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对我的批评比我的观点还流行
2014年底，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再出两本新著。这位在过去30多年持续引起争论的经济学者，这次又毫无畏惧地大声阐述他的理念，纠正那些看来"似是而非"的观点。
张维迎，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人，经济学教授。首次提出"双轨制"思路，著有《价格、市场与企业家》、《中国改革30年》、《市场的逻辑》等。
记者_许智博 北京报道 摄影_刘浚
几十年前，在陕北吴堡县黄河边上的村庄里，"捞河炭"曾是村民们一个重要的生活来源：每次等黄河大水退去，这里的人们争先恐后冲向河滩，把自己的草帽、衣服、麻袋、扁担，甚至是内裤，盖在那些被大水从上游冲下来的煤块上面，以示"有主"。
后来，出生于此地的张维迎读到了英国学者沃姆斯利在1932年写的一个真实故事：在英国约克郡的一个渔村，每次大风暴过后，潮水卷起的木头就会搁浅在海滩上，那里世世代代的渔民们始终遵守一个规矩：谁最早跑到沙滩给无主的木头做上标记，木头就归谁所有。
"这两个地方相隔万里，一个在英格兰的海岸，一个在中国西北的黄河边，两个村子之间肯定不曾有过交流，但他们的游戏规则完全一样。"张维迎说，"有没有普世价值？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全世界人都遵守的普世价值。"
这种思考贯穿于张维迎过去几年的时间，2010年，他低调卸任了北大的一切行政职务，终于获得了过去很长时间里难得的身心双重自由，读书之余开始了对经济学的反思，思考了很多超出经济学范畴之外的事情。
2014年底，他把这些思考整理成集，再出两本新著，一本《市场与政府》依旧保持"市场先生"的本色，论述中国改革过程中最核心的博弈，另一本《理念的力量》则让人颇感意外，因为张维迎在书里不再是满纸经济学术语，他"向后再退一步"，开始论述更多常识，试图纠正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
这位在过去30多年一直引起争论的学者，这次又毫无畏惧地大声阐述他的理念。
"会等到他们向我道歉的一天"
张维迎第一次在公共舞台出现的时间是1982年在西安召开全国首届数量经济学年会。这是中国经济学界突破传统经济学束缚，取得重要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当时还在读研究生一年级的张维迎以一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前辈的关注。这次会议对张维迎影响很大，会后，他开始自学现代经济学。
一年之后，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为钱正名》一文，文中"在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里，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的观点，旋即引发了掀起一场全国性的大批判。
年轻时代的张维迎初尝舆论压力，不过他倔强地相信自己没有错："在北京的茅于轼先生则来信勉励我说，任何微小的观念进步，都会遇到莫大阻力；改革中的新观念，总会被自认为一贯正确的旧观念视为大逆不道。我回信说，会等到他们向我道歉的一天的。"
在象牙塔里的张维迎已经成为了一个坚定的市场价格论者。1984年4月，25岁的张维迎写就的《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第一次系统论证了价格"双轨制"，成为了30年改革史最重要的文章之一。
同年，张维迎研究生毕业来到北京的体改所工作。9月"莫干山会议"上，价格改革成了争论最激烈的议题，最终"价格双轨制"成为官方政策。然而，"双轨制"下的价格差，后来也成为了普遍权力寻租导致腐败的诱因，因此很多人把"鲁迅当年骂人的话，全骂到张维迎身上了"。
"改政府官僚之革"出现了这样的后果，这是张维迎始料未及的，他后来感叹："中国的渐进改革并没有精确的蓝图，改革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依赖只能陆续呈现，是摸石头过河的'干中学'。"
相对于死水一潭的计划经济，"双轨制"有着它时代的进步意义。不过这其中艰难撬动理念变革、推动社会曲折前进的深意，并非是那些没有接受过经济学学术思维训练、身在改革推动者群体之外的普通人所容易理解的。
