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 三月 31, 2011

作家廖祖笙被断网禁言 宅墙被涂鸭画龟

【大纪元2011年04月01日讯】(大纪元记者乔琪采访报导)
福建省为阻止作家廖祖笙发表言论,今年两会期间,廖家的电讯设备被中断,迄今电脑网路仍然不通,3月25日更遭不明人士在其住宅的墙壁上涂鸭,并画了一只乌龟。他表示,公安三不五时的找他谈话,五毛党日以继夜的攻击他,以写作为生的他,被迫不能写了,没有经济来源,生活陷入窘境,夫妻俩每天生活得很惶恐,感觉就有人想灭口。


廖祖笙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安打电话给他,要他去派出所谈话,办些手续,他认政府如果要开放他的网路,肯定会要他答应什么,所以对方打了几次电话,他都没过去。3月25日他们夫妇俩外出回家时,老远看到家里来了几个国保,有辆警车停在他家楼下,等他们到家时,这些人已经不见了。

他发现家门口的墙壁上被画的乱七八糟,墙上写“缩头乌龟廖祖笙”下面画了一只乌龟。廖认为,大概这些人认为他们夫妻俩在家,不肯开门,才会有如此不理智的流氓举动,于是打电话报警。警方来了一个人,叫他们不要乱说。廖表示,到现在是谁画的也没有一个说法,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但他心里很明白是国保干的。

原籍广东的廖祖笙被迫离开家乡,迁居福建省泰宁。他表示,现在不能写文章,只要一写文章,就会有人来传他去谈话,找他麻烦,现在更切断他的网路线,逼着当哑巴。他说,10几年来靠写文章、写书,维持一家人的生活,通常一篇文章有5、6家报纸使用,有时甚至10来家报纸刊登。现在一篇文章也不能发表,没有收入来源了,生活陷入困境。

他说,文字本身就是情感的产物,以前是写些时事评论,笔峰温和一些。自从儿子被杀害后,凶手至今逍遥法外,任何人在此情境下都会气愤的,所以之后写的文章就较激烈,没有了生活的来源,银行又不肯贷款,现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夫妻俩最近商量着想把现住的房子卖掉,筹些钱准备做点小生意糊口。

爱子惨遭杀害,在找寻相、不断地上访中,廖家被搞得倾家荡产,债台高筑。廖祖笙透露,包括他到北京上访,写过很多文章,每写一篇文章就有人来找麻烦,政法委、公安局都会来找,逼的在广东待不下去,迁居到福建,每天生活的很不安,不知政府究竟要如何整他,感觉中他们就想灭口。

他的独生子廖梦君,于2006年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惨遭杀害,多年来他们夫妇俩始终活在 痛中,无法忘怀,爱子的尸检报告、尸体照片、破案卷宗,官方都不让看,成了国家机密不能看,不仅做父母的看不到,律师也不让看,甚至连当地的政法委都看不到,也不让家属给孩子的遗体拍照,廖表示是官方策划了这个血案,为了搞政治,穷凶极恶到如此地步。

廖沉痛地说,这就是新中国,把人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这是赤裸裸的迫害,现在在中共的统治下被迫害的人太多了,名誉搞臭,经济搞跨,肉体消灭,“他们没把我消灭,却先对我孩子下手,藉此打击我”。他又说,五毛党日以继夜的攻击他,如今他的经济也被拖跨了,“反正,他们爱怎么搞,我们真的也很无奈。”

注:“五毛党”,网特的一种,是对“网络评论员”的 称。由于有网民传言网络评论员每发一帖便可以获得五毫子的报酬,故此网民谑称他们为“五毛党”。


2011-04-01 07:47:12

吴学灿:为中国茉莉花革命加油!



[日期:2011-04-01]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作者:吴学灿
从突尼斯开始的新一波民主化浪潮,现在被统称为“茉莉花革命”。比突尼斯还要古老的国家--中国至今仍然被专制寡头们把持着国家的最高权力,中国的老百姓几千年来受够了专制的苦头,看到突尼斯、埃及等古老文明国家在新一波民主化浪潮中获得了新生,心中的苦涩和感慨化为现实中的各种不同态度。

有的感到绝望,认为中共专制政权是古今中外最凶残、最狡诈、最恶毒、最无耻的专制统治者,他们宁肯毁灭中国也不愿意让老百姓当家作主。为了维持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他们不惜毁坏祖宗留下的一切地上地下的资源,只要能够继续骑在中国老百姓的头上,中共政治寡头们干什么都不会让人觉得奇怪;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干不出来的。

还有一些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掌权以来历次民主运动的经验教训,研究分析突尼斯、埃及等国家民主革命的成功经验,在中国运用现代化信息传播工具——网际网络,发起了冲击共产党专制政权的“茉莉花行动”,从2月20号到3月20号,已经进行了四次茉莉花散步、围观等行动。

与突尼斯、埃及一样,中国的茉莉花行动的真正发起者和领导者都是网际网络。尽管如此,凶恶的中共专制政权还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宁可错杀错抓一万,也不放过一个,先后抓捕了许多参与茉莉花行动的维权、争自由的仁人志士。

我们身处海外,是中共专制政权难以加害的安全地区,我们该做的能做的只有为茉莉花行动鼓吹、呐喊、加油;为被抓捕的仁人志士们奔走呼号,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这些争取民主自由不怕牺牲的勇士们,争取让他们早日走出牢房,回到妻子儿女和父母、兄弟们的身边。

但是另外一些人的所作所为,却对茉莉花行动产生不利甚至有害的影响。有的人身处安全的美国和其它国家,却在网络上声嘶力竭的叫喊,声称自己才是茉莉花行动的真正的首要的第一位发起人。这些人的做法受到许多网友的批评,还是那句老话,成功不必在我,功成我在其中。因此我们应当栽花、种花、浇花和护花,而不要去在摘花、抢花、摧花和毁花。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长影暴力拆迁压死住户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作者:丁小


2011-03-30

长春市电影制片厂第四宿舍区遭遇强拆,一名住户葬身瓦砾,警察被质疑未能阻止暴力甚至拒绝救援。

长春市电影制片厂第四宿舍区上周六深夜11点开始遭遇二十余辆挖掘机,数百名打手的强拆,第二天清晨才停止,部分住户被强行抬出,而50岁的妇女刘淑香被砸在楼底无法逃脱,在最后一通电话中称“出不去了”,家人周日凌晨两点起报警求救,但直到超过一天后周一下午公安才到场,挖出了刘淑香的尸体。事件首先被在互联网论坛以及微博客上曝光引起了关注。


有长影居民上传周日清晨的录像,可见有女住户被拆迁人员抬出扔在楼道口,尝试打电话以及回家时遭不断推搡辱骂,拆迁人员扬言非拆不可。

拆迁者:你想怎么着。你想走?

居民:你干吗拆我家房子

拆迁者:今天必须得拆你们家房子。啥叫强拆呢,告诉你就拆了。

居民:你没有法院裁决凭什么拆我家房子。

中国广播网周二发布新闻称,3月26日,长春科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长春东霖房屋拆迁公司对湖西路一居民楼进行拆迁。该拆迁公司擅自违法强行拆迁,造成一居民死亡。目前,长春市委、市政府已控制住相关责任人,展开事故原因调查。

长影四宿舍共有14栋居民楼500多户居民,均属于长影集团的职工。去年初政府以棚户区改造为名宣布将对该宿舍区进行拆除。在未能就拆迁补偿达成协议之际,去年就已经多次发生地痞流氓暴力逼迁、强拆事件,不但警察没有制止,有关政府部门去年冬天停止了对该宿舍区供暖。直到发生压死人的惨剧,仍有约一半住户未曾签署协议搬走。

另外,长影员工们2月份也曾就长影党委书记刘丽娟与民营公司“长春国信”和吉林省个别领导相勾结卖掉长影土地,到省委下跪请愿,反被警察包围并抓人。  

本台记者周三联系多名长影员工,他们对于强拆压死人一事都不愿多说:“不懂,我不懂,对不起。”

长春电影制片厂是49年中共建政后成立的第一家电影制片厂,曾出产大量的红色经典影片。

北京学者陈永苗认为目前发生在长影的强拆悲剧值得深思:“我们都是看长影派的红色革命片过来的,一个大的讽刺在于,今天它同样遭遇拆迁。实际上在长影体现中国几十年的命运,原来都是讲公有制国有化,今天又碰到私有制的强拆,而且是以国家机器作为后盾。你可以看见整个国家机器的性质在发生变化,主流的意识形态也在变化,长影的事件造成一个历史的悲喜剧。”

日前中央纪委才重申严查暴力征地拆迁,话音未落就出现强拆压死住户的恶性事件。湖北评论人士刘逸明认为很难不给人中央在做秀的印象,他对于长影事件会否得到公正的处理也抱有怀疑:“中央说不让地方强拆,不管它本意如何,实际上给人的感觉就是做秀,很明显,长春这个事情出来拆迁户被压死了,在我看来能不能得到公正处理还是一个问号。”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报道。







永不休止的散步,我们不再要饭,我们要中共邪党的命。


未来的散步公告大部分已经安排,而且是自动发贴,在每周的散步行动中,我们都在收集建议,大致上有的在公告自动发送的前24个小时补充的。有的来不及只作下一次作补充,不过我们在每次的散步公告中,都另外增加几个市级的城市。

在这个散步的升级中,我们已经远离了初衷,我们现在不但希望40国联军空炸中南海,我们还要广为宣传有关在未来联机空战的所有躲避法。不过有关这些建议我们还在收集中。

目前,我们所面对的是全世界最恐怖的邪党,它们的支撑靠枪,它们的存在,还是靠抢,而我们靠的都是肉体,这里为了民主选择,我们愿意以肉体来抵挡恐怖份子的子弹,愿终有那么的一天中国遍地花开,我们不再要饭,我们要的是中共邪党恐怖分子的命。

有关所有的散步公告请留意我们的博客http://molihuazh.blogspot.com/
由于facebook群受到大量中共恶棍的刷屏,我们希望群主或管理员们慢慢走向谷歌论坛,创建安宁的论坛页面,创建账户网址http://groups.google.com/。一切使用权、指挥权还是独立自主。
 
 
中国茉莉花革命联盟

星期三, 三月 30, 2011

王华:谁不让我们当中​国人?

【大纪元2011年03月31日讯】
国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人一呱呱落地,无论是按照地域属性还是血统属性,总得有个国籍归属,不过最近十多年来,在我身边的朋友中,就出现了很没有国籍的人,说起来这也算是当今中国的又一大特色。


早在2000年7月,朋友的女儿慧慧在英国出生了。按照英国法律,她应该跟随留学的父母享有中国国籍。可由于孩子的父母修炼法轮功,慧慧一直是个没有国籍的孩子。一个人因为有了信仰就被剥夺了国籍,后天的思想剥夺了天赋的权利,这总谬误只会出现在中共这样的极权国家。尽管慧慧的案子被人权组织上报到联合国,中国驻英大使馆也一直不顾国际舆论的谴责,拒绝给一个中国孩子发放中国护照。

正如大陆的户口本,护照是中共打百姓的另一个手段。在大陆,无论是被打入劣等公民的农村户口,还是只能呆在一个地方的城镇户口,外地人到北京,就像出国需要签证一样,得办理“暂住证”,谁要不合他意,暂住证就会被随时没收。

如今这样的户籍暴政被延伸到了海外。自从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以来,中共驻各国大使馆多了一项“新任务”:用拒绝办理护照延期的方式来胁迫海外华人放弃修炼法轮功。由于中国护照五年就得更新一次,很多使馆官员明确表示:你练法轮功,我就不给你护照延期,你在国外就没有合法的身份证明,你就无法在国外呆,同时你也无法回到中国。

面对中共的流氓手法,有一点良知的人都会感到愤怒。不过,中共的干扰迫害在民主国家并没有得逞,因为西方有人权庇护制度:一个人若在本国遭受不公正待遇,他还能到西方民主国家申请政治避难,不过在韩国、俄罗斯等受中共干扰大的地方,遣返事件还是不时发生。据我猜测,十多年下来,可能有数千位法轮功学员都遭到了这样的胁迫,这无疑是国际护照史上的一大怪象,这也是中共系统灭绝法轮功的又一证据。

前不久看见清华大学的高材生谢卫国博士被中共拒绝延期中国护照,最后被迫加入英国籍的感慨,很是让人痛心。我们是中国人,谁有资格、谁有权力不让我们当中国人呢?谁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中国难民”呢?谁在把中国的留洋精英们推出国门,逼迫他们充当“外国人”呢?

明知这样的流氓行为,只能让国际社会耻笑,让中国百姓痛恨,同时变相帮助法轮功在海外力量的壮大,但中共依然这样做,只能说明它愚蠢至极,已经到了最后的黔驴技穷了。



2011-03-31 09:59:28

“我是刘贤斌”贵州关注团的抗议声明 ——凡是残酷镇压中国民主的统治者都没有好下场

“我是刘贤斌”贵州关注团的抗议声明 ——凡是残酷镇压中国民主的统治者都没有好下场

获悉:刘贤斌先生因撰文推动民主改革,以及批评四川地震豆腐渣工程,被当局打击报复。因此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周五被法庭判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零4个月。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判决,这是中共四川当局又一次对中国《宪法》的践踏和强奸,尽管这个所谓的

“宪法”是当局一手炮制出来的,都彰显出这个暴戾的权贵统治集团的无耻和下流。流氓就是流氓,恶棍就是恶棍,之所以中国民众要掀起无数次“茉莉花革命”来抗议这­个暴戾的权贵统治集团,其原因就是这个流氓的恶棍集团,已经把这个国家变成了恐怖主义的地狱。

刘贤斌先生因发表批评四川大地震“豆腐渣”工程的文章被以言入罪,而且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也超过了法定最长不超过五个月的规定,违反中国《刑事诉讼法》,这次对­他重判10年刑期,其意是在对中国民主人士的恐吓和威胁。

刘贤斌先生,曾参与八九年的六四学生民主运动,也是《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之一。他曾于1991年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后于1992年被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2年半,剥夺政治权利1年。1993年刑满出狱。出狱后他仍然坚持推动民主事业,以及组建中国民主党的活动。1999年7月被遂宁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被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2008年11月出狱。

贵州人权研讨会对刘贤斌先生遭受到这种荒唐和不公正的司法判决,感到痛心疾首,同时向中共四川当局提出最为强烈的抗议和谴责,并认为中共当局自建政以来,为维护­自身的极权统治,不惜长期地对中国民众的自由民主之诉求,进行灭绝人性的镇压和屠杀。这个权贵统治集团执掌的政权,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境况,也已经成为了中国民­众的公敌,等待他们的将是中国民众对其进行彻底的清算和审判!


贵州关注团

来自维权网论坛





2011-3-30







无锡王建芬遭遇的拆迁灾难

(维权网信息员鲁明报道)3月30日,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羊尖镇王建芬向维权网投诉其遭遇了暴力拆迁,且二年未解决的悲惨情景。


王建芬拥有羊尖镇廊下粮站17号一座四层楼的街面房,计300个平米,开小作坊,经营小五金。2009年3月,锡山区政府和羊尖镇政府竟然以3188.57元/ 平米的价格,逼她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但当时附近的门面房市场价近10000元/平米,王建芬当然不能接受。

为了强迫她接受不合理的拆迁安置协议,环保、安全部门也频频来威胁,工商、税务以开巨额罚款单来威胁她。2009年5 月,政府还对她家断电断水,并趁人静夜深是把她家门窗玻璃砸烂;且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她家屋顶掀掉,周围的房屋也已拆净,仅留下一座摇摇欲坠的危房,孤零零地立在­废墟之中。

拆迁公司人员组织手臂纹青龙白虎的光头流氓,日以继夜地对王建芬进行围攻,辱骂、恐吓和威胁。还企图制造交通事故置她于死地。她的腿被拆迁流氓打坏,并落下后遗­症。

为此,王建芬多次向警方报警,但当地警方不立案;她只好走上访之路。 2010年她进京上访五次,未果,却被地方驻京办两次抓回关进黑监狱。

第一次2010年1月29日,由6个保安一个民警和镇信访主任席慧中看押,不分白天晚上轮流看管,不准她睡觉,每天以粥和萝卜干充饥,被剥夺人身自由长达14 天。她在黑监狱时内胆结石发作,险些丧命。

第二次是2010年12月10日,即世界人权日,她被非法关押19天,由信访主任席慧中和8 个保安和警察看管,还随时被搜身,每顿只有半碗的剩菜剩饭。还反复叫保安来搜身,警察不断训问,生病不给药吃。镇领导还威胁她父母家说,你女儿再去北京上访就要­劳教了!

王建芬一家不能承受这种穷凶极恶的拆迁,逼得离婚。她也失业了,精神遭受了严重摧残,疾病缠身无钱医治,带着儿子到处流浪,走投无路。


受害者王建芬 电话:13952475068









【禁闻】“3.28” 藏人思念曾经的自由文明

【新唐人2011年3月29日讯】中共当局将28号立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不过,西藏人却认为,这一天也许可以提醒西藏人,知道自己曾经有过灿烂的历史和辉煌。因为,52年来在中共集权统治下,是西藏前所未有的黑暗期。


「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前一天,西藏自治区主席白玛赤林表示,在中共领导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斗、开拓進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伟大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西藏各族人民永远铭记这一天!」。

西藏流亡国会议员凯度顿珠:「 他是中共的走狗当然他会讲这句话。他们说做了很多好事,这些都是骗人。我们在中共的(统治)下面变成一个很大的监牢;他们来是欺负西藏人,我们有一百万人死掉在这52年。」

凯度顿珠说,西藏人是佛教徒、大多都是农民,生活非常纯普,但中共当局让藏人住在城市高楼里、不让他们信奉自己的喇嘛。

西藏流亡国会议员凯度顿珠:「佛教徒去寻佛的时候要听我们的喇嘛讲佛、可以拜拜,这些事他们(中共 )不让我们做。还有清藏铁路,在拉萨现在有30万人,80%是内地人汉人,有40万多军人在那边,它们盖这个铁路跟西藏人完全没什么关系啊。」

台湾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才仁指出,几百年来西藏的法律相对简单、民风朴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互助与慈悲,这样的一种文明,在中共统治之后的现今社会已经很难达到。

达瓦才仁:「但是,因为共产党有这样一个节日,也许可以醍醒西藏人,知道自己曾经有过的一些灿烂的历史或者是过去的一些辉煌;比现在更自由更文明,文明指的是一种信仰、一种生活方式。」



新唐人记者、梁欣、方源采访报导。



政府强占农场 海南12名维权代表被捕

【新唐人2011年3月29日讯】中国海南儋州市那大镇政府强占尖岭、合罗、前進三家农场的5000亩土地和9万株橡胶,09年上千农民推选的12名维权代表被捕入狱,去年底分别被判刑3到4年刑期,警方禁止探视,亲友呼吁外界关注。


05年市委和镇政府以「改制」为由,将尖岭农场、合罗农场、前進农场的5000亩土地和9万株橡胶,无偿发包给一家皮包公司「儋州橡树农业有限公司」。

尖岭农场彭先生:「抢走了我们经营权跟财产权,三个农场的话就是一千多(人),我们正在上诉,法院都判我们有自主经营权、管理权,但是镇政府他不承认。」

09年3月,市政府出动警力强行征用前進农场近千亩橡胶林地,同年12月,又将尖岭农场约10亩橡胶林地出让,用于商品房开发。

合罗农场钟先生: 「我们已经告了六年了,就是拖嘛,继续上访,还不理你,我们现在很多百姓都出外打工啊。这些财产都是农民百姓自己辛苦奋斗出来,政府都没有投资一份钱。」

09年12月17日,镇政府拘捕12名维权代表。60多岁的谭达环遭刑讯逼供,送医治疗后被“取保候审”。

尖岭农场彭先生:「12代表都叫到镇政府的大楼里面的会议厅,他们刚一到就给他们控制就抓起来,在看守所,现在又不给看啦。」

2010年12月16日,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分别判处维权代表谢维展、杨亚妹、谢南、范荣、黄進飞、王土旺、钟定光、关昌庆、蓝乙忠、陈旭明、陈为海有期徒刑3到4年。



新唐人记者熊斌、李玫采访报导。

海马志森遭普陀区真如镇政府抢劫17年全家面临流落街头


[日期:2011-03-31] 来源:参与 作者:沧海
(参与2011年3月30日讯)沧海报道:上海马志森的私营店面被普陀区真如镇政府强拆17年,至今未获任何安置或赔偿,马志森全家老小暂住在嘉定区的出租房,现在又因交不起房租面临流落街头,马志森一次次向普陀区政府反映生存困境,对方却称此事和政府没有任何关系。

马志森说,1994年7月普陀区真如镇政府在没有拆迁许可证、建设用地批准书的情况下强拆了他自家经营的国华饭店和国华饮食店,强拆前马志森丝毫不知情,时任真如镇党委书记的曹荣生当时对他说“抢你的怎么样,你去告我吧!”后来镇政府在原址上建起了七层商住两用楼,出售和出租收入全部为镇政府所得,在过去的17年中,没有任何人和他谈过动迁安置或赔偿的事情。马志森从普陀区法院告到上海市高院,法院均拒绝受理此案。因断绝生活来源,马志森一家的生活长期以来非常窘迫,近来又被出租房的物业公司断电、断水,连门窗都被拆除,92岁的老母亲又卧病在床,马志森说全家已经被逼上绝路。(马志森电话:13482687713)

此外,上海闵行区被强拆户金月花继3月5日至3月21日被关黑监狱遭裸体搜身后,3月26、27日又被闵行区江川街道政府派黑社会人员非法囚禁在家,3月30日晚上19点开始再次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金月花电话:13918030465)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canyu.org/)

附:马志森2010年写给上海市市委书记俞正声的公开信

1994年7月上海市普陀区真如镇政府在杨家桥地区商品房开发,时任真如镇政府党委书记、镇长曹荣生和城建办主任沈宏鸣,自行成立的组织(上海市普陀区真如镇杨家桥地区住宅改建指挥部)担任法人代表和经理,没有任何手续把我合法的国华饭店和附属的国华饮食店抢拆抢劫,至今没有按置和补偿。如今的17多年来,我和92岁失智的母亲和成年的儿子生活在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而在我饭店的原址上他们建造好的商品房的底楼租借给银行和其他单位,十几年来他们“心安理得”收着房租。因为在饭店被抢拆抢劫后我为这事上访,他们就开始编造伪证,先由与我无拆迁关系的单位,李子园村第八生产队书写一张2500元书面,说是动迁按置款,把我的邻居李园酒家座落在真南路交通路的地址,用一张建房证敲了一个“临时”两字,说成临时建筑,过了两年就是违章建筑,并转嫁到风马牛不相及,我座落在真南路真北路国华饭店和附属的国华饮食店身上,张冠李戴后我合法的国华饭店和附属的国华饮食店就成了临时建筑直至违章建筑;这里说明一下李园酒家临时按置在真南路祁连山路口,原址商品房建造好后的1、2层作按置已正常经营,临时按置房屋的产权也得到办好;在抢拆抢劫后他们自以为编造的伪证天衣无缝,2003年抢拆抢劫发生10年后上海市普陀区政府对我信访事项作出答复书,把所有的伪证全部笑纳囊中,他们高枕无忧抢拆抢劫泰然,收着房租自然,我和我的家人已到了流离失所,无经济来源过着悲惨的人生,他们全然已不顾。

我的私有国华饭店和所属国华饮食店底层有使用面积97.76平方米,有原嘉定县土地管理所批准的20平方米的国华饮食店,和普陀区房产管理局批准的77.76平方米的国华饭店,并对该处作了估价,这也是该地区单位和居民的产权证明书。曹荣生和沈宏鸣抢拆抢劫后,当曹荣生卸任后将他们的技能交办给下一任,党委书记王智华和镇长胡礼刚,2005年抢拆发生12年后上海市市委、市府对我信访事项作出动迁按置、赔偿的交办书,依据信访条例的规定,真如镇政府应当在3个月里执行完毕,延长期要说明理由,超出时间应当给真如镇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行政记过,但2009年抢拆抢劫发生16年,市委市府信访事项交办了5年,真如镇政府傍着普陀区政府对我的信访事项又要开听证会,这不但搞笑了信访条例的严肃规定,同时质疑市委市府对我信访事项交办的内容,假的总是假的,伪造的应当剥去,他们要推翻市委市府的动迁按置、赔偿的交办书,我对他们讲只要能拿出证明你们抢拆抢劫合法的有效证据,能质疑市委市府的动迁按置、赔偿的交办书可以开听证会,否则依据信访条例的规定也得行政记过,我请他们:第一拿出房屋抢拆抢劫前的区房屋土地管理局“房屋行政裁决书”,房屋和房屋里的财产司法证据保全书,区政府的强迁“通知书”、“限迁书”,第二与我无抢拆关系的单位,李子园村第八生产队书写一张2500元书面,说是动迁按置款,我就把他们编造伪证看着是真的,请拿出真如镇政府和李子园村第八生产队动迁委托书,李子园村第八生产队具有房屋拆迁“资格证书”,依据动迁政策若没有立即停止,其次拿出李子园村第八生产队和我饭店签订动迁按置合同书,更关键的是否是房屋行政裁决书裁决的内容,第三请拿出原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现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撤销上海市嘉定县土地管理所批准的国华饮食店、和普陀区房产管理局批准的国华饭店的撤销决定书,认定国华饭店和附属国华饮食店是违章建筑的认定书及相关程序。

在他们要听证的闹剧后,2009年11月13日普陀区纪委书记左燕和市委市府委托的第三方律师胡贤德接待我,我要求真如镇政府或有关单位拿出上述三方面证据并讲什么时间能拿出,左燕书记讲三天,并对解决问题左燕书记讲不管怎么走只要走到南京路即可;时隔270天的今天自喻第三方律师周朝华又提出要开听证会,我明确告诉他依据信访条例已不存在听证会程序,只存在执行和记过程序,今天已是300天了;事实上真如镇政府没有拆迁许可证,没有建造商品房的建设用地批准书,建造了一大堆的违章建筑,真是抢拆抢劫后还编造伪证并黑白颠倒指鹿为马,心安理得收着房租,对17多年来至我和我家人死活与不顾;尊敬的上海市市委书记俞正声先生,请您依法督办。



马志森

2010年10月1日





清流浦:中国军队如不脱胎换骨必内战

[日期:2011-03-31] 来源:民主中国 作者:清流浦

“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因为中国大陆地区体制内外,从下至上,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实行民主化法制化,要求共产党置于国家之下的呼声太高,使共产党权贵感到巨大压力,甚至恐慌,权贵不得不出来对跟随者训诫,“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如果为今日中国画一幅图,图中高楼林立,经济数据令外国人羡慕不已,但是图中人却看到另一种景象:权力贪婪腐败化,法律、政府机构党派化、官僚小集团化,军警非公化土匪化,公务员和“人民代表”贵族化,经济分配贫富两极化,社会风气欲望化庸俗化。自然,执政党(共产党)已经没有公信力,国家机构因为实质私有而不再权威。这样的情景人们在清末时见过,在民国败走时见过。

从民国到共和国,中国前两次政治大变革都没有完成“权为民所有”的历史使命,那么必然还有一次。抗争过程已经开始,在“六四”自上而下主动变革可能性挫折后(变革者重走了清末六君子的路),民间的民主诉求又以传统方式起步-跪求明官、劝谏奏表、讽刺、批判、个体暴力表达,上访、对抗军警,地下组织,网络活动。在整个中国64精神认知没有改变,政治和社会状况比64前更恶化,改变的只是不满情绪更深程度地积累,民众与权力集团的对抗日益加深。但因为有64的血腥镇压,民众只能等待更强的人和势力出头。变革在酝酿,一旦地动将是排山倒海。

在这个历史再次大变革的前夜,中国大陆军人和军队面对一个为谁扛枪的问题。为国家当兵,为人民扛枪,还是为一个党,为少数权贵?为国家安定,还是为集团权力和利益之争?

中国近代史上有过两支出色的军队,一支是北伐军,一支是1949年前的解放军。北伐军颠覆了清王朝,1949年前的解放军推翻了腐败专权的蒋介石政府。然而,北伐军和解放军怎么会从一支革命军变成一支维护少数权贵利益的私家军呢?这源自两支军队建军宗旨的两大误区,一是保卫革命政权;二是忠于革命领袖。

军人爱说军魂,什么是军魂?军魂是一支军队的宗旨,军人心中的一个信念,军旗上的一个标志。军人是有血性的人,军队需要“令行禁止”的制度,以建立可在战争中运作的系统,无论在革命军队、帝制军队、军阀军队中都如此。就是说,在这个制度下如果一支军队没有正确的军魂,军权就会成为涂炭老百姓之权,一支军队就会成为个别拥有军权的首领手中的杀人屠刀。革命、帝制、军阀三种军队的军魂很不一样,帝制军队的旗帜是保卫王朝和帝王之国,军阀和土匪的旗帜是服膺大帅头领,革命军队的旗帜是保卫革命和革命领袖。虽然,真正的革命军队指挥人员是有思想有信仰的军人,但要从形式上鉴定军队性质,革命领袖、大帅头领、帝王三者并没有很大差别,他们的将领头衔都是自封的,作为普通士兵很难区别其好坏。如果一个土匪或军阀人员从跟随土匪头或军阀改变到跟随某个革命领袖,他就成了“革命军人”,而这个土匪或军阀指挥员的思想逻辑基础实际上并没有变。如果一个有信仰有思想的军人对这样的上司有不满,他就可能成为“反革命”,轻者被排斥,重则被迫害。北伐军在推翻满清后树立蒋介石(名义上是孙中山),在军中确立蒋介石总司令地位,改变了北伐军的性质。解放军在完成建立共和国的前期任务后,一直不能转变为真正的国防军,而是以某个领袖(名义上是共产党)为军头,给解放军堕落为少数人的御用军提供了条件。

能够与前三种军队根本区别的第四种军队叫国防军。国防军的军魂是人民和祖国,她的旗帜上只有人民,全体国民。不是一个阶级,不是一部分国民,不是某个首领、将军、领袖,也不是一个党,而是整个国家的人民。国防军的最高权力在国民选出的国家领袖,独立于政党的国家领袖。

为什么所有法制国家都建立国防军体制,所有半封建国家都需要皇军党军体制?一个国家内总有利益之争,这是由现在的经济体制决定的。经济纠纷汇聚成社会规模,就形成政治矛盾。于是,有钱有权的一方就希望通过钱和权拉拢军人,或者干脆将军队置于自己圈养下,靠军队在政治上保护自己集团的利益;而无权无钱无势的其他社会公民群体就只能采取各种不得以的办法进行抗争,因为在利益分歧中军警不保护他们。利益分许多等次,政治相应也分很多派别,就是一党之内政治诉求也有不同。作为一个军队,军人能分辨清楚复杂的政治纠纷吗?不能。因此,简单的办法是,要么实行国防军体制,国家军队以维护国家秩序为宗旨,不参与各派争执,一切纠纷都在国家秩序内商议解决;要么实行党军制皇军制,军队站在某一党派某一首领(执政党、执政集团)立场,压制其他国民。国民党军队曾经这样做过,于是被压制方组织自己的军队,与权力方相抗争,导致中国发生分裂,内战中死了无数国民(包括“国军”军人)。共产党军队也这样做过,“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压制不同政治领袖和政治路线反对派,形成后来抓捕“四人帮”的军事政变;续而,1989年解放军再次卷入共产党内政治分歧,镇压了学生运动,差点引发军队分裂和内战。事实证明军人根本无法分辨政治纠纷,而少数参与利益纠纷的军队高层以维护某党某派某领袖为幌子,将国家军队引入政治纠纷,后果无不使国家引向内战危机。

党军体制对军队自身有两大弊害,其一党军皇军必然总是与一部分国民处于对立状态,因为军队站在少数权贵利益立场,被压制的多数国民就不可能认可党军,因此,既使在民族问题上国民同情军队,所谓的党军皇军也不可能得到最大多数公民支持;否则蒋介石的“国军”怎么会输得如此惨。其二党军军内经常发生政治清洗。一旦军队政治化,选拔派系军官和政治清洗就必然成为每个军官都要面对的事,而且伴随政治变化在军队内进行的清洗比在党内都严厉,在军队高层审查比在普通低级军官中更严厉。这迫使那些忠于人民的军人和将领不得不参与和介入难以理清的政治派系活动,毛泽东后期和邓小平后期都有一批军人因此误入歧途。什么彭德怀集团,林彪集团,政治上得手的叶剑英集团,64时被追究的亲赵紫阳的将领等等。军队内部政治活动使军队内部派系滋生,人事关系和军人职业观念变得复杂晦涩,如此军队怎么会有最大战斗力。这些在法制国家真正的国防军体制下闻所未闻。仅从这两点说,国防军体制就比皇军党军更稳定,军队内部关系也会协和单纯。

在国防军建设中有一种危险的理论,主张军队有捍卫某种制度的责任。民主国家主张捍卫民主,共产党国家主张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宗教制国家主张捍卫信仰,将来可能还会有新的捍卫,这些主张都是危险的。军队的责任不是捍卫一种制度、一种主义、一种信仰,它唯一的任务是保证一个国家(区域)的安全稳定。像北伐军一样,解放军也是在建立一种新社会制度的理想中铸就的,由于在创立“社会主义”制度中付出了巨大牺牲,于是它将捍卫这一制度作为自己的宗旨。这个逻辑使解放军落入一个悖论,从捍卫新到维护旧。历史永远在变化和发展,没有一种社会制度可以优良到顶级,相反,所有社会制度都必然和必须进化进步,而所有的社会制度都会随社会条件自然地陈旧,渐渐不合时宜,包括现在人们认为最好的民主制。所以,随着时代变迁当更好的制度出现,原来的新制度就不再是最佳体制,那么,立志捍卫一种新制度的军队到后来就可能成为旧制度的保皇军,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卫队,成为制度不断进步的阻力和对立面。这个原理注定了国家军队必须脱离一种既定制度,脱离政治诉求,仅仅以国防和国家稳定为宗旨。

作为一个现代军人,你一定懂得为将军、领袖和政党献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新时代的军人需要关心自己参加的所有军事行动的性质,不能以将军和领袖的个人鼓动为准则,不能以指挥官的说教为判断标准。对一个军队高级指挥员不仅镇压人民是要承担个人责任的(法律的和良心的),并且应该记住二战的教训。作为德国和日本旧军队的军人,所有那些战死的士兵都与那些发动战争的将军名声一样被人诅咒,他们的家人为他背负着永远的痛苦。也可能你现在身上披挂着那些贪婪的权贵为你佩戴的荣耀,头上顶着“党的卫士”“民族英雄”的桂冠,但当那些利欲熏心的领袖成为罪人、战犯和刽子手,被人民和文明押上历史审判台的时候,你是什么?牺牲品、罪恶的陪葬,或者罪犯的帮凶。不要为一时的升迁而激动。

作为指挥官和操纵军警的人,在恶势力行将去世的时候,你扮演着什么角色?如果你把枪口对准了老百姓,人民和民主政府一定会追究你的个人责任,看看从苏联和中东各国的变革。如果专制者一时得逞,你站在人民立场,专制者会追究你,人民会掩护你;如果人民成功,你将随同专制制度一起下地狱,专制者不可能保护你,连你的后代都看不起你,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没有你灵魂的容身之地。

作为一个中国军人应该唱的歌:

《我为人民扛起枪》

我为谁人来打仗,为谁来打仗?

我为谁人扛起枪,为谁扛起枪?

为了爹,为了娘,为了自己来打仗;

为了你,为了他,我为人民扛起枪。

我为人民求解放,求呀求解放;

我为人民扛起枪,扛呀扛起枪。

鱼和水不能分,血和肉紧相连;

军和民一条心,继续向前消灭敌人!

我为人民,人民为我,人民解放我解放;

我为人民,人民为我,人民解放我解放。





四川阿坝藏人示威要求独立


[日期:2011-03-31]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作者:海蓝
四川省阿坝州壤塘县一乡镇,百多名藏民上周示威要求独立自由,有数名藏民被捕,至今下落不明。(海蓝报道)

印度格德寺僧人次仁透过翻译表示,来自多个消息来源,壤塘县南木达乡上周三(23日)发生大型示威,当天早上约十时半,大约一百多名藏民及僧人,在南木达乡街上示威游行达三小时,期间,示威者高呼“西藏独立”、“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我们要自由”等口号。大批警察赶到现场戒备,有8人被捕,包括现年40岁的小学敎师白阔、35岁的多杰、35岁的阿多及28岁的唯色多杰,全部来自南木达乡。

他说:后来很多警察出来了,到了乡城,他们驱散示威的群众,很多人跑掉,当时他们(藏民)被抓了8人。那些被抓走的人没有释放,他们还在监狱或那个派出所。

次仁又指,由于当地封锁示威消息, 事件发生两日后,南木达乡以外的人才得悉,直至本周一,当局仍然严密管治南本达乡,并调查所有参与示威的藏民。至于藏民在当天示威,因为3月23日是藏历3月20日,当地藏民以为是海外流亡政府选举日子,所以到乡城游行。

南木达乡政府一名官员否认有示威发生,也没有藏民被捕。 

记者:是否有百多名藏民上周三抗议示威?

