在美国受过的教育与经历是其得以傲视国人的文化资本，而批评美国又是其在国内立足的政治资本。
意识形态控制其实就是一种依靠政治暴力推行的文化暴力。这种意识形态战略还产生了一个奇妙的政治后果：无论是中共政府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在述说自己的观点时使用的竟然是同一套话语（这套话语受毛泽东与鲁迅两
人影响甚深）。在这一时期内进入中国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所使用的中文话语往往也是这一套。在此讲述这点绝非多余，因为话语的功能不仅仅只是思想的外壳，它本身包含很强的价值选择与价值判断。可以断言，在中国今后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人们还将看到这套意识形态话语的强大作用。
2．全面加强对媒体的控制
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媒体，并“与时俱进”地完善了毛时代对媒体的制度化管理，基本手法是用“卡住从业者的胃”这种手段，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和扮演“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与现代文明国家不同的是：新闻媒体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直由共产党制定游戏规则，掌握“发牌权”，新闻媒体处于受严格控制状态。表面上中国的新闻媒体与公民享有各种自由，例如中国的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7条更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但事实上中国公民从来就未真正享受到宪法上规定的种种权利。因为中国现存的所有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都与宪法相悖，严格限制中国公民享受宪法所赋予的上述自由。仅在新闻行业，这样的条文规章以立法形式出现的就多达60多种，而中宣部随时根据形势需要颁布的各种禁载规定就更不计其数。宪法的规定只是政治摆设，意在向世界表明:中共领导下的中国也有政治文明。
据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协会”公布，中国是世界上囚禁记者最多的国家。截至2001年10月31日，中国共囚禁了118位记者，几乎占全世界被关押记者总数的三分之一[70]。在中国政府眼中，逻辑竟是如此奇怪地被颠倒：制造社会不安定的人，不是贪官污吏及麻烦制造者本身，而是批评并指出这种问题根源的人。2004年的《南方都市报》记者“受贿案”，可以被看作是动用国家诬陷手段进行政治迫害的又一个最新例证[71]。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加强了对互联网的监控管理。自从1994年中国首次与全球互联网联通以来，中国当局不断试图控制中国的互联网连接。初期的互联网保安策略是严格限制国际性网络连接。至今国际社会与中国的5个主要网络之连接，仍经由代理服务器通过官方的国际“网关”，过滤和监察网络电信是这一控制的焦点。国际社会将中国的网络过滤系统称为“世界上最巨大的防火墙”。从1999年开始，中国政府不断加大资金投入，网罗了不少计算机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担任网络警察，希望控制住互联网这匹奔腾的“野马”。2001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72]，以法律的名义控制网络。目前，中国正在建设一项庞大的“金盾工程”，2003年9月该工程部分启动。据参与这个工程的外国专家称，这一工程一旦完成，中国政府将拥有一个有能力“看见”、“听到”和“思想”的全国性监控系统[73]，能够实施对公民无所不至的行为监控，乔治•奥威尔在《1984》一书里描写的情况将在中国成为现实 。
3．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与“打压”并行的策略
“六四”民运之后，中国的知识精英们面临重新定位的困惑。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采用收买政策，用各种学术荣衔与物质利益作诱饵，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对于那类对现实持批评态度的自由主义知识精英，则采取各种严厉的打压措施，如规定各类媒体与出版社不准发表与出版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让这些人所在的工作单位以各种非政治理由将他们开除或解聘，使其陷入生活困境。对于社会影响极大的自由主义知识精英，则派国安局特务跟踪监控、搜查住所、进行人身迫害，想方设法迫使他们离开中国。
