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网信息员钟鸣报道）本网信息员经过多方了解，知悉北京通州民主维权人士回民基督徒张文和先生日前第四次被北京当局送入了精神病院。
据知情人士跟本网说：张文和先生在3月5日被北京通州公安局警察再次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并且这次送入精神病院是在张文和先生家人没有签字同意情况下，警方强行将张文和送入病院的。据了解，目前张文和先生被关押在北京沙河的精神病院，即北京第三福利院。张文和先生的亲友要求前往会见，但均遭到有关方面拒绝。
据张文和自我介绍：
我是张文和，今年59岁，北京通州人，回族，50岁以前信仰伊斯兰教，51岁以后皈依基督教。
1979年1月我在北京参加了任畹町等人发起建立的中国人权同盟。在那个时期，我参加了西单民主墙的活动；我在来京上访的人们中进行调查和串联，计划成立“在京上访人员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合在京的人权民主人士，去中南海门外静坐请愿，要求中共政府为饥寒交迫、处境悲惨的在京上访人员解决食宿问题；我曾寻访串联革命同志，计划建立“兴中会",开展进行推翻独裁暴政的人民革命。
1979年3月9日，我为筹集活动经费向旧货商店变卖手表和照相机，被北京市东城区的警察扣留，我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等被警察搜获，我遭到了几个警察的毒打，之后被他们抓进了东城看守所，他们还到我的家中进行搜查。3月底，我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关进了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受到审问后，我被检察院起诉到法院。在法庭上，我对审判员说，我认为我无罪，我要求中共政府将我释放，如果不释放，我要求法院开庭审判。几个月以后，检察员向我要回了“起诉书”。
我在看守所里遭受过警察的酷刑。
几个警察把我按在地上，从背后给我戴上“紧铐”，使手铐紧紧铐破皮肉，并给我的头上套上防毒面具。大约10个小时以后，警察从我的头上取下防毒面具，把“紧铐”换成“死铐”，让我日夜戴着“背铐”连续戴了三个多月。
被关押在看守所十九个月以后，我被北京市公安局押送到延庆监狱中的精神病医院。狱医对我说，你有精神病，要老老实实地接受治疗，若不接受治疗，就把你绑起来，给你灌药，给你用电疗，治死你我都没事。我被关押在延庆监狱精神病医院长达八个月，被强迫吃了大量的药片。
1981年6月我被释放。我的母亲已到70岁，她在“文革”中遭受过残酷的迫害，在我被关押被强制治疗期间，着急害怕，病情加重。我出狱后，为了在父母的晚年和临终时在父母身边尽孝，偃旗息鼓，娶妻生子，务工经商，惨淡经营。片警巷吏经常骚扰，官府刁难苛捐杂税，官僚腐败社会堕落，民怨沸腾民变频生。我的心中一直保留着革命的火种。
2001年家母去世，之后我积极参加帮助重庆的李裕芬申冤维权。李氏的丈夫是“右派”，死的很早很惨。李氏的独生子范李在24岁时被警察抓进派出所，被警察打死，法医解剖了他的尸体，说他是自杀。李裕芬20年上访告状寻找青天的经历太悲惨。中共官场太黑暗。申冤维权太艰难。李裕芬生病返回重庆之后，我曾给她汇去一些钱。
2004年，我在香港支持并参加了香港同胞举行的要求民主、要求中共结束一党专政的“七一大游行”。我高举着中华民国的国旗，举着标语牌，站在香港街头集会游行的旁边。天气炎热，缺乏休息，我的心脏病发作，使我未能参加游行。香港的太阳报刊登了一张我的照片。我曾拜访过香港的“支联会”主席司徒华老先生，并通过他们把我撰写的《张文和五十岁致辞》、《张文和五十岁宣言》、《新兴中会战歌》印制成传单。
2005年，中国国民党江丙坤副主席访问大陆，在他们前往北京香山碧云寺拜谒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的衣冠冢之际，我前去迎候，欲与他们联络。他们到来之前，在衣冠冢门前，我被便衣警察抓进派出所，晚上八点以后才放我回家。我在派出所时，警察来到我的家中，恐吓我的妻子，叫喊着要把我抓起来，要把我的妻子开除，使我的妻子受到了很大的惊吓。2005年，中国国民党连战主席、亲民党宋楚瑜主席先后访问大陆的期间，我受到通州区公安局的软禁和监控，被禁止外出，被扣押手机。