20年后，张维迎说腐败"这可能是制度变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时，更大的骂名扑面而来。在那篇被媒体评论员们集体炮轰的、充满"帕累托改进"和"博弈论"思维的《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中，张维迎说："在当前改革的讨论中，一些人全然不考虑政策的可行性，不考虑政策的激励条件是否满足，习惯于用乌托邦理想、'文革'思维蛊惑人心。"
"对我的批评比我的观点还要流行"
1994年，从牛津获得博士学位的张维迎回国后进入北大，与林毅夫等六位经济学家一起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成为了国企改革、产权改革的理论推手。
三年后张维迎内部调动至光华管理学院。他以哈佛大学和美国西北大学的商学院为参照系，提出"十年内建设成世界一流的商学院"的目标，在国内大学中率先废除"近亲繁殖"，不留自己的博士生，率先停招在职博士生。
2003年，张以北大校长助理的身份参与"北大教改"，成为改革方案的主要起草人。结果，他倡导的"不升即退"、"终身教席"等诸多措施并没有如他在经济领域的主张那样顺利写进中国教育的改革史，青年讲师和副教授们的抗议让他的"癸未变法"方案最后不了了之，甚至在光华学院，后来也出现了离职教授对他的攻击。一度如他自嘲所言："对我的批评比我的观点还要流行。"
2004年，CCER成立十年的大会上，张维迎与林毅夫分别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表达了各自的观点。林认为只要沿着当时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经济再涨二三十年没问题，到2030年，经济总体规模一定赶超美国；张维迎则担心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如果企业制度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非常令人担忧。
那次学术意见分歧远没有像10年后二人在杨小凯追思会上的学术争论那样，被媒体炒作放大、最后变成了一个公共话题，但在张维迎看来，今年这场关于"市场与政府"的交锋只不过是一次双方建立在很多基本共识基础上的"理论的争论"："我们这个社会其实有很多基本共识，如果没有，就会有更多矛盾和不和谐。人类能够和谐生存，是因为我们接受一些普遍、公认的规则。"
今年7月7日，张维迎以一个纯粹的学者身份，回归了灰瓦红窗绿廊的朗润园—这里是100多年前洋务运动领导人物恭亲王奕訢的园子，也是20年前的CCER成立的地方，2008年，CCER已经变成了"国家发展研究院"。
张维迎回到这里，注定会为自己一直温和坚持的理念而继续与世俗的误解交锋，在4月他的行政关系还没有转回来之前，他就在这里说，经济学应从利益的研究转向"理念"这个更为根本的社会决定力量的研究转变："人类历史上的错误往往源于缺乏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由学者构成的学术市场，由媒体构成的传播市场，以及由政治参与者构成的实践市场，都需要宽容更多的声音，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关键。"
南都周刊对话张维迎
我只是在思考一些我认为有价值的事
南都周刊：你在近两年的公开场合一直强调"理念"的力量，是什么原因让你开始重视这个超越了传统经济学的概念？
张维迎：人的认识都是要理论框架的，也许是我的脑子里铭刻着这样的东西，遇到那些我认为是不对的观点，总有一种发挥自己作用的冲动，会忍不住出来说话。这是人性，也是科学和思想传播的一种方式。
从学经济学开始30多年，理念的问题一直在我脑子里。《为钱正名》其实是一个理念认识问题，1984年我有个演讲叫《企业家与十大观念转变》，实际上谈的都是观念问题。但是反过来看，我越来越接受正规的经济学训练之后，至少在写文章的时候对这个东西反倒不强调了。
这几年我强调"理念"问题，是和过去十多年发生的很多事相关的，90年代的改革推动的力度比较大，2004年之后，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甚至整个改革的争论，使得改革出现了一些逆转、停滞、倒退。因此我在思考，人的行为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传统观念上，我们觉得是利益，但是为什么有时同样社会地位的人对待事情会不一样？我相信是有另外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理念。
南都周刊：我们注意到了，你的新书《理念的力量》上面还有一个问句："什么决定中国的未来"探讨这个话题，是你希望自己完成一个从经济学家向公共知识分子的转型吗？