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极其有效地消弥了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大多数知识精英根据本身的资源占有状态调整了治学方向，对政治与社会问题采取了犬儒主义的苟且态度。从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政府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前所未有地和谐，而且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这一“良性互动”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中国知识精英的主流已经默认威权政治的合法性。部分锋头颇健的精英甚至公开提出：“中国国情所限，只能实行威权统治”；“一个现实的出发点是，自由民主主义的合法性论说已经破产，而且施行于中国是否具有有效性无法预测”；中国应该实行一种“父爱主义”的“现代仁政理论”[74]，这种“仁政”当然还是以“贤人治国”的“人治”为特点。此论一出，颇受海外中文媒体追捧，似乎中国舍此无他出路，中国对民主政治的百余年探索全属枉费心思之举。
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与现实处于隔离状态的钱钟书才成为政府与学界共同追捧的“学界泰斗”与“一代文化名人”；钱先生那些与现实完全不同构的知识，才会被吹捧为这个时代的“最高文化成就”与“学术里程碑”──没有思想自由的极权专制造就与鼓励了这种完全与现实隔绝的文化，也为这种文化产品造就了无数的欣赏者与追慕者。除了部分有智囊情结的知识精英忙于思考各种“对策”与上“条陈”之外，大多数知识精英越来越满足于在现存的利益格局中分享既得利益。少部分利用在80年代与90年代尚有生存余地的民间话语积累了社会声望的知识精英也因利害考量，渐渐以远离社会的所谓“纯学术”自居，与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精巧的互动关系，目前正安享着政府赐予的各种荣衔，埋头做着“善终考”的功夫。
知识精英的堕落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堕落程度的最重要尺度。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界的侏儒化以及他们提倡的“合作主义”精神，对维护政治统治的稳定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迅速分裂，那些处于社会边缘、无法进入知识圈中心位置的失业大学生们与这批知识精英的关系，有如当年毛泽东这类小知识分子与胡适、蔡元培等人的关系；这两批人对政府的态度也有如当年这两类知识分子的态度：待在既得利益分享圈之外的青年知识分子批评政府、呼唤革命，而跻身于既得利益阶层的知识精英们则要与政府合作并力图保持现状。
（三）精英集团联盟的政治功能
90年代初，中国政府表面上坚持自己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官员们却忙于和经济精英们建立非常密切的私人利益关系。到了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总财富的85％已经成为少数政治、经济精英们的囊中之物，中国政府因此调整了自己的阶级合作战略。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为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合作拓展了广阔的解释空间，“让资本家入党”只不过是让经济精英进入体制有了一条合法的政治通道。中国的知识精英在80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幻想至90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了。中共政府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听话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内共享利益，但绝对堵死可能导致民主化的通路，也不让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分享政治权力。
对于来自于底层的社会反抗，中国政府则越来越依赖于明显的暴力镇压，甚至不屑于再做表面上的安抚工作。2003年曾发生数起因抗议无望而自焚的事件，其中几个自焚未遂者如周永华不仅未得到安抚，反而被投入监狱。到2004年4月，北京市政府竟然出台一部名为“关于维护群众上访现场秩序的工作意见”的法规，明确规定“对采取自杀、自焚、自残等极端行为的，公安机关及时制止和救治，对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75]。这部法规表明，中国政府已经用法规的形式将敉平社会冲突的重点从对底层的安抚转为政治高压，公众甚至连自杀抗议的权利都被强制取消。这种惩治自杀者的方式除了中国“文革”时期对自杀者的政治裁定，如“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与之相类之外，在近代文明世界再也找不到第二例。可以说，对付地方性的小规模群体性反抗，已经成为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日常作业，这方面他们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在精英集团联盟日益加强的情况下，不掌握任何资源的社会底层动乱虽然有如烽烟四起，却因消息被封锁而只能局限在某一地区，无法形成跨地区的反抗，因此往往被有效地镇压下去，根本无法构成对极权统治整体性的威胁。
