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吏与娼妓的战争
情欲和恶是历史进步的杠杆。
——马克思
近日以来，雷政富事件再次成为社会热点，商人以美人计设局，导致10位政府官吏相继落网，足够组成一个足球队。曾经唱遍重庆的红歌《打靶归来》被人们改为“日落西山红霞飞，打靶归来被双规”。一时之间，赵红霞甚至被网友叹为“反腐女侠”。想当年，赖昌星以“红楼”玩众官吏于掌股之间，明星、高官概莫能外，比起雷政富这种“苍蝇”来，赖昌星玩的几乎全是“老虎”。据说赖昌星曾经有名言：官吏与娼妓没什么区别，官吏用上面的口谋生，娼妓用下面的口谋生。其实区别还是有的，娼妓出卖自己的肉体，官吏出卖自己的良心。但说到底，两者都是出卖自我尊严的职业，不过是图个身体享受罢了。事实上，吃屎、喝尿、捧屁、献妻,这些自古都是中国官场的一种美德和传统。妓院与衙门从来都是古代中国藏污纳垢的罪恶之地。
在中国传统历史中，有大量的灰色地带，这些灰色历史虽不见于官方正史，但却是民间野史主要话题。在这些野史笔记中，妓院与衙门从来都是藏污纳垢的罪恶之地。官场与风月场常常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在一种横扫一切的权力体制下，体现男权色彩的性文化也弥漫着官场潜规则。古代官吏在风月场以男权来凌驾于娼妓之上，皇帝在官场以皇权来凌驾于百官之上。自称“十全皇帝”的乾隆曾经骂股肱之臣纪晓岚“实不过以倡优蓄之”，一语道破天机。娼妓强颜欢笑曲意逢迎，官吏同样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吃屎、喝尿、捧屁、献妻，这些丑闻竟然成为中国古代官场的一种美德和传统。
一
100年前，天朝主旋律作品《二十年目睹社会怪现状》中写道，某候补道台，虽用尽办法，三年仍得不了实缺，后通过上司之近伺，得知上司有此好，于是，求得内人相助，奉献内人于上司，果然一炮打响，道台便欢天喜地上任去了。天翻地覆慨而慷，毫无疑问，今日之中国官吏堪称2000多年来活得最滋润的社会群体。在现代文明尚未启蒙的背景下，中国的一切依然故我，华丽辉煌的新瓶子里装得还是2000多年来积攒的陈年屎尿。
开封市委组织部长李森林积攒了300份不同女人的阴毛，而且是自己亲自动手用剃刀剃下来的阴毛。李森林同志因此得名“阴毛部长”。在和谐的体制环境下，李森林收集阴毛要比达尔文收集蝴蝶标本容易得多。这300份阴毛全部都来自社团内部。社团女性成员因为阴毛而鸡犬升天，男性成员虽有阴毛，但森林同志不好男风，男性社团成员如果想要免费的房子免费的汽车很大的权力很高的工资，只需要把自己的老婆献给他们的部长；社团中人是当下这个社会的“白马王子”，老婆和房子一样是从来不缺的。
在这个和谐的秘密同盟之下，这些共产共妻的同志都大公无私地把自己或者自己的老婆贡献给了“领导”。如果是新婚，想来这些社团中人大可将自己老婆的初夜权也一并孝敬给“领导”，领导到此一游后，亲自剃下阴毛留作“先进性教育”的纪念。这些阴毛据说足够李森林用来制造16支“阴毛笔”的。
有其父必有其子，有“阴毛部长”，必有“阴毛局长”、“阴毛秘书”。海南省纺织工业局副局长李庆普同志收藏的女性阴毛多达236份，以64份的微弱差距屈居副职。这个阴毛局长笔耕不辍，写作了工作日记达95册，以细致入微的笔法记录了工作经过和体验。这些工作最后都以阴毛、内裤、日记和录像等形式，分门别类，统一编号精心保存下来，并珍藏在4个密码保险柜中。江西省政府副秘书长吴志明正与两个情妇床上激战时被神勇的组织“双规”，组织搜出避孕套、壮阳药和两本“工作日记”。第一本详细记载了136名情妇简况，性交次数、地点及感受；第二本为100多位情妇的阴毛标本。吴的5年计划（2015年前）是完成1000个女人的交配任务。