官员:没有,絶对没有这回事。

记者:是否有数名藏民被带走,至今下落不明?

官员:没有,没有。

壤塘县公安局一名公安指,并不清楚有数名藏民被捕,南木达乡上周没有发生示威。

另外,阿坝县格德寺发生僧人彭措于3月16日自焚死亡后,曾引发大约千名僧人及藏民示威,其后寺院受到严密监管,当局不断拘捕有关人士。次仁表示,彭措在寺院当僧人的叔叔及弟弟曾在22日被捕,两天后获释,未知原因。这段时间,有数名阿坝县藏民,晚上被公安拘捕,至今下落不明。

次仁又指,当局仍加强监管格德寺,僧人外出要申请,工作组在寺院进行爱国思想教育。上周四,当局在塔瓦村召开会议,要求当地藏民协助监管格德寺,并要求他们不要参与示威,未来会提供各种援助。未清楚具体如何监视,每位藏民获发30元,并被拍照及録映。挪威西藏之声报道,20多岁格德寺僧人丹增上周五(25日)半夜约12时,在宿舍被公安拘捕,至 27日仍未释放。





烟台村民上访村官侵地反遭监禁

[日期:2011-03-31]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作者:姬励思

山东省烟台市村民不满地方政府造假,侵吞他们集体拥有的土地,转卖发展商图利,上访反映遭打压,八名村民被判刑。(姬励思报道)

烟台市牟平区东系山村村民投诉区政府造假,把村内属村民集体拥有的近1800亩土地,划归区政府,并准备卖与发展商图利。村民计划采取法律行动,但法院拒绝受理。村民遂从去年初开始分别前往山东省政府,及北京上访,但问题至今不获处理。村民更因上访遭地方政府打压,过去一年,共有8名村民被判刑。

村民代表曲先生表示,大部份村民被判缓刑,但他父亲及另一名村民代表被视为策划人,于去年初被以“非法集会”判刑一年半,现时仍在服刑。他说:两人是实刑一年半,到今天八月才能出来。两人根本无上访,只是在家商讨如何依法维护土地权,当局知道只要把我爸等两人控制住,村内就一盘散沙。

曲先生说,他本人近日再度前往北京上访,回家后随即被公安扣查警告。村民现时都非常害怕。他说:没敲门,直接用催泪瓦斯把我迫出来,把我戴手扣抓走,作笔录,想给我定个罪名,后来要我写个保证书,再不能上访,不能插手村土地的事。

另一村民代表隋先生表示,由当年为牟平县的人民委员会发出所有证,涉及的千多亩土地从1965年起属东系山村村民集体拥有。但牟平区政府捏造事实,在村民不知情下,把土地划归区政府。村民集资聘请律师向法院申请,就土地拥有权作行政复议,但法院受地方政府的压力,以行政复议违法为理由,拒绝受理。他说:土地挂牌出让,开发商来搞,村民才知道地已经不是我们的,我们就组织全村一千八百多名人,自发筹了20万,聘请律师,走法律程序,要求行政复议,但法院不管,就是地方政府施压,不让受理。

隋先生说,区政府计划把土地卖与发展商,涉及金额高达17亿,但并无准备给与村民任何赔偿。村民认为,地方政府侵吞村民的权益。他说:挂牌出让是一百万一亩,一千七百多亩就是17亿多一点,一分钱不给我们,说跟我们没关系,村民认为这是历来有据,地是我们的。

记者致电牟平区政府办,但工作人员表示不清楚事件,要求记者向区政府宣传部查询,但宣传部的电话就一直无人接听。

据村民透露,东系山村二百多名村民去年1月开始上访。2月初九名村民被抓。后有四人获准取保候审,三人判一年缓两年。村民代表曲庆祥及隋玉虎就被法院以 “非法集会罪”判刑一年半,至今仍在服刑。同年8月,再有三名村民被判缓刑。





人满为患 武汉大学樱花节变樱花劫



【大纪元2011年03月30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综合报导)每年的3月下旬,武汉大学校园近千株樱花竞相绽放,美丽无比,吸引成千上万游客慕名而至,流连观赏,被民众称为“樱花节”。由于人满为患,武大师生难以承受“樱花的烦恼”,被网友戏称为“樱花劫”、“樱花堵”。

上周,由于天气好,前往武汉大学珞珈山上欣赏樱花的游客络绎不绝,将武汉大学挤得水泄不通,导致武汉大学周围的交通一度瘫痪。

据武汉媒体报导,3月26日,武汉大学樱花大道上人山人海,来自全国各地的赏樱团来到武大。到武汉大学、东湖赏樱花、春游的市民高达20万余人,创历年之最。

据不完全统计,在赏樱高峰期间,一天进出武大观看樱花的人次超过10万,整个樱花节期间赏樱的人数超过百万。

武汉大学“樱花节”,吸引成千上万游客慕名而至,流连观赏。(李诚摄影)

武汉大学“樱花节”,吸引成千上万游客慕名而至,流连观赏。(李诚摄影)

武汉大学“樱花节”,吸引成千上万游客慕名而至,流连观赏。(李诚摄影)

武汉大学“樱花节”,吸引成千上万游客慕名而至,流连观赏。(李诚摄影)  


武汉大学“樱花节”,吸引成千上万游客慕名而至,流连观赏。(李诚摄影)

武汉大学“樱花节”,吸引成千上万游客慕名而至,流连观赏。(李诚摄影)

武汉大学“樱花节”,吸引成千上万游客慕名而至,流连观赏。(李诚摄影)

在“樱花节”期间,由于游客和车辆太多,校园人满为患,垃圾遍地,严重干扰了武大师生的生活秩序。面对络绎不绝的游人,校园每年都产生“樱花的心事”和“樱花的烦恼”,被网友戏称“樱花劫”、“樱花堵”。


一位去赏花的民众表示,去的路上,车辆和人都很多,交通很堵塞。满山樱花都开了,很好看、很漂亮,大家都在拍照留念。里面到处都是人,人挤人,上洗手间更是大排长龙,有些游客不注意卫生,到处乱丢垃圾。

据长江日报报导,一份名为《武汉大学樱花节在校学生意见调查》的公开问卷,有六成学子认为,造成校园秩序受到影响的最主要因素是“游客素质过低”。有55.9%的人第一感觉是 “想到拥堵的交通和人潮,心情烦躁”。

围绕着“樱花节”,日前,网上一篇帖子将武大推向舆论焦点,发帖人称武大靠“樱花敛财”,应关闭“樱花节”,并且每年800万元门票收入不知去向等,一时引起轩然大波。

对此,武汉大学官员对此做出回应。“尽管每年进武大赏樱的游人达百万人次,但真正买门票的只是其中很少一部份。武大每年樱花门票的收入并没有800万元,去年,门票收入达到100万元。”

有网友表示,本来是美景,人多了,也就变味了。最后你发觉,你的眼睛里再也看不到美了。也有网友调侃,上学时早听说过武大的樱花很出名,但20万人去看,人比花多。去的人是看花还是看人啊?

辽宁沈阳网友表示,从游客坐在草地上的那张图片,我看到了废纸,水果皮,方便袋,只有垃圾。我想这里坐着应该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不知道他们的家长和老师是怎么教他们的。



5岁女童输8袋液后死亡 医院报警抢尸

【大纪元2011年03月30日讯】3月17日
无锡市的5岁女孩钱伊馨平时无病,因感冒到无锡市映山河儿童医院入院医治。还没拿到报告单之前,医师李莉诊断为“­脱水”并给开方,13小时钱伊馨连续注射8袋药水后死亡。医院置之不理。在家人在医院摆花圈和横幅维权, 医院才面谈并称没有任何责任。18日深夜 警察暴力抢走了尸体。尸检无法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便无法开展。无奈映山河儿童医院与钱伊馨的父母经过多次磋商,最终以医院支付总额不到30万元的“人道主义补偿­金”宣告和解。


据新民周刊报导,在谘询了无锡市相关医疗专家后,钱雪松夫妇坚信女儿是被映山河医院的医生李莉误诊为脱水,在无尿液排出的情况下,仍大量输液导致氯化钾超标,引­发猝死。“李莉的用药是12岁以下儿童用药的上限,钱伊馨才5岁啊,哪里承受得了!”滕郦悦计算了一下,李莉一共给钱伊馨开了超过5克氯化钾。

在入院13小时,其间几乎不间断挂了8袋总量1400ml药水后,5岁的钱伊馨突然猛地从床上坐起,她面色酱紫,就像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死死掐着脖 子不能呼吸一般,前探着脑袋拚命吸气,她的拳头越捏越紧,怒目圆睁死死盯着父亲钱雪松,几秒钟后,身子突然一软,倒在父亲怀里。

可以读解成中国当下医患关系的一个缩影 “过度用药”潜藏其中,“医闹”、“警察抢尸”紧随其后,最终又以“协商和解”终结。

家人维权 医院才面谈 并称没有任何责任

18日凌晨3点,因为抢救室内温度过高,钱雪松将女儿的遗体抱回病房,直至天明,一切显得较为平静。天亮后,钱雪松、滕郦悦的两方亲友都陆续赶到映山河儿童医院­,他们将两个花圈以及孩子的照片摆在医院门口,并打上横幅“还我女儿!”

“我们没有任何过激动作,即便堵门,还是留了一条通道让其他病人行走。”滕郦悦表示,

因为他们只是打横幅、摆花圈,警察一旁注视未加干涉,不久钱雪松在医院四楼与院方有了第一次正式接触,会谈刚开始,围在医院门口的家属就撤走并带走了花圈,“大­家都要讲诚信!”钱雪松说。

这次会谈上,映山河儿童医院表示对钱伊馨的死,院方没有任何责任,并请专家分析了诊疗过程,推断钱伊馨死于溶血性尿毒症(待排)。钱雪松追问这 个病会不会导致脱水,门诊医生蒋正生肯定地回答:“不会!”“那为何李莉一直说我女儿是脱水一直给孩子补液?!”钱雪松的这个质疑,院方未作回应。

钱雪松要求封存病历并复印,很快他拿到了多达22页的诊疗记录,交给律师以及在无锡市人民医院工作的亲戚分析。因寿服19日早上才能拿到,钱雪松告诉医院,孩子­尸体暂时无法移走。

18日深夜 警察暴力抢走了尸体

18日深夜,警察来抢尸了。这个过程令钱伊馨的亲人们至今谈起仍感悲愤。滕郦悦哭诉,突然之间,医院从一楼到三楼到处都是警察,他们冲进房间, 控制了所有亲属,要么按倒在床,要么抵在墙角,滕郦悦的母亲甚至被推倒在地,而后警察从其身上踩过。“我被吓傻了,我要保护我的女儿!”

滕郦悦趴在女儿遗体上,两只手死死抠住床沿,一名戴着皮手套的警察将她从床上一把抱起,扔至墙角,5名警察迅速上前控制住她。滕郦悦被围在中间看不到女儿,但警­察扛起尸体时由于动作过猛,尸体内的血水一下子甩了出来,溅了她一身。

此时钱雪松也被七八名警察控制在楼道内,不到10分钟,钱伊馨的尸体就被抢走。

家人在医院摆花圈继续维权 院方又会谈

直至3月24日双方签订了和解协议,钱雪松才见到了女儿的尸体。

19日早上,他们又在医院门口摆开架势,但花圈、遗照都被医院扔进垃圾堆,情急之下,再次堵门。

于是又有了第二次会谈,除了坚持此前“院方无责任”以及“死后推断为溶血性尿毒症”的说法外,医院提出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愿意补偿15万元给 钱雪松夫妇。钱雪松一口回绝,并在律师的起草下向医院递交了质疑书,包括为何从入院到死亡,不到一天时间内,先后出现了“急性支气管炎、眼睑浮肿待排”、 “急性支气管炎引发的电解质紊乱”、“溶血性尿毒症”三种截然不同的诊断,且无一确诊。

5岁女孩因感冒入院治疗 还没拿到报告单之前 医师李莉诊断为“脱水”并给开方输液

这位年仅31岁的年轻母亲抽泣着将回忆拉回一周前:“我很愧疚,我对不起孩子。”

钱伊馨生于2005年10月9日,从小倍受宠爱。3月12日晚上,下班到家后的滕郦悦发现女儿有一些感冒迹象,“轻微咳嗽、发烧38摄氏度”, 因为没有腹泻、呕吐等其他严重症状,滕郦悦没有把孩子送去医院,而是根据以往的经验给钱伊馨服用了“护彤”等小儿感冒退烧、消炎药。此后5天,钱伊馨逐渐 好转,“烧退、咳嗽减缓、食欲正常、大小便正常,连鼻涕都没有”。因为怕感冒传染给其他孩子,滕郦悦那几天给女儿请了假,让她在家休息。

3月17日早上,滕郦悦醒后迳直来到婆婆的房间,因为钱伊馨出生后就跟着奶奶,“孩子告诉我她肚子痛。”除了肚子痛,腾郦悦发现女儿的眼睑还有些浮肿,她嘀咕会­不会是孩子临睡前水喝多了的缘故,因为自从感冒后,她便嘱咐孩子多喝水。

上午10点左右,母女俩走进映山河儿童医院,挂了专家门诊,门诊医生蒋正生看了尿常规、血常规化验报告单后初步诊断钱伊馨患有“急性支气管炎,眼睑浮肿待排”,­由于尿检报告中显示有一个“+”,蒋正生怀疑孩子患有“急性肾炎”,为防转为慢性肾炎,建议住院观察。

32岁的父亲钱雪松是一名建筑监理,当时出差在外,滕郦悦自己做主,同意入院治疗。在预交了1500元住院费后,钱伊馨被安排进8病区859床。接手治疗的是儿­科主治医师李莉,工作牌上注明其擅长的是“婴幼儿消化系统疾病”。

看到尿检报告上的“+”,李莉表示不能确定为急性肾炎,她开了B超、X光单让滕郦悦带孩子去检查。事件发生后拿到的X光片与B超显示,医师王佳诊断孩子两肺纹理­增多、增粗,医师刘丽梅、钱斌诊断“B超检查正常”。不过,在刚做完这两项检查,还没拿到报告单之前,滕郦悦发现医师李莉已经给钱伊馨开 了5瓶药水。“她说孩子可以排除急性肾炎,患的是上呼吸道感染引发的脱水。”滕郦悦回忆,“可当时入院再做的大血检等报告都没有出来,无任何化验依据的情况下,­她怎么得出的这个结论?”

遗憾的是,滕郦悦没有多想,也没有提出异议。医嘱单显示,钱伊馨从10点20分开始挂水治疗“脱水”。而李莉在10点20分连开三份药单 第 一份是“5%葡萄糖注射液250ml1袋;浓氯化钠针,每次0.75克,1支;碳酸氢钠针,12ml,2支;氯化钾针0.5克,1支”;第二份为同样规格 的250ml、5%葡萄糖注射液,后面的药物成分相同,只是在剂量上有所减少;第三份为口服补液盐,每次4克,共2袋。

从挂第一袋药水开始,5岁的钱伊馨就一直在喊:“妈妈,我浑身痛,快去喊医生来!”滕郦悦不下5次去找李莉,每次李莉来后都说没关系,因为用了 氯化钾是有些痛。滕郦悦与婆婆只好帮孩子揉胳膊,哄着孩子不哭,坚强些。“挂到第四袋时,李莉让做尿检,我看孩子蹲在厕所没动静就说,钱伊馨,你总要给妈 妈一点尿,才能做尿检的呀,孩子哭着说妈妈我尿不出来,后来硬是挤了一点做了尿检。”

下午4点左右,钱伊馨痛得更厉害,滕郦悦再次把李莉叫了过来,李莉问孩子有没有小便,滕郦悦质疑:没有!这么多水挂进去,怎么没小便?正常的大人三次小便也有了­!”

“见尿才能输钾”这本是医学常识,尤其对儿童输钾应慎之又慎。

然而李莉回应:这孩子看来脱水严重了,还要挂水!

滕郦悦更犯嘀咕:孩子没腹泻、呕吐,鼻涕都没有,怎么就脱水了?

机会就此错过 她没有追问。

5岁女孩钱伊馨连续13小时输液8袋后 死亡

5袋药水挂完后已是3月17日下午5点多,李莉让滕郦悦带孩子再做一次X光片检查,钱伊馨当时的状态已经不妙 疲软,无力,站不住。拍完X光 片,还是李莉抱回病房的。这次的X光片检查显示钱伊馨“未见明显肠套叠及肠穿孔急腹症征象”。但孩子肚子还是痛,于是在17点21分,李莉开了两只开塞露,使用­后,钱伊馨大便两次,颜色、形状以及量都很正常。

17点51分,李莉又开了一袋250ml的5%葡萄糖注射液,氯化钾等其他药物成分与此前相同。在医嘱单上,这被记录为李莉所开的第三袋药水,“实际是第六袋,­而且是她自作主张,开始挂了才告诉我们她又给孩子加了一袋。”滕郦悦回忆。

钱伊馨仍然在喊疼,她逼着妈妈拨通了爸爸的电话:“爸爸你快回来呀!”夜里9点,钱雪松心急如焚地赶到映山河儿童医院,女儿无助地看着父亲:“爸爸,我疼!”

李莉当时正在与值班医生杨小旭交接班,后者也是一名医龄超过15年的儿科主治医师。钱雪松听到医生“脱水”的解释后终于提出了质疑:没有一点脱水迹象,怎么得出­的结论?我们老百姓都知道,水多了才可能眼睑浮肿!”

两名医生对视一番后留下一句“我们去看看大血检报告出来没有”就离开了病房,几分钟后,杨小旭又将钱雪松夫妇叫到值班室,“我们准备再加两袋药水!”

钱雪松急了:“这么多水挂下去,有没有反应?”李莉回答:“不会有问题!”

医嘱单显示,21点02分,李莉开了两份药单,这一回的药全部换了,分别为“5%葡萄糖注射液100ml1袋,西米替丁针0.2g1支”、“5%葡萄糖注射液1­00ml1袋,维生素C,4支,维生素B6,0.1g1瓶”。

钱雪松还是不放心,他追问李莉:孩子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李莉解释:你孩子脱水厉害了,等补足了,明天马上活蹦乱跳。

可以让悲剧止步的最后一次机会就此丧失,钱伊馨的命运随着输进她体内的一滴滴药水,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

钱雪松夫妇回忆起这个环节追悔莫及,年轻的80后父亲拍打着自己的脑袋,哭泣:“我脑子当时是不是坏了,已经挂了那么多水了,我怎么还会同意继续挂。”滕郦悦很­无奈,“我们当时也想不通为什么要挂这么多,可我们不懂医学,只能任由医生摆布。”

因为听到李莉嘀咕:这个情况我们也没遇到过。滕郦悦闪过一丝念头,“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们赶紧转院。”可惜,话到嘴边,她吞了回去。

“平时不怎么生病的孩子,一旦生病就是这样厉害,你们以后要注意给孩子调理。”说完这句话后,李莉就下班了。“他们是不是当时就已经意识到前6袋药用错了,是误­诊,所以最后2袋才换了,只是瞒着我们。”滕郦悦事后怀疑。

杨小旭回值班室去了,病房内只留下钱雪松夫妇、奶奶三人照顾孩子。望着药水一滴滴流进孩子体内,钱雪松惴惴不安,“孩子睡着了,不,或许是昏迷了。”

3月17日晚上11点,在连续输液12个多小时后,钱伊馨的第八袋水终于挂完了。钱雪松下楼到医院外面去买西瓜、芒果。不到10分钟,钱伊馨突然醒了,急促地让­妈妈打通爸爸电话:爸爸,我不要吃。你快回来吧!而后她告诉妈妈自己喘不过气。

滕郦悦安慰女儿,“你就用嘴呼吸。”因为看到女儿脸憋得酱紫,滕郦悦忙去喊医师杨小旭,就在他们踏进病房的同时,钱雪松也赶回来了。

随后就发生了前文的一幕:瘫倒的钱伊馨被钱雪松送往抢救室。抢救室内乱成一团。抢救室外哭成一片。医院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很快120赶到,但120表示无力­回天,“人早没了,若不是坚持在做人工心脏复苏,心电图将是一根直线”。

钱伊馨的尸体躺在抢救室内,接满了抢救设备,亲人们围成一团,“医生跑光了,只剩下护士,还是我们让护士把孩子身上的仪器撤掉的。”钱雪松抱怨。

2011-03-30 22:11:08





星期二, 三月 29, 2011

狗咬人成大案只因陕西省公安厅厅长是“李刚”

来源:参与 作者:关公

周末在家闲来无事休息,一个家住电建小区的朋友突然来访,寒暄过后坐下闲聊一阵,无意中听他讲了一件事,很是令人震惊和气愤,现将大致内容整理公布如下:

我是陕西省咸阳市西北电建四公司小区的一名普通住户,和我同住一个小区的有一位名叫王英强的70多岁的残疾老汉。老汉有个叫王小刚的儿子,是西北电建三公司的正式职工。大约是2007年年初吧,不知因为什么原因王小刚突然被父亲从所在工作岗位带回到家中休息,看起来精神状态严重异常,常常听到他整天整夜在家大喊大叫哭喊叫骂,还有他家人唉声叹气愁眉不展的样子,常常看到他父母出出进进往各级政府及企业之间忙碌奔波的身影,凭直觉他家应当是出了什么大事,恰巧我儿子的一个同学和王小刚在同一个项目部工程上上班(西北电建三公司蒲城项目部),出于好奇心我特意让我儿子找他同学打听了一下情况,才知道因工作原因王小刚被无怨无仇没有任何背景的同事程文才故意放单位狼狗咬伤并惊吓出精神病,奇怪的是事发后单位好几辆车都闲着,所有在事发现场的干部竟无一人带头救人开车送王小刚去医院打疫苗做检查及处理相关问题,还命令让王小刚赶紧回宿舍去不准乱跑,否则就下岗,狗咬伤不及时打狂犬疫苗和破伤风是要死人的,一些其他在场的职工见状不知领导干部唱的是哪一出,竟干出这样不合常理的事,因为害怕打击报复被下岗也都只好违心的散去不敢去救人。事发后不久王英强突然来到了蒲城项目部,可能是听说儿子出事了特地来了解情况的吧,当他得知事情真相后,很生气,多次找项目部相关领导要求处理问题,领导们不是态度恶劣以下岗相威胁就是赖死狗不愿给人家处理问题,针对这些反常现象多数工人都不能够理解,王小刚是一个老实本分性格内向工作勤奋也没有什么违法乱纪记录的好同志,曾和他共过事的同事们对他印象也都很不错,却为什么会招来如此大祸?私下里大家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针对如果是个意外,为什么事发现场无人救人,事后领导们又不愿处理这个问题大家都想不通。也许是有人向领导打小报告了吧,后来很多在事发现场和参预过私下议论的职工都不同程度受到了领导们的私下警告:“不准再关心参与王小刚狗咬一事,否则和他下场一样!”事隔不久更残酷的事情发生了,几名干部居然暗中指使几个当地农民在一天中午开饭时间在职工食堂将王小刚父子打倒在地,然后扬长而去,又是没人拉没人管。当时也没见他们父子和什么人发生矛盾啊,也许是嫌他们要求处理狗咬问题太烦或者其它黑暗内幕进行打击报复吧。迫于压力没人敢去帮他们。无奈之下王小刚被父亲带回了家中。

我们小区的很多居民都很同情王小刚一家的遭遇,但是也很担心他们家能否抗住一个国有大型电力企业领导的黑暗腐败,众所周知,电力行业被人统称为“电老虎”,又有地方政府保驾护航,可以说是牛气冲天了。我们电建四公司前几任总经理分别公开贪污工人血汗钱十几个亿,然后拿着钱到政府去买官,包二奶等,现任总经理也是腰包鼓鼓,手底下还养了一群黑打手,谁敢和他作对,轻则挨打教训重则暗中杀害伪造事故,更可恨的是,这些企业腐败官员们暗中还和一些包工头联系,大量低价雇佣民工干豆腐渣工程从中渔利然后把大批工人下岗在家,很多工人现在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证只得辛苦的外出打零工谋生。很多国有资产也被他们暗箱操作贱卖了,然后假账一做自认为天衣无缝,可工人阶级不是傻子呀,只是敢怒不敢言罢了。就连小区居民物业费也是巧立名目乱收费,听说西北电建三公司也存在很多相同的黑幕,那里的很多工人也是苦不堪言。

起初每次王英强从西北电建三公司讨说法回来或是从某个政府部门上访回来,都会有很多好心人或是好事者围上前去打听事情的进展情况,大家都认为企业再黑暗但至少还不是公开的黑社会,总该象征性的给老王家处理些问题,维护一点党的面子。没想到时隔不久,老王家的事情不但没有任何进展反而开始恶化起来,西北电建三公司领导见老王家不为邪恶所屈服,顽强的讨要公道和正义怕事情黑幕暴露,便暗中收买了我们西北电建四公司几位领导,公然派一批在职小干部和职工对王英强一家进行24小时监控、听墙根、洗脑、威胁、强行跟踪、非法带手铐截访、私设公堂进行污辱打骂等恶劣手段妄图让他放弃上访。一些小干部甚至常常上门骚扰和威胁他的家人,变向打听上访动态,尤其是一个叫吴国荣的单位保卫科副科长最为恶劣和嚣张,此人是单位某领导手下出了名的黑打手之一,外号“吴二球”,心狠手辣做事胆大,很多工人都受过他的迫害。吴国荣还暗中交待小区大门口值班室工作人员,只要看到王英强出大门就立即做好时间记录和给领导打电话汇报。上访无门加之又屡遭多重迫害,王英强的老伴王老太精神彻底崩溃了,于2007年下半年突发脑溢血卧床不起,导致本来就清贫的王家一下子更是雪上加霜。

后来听说王英强几经艰辛上访至国家公安部,国家公安部看完材料后认定案情性质太恶劣,多次特批到陕西省公安厅要求查清事实真相依法严惩凶手,大家都替王家感到高兴,认为他们家终于可以重见阳光了。没想到案件转到省公安厅后如石沉大海,不但没有任何进展,老王家受到的迫害却反而在不断升级加重。常常看到王英强艰难的出门去上访不是被截访回来就是被公安局的警车和吴国荣押回来,常常看到西北电建四公司单位领导高建设、董小成、肖建华等人在光天化日下指使吴国荣等黑打手将王老汉打倒在地威胁不准他再出门上访告西北电建三公司的状,同时一些小区关心他的居民也暗中受到吴国荣等人的恐吓:“再敢参与打听议论王英强家的案情,让你立即从地球上消失!”为了自保,没有人再敢和他家任何人接触交流。大约是2010年元旦那天,王老太因为家中长期受迫害不能自由去医院治病含恨而死,没过几个小时西北电建三公司不知从哪得到消息,立即派来几名干部24小时强行住在老王家对他家人的一言一行进行控制还企图抢走尸体,性质十分恶劣。

大约从2011年3月10号左右开始,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常常看到辖区派出所警官们三五成群的出入王英强家,一副兴师问罪的模样,也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2011年3月25日中午大约快两点的时候,吴国荣和我辖区片警殷建库一起来到王英强家,说是省公安厅派人来了解情况,让他全家去谈话做记录,地点在我们小区物业办公室。有人看到专案组大约来了有六七个人,穿便衣,未出示任何证件。吴国荣和这些专案组人员有说有笑一副套近乎的奴才相。大约下午六点左右才分批离去。希望老王家能从此真相大白得到公正处理吧。

事后有人和吴国荣一起打麻将,向他打听专案组来查案的具体情况,吴国荣很得意的说:“别看王英强告了这么多年状,连老伴都白搭上了,现在都是官官相护没人会给他做主,他除了会缠访胡闹搅得政府和企业不得清静以外他也没什么大的本事,其实他们全家就是一窝蠢猪!今天省公安厅专案组打着调查当年案情真实情况的旗号来找他全家谈话做笔录,他们家还以为有出头之日了,乐得屁颠屁颠的,其实人家专案组就不是冲着给他家主持正义而来的,太阳怎么可能从西边出来呢,西北电建三公司靠的就是省公安厅长王锐这棵大树当保护伞,陕西省内他老王能找到公道吗?他手里虽然有很多证据材料能说明案件性质真相,可没人理他呀。听说前几天他在外边摆地摊要饭不知怎么搞的居然还把案件材料上到了一个叫观察网的外国网上,直接把王锐厅长包庇西北电建三公司违法办案的事实给挑出来了,为此王厅长好象受到了中央哪个部门的严厉批评,闹得全陕西省沸沸扬扬的很没面子,他非常生气,省公安厅信访夏主任为这事还差点丢了帽子。今天专案组来我一直在跟前看着呢,人家明着说是调查案子,实际是误导他的思想整理他疯儿子及他全家口供好找借口做材料收拾他的。他疯儿子可真傻,案子的重点地方人家压根就没问他也不知道说,所写的口供也和他口述的内容有出入,让他签字按手印他居然就签了。他女儿也是个十足的法盲,人家让她干啥她就干啥,她的口供也有出入,有的地方她虽然看出来并提出了疑问,可人家专案组说不要紧没关系不用更正,居然也哄着她把字给签了。老王当年虽然在事发现场能说清一些真相,但人家只是象征性的问了他几句,压根就没整理他的笔录,西北电建三公司那边早就按省厅的意思把相关的假材料假证明等东西都整理好送到省公安厅了,老王手里那些真材料真证据没人认就算彻底报废了,到时时机一成熟判他个证据不足无理取闹,他想哭都哭不出来,以后再敢去省公安厅缠访讨公道他就等着劳改吧。”

一个小小的强权政治包庇案怎么会闹的全陕西省沸沸扬扬呢?我不禁有些好奇,正巧我爱人的哥哥在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公安分局供职,我决定去找哥哥打听一下。来到哥哥家小坐,喝点小酒,提及此事,哥哥立马很紧张的样子问我:“这事你也敢插手?你还想不想在陕西省混了?”我诧异:“才多大个事啊,有这么可怕吗?不就是随便问问吗?哥哥叹口气:“那个王英强老汉为他儿子的事整天去省公安厅上访,我们分局有时也出车去接访,我几个哥们在省公安厅工作,我也听他们说过此案,大家都知道这事不用调查就是个明显的刑案,暗中大家也都知道有厅长王锐当保护伞硬撑着,信访相关人员也只能睁着眼睛说瞎话欺负人家,说是小小的治安纠纷,时效已过,无法追究,我们分局和咸阳市公安局对于这事也是人尽皆知,也有人看过那王老汉的相关材料,人家手里的东西就能说明一切问题,可没人给他主持公道有啥用啊,现如今哪个当大官的手里没有几条人命,哪个当大官的不是家财万贯金山几座的,苦的就是我们这些基层人员和老百姓。凭良心说,那王老汉家也确实很可怜,政府真想要形象就应当给人家秉公处理,一了百了,再这么玩花招包庇下去肯定落个两败俱伤的结果,党的江山迟早要亡到这些腐败分子手里!”

听完朋友和哥哥的叙述,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陕西省公安厅厅长王锐不就是一个活脱脱的李刚翻版吗?真是特权主义导致制度性腐败,腐败导致了政府政策向强势利益集团倾斜,而对民众大肆侵权;并且导致冤狱遍地。政治经济的制度性腐败又“传染”成社会性腐败,如:政策不公,城市暴力拆迁,强圈农民土地,野蛮的计划生育政策,野蛮城管,强收摊派、恶官悍吏和贪官污吏遍地,司法腐败,黑白同流,犯罪猖獗,镇压维权,暴力截访等等。同时,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社保则滞后和缺位,医疗腐败、医保薄弱。住房、医疗、教育费用奇高,被民众称为“新三座大山”。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民怨沸腾。中国“颜色革命”即将到来,关键的问题在于民主力量的崛起。因为涣散的民间力量,遇到暴君,必然是悲剧。在这种“两强相遇勇者胜”式的正面较量中,民主力量只有自己成熟强大起来了,才不至于象千千万万个王小刚式的受害者那样再雪上加霜苦不堪言,工人阶级们勇敢的站起来吧,和那些伤害你们的强权政治勇敢的做斗争,争取自由和民主,重新夺回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力,重新找回平等幸福的生活吧。呼吁外媒朋友们能象多国部队支援利比亚平民那样,多多帮助这个不幸的王小刚之家呐喊和斗争,将黑暗腐败公布于众,我相信,经过多方支援和努力,我们的工人阶级一定会迅速觉醒的。也祝愿王小刚家能早日争取到公平和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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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邹斌案疑避舆论推迟开庭 中院法官逼证人作伪证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3月30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沧海

图片说明:3月15日武汉邹斌案首次开庭,70岁的邹后珍老人拿着证据诉说冤情

(参与2011年3月29日讯)沧海报道:

武汉被强拆户邹斌故意伤害案经过两次退回补充侦察,在案发后八个半月即今年3月15日在武汉市中院首次开庭,其母邹后珍今天从律师处得到消息因此案“重大复杂,需要重新了解证据”,下次开庭大约在两个多月之后,邹后珍对武汉中院故意拖延审理此案表示抗议。

邹后珍告诉记者,由于迟迟得不到再次开庭的通知,3月25日身患残疾的她在保姆的陪同下去了武汉市中院,结果保姆被汪审判长、陪审员张正宇、书记员陈辉等人强行扣留了近四个小时,最后不识字的保姆被迫在一份伪证上按了手印,邹后珍无法获知伪证的内容,她推测可能是让保姆证明从邹家厕所捞出的刀是邹斌伤人的凶器,因为在此案开庭前保姆曾被迫在这样内容的证词上按手印。该案陪审员之一张正宇威胁邹后珍说“不是看你年纪大,早就拘留你了“,张称邹斌是杀人犯不能取保候审,并野蛮地抢走了邹厚珍手里的证据材料。

邹后珍当场质问中院法官邹斌杀人的证据在哪里,她说公安局找到的那把刀不知是什么人放在楼里,在案发之前就被保姆不小心掉进厕所里,而且几名证人对刀的外观描述都不相符,公安局也没有验明刀上有邹斌的指纹,邹后珍反而在案发现场收集到了对方行凶的木棒、铁棒。邹后珍要求查看死者陈坤的死亡证,中院法官竟然说死者没有死亡证。

1992年,邹斌看到两名流氓殴打一名十六岁的学生见义勇为,结果被打成重伤,颅脑术后被切除三分之二,胸部患四级外伤性癫痫,至今无钱做手术。3月15日开庭那天邹后珍看到邹斌不能独立行走被法警架进法庭,面部肿得发青,而且腰部以下围着棉被,庭上陈述困难,对于提问只能通过点头或摆手表示,她担心邹斌在看守所遭受酷刑或病情有所恶化。鉴于邹斌的身体状况,律师近日向法院提出取保候审的申请,至今未获答复,今年1月律师曾为邹斌向武汉市检察院申请取保候审遭拒。

邹后珍说自己的手机总是被监控、干扰,很难和外界保持联系,而且正在进行的社区强拆中经常有人受伤,为了避免遭遇不测,从3月17日起她就寄住在朋友或亲戚家,3月25日她从武汉中院得到一个噩耗,邹后珍久未联系的大儿子在去年12月底不知何故也被警方带走,这让70岁的邹后珍老人几近崩溃。

邹后珍电话:15972076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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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太平洋社区居民堵路 汉口火车站拆迁户被打昏死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3月28日 转载)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1年3月28日消息:今天上午,武汉市硚口区宗关街太平洋社区大批居民再次堵路抗议强拆。而在汉口火车站一带,有商户因拒绝拆迁办的命令被打倒在地,甚至有人称被打者已死亡了。

本工作室曾多次报道了武汉市硚口区宗关街太平洋社区居民抵抗强拆的消息。今天早上8点,太平洋社区居民突然发现他们被断水断电了。平洋社区现在还有数百人拒绝搬迁居住在这里,闻听被断水断电后,居民们非常愤怒。大家纷纷涌向旁边的解放大道,解放大道迅速被堵住。现场居民还打出了“不准断水断电”“坚决反对强拆”等多幅标语。到上午十点,堵路行动还在继续,现场已出现了警察。 (博讯 boxun.com)

同样在今天上午,汉口火车站唐家墩八古墩街道发生了一起因拆迁引发的恶性事件,一名居民被打。这名被打者是在此租房经营兰州面馆的一名商户。汉口火车站唐家墩一带近期都被划入了所谓的城中村改造的范围,涉及居民几千人。昨天,唐家墩拆迁办的人员来到八古墩街口头命令,在此的商户明天必须停止营业。

今天早上,许多拆迁办的人员来到了兰州面馆,发现这名商户仍在经营,就对其强行阻止,双方发生冲突。兰州商户当即被人打倒在地,很长时间没起来。有目击者说:“这个人可能被打死了”。 (博讯 boxun.com)

云南绥江移民抗议政府企业补偿不公上街堵路,当局出动装甲车

版1
云南电站逾万移民不满补偿安置堵路抗议(图,视频)2011-03-29

云南省绥江县三峡水电站系列工程的向家坝水电站,因移民不满当局的补偿及安置方案,包括将移民安置区的优质土地卖给开发商,上周五起一连四天抗议示威,包括堵路,造成交通瘫痪。当地政府星期二表示,事件在逐步平息,但还在处理中。

图片:云南绥江县移民不满补偿及安置,已持续四天。(网友上传/记者乔龙)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yunnan-03292011110637.html

视频:去年6月,屏山县向家坝水电站的移民到三峡公司目部讨说法,被当地政府拦截。(无名网友上传/记者乔龙)

向家坝水电站位于云南省水富县和四川省宜宾县,是金沙江水电基地最后一级水电站。而目前有关移民安置及经济补偿问题不但没有解决,上周五还引发群体事件,逾万名村民不满补偿及安置,与政府谈判无果,堵路抗议,一度与公安冲突。当地一位居民告诉记者,抗议已进入第四天:“农民跟政府里面有点冲突,但是农民打标语什么‘黑心政府’这些。这是他们有怨气,但他们这种做法还是不对的。马路边,拿车子把县的路拦了。警察没打人,但是农民把警察打了。警察不敢还手,还手事情就扩大了。公安局局长被农民打伤了。这几个镇移民的老百姓都来了,像南岸、会仪(音)那些都来了,有些农民没有全部来。我们绥江是整个县城居民都要搬走,几万人。”

记者:农民好像是把路堵上,听说是交通瘫痪了,是吧?