（四）外资的大量进入与国际社会中政治压力的微弱
将前苏联的国际关系与中国今日的国际关系相比，就会发现今天的中国相当幸运。前苏联与欧美国家一直处于冷战状态，两大阵营之间并无多少经济交往，因此也就没有形成牵丝攀葛的各种利益关系。而今天的中国不同，对外开放使得中国与世界各国形成了多层次的经济交往。到2003年12月底为止，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65,277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041.71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占据重要地位[76]。在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已超过180个，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400多家去中国投资[77]。目前，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仅次于美国，居发展中国家之首。
预期中的巨大商务利益，使西方民主国家不再象冷战时期那样重视它们与中国之间在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方面的巨大分歧，各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事实上都受到本国商界的掣肘。在国际资本眼中，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投资市场，中国那13亿人口的购买力不可忽视，至于中国的政治形态与人权状况则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即使当他们弄明白中国有购买能力的人口其实最多只有3亿左右，但对于人口总数基本上都低于3亿的发达国家的财团与商人们来说，这就够了。正因为如此，当日本在1989年率先与中国恢复经济关系以后，法国、德国相继放弃了对中国人权状态的批评，重新交往，这种交往背后当然是经济利益与巨额的商业合同。一些号称“中国通”的外国学者给本国政府的公开建议是：“要想与中国保持经济交往，千万不能批评中国政府”。在法国与德国，对中国的态度已经成为“政治问题”[78]。国际社会这种实利主义的外交政策使得中国政府在香港中学的教科书中可以如此总结自己处理“六四”事件的“睿智”：“1989年6月，中国国内爆发了‘六四事件’，中国在国际上一度受到孤立。当时中国采取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的政策，不因受外国孤立而采取敌对态度，以静候与外国关系改善的时机到来。1996年，大部分国家与中国关系恢复正常，中国在国际上再担当重要的角色[79]。”
这种压力减轻是逐渐的过程。香港回归并逐渐纳入中国政府的政治控制之下，使香港不再享有1997年以前的自由。而台湾近年来由于中共政府“以商制官”的策略大获成功，随着台商进入大陆投资者日多，台湾的政治形势已经大为改观，长达70多年的宿敌国民党由于失去了执政地位，不少老国民党人出于对“台独”的深恶痛绝，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座上宾与统战对象，台湾人最中意的上海已经出现了多个台湾人聚居小区。即使在SARS为台湾带来一片恐慌的2003年1月至4月，台商在大陆的投资都比2002年同期增长74％[80]。如果没有什么特别不利于中国大陆的事情发生，可以预见，香港、台湾这两个历来被中国政府视为“反华势力颠覆中国政府的基地”已经不再具有1989年以前那种作用。
用中国政府的话来阐述，目前的“国际形势大大有利于我国”。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曾经是美国让中国政府因人权问题备受难堪的场所，但中国政府的外交“智慧”确实在90年代获得了大幅度的提高。这个委员会的53个成员国席位中，不少是由古巴、中国、北朝鲜、苏丹、越南、刚果、津巴布韦等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状况很差的国家占据，这就给了中国很大的外交活动空间。除了利用这些国家在人权状况上“同病相怜”这点情结之外，中国政府还成功地运用了“国际援助”等金钱外交手段。一直以捍卫人权为使命的美国，终因在这个委员会中有太多的敌人而于2001年落选，此后虽然在这个委员会中重新获得席位，但再也未能恢复它在这个委员会中原有的影响与支配力。2003年的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美国没有提出对中国人权的议案，虽然被解释成“伊拉克战争时期美国外交的牺牲品”，但事实上却是美国对华外交政策转变的一个风向标。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获得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颁发的人权奖。虽然这个奖项被国际人权团体视为人权史上的极大耻辱，是对人权本身的羞辱，但中国政府却为此沾沾自喜。