张维迎：我只是在思考一些我认为有价值的事情，我不是把我的工作仅仅当成饭碗，而是当成我的使命。我希望人们看懂这本书，这本书是在引导大家思考问题，而不是给你结论。我们现在需要思考改革，究竟哪些东西是正当的，哪些是不正当的。我是想正本清源，希望在更基本的理论上至少提供自己的所思所想。
很多时候我们说人类犯错是因为贪婪、无耻，但事实上，有时候犯错是因为无知。现在好多人反对市场，他们不是反对市场带来的效益，而是说市场导致人的道德水平滑坡，这是完全错误的，我要批评这个说法、纠正这个理念。
大部分人接受的理念已经是传统形成的，但人类还是有个优点，就是：他虽然比较固执，但总体上还是讲道理的，你只要道理说通了，人们会改变原来的看法。这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
每个人都牺牲了，还有集体吗？
南都周刊：尽管现在在中国经济学已经成为了一门显学，到处充斥着为普通人解释经济学理论的出版物，但实际上，很多中国人对于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市场"，可能理解并不到位。
张维迎：何止是普通人，在另一本书《市场与政府》中我就谈到了这个问题。我这几年也在反思经济学本身，经济学本身是为了证明市场是有效的，但是现在经济学理论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是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所以政府干预经济的好多理由都是经济学家提供的。如果大家接受的都是本身就有误导性的东西，学过这样的经济学，去做政府工作，他就会找到干预市场的理由。
现在的政府部门跟1980年代不一样，那时候的政府官员都是老革命，文化程度可能不高，但反而比较谦虚。现在的官员至少是本科，很多甚至是博士，他们觉得，你说的这些东西我都学过啊，这就导致政府层面在决策上容易走上歧途。所以怎么让人们树立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媒体也有这个责任。
南都周刊：所以改变理念先要从普及和纠正常识入手？
张维迎：在纠正常识认识错误的过程中，每个领域都有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现在说启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形成了很多错误的理念，这些理念对改革的阻力比既得利益者还要大，我甚至认为，好多既得利益者反对改革，恰恰是因为他们的理念错了。其实市场化的改革不会损害任何人的长远利益，但是如果理念错了，他们就拼命反对改革。
比如那些官员，不腐败心里不平衡，腐败了活得又不踏实，整天提心吊胆，最后落网了又后悔不已。我们需要改革这个体制，就是因为这种体制实际上对谁都不好，让每个人都生活在纠结当中。但是改变首先要从理念上认识到它的不好，所以我试图在通过理念的说服来化解我们改革的阻力。
南都周刊：你在新作中，阐述的很多基本理念，都已经超越了经济学所覆盖的范畴。
张维迎：经济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它研究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经济学理论不仅给我们很多指导，但也有很多误导。目前的经济学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只注重结果，不考虑手段的正当性，我不管你想干什么，我只告诉你最有效的办法去干就是了。比如我们为什么要拆迁？为了增产、地区GDP增加，要盖厂房、修路、盖商场，都需要征地，你不同意，我就强拆。这个东西短期来看似乎效果很好，政府果断有效率。
但是我们做事的逻辑应该是，先要考虑这么做是正确的吗？我们为了经济增长，随意剥夺别人的财产就是合适的吗？再进一步讲，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统计上的百分之几的增长吗？我们需要一个大家都舒心的社会环境，每个人觉得公正、公道：我的房子不是不能拆，但是你得给我相应的补偿，让我觉得满意了才行，这是我的权利。保护人的基本权利是这个社会和谐的前提。
中国没有发展出功利主义的哲学，但是有丰富的功利主义的实践。至少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历代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基本上都是功利主义的，目标就是富国强兵，不是基于对每个人自由、权利的考虑，而是从"集体"的角度考虑，为了所谓的集体利益，每个人都要牺牲自己。但是每个人都牺牲了，还有集体吗？