回答:是 的。听说今天下午主干道要通,但今天早上都没通的。

记者致电县政府办公室查询,接通电话的官员表示,事件逐步平息,具体情况正在解决。

记者:你好,县政府办公室?

官员:你好,是啊。

记者:我想问一下向家坝水利工程移民问题引发的堵路的事情,现在有没有平息?

官员:你是哪里?

记者: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官员:是这样的,已经逐步平息了。

记者:上个星期开始的吧?

官员:最近这几天吧,我也是才到的。

记者:听说有万人堵路抗议?

官员:我最近出差昨天才回来的。

记者:今天还有吧?

官员:哎,几乎没有了,我们现在正在了解。

记者:听说有人受伤?

官员:具体情况我还不知道。正在研究,已经逐步在解决了。现在我们正在梳理情况。

不过,当地居民表示,电视台和报纸没有报道相关事件,但居民都知道。有网友星期天开始,将冲突场面及原因发表在天涯社区、凤凰论坛等网站。新浪微博网友“微笑的翡冷翠”发帖称:向家坝水电站建设,县城整体搬迁;但移民补偿政策未落实到位,也存在不透明的现象;移民补偿涉嫌被克扣;甚至存在有挪用移民补偿购车的现象。请中央及省市有关部门予以充分关注。

当地一位不具名的居民称:“我听农民他们说是,每个人青苗赔损和有一万多块钱的安置费,加起来有三万七千二百块钱。这次每个人每个月返还160(元),20年不变。 要把这三万多块钱扣完后再另外跟你说。他们有点不满。”

记者:三万多块钱扣完以后就。。。?

回答:就是搬迁公司每人每月补助50块钱只补助20年。

记者:这个钱老百姓够用吗?

回答:不够,差很多。现在绥江(消费)水平也比较高。

据报,向家坝水电站在2006年11月动工兴建,预计2012年开始发电,2015年全部完工,静态总投资750亿元。建成后将成为中国第三大和全球第四大的水力发电站。水库移民人数约10万人。

居民表示,最近县政府要村民在接受安置表格签字,除了村民认为补偿不合理,居民则是敢怒不敢言:“现在还在填表,填意愿。农民认为这些不合(理),他们就不满意,找到政府,估计政府有点高压的意思,可能就把农民的气压起来了。”

记者:堵路抗议的都是农民?

居民:都是农民,居民没有。但是居民也有意见,但有意见不敢提。居民有的有单位,拿着退休工资,没有单位的,困难点的吃低保。政府的意思,你说不满,你不那样(听话)就扣你工资,停发工资,(所以)不敢闹。这是一个,二、老年人说去提意见,你去提,我(政府)就整你的子女下岗。

居民表示,县政府将安置移民的优质地,拍卖给开发商也是引发抗议的原因之一:“绥江县城的规划区,政府拿给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地在规划区以内拍卖,拍卖给开发商搞房地产开发。规划区以内的土地是安置移民的,开发商进来以后把好地占了,移民就安排在后面的边边角角的地方(地段不好或者修建房子需要更多的钱做地基)。”

在四川宜宾屏山县去年6月也曾发生集体抗议,一位橡家坝水电站的移民称,三峡公司承办理赔,但后又承包给了各级政府负责移民理赔,最后每人到手约6万元。6月初,五百村民到三峡公司项目部讨说法,被当地政府拦截,百姓向媒体救助,但媒体回应称,不敢报道。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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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绥江移民抗议政府企业补偿不公上街堵路,当局出动装甲车



请看博讯热点:抗议示威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3月29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博讯记者古力安3月29日下午接昆明网友彩云之南爆料:

因中国三峡总公司修建云南向家坝水电站,库区移民搬迁,涉及云南省绥江县5万多搬迁移民。

  由于部分民众担心当地政府如往年一样截留移民款,并且电站开工几年来对赔偿标准一直含糊其词,面对即将的整体搬迁,迟迟不予公示最终赔偿标准,造成当地社会上小道消息满天飞,各种猜测不绝于耳。

2011年3月25日,当地移民自发来到绥江县城的交通要道,用堵路抗议政府和企业的暗箱操作等非透明的做法。这次事件恰逢国家即将出台有关拆迁的新条例,移民们走上街头,千余人拉横幅讨说法。

堵路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出动了公安、城管、特警、武警、防暴警察,甚至还有全身迷彩的装甲车也参加了平息抗议的过程,事件中造成不明人数人员受伤。

  对于此次事件,笔者只是尊重事实,客观报道,并无任何杜撰。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尽快进入实地了解情况并认真调查处理,希望各新闻媒体进一步跟踪报道,给当地朴实的民众一个满意的、明确的答复,也避免谣言四起、混淆视听。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RFA独家:桂林原国企宿舍遇强拆 住户控诉官商勾结违规逼迁(图,视频)

2011-03-29
广西原国有企业桂林第二机床厂职工宿舍区再度遭遇区政府主导的强拆,中纪委及监察部日前重申追究暴力逼迁,但并未能令地方官员却步。



图片:周日象山区书记带着一群社会闲杂前往拆迁,居民锁门抵挡。(居民提供本台发表/丁小)


原桂林第二机床厂宿舍区居住的50个原职工家庭,周日再度遭遇象山区政府领导带队,上百名所谓拆迁人员的进攻。根据居民发来的视频可见,在紧锁的小区大铁门内外,住户手拿棍棒和拆迁人员对峙着。

该宿舍区住户蒋书元告诉本台:“ 礼拜天区副书记带着烂仔又来强拆我们的房子,我们把铁门锁上,我们弱势群体怕他们。他们用锤子敲门 ,又不向我们解释,我们连通知都没有收到。后来警察调停他们走了,我们这两天还是不敢开大门。”

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重点查处采取中断供水、供热、供气、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搬迁行为,采取暴力、威胁手段或突击、“株连”等方式强制征地拆迁行为,以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颁布后仍然组织实施行政强制拆迁等问题。对征地拆迁中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原桂林第二机床厂面临拆迁的原职工们认为,他们的经历正是典型个案,06年改制完成后,“企业改制后应补发的住房公积金”、“职工应享有的房改政策”等均未落实。市国资委违反国务院有关企业改制若干规定中“改制企业不能将职工宿舍纳入企业改制范围”一条,将他们的生活区地块以废弃土地名义与厂资产一并卖给了新的东主“柳州正菱集团公司”,职工们为此上访抗争不断,从04年以来已经与厂方和政府拆迁方多次冲突。

市政府曾发文,另辟十五亩土地作为该厂员工集资建房所用,不但迟迟没有动工,后竟又变卦称改为原地拆迁后重建安置。在没有任何土地置换文件的情况下,员工不相信这一安排,因此迟迟不愿搬迁,部分早年搬走的住户更回迁。今年春节期间,象山区政府剪断了该生活区的电,直到本周再度动用地痞逼迁。

原职工郭国光告诉本台:“ 批给我们的地方不盖房了,说就在我们这里拆了盖,但我们要他出示置换文,他没有。春节又断了我们的电,国家明确规定不准停电停水。这次又唆使外面的人拿着大锤、撬棍要拆房子。他原来申报我们这是荒废地,因为国家有规定宿舍区不可以拍卖的。 ”

记者找到了桂林市国资委委员蓝誉国询问关于原桂林第二机床厂宿舍区的拆迁安置问题。

记者:不是说国企改制宿舍区不可拍卖么?

蓝誉国:这个不属于,改制时候我们采用民营资本进入,循再次收购的办法,把宿舍区这块也一起给了民营企业,但当时协议约定以后,集资购房这类事情由民营企业负责。

记者:但他们说,这里现在在强拆但是没有安置,怎么回事呢?

蓝誉国:现在国家为什么要搞公租房呢?就是要解决这部分人的问题。

原国有企业职工应享受的住房福利,为何又成了公租房问题?当记者追问时,蓝誉国又称,个别职工习惯了国有企业的不用交电费、水费、租金的福利,不愿意接受集资建房后回购或低价租用这两项选择:“ 一部分人不愿搬因为集资房要自己出钱,那民营企业说可以像廉租房那样租给你们,就有九户人家说,我几十年都不用交房租和水电费的。”

国资委官员的解释遭这些被拆迁户们驳斥,原职工贺志萍说,所谓的集资建房目前在没有土地手续的情况下,根本是空中楼阁,而企业方面也根本没有诚意为这些原国企工人盖房:“现在这个地已经转卖了给企业,他们有土地使用权,我们宿舍是没有办产权的。我们反映多次,而企业也在大会上说了,你们不是我的员工,我没有义务和权力给你们提供房子或者起集资房。”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guilin-03292011160532.html

广西部分农村寄宿学生一日两顿黄豆拌饭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3月29日 转载)



3月24日,在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三只羊乡小学,小学生正在操场上吃晚饭。

    (中国青年报) 记者日前在广西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部分农村寄宿制小学采访了解到,撤点并校后,大部分寄宿制学校难以配备标准化食堂,有些学校甚至根本没有食堂,小学生只能自带大米、黄豆、白菜、食盐到学校蒸饭吃,个别家境稍好的学生才带猪油、腊肉等。大部分小学生的中餐、晚餐都是黄豆拌米饭。由于营养跟不上,很多学生个头矮小、身材瘦弱,据当地教师称有些学生在晨跑时还会晕倒。

   被采访教师称,这与“两免一补”中的“一补”没有被直接用到学生身上有很大关系——当地对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制学生的生活补助款以现金形式每学期发给学生,再由学生交给家长,由于贫困,相当多家长把“补助款”变成了“扶贫款”,挪作他用。教师们呼吁,为了学生的健康,希望政府关注贫困地区儿童,让 “两免一补”能真正落实到学生身上。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博讯 boxun.com)





毁田挖沙私设非垃圾场涉黑敛财收费的乱象

毁田挖沙私设非垃圾场涉黑敛财收费的乱象


[日期:2011-03-29] 来源:参与 作者:赵宏财

(参与2011年3月29日讯): 西安市人民政府、西安市整治毁田挖沙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市中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市国土局、市公安局市监察局、市城管执法局:

我叫赵宏财、男、1963年5月29日生、住西安市灞桥区灞桥街道办事处方家村三组159#付1号。

邮政编码: 710024 身份证号: 610111196305292039

联系电话:15529221213 13759925302 15529221223(妻)

农民才是土地的主人、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

现根据西安市人民政府整治毁田挖沙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市政发【2011】7号)、灞桥区关于禁止非法挖沙采石的通告(灞政告字【2010】15号)和土地违法案件查处办法,

特控告举报西安市灞桥区城管监察执法中队法人负责樊征行政不作为(监督管理措施不力、处罚、打击力度不够),恶意相互勾结违规非法利用职务便利姑息放纵默许跨村涉黑团伙“官二代”刘波(灞桥科技工业园、滨河湿地工程)中国六冶灞河东路项目部负责(侵犯“三农”合法利益、抢占“三农”合法土地财政、毁田挖沙、私设非垃圾场敛财收费),涉嫌收受“官二代”刘波等人保护费(没有保护伞、怎恁称疯狂),负有不可推卸的行政责任(建筑垃圾及生活垃圾堆成堆成小山)。 注:详见西安电视台二套(子夜零距离)。

2010年9月,“官二代”刘波纠集社会闲散人员、黑恶势力团伙(打手),收取渣土车(建筑垃圾及生活垃圾)每车¥30元—¥50元不等敛财。破坏基本农田耕地(无有征地资质、未批先占、闲置达2年6个月)230余亩,用于“毁田挖沙、私设非垃圾场”涉黑敛财收费。导致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等损失浪费,且严重污染了市民生活饮用水源保护基地周边环境。

控告举报人多次通过电话举报、上访国家土地督察西安局、省国土资源厅、市国土资源局、市信访接待中心、国土灞桥分局、灞桥区信访接待中心、灞桥区城管执法监察中队,上访要求督办,通过媒体曝光无果,却压案不予查处追究。

灞桥区政府、灞桥街办(灞桥科技工业园)假借城中村改造“大拆大建”强迫农民上楼等土地违法财政之乱象应该寿终正寝 !

特恳请(求)行政主管部门高度重视,严查重管、严厉打击、重罚、文明执法,给予控告举报人合理满意答复。


此敬

控告举报人:赵宏财

2011年3月10日

贪污京沪高铁20亿专款被曝光 知情人曾霞敏遭非法拘留

[日期:2011-03-29] 来源:参与 作者:知情人
参与2011年3月29日讯):嘉定贪官大肆贪污京沪高铁20亿专款被曝光,知情人曾霞敏遭打击报复非法拘留。

今年2月18日《上海江桥镇书记傅一峰挪用京沪高铁20亿被免职》的新闻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版!政法委委员李国强,纪委委员郭剑峰,星火村书记姚一鸣合谋贪污三千万和近百套房已立案也被提及。

关于前者真是挪用而非贪污吗?那是掩耳盗铃罢了,我等百姓心领神会,恐怕再善良都能看出那是他的强硬后台(干姐姐国务委员陈至立)给他撑的腰,避重(贪污)就轻(挪用),“免职”离开更为他“脱罪”提供了便利,真相就此被掩盖吗?

万达广场300多套房子被他们(江桥的领导)大肆瓜分,且他们关系四通八达,上下摆平,谁房子拿的多,谁拿的房子好,成了他们亲属茶余饭后炫耀的资本,所以这早些成了江桥百姓众所周知的“秘密”,可见他们已经到了如此明目张胆的地步了,大有你们知道又奈我何的猖狂?

在江桥,谁分了几套?分在哪里?可是路人皆知的,除非上面无意调查,否则,不可能查不出来。且很多干部已经用子女家属的名义入住多时,少则几套,多则数十套,遍布江桥各小区!

其中更少不了为强抢民房,镇压百姓保驾护航的亲密部下政法委李国强,用老百姓的血汗钱将不学无术,屡试落第的儿子送到新西兰镀金,面对一年几十万的生活费学杂费,连眉头也不皱一下,据说至今连个象样的文凭也没拿到,但其父李国强早给他安排好了“高官厚禄”。对知道真相的百姓打击报复,说人家:里通外国,反革命,结果人家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环境,回到热爱的祖国,而他却将儿子送到国外吃喝玩乐,乐不思蜀,孰是孰非?老百姓可是心知肚明。

还有野心勃勃,阴险歹毒的纪委要员郭剑峰,他的恶名早已街知巷闻,为星火村支书兼法人姚一鸣贪污三千万和近百套房的幕后主使,十年前侵吞星火集体所有翰盟厂千万资产不说,豪车名宅,现在连其亲属都借他的光,人手几套房!说他没贪,骗谁呢?

主管拆迁的星火村副村长丁奇在万达广场有五套门面房,其叔丁荣生200多平米的房子以一拆为二的方式骗取近600平米房屋和近60万补偿款,丁奇其人吃喝嫖赌,生活腐化,七年前他和30多位村干部在发廊集体嫖娼被市扫黄大队抓住,结果他们用集体资金保释出来,让候小妹一人顶罪判监多年,为了报恩,安排候小妹之子丁键峰进入村委。

凌福茂之子在镇动迁办工作,于是两上两下150左右的房子,一拆为二,拿了6套房(大中小三套*双份)520平方和56万现金。

已拆迁多年的五保户陆老早已人去(敬老院)楼空(旧址),副村丁奇指挥动迁办对该址作为一户评估,虚报些树木建筑。于是,妙笔生花,三套房子落实了。

正是以这种弄虚作假的方式,星火村26户摇身变成了56户,平白多出30几户,按平均一户三套(大中小)计算,多出90几套房子,虚报率215%,这么多房子又去了哪里?嘉定区江桥镇星火村三级政府又怎会不知道?这事当时也是得到上海市铁路局领导确认的,当时该领导来京沪高铁江桥星火村沿线视察时问一不肯走的钉子户:你们村20几户报上来50多户?这么优厚的条件怎么还不走?之后他却得知该户连拆一还一的基本条件都得不到,而真正拿到翻倍的都是干部家属,有的不在拆迁范围也占份额。

当时该户质问直接参与分配的村支书姚一鸣:为何同一地块不同分配?他的一句话:“人家拿得了才拿” 意味深长,最后身为党员干部的姚一鸣竟大放厥词“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你(农户)的土地是国家的(国有的)!”难道共产党是表里不一的?集体土地没征收就变国有的了?难道在腐败官员眼里,抢了你的就成他的了,这不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老百姓要回自己的财产和公道简直成了奢望。

随着李国强,郭剑峰,姚一鸣合谋贪污京沪高铁三千万和近百套房被大肆曝光后,他们确实受到立案调查,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于是便有了去年年底姚一鸣的“降职装病”,来个金蝉脱壳,假借身体年龄原因,从村支书要职退居二线“村长”,知道的都清楚,贬职原因是上面怪罪他“屁股没擦干净”(重要证据流落出去),但最主要的还是他们分赃不均,致使内部人员举报并故意把重要材料发送去。削职好处可以使线索中断,无从查起,关键时刻,还可以装病“中风”不被调查。

因为害怕事件败露,派人24小时看牢该知情人,防止贪污真相大白于天下。而副村支书沈伟荣其实是该事件最大的受益者。之后,他如愿得到了重用,殊不知,他才是真正的操盘手。

事发后,江桥老百姓议论纷纷:贪污的事,这边谁不知道?如果不是心虚,人家没犯法,干吗派人看牢人家?揭发事实,故意打击报复?上次记者来查,这边(当地政府)派了很多人(50多个保安和10多位警察)围攻记者,阻挠新闻自由,就是怕事情败露,无法无天到极点了!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对举报人被两次非法关押,期间区镇村三级领导多次威逼利诱此人不要再追查下去,否者随时再关她,原来不是犯了法才进去的,揭露腐败才是关键!但是她不畏强权,坚决反腐。

作为一个正义的百姓,对我所说的一切话负责,对得起国家,人民。强烈呼吁把这些败类清除出党的队伍,让受苦受难的百姓过上安生的日子,他们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很朴实:希望中央部门彻查,还事实一个真相!

作为一个知情人士,有责任和义务把真相告诉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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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三月 28, 2011

北京刘德军失踪一个月无消息 杭州邹巍因煽颠罪被刑事传唤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3月29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沧海

(参与2011年3月28日讯)沧海报道:北京维权人士刘德军2月27日从武汉返回北京后至今下落不明,杭州异议人士邹巍今天遭刑事传唤十一个小时。 (博讯 boxun.com)

记者联系上刘德军的妹妹,她说2月27日在网上看到哥哥讲自己一下火车就发现前面有人拿着摄像机对他拍摄,后面则有人跟踪,当晚家人无法联系上刘德军,27日晚武汉警方拿走了刘德军妹夫的电脑,后来在其要求下归还。28日中午,武汉警方又从刘德军妹妹家没收了刘德军的一个行李箱,里面主要是刘德军从香港带回来的一些书籍。3月初,警方又搜走了刘德军放在妹妹家的电脑,当时还让刘德军给妹妹打了一个电话说同意把电脑给他们,但不让刘德军给父母打电话报平安。三次查抄,武汉警方仅出示了工作证,没有出具没收物品清单。武汉市国保在拿走刘德军的电脑时曾说“调查清楚后会告诉你们的”,但至今一个月过去了,刘德军的家人没有接到任何警方的通知,他们分别向北京和武汉的110报警说刘德军失踪,警方未受理此案。

杭州异议人士邹巍今天上午9点45分被杭州市余杭区公安分局刑事传唤,直到晚上9点左右才回到家,他被口头告知传唤理由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警方主要问他是否认识魏水山、薜明凯、朱虞夫、吴义龙、楼保生等人,是否参与制作、传播浙江乐清钱云会事件的文章、照片、视频等。邹巍回答说自己凭良知和道德做事情,拒绝回答警方的任何问题。余杭区是魏水山的居住地,并非邹巍的居住地,因此这次传唤明显是警方为构陷魏水山等人搜集证据。此前邹巍每个周末两天都要“被喝茶”,从3月20日以后喝茶的时间才改为周日一天。邹巍认为,当局目前因为“茉莉花事件”打压、构陷活跃的民运人士是不明智的,此举并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反而会压缩和平转型的空间,使社会充满不安定、暴力的因素,希望当局尽可能做出缓和行为,对被羁押人士不要采取升级行动,凡是有良知、道德和责任感的公民都不会无动于衷或因此止步不前,将会有更多人关注社会热点问题。

此外,北京维权人士曾仁广(网名浪漫诗人)自2月22日被北京丰台公安分局带走后至今没有消息。浙江海宁网友郭卫东(网名大虾)3月11日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海宁警方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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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闯新华门找温家宝说理的复原兵代表被拘留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3月29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章奇胜

王占柱命令吉林省公安厅把梅河口复原兵四名闯新华门找温家宝说理的家属代表拘留 (博讯 boxun.com)


参与记者 章奇胜

(参与2011年3月29日讯):2011年3月28日下午4时,北京新华门的大门前来了四位东北上访者,他们强烈要求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状告沈阳铁路局局长王占柱不执行国家政策。他们是沈阳铁路局本应在2009年----2010年安排的梅河口复原兵家属代表,马金利、宋换梅、王艳杰、张正江四人。

新华门的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的警官,立即给吉林省政府办事处打电话。不到20分钟,吉林省公安厅的10名警官来到了新华门将马金利等四位带上警车,送往九敬庄关押访民的黑监狱。

在吉林省公安厅向沈阳铁路局局长王占柱通报后,王占柱在电话中一反常态,竟然命令吉林省公安厅:“你们必须把他们给我拘留--------”

与此同时,梅河口市信访办接到王占柱的要求拘留复员兵家属代表的命令。

29日早晨,吉林省公安厅已经接到命令,将四位家属代表押送回梅河口。

四位家属代表向记者表示:“温家宝说,两会向大会作报告,解决上访问题,可是我们上访,不还是被抓被打吗,王占柱不按国家政策办事,他在沈阳铁路局一言九鼎,比原铁道部长刘志军还坏。可是,从国务院到党中央,没人能管他。这可让我们百姓怎么活啊?”

四位代表希望,参与能始终关注他们的维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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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八大可怕危机渐渐迫近中国

2011/03/28
三十年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成绩的光辉下我们也看到了多重危机正在向我们袭来。如果不能早作出预防,老百性最痛恨的就是腐败,国家领导人也痛恨腐败。那么后果将是不可设想的。下面我们对这些危机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1,水资源危机
中国历来是一个水资源缺乏的国家,尤其是北方,更是缺水,缺到严重的程度。所以才有了运河漕运,不但丰富了北方的资源还改善了北方的水系,滋润了北方的土地。但是自从黄河断流之后,运河漕运也成了消失的迷梦一般。而且几年南方干旱,北方干旱,紧接着就是南方大水,北方洪水。自古以来就有的:旱田修水利,水天存水的道理。都被荒废了。

我也接触过一些农村的水问题,有的地方已经将水打到1000米以下了,有些地方不是形成漏斗区,就是已经几近干涸;再加上陆地水系遭到严重污染,中国13亿人口的可饮用水已经岌岌可危了。人可三日无食,但是不能一日无水。一旦水资源成为问题,就会引发国家的大灾难,生灵涂炭!

所以要想保护水资源,就要下狠招,比如在水源周边十公里之内不能有污染的工业等等。最近传闻,一些地方政府为了GDP,不惜在长江和黄河边,建立大型的化工厂,一方面运输方便,另一方面排污方便。这种拿着人民生命当儿戏换GDP 的做法,必须制止。

水资源必须得到净化,人民的生命依赖的环境必须得到净化!

 2,粮食危机
耕地质量之忧,18亿亩红线岌岌可危,这是一个大问题。早先我了解了一些地方的粮库,基本上都成为空的了,要不就已经被挪作他用。上次陪一个朋友到河北唐山乐亭县地方的一个仓库,已经被地方当作招商引资的土地卖给了朋友。据说仓库的道路三十年前通坦克都没有问题,现在已经荒芜了。

粮食危机,往往是天灾人祸在先,而后就是粮食危机。旱灾,水灾,地震等等,都可能引发灾难,而一旦灾难来临,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势必造成饥民遍野,民不聊生的场景。

今年已经给中国提了个小醒了,先是天灾,紧接着就是商人哄抬物价,已经出现了物价飞涨,穷人生活逐渐艰辛的现象。

而且纵观历史,中国粮食危机,往往是大事件的发生的前兆!

 3,外交危机
自古以来,弱国无外交,但是对于怎样的国家是弱国呢?没有一个标准。是钱少,还是国防小?是人少,还是抵抗的人少?远的宋朝不说,近代的满清就是一个好例子。满清人少吗?不少,四万万同胞,占据了当时人口的30%,国家的GDP也不小,占据了当时的50%强。但是为什么满清出现了一败再败的情况呢?最后只能割地赔款呢?

所以弱国,不是指的经济贫弱,更多的是指向高层的,体制的等等。

中国陷在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可以说已经成为西方和潜在敌人的垂涎的猎物。而中国是当一个野兽呢?还是一只温柔的羔羊。

任何人动了自己的猎物,野兽所做的就是战斗。温柔的羔羊虽然可爱,但是别人动了他的青草,只能换一块地方。

这也是中国外交面对的问题,是要强硬的生存下去,还是软弱的苟活下去的原因。

 4,信仰危机
国税、地税加起来,我们的税务行政成本大约是17%点多!全世界最高!想要改变一个国家,就要改变他的国民,想要改变国民,就要改变他的思想。而中国面临的就是信仰危机的变迁。三十年前,中国从上到下都信仰,只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一定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成为一个世界上民族之林之一。

后来各种思潮纷至沓来,人们的思想变得现实,变得拜金,变得互相猜忌,在金钱万能的信仰下,铤而走险者有之,勾心斗角者有之,巧取豪夺者有之,甚至为了金钱残害同胞,忘记生身父母者也有之。

孰不知,一旦人们的信仰从过去的主义变成现实的金钱至上,那么想要再变过来,不流血,不牺牲,是不可能的了。

中国想要变强,就要有信仰;想要有信仰,就要变思想!

     5, 教育危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曾经耳熟能详的口号,已经湮灭在历史的烟云里。现在教育产业化,已经让金钱的观念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植入到头脑中了。

而中国教育的没落,更多的是源于金钱,毁于人为。过去知识就是力量,陷在知识就是重量。一个一年级的孩子的书包,没有十几斤是下不来的。是什么造就了天真的孩子沦为学习的机器?是什么造成了,同时国家的花朵,却一个生长在肥沃的土地,一个生长在贫瘠的悬崖?

一个国家的公平公正,首先就是教育的公平公正。在这一点上,即便是封建王朝,对贫富的读书子弟,都是一视同仁的。

中国的这种教育模式和体制,即便大学毕业了,与三十年前,初中毕业的人,有什么区别呢?除了多消耗了一些资源之外,是就业有优势,还是思想得到升华,还是信仰得到确认,都没有。甚至现在的一个大学生的素质,都比不上,三十年前的一个初中生。

所以教育的根本不是在于读了多少书,而是在于获得了多少知识——有用的知识!这才是教育的真谛!

 6,地缘政治危机
中国在过去的150年里,基本上和中国现在周边的国家都发生过战争。但是现在面临的是更多的地缘政治危机。作为中国来讲,曾经的周边国家基本上都是中国的附属国。现在不是了!

不但不是了,而且都纷纷的和中国成为一个潜在的敌人。即便像外蒙这样的国家,人口少,国家能力不足的国家,都开始回避中国?为什么?不要总是指责,别的国家对中国的挑衅,更多应该从自身查找问题。

近日外蒙,将出海口建立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而不是中国的近海港口,就说明了一个问题。那么外蒙担心的是什么?如果没有担心,为何要舍近求远呢?

所以地缘政治危机,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将成为制约中国的一套枷锁。也是中国完成长征般历史崛起的鞋子里的一粒沙子。

或许中国不怕带血的战斗,但是往往被一粒沙子,搞的身心俱疲!

   7,人与人关系危机
现在在中国人际关系从来没有如此的紧张过,尤其是从南京老太事件来看,中国人与人之间的猜忌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没有能力制止三公消费和贪污腐败,没有能力制止房地产毒瘤,没有能力限制0。4的强取豪夺,却总是把眼睛盯住普通老百姓本来就很可怜的口袋。在这种猜忌中长大的孩子,真不知道将来将如何面对社会?那么是什么造成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猜忌呢?是公平的缺失,还是正义的缺失。

这种人与人关系危机,势必会造成中国的不团结,而中国不团结,是一切外敌入侵的前兆。自古以来就有,人心齐,泰山移的讲法。现在每个人都各自为政,别说移个泰山,就是报个花盆上街,都没有人管喽!

    8,地方矛盾危机
北洋政府的最大的失算之处,就在于让当时各个地方政府拥兵自重,取得高度的自治权利。从而造成了中国是一个中国,但是乱象纷呈。如同鲁迅先生说的,城头变幻大王旗。2009年中国人权白皮书连鸡的屁都是假的,其他数据谁敢信,丧失公信力,就是丧失政权,不过早晚而已。乱世之间,各各自的旗帜,中饱私囊者有之,祸国殃民者有之,乱朝纲者有之,混吃等死者也有之。

地方矛盾,一旦不能统一在一种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下,势必造成乱象。这也是西方之所以挑衅中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总之,危机虽然是危机,但是不是没有解决之道!而最根本的解决之道,不下面,而是在上面。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有好之者,下必盛焉!我想凡是读过书的人,不应该不知道这个道理吧!

东方军事
来自[博讯论坛]







人类的发展与进步有赖“思想偏激”的人

杨恒均 
据报道:去年11月起,北大在医学部、元培学院开始对十类学生试点会商制度。这十类学生含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等。这项制度预计今年5月份将在全校推广。“思想偏激”列在其中,引起网络热议。

当我第一眼看到时,还不完全清楚“会商制度”是个啥玩意,我还以为是一种重点培养与鼓励的机制,还暗自为北大从善如流高兴呢。后来才发现,他们要对“思想偏激”进行治疗,像治疗“上网成瘾”与“心理脆弱”一样。真是难以相信这是北大弄出的东西,打死我也不相信,何苦要把北大往死里弄,非要在历史上留下这样一个注定会成为后人笑话的污点?且不说中国最高的学术殿堂北大,即便稍微有点历史知识与读过几本书的普通人都应该知道,人类政治制度的演变、科技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几乎清一色是由“思想偏激”的人在引领。

科学家不偏激,会破旧立新吗?人类哪一项科技的发展不是由“科学狂人”们发明的?有些科学怪人为自己一个“偏激”的想法反复试验,不但弄得自己孤僻异常、不近人情,甚至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你知道当时发明火车的人被认为是疯子吗?好好的马车不坐,却发明了一个笨重的只能在铁轨上慢吞吞爬行的巨无霸?因此火车发明后很久,那些习惯了马车达上千年的人还在冷嘲热讽,说这玩艺是“思想偏激”的疯子弄出来的大玩具。

这种例子随手捡来,更不用提欧洲历史上曾经把思想偏激得坚持认为地球是圆的布鲁诺给活活烧死了。去查一下小学历史读本吧,任何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杰出的科学家与发明家都是在打破常规、标新立异,在与普通人想法偏离,甚至偏激的基础上有所成就,造福于后人的。

科学界如此,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同样是这样。拿1949年以后的中国来说吧,为国家与人民做出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与社会活动家,几乎毫无例外地曾经被认为是“异类”分子,是“思想偏激”,甚至被打倒、打死,这其中就包括彭德怀、刘少奇与邓小平(一个人被打倒三次,思想还不够偏激?)。

社会政治思想与科学精神息息相关,无法分开,可悲的是,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不停地打压、残害、消灭有着与众不同、更让统治者不放心的“偏激思想”者的历史,他们崇尚中庸思想,追求所谓大同世界,任何异端邪说都被消灭于萌芽,结果今天世界人口第一的中国,竟然在科学与思想领域,对人类的贡献,小得让我们脸红。几百年前被烧死的布鲁诺惊醒了整个西方,而我们在文革中被残害的“偏激思想”者们至今还讳莫如深。

当然,普通社会的和谐与正常运转,更多的是由我们这些循规蹈矩、四平八稳的人来操作,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不可能“思想偏激”,都想去发明永动机与新新的指导人类前进的哲学、政治与经济思想,可一个国家与民族如果少了类“偏激”的思想者,迟早会像一具尸体一样,慢慢溃烂下去。而如果中国只需要一处能够包容“思想偏激”的地方,那一定是最高的学术殿堂北京大学啊。

现在我们看到的恰恰是在这样一个需要招收与培养更多思想有异于常人的高等学府,有人要把“思想偏激”与“心理脆弱”与“上网成瘾”一起治疗,何其悲哀——这不是北京大学的悲哀,而是我们国家与民族的悲哀!