自从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不再需要每年由美国国会投票表决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美国手中已经不再握有“人权外交”的筹码。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美国淡化“人权外交”，算是达到了中共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但对中国国内的民主化进程而言，这却未必是什么好事。近几年中国政府不断加紧控制传媒，加强对反对声音的镇压，国家安全部对社会生活的渗透越来越广泛并公开化，实际上就是美国在人权问题上逐渐软化立场的结果，因为中国政府不需要再担心来自美国的干预。
源源不断涌入的外资大大抵消了资本外逃对国家外汇储备构成的压力，为中国政府赢得了相当充裕的时间，可以比较从容地应付银行系统巨额坏帐带来的严重问题。
中国与各国建立的经济合作夥伴关系也对中国问题研究圈有影响：冷战时期欧美各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对他们的研究对象苏联很少有友好态度，而现在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则对中国充满了好感与友善。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共同创造了两个前景灿烂的神话：一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会促使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二是高科技的进步会带来资讯的自由传播，有助于打破中国的新闻封锁。前一个神话只能说是持此论者一厢情愿的美好希望，因为WTO不过是国际社会的经济游戏规则，不可能期望通过它来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目前因为西方投资者在中国的预期利益未能实现，这个神话正在西方社会逐渐退色。第二个神话则被中国政府无情地击碎了，如前所述，中国政府投资几亿美元的金盾工程（Golden Shield)正在为中国政府用科技手段加强社会控制贡献力量。但这些不断破灭的幻想在短期内并未降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美好期望，中国的任何小小的一项政策出台，都可能被解释出让人感到前景光明的无限新意。比如2002年末深圳特区推出的行政改革，曾被不少中国问题专家热情洋溢地解释成“政治体制改革与三权分立”的试验；此外诸如中共“十六大”召开以前的“新闻体制改革”神话，“十六大”以后的“胡温新政”神话，以及“SARS危机将会促使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预测等等，都是这种友善态度的结晶。
国际社会现在对中国政府真是充满了友好和热切期望，这是前苏联当局从未遇到过的好运。这种好感已经使得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不再注意一些完全不应该被忽视的信息：比如中国政府从SARS事件上总结的教训，绝对不是开放舆论、增加透明度，而是更加紧密地对传媒加紧控制；政府为了从纸面上彻底消灭SARS，临时制定了一条政策性法规文件，将传播SARS信息的人视为传播谣言、扰乱人心，以法律的名义进行严惩；至于中国不断发生的记者与网络异议人士被捕的消息，更是被一些学者看作个案和个别政府部门的过当行为。
尽管国际社会里仍然有很多组织和人士非常关心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政治自由，但他们毕竟不能左右各国商界和政府的政策。笔者以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前途只能依靠本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外因最多只能起锦上添花的作用，绝非雪中送炭。当年苏联若不是要建立一个以自己为领袖、能与西方对峙的庞大红色帝国，绝不会拿出那么多的物力人力来“支援”世界革命与中共。
上述所有举措均有利于中共统治的“稳定”。但中国政府并未利用这一时机实行民主化改革，而是热衷于用营造经济繁荣幻象吸引更多的外资，与此同时采取各种为渊驱鱼的方式激化着各种社会危机，加剧各种社会矛盾。
四、为什么中国政府不再有政治改革的动力？
从90年代以来，中国对经济体制的改革进入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补状态，完全放弃了80年代曾一度提上日程的政治体制改革。“改革”一词本来包含有价值取向的制度性变革在内，但中国政府现在却把各种政策规定的改变都挂上“改革”这块招牌，甚至许多违反社会公正、伤害多数民众利益、只有利于少数利益集团的政策变动也一律戴上“改革”的桂冠，比如义务教育被“改革”成“教育产业化”，公费医疗体制被“改革”成“医疗商业化”，这类假“改革”之名、行敲剥民众之实的例子举不胜举。可以说，“改革”这个曾经让中国人充满希望的概念已经被严重异化，所有能使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进步变革的改革反而陷入停滞状态。究其原因，这与两个重要因素有关，一是民众的“圣君贤相”幻觉，二是开放以来形成“政治退出机制”导致精英集团行为短期化。
（一）中国人的“圣君情结”与“清官梦”