如果阴毛部长亲自操刀剃下阴毛之后，很讲信用地赏给对方一个“拿阴毛当令箭”的委任状，那么这个社会就很和谐。但根据社团一贯历史，斗争才是真正的和谐。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有了“阴毛部长”“阴毛局长”，就会有精液科长、粪便股长。300个被剃掉阴毛的女同志和她们的乌龟丈夫，极其“敬业”地保存了领导的精液、保险套和内裤，有的甚至与领导合影录像留念。这如同革命圣地珍藏着“首长”战斗过钢盔、背心和茶缸。
马未都之所以火，是因为暴富的中国制造了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批收藏家或者说囤积狂。囤积阴毛和精液与囤积明清家具没有太大的区别，这无关审美，只是一种权力导致的贪婪和欲望。
与阴毛部长阴毛局长相比，广西自治区烟草专卖局销售处处长韩峰更加接近一个文学家，他呕心沥血撰写了性爱笔记一度在网上被传为佳话。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同志多年来个人珍贵收藏的女性内裤达58条，这些颜色款式各异的女人内裤不仅来自不同的女性，而且每条都沾有女性阴液。“2003年至少要与56个女性发生性关系，确保有2名为良家妇女。”安庆某事业单位科室一位负责人王成(化名)因受贿落马，他的几本日记和一个移动硬盘暴露其先后与500多名女性发生过性关系。他还在日记中制定的计划“总的目标是600个至800个不同女性”（援引自2010年4月7日《人民网》）。周口市长张海钦在实践工作中，曾经与姊妹二人共同工作，并担任二人叫床比赛的裁判，他甚至讥讽中国正腐的贵宾金太阳：我算是“金正日”（今天正日着），一到了人大政协，也就是贪足捞够了，算是“金日成”了。
二
人类自古以来，政治与性就脱不了干系。性和政治都充分体现了人作为动物的原始本能，也都是成人最为热衷和迷恋的游戏；在某种意义上，性与政治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性的背后是政治，政治的背后就是性。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权力是男人最好的春药。思想家福柯认为，性观念允许避开让权力成为权力的东西，允许只把权力看成是法律和禁忌。性就是统治我们的权威，是隐藏在我们背后的隐秘。正是由于性值得追求，它使得我们每个人接受认识它、揭示它的法律和权力的命令。在韩非子和马基雅维利之前，政治属于宗教的一部分，因此它是崇高的。娼妓同样也是神巫时代的产物，来自人类的生殖崇拜。进入世俗时代以后，娼妓沦落风尘，仅仅是一种经济职业。从生殖崇拜到追求性快感，娼妓是两性关系世俗化的产物，同样，从智慧的先知到愚蠢冷血的酷吏，官吏也是政治世俗化的结果。
从历史命运来说，官吏与娼妓走过了同样的轨迹。官吏来自暴力，娼妓来自欲望，都是人恶的本能。当暴力在官吏手中衍变成权力时，欲望也在娼妓那里衍变为诱惑。权力将自身装扮得更加神圣，同时将诱惑贬斥得极其下流。前者为“府”，后者为“肉”，当权力经不住诱惑时，“官府”就变成了“官腐”，“政府”就变成了“正腐”。腐败成为一种可怕的恶疾，以至于中国古代皇帝想出了“腐刑”这种绝招。事实上，南汉皇帝将他所有官吏的所有生殖器都割了去，依然无法阻止腐败这种绝症的到来。
娼妓的世俗化从一开始就是政治世俗化的产物。中国最早的娼妓是管仲创办的“女闾”。《战国策》二卷周文君云：“齐桓公宫中女市女闾七百。按周礼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则一闾为二十五家。管仲设女闾七百，为一万七千五百家。”清朝的褚学稼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
“女闾”开中国娼妓之先河。管仲是中国重商主义的鼻祖，为了帮助齐桓公实现“富国强兵”的国家战略，他不仅首开食盐专卖，还实行妓女官营。管仲曰：“蓄积有腐弃之财，则人饥饿；宫中有怨女，则民无妻。”齐桓公首先响应这个“国策”，将自己的宫中的700名美女献了出来。其他娼妓也全部来自官家。