北京大学只有一个,他不是培养普通公务员、工程师与小商小贩的,也不应该是培养唯唯诺诺、溜须拍马的奴才之地,它应该是思想的摇篮——注意,这个思想绝对不是现有的已经笼罩在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的那种“思想”,相对于当今的社会,北大学子的思想应该是“偏激”的,应该是与众不同的,这才是普通民众、国家与民众之福。

对不起,请原谅我又说了“思想偏激”的话,但万幸的是,我不是北京大学的。

杨恒均 2011-3-27 广州

茉莉花革命的精神已经深入人心

Phil Chen


茉莉花革命的精神已经深入人心

从2月20日中国茉莉花革命的第一轮号召开始,已经经历了6周时间。虽然在指定的集会地点尚未出现持续的大规模集会现象,然而茉莉花革命的精神却已经深入人心。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已经产生了广泛的、深远的影响,并必将在不远的将来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带来更加伟大的贡献。



茉莉花精神的实质是民众维权意识的觉醒

中共当局之所以如此恐惧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在中国发生,中国人民之所以为突尼斯人民和埃及人民的成功如此欢欣鼓舞,是因为:

1.突尼斯革命的成功,向世界证明了民意的强大,通过和平散步赶走独裁统治者从而实现公民意志是完全可行的;

2.埃及革命的成功,告诉所有还在独裁统治下的人,突尼斯的成功是可以复制的。

在茉莉花革命的启发下,世界各国还在独裁统治或者极权统治下的公民,都纷纷意识到作为国家社会的主体的自己的重要性。茉莉花革命的理念和操作方法都极为简单,所以很快广为接受:

1.民意不可违,公民权利不容践踏

2.和平散步是简单且极有效的表达民意的方式



颠倒黑白让政府部门和官方媒体颜面扫尽

茉莉花革命在突尼斯和埃及的成功,使得中共政府大为恐惧,因为每一个人都很清楚,导致突尼斯人民和埃及人民走上街头罢免总统的因素,在中国一应俱全。为了防范茉莉花革命,政府部门和官方媒体不惜在全世界人民眼前公然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熟知中共政府和官方媒体的伎俩的网友纷纷行动起来揭穿谎言,并在网络上引起强烈的民意反弹。

其中一个例子便是最近网友群攻外交部发言人姜瑜的荒唐言论。在回答因采访茉莉花革命而受到殴打、推搡和侵犯的记者的问题时,姜瑜先撒谎说是因为记者“长时间占道影响通行,严重扰乱了该区域正常秩序”,然后伪造民意声称“周围商家和行人强烈不满”,最后悍然抛出“法律不是挡箭牌”的荒唐言论,在没有任何证据地情况下诬蔑外国采访记者“惟恐天下不乱,想在中国闹事”。姜瑜的这些言论传到网上以后,引来网民的一致声讨。网友们纷纷对姜瑜女士在同一段里面话里面同时出现“法律不是挡箭牌”和“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这样的矛盾言论表示惊叹;大量网友明确表示“法律不是挡箭牌”这样的雷人言语,是对法律的公然蔑视,并要求姜瑜道歉。虽然在当局的严格的网络审查和暴力执法的威胁下,很多网友不敢公开表达支持茉莉花革命,但每当政府公然诬蔑茉莉花革命、颠倒黑白的时候,网友们就纷纷声讨,并揭露真相。这一切,足见民心所向。

最近,官方媒体大肆美化利比亚独裁政府,隐瞒卡扎菲在镇压人民时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大规模屠杀的反人类罪行,一再引用卡扎菲控制的官方电视台的报道谴责盟军误伤平民。这些赤裸裸的是非不分的行为,在网民中引来了强烈的反弹,网友们纷纷指出官媒在报道中的隐瞒和欺骗。在水均益明显企图引导前线记者说出盟军造成平民伤亡的视频在网上传开后,这位曾享有盛名的央视名嘴立刻遭到网民唾骂;而敢于说出真相的前线记者邱永峥立即赢得了网友们的一致称赞。日前,细心的网友再次上网揭露央的造假行为:“为了说明联军轰炸造成了平民伤亡,尤其是造成了儿童和妇女伤亡,CCTV不惜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段,把卡扎菲猛攻班加西后造成的平民伤亡的画面,当成是联军的“战果”。为了避免穿帮,画面没有配音。但这段画面,其实是半岛电视台记者从班加西的某医院发出的。为了煽情,其中小孩子的画面出现了多次。这正好说明了卡杂费的疯狂。”

这一切都表明,独裁、集权、专制、暴力镇压等统治方式已经深深地为民众所唾弃;而网络审查和制造舆论已经无法阻挡民众对于真相的了解;政府部门和官方媒体试图颠倒黑白的伎俩在信息交流越来越畅通的今天,只会一次又一次引起民众的反感,民众会自发地了解传播真相,并揭露谎言。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理念也深入人心。



和谐理论和维稳理论越来越苍白,茉莉花精神深入人心

为了防止茉莉花革命在中国爆发,当局动用宣传机器,大肆宣扬维护稳定的重要性,企图对日渐觉醒的民众洗脑。在巨大地舆论机器的反复重复和暴力机器的威胁下,一部分民众对于“茉莉花革命”这个抽象的名词概念讳莫如深。

表面上看似乎中共的舆论机制起到了作用,“茉莉花”这个词在国内越来越少听见,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甚至把“茉莉花”和“破坏稳定”联系在一起。然而,尽管“茉莉花”这个词遭到一些人否定,但是“茉莉花革命”的理念和操作方法却已经深入人心:公民权利不容强权侵犯,政治改革、推动法制建设、实现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等势在必行,而和平散步是达到目的的重要手段。宣传部可以把“茉莉花”这个抽象概念抹黑,却无法否定中国人追求公民权利的努力;也没有人认为“和平散步”是破坏稳定的。

中国公民已经逐渐意识到了和平散步等集会方式对于表达民意的重要性。南京市民保护梧桐树的运动就是茉莉花式的运动取得胜利的一个经典例子:和平静坐,坚决坚持保护古树的主张是正确的,不达目的不罢休。为了避免被暴力镇压,保树运动的发起人巧妙地避免了“茉莉花”的名义,而采取了茉莉花的理念和操作模式,很快得到了上万人的响应,并引起高层的惊恐和关注,号召迅速被和谐;与此同时,一些五毛在网上转发“为了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和煽动,使得大家受到伤害,取消保树集会”的通知,但这种阴谋论的说法没有得到网民认同,网民们纷纷表示“保护散步的群众的安全,同时防止别有用心的人捣乱不正是政府和警察的责任所在吗?”“这些取消集会的言论,用稳定作为借口,实际上既得利益者企图破坏民众表达民意的惯用手段”。

南京市民的保树运动的阶段性成功,政府最终被迫让步,表明了茉莉花革命的精神、理念和操作方式早已深入人心,民众在使用的过程中也越来越成熟。在实践过程中,民众不再到受伪稳定理论的干扰。这当然是让当局极为惊恐的,因此当局全面禁止报道南京市的保树运动。



和平散步将成为表达民意的利器

最近,百度与指责百度侵权的作家的谈判,一开始百度极为嚣张,对于作家们的四条合理要求一一驳回,让作家们感到极为恼怒和羞辱。然而民意领袖韩寒发布博客《给李彦宏先生的一封信》,并在文末声称自己可能会在李彦宏的办公楼下散步之后,百度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就道歉并且做出承诺。

这再一次反映出了和平散步的巨大威力。韩寒的粉丝众多,在他表示通过打算散步抗议百度以后,各大高校以及社会各界的年轻人纷纷传出了响应韩寒散步的号召。如果任由这种局面发展下去,那么可能导致不可预测的严重后果。笔者估计,在权衡利弊之后,百度不得已做出了这个艰难的决定:向作家们妥协。

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兵书中用兵的最高境界。仅仅一句散步的表态,就能够带来如此大的威慑力。这充分表明,茉莉花革命所倡导的和平散步的潜力是巨大的。假以时日,广大民众就会充分意识到,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而迟迟得不多公正的解决时,不需要坐以待毙,走上街头和平抗议是最好的办法,有时甚至不需要亲自去散步,只需表态散步即可。

我们相信,尝到甜头的民众会越来越意识到通过和平散步表达自己的诉求的重要性;在权利受到侵犯而无从申诉的时候,越来越多的民众会选择走上街头;再一次又一次地胜利中,也会越来越习惯接受“你侵权,我散步,你妥协”的模式给自己带来的好处;茉莉花革命也必将从一个胜利走向下一个胜利,直至最后的全面胜利。



星期日 ·······




河南固始县电视台公开污蔑当地农民“非正常上访”


从2008年奥运会开始,河南固始县的很多上访农民就被当地政府污蔑为“缠访”、“闹访”。


2011年3月14日,固始县陈集乡臧集村的冷佃华(残疾人15137627244)、蒋国乐(15537635112)和陈集乡河山村的方巨宝(13526064112)、李学思(13403971646),还有陈集乡陈集村的魏春英(女13949174828)、冯厚云(女15939703834)、叶柄华(女18738679430)7位农民到北京国家公安部上访后被固始县信访局驻北京办事处的人截住,陈集乡乡政府随后派人于3月17日把7位上访农民接了回来。

臧集村的冷佃华、蒋国乐到北京上访所反映的问题仍然是乡党委书记樊国新(13903974623)、村支书朱仕峰(13839713975)非法关押村民,冒领退耕还林款、低保款等问题。

河山村的方巨宝、李学思,陈集村的魏春英、冯厚云、叶柄华反映的问题仍然是乡党委书记樊国新勾结开发商非法强占农民土地、强拆农民房屋等问题。

这些农民已经上访国家信访局数十次了,上访的时间到现在都至少不下6年了,樊国新、朱仕峰不仅依然故我、没有受到法律的任何追究;就连侵吞农民的土地赔偿款、退耕还林款、低保款也没有退出来还给农民,农民的问题没有得到任何解决。

7位农民从北京押回来后于3月18日上午被陈集乡派出所警察送到固始县拘留所准备拘留,北京方面的政协委员很快打电话询问河南省政府,固始县公安局便以审查为名拘禁7位农民一天后才放人。

随后固始县电视台在“固始新闻”栏目里污蔑7位农民是“非正常上访”,并连续报道了好几次。警告全县人民要“引以为戒,不要向陈集乡7位农民那样随便到北京非正常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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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扎菲挨打,北京缘何心痛?



[日期:2011-03-29] 来源:美国之音 作者:何清涟
Posted by heqinglian on 三月 28, 2011

法英美等西方国家空袭利比亚之后,中国的宣传忙于强调:利比亚的冲突是“内乱”,属于该国的内政;西方国家是为了石油,以人权之名干涉利比亚内政,不具有任何道义优势。双方是大流氓打小流氓。凤凰网甚至推出一篇“美利血仇对抗史:30年还是300年”,将美国与利比亚的仇恨上溯至18世纪末利比亚这个国家诞生之前,其时并不强大的美国被迫与生活于今天利比亚土地上北非海盗签订的《的黎波里条约》,每年向缴纳贡金100万美元这一“旧恨”。

在残暴不讲理的独裁政权眼里,所有政权的行为都与它一样肮脏。中国与利比亚包括阿拉伯联盟、非洲联盟许多独裁国家的关系就建立在只讲利益、不讲任何人权、道义原则的基础之上,因此它也只能按照这个模式去理解国际关系。这就是中国至今被国际社会轻视的真正原因。

卡扎菲挨揍,北京缘何心痛至此?更让人不解的是北京这么声嘶力竭地挺卡扎菲,老卡却给北京这位老朋友回敬了结结实实的一个大嘴巴:因利比亚“内乱”撤离的中国企业遭到利比亚银行索赔数亿元。人们不禁要问:中国政府与卡扎菲这俩老朋友之间最近到底咋啦?变脸了一轮又一轮,18日联合国就第1973号决议投票时,中国竟罕见地只投了弃权票而没使用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事过几天,中国却又出尔反尔,动用全国的宣传机器强烈谴责西方空袭卡扎菲部队。

是什么让北京在利比亚问题上如此纠结?

先说中国当局愿意承认的经济损失。由于中国声称不以人权等条件作为经济合作的考量,利比亚是中国非洲的投资重点。可见的数据是:利比亚有75家中国企业、50个项目的工程承包,涉及金额188亿美元。据国资委透露,共有13家央企在利比亚的项目全部暂停,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基建、电信领域。累计停工的合同金额达到410.35亿元。中国铁建未完成合同额达233.95亿元,占一半多。根据军事行动开始前的统计,中国共有27个企业在利比亚的工地、营地遭遇抢劫和袭击,直接经济损失达15亿元人民币。如果需要赔付利比亚撒哈拉银行因工程中止的索赔,中国在利比亚的损失将更大。

但让北京真正纠结的其实是政治方面的严重后果。中国从来主张“主权高于人权”,反对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一国内部政治事务,并将国际社会促进中国人权的呼吁都看作是干涉内政甚至“妄图在中国策划颜色革命”。这次中国之所以没有动用否决权,还是出于利益考虑:提出动议让联合国讨论1973号决议的国家是阿拉伯联盟和非洲联盟,这两大联盟的国家大多与中国有很深的经济利益关系,既是中国重要的资源供应国,也是中国开展承包工程业务的发祥地及传统市场,还是中国服装鞋类及电子产品等“中国制造”的重要出口国,其中不少国家还是中国在联合国反对任何人权议题的“盟友”。中国如果不给阿盟与非盟以面子,就会陷入彻底的孤立,因此这次只好捏着鼻子忍了,没敢使用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因此,这次谴责西方国家空袭利比亚时,也比当年谴责美国对伊拉克用兵少了一个理由,即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就“擅自出兵”。

但利比亚局势的变化清楚地显示出卡扎菲末路日近,让中国感到自己未使用否决权之举,是为自己的将来挖了个“陷阱”。因为蛇自己打的洞自己知道,中国政府当然知道自己的官员是如何对待国内人民的,抢地、夺房等不择手段地敛财及欺男霸女的坏事没少干。在突尼斯激起全民反抗的自焚案件中国不知道发生了多少起。在精神气质上,中共政权与卡扎菲、穆巴拉克完全属于同类,这也是中共与这些国家能够成为好朋友的主要原因。这些被北京视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的独裁政权,近些年来已经一个个相继垮台,如今只剩下金二等少数几国与北京形影相弔,让北京心里缺乏安全感,放眼长城内外,被“内敌”“外敌”重重包围。几乎每一个政治敏感事件的周年纪念日,在当局眼中都成了民众借机对政权的统治合法性提出质疑之时。

其实,中共所谓“主权高于人权”的理论实在不值一驳。其间道理非常简单:人类的出现先于国家(政权),政权的产生,是生活于某块土地上的人民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用缴纳税收及让渡部分权力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社会管理机构。象卡扎菲这种搜刮天下以自肥并残杀人民的暴君,早就失去了任何合法性。北京之所以如此声嘶力竭地帮助卡扎菲造势,只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罢了。理解了北京的这种感情,就会知道为何卡菲挨揍,北京心痛的缘由所在。



福建闽清林秀英替女进京伸冤落魄他乡




[日期:2011-03-29] 来源:权利运动



因福建当局一直拒绝对冤死的女儿严晓玲进行重新尸检,万般无奈的林秀英只能趁“两会”之机进京替女伸冤。北京到处都是劫访人员的现实,使有心为女儿“滚钉板”伸冤的林秀英,在北京胆战心惊躲藏多日后,只好远避山西投亲等待“两会”结束,结果染上疾病落魄他乡。

“两会”前,林秀英满怀着对中央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的信任,冲破重重关卡和围追堵截来到了北京。到北京后,观察到信访窗口到处都是各地方派遣的劫访人员在猖獗活动,原来可以电话联系的福建籍访民一个个被抓,信访衙门尤如一张张捕网,冤民是有进无出统统送久敬庄,然而再由地方接回囚禁。有心为女儿“滚钉板”的林秀英,看到衙门根本无意接冤状开堂审是非的现实,不得不到邻京的山西投亲。

女儿严晓玲于2008年2月11日冤死至今已经整整三年多了,地方当局作出的严晓玲死于五个月输卵管型宫外孕大出血显然违背起码的医学常识,而且因为替自己在网上伸冤,还有范燕琼、吴华英、游精佑三位正义之士被当局构陷入狱。

在落荒他乡抱病期间,林晓英只能向心目中的“神明”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周永康、孟建柱、王胜俊、曹建明、王学兵致信,请求中央政法部门敦促有关部门对女儿的死因重新进行尸检,并彻查女儿非正常死亡背后的真正原因。坚持内部和自我监督的这些党国领导人会体恤民情、重视冤民林秀英的诉求吗?

川震灾民揭露临屋被强拆后遭受打压



[日期:2011-03-29]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作者:海蓝
2011-03-28

汶川地震重灾区都江堰市聚源镇约二百户板房灾民被要求搬出,有灾民把事件公开后遭软禁,另有灾民拟上访,被限制自由,当地官员拒絶回应事件。

位于四川都江堰聚源镇的聚兴社区B、C临时板房区自上周五起遭强拆, 该区灾民李女士表示,该区约二百户灾民,几乎全部反对在未谈妥安置前拆卸。有一名姓赵灾民上周把不满情况发帖到网上,并向媒体公开事件,遭国安人员发现后软禁。该名灾名现在每天被两名政府人员日夜监视,她不方便跟其他人接触,电话亦被停机。

李女士说:每天早上看见一个人跟她在一起,晚上回来的时候,也看见一个人和她在一起,她是因为板房的问题好像发了一个帖子出去,被上面的人知道,好像是安检局,或是国安局的人员。

李女士又指,由于灾民向聚源镇政府及当地人大代表上访后,仍没法解决安置问题,该区灾民原计划到北京上访,最后取消,因为他们得知都江堰其他板房区有3名灾民,上周在成都机场被截获,他们被软禁在某地方,没法与家人见面,现时仍未获释。

李女士表示,当局每天仍派人拆掉板房,至今拆了四、五十间板房,仍有百多户未拆,政府人员一方面软禁某些灾民,另一方面派人挨家挨户说服灾民接受拆迁,部分灾民为免麻烦巳搬走。

另一灾民王女士则表示,该区大部分灾民不愿搬走,政府给永久房锁匙,他们才会离开,拆迁期间,不时仍有冲突发生,周一早上,十多名城管及政府人员拆卸其中一板房时,便有灾民几乎与他们打架。

她说:姓汪的看到他们(城管)砸门,就吵起来,差点打起来,政府里面的工作人员,都跑到板房里面来,那些人都不肯搬房,总之他们怎么说都不理他们,都不肯搬出去。

板房灾民陈先生表示,政府现在通知,聚兴社区B、C板房区灾民,应可在4月30日拿到永久房的锁匙,不过,基本上每户都要补钱,才能入住,最少的补大约四、五万,他本人要补十多万,没交钱给开发商便没法入住,政府方面没有提供贷款。

他说:最少的要补四、五万,我要补十几万,基本上都要补,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开发商说拿钱便给锁匙,政府现在巳经不参与。

残疾灾民郭先生表示,政府逐户清拆,现时未拆到他的板房,不过也没地方可搬,因为要补七万元才能入住永久房,但他没有足够的钱,也没工作能力,他是低保户。

就灾民指被软禁,记者曾致电聚源镇政府办公室,一名官员指,板房区清拆的事要问规划办,她不清楚有灾民被软禁。

而聚源镇政府官员上周曾回应指,地震过后,灾民在板房巳住了3年,板房质量容易引起火灾,受到上级压力,板房要尽快清拆。灾民在数个月后可分配到房屋,面积较小的房屋不用补钱。

聚兴社区B、C临时板房区灾民,3月16日收到该社区居民委员会发出通知,当日即停水,4日后即停电,灾民要尽快搬走。板房区灾民指,政府答应赔偿每户地震灾民二万五千元房屋补贴,至今没有收到,政府曾说给了开发商,也有说用来建公路,他们没钱入住永久房。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发生8级大地震,按中国官方数字,导致大约七万人遇难,约一万八千人失踪,民房和城市居民住房的损失占总损失的27.4%。(海蓝报道)





散步的好处

散步的好处 


1. 散步可以使大脑皮层的兴奋、抑制和调节过程得到改善,从而收到消除疲劳、放松、镇静、清醒头脑的效果,所以很多人都喜欢用散步来调节精神。 
2. 散步时由于腹部肌肉收缩,呼吸略有加深,隔肌上下运动加强,加上腹壁肌肉运动对胃肠的“按摩作用”,消化系统血液循环会加强,胃肠蠕动增加,消化能力提高。 
3. 散步时肺的通气量比平时增加了一倍以上,从而有利于呼吸系统功能的改善。 
4. 散步作为一种全身性的运动,可将全身大部分肌肉骨骼动员起来,从而使人体的代谢活动增强、肌肉发达、血流通畅,进而减少患动脉硬化的可能性。 

对症散步好处多 

一、体弱者每小时走5公里以上最好,走得太慢则达不到强身健体之目的。只有步子大,胳膊甩开,全身活动,才能调节全身各器官的功能,促进新陈代谢。而且时间最好在清晨或饭后进行,每日2至3次,每次半小时以上。 
二、失眠者可在晚上睡前15分钟散步。每分钟走80米为宜,每次半小时,会收到较好的镇静效果。 
三、冠心病患者步速不要过快,以免诱发心绞痛。应在餐后1小时后再缓慢行走,每日2至3次,每次半小时。长期坚持可促进冠状动脉侧支循环形成,有效改善心肌代谢,并减轻血管硬化。 
四、糖尿病患者行走时步伐尽量加大,挺胸摆臂,用力甩腿,时间最好在餐后进行,以减轻餐后血糖升高。每次行走半小时或1小时为宜。但对正在用胰岛素治疗的患者,应避开胰岛素作用的高峰时间,以免发生低血糖反应。行走一般选择在餐后半小时,而且活动时间也不要超过1小时。 
五、高血压病患者步速以中速为宜,行走时上身要挺直,否则会压迫胸部,影响心脏功能,走路时要充分利用足弓的缓冲作用,要前脚掌着地,不要后脚跟先落地,因为这样会使大脑处于不停地振动,容易引起一过性头晕。

 
快步走,散布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锻炼方式。

  步伐轻松、步幅较小(50厘米-60厘米)、步速慢(25米/分钟-30米/分钟)、运动量小的散步运动尤其适于肥胖、关节炎心脏病患者。散步时,心脏较快收缩,使心血输出量增加,血流加速,促进血液循环,对心脏是很好的锻炼。

同时,通过坚持散步锻炼,血管壁平滑肌能得到舒张,血管弹性增加,毛细血管网的开张增多,明显增加微循环血流量,降低血糖和血压,减少血凝;另外,散步能够加强和改善消化腺功能,并能促进胃肠规则地蠕动,增强消化能力,还可以减少腹壁皮下脂肪的堆积。

  不过,散步时应保持良好的身姿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正确的身体姿势是:身体正直,抬头挺胸,收腹收臀,保持头部与脊柱成一直线,双肩放松,双臂自然下垂。在步行过程中,头部正直,可以自由转动;身体正直,双臂协同双腿迈步动作自然前后摆动。



来自百度

无锡沈果冬求救:强拆害我倾家荡产 老父垂危无钱治病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3月29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沈果冬


我原来过着幸福的生活,我修理电器,妻子照顾小店,一家三口,小康生活。拆迁使我陷入灾难的深渊。拆迁违法,法院不给立案,补偿形同掠夺,我的房屋299、7平方,只补偿16万,原地在建的别墅卖到几万元一平方米。房子被非法强拆,至今未得到补偿。 (博讯 boxun.com)


拆迁实行恐怖主义,雇佣黑社会人员打砸抢,街道书记带人青天白日扒房子,无恶不作。

妻子上网发贴反映问题,并无到北京上访,警察等7人扛头扛脚把她硬塞进面包车,非法拘禁二十天。拘禁期间,把她按在床上,强行在内裤中搜走手续,遭到暴打,受伤的肚脐发烂不让医治,不让吃饱,不给被子盖,受尽非人的折磨。

母亲程婉君关在学习班里,不给吃,不给喝,不让睡,遭看守人员毒打,看到人饿的不行了,才给一点点吃,当着关押群众的面,把大部分的饭菜扔进垃圾箱中,不让放风晒一分钟太阳,更可恶的是给吃药,吃了非常难受,糊涂不清。东降派出所副所长郭泉和司法所主任朱群新他们威胁我母亲:“如不在拆迁安置协议上签字,就要关你一世,让你死在里面,把你子孙赶出太湖街道,把你儿子的店砸掉,弄你孙子,北京肯定要支持地方做好停访息访工作,国家信访局已经被江苏搞定,你去上访,他们会帮我们消号,江苏的上访率一直是零,你们去一次我们会抓你一次,到联合国上访也没用,识相点,否则让你一大家子死在我们手里!”。母亲为了保命,被胁迫签了协议才释放回家。

大年夜,社区书记王德良约我们去磋商,却叫来6、7个村委雇佣的闲散人员,实为王德良的打手,打我妻子和母亲,经医生诊断,母亲短暂昏迷,心闷、恶心、抽蓄、右额部肿胀,眼睛肿得无法张开,已看不出东西,心影肿大,下血压 140,胸肋呼吸就疼,住在医院三天。出警的民警竟然放走凶手,母亲气急发疯,2010年春节期间跪求天安门。

我到北京去举报无锡的违法圈地及腐败问题,地方政府恼羞成怒,指使公检法制造冤案,判我10个月。

今年68岁的老父亲沈通海经不起房屋被强拆,儿子被诬陷判刑,老伴被暴力胁迫签字,儿媳被关黑监狱折磨,心情压抑,身染不治之症。由于拆迁,我们均已失业,上访、诉讼,孩子上大学等耗费巨大,已倾家荡产,无钱为老父治病。

无锡市滨湖区太湖街道湖东村良民沈果冬



手机:13771116727



2011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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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血鉛案 3官員停職



大陸新聞組北京28日電 世界新聞網 北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

March 28, 2011 06:00 AM

浙江省台州市路橋區27日召開新聞通氣會,通報對路橋區「血鉛事件」的查處結果。新華社報導,路橋區環保局副局長等三名公職人員被停職檢查,肇事企業法人代表應建國被公安機關以涉嫌重大環境事故罪予以刑事拘留。

3月中旬以來,路橋區峰江街道上陶村部分村民陸續發現血鉛超標,引起社會關注。截至3月26日下午5時,上陶村等三個村莊共檢測597人,血鉛超標168人,其中兒童53人,需要驅鉛治療3人。

據報導,透過台州市環科院等專家調查認定,這是一起由台州市速起蓄電池有限公司引起的鉛污染事件。當地村民血鉛超標事件與速起公司含鉛污染物特別是含鉛粉塵廢氣排放有直接關系。

3月25日,路橋區人民政府作出了《關於對台州市速起蓄電池有限公司責令關停的決定》。同日,公安機關以涉嫌重大環境事故罪,對該公司法人代表應建國予以刑事拘留。

報導指出,據調查,台州市速起蓄電池有限公司遷擴建項目存在審批不嚴、監管不力的情況,目前,對此事件負有直接責任的路橋環保分局一名副局長、峰江街道辦事處一名副主任、路橋環保分局城南環境監察中隊中隊長等三人已被停職檢查,其他相關責任正在調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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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中国已进入信息恐惧时代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3月29日 转载)

来源:法广 作者:香港特约记者 麦燕庭

《南方都市报》前时事评论员长平指出,在中国政府大力打击茉莉花在内地开花之后,上推特的人少了,连「五毛党」都少了,反映中国已进入信息恐惧时代。 (博讯 boxun.com)

长平27日在香港出席金尧如新闻自由奖颁奖礼暨研讨会时指出,基于要「翻墙」等技术性原因,上推特的人有所减少,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现在的气氛让网友不敢讲话,有些人即使翻墙上了推特,也不留言。

他补充,这并非是建国以来最恐怖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时,你即使给数据人家看,人家也不看。但若以近几年来看,现在是最恐怖的年代,敢说话的人少了,而互联网公司为保生存,亦配合着政府的收紧政策。

评论员北风亦同意,并举例说,四川博客冉云飞被带走及指控他颠覆国家政权一个月来,中国人绝少在网上谈及此事,以冉无理被拘查和他人缘之好,这是不合理的。

长平以黑夜走路时唱歌来壮胆作比喻,呼吁各人继续说话,即使说的是闲话、生活琐事。

出席同一场合的香港互联网协会主席莫乃光亦建议港人在中国内地的微博上开设账户,把境外的信息和思维带入中国内地。他强调,不一定要谈政治,说说身边事和社会情况已经足够。

与会者更担忧大家对中国的打压自由变得麻木,出席会议的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邱林川博士指出,埃及中断互联网五天已引起国际社会反弹,但新疆政府在09年7月乱事后断网十个月,国际社会和中国内部的反应均不大,好像如此不可能的事由中国来做,「没有什么大不了」,那可能纵容当局日后更放胆地打压。

出席这次名为「如何利用互联网突破信息封锁」的讲者都相信,现时的恐怖气氛是暂时性的,甚至可能是黎明前的黑暗,而冲破黑暗,靠的是人的意志,互联网等科技是次要的,希望大家接好棒,尤其是身处自由土地上的香港人。 (博讯 boxun.com)

不反腐,国将不国!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3月28日 转载)
来源:猫眼看人

(博讯 boxun.com)

最近看到一则报道,泸州合江县一位前女公务员周平双,身家上亿。而她背后的男人,就是原合江县县委书记,现任的泸州政协副主席张国志。在这则报道里,详细的描述了他们如何侵吞国有控股的合江电厂,使其在改制之时,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入他们的口袋。这使人大为震惊,为国有资产流失而痛心!难怪有统计说,每年国有资产损失5000亿,想不到合江这样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国有资产都受到如此侵害,何况一些经济发达地区。

现在这个社会,为了解放生产力,正不断的允许私有经济体制,不断搞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但冰不意味着资产私有、集中到个别人手里,特别是一些官员手里。在合江电厂国有资产转移的过程,我们就看到了许多官员的暗箱操作,一点都不公开,公正,公平,他们相互勾结,彼此掩护,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公开公平竞争局面没有出现,国有资产却以低于正常价格出售,国有资产流失的惨重。并且他们强行指定评估单位。结果导致国有评估资产缩水,为贱卖国有资产打下了伏笔。

我们完全没有想到,周平双一个女人,有这么大的能量,可以钻国家的空子。原来她背后,有的是张国志这样的靠山。自从这两个人结合以后,张国志一路仕途看好,所以他更叫相信周平双是带来好运的女人。现在这个社会,有些贪官的背后,大多有一个极其贪婪的女人,给他吹枕头风,让他们铤而走险,犯下原本不该有的过错。当然也有一些官员夫妻挡,沆瀣一气。大肆利用职权捞取好处。最后搞得家破人亡。

在对付他们的过程中,必须完善国有资产的监管,加大审计力度,并且用法制给与约束和规范。对于周平双这样的夫妻,甚至要动用刑法。可是目前,周平双夫妻还占据着政府要位,并且掌握着合江利税大户,所以没有人愿意动她。

加上他们长期经营的关系网,使得他们很安全、如果要将他们连根拔起的话,不知道多少官员要跟着受损,估计合江县一大批人要倒下。官官相护,这也造成了,惩治贪污腐败的难度。其实周平双不可怕,可怕的是她背后的靠山。要不然的,以周平双所犯下的案子,够她进几回监狱了。她曾经还有虚假合同和收据,想霸占利坤房地产开发的商铺上千平米的商铺,还想从对方那里得到三百万的违约金。在整个过程中,设下圈套,事后狮子大开口,表现得十分的贪婪。

这些种种事迹,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当前的法制力度还多么薄弱,对官员的监督机制也没有建立和完善,作为老百姓,就希望让贪官早如伏法,早点大快人心。拖得越久,对社会的危险就越大。 (博讯 boxun.com)

星期日, 三月 27, 2011

大亚湾核电如有意外香港人零保障



中国广东大亚湾核电站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郑汉良

距离香港才50公里的深圳大亚湾核电厂万一出了事,受到影响的香港家庭和商业经营,谁会负责向他们提供赔偿呢?不是保险公司,也不是香港特区政府。香港媒体引述英国诺顿罗氏保险集团的亚太总经理安娜蒂平表示,特区政府应从日本核灾难吸取教训,拨备一笔特别储备,以预防万一出现的核电厂意外,用作赔偿或补偿香港人,而目前正是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世上很多远离断层带的地方,一如香港,一般都没有接受保险或政府采取特殊措施应对地震所可能带来的影响,尽管大亚湾核电厂就在香港50公里外。南华早报引述安娜蒂平说,香港人如果因此而受到辐射而生病,或他们的家园受到辐射污染,他们完全是没有保险赔偿的。

她说,全球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共识,即核事故是灾难性的,不管是对个人或对经济而言,因此这并非是保险公司需要承担的风险,而是政府,政府需要拨备特殊的储备,应付突然而来的灾难,例如天灾、空难或恐怖主义。

日本政府拥有一个应对核灾难的特殊储备,对受到辐射影响的平民和商业提供保障。

她又说,等到灾难来临之后才开始计画储备,是没有用的,「如果某个地区附近有核子设备,这个特殊储备早应设立」。

香港保安局发言人说,任何人,不管在中国境外或境内,如果因为核意外而受到辐射污染,都可以在中国向有关的核厂营运者提出诉讼,如果是大亚湾出了事故,受害者可以向广东核电力合资有限公司或岭澳核电有限公司提出索取赔偿诉讼,两家公司都位于深圳深南路核电站。

但安娜蒂平女士认为,事情没有如此简单。她说,如果香港境外的大亚湾核电厂出了问题,需要负责的不一定是广东政府,如果香港人受到其他地区的核辐射影响,香港政府仍然需要对香港人负责,「尤其是香港与中国的特殊关系,这将是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

大亚湾产电量每年约140亿千瓦,当中70%输往香港。而大亚湾旁的岭澳有6座核发电设施,向广东提供电力供应。环保人士形容大亚湾及岭澳的核设施,是埋在香港后院的定时炸弹。

世上很多远离断层带的地方,一如香港,一般都没有接受保险或政府采取特殊措施应对地震所可能带来的影响,尽管大亚湾核电厂就在香港50公里外。南华早报引述安娜蒂平说,香港人如果因此而受到辐射而生病,或他们的家园受到辐射污染,他们完全是没有保险赔偿的。

她说,全球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共识,即核事故是灾难性的,不管是对个人或对经济而言,因此这并非是保险公司需要承担的风险,而是政府,政府需要拨备特殊的储备,应付突然而来的灾难,例如天灾、空难或恐怖主义。

日本政府拥有一个应对核灾难的特殊储备,对受到辐射影响的平民和商业提供保障。

她又说,等到灾难来临之后才开始计画储备,是没有用的,「如果某个地区附近有核子设备,这个特殊储备早应设立」。

香港保安局发言人说,任何人,不管在中国境外或境内,如果因为核意外而受到辐射污染,都可以在中国向有关的核厂营运者提出诉讼,如果是大亚湾出了事故,受害者可以向广东核电力合资有限公司或岭澳核电有限公司提出索取赔偿诉讼,两家公司都位于深圳深南路核电站。

但安娜蒂平女士认为,事情没有如此简单。她说,如果香港境外的大亚湾核电厂出了问题,需要负责的不一定是广东政府,如果香港人受到其他地区的核辐射影响,香港政府仍然需要对香港人负责,「尤其是香港与中国的特殊关系,这将是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

大亚湾产电量每年约140亿千瓦,当中70%输往香港。而大亚湾旁的岭澳有6座核发电设施,向广东提供电力供应。环保人士形容大亚湾及岭澳的核设施,是埋在香港后院的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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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解放军再屠杀人民,将遭遇西方联军的空中打击/王澄*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3月27日 来稿) 原标题:
如果解放军再次屠杀中国人民,将同样会遭遇西方联军的空中打击 .

这次西方联军对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费军队的空中打击,给中共独裁者上了一课,也与中国人民反对一党独裁运动以巨大鼓舞。 (博讯 boxun.com)

只要有企图大规模屠杀人民的事件,全世界正义力量对其进行人道主义干涉,就不应该有国界之分。像这次在利比亚人民推翻独裁者的斗争中,全世界正义力量很快汇集在­一起,如有必要,就会实施道义,经济,或军事的援助。“干涉他国内政”的托词已经毫无力量。

什么样的政权会被西方联军实施军事打击呢?看看卡扎费政权和国家的政治特点:

长期臭名昭著的独裁政权。

对内实行高压,镇压人民手段残忍。长期被世界人权组织围攻。

意识形态方面,公开否认文明世界的普世价值,对外以反对西方世界为标志;有作第三世界(实际上是邪恶势力)首领的意图,所以,公然和世界上各种邪恶势力勾勾搭搭­;或总是拿邪恶势力作为交换筹码,让西方民众极为反感。

劣等民族。(对比中国:在中共独裁者的领导下,全中国人民笃信阴阳五行;中国有多少孩子不读书?中国到现在还是二元社会,距人类现代文明差了几百年;这样的民族­不是劣等民族是什么?)





中共独裁者和中国国情就符合上面这四条。所以,西方联军对利比亚独裁政府的军事干涉是对中国人民的鼓励,因为今后只有我们人民打击中共独裁者的份,中共独裁者很­可能无法再明目张胆地用军事力量镇压中国人民,至少先要想一想西方军事干涉的可能性。


预祝中国人民非暴力抗争运动就此更上一层楼。

第六次中国茉莉花革命如期举行(图、视频)

[日期:2011-03-28]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作者:心语
2011-03-27

第六次中国茉莉花革命如期举行,由于不断有维权人士受监控,加上刘贤斌被当局重判引发各界不满,维权人士德华、书亚作词作曲希望藉此提升斗志。福州电动自行车涨价引发抗议,革命发起者呼吁各界响应继续抗争。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


第六次中国茉莉花革命在星期天如期举行,此前,除刘贤斌遭到重判之外,成都维权律师李双德、维权人士、链子门受害者辛清闲、湖南维权人士彭新忠被抓,北京维权人士王荔蕻遭刑拘。成都异议人士梁凯旋星期六晚上八点多被当地派出所民警和几名便衣带走,随后被抄家,梁凯旋隔天下午一点半被释放,他告诉本台记者:“这个事还没完呢,还在审查,他们把我电脑收走了之后现在还没还回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就是在网络上发表的一些什么言论。”


记者:“那有没有说和茉莉花有关系之类的。”

梁凯旋:“当然还在追查这个事。”

记者:“他们怎么说的?”

梁凯旋:“对不起,现在不太方便说话,旁边有人。”

记者:“那他们有对你做怎样的警告吗?”