2006年2月，我参加了高智晟律师发起的维权抗暴接力绝食活动，去看望支援高律师时，在他家的门外，被便衣警察扣留，被通州区公安局关押在某研究院的招待所里和乡村的旅馆里，连续关押了两个多月。不久以后，又被关押在宾馆里和山区的旅馆里各一次。
2007年1月，我参与开办中国人权论坛网站，以后陆续在论坛的专栏中发表文章，抗议暴政，维护人权，争取民主，号召革命，抵制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
2007年7月7日，我和北京的一些人权民主人士去胡佳家中看望胡佳、曾金燕和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和女儿，支援陈光诚和袁伟静。陈光诚此时被关在监狱中。离开胡佳家后，我们被一群便衣警察扣留，我被扣留了八个小时。警察说，你不说清楚谁组织了这次活动，你们都说了些什么事，你就别想回家。我的妻子身患重病，生活不能自理，由我做饭、日夜服侍。晚上七点以后，我和妻子都没有吃午饭和晚饭，我再三要求回家，警察知道这些情况，还是不让我回家，我就在警务工作站里大发雷霆，把烟灰缸摔到了电视机上，把他们的问话记录撕碎，冲破他们的阻拦，回到家中。
2007年9月12日，我邀请北京的一些人权民主人士来通州聚餐，为任畹町大哥和大嫂饯行。我在车站迎接他们时，被便衣警察抓进警车，关进了派出所，下午五点半以后才放我回家。警察头目徐建强对我破口大骂，侮辱我的母亲。几年之中，警察经常对我进行监控、跟踪，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剪断我家的电话线，抄走我家的电脑主机，他们在2007年9月12日以后，告诉我的儿子我有精神病，几次要求我的儿子把我送进精神病医院。
2007年10月1日，我在家中开始绝食，抗议中共匪帮迫害我，抗议中共匪帮独裁暴政践踏人权。10月2日，警察来到我的家中，说我涉嫌损坏公物，叫我跟他们走，之后把我关进了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狱医让我吃药，我说我不是精神病，拒绝吃药，狱警就把我绑在床上，准备给我灌药，准备给我电疗。我被关押在强制治疗管理处长达十五个月，被强迫吃了大量的药片。
2008年12月25日我被释放。警察对我说，如果你再敢进行活动，就把你再抓进来，再也不放你出去。
我从2009年8月下旬以后，摆脱了亲属的“监护”和"管制“，开始去看望和联络一些人权民主人士。9月3日，胡佳仍被关在监狱中，我去看望他的妻子曾金燕和女儿，支援胡佳和曾金燕。在胡佳家的楼门外，被便衣警察拦住，他们不允许我进入，我只好回家。警察随后到我家，把我抓进了通州区精神病医院。
我被关押在这间医院里长达三十二个月，被强迫吃了大量的药片，2012年5月10日被释放。
在通州区精神病医院里，有的护士经常打骂病人，有的护士随便打伤病人，有的护士指使病人摔打病人。
有的病人被打伤，有的病人被摔打致残，有的病人被摔打致死，护士向上报告是病人自己摔伤，是病人自己摔倒致残，是病人自己因病死亡，他们都能蒙混过去。有的 护士折磨病人，有的护士虐待病人，有的护士体罚病人，有的护士扣留病人的饭食拿回家喂狗，每星期至少10公斤。这些护士的恶行无人查处，这些护士逍遥法外。在这间医院里，有些病人受到伤害，没有能力对人诉说，或者不敢对人诉说，非常悲惨，非常可怜。今天是”助残日“，我把这些护士的恶行揭露曝光，希望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希望大家见义勇为，挺身而出，为受伤害的精神病人维权，要求中共政府认真调查，严肃处理；希望通州区精神病医院能够接受人民的监督，早日成为让人民满意放心的医院。我愿意参与监督。我希望人民大众和中共政府任命我为不用公众和中共政府发工资的精神病医院监督员。我保证比别人干得好!