并不是说什么女人都可以做得了娼妓的，蓬头垢面粗手大脚的农妇自然没有这种资格，只能依靠那些养尊处优锦衣玉食贪图享受厚颜无耻的官宦家庭。好在当官的没有不贪的，所以管仲反贪往往一举两得，一则贪官辛苦敛聚的万贯家财被没收进国库，使国库创收；二则官们都家大户大妻妾成群儿女成圈，将其女眷充入“女闾”，她们手无缚鸡之力，做娼妓正好发挥所长。
管仲的娼妓兴国计划实行以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政治经济效果。齐国历来重视商品贸易，齐国商人“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国语・齐语》)。这次首创娼妓，齐国还弛关市之征，建立招待商人的客舍，免费提供食宿和三陪。设“女闾”来招商引资，一时间天下商贾归之若流水，齐国都城临淄成为天下第一大都会。商人获得巨利，齐国则成为GDP天下第一的超级大国，号称“冠带衣履天下”。
黄现�的《唐代社会概略》中说：管仲设女闾，等于后世之有花捐也。自管仲的“女闾”以后，无代无之。军妓即营妓，乃官妓的一种。营妓始于汉，历六朝唐宋不衰。唐承六朝金粉之後，娼妓之多，空前未有。约分家妓公妓两种。后者包括官妓和宫妓，“宫妓”是天子独自享受的。长安都城中有所谓“北里”、”平康里“舆“教坊”者，即为当日风流渊蔽。据马可・波罗记载，蒙元时代，汗八里（北京）操皮肉生意的官妓达25000人，实行军事化管理。方彪的《北京简史》中说：“钱来得容易也就花得痛快，南城一带产生了畸形的繁荣，许多商界、娼界的人士直至四十年代还津津有味地谈起‘八百罗汉’闹京城时的盛况……古有饱暖思淫欲之说。‘八百罗汉’酒足饭饱之后，当然不乏有些寻花问柳的青楼之游。位于前门、宣武门之间的八大胡同是北京的红灯区，许多妓院竟然挂出了‘客满’的牌子。”可以说，国营妓院直到100年前依然是中国特色。来自娼妓业的花税一直是政府的一种主要税种，而管仲也成为娼妓行业的祖师爷受到万世香火。
三
从“物色”这个古老的汉语词组可以见微知著，在2000多年帝国历史中，皇帝都以酒池肉林的淫乐最大爱好。“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妓院不过就是后宫的民间版。皇帝不容许平民拥有三宫六院，就设立公共的“三宫六院”。从这一点来说，就是皇帝放火，百姓点灯。
虽然中国以假正经的礼教治天下，但娼妓在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中，始终只是和戏子、儒生、胥吏（公务员）相似的一种平常职业，只有到了万马齐喑的明初和毛万岁时代才被妖魔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娼妓始终是一种非常时髦和风雅高尚的职业。有点类似今日之影视明星节目主持人。明宣德年间，皇帝忙着斗蛐蛐，官吏们忙着搂钱，世风日下腐败成风，中国才出现了第一次迫害妓女的扫黄运动，但很快就不了了之。
妓女与官吏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官妓的来源大多为犯罪官员的家属，如上官仪及子庭芝被诛，庭芝妻郑氏及女婉儿配入掖庭；吴元济妻沈氏、李师道妻魏氏败诛后，皆没入官妓。《苏三起解》中的苏三就是官二代，她父亲被政府以贪污罪抄家，她就沦为官妓，后来又嫁给一个新科进士，重新成为官夫人。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晚至100年前，中国首位“总统夫人”（袁世凯）也是一位青楼女子。