梁凯旋:“当然有了,不能在网络上随便说话,也不准见朋友。”



就当局连串的警告传唤,维权人士德华、书亚作词作曲《维权战士歌--自由公民进行曲》,他们表示,在刘贤斌遭重判、茉莉花运动进入僵持阶段的艰苦时期,希望能用歌曲来提升斗志和气概。



除抓捕异见人士外,本台早前报导当局并限制了一些与茉莉花相关的艺术活动。网友郭保罗透露,参加了北京宋庄艺术展的三位艺术家成力、追魂、黄香,被宋庄派出所传唤、扣留,目前已被北京市通州区公安局羁押至通州台湖看守所。很多网友认为,显然是他们三人在艺术展中以行为艺术的方式讽刺了当局对茉莉花革命的恐惧引发了不满。



虽然当局加大力度进行维稳,但各种社会矛盾突出。中国茉莉花革命发起者在博客中就福州当局限订购买“达标电动车”提高电动自行车价格发出呼吁,因为同型号产品在福州的定价比北京的价格还贵600~1000元,希望各界予以关注,发起者表示,国家标准早已满足不了科技发展和行车安全的需求,可政府却迟迟不颁布新的标准,导致全国近1.5亿电动车用户受到影响。福州网友游豫平就此向本台表示:“电动车的厂商要跟政府部门拉拢一下,政府部门实施他的政策,要么危险,要么速度太快,其实就是让别人买他们的国标电动车。”



中国茉莉花革命自2月20日星期日下午两点在多个城市发起之后,虽然不断遭到当局高度戒备及打压,但发起者仍不断扩展集会城市。在香港的社会民主连线星期天下午再次响应中国茉莉花革命,数十名成员到中联办抗议请愿。成员吴文远告诉本台记者:“我们在国内的茉莉花运动给中央打压的这么厉害,但是每个礼拜有群众继续坚持这个茉莉花运动,如果在香港这个相对自由的地方,在中联办、新华社这些地方也一定要继续这么做。”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

来自 http://www.canyu.org/n23302c9.aspx  请收听:《维权战士歌--自由公民进行曲》

网友见闻 第六波北京茉莉花散步活动



[日期:2011-03-28] 来源:法广 作者:法广
网友见闻 第六波北京茉莉花散步活动 王府井

网友提供作者 法广

3月27日,有一位网友通过电子邮件给本台发来第六波北京茉莉花散步活动现场的情况,这位网友写道 : 西单与王府井的警力戒备程度与第五波茉莉花散步活动基本一致。政府并没有因为两会的结束与在敏感地段成功的控制前几波的散步活动而放松警惕。

3月27日,有一位网友通过电子邮件给本台发来第六波北京茉莉花散步活动现场的情况,这位网友写道 :

今天中午,西单与王府井的警力戒备程度与第五波茉莉花散步活动基本一致。政府并没有因为两会的结束与在敏感地段成功的控制前几波的散步活动而放松警惕。

今天的西单与王府井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不见了大白天遍街闪烁的不发声的警灯。

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从网友陆续向海外媒体披露北京茉莉花信息之后,北京当局在敏感地段的设置与控制手段在不断的做出调整,这充分说明,当局对海外媒体的信息是十分重视的,甚至重视到细节。此类细节,依此类推。

实事求是的讲,在这一点上,应该说警方是想按照上峰的旨意做到尽善尽美。

在“第二散步地点”西单大街麦当劳的门前,行人冷清,路人似乎更愿意穿过人行天桥到对面去走。

而在地下一层的肯德基里,卫生间前等候的女性排起了长队,而对面的男卫生间则没有人去。这是因为,这些女性大多是被喜欢洋快餐的孩子们纠缠而来。

西单广场依然被没有理由的严密包围,里面孤零零的停着一辆“依维柯”警车。

部分警察们躲在警车或大客里吃饭抽烟聊天,颇有就此驻扎下去的心态。

从西单到王府井要经过天安门广场,从车窗望去,在广场东西两端正在施工的草坪工地明显将天安门广场变的狭小,只剩下中间的一条。

在广场的西侧是刚开完“两会”的人民大会堂,中国网民为此开玩笑说,现在两会的代表不过是政治花瓶,作用不如“草坪”。

到了王府井大街,刚下车,在路边,就看到一辆运输车下来两名警察给执勤的警察送来荷枪实弹的武装带和手枪。

在“第一散步地点”麦当劳的门前,那个著名的古怪的“围墙”依然伫立,尽管麦当劳隔壁的商店和工美大厦已经开业,但在麦当劳、围墙、专卖店之间的狭窄的空隙竟然是中国最繁华的商业街——王府井步行街濒临东长安街的唯一进出口。

警察、保安、警车、城管、红袖章……经过于此的人流纷纷加快了脚步。

这一块的天空让人感到心灵压抑、幽暗,不安,甚至有某种不祥。但愿这是人民之福。



陈光诚老家临沂再爆计生血案,22岁青年惨遭杀害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3月27日 转载)

(维权网信息员徐进报道)本网信息员接山东博友鲁峰爆料:2011年3月21日晚上7点左右,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九曲镇计生委干部和九曲镇隋于埠村的妇女主任带领十几人,来到河东区太平镇小徐家寨子村徐帅帅(受害人)家,找徐帅帅的姐姐要求做节育手术。

来人在未找到当事人的情况下,和徐父发生争执,并动手殴打徐父。徐帅帅从卫生间出来看见自己的父亲被一群人痛殴受伤,遂上前制止,不料却被一个丧心病狂的歹徒用长刀扎进心脏,两刀之后,徐帅帅倒在血泊之中……22岁的徐帅帅就这样惨死在去往医院的路上。

事发后,当地计生委干部私闯民宅抓人杀人的恶性事件不胫而走,引起当地村民的愤怒谴责和抗议。受害家属多次找到地方政府和公安部门,却被以种种理由推脱不理,计生部门更是没有一个人出面安慰家属,赔礼道歉,而拔刀杀人的凶手至今逍遥法外。

受害家属称,他们找到了当地的新闻媒体反映情况,但是所有的媒体都听政府的。《沂蒙晚报》说不敢报道,当地电视台的【今日说法】说如果做节目需要上报,然后就杳无音讯……

现在,受害人的母亲因经受不了痛失爱子的打击,时哭时笑精神已经崩溃,而那位忠厚老实的可怜的父亲面对政府的冷漠也感到无助,曾一度要和杀人凶手们同归于尽。 (博讯 boxun.com)





河北保定男子称遭李刚刑讯逼供获刑13年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3月28日 转载)

来源: 新京报(北京) 

提示:石家庄青年王朝2007年因保定1起抢劫案获刑13年,其母怀疑案件造假,河北省高院也于去年11月要求重审。但主管刑侦的保定北市区公安副局长李刚称保证不存在造假,而王朝受访时说被逼供,“第一个动手的就是李刚,他给我的左手上了夹棍。”

保定一劫案作案时间成谜(组图)

2005年,王朝游玩时留影。王朝因涉及2006年一桩河北保定抢劫案而获刑。该案中存在诸多疑点,省高院已撤销原判。

今年3月12日,杨惠贤到石家庄鹿泉监狱探望被关押的儿子。目前她在准备辩护词等重审时为儿子辩护。 本报记者 孔璞 摄

这是一桩疑窦丛生的抢劫案。

2006年8月11日中午,河北保定发生一起入室抢劫案,警方从手机通话清单上查到,石家庄青年王朝有作案嫌疑。王朝遂被逮捕,并于2007年12月10日,以抢劫罪被判刑13年。

而王朝母亲列举出案中诸多疑点,比如手机通话清单缺乏出具人签名,多名证人证明案发当天王朝在石家庄处理交通事故。她怀疑,此案可能是儿子的合伙人联合有关民警,伪造而成。

2010年11月22日,河北省高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还认为被告人提供的没有作案时间的证据不能排除。

3月27日,主管刑侦的保定北市区公安局副局长李刚说,“我保证这案子不存在造假”。

本报记者 孔璞 河北保定、石家庄报道

石家庄青年王朝的母亲杨惠贤曾有很长一段时间,觉得这世界上存在“两个”王朝。糊涂起来时,她甚至不知该相信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虚构的。

事情源于2006年8月,保定市北市区发生一起入室抢劫案。经过近3个月的侦查,北市区警方锁定王朝是此案的疑犯。

在王朝案中,主管刑侦的保定北市区公安局副局长李刚,参与了审讯。

2007年12月10日,王朝一审被判抢劫罪,有期徒刑13年,由此开始了他的牢狱生活。

王朝倒霉透顶的日子,可以回溯到2006年8月11日。

依据石家庄市涉案物品价格鉴证中心工作人员出具的报告,那天上午10点半,王朝在石家庄被鉴定自己的车损为一万三千多元。

而按照保定北市区警方的调查,那天上午12点10分,王朝在保定市华电生活区入室抢劫。

这两桩事件,相差1小时40分钟,相距152公里,则在同一天击中了王朝。

保定持枪劫案

陈小菊于2006年8月11日中午,在家中被一持枪男子抢劫,至今她还会梦见被劫场景

“死里逃生”的陈小菊(化名)至今还记得,2006年8月11日,星期五,保定市天气炎热。

面对记者询问,陈小菊几乎能回忆起当天的全部细节。从303路公交车华电小区站下车,她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表:12点零6分。

在陈小菊印象中,那个中午没有任何异样,除了格外闷热。

她家离小区大门不远,不到5分钟,她就站在了5楼的家门口。

在陈小菊打开家门的一瞬间,从六楼冲下来一名男子,把她推进屋,并关上防盗门。

“他‘嗖’地冲到了我家门前,我根本反应不过来。”陈小菊说。

关于这名男子,陈小菊最先注意到的是,他脸上戴着口罩,随后是他手中的枪。

这是陈小菊第一次看到真实的手枪,她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这把枪上。她清楚地记得,这名男子冲地上打了一枪,“啪”的一声,枪口似乎还伴有红光。

接下来的一切,几乎是复制电视中最老套的抢劫案。

男子用黄色胶带缠住陈小菊的嘴和脚,然后逼她说出家里放钱和首饰的地点。陈小菊嘴巴未被缠紧,支支吾吾地告诉了男子。除了首饰钱财,陈小菊的红色翻盖三星手机也被抢走。

“抢劫时,男子十分放松,”陈小菊记得,他还用手机接了“三四个电话”,手机是“灰色、翻盖、方形的”。

离开时,男子把陈小菊放到卧室的床上,并从厨房拿了两瓶酒,一手一瓶,在卧室门口望了望她,便关门走了。

很久,陈小菊都一动不动躺在床上,她不确定,抢劫是否结束。

很长一段时间后,陈小菊从床上起来,她一眼看到卧室门口放着一瓶酒,“应该是男子手里的一瓶没有拿走”。

由于手脚被缠,陈小菊只能跳着前行,费力打开门,她先跳到四楼,敲门没人应答,又跳到三楼,使劲地敲门。

陈小菊觉得时间过得如此之慢,“从案发到我站在三楼门口,足有40分钟。”

门开了,一个小男孩探出头来,片刻惊讶后,回屋拿出一把剪刀。陈小菊的手脚才解除束缚。

直到现在,陈小菊仍然噩梦不断,她清楚地梦到那个劫匪:“身高1米7多,中长发,两只眼睛不大。”

石家庄的交通事故处理

在陈小菊被抢劫那天,多名证人证言青年王朝在石家庄处理一起交通事故

2006年8月11日,星期五,石家庄天气晴朗。

早上8点刚过,王朝就来到石家庄市交通事故处理大队修理厂。4天前,他和石家庄税务局的公务员邢世平,因撞车而争执不下。

邢世平觉得与他撞车的这个年轻人态度不好,“很横”。

这一年,王朝29岁,已经拥有两家公司,资产数百万。因为一天到晚忙工程,面对邢世平的指责,他颇有些不耐烦。最后两人约定,8月11日去修理厂,验损王朝的车。

修车厂老板钱程此前给王朝修过车,在验损时有扩大车损的倾向。

“我记得他们的验损单有些项目是后来添加的,不属于此次事故范围。保险公司代表为此发了火。”邢世平说。

核对结束后,钱程陪王朝、邢世平,到交警大队事故科。

两人在事故科开始办手续的具体时间,邢世平已回忆不起来,但他认为“9点之前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在修车厂耽搁了一段时间。

邢世平和王朝要在各种材料上共同签字,其中签订了一份《石家庄市道路交通事故财产损失价格鉴定结论书》,鉴定人是郭永军。

郭永军是当地物价局的公务员,被派驻交警大队事故科,负责定损价格鉴定。

在警方的问讯笔录中,郭永军承认,他是在2006年8月11日,为王朝和邢世平做了价格鉴定。而出具一份鉴定书的时间,一般在一个半小时左右,最长两个小时。郭永军他们是早晨8∶30上班。

这意味着,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应该是在上午10点30分,至11点之间,王朝能够处理完鉴定事宜。

鉴定完,王朝需要交700元鉴定费,但他没带那么多现金。

孔令冲记得那天上午11点之前,王朝打电话找他借钱,孔从朋友处借了1000元,交给王。

等王朝交鉴定费时,邢世平已缴完钱离开。但两人的收据编号是依次挨着的。邢世平的收据编号是9392127,王朝的则是9392128。

交完钱,领到鉴定书,王朝去找好友赵杰吃午饭。

赵杰回忆,席间,王朝心情大好,还笑着把鉴定书向赵扬了扬。吃饭时,王朝母亲杨惠贤还给王朝打了几个电话,叫他不要喝酒。

下午两点半,邢世平和王朝接受石家庄市桥西区事故科干警贾建立的调解,现场还有邢的女儿和同事。

手机清单锁定疑犯

警方从通话清单中查到,手机“139××××1190”曾在案发现场,而这是王朝的手机号码

遭遇抢劫后,陈小菊挣扎着走到小区门口,请求门卫拨打了110。

接警单显示,接警时间为8月11日中午的12点30分。10分钟后,北市区公安分局技术人员石俊鹏抵达案发现场,开始勘验。

石俊鹏在楼道口发现了曾捆绑陈小菊的胶带纸,并将其提取;随后在陈小菊家里对卧室门口的红酒酒瓶进行了拍照和提取。在仔细搜索后,石俊鹏并未发现其他异常情况,于是手写了现场勘验笔录一份,制图一张,照相22张。

13点50分,勘验结束。

回到公安局后,石俊鹏在实验室,对酒瓶经过502熏显后,发现了一枚指纹,并对该指纹进行了拍照固定。随后“在被害人要求下”,石将酒瓶还给了陈小菊。

凭一枚指纹如何能找到真凶?2011年3月22日,保定北市区公安局副局长李刚,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介绍说,他们从报案人问讯笔录中,找到线索。

陈小菊在问讯笔录中称,那名男子大致在那天12∶10—12∶50之间,接听了三四个电话。

警方开始寻找,那段时间内,通话三到四次的手机号码。排查结束后,警方未发现可疑号码。

“后来才意识到,我们忽略了非本市但案发时在保定漫游的号码。”李刚说。

重新排查后,警方锁定了一个“139××××190”的石家庄号码。

在警方出具的通话详单上显示,这个号码在那天的12∶10—12∶50之间,接听了三个电话,而且手机所使用的基站均为华电小区的基站。陈小菊就住在华电小区。

警方根据话单上的基站地点,勾勒出号码“139××××1190”,在2006年8月11日那天的行踪图。早晨8点前后从石家庄出发,于上午10点前抵达保定市区,12∶10—12∶50,有3次通话记录,下午两点半回到了石家庄。

李刚说,为了防止抓错人,我们还与这一号码前后通话的十多个人,进行了核实,证实此号码确实一直为犯罪嫌疑人使用。


杨惠贤说,她从没接到过警方的相关问询,因为“139××××1190”正是她儿子王朝用的手机号码。而杨惠贤称曾于8月11日那天中午,给王朝打过多个电话。

石家庄青年因抢劫被拘

直到检察院的起诉书发到手里时,王朝说他才知道,自己是因为抢劫罪被提起公诉

处理完交通事故后,王朝的生活基本算是波澜不惊,除了一次合伙人的登门威胁。

2006年9月21日,王朝的合伙人李氏兄弟找到王朝家,对杨惠贤说,他们与王朝有约200万的工程款纠纷,并称如果不让王朝把工程款结清,就找人把王朝抓起来。

“光天化日之下,说抓人就抓人啊,我还不信了。”杨惠贤后来曾对王朝这样说。

杨惠贤的父母是老革命,她的朋友都觉得她颇有军人的勇敢和直率。

10月31日晚上,王朝去给客户送货,并和朋友约好,当晚七点去饭店吃饭。

但快到八点了,王朝还没有出现,且手机关机。报警后,朋友们纷纷议论王朝是不是被仇家绑架了。

王朝失踪的当晚,杨惠贤一夜没睡,她的记忆几乎是空白,“思维停滞了,什么都想不起来。”

就在朋友们四处寻找王朝时,王朝被蒙着头,带到石家庄市的一家小旅馆,他是当晚7点左右在二环路上被警车逼停的。

10月31日19点前后,李刚带领民警,在石家庄逮捕了使用“139××××1190”号码的犯罪嫌疑人王朝。

小旅馆里,王朝的头罩被拿开,他看到一位“长脸、戴眼镜”的男子走进房间。

“这位是保定市北市区公安分局的李刚副局长。”一位民警介绍说。

在给母亲杨惠贤的信中,王朝说,接下来的一夜,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一夜,他“遭遇了从前在历史课本中得知的种种酷刑”。

今年3月12日,王朝在石家庄鹿泉监狱接受记者采访说“第一个动手的就是李刚,他给我的左手上了夹棍。当绳子抽紧的时候,我忍不住大叫起来:‘我的手断了!’”

王朝说,刑讯逼供过程中,他想认罪都不知道该认什么罪。

11月2日,王朝被送到保定市看守所,他说自己因被打得遍体鳞伤,看守所法医拍下照片,并依法拒收,又被送到保定市中心医院等医院抢救了11天,于11月13日送回看守所。

11月12日,杨惠贤收到警方送来的拘留证,上面写着“王朝因抢劫罪予以拘留”。

直到检察院的起诉书发到手里时,王朝才知道,自己因为抢劫罪被提起公诉。

“我当时就高兴了:我怎么可能入室抢劫呢,一点边都不沾,这下该出去了。”王朝说。

疑点一:手机话单造假?

警方提供的手机话单上没有出具人签名、盖章,并且不是移动公司出具的话单原件

2007年6月18日,王朝案第一次开庭。开庭后,便有越来越多的疑点浮现出来。

警方推断王朝行踪的一个依据是,“139××××1190”通话单。在庭上,王朝的辩护律师首先对该清单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手机通话单一般记录这样一些信息,机主的手机号,本机呼出呼入的号码,呼出呼入的时间,附件基站的站名,还有通讯时手机的串码。

也正是这组串码,让辩方律师王振荣生疑。

每个手机都有个单独编号,叫做手机串码。王朝的手机串码是,3515280150805473。.

而在通话单上,2006年8月11日14:30,出现了另一个手机串码,3551740065086301。

北市区警方解释称,刑侦大队通过串码技术分析,发现139××××1190电话卡曾于14:30时,在被抢手机上使用。也就是说,警方认为,那个尾号86301的手机串码,是属于陈小菊的手机。

但辩方律师指出,陈小菊使用的三星手机为一行货手机,其包装盒显示,串码尾号是8638,且只有15位。

而通话单上“陈小菊”的手机串码则是16位。

在庭上,控方称,手机串码后两位是任意的,后两位号码不对,也是同一部手机。

一位移动公司的技术人员告诉记者,所有行货手机,手机串码是唯一的,不可能出现两个串码,而且位数还不对。

辩方律师还指出,通话单上,王朝的手机串码对应的,是一部直板的诺基亚手机。陈小菊在问讯笔录中称,疑犯使用的是一部翻盖手机。

还有一点让辩方律师生疑的是,北市区公安分局提供的“139××××1190”通话单上,没有出具人的签名,也没有出具单位的公章。

王振荣说,作为证据,必须要有出具人、出具单位的签名和盖章。

在“13930111190”通话单上,有着这样一句说明,“该话单系我单位从石家庄市移动公司调取,与原件无异”,上面盖有保定市公安居北市区分局刑警大队的公章。

王振荣说,那原件在哪儿呢?刑警大队有资格证明,该话单与原件无异吗?

北市区公安分局对此曾这样解释,该电话清单系公安机关调取移动公司存储器内数据,经加工整理而成,用以确定犯罪嫌疑人。

疑点二:只有一枚指纹?

警方从案发现场只取到一枚指纹,王朝母亲怀疑公安机关中有人骗取了她儿子的指纹

在庭上,公安机关指认王朝为抢劫疑犯的另一证据,也遭到质疑。

侦查过程,公安机关调取河北冀兴高速公路公司保定管理处的监控信息,证实:一辆车牌尾数为“937”的小型车,于2006年8月11日早8点,从石家庄上高速,9点半从保定下高速。当天13点半,一辆车牌尾数为“937”号码的小型车又从保定上了高速。

而王朝那天驾驶的车辆,车牌号刚好是“冀AW5937”。

辩方律师王振荣说,“937”不是一个完整的汽车牌号,该车的车型、隶属哪里管辖都不得而知,怎么能证明,那车是王朝的车呢?

公安机关还提供了一个证据,证明王朝就是那个入室抢劫犯。

公安机关提取了王朝的指纹,与从酒瓶上获取的指纹,一同送去对比,发现两个指纹吻合。

但王朝的辩护律师,还是从这一证据中发现了一些疑点。

首先,民警石俊鹏在现场勘验时,在卧室门口发现的是一只红酒酒瓶,并摄有照片。为什么公安机关指纹送检报告上显示的是XO酒瓶?

其次,警方只从酒瓶上采集到一枚中指的指纹,而且是指尖朝上。那么指尖朝上,怎么能握住酒瓶呢?还有,为什么没有在现场采集到其他脚印或指纹呢?

王朝在狱中曾回忆了这样一个细节,2006年9月28日,一个朋友曾给他介绍认识一位保定的“歌厅老板”。王朝到场后,这位老板指着桌上的一瓶XO酒要请大家喝。王朝用手将酒推开,表示自己请客。

王朝说,后来接受审讯时才发现,那“歌厅老板”便是北市区刑侦大队干警王小龙。

杨惠贤怀疑,警方可能从她儿子王朝处骗取指纹。

一位曾参与审理王朝案的法官告诉记者,“我做过这么多年的刑庭法官,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现场只能找到一枚嫌疑人指纹的情况基本不存在。一般现场会有许多指纹和脚印的。”

疑点三:证人为何改证词?

警方又出具一份新证词和原供完全相反;该证人告诉记者那是警方“诱导性”问话的结果

王朝案第二次庭审是在在2007年6月27日。在两次庭审中,主审法官曹云廷均持王朝无罪的观点。

2007年8月底,曹云廷打算前往石家庄,询问移动公司出具话单的情形,以及听取公务员郭永军的证言。在曹云廷动身之前,王朝案的主审法官发生变动,曹云廷不再参与此案。

“这两个证据一旦由法院采集,或许能成为直接支持王朝无罪的证据。”一名参与审理王朝案的法官说。

2007年9月3日,王朝案进行第三次庭审。

审判过程中,保定北市区公安局副局长李刚进入法庭,当庭呈上一份新的证言。那是一份当天凌晨三点,干警王小龙从石家庄邢世平处取得的证言。

邢世平证明:王朝在2006年8月11日上午,不仅没有在石家庄处理车事故,还告诉邢他人在保定。

律师李波告诉记者,按照法律规定,证据提交应在审理阶段之前,审理阶段开始后再提交,不合法。

该案一审于2007年12月10日判决。

法院没有认定手机通话清单作为证据的真实性,但认定了,案发现场指纹为王朝所留,且有邢世平等证人证言和高速公路监管处信息佐证,判处王朝抢劫罪成立。

18天后,王朝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今年3月18日,记者采访邢世平,邢回忆了3年多前,干警王小龙凌晨找他取证的场景:“他先给我看了一张移动的话单,话单显示王朝的手机在8月11日确实漫游到保定,我就相信王朝一定是抢劫了。”

邢世平承认,警方的问话“有诱导性”。他举例说,警方会先问他“王朝是否在外地跟他打电话”,而王朝确实曾打电话说他在外地,但那是在案发前几天;警方还会问,王朝是否某个早上给他打电话。

邢世平说,在经过“巧妙的提问和组合”,最后就成了一份与他提供给王朝律师截然相反的证言。

省高院:没有作案时间的证据不能排除

省高院认为,被告人提供的没有作案时间的证据不能排除,并发回北市区法院重审

2007年12月14日,一审宣判的当天,王朝的母亲杨惠贤收到北市区公安局三名干警当面交给她的一封举报信,信中称,李刚是为帮助朋友,而将王朝投入监狱。

在狱中的王朝也曾对母亲说,他在接受审讯时,干警曾暗示过他工程款的问题,但没有更多的暗示。

3月27日,李刚对记者说,王朝的案子和工程款没关系。王小龙是一名普通民警,和王朝从来不认识,也没来往过。“这不是一个人在做这个案子,而是一个专案组在做的这个案子。”

当天,李氏兄弟也在电话中否认与李刚认识。

二审终审后,王朝又连续提起三次申诉,最后一次是2010年初,河北省高院决定提审。

记者获悉的一份省高院的资料显示,省高院对此案提出了14个疑点,包括具体案发时间不确定、酒瓶和指纹的证据提取不符合法律程序也不符合常理、王朝没有作案时间、警方认定王朝使用过被抢手机,但话单显示的串码与被抢手机不同等。

综上,河北省高院认为,此案可以定案的证据存在许多疑点,其中关键的一点是,被告人提供的没有作案时间的证据不能排除。

从石家庄到保定,大约为150公里。一位常年跑这条线的郑姓司机说,正常情况下单程较短时间为1小时15分,这还不包括离开高速,进出市区的时间。

根据公务员郭永军等人的证词,王朝一直在石家庄处理交通事故;而根据警方调查认为王朝是早晨8点从石家庄出发,约10点到达保定,作案后,又迅速返回石家庄。

“退一万步讲,即使王朝办完车损再赶赴保定抢劫,也还是来不及。11点交完鉴定费,一个小时出头就让他赶到石家庄,他又不会飞!”杨惠贤说。

此外,高院还指出,提取指纹的酒瓶又发回被害人,难以再次鉴定,因此无法确定100%准确,并排斥一切疑点。

2010年11月22日,河北省高院撤销原判,发回北市区法院重审。王朝将面临重新一轮的审判。

“我保证,在这个案子的工作过程中,绝对不存在造假。”李刚说,如今这个案子发回北市区法院重审,将来肯定会非常有意思。

杨惠贤已经自己准备了辩护词,一旦法院开庭,她将自己站到辩护席上为儿子辩护。


“不幸中的万幸,是2006年8月11日那天王朝处理车事故了,不然王朝永远也洗不清了。”杨惠贤说。

责任编辑:NN008(本文来源:新京报 作者:孔璞)netease (博讯 boxun.com)





【九评共产党】

【九评共产党】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

前言


一.以暴力恐怖夺取和维持政权

二.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

三.不断变化的立场原则

四.以党性取代和消灭人性

五.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灵

六.邪灵附体的特征

七.反省自己摆脱中共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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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在黄河与长江所哺育的这块土地上滋长生息,历经了数十个朝代,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其间有起有落、有兴有衰,波澜壮阔、扣人心弦。
1840 年,被史界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从中古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起点。从那时候起,中华文明大概经历了四波的挑战和回应。前三波挑战,可以以1860 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6年日俄在中国东北的战争为冲击肇因所形成的挑战,而中国对之的相应回应,则是器物引進(即洋务运动),制度改良(即戊戌变法和大清立宪),以及后来的辛亥革命。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的利益未被列强考虑,当时的许多中国人认定,前三波的回应全都失败了,因此出现了五四运动,从而开始了第四波,也是最后一个层面的回应,文化层面的全盘西化,随后更开始了极端革命,即为共产主义运动。

本文所关注的,是中国最后一波回应的结果,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分析一下在经历了160多年时间,付出了近亿非正常人口死亡、以及几乎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明之后,中国所选择的,或者说是中国所被强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一、以暴力恐怖夺取和维持政权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宣言》是这样结尾的。暴力,是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手段,也是最主要的手段,这是这个党产生之日起便被决定的第一个遗传基因。

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事实上是马克思死后多年才产生的。1917年十月革命的第二年,苏俄共产党(布)正式诞生。这个共产党是在对「阶级敌人」实行暴力中产生的,之后则在对自己人的暴力中维持存在。苏联共产党在内部整肃中,屠杀了两千多万「间谍」、「叛徒」和异己分子。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就是苏联共产党控制的第三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然继承了这种暴力传统。1927年到1936年所谓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江西人口从二千多万下降到一千多万,其祸之烈,可见一斑。

如果说,夺取政权的战争中暴力无可避免,那么世界上从来没有像共产党这样的在和平时期仍然酷爱暴力的政权。1949年之后,中共暴力残害的中国人,数目竟然超过之前近三十年的战争时期。

在这方面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中国共产党所全力支持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其夺取政权后居然屠杀了柬埔寨全国四分之一人口,包括该国的大多数华裔和华侨。并且,中共至今阻拦国际社会对红色高棉的公开审判,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继续遮掩中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扮演的恶劣角色。

必须指出的是,世界上最残暴的割据武装和残暴政权,也都和中国共产党有密切关系。除了红色高棉之外,印尼共产党,菲共、马共、越共、缅共、寮共、尼泊尔共产党等等,也都是中共一手支持建立,其中党的领袖许多都是华人,有些现今仍然躲藏在中国。

而世界上以毛主义为宗旨的共产党,包括南美的光明之路、日本的赤军,其残暴行径同样为世人所知所唾弃。

共产主义理论来源之一是進化论。共产党把物种竞争,推演到社会進化中的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進步的唯一动力。因此,斗争成为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及维持生存的主要「信仰」。毛泽东的名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正是这种生存逻辑的表白。

毛泽东的名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大纪元配图)

和这个表白同样闻名的,是毛泽东的另一句话: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重复使用暴力,是共产党政权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暴力的目的,是制造恐惧。每一次斗争运动,都是共产党的一次恐惧训练,让人民内心颤抖着屈服,以至成为恐惧的奴隶。

今天,恐怖主义变成了文明和自由世界的头号敌人。但共产党的暴力恐怖主义以国家为载体,规模更为巨大,持续时间更为长久,为祸也更为酷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共产党的这一遗传基因在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对共产党未来走向起决定性的作用。

二、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

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是暴力在制度中所发挥作用的比例。共产政权社会,显然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倒退。然而,共产党居然成功地一度令世人以为是進步。这些人认为,暴力的使用,是这种社会進步所必需而且必然的过程。

这不能不说是共产党对谎言欺骗运用得举世无双的结果。因此,欺骗和谎言,是共产党的另一遗传基因。

「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1947年7月4日发表的社论,仅仅三年之后,中共便派兵在北韩和美国兵戎相见,并把美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最邪恶的帝国主义分子。每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人,看到这篇50多年前的中共社论,都会感到无比的惊讶,以至于中共需要查禁重新出版类似文章的有关书籍。

中共建政后,肃反、公私合营、反右、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每次都采用了相同的手段。其中最著名的,是1957年中共号召知识份子给中共提意见,然后按图索骥捉拿「右派」,当被人指为阴谋的时候,毛泽东公开表示:那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谎言和欺骗,在这些夺权和保权过程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中国知识份子自古以来就具有深厚的历史意识。中国是世界上信史最长也最完整的国家,盖中国人要依据历史来判断现实,甚至从中达致个人精神的升华。因此,隐瞒和篡改历史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统治手段。从早至春秋战国,晚至文革历史全面加以隐瞒、篡改和改述,50多年来从未间断,并且对所有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努力,都无情地予以封锁和灭杀。

当暴力不足而需要加以掩盖修饰的时候,欺骗和谎言便登场了。谎言是暴力的另一面,也是暴力的润滑剂。

应该承认,这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创造,只不过共产党是把古已有之的流氓行径堂而皇之地加以使用而已。中国共产党承诺给农民土地、承诺给工人工厂、承诺给知识份子自由和民主、承诺和平,如今无一兑现。一代被骗的中国人死去了,另一代中国人继续对中共谎言着迷,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

三、不断变化的立场原则

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的时候,其中一位候选人说,人可以经常改变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但不能总是转变他看问题的原则,否则这个人便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句话深具启发性。

共产党正是一个典型。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建党八十年来的十六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竟对其党章修改了十六次,而夺取政权之后的五十年,对中国宪法大改了五次。

共产党的理想是社会公平,而社会公平的极致是实现共产主义。但今天,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而党国大员在八亿贫困人口的基础上,大多成了腰缠万贯的大亨。

中共的思想,从最早的马列主义,加上了毛思想,再加上邓理论,最后又有三个代表。其中,马列毛的主义和思想,和邓理论及江代表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其背道而驰以至相差万里,也居然可以被中共摆在同一张神台上加以膜拜,实在是古今一大奇观。

共产党从没有祖国,建立全球大同,到今天的极端民族主义;从剥夺所有私有财产,打倒一切剥削阶级,到今天的吸引资本家入党,其基本原则南辕北辙自不必说。在其发迹和维持政权历史上,昨天坚持的原则今天放弃,而明天又再改变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无论如何改变,共产党的目标明确,那就是夺取和维持政权,以及享受社会权力的绝对垄断。

中共历史上的十多次所谓「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说穿了,无非是改变其立场和原则时候的内部倾轧而已。

需要说明的是,每次立场和原则发生改变,都是因为中共的合法性和生存碰到了无法回避的危机而引起。国共合作,亲美外交,改革开放,推动民族主义,无一不是如此,但每次妥协都是为了对权力的夺取或者稳固。每一次的镇压——平反的周期循环,也莫不由此而发生。

西谚有云:真理需要坚持,而谎言永远变化。智哉斯言!