我在1966年12岁时遭遇“文革”，家被抄光，住房被贴上封条禁止使用，父亲被打被斗被关起来，母亲被打被斗被剪光头发，大哥被关进派出所，大姐被打被斗被剪光头发被关起来，另外4个哥哥都不能回家，我和55岁的头发又短又乱鼻青脸肿遍身血迹的母亲、上初中一年级的二姐、刚上小学的妹妹在夜晚被驱赶到乡野，天降暴雨，满身泥水，恐惧饥寒。母亲后来被逼迫去扫街。我早上4点从家中出发，步行10多公里，去双桥农场打工。红卫兵工头骂我是“狗崽子”，辱骂戏弄欺骗我，不给我派工。我夏天在运河边和庄稼地里打草卖给养牛场，一斤青草卖4厘钱。我冬天在垃圾堆上捡拾废纸卖给废品站，一斤废纸卖3分5厘钱。我16岁下乡插队，刚去几天就被批斗，被发配到砖窑，和地主、富农、地富子女一起劳动、生活，披星戴月，又脏又累，艰苦不堪。我的工分最少，每天3分5，不到三毛钱。1972年至1978年我在花丝镶嵌厂工作，憎恨暴政和压榨，开始敢于造反。1978年至1985年我在玉器厂工作，因参加人权民主活动，在1979年3月至1981年6月被中共政府囚禁、强制治疗。我从1985年开始，在黑龙江小兴安岭的三个林业局采购木材，每月购进一个车皮的木材进行销售。不久被官府查封被迫停业。我从1992年开始，把香皂、洗发水、洗衣粉等日化产品销售给北京城内的小商店。2002年以后，中共政府允许私营企业制作销售金银工艺品，我聘用世界上技术最好的能够制作国宝级的金银珠宝艺术品的工艺美术师和高级技师，为阿拉伯海湾国家的国王、总统、苏丹、大臣、大使制作精美的银摆件。我受到了几位驻华大使的欢迎。巴林驻华大使引领我在钓鱼台国宾馆受到巴林王后的接见。阿联酋驻华大使愿意为我引见阿联酋副总理，给我寄来邀请信。阿曼驻华大使为我引见阿曼大臣。卡塔尔驻华大使表示愿意与我合作开办公司。沙特第一任驻华大使曾向我订购银摆件，并送给我6箱由沙特国王古兰经印制厂印制的古兰经，我把这些古兰经送给了中国的穆斯林。我多次被邀请去参加他们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伊斯兰联盟秘书长第一次访华时，我被邀请参加他们举办的宴会。2004年，我撰写了《张文和五十岁致辞》、《张文和五十岁宣言》、《新兴中会战歌》，重返民主运动的战场。
我先后被中共政府关进精神病医院三次，受到强制治疗，合计55个月。
他们从未给我看过诊断书和鉴定书。我将在2013年5月29日，前往中共政府的信访接待机关进行和平请愿。我要求中共政府把给我做过的诊断和鉴定公之于世，让人民大众看清楚中共政府有没有搞鬼，有没有使用克格勃的手段。暴政焉能客观公正。我要求中共政府允许我去香港或去台湾，去做精神障碍医学鉴定。我在此把《残冬的圣战》（2）奉献给中华同胞和海外侨胞，希望各种媒体广为传播；吁请大家多关注，海内海外有响应；拜托从事精神障碍医学鉴定的专家主持公道，客观公正地为我做出鉴定。如果有哪位专家愿意为我做鉴定，盼望您与我联络。谨致万分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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