中共统治之所以能维持稳定，与民众对中共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有关。在许多民众心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党中央，这是多年来中共通过反复教育宣传在民众头脑中定格的形像。许多民众把目前中国存在众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例如，河南省上蔡县有大批因卖血而感染爱滋病的农民，尽管当地政府官员把他们视为“鬼魅”，百般打压，但他们还在期待着“唯一的青天──中央”来解救他们。那些爱滋病患者说：“实际上中央的政策都是好的，一到下边就搞坏了”，“他们（指上蔡县官员－作者注）所作所为不符合共产党逻辑，共产党一贯做事光明磊落”，“他们就象国民党（事实上说这些话的人并未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过──作者注）”，“现在唯一的青天就是中央，可是我们又见不到。一到下面就变样了[81]。”
中国思想界对民众的这种认识持两种评价，部分人认为这是民众的策略考虑，以便通过这种表述来争取中央同情，藉此保护自己。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民众一直怀有“圣君情结”与“清官梦”，以为中央政府是清正廉明的，愿将中国引领到光明之途，只是由于贪官污吏处处掣肘，那些具有理想主义精神愿意为人民办实事的“清官”无法施展才能，结果导致目前这种局面的出现。
笔者以为，这种“现代圣君贤相”的幻觉其实是中国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农民文化的现代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中共长期以来意识形态教育的结果，不但未改造这种文化，毛泽东时代还通过“造神”运动把这一观念推到了极致，只不过“圣君”从封建时代的皇帝变成了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罢了。几年前朱�基就任总理时，就是被视为“贤相” 而被赋予了太多的理想色彩，因而不得不承载了太多的民意和过于厚重的期望。这固然因朱个人特殊的性格一度极富魅力，但归根结底还是民众的“圣君贤相”梦想在起作用。
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民众再次寄希望于一点：共产党高层权力的代际更替能让所谓的“党内健康力量”上台，从而维持中国的发展和社会稳定。中共“十六大”之后，一如当年对朱�基的热切期望一样，人们多少有点一厢情愿地盼望着新一届领导人有能力有决心抑恶扬善、除奸举贤，把中国带入一个文明兴旺的新时代。多数国人所期盼的“新时代”不是“新”在政治制度上──在中共意识形态的长期灌输下，中国人大多对民主政治其实并不了解，不少人还抱有西方民主制度是虚伪的这一观念──而是“新”在能够安居乐业：城市居民希望世界物质文明潮流别将自己拉下太远，农民则盼望政府能让自己维持温饱。
其实，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梦想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众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且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正因如此，毛泽东可以超越制度行使超常规的个人权力，并且率性而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但他的继任者邓小平就不得不部分服从制度的惯性；此后的领导人一代比一代弱，因此也越来越为现存制度的惯性所支配。领导者对现存制度所赋予的合法地位依赖越大，自主行事的空间就越小。
“圣君贤相”式幻想不仅存在于工农民众当中，也普遍存在于知识分子当中。然而，这种幻想却一次又一次被严酷的事实无情地击得粉碎。山西省记者高勤荣因写“内参”揭露运城地区当局弄虚作假、大搞假“渗灌工程”，次年即被该地政府以“受贿罪、介绍卖淫罪、诈骗罪”诬陷而判刑12年[82]。江西省府政策研究室《农村发展论丛》杂志社副社长桂晓琦将中央政府历年来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汇编成册出版，帮助农民了解有关的政策法规和他们的权利，结果该书却被江西省政府宣布为“反动书籍”，强行全部收缴，桂晓琦为逃避省公安厅的追捕被迫流落外乡[83]。高勤荣是想藉“内参”向中央反映情况，桂晓琦则是想借“中央文件”这柄“尚方宝剑”帮助农民，但他们信赖的“中央”却并未采取任何行动支持或保护他们，而是听任地方政府践踏蹂躏这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2003年SARS爆发初期，中国政府按惯例封锁疫情消息，从而导致疫情迅速蔓延。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政府不得不将卫生部长张文康解职，让他充当政府撒谎的替罪羊。但许多中国人宁可相信隐瞒疫情只是张文康的个人行为，而不愿意承认这只是张按照体制运行惯例所作的反应。其实中国政府早有保密法规明文规定：“重大疫情属于国家机密，不得随意披露”，况且控制新闻以“维持社会安定团结”更是政府的例行公事。在中国，民众对事涉自己生命安全的重要信息没有知情权，而政府通过一整套等级森严的“内部文件”制度让各级官员按级别获取“内部”信息。最近，中国一些鼓吹“现代仁政”的学者又在劝说民众相信统治者的道德力量，继续重复这一“圣君贤相”的梦想。
