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G] 杨连宁：改革只说不做更危险！

杨连宁：改革只说不做更危险！

作者：杨连宁2012-07-2507:38:47发布于：博客中国分类：默认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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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杨连宁：改革只说不做更危险！
一个国家从蛮荒时代上升到最富裕社会，只需具备3大要素：即和平，轻税赋和一个公正合理的政府。（斯密语）从温饱不保上升到初级小康，放权让利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邓小平语）。但改革搁浅与流产后，放权让利早已逆转为扩权争利了！若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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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连宁：改革只说不做更危险！

"一个国家从蛮荒时代上升到最富裕社会，只需具备3大要素：即和平，轻税赋和一个公正合理的政府。"（斯密语）从温饱不保上升到初级小康，放权让利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邓小平语）。但改革搁浅与流产后，放权让利早已逆转为扩权争利了！若要从小康上升为中产国家，除了保持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之外，成败攸关的这只球，早已握在政府手上：政府能否轻徭薄赋，能否公正廉明，成了成败攸关的自救手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政府真贵，税收15年翻了10倍"（陈志武语），"来自政府权力的过界侵犯，构成对中国社会与经济的最大威胁"（周其仁语）。

改革初期有个说法，把放权让利叫做放水养鱼，好像政府是个养殖户，放水养鱼是为了等到菊花黄、膏蟹肥的收获季节就下手的。事实上，财政部的官员也是这么说的："改革开放的前半段，放水养鱼，培养税源。1995年以后，放水养鱼就进入了收获期"（贾康语）――说的坦率！听他这么说，像是把市场当成了自己家的养殖网箱似的。其实，假如征税权不受限制的话，政府真的成了个竭泽而渔的渔夫。

我国政府撒向社会财富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已经成为盖世无双的中国特色啦！一听到有人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我就笑了：明明有个中国模式嘛，怎么能视而不见呢？我笑我们不能幼稚到变成鸵鸟：不喜欢的东西就当它不存在。明明是你不喜欢这个模式，却不敢直陈其弊，把头插进沙堆里说没有这个模式。什么是"中国模式"？就是国家对于社会有"4重赋敛"――4重，直说是4遍。赋敛，直说是收钱。4重赋敛，是说国家收了社会4遍钱。收税一遍，收费又是一遍；国企强迫交易一遍，土地与房产交易又是一遍。这4重赋敛，全是市场财富被政府收进罗网。这个"政府经济特权"和"官商利益共同体的垄断"(杨小凯语)
近年来愈演愈烈，就是改革不进则退的恶果。

"中国能从一个封闭、收入水平相当低、全球经济影响力非常小的国家，变成今天的模样，一定有什么事情是做对的。"（周其仁语）33年的经验证明，政府放权让利是做对的，政府扩权、国企争利则是做错的。有人狡辩说，政府全盘掌控、国企全盘垄断的模式，不是被证明是成功的吗？陈志武反驳说：那前30年掌控更严紧、垄断更集中，怎么会弄到连个温饱都混不上呢？可见，这33年做对的事情不是政府扩权，国企争利，而是恰恰相反：政府与国企要放权让利。

霍布斯有个"麻雀入屋，无法逃出"的比喻，说一只麻雀从烟囱钻进屋里，就会失去路径依赖，只知道朝着明亮的窗户上撞去，忘了自己是从烟囱里误入室内的――放权让利的改革逆转为扩权争利的4重赋敛，就是改革被搁置、被丢弃后的误入歧途――"一个强政府、大国企和海量投资推动的增长方式，埋下很多隐患"。（吴敬琏语）政府权力的自我合法化、自我合理化愈演愈烈，官员自我授权，自诩高明，自封正确地行使公共权力，就是"法无定规权随人变"，也就是人治在战胜法治。

改革是要"由人治转向法治，由国家干预转向社会自治，不断限缩公权力，扩张私权利"（江平语），但食利集团横亘在放权让利的路径上，堵塞了改革的通道――制度障碍成了一堵高大坚实的城墙，城墙内是政府经济特权与官商勾结的垄断。在"黑手高悬霸主鞭"的强权面前，民企与公民脆弱得像是与高墙相撞的鸡蛋。你常见进城的农民工下意识地穿一身仿军警衣服，也常见小货车风挡玻璃里搁着一顶大盖帽。你意识没有？那就是常被交警罚款、常被城管收摊子的弱者无以自卫，也拿特权的面具替自己壮胆的。

改革的路径，绝不是再钻回狭窄的烟囱，你我也学进城农民那样，弄身制服穿穿，弄顶大盖帽戴戴，意淫一下特权。也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进公务员队伍，更不是宁当掏粪工也要挤进事业编制，去投靠财政赋敛的供养。改革是要用公民维权砸碎玻璃窗，冲破制度障碍，朝着"多一点公众参与，少一点个人权威；多一点公平竞争，少一点垄断独占；多一点机会均等，少一点特权阶层；多一点财富分享，少一点贫富悬殊"（高希均语）的室外空间突破。

正如温家宝所言，政治改革，是保障经济改革结果不至于得而复失的唯一路径。取消特权，打破垄断，是逃出黑屋子困境的唯一求生通道。诺斯曾经分析过熟悉的路径被锁定带来的风险。一旦熟悉的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很难退出，更不可能陡然切换，就如"麻雀入屋，无法逃出"一样。我国经济转型喊了20年，从你上小学喊到你孩子上小学了还不见端倪，其实是政治改革只说不做的结果。

公平的丧失，利益被牺牲、被剥夺，成了社会群体之间紧张与冲突的根源。穷人不高兴，富人也不高兴，老百姓不高兴，官员也不高兴，老年人不高兴，年轻人也不高兴，白领不高兴，蓝领也不高兴，平民不高兴，知识分子也不高兴。花在维稳上的钱，成了个天文数字，也已构成为社会昂贵的制度成本与道德成本。布坎南曾经指出："我们的时代面临的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而是制度和政治方面的挑战。"改革这只球被政府拿在手上做说不做，一步步走进满盘皆输的危险边缘。为什么？因为"那些使和平变革变得不可能的人，只会使暴力革命变得不可避免！"（肯尼迪语）

本文作者：杨连宁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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