四、以党性取代和消灭人性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列宁式的政党。中共建党之初,便确立了建党的三大路线,即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若以通俗的语言来描述这三大路线,思想路线是共产党的哲学基础,政治路线即确立目标,然后以严厉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一目标。

共产党员以及共产社会的人民首先被要求的,是绝对的服从,这是所谓组织路线的全部内容。

在中国,人们了解共产党员普遍的双重人格特征。在私下场合,共产党员多具有普通的人性,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也有普通世人的优点和缺点,他们或许是父亲,或许是丈夫,或许是好朋友,但凌驾在这些人性之上的,则是共产党最为强调的党性。而党性,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永远超越普遍人性而存在。人性当成相对的,可变的,而党性则是绝对的,不能被怀疑也不能被挑战。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母女告发和师生互斗的事情普遍存在,那是党性在起作用。早期,中共高级干部的家人被划为阶级敌人被镇压,中共干部无法相救的事例更多,也同样是党性的作用。

这种党性,是共产党组织长期训练的结果。这种训练,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在幼儿教育中,所给出的标准答案虽然不合常识和儿童人性,但却是获得成绩的标准。中小学乃至大学的政治教育中,学生学到的,是必须遵从党所给出的标准答案,否则无法合格和毕业。

一个党员,无论他在私下对你表达了怎样的意见,但一旦作为党员表态时,必然要和「组织」保持一致。这个组织由下至上,最后统一到这个庞大集团金字塔的最高一点,这是共产党政权的最重要的结构特征,绝对服从。

在今天,中共已经完全蜕变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团,或已不再有共产主义的追求目标,但组织原则没有变化,绝对服从的党性要求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党,以凌驾所有人类和人性的方式存在,一切危害或者被认为可能危害到党的组织或者领导人的人,都会被立即加以清除,无论这个人是普通百姓还是中共的高级领导人。

中共领导人(大纪元配图)

五、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灵

天地万物都有其生成衰亡的生命过程。

和共产党政权不同,所有的非共产党政权社会,无论其如何专制和极权,社会都有一部份自发组织和自主成份。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二元的结构,农村以宗族为中心自发组织,城镇以行会为中心自发组织;而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只管理县级以上的政府事务。

现代除共产党以外的最严酷的极权社会如纳粹德国,仍然保持了私有产权和私有财产。共产党政权中,所有这些自发组织和自主成份被彻底铲除,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

中共集权(大纪元配图)

如果说前一种社会形态是由下至上的、自然发生成长的社会状态,那么共产党政权则是一种反自然的社会状态。

在共产党那里,没有普遍的人性标准,善良和贪恶、法律和原则变成随意移动的标准。不能杀人,但党认定的敌人除外;孝敬父母,但阶级敌人父母除外;仁义礼智信,但党不想或不愿意的时候除外。普遍人性被彻底颠覆,所以共产党也是反人性的。

所有的非共社会,大多承认人性善恶同在的现实,然后以固定的契约来达致社会平衡。共产社会不承认人性,既不承认人性中的善良,也不承认人性的贪恶。铲除这些善恶观念,按照马克思的话说,是彻底颠覆旧世界的上层建筑。

共产党不信神,也不尊重自然万物,「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战天斗地,残民以逞。

中国人讲天人合一,按照老子的说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和自然是一个连续的宇宙状态。

共产党也是一种生命,但其反自然、反天、反地、反人,是一种反宇宙的邪恶生灵。

六、邪灵附体的特征

共产党组织本身并不从事生产和发明创造,一旦取得政权,便附着在国家人民身上,操纵和控制人民,控制着社会的最小单位以保护权力不致丧失,同时垄断着社会财富的最初来源,以吸取社会财富资源。

在中国,党组织无所不在,无所不管,但人们从来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财政预算,只有国家的预算,地方政府的预算,企业的预算。无论是中央政府一直到农村的村委会,行政官员永远低于党的官员,政府听命于同级党组织。党的开销支出,均由行政部门开销中付出,并不单列开支。

这个党组织,就像一个巨大的邪灵附体,如影随形般附着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单元细胞上,以它细致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和每一个单元细胞,控制和操纵着社会。

这种古怪的附体结构,在人类历史上,有时候在社会局部出现,有时候在整个社会短暂出现,却从来没有像共产党社会这样彻底、长久而且稳定持续。

所以,中国农民才会如此贫穷辛苦,因为他们不但要负担传统的国家官员,还要负担和行政官员同样人数甚至更多的附体官员。

所以,中国的工人才会如此大规模下岗,因为那些无所不在的吸血管道,多年来就一直在吸取企业的资金。

所以,中国知识份子才会发现自由是如此的困难,因为除了主管的行政机构外,还有那个无所不在却又无所事事而专门监视着他们的影子。

附体,需要绝对控制被附体者的精神以获得维持自身存在的能量。

现代政治学一般认为,社会权力有三个来源,即暴力、财富和知识。共产党以垄断和肆意使用暴力,剥夺人民财产,以及最重要的,剥夺言论和新闻自由,剥夺人民的自由精神和意志,来达到其绝对控制社会权力的目标。以此而论,中共这一附体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无出其右者。

七、反省自己摆脱中共附体

马克思在共产党的第一份纲领文件《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宣布:1848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遊荡」。一百年后,共产主义已经不仅仅是幽灵,而是真正具有了具体的物质实相。这个幽灵,在上个世纪的一百年中,像传染病般在全世界泛滥展开,屠杀了数以千万人的性命,剥夺了亿万人的个人财产甚至他们原本自由的精神和灵魂。

共产党的初始原则,是剥夺所有的私有财产,進而消灭所有「剥削阶级」。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是民众所有社会权利的基础,很多时候,也是民族文化载体的重要部份。被剥夺了私有财产的人民,也必然被剥夺精神和意志的自由,進而最后丧失争取社会和政治权利的自由。

中国共产党因为自身生存危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经济改革,把人民财产权利部份归还,也把共产党政权这个庞大而精密的控制机器,捅出了第一个窟窿,这个窟窿,到今天越来越大,发展成为全体共产党官员发疯般为自己聚敛财富。

这个以暴力和谎言,不断变换自己外表形象的附体邪灵,近年来败像尽显,已经到了惊弓之鸟、风声鹤唳的程度,它以更加疯狂聚敛财富和控制权力来试图自救,但却更進一步加剧了其危机的到来。

现今的中国,貌似繁荣,但社会危机已经积累到了空前的地步。按照中共的习性,或许将再一次施展其过去的伎俩,这包括再次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对六四事件当事人或者法轮功等平反,又或者制造出「一小撮」敌人,以继续供其展示暴力恐怖力量。

中华民族在一百多年来所面临的挑战中,从器物引進、制度改良到最后的极端激烈革命,付出了无数生命,丧失了绝大部份民族文明传统,现在证明仍然是一个失败的回应。在全民的仇恨、愤懑中,一个邪灵乘虚而入,最终控制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仍然继承古老文明的民族。

在未来的危机中,中国人无可避免地需要再次進行选择。但无论如何选择,中国人都必须清醒,任何对这个现存的邪灵附体的幻想,都是对中华民族灾难的推波助澜,都是向附在身上的邪恶生命输注能量。

唯有放弃所有幻想,彻底反省自己,而坚决不被仇恨和贪婪欲望所左右,才有可能彻底摆脱这一长达50多年的附体梦魇,以自由民族之身,重建以尊重人性和具有普遍关爱为基础的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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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校对更新


九评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


前言

一。共产党起家是其积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

二。中国共产党不光彩的起家史

三。党邪恶基因的表现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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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按《说文解字》,「党」(繁体,上尚下黑)意即「尚黑」。「党」,「党人」,在汉语中含有贬义。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中注释为:「相助匿非曰党。」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小集团,往往被称为「朋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好的概念,与「狐朋狗党」同义,「结党」和「营私」连在一起。

为什么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共产党,并且成了气候还夺取了政权?中国共产党不断给中国人民灌输: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还是共产党结党营私,逼迫中国人民接受?我们只能从历史中找答案。

从满清后期到民国初期,中华古国经历着巨大的外来冲击和内在变革,社会处于混乱和痛苦之中。其间许多知识份子和仁人志士,满怀济世救国的忧患意识。但是在国难和混乱中,他们由失望变成了完全的绝望。有病乱求医,他们到中国以外寻找灵丹妙药,英国式的不行就换法国式的,法国式的不行再换俄国式的,不惜下猛药烈药,恨不得一日即能振兴中国。

五四运动就是这种绝望的充分表现,有人主张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张引進洋文化,总之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反对中庸之道,急于走捷径,主张砸烂一切。他们中的激進份子,一方面报国无门,一方面对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认为现实世界无可救药,只有自己找到了历史发展的机关,对革命和暴力抱以巨大热情。

不同的机遇让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理论、学说、路线。终于有一组人,他们碰上了从苏俄来的共产党联络人,「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马列思想迎合了他们的焦躁情绪,符合他们救国救民的愿望,一拍即合。他们把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思想,引入了中华。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有13人,后来死的死,逃的逃,有人投靠日本人做了汉奸,有的脱党投靠了国民党,成了叛徒或机会主义分子,到 1949年中共掌权时,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还留在中共党里。不知这些中共建党人当时有没有想到,他们从俄国请来的这个「神灵」却是一个邪灵,他们找来的这剂强国之药却是一付烈性毒药。

当时革命成功不久的苏俄共产党政权,已对中国抱有野心。1920年,苏俄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中国等国共产党的建立工作,主管为舒米亚茨基,维经斯基做副手,和陈独秀等人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6月他们向共产国际提交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计划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 1921年7月23日,在尼科尔斯基和马林的组织下,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从此,共产主义运动被实验性的引進中国,党的生命大于一切、征服一切,开始给中国带来一场无休止的浩劫。

一、共产党起家是其积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

在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要移植進来一个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的共产党,引入一个外来邪灵,实在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中共用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欺骗民众和爱国无门的知识份子,又進一步歪曲已被列宁严重歪曲了的共产主义理论,以此为依据,摧毁一切不利于它的统治的传统和价值,消灭一切不利于它统治的社会阶层和人士。中共拿来了工业革命对信仰的摧毁,又拿来了共产主义更彻底的无神论。中共拿来了共产主义对私有制的否定,又拿来了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与此同时中共还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帝王制的最坏部份。

中共的起家历史,是一个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中共完善着它「中国特色」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这些基因承传不断,手段和恶性程度在危机中進一步得到强化和发展。

(一)基因之一:邪——披上马列主义的邪皮

马克思主义当初吸引中国共产党人的是「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正是马列根本之邪。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其实是狭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剩馀价值的经济学,在早期资本主义还不发达时,片面短视的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已经被历史和现实所否定。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强权政治和无产阶级主宰论。《共产党宣言》以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阐述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及哲学观。无产者以打破已有的传统道德和社会关系、夺取政权为斗争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把共产主义放在与一切传统对立的位置。

人类天性对暴力是普遍排斥的,暴力之中人变得暴虐,共产党的暴力学说从本性上被人类的共性所否定。与任何先前的思想、哲学、传统都查不到实质上的渊源关系,是天地间凭空掉下来的一个莫名的恐怖体系。

这种邪恶观念的前提是「人定胜天」,人为的改造世界。共产党用「解放全人类」、「世界大同」的理想吸引过不少人,一些具有忧患意识而又渴望干一番事业的人,最容易被共产党蒙骗。他们忘记苍天在上,在建立「人间天堂」的美丽谎言中,在建功立业的征战中,他们蔑视传统,将他人的生命看轻,也把自己的生命变得轻于鸿毛。

人造的「共产主义世界」被奉为真理,「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共产党用这种绝对、荒诞的理念去斩断人和上天的渊源关系,斩断他们和祖宗、民族传统的血脉,召唤他们为共产主义献身,加持共产党的虐杀能量。

(二)基因之二:骗——邪恶要装正神,就要行骗

邪一定要骗。共产党要利用工人阶级,封他们为「最先進的阶级」,「大公无私」,「领导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等;共产党要利用农民,称赞他们「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许诺「耕者有其田」;共产党需要资产阶级的帮助,于是封之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许诺以「民主共和」;共产党快要被国民党彻底剿灭了,于是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承诺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抗日战争一完,便大打出手,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建国后很快消灭了资产阶级,最后把工农变成了彻底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

统战是党骗的典型一招。为了打赢内战,共产党一度改变过去一定要杀死地主、富农全家的做法,对地主、富农这样一些阶级敌人,采取了「临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1947年7月20日,毛泽东指示说:「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取缓和态度。……藉以减少敌对分子。」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地主富农仍没有逃脱群体灭绝的命运。

说一套做一套。党要利用民主党派时,其口号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而任何真正不同意、不符合它思想、言行和组织的,都要加以消灭。马克思、列宁和中共领导人都说过,共产党的政权不能与人共享,共产主义一开始便直截了当的带着独裁主义先天基因。由于它的专制排他性,无论是夺取政权时期还是掌握政权时期,共产党从来没有和其他政党和团体真诚相处过,所谓宽松时期也至多是「花瓶」待遇。

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

(三)基因之三:煽——善于制造仇恨,挑起一部份人斗另一部份人

骗为了煽。斗争一定要有仇恨,没有仇恨可以制造仇恨。中国农村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产党建立政权的根本障碍。农村社会本来是和谐的,土地所有和租用关系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地主养活农民,农民养活地主。这种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关系,被共产党改变成阶级对立、阶级剥削的关系,变和谐为敌对、为仇恨、为斗争,变合理为不合理,变有序为混乱,变共和为专制,主张剥夺,谋财害命,杀地主富农本人,杀地主富农家人,杀地主富农家族。不少农民不肯强夺他人的财产,白天拿了,晚上又送回地主家去,被工作队知道了骂作阶级觉悟不高。

白毛女本来是仙姑,不是被压迫的故事,被部队文工干事改编成话剧、歌剧、芭蕾舞来煽动阶级仇恨。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不抗日,还攻击国民党政府卖国不抗日,甚至国难当头还煽动人们反对国民政府。

挑起一部份人仇恨和格杀另一部份人的手法是共产党运动的经典手段,「95%:5%」的阶级划分公式因此而来。共产党后来的系列政治运动充分运用、不断发展了这一手法。划進95%则安全无事,掉進5%则成为被斗争的敌人,争取能站進95%的行列成为大多数人在恐惧中的自我保护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风。

(四)基因之四:痞——流氓痞子组成基本队伍

痞是邪的基础,邪就得用痞。共产革命是痞子流氓起义,经典的「巴黎公社」纯粹是社会流氓的杀人放火打砸抢。连马克思也看不起流氓无产阶级,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份,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天生的分散性与愚昧性,甚至不够格称作阶级。

中国共产党从恶的方面发展马克思的东西,毛泽东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流氓无产者加持了中共的暴烈,建立了早期农村苏维埃政权。「革命」,这个被共产党的话语系统灌注了正面意义的语词,实在是所有善良人的恐惧和灾难,是取「命」来的。文革时讨论流氓无产者,共产党认为自己被叫做「流氓」不好听,缩写为「无产者」。

痞的另一个表现是耍无赖,被人称为独裁时摆出一副恶霸嘴脸:「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施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

(五)基因之五:间——渗透,离间,瓦解,取代

骗、煽、痞犹不够,间亦用之。中共渗透有术,地下工作的「前三杰」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北风,他们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中央特务二科科长陈赓。钱壮飞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中华民国政府军第一、第二次对江西的围剿决策和情报,钱壮飞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信函,经李克农亲自送至周恩来手中。1930年4月,表面上由钱壮飞率领,实际上由陈赓领导,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证件和经费,在东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属国民党、暗属共产党的双重特务组织。李克农亦曾打入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担任译电员,中共保密局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急电就是被李翻译后由钱壮飞送给周恩来的,免除了被一网打尽的下场。

亲共的杨登羸担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特派员,中共认为不可靠的党员,便让他去逮捕和处决。河南一个老干部,曾因得罪了共产党中的干部,便被自己人开后门送到国民党监狱中关押了好几年。

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情报战线直达蒋介石身边,国防部作战次长、掌握国民党调动军队大权的刘斐中将竟是中共地下党。在被调动的军队自己还不知道时,延安就已经得到情报,并据此而拟好作战计划。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熊向晖,将胡宗南大军進攻延安的计划通报周恩来,以致胡宗南打進延安时,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周恩来曾经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

(六)基因之六:抢——巧取豪夺成为新秩序

中共的一切都是抢来的。拉起红军搞武装割据,军火弹药、吃饭穿衣需要钱,而「筹款」的形式是打土豪抢银洋,与土匪没有区别。李先念的红军在鄂西一带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不是绑一个,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绑一个,叫「绑活票」。「绑活票」不「撕票」,即不杀人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里人一坛一坛不断地送大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喂饱了红军,或是家破人亡,无油水可搾,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有人因此被惊吓折磨致死。

「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巧取豪夺推广到社会,代替传统成为新的秩序。共产党大恶小恶都要做,大善小善都不积。什么人都给点小恩小惠,为的是挑动一部份人斗另一部份人。于是积善重德被搞掉了,只要会杀人就行。「共产大同」实际成了对暴力豪夺的认同。

(七)基因之七:斗——摧毁传统宗法秩序和国家制度

骗、煽、痞、间均为了抢、斗。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共产革命决不是无组织的打砸抢,党说「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指明要摧毁乡村的传统制度和习惯。

共产党的斗还包括武斗、武装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夺取政权时要斗,若干年后的文革中,同样的斗争基因又被用于教育下一代。

(八)基因之八:灭——创造了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

共产党做的许多事都很绝。其许诺知识份子以人间天堂,而后来把他们打成「右派」、改造成「臭老九」。其对地主资本家财产的剥夺,对地主富农阶级的消灭,对乡村秩序的摧毁,对地方政权的攫取,对有钱人的绑票勒索,对战俘的思想和灵魂洗脑,对工商资产阶级的改造,对国民党的渗透和瓦解,对共产国际的分裂和背叛,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清洗,对党内的高压政治,做的事都很绝。

这一切,无不建立在它的群体灭绝理论基础之上,历次运动无一不是恐怖主义的群体灭绝运动。共产党从早期就开始不断创造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由共产党的阶级论,革命论,斗争论,暴力论,专政论,运动论,政党论等等组成,全是各种各样群体灭绝实践经验之总汇。

中共最大特色的群体灭绝是从思想上和人性良知上的灭绝,这是符合其集团根本利益的恐惧统治方法。你反对它,它要消灭你,你拥护他,它也可能要消灭你。它认为需要消灭的就要消灭,以至造成每个人都有危机感,都惧怕共产党。

(九)基因之九:控——用党性控制全党,再教化到全民和全社会

所有的基因都为着同一个目的:恐惧型的高压控制。共产党的邪恶,使它成为所有社会力量的天敌。从成立之日起,共产党就在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中挣扎,其最大危机一直是生存危机,存在就是恐惧,永恒的危机感。危机中的恐惧成了共产党最高利益所在——艰难维持党的集团存在和权力。共产党常不得不以表面的更坏补充着它力量的不足。党的利益不是个体党员利益,也不是所有个体利益的总和。它是共产党集团的利益,高于个人的一切。

「党性」是党这个邪灵最厉害的本质之一,具有无限扩展,吞噬人性,把人变成非人的强制能力。周恩来和孙炳文是同志,孙炳文死后,其女儿孙维世被周恩来认作干女儿。文革中孙维世挨整,孙维世的家人在她死后发现她头上被钉進了一颗长钉子,可是在孙维世的逮捕书上签字同意的却是周恩来。

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任弼时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鸦片专员。鸦片是列强侵略中国的象征,敢冒违背民族大义之大不韪而大片种植鸦片,确实需要点党性。因为极为敏感,中共用「肥皂」作为「鸦片」的代号,输往境外赚取经费。中共新领导人在任弼时生日一百周年时发表讲话,称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他的党性高度评价。

一个党性模范是张思德,党说他是烧砖窑倒塌而牺牲,民间说他是烤鸦片而死。因为他默默在中央警卫团当兵,不求升迁,得到了中共「重于泰山」的褒奖。他和后来的另一个典型的党性榜样,以「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銹的螺丝钉」著称的雷锋,俩人长期被用来教育全体中国人,要像他们那样忠于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共产党的无数英雄模范都被用作这种强化党的钢铁意志和党性原则的示范。

在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更是把思想控制的基因发扬光大,共产党成功铸造了几代党的「工具」和「螺丝钉」。党性被强化成了一贯的思维定式,千篇一律的行为模式,推展到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党性行为模式披上国家之皮,党性思维定式成为全国人民的自我洗脑,服从和配合邪恶的机制。

二、中国共产党不光彩的起家史

中国共产党说自己的历史是「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历史,往自己脸上贴金是为了赋予共产党政权合法性。事实上,共产党的发家史一点也不光彩。它只有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的九大基因,才最终夺取了政权。

(一)中共成立——吸苏共的奶水长大

中共教育人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中共成立之初,是苏俄的亚洲中国支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卖国政党。

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没有钱,没有理论和实践,更没有主心骨,加入共产国际是对暴力革命的参与和依附,中国暴力革命和马克思、列宁阶段的暴力革命一脉相承。共产国际是全球颠覆各国政权的总指挥部,中共那时是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执行苏俄红色帝国主义的东方路线。中共仰仗苏共成熟的暴力夺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都听命于苏共,照抄外来非法组织的地下秘密生存方式,实行严密监视控制。苏共是中共的主心骨和靠山。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是由共产国际主持制定的,宣言依据的是马列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建党学说,以苏共党纲作为重要依据。中共党的灵魂是苏共式的外来品。中共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经有不同意见,马林带一封信给陈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虽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听从共产国际教廷的命令,隶属和屈从苏俄。

陈独秀在1923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一年来,共产国际在中国用款20馀万,而中共成绩不佳,共产国际责备中国同志太不努力。

据中共解密文件不完全统计,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收入16,655元;1924年1500美元和32,927.17元;1927年为 187,674元,每月共产国际给费用平均在2万元左右。中共现在的拉关系、走后门、迎合、买通、甚至威胁等方法在早期已经使用。

共产国际主管曾严厉批评中共中央不断要钱的做法,「他们利用经费来源不同(国际联络局、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军事组织)这一情况,得以弄到这些经费,因为这一个来源不知道另一个来源已经拨出。……有趣的是,前来的同志总是不仅十分清楚地了解俄国同志的情绪,而且甚至了解应该怎样区别对待与这项或那项拨款相关的某位同志。而一旦多数同志相信不能通过正式途径弄到,就开始逃避事务性的会见。然后采取最粗暴的敲诈手段,如散布谣言,说什么基层工作人员似乎责备苏联,把钱给了军阀而不给中央。」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附体挖心,破坏北伐

中共一直教育人民,蒋介石背叛了国民革命,共产党被迫武装起义。

实际上,共产党发起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为了附体于国民革命发展自己,并且在行动中急于夺权发动苏维埃革命,破坏和背叛了国民革命。

1922年7月中共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因为急于夺取政权,反对与国民党联合的意见主导了大会。但是太上皇共产国际推翻决议,指令中共加入国民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去世以前已经提出领导权问题。如果孙中山没有去世,中共夺权针对的就不是蒋介石了。

靠了苏俄撑腰,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大肆抓权: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冯菊坡担任工人部长全权处理事务的部秘书,林祖涵担任农民部长,彭湃在农民部担任部秘书,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军校、军队领导权向来是共产党关注的焦点: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张申府担任副主任。周恩来还兼军法处处长,到处安插苏俄军事顾问。不少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军校政治教官和教职人员,担任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并规定没有党代表的附属签名,一切命令均不生效。这样附体国民革命的结果,使得中共由1925年的不满千人,暴增至1928年的三万人。

北伐革命始于1926年2月。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進行了三次武装暴动,最后進攻北伐军师部,被北伐军解除了武装。广东的总罢工纠察队每天都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这样的骚扰直接导致了「四‧一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大清洗。

1927年8月,国民革命军内的共产党藉机发动南昌暴动,被很快镇压下去。9月发动了攻打长沙的秋收起义,也被镇压下去;共产党开始实行「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的网络式控制,流窜到井冈山地区,建立农村局部政权。

(三)湖南农民暴动——发动痞子造反

北伐期间,国民革命军在征战军阀,共产党在农村造反夺权.
1927 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也是流氓起义,与首场著名的共产革命巴黎公社流氓起义互相佐证。法国人民和当时在巴黎的外国人都亲自见证,巴黎公社社员是毫无理想、破坏成性的一群流寇,住高楼大厦,吃美味珍馐,只知眼前快乐,不知有死。巴黎公社暴乱期间,他们实行报禁;把给国王宣讲的达尔布瓦大主教抓作人质枪毙,暴杀教士六十四人;纵火焚烧宫殿;官署民宅,纪功碑,铭勋柱,无不摧毁槌碎以为快事。法国首都富丽甲天下,欧洲无可伦比,起义过后,楼台化为灰土,民众惨成枯骨。惨酷之祸,古今罕有。

毛泽东承认,「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進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直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是革命的需要。」革命建立了恐怖秩序。

(四)北上抗日——失败逃亡

中共把「长征」说成是北上抗日,把「长征」炒成了中国革命的神话: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北上抗日是中共掩盖失败的一个无耻谎言,史实是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共产党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中共农村政权相继丧失,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央红军被迫逃亡。这才是「长征」的起因。

向西突围,曲线接近外蒙和苏联是真正的长征路线意图。当时中共步履维艰,西進靠近外蒙,不至腹背受敌遭聚歼,兵败则進入苏联。选择走山西和绥远,一方面可以高举抗日大旗争得民心,另一方面是这一带安全,没有日本人,日军侵占的是长城一线。一年后共产党长征逃亡到陕北时,中央红军主力由八万多人减至六千人。

(五)西安事变——成功用间,二次附体

西安事变,指发生于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兵变。

按照中共的教科书,西安事变是张、杨逼蒋抗日的「兵谏」,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赴西安商讨事变善后事宜,在全国各界的调停下,事变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成为扭转中国危局的关键。中共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顾全大局、爱国抗日的红脸。

越来越多的资料揭示出,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张学良身边已聚集了许多共产党的特务。地下党员刘鼎,经宋庆龄介绍到张学良身边。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表扬说:「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而杨虎城的身边,夫人谢葆真直接就是共产党,在杨的军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后来官至外交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王炳南,当时是杨公馆的座上客。正是他们这些杨、张周围的许多中共党员直接策划了这次兵变。

事变之初,中共的领导人很想杀掉蒋介石,以报围剿之仇。当时中共在陕北力量已经很弱小,处于一役就可能被彻底消灭的困境,中共尽其煽、骗之能事,策动张、杨兵变。斯大林出于牵制日本避免其攻打苏联的需要,亲自写信给中共中央,指令不杀蒋介石,要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和周恩来也看到,凭当时中共的力量绝对不可能吃掉国民党,杀了蒋介石,共产党更可能被赶来报仇围剿的国民党军队所消灭。中共立刻改变腔调,以联合抗日为名,迫使蒋介石接受二次国共合作。

共产党策动兵变在先,把蒋介石置于屠刀之下,却又转过身来唱红脸,逼着蒋介石答应再次接纳共产党。中共不仅躲过灭顶之灾,而且得以二次附体国民政府,红军变成了八路军,再次发展壮大。中共之狡诈欺骗,不可不称高手。

(六)抗日战争——借刀杀人,扩大自己

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有一百七十馀万军队,十一万吨排水量的军舰,各种飞机约六百架。共产党加上1937年11月改编的新四军,总数仍没超过七万人,内部还争权分裂,已弱小到只需一战便可根除的程度。中共知道,如果把队伍拉出去跟日本人打仗,一个日军师团也打不过。中共的眼里,领导权而不是民族存亡,才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于是策划了「在联蒋过程中必须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但这只能在党内讲,并在实际工作中实现」的方针。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所为是和日本侵略者互相配合、并肩作战。在满洲事变宣言中,中共号召全中国人民「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贫民罢业,士兵哗变」,推翻中国政府。

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却只在后方收编地方军和游击队,除了平型关等几个屈指可数的对日战斗外,共产党无抗日战绩可言,只是在忙于扩大地盘,在日本投降时抢着受降日军,把自己扩充成号称拥有九十馀万正规军和两百万民兵的强大力量。抗日的正面战场则全留给了国民党军队,国民党战死疆场的将军二百多人,共产党的指挥官几乎毫无损失。中共教科书一再告诉人民,国民党不抗日,是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七)延安整风——开创令人闻风丧胆的整人模式

用抗日的名义吸引了无数爱国青年来到延安,在延安用整风迫害了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中共在建国以后把延安描绘成「革命圣地」,却不讲延安整风的罪恶。

延安整风运动是人中最恐怖、最黑暗、最残暴的权力遊戏。以整肃小资产阶级毒素的名义,党清洗着人的文明、独立、自由、容忍、尊严等价值。整风的第一步,是建立每个同志的人事档案,包括(1)自我概述,(2)政治文化年谱,(3)家庭成份与社会关系,(4)个人自传与思想变化,(5)党性检讨。

在档案中要交代你出生以后所有认识的人,发生的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反覆地写。发现有遗漏,就定成问题人物;还要交代参加过的所有社会活动,特别是入党的经过。重点交代参加活动过程的所思所想。最关键的是党性检讨,主要了解在思想意识上,言论上,工作态度上,日常生活上,待人接物上,是否有反党性的行为。以思想意识为例,要检查入党、入伍后是否计较个人利益,是否借党的工作达到私人的目的。对革命前途是否动摇过,或者战斗怕死,想家想老婆。因为没有客观标准,每个人都被发现有问题。

审查干部使用逼供信,清理内奸,必然产生无数冤假错案。整风时代的延安,被称作是一座人性的炼狱,伤害了大批干部。抗日军政大学進驻了审干工作组,两个月的赤色恐怖,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照相,是把人一批一批弄上台让大家看。面不改色者,就没有问题,否则就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

连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受不了,说延安的情形令人丧气,人们不敢与他人交往,各怀鬼胎,人人流露出紧张和恐惧,每人都不敢为真理及为被诽谤中伤的朋友辩护,只求保住自己的性命,恶棍因阿谀平步青云,侮辱同志、自我羞辱成为延安生活的特性。人们快疯了,大家都但求保住生命和饭碗,荣辱尊严、同志间的爱都被抛弃得一干二净。人们不再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背诵党领袖的文章。这一套做法几乎不做任何改动,就可作为共产党中国成立后大小运动的写照。

(八)三年内战——卖国夺权

俄国的二月革命是一个温和的资产阶级革命,沙皇也以国家民族为重,退位而不是反抗到底。列宁急忙从德国赶回俄国,又搞了一次政变,把推翻沙皇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们杀害,搞起共产革命来,把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扼杀了。中共和列宁一样,把国民革命的胜利果实摘取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发动了推翻国民党政府的「解放」战争,把中国再次推入战争灾难。

中共以人海战术著称。辽沈、平津、淮海战役用的是人肉作炮灰的最原始、最野蛮、最不人道的战术。围困长春的时候,为了消耗长春城内的粮食供应,解放军奉命不许老百姓出逃。结果打长春兵困两个月,活生生饿死冻死阵地前城门外逃难的国民近二十万人而不肯网开一面,事后完全没有一丝愧疚,说「解放长春兵不血刃」。

1947年至1948年,中共先后与苏联签订《哈尔滨协定》和《莫斯科协定》,出卖祖国权益和东北资源,换取苏联在外交和军事上全面支持中共。双方协定苏共经常供应50架飞机补充中共,将收缴的日本武器分两期全部给予中共,苏方控制的东北的弹药、军用物资平价售给中共。国民党一旦对东北发动两栖登陆攻势,苏共秘密协助中共军队作战。苏联协助中共夺取新疆控制权;建立苏中联合空军力量;装备中共11个师。把美国援助苏联的130亿美元的武器的三分之一运入东北。

中共为了获取苏联支持,承诺苏联对东北陆路、空中交通的特权;对苏提供国民党政府和美军行动情报;以东北物产、棉花、大豆、战略物资供应苏联,换取精良武器;苏联有优先开采中国矿产的权利;有权在东北和新疆驻军;苏联可将远东情报局设在中国。如果欧洲爆发战争,中共应派远征军10万,劳工2百万支援苏联。除此之外,中共还承诺将辽宁、安东省的特别区域在适当时并入朝鲜。

三、党邪恶基因的表现

(一)党史的特征——永恒的恐惧感

永恒的恐惧感是中共党史的最大特征,维持生存成为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最高利益。这种延续生存的最高利益,以强力支撑着那变换无穷的皮中之恐惧本质。它像原生癌细胞一样扩散、渗透了肌体的每一个部位,使其他正常细胞死亡,任由恶性细胞疯长。在历史循环中社会解决不了共产党这个变异的物质,任其扩散,每一层次和范围都无法消化这种强力的变异因素,众多社会被污染,更大面积的泛滥着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因素。这些东西又不断的被共产党加强和利用,从根本上变异了人的道德和社会。

共产党是不讲人们公认的道义原则的。共产党的一切原则都绝对为其集团利益服务,以绝对自私为最高原则,没有任何道义原则抑制其集团欲望。从它的自我原则为根本,它需要不断披上不同的外皮。在这个持续危机锁链的早期,中共附着在苏共上,附着在国民党上,附着在国民政府实体上,附着在国民革命上;在它夺取政权以后,中共附着在各种机会主义上,附着在民意民情上,附着在社会机制和手段上,附着在一切之上,把每一次危机,都作为党发家的机会,加强其强制手段。

(二)一以贯之的邪恶是起家的「法宝」

共产党称革命胜利靠的是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国民党根据自己的教训,给共产党加了两条:宣传和使用间谍。党的各大「法宝」都贯穿着共产党所有的流氓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

马列从本质上就是邪的。滑稽的是中共党人都不懂马列。林彪曾说没有几个中共党员真正读过马列。瞿秋白被公认为思想家,承认仅仅看过一些马列皮毛。毛泽东思想是农民造反的山沟马列主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姓资。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更是什么也不是的拼凑了。中共不懂马列,只是从马列中继承了邪,又在其邪恶基础上塞進了它们更邪恶的私货。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共的统战工作,是骗和短期收买的并用。统是为了战,使共产党从孤家寡人变成人多势众,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有统就有分,分出哪些是敌、我、友、左、中、右,分出哪些该拉,哪些该打,什么时候去拉,什么时候去打。上一阶段可以化敌为友,下一阶段可以化友为敌。比如民主革命时期团结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消灭资产阶级。又比如民主党派领导人章伯钧、罗隆基等在夺取政权时期中共需要他们帮腔,取得政权后不再需要,便打成右派。

(三)党是成熟的流氓

党有软硬两面功夫。软功:宣传、统战、离间、特务、策反、两面三刀、挖心、洗脑、造谣欺骗、掩盖真像、心理战、制造恐怖气氛、恐惧症、健忘症;这些软功可以灭人性,调动恶的一面。硬功:暴力、武装斗争、镇压、政治运动、杀人灭口、绑架、消音、武斗、定期严打等等;这些硬功是党制造恐怖的保证。

党往往是软硬兼施,时松时紧,外松内紧,一放一收,引蛇出洞。中共不停的以民主来将国民党的军,但在共产党统治区内的知识份子王实味稍有一点不同意见,就被当成典型整斗,最后遭斧头砍死,即有名的「野百合花事件」。

一位参加过延安整风,挨过整的老干部回忆道,当时被拉去逼供信,在极度高压之下,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良心,编造谎言。第一次经受这种事情,想到自己对不起被牵连的同志,恨不得一死了之。刚好桌上放着一支枪,拿起来对准自己的脑袋,扣了扳机。没有子弹!负责审查他的那位干部这时走進来说,「做错了事承认就好了。党的政策是宽大的。」这样,党通过考验知道你达到极限,也知道你是「忠于」党的,于是过关了。

党总是这样把你置于死地,欣赏了你全部的痛苦屈辱,在你痛不欲生时,亲切地出来给你一条好死不如赖活的路,成为你感恩戴德的救命恩人。若干年后,这位老干部在香港了解了法轮功,感到很好。但一开始镇压,所有先前的记忆全回来了,再不敢说法轮功好。

类似的例子还有末代皇帝溥仪,被关在监狱里不断看见别人被杀,以为自己也要被处死了,出于活命的本能,主动配合,自己洗脑,最后写了《我的前半生》,成为中共成功進行「思想改造」的典范。

据现代医学研究,在恐惧高压和被隔离的环境下,许多受害者会对施暴者产生一种畸形的依赖,以其喜怒哀乐为自己情绪的转移,一旦后者施以小惠,前者便感激涕零,甚至生出「爱」来。这种心理学现象,早已被中共成功的运用于对敌人以至对人民的精神控制和思想改造之中。

(四)党是最邪恶的

中共绝大多数总书记都曾经被打成为反党分子。显然,这个党有自己的生命,是一个活的独立的肌体。不一定是党的领导人决定党的方向命运,而是党决定其领导人的命运。江西苏区面对国民政府军队围剿,连生存都成问题,却一点不妨碍党以打AB团的名义把自己人夜里拉出去枪毙,或者用乱石砸死,要节省子弹。在陕北日本人和国民党的夹缝里生存,却進行了以延安整风为名的内部大清洗,杀人无数。如此大规模的内部反覆大屠杀,却不影响其扩大势力最终统治中国大陆,把这种自相残杀模式从当年的小小苏维埃扩展到全国。

就像一个恶性肿瘤,在疯长的过程中,核心坏死了,外围还在不断向健康的原生的肌体扩散。原来的肌体部份被渗透后,成长出新的肿瘤。不管一个人好坏,一旦進入中共,就成了破坏力量的一部份,越正直越认真,破坏性越大。毫无疑问,当这个肌体被彻底毁坏时也就是这个肿瘤自己的死亡期。可肿瘤却是一定要这样的。

中国共产党公认的创始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文化人,不喜欢暴力,告诫共产党人,如果强化国民党内共产党的政党意识,对领导权有浓厚的兴趣,必然会导致革命内部的紧张。五四一代最激烈的人物尚心存宽容之道。他是第一个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人。

另一位领导人瞿秋白认为共产党应该亲自去战斗,去廝杀,去组织暴动,去摧毁任何一级可能摧毁的政权,用极度无序的办法使中国社会恢复秩序。不料,瞿秋白临死前坦承,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党的领导人王明奉命于共产国际,主张联合抗日,而不是扩大共产党根据地。在党的会议上,毛泽东和张闻天不能说服他们的同志,他们苦恼无法将实质一语道破:凭红军当时的实力,无力聚歼日军一个师团,凭一时的冲动把队伍拉出去拼,中国的历史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了。在「舍身取义」的传统文化主导的人文场中,毛泽东只好保持了沉默。王明后来被定为先左倾后右倾的机会主义。

胡耀邦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冤假错案平反,为共产党赚回了民心,仍然被打下去。赵紫阳为挽救共产党搞改革,最后也没有好下场。共产党的各届新政又能做什么呢?真正要改革共产党,共产党就会灭亡,共产党给他们的权力马上丧失合法性。靠一个机器自己生产出来的力改变它自己,到一定程度就肯定不行了。所以共产党的改革毫无可能成功。

党的领导人都是坏的,革命怎么还能進行并且扩大?在许多最邪恶的时刻,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败下阵来,因为他们的邪恶劲儿都不够水平,只有最邪恶的才能符合党的需要。党的领导人都是悲剧收场,党自己顽强的活着。能生存下来的领导人不是能操纵党的,而是摸透了党的,顺着党的邪劲儿走,能给党加持能量,能帮助党度过危机的。难怪共产党员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就是不能与党斗,都是党的驯服工具,最高境界也就是互相利用。