笔者不否认自己在90年代写《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时多少也存在一些幻想：希望统治者能够为本阶级的长期利益着想，将狼与羊的关系维持在一个能够让羊群维持再生产的临界点上，因为双方毕竟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里。但当笔者阅读了大量有关拉丁美洲国家“改革史”的研究文献之后，终于得出一个结论：专制（或极权）国家的任何改革，毫无例外都是该国权势阶层与精英群体重新瓜分资源的过程；改革的口号再漂亮，改革方案再如何宣称是为了民众利益着想，也丝毫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而在精英群体中居于弱势地位的知识精英，为了在利益瓜分中得到一小块，整体上也必然走上与政治经济精英合流的道路。
更重要的是，“圣君贤相”幻想之现代版的存在，也与当代中国的冷酷现实有密切关系。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第一，在用现代武器作后盾的体制化暴力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的反抗能力，而新闻管制也使得民众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在传统社会中，官民对峙所凭藉的装备虽有优劣之分，但毕竟同属于“冷兵器”时代的产品。而在如今，民众充其量拥有热兵器时代的早期装备，而官方却拥有核武器时代的先进装备，以及信息时代的一切先进通讯、交通工具，力量的不对称是盲人也能看见的事实。与此同时，官方还拥有发布一切信息的权力，镇压民众的反抗可以被任意解释成政府“打黑”“反黑”，或者是“平定阴谋颠覆政府的暴乱”。在这种用现代武器作后盾的体制化暴力压迫下，反抗者既无反抗能力，也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中国民众与官府的关系，吴思在他的《潜规则》与《血酬定律》[84]这两本书中都有极为精当的分析，那些“元规则”与“潜规则”至今还在支配中国社会，并未成为历史，“出售英雄”的戏剧也正在各地的反抗事件中不断重演，只不过出场的人物与时代有所变化而已。
第二，民众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化暴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使用个人暴力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对象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并非有能力保护自己及家庭的政治精英。前几年轰动一时的张君犯罪团伙，虽然声称自己是报复社会不公，但其受害者却没有任何人曾经施害于这个团伙的任何成员。近年来中国刑事犯罪案件高发的主要原因，追根溯源，就是政府的体制化暴力催化了个人报复性暴力。
（二）另类“政治退出机制”与精英集团行为短期化
生活在一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冲突日益增多、生态环境明显恶化、道德秩序崩坏的社会里，穷人感到绝望，富人感到担忧，几乎没有多少人有安全感与幸福感。于是今天的中国人变成了世界上最爱离开母国到他国“寻找幸福”的族群。这种对外开放带来的移居国外的机会，无异于给中国的贪官污吏提供了一种另类的“政治退出机制”。这个“退出”，不是指他们在本国政治舞台上退出权力中心，而是指他们在凭借权力资本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后，退出这个被他们折腾得千孔百疮的中国。因为有这一“政治退出机制”的存在，中国的政治精英成了世界上最没有政治责任感的统治集团。
中国的官僚阶层通过“内部文件”制度能掌握大量学者和民众不知道的社会经济真相，他们的危机感其实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在大陆通过各种途径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
这一“政治退出机制”对中国当代政治的影响，几乎可以用近年来在海外定居的中国大陆人的数量与资本外逃数额作为衡量指标。被中国政府与民族主义者詈骂有加的美国则成为中国精英们到国外定居的首选，它那富饶的东部和西海岸，恰如一片巨大的海滩，近百年来中国每一次政治大潮退潮，总会在这片海滩上留下几片贝壳。如今，迁居这些地方的中国新富们如同过江之鲫，汇成了一股人潮。在洛杉矶，中国新富的“二奶”们定居的豪华居住区，构成了一个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特色居民区──“二奶村”。中国精英集团成员普遍安排家庭成员出国定居，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遍观世界，没有任何国家的精英集团有这样的大规模定居外国的集体行为。