理念也要有自己的"思想市场"
南都周刊：你认为改革应该从注重发展、看重GDP的功利主义向尊重个体的权利主义转向，但很多人还是会怀念过去。
张维迎：在我的新书发布会那晚，我提到有人怀念"文化大革命"和计划经济，说那个时候人们的道德水平高，这是很荒唐的，道德首先是以自由为前提的，无自由就没道德，一个囚徒坐了十几年监狱，这期间他从来没干坏事，你能说是因为他的道德高吗？是他没法干坏事啊。道德主要包括正义和仁慈两个方面，从这两个方面看，"文革"的时候比现在糟糕多了，现在说拆迁，至少开始的时候是跟你谈的，但是那时候你们家几十亩地，想拿走就拿走了，没有任何东西是你的。你有什么权利和自由？要饭都没资格，谈何正义？儿子告发老子，妻子告发丈夫，学生打骂老师，把人放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当这种现象成为普遍现象时，远比你在牛奶里掺加三聚氰胺对社会的危害大。都说那个时候牛奶里没有三聚氰胺，问题是那个时候你喝不到牛奶啊。
现在的很多道德问题恰恰是政府干预的结果，真正的市场要讲信誉，大家都要小心维护口碑。但现在某个公司出事了，政府给一些公司特权让它活下去，媒体想要报道，政府出面给它说话、找关系，这些公司就越来越肆无忌惮。
人都是看远处的东西看得小，看近处的东西看得大，过去的东西记忆模糊，最近的东西记忆清楚，我们看到人心不古，其实古的时候什么样我们不知道。对历史的研究很重要，我们不要脑子里想象着我们过去有个黄金时代。未来，哲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都能发挥巨大的作用，仅仅靠经济学家是不够的。市场要有序运行是要有制度前提的，如果一个人自由的权利、财产的权利没有得到平等的保护，那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如果有人有特权，这也不是市场，特权介入市场之后，一定引起腐败和道德堕落。无非现在是表现形式变了，原来是特权，现在是货币化。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只能通过削减权力的方式来解决，不能靠消灭市场。
南都周刊：你认为理念也要有自己的"思想市场"？
张维迎：思想市场的核心就是不同思想之间要平等、自由地竞争，任何一种理论要胜出是要通过说服别人，而不是强制别人。原因就是我们事前真的不知道哪种理论是对的，我认为我是对的，是因为在我现有的知识下我认为我是对的，但是没准儿我真的就不对，只有交给竞争。
先验选择一种理论来领导其他理论，我们就犯了大错。如果我们允许不同理论竞争，我们可能会犯小错误，但是竞争本身可能会纠正这种错误。比如大跃进的时候，如果当时有言论自由，允许大家公开批评，肯定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强调思想市场的竞争是重要的，第一是因为人类的进步本身就是依赖于各种思想的竞争，第二是如果不进行这种思想的竞争，可能就会导致各种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思想市场很重要。
南都周刊：从1980年代起，这30年来因为你的很多观念，你经常被舆论"炮轰"和"诘难"，成为争议人物。
张维迎：你不可能责备大部分人，大部分人也没有时间去思考理论问题。人们说话时情绪和感情色彩多一些，所以他会先验地去判断你，这个观点我喜欢不喜欢。人的理性思考能力是需要培养的，并不是天然养成的。像中国的情况，人不读书，就不会思考，不思考就会被表象的东西迷惑，就会附和一些哗众取宠的东西，这就是个很大的问题。
另一个方面，（争议）这个东西很正常，从古到今，凡是新的观点、新的思想提出之后，它的命运都一样。它之所以新，是因为跟大部分人接受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孔子、朱熹，在西方，苏格拉底、卢梭、伏尔泰，处境都一样。如果一种观点提出后，没有人反对，甚至没有大部分人反对，说明这个东西已经不新了，所以要做理论研究，你必须要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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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为：我接触过中国最高层 近20年对中国的预测都准确
http://phtv.ifeng.com/program/sjdjt/#010b648a-f550-4210-b78c-729d5cbc5483