痞在今日已是党的一大奇观。党的这个错误是张国焘的,那个错误是四人帮的。毛泽东的三七开,邓小平的四六开。党却从来没有错,党错了是党自己纠正的,「向前看」,「不要纠缠历史旧帐」。连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都堕变成社会主义温饱,连马列主义都被「三个代表」取缔,连自己都可以骂。为了维护其统治,如果人们见到共产党搞民主,开放宗教自由,一夜之间抛弃江泽民,平反法轮功都不要奇怪。惟有一个东西不会改变——那就是党的集团目标、集团生存、集团权力的宗旨不变,维护共产党的权力和统治不变。

共产党把暴力恐惧和高压灌注成党的理论纲领,化成党性,党的最高原则,化成领导人的灵魂,化成整个党的运作机制和所有党员的行动准则。党是钢性的党,有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全党党员的行动必须一致。

结语

是历史的什么力量选择了共产党?为什么不选择别的要选择中共?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势力,两种选择。一种是旧的、邪的势力,它要進行恶的、负面的选择。另一种是正的,好的势力,要進行好的、善的方面的选择。共产党是旧势力的选择。之所以选择共产党,就是因为它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成,是邪恶的集中代表。它最会利用并欺负人们的善良,一步一步成了今天的气候。

共产党宣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意味着什么?1921年中共建党到 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都证明没有共产党的血腥和狡诈,就没有它的天下。中共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任何团体,它随心所欲地解释马克思和列宁编造出来的理论,把一切任意的行动都置于冠冕堂皇之中,蒙蔽、煽动、或利用一部份群众,做出强力的解释,通过每日每时的各种宣传,将中共的政策和策略披上理论的外衣加以实施,以证明其永远正确。

中共的起家史是一个集邪恶之大全的过程,毫无光彩可言。中共的起家史恰恰说明中共政权没有合法性。不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而是共产党强售其奸,靠了其无比邪恶的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把一个外来邪灵强加给了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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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

前言

一.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

二.工商改造——消灭资产阶级

三.取缔会道门与镇压宗教

四.反右运动——诛心全国,以为其用

五.大跃進——指鹿为马,以试其忠

六.文化大革命——邪灵附体,乾坤倒转

七.改革开放——暴虐未变与时俱進

八。全国洗脑,划地为牢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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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提到暴政,中国人往往会联想到秦始皇的苛政与焚书坑儒。秦始皇「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汉书‧食货志》)的苛急暴虐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征敛无度、赋税奇重;好大喜功、滥用民力;严刑峻法、邻里连坐;钳制思想、焚书坑儒。秦朝统治中国时,全国约有一千万人口,秦王朝竟征用了200万人为役。秦始皇進而把严刑峻法施于思想领域,大肆禁锢思想自由,曾将非议朝政的儒生方士杀之千馀。

与「狼虎之秦」相比,共产党的暴虐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所共知,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共产党的统治也是建立在一系列对内对外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之上。毛泽东自己也曾直言不讳:「秦始皇算什么?他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还得要我们加以补充。」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中国在共产党统治之下步履艰难走过的五十五年,看一看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是怎样利用政府机制,以阶级斗争为纲领来实行阶级灭绝,以暴力革命作工具来实行恐怖统治的。它「杀人」与「诛心」并用,镇压共产党之外的一切信仰;粉墨登场,为共产党在中国的「造神」运动拉开了大幕。根据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暴力革命学说,不断地消灭不同范围和群体中的异己分子。同时,用斗争加欺骗的手段强迫全国人民成为它暴虐统治下的顺民。

一、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

建政仅3个月,共产党就着手在全国全面开展土地改革。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鼓动无田的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鼓励、放纵人性中自私自利、为所欲为、不讲道德的一面。同时,在土地改革总路线中明确提出「消灭地主阶级」,在农村广泛划分阶级、定设成份、给全国不下二千万人带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使他们成为在中国社会备受歧视、打击、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

与此同时,随着土地改革深入到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共产党的党组织也迅速扩大,发展到乡有党委、村有支部。党支部上呈下达,贯彻党的旨意,他们往往是冲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挑动农民斗争地主,致使近十万地主丧生。更有地区对地主实行满门抄斩,以达到灭绝其阶级,连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

在这期间,共产党在全国农村掀起了第一轮「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宣传。土地改革中不劳而获、强取豪夺、为所欲为的政策使少数农民得到实惠,也有不少贫苦农民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因而接受了共产党是为人民的说法。

对于分得土地的农民来讲,「耕者有其田」的好景并不长久。不到两年,共产党就开始了一系列强加在农民身上的运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在批判「小脚女人」的紧锣密鼓中年年加码,要农民「跑步」進入社会主义。在全国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把全国主要农业产品排斥在市场交流之外。更增加了户籍制度,不许农民進城工作居住。有农村户口的人不能去国家粮店买粮,子女也不能進城上学。农民的子女只能再做农民。从此,中国三亿六千万农村户口持有者成为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

直到改革的年代,「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了,但九亿农民除了在家庭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的最初五年,收入有所提高、社会地位相对改善之外,他们被紧跟着的农工产品价格倾斜所逼迫,再度沉陷在贫困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急剧扩大,贫富悬殊,农村重新有人成为新地主、新富农。新华社发表的资料表明,1997年以来「粮食主产区和多数农户收入持续徘徊甚至减收」。也就是说,农民在农业中的所得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1.8比1,扩大到 3.1比1。

二、工商改造——消灭资产阶级

另一个要被共产党消灭的阶级是城乡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工商改造中,共产党宣称: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即:一是剥削阶级,一是不剥削和反剥削的阶级。资产阶级的剥削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只能消灭、不能改造。在此前提下,对资本家和商人的改造中就更加重了「杀人」与「诛心」并用。其原则还是顺者昌、逆者亡。你如果上交资产并表示拥护共产党,则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你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则划为反革命成为国家的专政对象。

在工商改造的腥风血雨中,资本家、业主、商贩统统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的。当时在上海任市长的陈毅就曾每天询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那一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这样在几年内,共产党就在中国全面取消了私有制。

在土改和工商改造的同时,共产党发动了镇反、思想改造、打倒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三反、五反、肃反等一系列的全国大规模整人运动。每次运动共产党都动用它所掌握的政府机制连同党委、总支、支部,凡3人则成一战斗堡垒,深入乡村街道。无处不在,无事不管。这种从战争年代带过来的「支部建在连队上」的网络式控制结构,在后来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一直起着关键的作用。

三、取缔会道门与镇压宗教

建政初期发生的另一事件是对宗教的暴虐镇压和对会道门的全面取缔。1950年,共产党对各地政府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全面取缔会道门,即当地的宗教及帮会组织。文件中指出,封建会道门组织乃是国民党特务及地、富、反革命分子操纵的工具。在这场波及全国乡镇的运动中,政府动员了它们认定的可依靠阶级揭发打击会道门的成员。各级政府参与解散「迷信」组织,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特别是一贯道)、佛教等组织。要求这些教会、佛堂、帮派的成员到政府登记并悔过自新。如不按期登记,一经查明,定予严惩。1951年政府明文颁布,对继续会道门活动者处于死刑或无期徒刑。

这次运动打击了广大信神向善、遵纪守法的普通老百姓。据不完全统计,共有不下3百万教徒、帮会成员被抓被杀。在广大的城镇乡村,几乎每户都遭到盘查,连农民供的灶王爷也被砸碎。在杀人的同时,更進一步确立了只有共产党的思想体系才是唯一合法的思想体系,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唯一合法的信仰。从此以后,便有了所谓的「爱国」信徒。只有做了「爱国」信徒才能受到国家宪法的保护。

实际上,无论老百姓信的是什么教,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要在行为上服从党的指挥,承认共产党是高于一切教会的。你信基督教,那共产党就是上帝的上帝;你信佛教,那共产党则是佛祖的佛祖;讲到回教,共产党就是真主的真主;讲到活佛,共产党就要批准谁来做活佛。说到底,党需要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党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教徒们要高举你们各自的信仰去遵行党的旨意。如果不这么做,就成为打击、专政的对象。

有两万多名基督徒对中国22个省、207个大小城市的56万名家庭教会基督徒進行了走访调查,证实在家庭教会信徒中有13万人被监视居住。仅在1957年之前,就有1万1千多名教徒被杀,大量教徒被任意拘捕或被勒索性罚款。

至此,共产党在中国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迫害了广大城乡敬神守法的人民而建立了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根基。

四、反右运动——诛心全国,以为其用

1956年,一批匈牙利知识份子组织了「裴多菲」俱乐部,被苏联出兵镇压,称为「匈牙利」事件,毛泽东引以为戒。1957年,共产党在中国使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号召中国的知识份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其意在于把他们中的「反党分子」诱骗出来。毛泽东在1957年初给各省党委书记的信中表露出借鸣放和整风「引蛇出洞」的意思。

当时有几句鼓励人们鸣放的说词,叫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决不秋后算帐」。结果一场反右斗争划定了55万名「右派份子」。27万人失去公职。 23万被定为「中右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人把共产党的整人权术整理为四条:1)引蛇出洞,2)罗织罪状、突然袭击、一言定乾坤,3)明讲治病救人,实则无情打击,4)逼人自我批判,无限上纲。

那么,引起这么多右派和反党分子近30年流放边远寒苦地区的「反动言论」究竟是什么呢?当时被万箭齐发、密集批判的右派「三大反动理论」是由罗隆基、章伯钧和储安平几次讨论会发言组成的。细看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简而言之,无非是要建立一个有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共同组成的委员会以检查三反、五反、肃反工作中的偏差(罗)。

国务院常常出了成品要政协、人大等机构表态,建议要把政协和人大的人加進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去(章)。党外人亦有见解、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不要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安排一个党员作头儿。事无钜细,都要看着党员的脸色做事(储)。这几个人都明确表示了愿意跟着共产党走,提的意见也都没有越出鲁迅所描述的「老爷,您的袍子脏了,请脱下来洗一洗吧」的范围。

划成「右派」的人中并没有人提出要推翻共产党,不过是批评、建议。就是这些批评、建议使数十万人失去了人身自由,给数百万家庭带来了苦难。随之而来的,还有「向党交心」、拔白旗、新三反、下放劳动和划漏网右派。谁对本单位领导,特别是党委书记有意见,谁就是反党。其下场轻者是不断被批判,重者则劳动教育或全家迁送农村。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子女上大学、参军都没有分,就是到县城找个工作也是不可能。从此他们失去了劳保、公费医疗,加入了农民的行列,成了二等公民中的贱民。

自此以后,一部份学者形成了墙头草,随风倒的双重人格。他们紧跟「红太阳」,亦步亦趋,成为共产党的「御用知识份子」而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则清高自远,对政策问题噤若寒蝉。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份子像是徐庶進了曹营,一言不发了。

五、大跃進——指鹿为马,以试其忠

反右之后,中国進入了恐惧事实的状态。听假话、说假话、做假事,逃避事实、歪曲事实成为世风。大跃進便是一次全国集体编造谎言的大爆发。人们在共产党的邪灵引导下,做出了许多荒诞不经的蠢事。说谎者和受骗者同样自欺欺人。在这场谎言与愚行的闹剧中,共产党强制地把它的暴虐邪气植入了全国人民的精神境界。人们高唱着「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的跃進歌谣,实施着「亩产万斤,钢产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的荒诞计划,轰轰烈烈,经年不醒。直到大饥荒席卷中国,饿殍遍野、民不聊生。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与会者谁不知道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谁不知道毛泽东的大跃進是荒唐,专断的?但拥护不拥护毛泽东的路线是「忠」与「奸」,生与死的界限。当初赵高指鹿为马,并非不知何为鹿,何为马,而是为了左右舆论,结党谋私,让天下人盲目服从而不敢略有争议。最后,彭德怀本人也不得不违心的在打倒彭德怀的决议上签了字。正如邓小平在文化革命后期不情愿的保证「永不翻案」一样。

由于人类社会总要靠已有的经验来认识世界,拓展思维,而共产党使人们对整个社会的经验教训所知甚少,再加官方公共媒体的封闭消息,人们判断是非的能力日见低下。下一代人对前一次运动中「慷慨歌燕市」的有识之士的理念、理想和经验完全无知,只能靠零星的片段来了解历史并判断新的事物。自以为正确无误,其实谬之千里。共产党的愚民政策就是靠了这种方式而大行其道。

六、文化大革命——邪灵附体,乾坤倒转

文化革命是共产党邪灵附体全中国的一次大表演。1966年,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红色恐怖的狂风咆哮,如发疯孽龙,脱缰野马,群山为之震撼,江河为之胆寒。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進行。」据专家们的保守估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达773万人。

人们对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杀往往有一种错觉,觉得这些大都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由造反运动形成的。杀人者也都是「红卫兵」、「造反派」。但根据中国出版的数千册县志所提供的资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不是红卫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级政府处于瘫痪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斗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级革命委员会」已建立,毛泽东恢复了对国家机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国著名大屠杀案件中,滥施暴力、血腥杀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军队、武装民兵和各级党员骨干。

从下面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文革中的暴行并非红卫兵、造反派的一时过激行为,而是共产党和地方政权的既定决策。文革时期的领导人与各级权力机构对暴政的直接指挥和参与,常常被遮掩起来而不为人知。

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以「遣返」为名,把历次运动中划为地、富、反、坏、右的北京市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当时有3万3千6百95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有8万5千196人被驱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城市蔓延,多达40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连有地主成份的共产党高级干部的父母也未能幸免。实质上,这种遣返行动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长时就说过,要把北京居民成份纯净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份不好的市民全部赶出北京。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出「保卫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叶剑英、杨成武和谢富治为首的首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遣返「成份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红卫兵对超过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还得到市、区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曾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拦红卫兵,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红卫兵不过是被当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这些红卫兵也被共产党抛弃,不少人被宣布为「联动分子」而入狱。其它的随大批「知识青年」被送到乡下参加劳动、改造思想。当时主持遣返活动的西城红卫兵组织,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人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他们的通令也是由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修订后发表的。

继北京遣返地、富成份的人去农村,农村也掀起了又一轮对地、富成份人群的迫害。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属的大兴县公安局的局务会上,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其中要点之一是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情报,协助抄家。大兴县的屠杀运动直接来自县公安局的指令。组织杀人行动的是公安局的主任、党委书记。动手杀人,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大多是民兵。

文革中,很多人因在屠杀中「表现好」而得以入党。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在广西一省有9千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有2万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1万9千多人。单从这一省的统计,就有近5万共产党员参与了杀人事件。

文革中,对「打人」也要進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毛泽东当年讲的这句话在肆虐一时的造反运动中广为流传。既然对阶级敌人的暴力是他们「活该」,那么暴力和杀戮也就广泛传播开去。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县人民武装部的基层民兵屠杀「湘江风雷」组织成员及黑五类。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2,778户,共4,519人。全地区10个县共死9,093人,其中「地富反坏」占38%,地富子女占44%。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这仅仅是文革暴行中,一个地区的一个事件。在1968年初「革委会」成立后的清查阶级队伍运动中,内蒙古清查「内人党」制造了35万馀人被杀的血案。1968年在广西有数万人参与了对「四‧二二」群众团体的武装大屠杀,死人11万。

由此可见文革中的暴力屠杀首案、大案全是国家机器的行为,是共产党领导人纵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残杀百姓。直接指挥和执行这些屠杀的凶手多是军队、警察、武装民兵和党团骨干。如果说,土改是为了土地而依靠农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为了资产而依靠工人打资本家,反右是为了让知识份子缄口,那么文化革命中这种你斗我,我斗你,并无哪个阶级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产党依靠过的工人农民,只要观点不一致,就可以杀你。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就是为了造就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大势。不光统治国家,还要统治每一个人的思想。文化革命使共产党、毛泽东的「造神」运动登峰造极。一定要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脑中。空前绝后的是文化大革命不规定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是「什么可以做,要怎样去做,而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能做、不能想」。

文革中,全国人民实行着宗教崇拜一样的「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数次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早晚两次政治祷告。认字的人几乎人人写过自我批评和思想汇报。言必称语录,「狠斗私字一闪念」,「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文革中只允许崇拜一位「神」,只诵读一本「经」——毛主席语录。進而到不背语录、不敬祝就无法在食堂买饭。买东西、坐汽车、打电话也要背一句毫不相干的语录。人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或狂热兴奋,或麻木不仁,已经完全被罩在共产党的邪灵之下。制造谎言、容忍谎言、依靠谎言业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方式。

七、改革开放——暴虐未变与时俱進

文革是鲜血淋漓、怨魂飘零、弃绝良知、颠倒黑白的时代。文革以后城头变换大王旗,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权,在20几年里交替更换了六代领导人。私有制又回到中国,城乡差别加大,沙漠剧增,江河断流,贩毒卖淫有增无减。所有中国共产党曾经提出要消灭的「罪恶」又被中国共产党扶持起来。

共产党的豺狼心、蛇蝎性、鬼魅行、祸国术有增无减。六四用坦克开進天安门广场枪杀学生、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更是罄竹难书。2004年10月,为征用农民土地,陕西省榆林市政府出动1600多名防暴警察抓捕枪伤50多名农民。现在的中国政治统治还是基于共产党的斗争哲学与暴力崇拜。唯一不同的,是更加具有欺骗性。

法律:由于共产党政权不断的人为制造斗争,把大批的人打成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及邪教徒,共产党独裁专制集团和各种人民团体之间产生了尖锐冲突。共产党则在「维护秩序,稳定社会」的幌子下,不断的修改「法律」和「条令」,把人民的不满行为纳入反革命行为加以镇压。

1999年7月,江泽民在政治局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做出私人决定,要在3个月内消灭法轮功,一时间谣言铺天盖地而来。江泽民个人对法国某家媒体宣布法轮功是「邪教」后,官方媒体赶紧发表文章对全国各界施加压力,并胁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个不伦不类的「决定」来处理邪教,随后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发了一个对人大「决定」的「解释」。

1999年7月22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等的讲话,公开支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从而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卷入了这场人神为之震怒的迫害之中,因为是「(党)中央」定性了的,他们只能拥护执行,根本不敢提出异议。5年来国家机构动用了四分之一的财力来镇压法轮功。全国人民人人过关,凡承认修炼法轮功而不肯放弃的人很多被开除公职,关押劳改。他们并没有违犯法律,也没有叛国反对政府,只因为相信真善忍就有成千上万人被关押。虽然中共重重封锁消息,透过亲属核实知道被杀害的人已有1100多人,不知道的人数更多。

新闻:据香港文汇报2004年10月15日报导,中国第二十颗科学试验卫星返回地球,砸毁四川省大英县蓬莱镇霍积玉的房屋。报导援引了大英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艾裕庆的话说,「这个『黑砣砣』的确是科学卫星的返回舱」,而他本人就是卫星回收的现场副总指挥。但新华社办的新华网只发了卫星返回的时间,并强调这是中国回收的第二十颗科学与技术试验卫星,却只字未提卫星砸毁民房的事实。这类报喜不报忧的手法是新闻媒介根据共产党的指示而采用的一贯作法。

在历次运动中,报纸和电视推波助澜、造谣传谣才能使得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得以实施。共产党一声令下,全国媒体立即执行。党要反右,全国各报异口同声地报导右派的罪恶。党要办人民公社,全国各报则齐声赞美人民公社的优越。在镇压法轮功的第一个月内,媒体每天在黄金时间段一遍又一遍地给全国人民洗脑。自此以后江泽民动用一切大众传播媒体不断编造、宣传,使民众仇恨法轮功的「自杀」、「杀人」等假新闻、假事件。其中导演的「天安门自焚」假案,被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指责为政府带头欺骗民众的行为。在这5年里,中国国内没有一份报纸,没有一个电视台报导过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人们对新闻报导做假已见怪不怪。新华社资深记者自己也说:「新华社的报导那怎么能相信呢?」民间更是把中国的新闻机构形容为共产党的一条狗。有民谣唱道:「它是党的一条狗,守在党的大门口。让它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

教育:教育是用来统治人民的另一副枷锁。教育本是用来培养知识份子的。而知识是由「知」和「识」两部份构成。「知」指信息、资料、对传统文化及时事的了解;「识」指对所知的东西進行分析、研究、批判、再创造,即产生精神的过程。有知无识是书呆子,而不是真正被称为是社会良心的知识份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来崇尚「有识之士」而不是「有知之士」的原因。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中国知识份子有知无识者、有知不敢识者比比皆是。学校对学生的培养也是要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之。

一直以来,学校都设置有政治课、党史,并沿用统一教材。教师并不相信教科书上的一些内容,但迫于「纪律」大讲违心之话。学生也并不相信教科书和老师讲的内容,但是还得死记硬背,以应付考试。在中学生、大学生期末考试,升学考试的试题中就出现过批判法轮功的题目,背不出标准答案的学生则无法得到高分進入好的高校。如果学生说真话,则马上开除学籍,取消升学资格。

在民众教育中,由于报纸、文件的影响,有许多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话,例如「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语录作为「真理」流毒甚广,潜移默化,替代了人们的向善之心及以和为贵的伦理道德。2004年中国谘询中心统计分析了大陆新浪网進行的一项调查,分析结果有82.6% 的中国青年赞同在战争中虐待妇孺和战俘。这个结果出人意料,但也反映了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的仁政、人性缺乏最起码的了解。2004年9月11日,苏州一歹徒狂砍28名儿童。9月20日,山东一男子在一所小学砍伤25名小学生。更有小学为了「创收」,让教师强迫小学生手工制造鞭炮为学校集资,而造成爆炸伤人的事件。

贯彻执行政策: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政策的执行往往采用了强迫、威吓的手段。政治标语就是这种手段之一。长期以来,共产党政权把贴标语的数量列为政绩的一个标准。在文革期间,北京城一夜之间变成布满标语的「红海洋」。「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比比皆是。到了乡村,则简写为「打倒当权派」。近期,为了宣传《森林法》,林业局各林业站、护林办公室下达必须贴够若干标语的硬性指标,贴不够就没有完成任务。结果,基层的政府单位就贴出大量的标语如「谁烧山,谁坐牢」。

在中国近年的计划生育运动中,更有大量耸人听闻的标语如「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收田牵牛」。更有违反人权,违反宪法的标语如「今天不交税,明天牢里睡」。标语在本质上是一种传播手段。它的传播更具有直观性和重复性,因而常被中国政府用来表示政治动向、意志和号召。政治标语也可以被看作是政府对人民讲的话,而在这些宣传政策的标语中不难看出它们所带有的暴力倾向和血腥气息。

八、全国洗脑,画地为牢

中共最厉害的暴政统治工具是网罗式控制。以组织的形式,把犬儒主义加到每个个体身上。它不在乎前后矛盾,出尔反尔,就是要以组织的形式剥夺个人与生俱来的做人权利。政府统治的触角无处不在。无论城乡,人民都要由街道委员会或乡委会管理。一直到近期,就是结婚,离婚,生孩子,都要通过它们的同意。党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组织方式、社会结构、宣传机制、运作体系都为这种强权统治服务。党要通过政府体系来控制每一个人的想法及每一个人的行动。

共产党控制的残酷性不仅仅在于肉体上的折磨,而是使人逐渐变成没有独立见解,或有独立见解,却不敢放言,以保平安的懦夫。它的统治目的在于给人人洗脑,让他们想共产党所想,言共产党所言,行共产党所倡导的事。人讲:「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但是不管共产党怎样变来变去,全国人民都要紧跟不舍。当你作为被依靠的力量去打击别人时,要感谢共产党的「知遇之恩」。当你受到打击时,要感谢共产党的「教育」之恩。当你知道打击你是错误的,要给你平反时,又要感谢共产党的「宽宏大度、知错能改」。共产党的暴政就是在不断的打击与平反中得以实施的。

经过55年的暴虐统治,全国人民的思想已经是被「画地为牢」,禁锢在共产党所允许的思想范围之内。出格一步就是罪。通过反覆多次的斗争,愚昧被赞扬为智慧,怯懦已成为生存之道。在互联网成为信息交流主要载体的现代信息社会,老百姓连上网时都被要求自律,不去看外面的新闻,不去看有「人权,民主」字样的网站。

共产党的洗脑运动是如此荒唐,如此残暴,如此卑鄙,如此无所不在。它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彻底改写了中华民族的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并不断用肉体和精神的摧残加固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绝对权威。

结语

综上所述,为什么共产党要年年斗、月月斗、日日斗,生命不息、斗争不止。为达到这一目的不惜杀人、不惜破坏生态环境、不惜让中国大部份农民及城市居民长期生存在贫困之中呢?

这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吗?不是。共产主义的原则之一是铲除一切私有制,因为它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初期也曾试图全面铲除私有制。改革开放以来,私有制已经回到中国。宪法也规定保护私有财产。脱开共产党的障眼法,人们就能看清,55年来,共产党的统治不过是导演了一出财产再分配的人间闹剧,走了几个回合,最终把别人的资产变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而已。

共产党的另一原则表明它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任务是消灭资产阶级。但现在,共产党的党章中已明文规定资本家可以入党。共产党内部已无人再相信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名不正则言不顺」,共产党如今只剩下一张皮,已无实质可言。

那么,这样的长期斗争是为了保护党的队伍清廉纯洁吗?不是。共产党执政55年,如今全国上下共产党的干部贪污受贿、妄行不法、误国害民,层出不穷。中国有大约两千万党政官员,近年来已查出有八百万官员因腐败犯罪被惩处。中国每年更有近一百万人上访状告那些还没有被查出的腐败分子。仅2004年1月至9月,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对35家银行和41家企业的违规办理结汇业务進行立案查处,就查出违规结汇金额达1.2亿美元。据统计,近年来有不下4千名卷款私逃的共产党政府干部,偷盗的国家公款高达数百亿美元。

那么,这样的斗争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素质和觉悟,让大家关心国家大事吗?也不是。如今的中国物欲横流、人心不古、骗亲宰熟,俯仰皆是。许多中国人对大是大非的问题不知不言或知而不言,不讲真心话成了在中国平安生存下去的最基本素养。与此同时,民族主义的情绪一次又一次因空穴来风般的原因被煽动起来。中国人可以由政府组织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去扔石头,放火烧美国国旗。要么当「顺民」要么当「暴民」,就是不能做有人权保证的公民。文化修养是提高素质的根本。中国立国数千年,孔孟之道给人们设定了礼仪纲纪。「如一弃之,则人皆无主,是非不知所定,進退不知所守……是大乱之道也。」

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就是为了制造大乱,且动乱不断,由此树立「一党天下」的教主地位。让一个党的思想统治全国人民,而政府机构、军队、报纸、电台都是共产党施行暴政的工具。共产党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已是病入膏肓,它已在濒临消亡的边缘,它的解体已是不可避免了。

有人认为共产党政权的解体会使天下大乱,担心谁能代替共产党来统治中国。在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共产党55年的统治不过是过眼烟云。在这短暂的55年中,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被共产党强力破坏;原有的伦理观念和社会体系被强制解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和谐被扭曲成斗争与仇恨;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珍惜变成妄自尊大的「人定胜天」。由此带来的社会道德体系和生态体系的全面崩溃,使整个中华民族都陷入深重的危机。

纵观中国历史,历代仁政都把「爱民」、「富民」、「教民」视之为政府的基本职责。人有向善的本能,而政府有职责帮助人民实现这种本能。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不富而教是不现实的,不爱民而滥杀无辜则谓之暴虐。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不乏仁政的实施者:古有尧舜、周具文武、汉出文景、唐盛贞观、清泰康干。这些朝代的鼎盛无一不是「行王道」、「持中庸」、「求平衡」。仁政的特点在于选贤用能、广开言路、讲义求睦、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老百姓因此能够循礼守法,安居乐业。

观天下之势,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在没有共产党的日子里,必能还人间一股祥和气,使百姓真诚、善良、谦逊、忍让。让国家俯首农桑、百业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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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之四:评共产党是反宇宙的力量

前言

一.与人斗,灭绝人性

二.与地斗,违背自然,其祸无穷

三.与天斗,迫害信仰,否定人对神的正信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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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人非常重视「道」。古时暴虐的帝王被称为「无道昏君」,做事不符合公认的「道德」标准叫做「没道理」,就连农民造反还要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也就是说,「道」中产生了天地。

而近百年来,共产幽灵的轰然入侵,形成了一股违背自然,违背人性的力量,造成了无数的痛苦和悲剧,也将人类文明推到了毁灭的边缘。其叛「道」的种种暴行,自然也就反天反地,从而成为一种反宇宙的极恶势力。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人自古以来相信和遵守天人合一,人与天地溶合,相依生存。天道不变,循环有矩;地循天时,四季分明;人尊天地,感恩惜福。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在中国人的概念里,天文、地理、历法、医学、文学、直至社会结构无不贯穿这一理念。

然而,共产党宣扬「人定胜天」,「斗争哲学」,藐视天地自然。毛泽东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共产党或许从中获取了真实的欢乐,而人民却为此付出惨痛代价。

一、与人斗,灭绝人性

(一)善恶颠倒泯灭人性

人,首先是自然的人,然后才是社会的人。

「人之初,性本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们判断是、非、善、恶的准则,很多是与生俱来的。而对共产党来说,人就是动物甚至机器,无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其眼中都是物质力量。

共产党的目的是为了操纵人,逐渐把人改造成造反的革命暴徒。马克思说:「物质力量必须用物质力量来打倒」,「理论一经掌握了群众,就会化为物质力量」「全部人类历史不是别的,就是人性的不断改变」,「人性就是阶级性」。他认为一切都没有内在的先天的东西,都是环境的产物,都是「社会人」,反对费尔巴哈的「自然」人的提法。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在工人阶级中自发产生,必须从外面灌输。」列宁费尽心思也不能诱导工人从经济斗争转上夺权的政治斗争。他从而寄希望于获诺贝尔奖的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说它「对于全世界工人阶级有巨大意义」。托洛斯基更妄想条件反射不仅能从心理上,而且从生理上改变人,像狗一样一听到午餐铃声就流口水,让士兵一听到枪响就勇往直前,为共产党献身。

自古以来,人们认为通过努力、劳动、会得到报偿,通过勤劳使生活富裕让人憧憬;而好吃懒做、不劳而获则被视为恶劣。共产党像瘟疫一样传入中国后,社会上的流氓懒汉,在共产党的鼓励下,分土地,抢财产,欺男霸女,全部堂而皇之地成了合法行为。

人都知道尊长爱幼好,目无师长不好。古代的儒家教育分为大学和小学。十五岁前的小学教育,所学的内容就是洒扫、進退、应对的小节(就是卫生、举止、言谈等方面的教养)。之后的大学教育则侧重在尊德性、道问学之类。而在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运动中,中共把这些道德规范从青少年的头脑中彻底剔除。

古人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卞仲耘老师被女学生们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遊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等方法活活打死。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女校长被学生强迫敲着一个破脸盆喊「我是牛鬼蛇神」,头发乱七八糟被剪光,头打出了血,推倒在地上爬。

大家都认为干净好,脏不好。可中共宣传「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这样的人思想才是红的,才可以上大学、入党、升官,做共产党的红色接班人。

人类的進步是知识進步,而在共产党统治下,知识却成了不好的东西。知识份子被称为「臭老九」,有文化的人要向没有文化的人学习,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才能重新做人。为了实施对知识份子的再教育,北京清华大学的教师们被发派到了江西南昌的鲤鱼洲。这个地方血吸虫流行,原来的劳改营都被迫搬迁。教师们只要沾了河里的水就马上染病。一个个肝硬化、肝腹水,很多人丧失生活劳动的能力。

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柬共)在周恩来的怂恿下,更登峰造极的对知识份子進行迫害。有独立思想的就需要進行改造,从精神上消灭到肉体上消灭。从1975年至1978年,柬埔寨人民被杀害了四分之一,有人就因为脸颊上有戴眼镜的痕迹而难逃厄运。

柬共在1975年胜利后,波尔布特开始建立超前的社会主义,就是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人类社会的天堂」。最后家庭也解体了,成立男劳动队,女劳动队,一律强制劳动,一起吃大锅饭,一样穿黑色革命服装或军装。夫妻只能在获得批准的前提下方得一周相聚一次。

共产党号称天不怕,地不怕,妄想改天换地,其实是要彻底否定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和力量。毛泽东说过:「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宇宙之毁也依然,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亲情乃天经地义,夫妻、子女、父母、朋友、人与人的正常交往构成了人类社会。通过不间断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国共产党把人变成狼,甚至比虎狼更凶残。虎毒不食子,但在中共统治下,父母,子女,夫妻之间互相揭发,断绝亲属关系的比比皆是。

六十年代北京的一所小学,一个女老师在给小学生听写生字时不慎把「社会主义」和「垮台」放在了一起。结果被学生揭发出来。之后她天天被批斗,被男生扇嘴巴子。她的女儿跟她断绝了母女关系,一有风吹草动她女儿就在全班揭发她妈妈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以后几年这位老师天天在学校打扫卫生、刷厕所。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张志新,她被投入监狱。狱警多次毫无人性地将她衣服扒光,把手反铐在背后,投進男犯人牢房,任人轮奸,终至精神失常。即使这样,在临处决她时,怕她呼喊口号,监狱直接把她的头按在砖块上,不施麻药动刀切开了她的喉管……

即使是最近几年对法轮功的镇压,中共采取的仍然是制造仇恨,鼓动暴力的老一套手段。

共产党抑制人的善良本性,鼓动、纵容和利用人性中恶的一面来强化统治。一次一次的运动,有良心的人也畏惧于暴力陷于沉默。共产党系统地把宇宙中普适的道德概念破坏殆尽,以图彻底颠覆人类维持了千万年的善恶廉耻。

(二)超越相生相克的邪恶

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说白了,就是人世间存在着相生相克。不但人分好坏,就一个人本身来说也是善恶同在的。

盗跖被认为是强盗的代表,但他却对喽罗说:「盗亦有道。」并解释说当强盗也要「圣、勇、义、智、仁」。也就是说,即使为盗者也不能胡来,还是有规矩要守的。

反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说是充满了投机和叛卖,没有任何规矩的约束。比如强盗最讲的就是「义」字,哪怕是分赃的地方都要叫「聚义分赃厅」。但是中共的同志之间只要一面临危机,就立刻相互揭发、落井下石,甚至栽赃诬陷、无中生有。

以彭德怀为例。毛泽东农民出身,当然知道一亩地种不出13万斤粮食,当然知道彭德怀说的都是真话,当然知道彭德怀并没有想夺他的权力,更何况当年彭以两万部队浴血苦战胡宗南20万部队,几次救了毛泽东的命。然而彭德怀刚批评了毛两句,毛马上就把他亲笔题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扔進废纸篓,定要置彭于死地,可以说恩断义绝。

共产党残暴杀人,不施仁政;同室操戈,不讲义气;出卖国土,没有勇力;与正信为敌,缺少智慧;搞群众运动,非圣人治国之道。可以说,共产党连「盗亦有道」的底线都放弃了,其邪恶已经完全超出宇宙间相生相克的道理。共产党彻底颠覆自然人性,目的是为了颠覆善恶标准,颠覆宇宙规律,其狂妄至极,自然难逃覆灭的结局。

二、与地斗,违背自然,其祸无穷

(一)阶级斗争延伸到自然

金训华是上海市吴淞第二中学1968届高中毕业生,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常委。1969年3月,金训华上山下乡赴黑龙江。1969年8月15日,山洪暴发,双河两岸一片汪洋。金训华为抢救生产队的两根电线杆跳下急流,失去了生命。

金训华生前的日记:

七月四日

我现在开始感到了农村阶级斗争的尖锐和激烈。我,一个毛主席的红卫兵,已作好了一切准备,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迎头痛击反动势力,哪怕作出牺牲也是心甘情愿的。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战斗!战斗!战斗!