由于这种另类“退出机制”的存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两大精英集团的成员不必再与本国人民共同承受必将到来的各种社会危机，共享严重污染的生态环境。对统治集团来说，剩下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尽量维持眼前的政治社会稳定，将目前政治体制所赋予的权力资本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保证自己最大限度地攫取财富，积累“退出”所必须的本钱。因此，精英集团成员的行为明显的短期化。
两百多年前，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说过一句臭名昭著的话：“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而今天中国贪官污吏的共同心态则是：“我离开中国以后，哪怕洪水滔天。”中国既然不再被贪官污吏及其家庭成员视为家园，他们自然也不必再为过分压榨而产生后顾之忧，中国历史上有关统治者与人民的传统“舟水理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也就不再起任何道德约束作用。因此，可能给眼前的利益攫取带来风险、并使统治集团失去原有地位的政治体制改革自然被统治集团无限期搁置。
结语
本文第二部分所谈的问题正严重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存方式，而第三、第四部分分析的所有因素都有利于中国政府在短期内维持政治统治的稳定。
本文的分析还表明，希望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能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那些认为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长期控制局面的分析家们，其分析建立在这样的逻辑之上：中国政府是一支高效团结的“消防队”，它花费巨大的投入所建立的“消防设施”，如舆论控制、政治高压、由防暴警察与国家安全部构成的“安全系统”等，能有效地维持中国社会的稳定。
但笔者的看法却没有那样乐观，尽管中国共产党通过种种以“改革”名义出台的措施与对国家机器的修补，再加上高科技的使用，把中国社会变成一个无法“革命”的社会，从而使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能够在今后10到15年的时间里勉强维持下去，但这样一个距离现代民主政治越来越远，既不能保证人民的生存权，且被本国精英弃如弊履的国家，称得上是在“健康发展”吗？中国的实况并不是“地面上铺满了干柴”，而是地下在奔突着随时可能窜出地面燃烧的“地火”，任何最先进的“消防设施”对“地火”的防御作用是有限的，中国共产党政府终会有撑不住的一天。而由于中共“党国一体“的长期统治，执政党撑不下去之时，也就是中国社会陷于解体之日。与以往历史上大动乱不一样的是，由于人口的空前膨胀，生态环境的高度破坏，以及社会道德的整体崩溃等制约因素，经历过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要进行重建，将比以往任何时代的重建都困难得多。
中国究竟应该维持目前的专制政治还是应该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答案是现成的：维持目前这种体制，就是维持少数精英集团对人民大众的掠夺。那么剩下的问题是：中国民主化的前景又将如何？君不见，在拉丁美洲一些号称“民主化”的国家中，人民不是依旧生活于水深火热当中？
可以预见，中国的民主化将会是一个漫长曲折且危机四伏的过程。根据中国百余年来引进西方文明那种种“淮桔成枳”的经验，以及目前中国已具备“失败国家”的基本特征这一现实状况，笔者只能说，民主化将使中国在威权体制之外多了一种选择的可能，但并非包医百病的灵药。中国是否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区别在于是由谁来计算机会成本。对于一部分统治精英来说，他们需要时间伺机“退出”中国；而对于另一部分还希望（或因种种原因不得不）留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统治精英来说，他们需要知道自己是否具备了操纵“民主”的能力，如果基本具备这一能力，“改革”也许可能开始；对于公众来说，则有一个由我们这一代来支付改革成本，还是由下一代支付改革成本的问题。
两百多年前美国发生了伟大的独立战争，其导火线是“波士顿倾茶事件”。该事件发生后，美国社会发生了激烈的讨论：与英国的战争是否可以避免？得出的结论是，现在固然可以不开战，但这场战争迟早还是会发生；既然战争不可避免，与其让子孙后代为独立付出血与火的代价，还是让我们这一代人承担责任吧。于是美国人民在其开国元勋的领导下，书写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一笔。
中国人是不是也应该拿出美国人民当年的勇气？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百年立宪的悲剧，不应该再有一个150年还建立不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悲剧。曾经有过辉煌文明历史的中国人，应该有能力做出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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