2015年08月24日 11:29
来源：凤凰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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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张维为说到，过去三十多年，对中国的预测，一种是乐观的，一种是悲观的。但很有意思的是，三十多年过去，我们回头一看，乐观的几乎都是对的，悲观的几乎都是错的。十八大召开前夕，英国广播公司BBC，曾经邀请我去他们演播室。这个主持人很有意思，他见到我坐下来，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张教授啊，您觉得中共还会有十九大吗？当时十八大还没有召开，即将召开。我笑了，我说，过去这么多年，你们对中国的政治预测哪一次是对的？我说我都记不起来，我说我一个人的预测，都比你们预测得准。就相当一部分的西方媒体人、西方学者，他的思想里还有一种，就是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就只要你做的跟我们西方不一样，你就不对，你就要走衰，你最后要崩溃。
凤凰卫视8月22日《世纪大讲堂》，以下为文字实录：
张维为：我是学政治学的，我是研究政治的，对国际政治感兴趣。后来又直接给中国最高的领导人做翻译，对政治有兴趣的人不是特别多，但还是不小的比例的。
田桐：这三本是你的。
张维为：对，这是三本的三部曲。
田桐：三部曲。
张维为：很多读者告诉我，读张维为的书啊，现在看来至少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呢，就是幸福指数提高了不少，有的直线上升。第二个呢，我这二十年，对中国的预测是准确的。我老说就是不要被西方话语忽悠，西方话语它主流话语非常强势。
解说：它们更警告，若不坚持改革，中国经济将面临中期硬着陆风险。
张维为：中国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还要被西方、被美国这么浅薄的话语忽悠的话，我们的后代将会诅咒我们。我自己觉得中国的进步，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见到过的。
视频短片：我们会在稳定政策，以及稳定市场对中国的长期预期的同时，加大定向调控的力度。
张维为：没有任何一个外部力量，可以阻止中国的崛起。如果你不自信，你将失去一切。
张维为：中国人应该平视西方可防止被忽悠
张维为：大家好，过去三十多年，对中国的预测，一种是乐观的，一种是悲观的。但很有意思的是，三十多年过去，我们回头一看，乐观的几乎都是对的，悲观的几乎都是错的。十八大召开前夕，英国广播公司BBC，曾经邀请我去他们演播室。这个主持人很有意思，他见到我坐下来，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张教授啊，您觉得中共还会有十九大吗？当时十八大还没有召开，即将召开。我笑了，我说，过去这么多年，你们对中国的政治预测哪一次是对的？我说我都记不起来，我说我一个人的预测，都比你们预测得准。就相当一部分的西方媒体人、西方学者，他的思想里还有一种，就是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就只要你做的跟我们西方不一样，你就不对，你就要走衰，你最后要崩溃。
解说：多年以来，国际社会唱衰中国的声音不绝于耳，比如诺贝尔经济学的得住保罗.克魯格曼，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就撰文表示，中国经济崩溃在即。2011年和2013年分别发表文章，Will China Break，中国要歇菜了吗？以及Hitting China's Wall，中国遇上了大麻烦。保罗公开宣称，五年内我对中国经济比较担心。另一位唱衰中国的代表人物，是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终结论也被称作是共产主义失败论。在福山看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冷战的结束，这都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未来的走向，只能是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