在礼教最为桎梏的宋明清时代，中国的娼妓与官吏之间依然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达官贵人无不以狎妓为荣，甚至皇帝抛下后宫的三千佳丽跑去拜访名妓李师师，又如柳如是、赛金花，无不留下千古美谈。唐代官吏狎娼，上自宰相节度使，下至庶僚牧守，几无人不乐于此道。唐代人把嫖娼称为“春风得意马蹄疾”，狎妓绝对是一件倍儿有面子的事情。“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唐代以后把科举的第三名被称为“探花”，与妓女选美皇后称为“花魁”相对。白居易一生几乎是与妓女声色相始终的。他不仅蓄有众多家妓，而且随着他游宦处所的更变，结识了数以百计的各地的青楼女子。白居易在《追欢偶作》中有一句诗：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意思是说，我家里养的家妓，每过三年多，我就嫌她们老了丑了，又换一批年轻的进来，十年间换了三次了。可见官吏们一方面遭到君权的奴役，另一方面有以男权欺凌娼妓。身为官吏的白居易与琵琶女同病相怜，“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作为最著名的红灯区，十里秦淮河诞生了董小宛、李香君、陈圆圆、柳如是、马香兰、顾眉生、卞玉京、寇白门等数不尽的名妓，她们甚至颠覆了唐朝诗人杜牧“商女不知亡国恨”的著名论断。李香君头撞墙壁而血溅扇面，成为《桃花扇》中献出政治贞操的著名隐喻；柳如是因史学家陈寅恪立传而身价倍增；董小宛则因金庸的武侠小说而名噪一时。
从“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到“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可见娼妓业之繁荣几乎不受任何政权更迭的影响。宋徽宗和周邦彦同狎名妓李师师，如今日三角恋。在当时竟是美谈。一日徽宗幸李师师家，邦彦匿于床下，遂制《少年游》以记其事。徽宗知而免他的监税官。出国门时，师师饯送他。邦彦复作《兰陵王》词，师师于徽宗前歌之。徽宗又召他回来，赐给他做大晟乐正。道君以专制帝王之尊，与邦彦争风，竟敌不过。“杨柳岸晓风残月”，词乃是与文人学士相依傍的歌妓舞女的最爱唱的歌曲。从某种意义上，唐诗宋词之所以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与色情业的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苏东坡在杭州倚翠偎红，艳史尤多，直追200年前白居易。东坡诗：“休惊岁岁年年邈，且对朝朝暮暮人。”
官吏飞黄腾达日，可以“独占花魁”，可以妻妾成群；官吏东窗事发时，结发与千金俱进入国营妓院，继续享受公务员待遇，吃尽穿绝，享受荣华富贵，从无风吹日晒之苦。官妓享受之余饱读诗书，一朝邂逅官场新秀，随即重金转会，摇身又成为宝马香车的官太太。如此往复循环，这就是中国历史极为有趣的一面。
四
官吏与娼妓一样，一点也不遥远，对任何人来说，既可远观又可亵玩。卖油郎日积一钱，终可一亲花魁之芳泽。美女既可以做官太太，也可以做国家娼妓，因此在美女面前人人平等，官吏必须“与民同乐”。
据说30年前中国刚刚开放国家这个监狱的大门，先富起来的官吏们如过江之鲫奔赴海外，每到一地就冲向红灯区。其实即使如今也仍是如此，开洋荤是公款出国考察的主要目的之一，甚至已经玩到人妖级别。有位德国导游长期接待中国官员，发现有两个地方是他们必去的，一是卡尔.马克思的故居，另一个就是德国的红灯区。这大概能够说明他们的精神世界有多么丰富，除了意识形态，居然还有剩下的东西：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官吏亦不过是国家的娼妓，这些娼妓经常恬不知耻的以“父母”自居。实际上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民众来说，官吏只是被买来解决一些麻烦而已，都是付了钱的。因此比较靠谱的说法是“公仆”——大家的仆人，而娼妓又被称为“公妻”，所以官吏与娼妓是比较相似的一种职业。
官场与风月场一样，需要曲意逢迎逢场作戏，南朝的宋孝武帝刘骏死了妃子，秦郡太守刘德愿哭得死去活来，刘骏马上提升他为豫州刺史。勾践为得吴王信任，甚至饮溲尝粪，易牙不惜将自己的儿子烹了请齐桓公品尝，官场这种违背人性伦理的事迹屡见不鲜，其舍己忘我的精神比之娼妓有过之无不及。
