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政治生涯始於1991年，那年爆發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中東和平會議在馬德里舉行。當時的領導人十分清楚巴勒斯坦問題與中東其他挑戰之間的複雜關係。不幸的是，這些關係依然存在。後來，許多專案和計畫陸續推出，試圖解決中東的各種衝突。遺憾的是，四分之一世紀以來，儘管投入巨大的精力和資源，這些努力的成果不如預期。縱有些許進步，不是遭到破壞，就是力度不夠，成千上萬無辜人民淪為暴力和報復的受害者。夏季的加薩平民大屠殺、伊斯蘭國（IS）的暴行、耶路撒冷猶太教牧師被殺，以及之前的渥太華恐怖攻擊，在在顯示暴力會傳染的事實。
1991年，海珊是唯一的區域威脅；如今，威脅來自四面八方。1991年，美國和蘇聯共同支持召開馬德里和平會議；如今，美俄關係破裂。
中東問題進一步惡化令人沮喪，但更悲觀只會使情況更糟。我們不妨從最近幾個月來零星的正面訊號和趨勢汲取教訓。
首先，銷毀敘利亞阿塞德政權的化學武器庫顯示，聯合行動可以產生建設性的結果。同理，同意就伊朗核計畫擴大國際談判，顯示談判各方仍不放棄達成最終協議的希望，若能達成，將是多邊外交的一大勝利。
與伊朗的核談判成功，將給中東和世界帶來重大的戰略、政治和經濟影響。解決方案一旦形成，可能促使伊朗協助解決其他區域問題。區內其他擁有（或疑似擁有）核武的勢力，也將不再有反對解除武裝的藉口。
此外，在國內外各方努力下，更包容的伊拉克政府得以成立。朝化解庫德族自治區與巴格達中央政府間歧見的方向採取行動，也是正面訊號。庫爾族地區政府決定不再堅持舉行獨立公投，對伊拉克和中東的穩定是個好兆頭。
聯合對抗伊斯蘭國也是如此。然而，儘管現在可見軍事方面的進展，但光靠動武不足以致勝。最終解決辦法在於耐心建構贏得當地人民和領袖支持的包容性政治框架。
用武力對付伊斯蘭國的硬仗尚未打完，但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所犯的錯誤絕不可再犯：必須毫不遲疑考慮軍事退出和政治轉型的戰略。再者，由於伊斯蘭國是中東地區所有政治、意識形態、經濟和社會病徵現象的縮影，可能的解決辦法必須是果斷而全面的。
一些歐洲政府、政黨和議會決定承認巴勒斯坦國，也是令人歡迎的發展。這反映出對當前外交僵局的失望，該受指責的是以色列，而不是巴勒斯坦。但願主張公平解決問題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政黨會受此鼓舞。
最後，阿拉伯之春雖在各地受到壓制（僅突尼西亞是例外），但中東地區人民的期盼、嚮往和憂慮仍然不滅。阿拉伯之春的訴求—民主、良好治理、人權、透明、性別平等和社會正義—將繼續影響中東地區的待辦事項。
問題在於如何鞏固這些成果並促成更多進展。一個可能的建設性辦法，是成立類似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OSCE）的安全體系。這個願景自1980年代就有了，即使這種組織在成立時遭遇諸多不利因素的阻撓，仍應保持理想。成立這種機制需要強大的經濟合作，涵蓋能源與水資源議題，因此能鼓勵長期戰略思維並動員多邊力量，以便在問題出現時能加以解決。
就眼前而言，席捲中東的動盪前所未見，因此，現在比以往更需要樂觀。唯有以正面的發展和願景作基礎，並加以發揚光大，才能重拾並確保中東的和平與穩定。
（作者Abdullah Gul是土耳其共和國前總統／編譯湯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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