张维为：那么很有意思，2011年的时候在上海，历史终结论的作者福山先生，来跟我有过一场辩论。我说以我对美国的了解，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了解，我说你这个设计呀，政治制度设计，是前工业革命时期的。美国政治改革的这个迫切性，绝对不亚于中国。实际上我觉得比中国还要迫切。很有意思，现在我们这个辩论已经将近四年过去了。我的观点没有任何变化，只是更加细化、更加深化了。但福山先生，最新的一期《外交事务杂志》，是美国的一个顶尖杂志。他发表一篇长文，这长文的这个标题就是America in Decay，《衰败中的美国》。我自己看了这篇文章，英文的还有中文的翻译。我说这95%不用任何修改，登在《人民日报》上没有问题。
我之所以谈问题比较自信，恐怕跟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有关系。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在中国最底层工作过，我在上海当过三年工人。那么我非常荣幸，在八十年代中期时候，我机会直接为当时的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邓小平，我做了很多次的翻译。所以我接触过中国的最底层，也接触过中国的最高层，我第一次出国去的是泰国曼谷。我都不可思议，当时到的时候，觉得怎么这么发达，那领先上海至少20年。第一次看到超市，第一次看到高速公路，第一次看到九点钟商店都还开着。当然今天去过曼谷都知道，那落后上海至少20年。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在西方长期生活过，所以这个西方很多这个忽悠啊，我是不会上当的。我在那用过律师、用过会计师，交过税，这个打过官司，买过地，建过房子等等。我总的感觉是，西方的长处和短处都是客观存在。但现在它体制中的短处，开始越来越多的压倒他的长处。那么我走了100多个国家之后，我有很深的感觉，中国已经取得这么大的进步了，我自己发觉，我们相当大的一个人群，特别是我们知识界、媒体界，这些人不自信。最觉得还有一个非常理想的彼岸世界，就是西方，特别是美国。
我说一次我在上海，一个大学里讲课，讲中国崛起。一个青年教师提了个颇为尖锐的问题。他说张老师啊，听完你的讲座给人感觉，好像中国人生活的都很幸福，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要求移民？你能不能劝他们不要移民，呆在中国？我也笑了，我说你这个问题呀问对人了，我说我不做这样的傻事情，我鼓励他移民。因为我做过一个小小的研究，就是至少70%的人，出国之后会变得更加爱国，不管他加入不加入那个国家的国籍，一出国就爱国。这个效果比党的教育还要好。
而且我仔细查了，有关移民的数据，我们现在移民还非常之少。过去三年，平均的这个移民是19万一年，19万一年是个什么概念？小小的波兰，还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人口4000多万，去年移民50万。我们这个民主的台湾省，人口比上海还少，2300万。现在在中国大陆生活工作学习的台湾同胞多少人？150万，这是最保守的估计，我说是围城现象。如果你想移民美国的话，我说我给你支个招，我对纽约还算熟悉，恐怕不亚于上海。我说这样吧，你可以从上海的浦东机场，到纽约任何一个机场，纽约有三个机场，现在跟上海联系比较多的是纽瓦克机场。我说你先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从第一世界的机场到第三世界的机场？美国基础设施都是六十年代的，怎么跟中国比？我说如果你有胆量的话，如果你是八尺男子的话，试一试，敢不敢在纽瓦克这个镇，就像我们虹桥一样，是一个镇，住一夜，我住过。体验一下你晚上敢不敢出去？我有一个朋友，在纽瓦克一个医学院，做过博士后。我问他的，我说你这个医学院怎么样？他说不错的。我说你哪个专业是最好的？他说枪伤科。天天有火拼啊，枪伤科就发达了。
美国，你只要稍微有点起码的，对这个国家的知识、常识，你就知道，这个国家三个世界组成的，第三世界、第二世界、第一世界。如果你不幸的坠入美国的第三世界，对不起，我估计你的寿命，跟非洲国家差不多，50来岁。如果你像我们很多留学生那样，真的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美国所谓的第二世界，变成一个中产阶级，你真的问问这些人，过去20年，你的实际收入有没有增长？你买了房子的话，你的房子有没有增值，你对以后在美国的退休生活，你有没有信心？我不是说美国什么都不好，美国有很多地方不错的。但是我说我们应该平视美国，平视西方，既不要仰视，也不要俯视。这样可以防止被西方、被美国忽悠。中国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还要被西方、被美国这么浅薄的话语忽悠的话，我们的后代将会诅咒我们。一手好牌，当时的好牌，怎么今天，当时打成那个样子？我自己觉得中国的进步，无疑是世界上最大，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见到过的。