将官吏与娼妓相提并论并无歧视官吏的意思，因为一个正常人是不会歧视娼妓的，反过来，他会尊敬和同情娼妓。我们常常将2000多年的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看作黑暗时代，但至少有一点，人们从不歧视妓女，更不虐待妓女。娼妓业就如同今日之房地产一样，一度甚至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食色性也嘛。而且娼妓业要比房地产业绿色环保得多。
只有到了当代，官吏与娼妓之间开始产生分野，首先国家专营由娼妓业转为房地产，也就是说，将卖官家的女人改为卖农民的地了。官吏的妻女从此不再堕落，一般都已经被送到国外。官吏也不再被抄家。虽然官吏仍然是娼妓的主要顾客，但娼妓不再来自官吏家庭，而是来自穷人。
纵观中国历史，妓女一直受到政府的宽容和保护，但对逼良为娼和强奸犯罪则严加打击。宋明清以后，官吏嫖娼被官方严厉禁止，一旦出现嫖妓丑闻就等于仕途结束。比如那位“奉旨填词”的柳永。但民间依然温柔荡漾，宋明清三代的春宫画和色情文学达到空前绝后的繁荣。明太祖朱元璋颁发圣旨：“禁文武官吏及舍人，不许入院。只容商贾出入院内。”清沿明制，律凡文武官吏，宿娼者杖八十。官吏狎娼有禁，而缙绅家居为例外。这一禁令声色俱厉，结果导致男风大起。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言：“明代虽有教坊，而禁士大夫涉足，亦不得狎妓，然独未云禁招优。达官名士以规避禁令，每呼伶人侑酒，使歌舞谈笑；有文名者，又揄扬赞叹，往往如狂酲，其流行于是日盛。清初，伶人之焰始稍衰，后复炽，渐乃愈益猥劣，称为‘像姑’流品比乎娼女矣。”
中国从汉初迄于光绪末叶，男色风靡数千年，经久不衰，比起西方同性恋之风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男风自古就有，但只有到了天朝时代，男娼才与妓女比翼齐飞，中国戏曲的兴起于男风优倡有很大的关系。士大夫所狎男色，半为优伶。及至清中叶，官宦之家大半有断袖之癖，无不以娈童为荣。
跟刘志军喜欢开洋荤一样，慈禧晚年由英国人埃蒙德・巴恪思提供性服务。这个“洋侯”在《太后与我》中对“秽乱清宫”的细节叙述触目惊心。当时慈禧已是七十老妪，却性欲旺盛，他要靠春药才能满足其需要。在埃蒙德的笔下，晚清宫廷，从慈禧太后、王公贝勒、达官贵人到太监、宫女、伶人，过的都是淫乱污秽的生活，男女之间还算是正常的，更多的是男与男、女与女、人与兽……许多王公、贝勒、大臣、将军榜上有名，他本人也癖好同性恋，只有与慈禧太后例外。恭亲王溥伟，庆亲王及他的儿子载伦、载振，差一点取代了光绪帝的“大阿哥”溥�，贝子溥伦，肃亲王的次子，大学士荣庆，将军张勋、姜桂题……在他笔下都是同性恋，慈禧太后甚至微服密访他们常去的浴室，喜欢亲眼看他们淫乱。
五
官吏与娼妓之间的大分流使官吏站到娼妓的对立面，金屋藏娇的官吏以道德和财富的面孔展开对穷人的审判，而娼妓正好提供了既无法还手更无法还口的沙袋。所以当下中国的娼妓不仅是全世界最不幸的娼妓，也是2000多年来最不幸的娼妓。相反，当下中国的官吏不仅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官吏，也是2000多年来最幸福的官吏。
官吏集团对娼妓群体的严厉迫害反映了官吏群体严重的心理障碍和心理危机。面对历史古老的娼妓，他们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还有一种道德上强烈的自卑感，他们只能用虐待妓女的方式来缓解这种无法言说的焦虑。
在这种焦虑之下，妓女常常被贬斥为“婊子”，官吏被抬高为“领导”，这种身份的悬殊并未改变谋生方式的原罪。与官吏们相比，妓女更认可“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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