张维为：最富的一百个中国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最富的二三十个美国人，可以左右白宫。就这么简单。
张维为：中国不怕竞争特别是政治制度竞争
张维为：我自己觉得中国的进步，无疑是世界上最大，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见到过的。我们脱贫的人数，占世界脱贫人数的80%。我们的成就恐怕超过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总和。现在如果我们看经济总量，我讲超越美国，我们总量，最保守的估计，我看到的，十年之内，根据官方汇率计算的GDP，应该超过美国了。如果根据购买力评价，这是另外一种计算方法，就是你的货币，实际能够买到多少东西，这样来计算的话，中国经济规模，根据国际货币经营组织最新的报告。今年，2014年已经超过了美国，就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但是有的人还是不自信，说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呀，即使你超过美国，你的人口比美国多四倍，对不对？你的人均GDP还是美国的四分之一。我说你换一个指标系统，可能结果就完全不一样。我自己经常用两个不同的指标来看世界各国，一个就是家庭净资产，也就是说，你老百姓家底到底有多厚，你的房产，你的股票，你的债券，你的储蓄等等，加在一起，去掉你的所有的债务，你有多少净资产？我现在看到的，美联储它每年都出报告。
2010年，美国的家庭净资产，中位水平，50%比这个高，50%比这个低，是77300美金。你说美国怎么就这么一点呢？实际上美国，国家是个债务型的国家、经济。这个个人老百姓消费，也是债务型的消费。你把债务都去掉以后，资产还确实不是特别高。这个水平和中国今天的家庭净资产，差别已经不是很大了。而在中国的发达板块，我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和美国人口一样多的3亿多人的发达板块。坦率讲，47万人民币的资产，属于弱势群体了，恐怕是需要政府提供帮助的人群。
第二个重要的指标系统，就是人均预期寿命，可以活多久？中国现在是75岁，美国是78岁，就比中国多3岁。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而我们整个发达板块，北京、上海都是82岁，纽约才79岁。而且79岁还是最近的，前两年还没有到这个水平。为什么名义GDP、人均GDP美国比中国高相当多？但实际上家庭净资产和这个人均寿命，这个差距不是很大。一种解释，我觉得邓小平当时讲过的一句很好的话，就是我自己亲耳听他讲过，他说因为我们实行的社会制度，所以我们人民得到的实惠可能会比较多。第二种呢，就是最富的一百个中国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最富的二三十个美国人，可以左右白宫。就这么简单。
因为现在美国连这个竞选，公司竞选现金不封顶了，个人捐款也不封顶，那就不是民主政治，而是钱主政治。不是民主，是钱主，是钱主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老百姓怎么改善？但是我们国内一些人还是不自信。西方还是天天在骂我们，它骂我们用的最多的是什么？我们是民主国家，你是专制国家。叫民主与专制，西方那个主要的话语。所以我们讲，超越美国、超越西方，不仅是经济总量，不仅是百姓财富，而是也是话语的超越，我们要有自己的话语。
那么很有意思，今年3月，我们有一个小组，去德国首都柏林开会，BBC正好在播一个电视节目，叫freedom twenty-fourteen，自由2014。那里边一个退役的宇航员，拿着一张他冷战时期拍的照片，跟大家说，你们看，这是冷战时期，我从外空拍的柏林的夜景。柏林，他说东柏林。你们看是暗淡无光的，西柏林非常明亮。这说明了什么？他说一边是一个落后的专制国家，另外一边是一个繁荣的民主国家。那我们这些从上海到柏林的同事，一到柏林就觉得，哎呀，这个机场怎么这么小啊。确实，中国已经找不到这么简陋的机场了。这个街道里的商店空空荡荡，没有人气。这个夜景那比上海差得太多了，一个天一个地。所以如果一定还是要套用，这个宇航员的这个话语的话，那么也可以说，今天中国是一个繁荣的民主国家，德国是一个落后的专制国家。实际上关键我想不是一个国家，德国、中国，是民主还是专制，而是这个话语，民主与专制的话语，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了。已经远远不能解决，我们这个非常复杂，有时也非常精采的世界。
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新的话语来代替这个范式的话，我想就是英文叫做good governance，良政，还是劣政，劣政叫bad gavernance。就是国家治理的好坏，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西方制度下，有一些国家治理得还可以，有一些治理得非常糟糕。良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模式，非西方的制度，我把中国也放在这一类。虽然我们有很多问题，但是可以经得起国际比较。关键是劣政bad governance，也可以是西方的模式，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可以举出100个例子，从最烂的这个阿富汗、伊拉克、海地、利比里亚，到所谓的发达国家，已经破产的希腊。我到希腊我就说到，我说我们可以从上海派个团队来帮你治理，因为治理水准太低了。冰岛也破产了，也所谓发达国家，我也去过，没有治理好。那么讲超越，我们实际上还要讲一个，叫做政治制度的超越。
那么政治制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如何产生国家的领导人？这个十八大的时候，《纽约时报》的编辑给我来了一个邮件，说张教授，能不能写一篇评论，我的这个文章的标题是《选贤任能挑战西方民主》。我就跟他说一个简单的故事，我说你看一下，中国十八大产生的最高执政团队，政治局常委，他们的履历，基本的要求，两任省委书记。也就是说至少治理过1亿人口，而且要有政绩。我说你看一下习近平，他治理过三个省（市）当第一把手，福建、浙江、上海，这三个省（市）的人口加在一起，大约是1亿2千万。这三个省（市）的经济规模加在一起，接近印度的经济规模。我说治理过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大的一个经济板块之后，才进入政治局常委。然后又给他五年的时间，熟悉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方方面面，最后才出任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说我这个制度，是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的。我说你怎么能比呢？我是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说中国现在这个选贤任能制度，虽然还可以完善，但我已经可以保证，绝对不会产生像美国小布什这么低能的领导人。
那么很有意思，我对西方政治制度批评得比较尖锐，但是正因为你批评的比较到位，它有时还不得不引用，自由主义的旗舰杂志，《The Economist》（《经济学人》），发表一篇封面长文，标题就是《西方民主出了什么问题》。它里边引用了我的一个观点，我的一句话。就是复旦大学的张维为教授说，美国政治制度有太多的问题，老是选出二流的领导人。我是讲过这个意思的话，但他引用得不准确，我讲的是老是选出三流的领导人。
那么尽管这个中国明显的在赶超的路上做得相当不错，尽管有不少问题，但西方和相信西方这些政治理论的人还是觉得，他们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道德优越感。我们今年6月份的时候，复旦大学和牛津大学，举行了一场中国模式的研讨会。那么我还是介绍我理解的中国模式，他们一些学者，英国的，还是质疑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等等都质疑。我说我们可以竞争，你坚持你的模式，我坚持我的模式，我的模式不管怎么样，它在逐步的演进，它与时俱进，它不断的进行改革，它自我调整。我说你们一定要了解一个基本的事实。
今天的中国，每三年创造一个英国，所以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一点都不害怕制度竞争，一点都不害怕模式竞争，特别不害怕政治制度竞争。最后就是我的结论，很简单，七个字，中国人你要自信。我们要把不自信的帽子送给我们的对手。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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