七月十九日

××大队阶级敌人的气焰还很嚣张。知识青年到农村来,就是要参加农村三大革命斗争,首先就是参加阶级斗争。我们就应该依靠贫下中农,发动群众,把敌人的气焰压下去。我们知识青年应该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

金训华怀着战天斗地、改造人类的理想到农村,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脑袋中充满了「斗」的思维。他把「与人斗」的思维贯彻到天地之间,最后终于丧失了生命。金训华是斗争哲学的一个例子,同时无疑也是牺牲品。

恩格斯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毛泽东又补上一句:「和对世界的改造」,这一画龙点睛的补充,实际上充分点明了共产党对自然的态度,那就是改造自然。共产党认识的「必然」是盲目的物质,没法解释其来源的「规律」,认为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识客观规律性,就可以「征服」大自然与人类。共产党把俄、中这两块「试验田」改造得一塌糊涂。

大跃進的民歌便是中共狂妄愚蠢的写照:「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

共产党来了!破坏了这个原本和谐的世界,破坏了自然平衡。

(二)破坏自然自食其果

中共推行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大肆开垦不适宜耕种的山地和草原,填平中国江河湖海。结果如何?中共声称,1952年粮食生产超过了国民政府时期,但中共没有透露的是,到1972年,中国粮食总产才超过了同样是和平时期的清朝乾隆年代,而至今中国人均粮食产量,仍然远远落后于清朝,只有中国农业鼎盛时期宋代的三分之一。

乱砍滥伐、堵河填海的结果,是中国自然生态的大破坏。至今,中国生态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海河、黄河断流,淮河、长江的污染,把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血脉彻底切断,甘肃、青海、内蒙、新疆草原消失,滚滚黄沙扑向中原大地。

五十年代初,中共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在黄河修建三门峡水电站,发电量至今只有一条中等河流的水平,却导致上游泥沙淤积、河床抬高。一个大一点的洪水就给两岸民众带来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2003年渭河洪峰最高流量3700立方米/秒,只相当于三、五年一遇的洪水,却形成了50年不遇的洪灾。

河南驻马店,当地建造了多个大型水库。1975年大坝连环决堤,短短两小时内6万人丧生,死亡人数总计高达20馀万。

需要说明的是,中共政权对中华大地的肆意掠夺仍在继续。长江大坝,南水北调,都是准备以万亿计的金钱,图谋改变自然生态。而中小型「斗地」项目更是层出不穷。更有甚者,有人提出以原子弹在青藏高原炸开一条通道,以改变中国西部的自然环境,其对大地的蔑视和狂妄令天下人为之侧目,却也绝不出人意料。

在周易八卦中,我们的先人以天为干,尊之为天道;以地为坤,奉之为坤德。

周易像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孔子注易:至哉坤元,万物资生。

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

显然,以地母之坤德,尚且至柔、至静、有常而承天,方可厚德载物,万物资生。同时,提出了人类对干道坤德之态度,即承天顺地,尊重自然。

中共以战天斗地的姿态,对大地肆意搜刮掠夺,任行欺压搾取,逆天地而行,最后必然受到天地以及自然规律的惩罚。

三、与天斗,迫害信仰,否定人对神的正信

(一)有限的生命如何认识无限的时空

爱因斯坦的儿子爱德华曾经问他:「爸爸,你为什么这么有名呢?」爱因斯坦说:「你看到这个大皮球上有一只瞎眼的大甲虫吗?它并不知道它爬行的路线是弯曲的,但是爱因斯坦知道。」这句话实在意味深长,中国人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想认识一个系统就必须跳出系统之外去观察,然而以人有限的生命去观察宇宙无穷的时空,人类将永远无法窥其全貌,宇宙也就成了人类的永恒之谜。

科学无法逾越的障碍自然是形而上的,这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信仰」的范畴。

信仰这种人内心世界的活动,对于生命、时空、宇宙的体验与思考完全不是一个政党应该管理的范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然而共产党却凭着他们对宇宙和生命可怜又可笑的认识,把他们理论之外的一切都称之为「迷信」,还要将有神论者洗脑,转化,批倒批臭,乃至肉体消灭。

真正的科学家宇宙观是开阔的,是不会用自己有限的「已知」去否定无限的「未知」的。著名科学家牛顿在1678年出版了巨著《数学原理》。书中详述了力学原理,解释了潮汐,行星的运动并推算了太阳系的运转方式。获得巨大成功与荣誉的牛顿自己却一再表明他的书完全是一种现象性的描述,他绝不敢谈论至高无上的上帝缔造宇宙的真正意义。《数学原理》第二版出版时,牛顿曾在书中写下这一段以表达他的信念:「这一尽善尽美的包括太阳、行星、彗星的大系统,惟有出于全能的上帝之手……就像一个盲人对于颜色毫无概念一样,我们对于上帝理解万事万物的方法简直是一无所知。」

且不说是否有超越时空的天国世界,是否修炼人可以达到返本归真的境地,真正信正教的人都相信善恶有报,因果关系的原理。正统信仰能够将人类道德维持在一定的水准。从亚里士多德到爱因斯坦,他们都相信宇宙中有一个普遍的规则存在。人们通过各种方式不懈的探求宇宙真理,那么除了科学探索之外,宗教、信仰和修炼不也可能是发现真理的另外方式和途径吗?

(二)中共摧毁人类的正信

世界上每个民族在历史上都是信神的。正是对神的信仰,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们才会在内心约束自己,才能维持社会道德的水准。古今中外,西方的正教,东方的儒、释、道都告诫人们:信神敬天、从善惜福、感恩知报,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共产主义的中心指导思想就是鼓吹无神,无佛,无道,无前生,无后世,无因果报应。由此,各国共产党都鼓励穷人,流氓无产者无须信神,无须偿还业力,无须安分守己,反而应该巧取豪夺,造反发家。

在中国古代,皇帝们以其九五之尊,仍然自称天子,受到「天意」的管辖和制约,不时要下诏罪己,向天忏悔。共产党则自己代表天意,所谓无法无天,绝无丝毫限制,结果制造了一个个人间地狱。

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认为,宗教为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他害怕人们相信神和上帝从而不信他的共产主义。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第一篇收入的就是对门捷列耶夫参与研究「灵学」团体的批判。

恩格斯说过:「中世纪及以前的一切都要在人类理性审判台前辩护自己存在的理由。」说这话的同时,他已把自己与马克思当成了审判台前的法官了。无政府主义者巴库宁是马克思的朋友。他这样形容马克思:「他俨然就是人们的上帝,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人是上帝。他要人们像神一样崇拜他,把他作为偶像顶礼膜拜,否则就大加挞伐,或阴谋迫害。」

而传统的正信,对共产党人的这种企图构成了天然的障碍。

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迫害,可以说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文革中无数的寺庙被砸烂,僧人被遊街示众,西藏90%的寺庙被破坏,中国至今有数万的家庭基督教会成员被关押。上海的天主教神父龚品梅被中共关押30馀年,1980年才来到美国。他在90多岁临终前立下遗嘱:「等到共产党不再统治中国时,将我的坟墓迁回中国上海。」一个人为信仰而被残暴的邪恶势力单独秘密囚禁30多年,中共曾无数次逼迫他,只要同意归中共的「三自爱国委员会」领导,就可以放他出去。而近几年,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的镇压,正是中共「战天」的延续,也是中共力图强售其奸的必然结果。

无神论的共产党要领导和控制人们对神的信仰,「与天斗,其乐无穷」,其可笑之程度,绝非「妄自尊大」所能形容其万一。

结语

共产主义实践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彻底失败了。世界最后一个共产大国的魁首江泽民,在2002年3月对华盛顿邮报记者曾这样宣称:「我年轻的时候曾相信共产主义会很快来临,但我现在不这样认为了。」现在仍然真正信仰共产主义者已经寥寥无几。

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其违背宇宙规律,逆天而行,是一股反宇宙的势力,因而必然受天意神灵的惩罚。

中国共产党虽然一次次变换嘴脸,一次次抓住救命稻草渡过危机,但其最后的结局举世了然。中共虽然在一件件除去其美丽外衣,赤裸裸的暴露出它贪婪、凶狠、无耻、流氓和反宇宙的本性,但它仍然在钳制人的思想,扼杀人类的道德伦理。它对人类的道德文明,对人类的和平進步也仍然极具祸害。

茫茫宇宙携带着无法抗拒的天意,或称之为神的意志,或称之为自然规律,或称之为大自然的力量。人类唯有敬天意、顺自然、尊重宇宙规律,关爱天下生灵,才可能有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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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校对更新


九评之五:评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

前言

一、相似的发家史带来相同的危机感

二、江泽民与中共同样惧怕「真善忍」

三、江泽民和中共之间相互利用

四.江泽民如何利用中共迫害法轮功

五.江泽民从内部打倒了中共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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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张付珍,女,约38岁,原山东省平度市现河公园职工。她于2000年11月份上北京为法轮功伸冤,后被绑架。知情人说,公安强行把张付珍扒光衣服、剃光头发、折磨、侮辱她;把她成「大」字形绑在床上,大小便都在床上。尔后,公安强行给她打了一种不知名的毒针。打完后,张付珍痛苦得就像疯了一样,直到她在床上痛苦地挣扎着死去。整个过程「610」的大小官员都在场观看。(明慧网2004年5月31日报导)

杨丽荣,女,34岁,河北省保定地区定州市北门街人,因修炼法轮功,家人经常被警察骚扰恐吓。2002年2月8日晚,在警察离去后,作为计量局司机的丈夫怕丢掉工作,承受不住压力,次日凌晨趁家中老人不在,掐住妻子的喉部,杨丽荣就这样凄惨的丢下十岁的儿子走了。随后她丈夫立即报案,警察赶来现场,将体温尚存的杨丽荣剖尸验体,弄走了很多器官,掏出内脏时还冒着热气,鲜血哗哗的流。一位定州市公安局的人说:「这哪是在解剖死人,原来是在解剖活人啊!」(明慧网2004年9月22日报导)

黑龙江省万家劳教所,一个怀孕约六到七个月的孕妇,双手被强行绑在横梁上,然后,垫脚的凳子被蹬开,整个身体被悬空。横梁离地有三米高,粗绳子一头在房梁的滑轮上,一头在狱警手里,手一拉,吊着的人就悬空,一松手人就急速下坠。这位孕妇就这样在无法言表的痛苦下被折磨到流产。更残忍的是,警察让她的丈夫在旁边看着他妻子受刑。(明慧网2004年11月15日对在万家劳教所遭受一百多天酷刑的王玉芝的采访报导)

这些触目惊心的惨案,发生在现代中国,发生在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身上,而且只是五年来持续迫害中无数惨案的冰山一角。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力图在国际上塑造一个正面、开明的形象,然而近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之血腥与非理性,范围之广,力度之大,手段之残忍,再次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共真实的一面,成为中共最大的人权污点。在人们习惯于把责任推到警察的低素质,误认为中共在改良進步的时候,这场从上到下无所不在系统性的和制度性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彻底打破了人们的幻想。许多人在思考为什么这场血腥而又荒谬的迫害能够在中国发生?为什么二十多年前刚刚对文革「拨乱反正」,今天又重新落入历史的邪恶循环?为什么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法轮功弘传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在中国遭到迫害?在这场迫害中,江泽民和中共到底是什么关系?

江泽民无德无能,如果没有中共这样一架运转精准、专以杀人和谎言为事的暴力机器相助,他绝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波及全中国甚至海外的群体灭绝式迫害;同样,中共在当前的开放政策与世界接轨的国际大气候下,如果没有江泽民这样一个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邪恶的独裁者,中共也难以逆历史的潮流而动。正是江泽民与共产邪灵互相呼应、共鸣,恰如攀登雪山者的声音与积雪共振可以发生雪崩式的灾难性后果一样,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将镇压之邪恶放大到史无前例的地步。

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大纪元配图)

一、相似的发家史带来相同的危机感

江泽民是在1926年应劫而生的。与中共一直向人民隐瞒其血腥的发家史一样,江泽民也一直向中共和人民掩盖他自己的汉奸历史。

江泽民17岁那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如火如荼。在爱国青年纷纷奔赴前线進行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候,江泽民却选择了汪精卫伪政府1942年在南京创办的伪中央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据多方调查,其原因是江泽民的生父江士俊在日本占领江苏期间任侵华日军反华宣传机构的高官,是一个真正的汉奸。

在卖国当汉奸方面,江泽民与中共如出一辙,对中国人民缺乏感情,可以肆意屠杀中国人民。

在中共取得内战胜利后,江泽民为混入中共谋求富贵,谎称自己过继给了早年加入中共,后来被土匪乱枪打死的叔父江上青,并利用这个关系,几年时间,就从一个处级干部升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一望可知,江的升迁并非依靠本事,而是靠拍马屁和人际关系上的钻营。在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对每年到上海过春节的李先念、陈云等党内大老极尽巴结之能事,曾为给李先念送一块生日蛋糕,而以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在大雪地里站立恭候数小时之久。

1989年的「六四」屠城是江泽民生涯中的另一个转折点,他依靠强力镇压敢言的《世界经济导报》、软禁人大委员长万里和支持血腥镇压学生而成为中共总书记。早在屠城之前,江泽民就给邓小平送上密信,要求采取「果断措施」,否则「就会亡党亡国」。15年来,江更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名,对一切异议人士和独立信仰团体大肆镇压屠杀。

中俄双方从1991年起勘分边界,江泽民全面承认了沙皇俄国和前苏联对中国的侵略,全面接受了自《瑷珲条约》开始的所有中俄不平等条约,出卖的中国领土达一百多万平方公里。

纵观江泽民的简历,他以汉奸长子冒充烈士遗孤,亲身实践共产党的「骗」字诀;支持屠杀学生,镇压民运和信仰人士,亲身实践共产党的「杀」字诀;中共曾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支部处处听命于苏联,江泽民则无偿献上土地,亲身实践共产党的「卖」字诀。

江泽民和中共具有相似的不光彩发家史,这注定了二者对权力都有着极度的不安全感。

二、江泽民与中共同样惧怕「真善忍」

国际共运的历史是用上亿人的血写成的。每一个共产国家几乎都有斯大林式的肃反。滥杀无辜动辄以百万、千万计。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共产阵营几乎一夜之间丢掉了大半壁江山。中共从这件事汲取的教训是:停止镇压、广开言路就等于自取灭亡。如果广开言路,血腥暴行如何掩盖?意识形态上的欺骗如何自圆其说?如果停止镇压,人民岂不是没有了恐惧的威胁,而敢于选择共产党以外的生活方式和信仰?共产党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何在?

中共万变不离其宗,所以欺骗民众一定要欺骗到死,镇压人民就一定要镇压到底,这就是「六四」后高喊「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江泽民在极度恐惧中得出的结论。

此时,中国却出现了法轮功。虽然法轮功在一开始被许多人认为是具有祛病健身奇效的气功,然而人们却渐渐注意到法轮功的核心并不是其简便易行的五套功法,而是以「真善忍」指导人们做一个好人。

(一)法轮功讲「真善忍」,共产党讲「假恶斗」

法轮功倡导「真」,这包括说真话、做真事。而中共却一直依靠谎言洗脑。如果人人讲真话,民众就会知道中共原来是靠投靠苏联、杀人、绑架、逃跑、种鸦片、假抗日等等起家,「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建政之后又在历次运动中欠下累累血债,这对中共来说简直是末日临头。

法轮功倡导「善」,包括遇事考虑他人,与人为善。而共产党一直提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共的模范英雄雷锋说「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其实中共不但对敌如此,对待自己人也好不到哪儿去。中共的开国元老、元帅,包括国家主席都受到过毫不留情的批斗、毒打和酷刑。对于「阶级敌人」的屠杀则更令人发指。如果「善」在社会上占据上风,那些以「恶」为基础的暴政和群众运动就无法出现。

《共产党宣言》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代表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法轮功则倡导出现矛盾时反思自己的问题,这种世界观无疑是向内自省的,与中共向外的斗争哲学截然对立。

斗争却是共产党获得政权和维持生存的主要手段。周期性地发动整人的政治运动,就是让自己不断充电,「焕发革命斗志」。这种暴力与谎言的再加强再熟悉过程,也是刷新人们恐惧,从而维持其统治的过程。

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共产党的赖以生存的「哲学」与法轮功的教导是截然对立的。

(二)信仰使人无畏,而中共却要靠恐惧维持政权

认识和掌握了真理的人是无畏的。基督教曾经过将近300年的迫害,无数的基督徒被罗马皇帝砍头、烧死、淹死,甚至直接喂狮子,但基督徒没有屈服;历史上佛教在经历法难时,也都有类似的坚贞表现。

无神论宣传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人相信没有天国地狱、没有善恶报应,从而放弃良心的束缚,转而看重现实的荣华与享乐。此时对人性中的弱点才可利用,威逼、利诱才会充分发挥效力。而信仰者能够看穿生死,看破红尘,此时世俗的诱惑与生命的威胁变得轻如鸿毛,使共产党失去控制人的着力点。

(三)法轮功在道德上的高标准使中共很难堪

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尤其是1991年8月苏共垮台和随之而来的东欧剧变,给中共带来极大的恐惧和压力,内外交困的形势使其统治合法性和生存受到了空前的挑战。此时中共已经无法用马、列、毛的原教旨主义整合其党徒,而转向了用全面腐败来换取党徒的忠心。换句话说,只要谁跟着党,党就允许他通过贪污等方式换取不入党就得不到的好处。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从官倒横行到房地产和股市的投机,从包二奶到走私遍地,黄赌毒蔓延。虽不能说「洪洞县内无好人」,但民间对于中共反腐早已失去信心,认为中高级干部的腐败比例超过一半以上。

此时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展示出来的道德风貌打动了民众尚存的内心善良,引来上亿民众的敬意,参与修炼,法轮功这面道德的镜子照出了中共的一切不正。

(四)法轮功的发展与管理方式让中共十分嫉妒

法轮功的发展方式是人传人,心传心,采取的管理方式是来去自由,松散管理。这与中共的严密组织十分不同。尽管如此,中共每周一次乃至多次的政治学习、组织生活却形同虚设。党员对党意识形态的认同几乎等于零,而法轮功修炼者则自觉实践着「真善忍」。同时,法轮功对人身心健康的改善,使修炼人数快速增长,修炼者自觉自愿地学习李洪志先生的系列著作并自费弘法。短短七年的时间,就从无到有,发展到一亿人。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公园,都有法轮功晨炼时的功法音乐声。

共产党说法轮功和中共「争夺」群众,是「宗教」,实际上法轮功带给了人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是中国人失落已久的祖宗文化和传统的根。法轮功之所以让江泽民和共产党如此害怕,是因为这种传统的道德一旦和群众溶为一体,则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其迅速扩大的趋势。这种久远传承的价值观被共产党几十年硬给切断和篡改,重新拾回传统本身就是历史的选择,一种广大群众经历苦难后自己选择的回归,这种选择的必然结果就是明辨是非,抛弃邪恶,当然也就是对共产党的一套从根本上的否定和抛弃。这就等于点了中共的死穴。尤其当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人数的时候,中共发自内心的恐惧与嫉妒可想而知。

同时,中共对社会是一控到底的,农村是「村村都有党支部」,城市中党支部深入到街道办事处,军队、政府和企业的最基层都有党的组织。这种绝对的垄断性和排他性是中共维持政权的重要手段,《宪法》中美其名曰「坚持党的领导」。而法轮功的修炼者显然更愿意以「真善忍」为标准。在中共看来,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否定党的领导」。

(五)共产党认为法轮功信仰「有神论」危及其执政合法性

真正的有神论信仰,对于共产党一定是重大挑战。因为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来源就是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要建立「人间天堂」,所以只能依靠人间的「先锋队」,也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同时「无神论」使得道德善恶可以被共产党随意解释,因此也就根本无真正道德善恶可言,民众只要记得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就行了。

然而有神论给了民众一套不变的善恶标准,对法轮功修炼者来说,一件事情对不对是用「真善忍」来衡量。这对于中共一贯的「统一思想」显然也成了障碍。

如果总结下去还有很多原因,但是上述五个原因中的任何一个对中共都十分致命。其实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也可以说出自于同样的原因。

江泽民靠谎报简历起家,当然害怕「真」;以镇压民众而飞黄腾达,当然不喜欢「善」;以勾心斗角的党内斗争维持权力,当然不爱听「忍」。

江泽民心眼之小,妒嫉心之强,从一件小事上可见一斑。浙江省余姚县(现在改为市)有个「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的「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招牌题词是由乔石所写。1992年9月,江泽民去参观时看到乔石写的题词,脸就阴沉得很厉害。陪同人员很紧张,因为他们知道一方面江容不下乔石,另一方面江爱出风头,走到哪里题词要摆到哪里,连去「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和「郑州市退休工程师协会」都要题词。博物馆领导不敢怠慢心胸狭窄的江泽民,于是在1993年5月,藉口博物馆整理后重新对外开放,换上了江泽民的题字。

毛泽东号称「雄文四卷」,《邓小平文选》里也有一套「猫论」的实用主义思想,江泽民费尽脑汁只想出来三句话,还要号称「三讲」。印成书后,经过中共组织系统层层推广,强制订购才销出去,而党员不但对江泽民没有丝毫尊敬,反而到处流传他与女歌星的绯闻,以及他在国外卖唱「我的太阳」,在西班牙国王面前梳头等等臭事。法轮功创始人平民出身,讲法时各路教授、专家、留学生云集,许多博士、硕士甚至不远万里飞去听法。李洪志先生洋洋洒洒讲上几个小时不需要草稿,随即把讲课录音直接抄录到纸上就可出版成书,这都令虚荣、妒嫉、心胸狭窄的江泽民无法忍受。

江泽民的生活极其荒淫腐化,花费9亿给自己购置豪华专机,动辄拿出国库里上百亿人民币交给儿子做生意,利用裙带关系把所有的亲属和亲信提拔成部级以上的高官,庇护亲信贪污犯罪,无所不用其极。因此,江显然十分惧怕法轮功的道德力量,更害怕法轮功讲的天堂地狱、善恶报应是真的。

江泽民虽然掌握中共最高权力,但是由于缺乏政绩和才能,时时担心自己在中共残酷的权力斗争中被赶下台,对其「核心」权威非常敏感。为了清除异已,江泽民耍阴谋诡计除去政敌杨尚昆、杨白冰兄弟。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和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江泽民把异己赶下台,自己却不顾有关规定,恋权不退。

1989年,中共新的总书记江泽民等有次举行中外记者会,当一个法国记者问及一个女大学生因「六四」被发配到四川农场搬砖,当地农民多次强奸了她。江回答说:「我不知道你说的事情是否是事实。她是暴徒。如果是真的,那也是罪有应得。」文革中张志新在中共监狱里被轮奸和割喉,这在江泽民看来也都是「罪有应得」。由此可见江泽民的流氓变态和残暴人格。

概括地说,江泽民的阴暗心理、独裁权欲、残暴人格和对「真善忍」的恐惧成为江泽民无端发起镇压法轮功的原因。这与共产党组织是高度一致的。

三、江泽民和中共之间相互利用

虽然江泽民一心想要「消灭」法轮功来发洩私愤,不过,江泽民热衷于卖弄自己和玩弄政治权术,其无能和不学无术广为人知,对于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炼功群众,江泽民一个人几乎无能为力。然而恰好中共这台暴政机器已经磨砺成熟,并且也要铲除法轮功,作为共产党总书记的江泽民于是因风吹火,轻轻按下了启动镇压的按键。二者在镇压上的呼应共鸣,恰如登山者的吼声造成雪崩效应一样。

在江下达镇压命令之前,中共对法轮功的讨伐、监视、调查和罗织罪名早已开始,因为中共这一邪灵邪教组织固有的邪恶已本能地感到了「真善忍」对其存在的威胁,更不能容忍如此庞大而且仍在快速增长的炼功群体。

从1994年起,中共公安人员就在法轮功中卧底,但未发现任何问题,甚至许多卧底人员也炼起了法轮功。1996年,《光明日报》违背对气功的「不宣传、不干涉、不打棍子」的「三不」政策,发表文章,在思想领域无端批判法轮功。之后,来自公安和顶着「科学家」头衔的政客对法轮功的骚扰一直不断。1997年初,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利用职权授意公安部门在全国范围对法轮功進行了一场调查,意在罗织罪名取缔法轮功。在各地做出「尚未发现任何问题」的结论后,罗干于1998年7月又通过中国公安部一局(也称政治保卫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先把法轮功定罪为「邪教」,然后再让全国各地公安部门進行系统性「卧底调查」、搜集证据。调查结果依然一无所获。

刽子手罗干(大纪元配图)

当中共作为一个邪灵组织已经开始要动手的时候,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启动镇压机器的人。此时中共领导人的处理就会起到重要作用。作为一个个体,中共党魁可以同时具有人性中的善和恶,如果其选择「善」,那么就可以暂时抑制中共邪恶党性的发作;如果其选择了「恶」,那么中共的邪恶党性就充分地暴露出来。

在「六四」之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无意镇压学生,但是掌握中共的八大老执意镇压。邓小平当时说:「杀20万人,换来20年的稳定。」这「换20年的稳定」实质上是要换中共20年的政权,这符合了中共独裁专制的根本目的,所以就被中共接受了。

在法轮功问题上,当时中共政治局七个常委中,也只有江泽民执意镇压。江泽民提出的藉口是关系到「亡党亡国」,这触动了中共最敏感的神经,加强了中共的斗争意识。江泽民维护个人权力和中共维持一党独裁在这里取得了高度的统一。

1999年7月19日晚,江泽民主持召开了中共高层会议,以权代法,亲自「统一」了认识,亲自拍板做出全面镇压的决定,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全面取缔法轮功,欺骗了世人。于是中共以及中共控制的中国国家政权和暴力机器开足了马力,铺天盖地镇压无辜法轮功民众。

由此,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中共的总书记不是江泽民,而是另外一个人,这场镇压就可能不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党利用了江泽民。

反过来讲,如果共产党不是因为其血债和危机感,不是因为其十恶俱全的流氓、反天理和灭绝人性的本性,它也不会认为法轮功是个威胁。没有中共对社会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江泽民的镇压意志也不可能得到组织保障、财政保障、文宣保障、外交保障、人员保障、设备保障以及监狱、警察、国安、军队和所谓的宗教、科技、民主党派、工会、团委、妇联等的支持。从这个角度看,江泽民利用了共产党。

四、江泽民如何利用中共迫害法轮功

江泽民利用中共「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和中共所掌握的国家机器,包括军队、媒体、公安、警察、武警、国安、司法系统、人大、外交、伪宗教团体等等为迫害法轮功服务。中共的军队、武警直接参加绑架、抓捕法轮功学员,媒体替江氏集团散布谎言抹黑法轮功,国家安全系统为江泽民个人服务,提供、收集材料,制造谣言、提供假情报。人大和司法系统为江泽民和中共的犯罪行为披上「合法」、「法治」等等外衣,蒙骗各界人民,沦落为江泽民的工具和保护伞,公安、检察、法院执法犯法,充当江泽民的打手。外交系统在国际上散布谎言,用政治、经济利益诱惑、收买一些外国政府、政要和媒体,对法轮功遭受的迫害保持沉默。

江泽民在1999年部署镇压法轮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声称:「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煽动和加强了中共的镇压意志和气焰。在整个镇压的部署上,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实施了所谓「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三大方针,由此展开了一场全面的镇压运动。

(一)动用媒体封锁消息

「名誉上搞臭」的实施,是由中共绝对控制的媒体進行的。1999年7月22日,在开始抓捕法轮功学员的第三天,中共控制的媒体开始了铺天盖地的反法轮功宣传,以北京的中央电视台为例,在1999年期间,中央电视台每天动用7个小时播出各种事先制作的节目,以大量歪曲篡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讲话开始,加上所谓自杀、他杀、有病拒医死亡等案件,极尽能事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進行诬蔑和抹黑宣传。

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把李洪志先生在一次公开场合表示「所谓地球爆炸的事情是不存在的」中的「不」字剪掉,并以此诬蔑法轮功宣传「世界末日」。更有甚者,以移花接木等手段,把普通刑事罪犯的犯罪行为移植到法轮功学员头上,以欺骗世人。如京城疯子傅怡彬杀人、浙江乞丐毒杀案等等神经病、杀人犯都栽赃到法轮功头上,然后利用媒体煽动不明真相的民众对法轮功产生无端仇恨,为不得民心的血腥迫害寻找藉口和支持者。

中共绝对控制的两千家报纸,一千多家杂志,数百家地方电视台和电台,全部超负荷开动起来,全力進行诬蔑法轮功的宣传。而这些宣传,再通过官方的新华社、中新社、中通社和海外中共媒体等,散播到海外所有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的半年之间,中共媒体在海内外对法轮功的诬蔑报导和批判文章,竟然高达三十馀万篇次,毒害了无数不明真相的世人。

中国驻外使领馆也摆放大量所谓揭批法轮功的画册、光碟和单行本;外交部网站上,专门开辟所谓揭批法轮功的专题栏目。

不仅如此,1999年底,江泽民更是赤膊上阵,在新西兰举行的亚太高峰会上,把中共制作的诬蔑法轮功的小册子,人手一册发到与会的十多个国家的元首手中,这种低劣手法在国际上让人耻笑。在法国,江泽民又一次违反中国宪法,更直接通过外国媒体宣布法轮功为「邪教」,以图达到其「名誉上搞臭」的目标。

一时间黑云压城,大有文革再来的肃杀势头。

最为恶劣的,是在2001年1月导演了一场所谓的「自焚」闹剧,并通过新华社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向全世界散播,嫁祸法轮功。这场闹剧,后被包括服务于联合国的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认定为虚假编造。在面对质询的时候,一名参与制作电视节目的工作人员辩称,中央电视台所播放的部份镜头,是「事后补拍」的,镇压者的流氓本性暴露无遗。人们不禁发出疑问,那些「视死如归的法轮功弟子」,怎么会和中共当局如此合作?

谎言是害怕阳光的。在造谣诬蔑的同时,中共全力封锁消息,对所有有关法轮功的海外新闻,以及各种法轮功学员的合理申辩,都无情地予以封锁灭杀。所有法轮功的书籍和其他资料,统统予以销毁,所有试图采访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外国新闻媒体,一律采取极端应对措施,或把记者赶出中国,或者威胁海外媒体,以市场利益迫其自律收声。

对试图把法轮功真实情况以及当局残酷镇压资料传递到海外的法轮功学员,中共当局也采取了极端和血腥的打压手段。例如,辽宁省大石桥市南楼经济开发区东江村 60岁左右的妇女李艳华,2001年2月19日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然后被活活打死,警察为掩盖罪行,诬陷她是「痴迷法轮功而死」。仅清华大学,就有10多名教师和学生因传递法轮功资料而被中共判以重刑。重庆大学女研究生、法轮功学员魏星艳被强奸一案被揭露后,有7名重庆法轮功学员被判重刑。

(二)罚款抄家剥夺生存权利

「经济上搞垮」是由整个中共国家机器進行的。在被镇压的五年以来,数十万中国法轮功弟子被施以恐吓性罚款,少则数千元,多达几万元。这些罚款,没有任何法律条款作为根据,由地方政府、单位组织和派出所、公安局随意進行,被罚款人也不会收到任何法律文件作收据。

抄家,既是一种经济掠夺方式,又是一种恐吓方式。坚持修炼法轮功的学员,随时面对警察的抄家,抄家者拿走现金和财物,在农村,有时候甚至连家中的存粮也不放过。同样的,这些被抄走的财物没有任何收据,大多由执行抄家任务的人中饱私囊。

同时,法轮功学员也面临下岗失业的惩罚,农民则面对收回土地的威胁。中共甚至连已经退休的老人也不放过,许多退休的老年人被停发或少发退休金,收回所居住房。一些从事商业活动的法轮功学员,则被没收财产,冻结银行存款。

在执行这些政策的时候,中共采取了连坐的政策,凡是单位企业有法轮功学员,单位领导人和职工被迫停发奖金,停止晋升,以在社会上制造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而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也被面临下岗失业、小孩失学、住房收回等等威胁。所有这些,目的都是为了截断所有法轮功学员的经济来源,以迫使其放弃信仰。

(三)酷刑折磨肆意杀戮

最血腥的「肉体上消灭」则基本上由公检法系统执行。据明慧网的不完全统计,1999年7月20日以来的5年多时间中,通过民间途径传出、并且得到证实的至少已有114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截止2004年10月1日,死亡案例高发地区依次为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四川、湖北等。其中年纪最小的亡者只有10个月(山东省烟台栖霞寺口镇南横沟村法轮功学员王丽萱的儿子孟昊),年纪最大的 82岁(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青山乡二村法轮功学员杨永寿),妇女约占51.3%,50岁以上的老人约占38.8%。有中共官员私下透露,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数目,实际上远远高于这个数字。

而施加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各种酷刑,更是多不胜数,殴打、鞭打、电刑、冷冻、捆绑、长时间镣铐、火烧、烙烫、吊刑、长时间站、跪、竹签和铁丝穿扎、性虐待、强奸等等等等。2000年10月,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看守人员将18名女学员衣服剥光后把她们投入男犯监牢……。所有这一切,斑斑在册,罄竹难书。

滥用「精神病治疗」也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众多酷刑之一。正常、理智、健康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進精神病院,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系统的不明药物,有的全身瘫痪或局部瘫痪;有的双目失明,两耳失聪;有的身体肌肉、器官腐烂;有的部份或全部丧失记忆,成为呆痴;有的导致内脏功能严重损害;有的被迫害致疯;有的由于药物发作很快死亡。

调查结果显示,用「精神病治疗」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遍布中国23个省市自治区,至少有上百所省、市、县、区的精神病院参与了迫害。从案例的数量及分布范围看,对法轮功学员的滥用精神药物的迫害,是一个有计划的、自上而下系统实施的政策。至少有一千多名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被强迫关進精神病院、戒毒所,许多人被强迫注射或灌食多种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并遭受长时间捆绑、电击等酷刑,至少15人被这样迫害致死。

(四)超越法律体制的610办公室

1999 年6月7日,江泽民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毫无根据地诬蔑法轮功,把对法轮功问题的处理定性为一场「政治斗争」,把法轮功打成中共的政治敌人,刺激中共的斗争神经,并下令成立了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因为成立于6月10日,对外称为「610办公室」。随后,这个「610办公室」从上到下遍及全国各级政府,具体负责打击法轮功的所有事务,中共党委领导下的政法委,媒体、以及政府机关的公检法部门和国安等都是其打手。

「610办公室」名义上在国务院挂牌,实际上是一个在国家和政府体制之外的党务组织,不受任何法律条文以及国家政策规定的限制,是一个超越国家法律体系和政府体制的,拥有极大调度国家资源的超权力机构,类似于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作恶多端。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之后,1999年7月22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等的讲话,公开支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这一切都从共产党的严密组织上,配合了江泽民邪恶计划的实施。

有众多的案例证明,凡是和法轮功有关的案件,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都无权自主处理,必须听命于这个「610办公室」。许多被捕、被关押、和被虐待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在向公检法体系查询投诉的时候,都被告知需要「610办公室」来决定。

而这个「610办公室」的存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其在向中共所有体制内机构下达命令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没有书面命令和通知,只有口头传达,而且规定所有听传达者不许录音、不许录像甚至不许文字记录。

这种临时专政机构,正是中共历来无法无天的惯用伎俩。在中共历次政治整肃运动中,都是以这种非正常手段和非正常的临时机构领导,如中央文革小组,来把共产党的暴政推向全国。

中共在长期暴政和高压统治过程中,用暴力、谎言和封锁资讯练就了世界上最强大、最邪恶的国家恐怖主义,使其残暴和谎言欺骗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规模和程度更是空前绝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积累了系统有效的整人、害人和杀人的方法和经验,残酷、狡猾与奸诈。前言例子中的丈夫受不了警察的威胁和骚扰,下毒手掐死了善良的妻子。这正是中共以媒体欺骗、政治压力、株连、威胁等等国家恐怖主义手段扭曲人性、煽动仇恨的恶果。

(五)利用军队和国库财政力量

中共对国家军队的控制使其在镇压人民时敢于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这次对法轮功的镇压中,江泽民不但动用警察、武警,而且在1999年7-8月间,当全国有数十万、甚至数百万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要上访北京,为法轮功申诉冤情时,江泽民直接动用了军队武装,在北京市内一些地方布置了士兵,除此之外,还在通往北京的要道上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配合警察拦截和抓捕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江泽民直接调动中共的武装力量为血腥迫害扫平了道路。

中共对国家财政的控制,成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经济后盾。辽宁省司法厅高级官员曾经在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的大会上承认:「对付法轮功的财政投入已超过了一场战争的经费。」

虽然目前还不清楚中共究竟动用了多少国家经济资源和人民的血汗收入来迫害法轮功,但是推算一下就不难看出会是天文数字。2001年,来自中共公安内部的消息显示:仅天安门一地,抓捕法轮功学员一天的开销就达170万到250万人民币,即一年的支出达6亿2千万到9亿1千万。全国范围内,从城市到边远的农村,从派出所警察,到公安局,再到各级「610办公室」人员,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估计至少雇傭了数百万人,这笔工资花费可达每年上千亿元人民币。

不仅如此,江泽民花费巨额经费扩建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和建立洗脑中心和基地等。例如,2001年12月,江泽民一次性投入42亿元人民币建立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洗脑中心或基地。江泽民还用金钱刺激和鼓励更大批的人参与迫害法轮功,很多地区,每抓到法轮功学员奖励数千乃至上万元。而在对法轮功的迫害邪恶至极的辽宁马三家劳教所,中共一次性奖励所长苏某5万元人民币,副所长邵某3万元人民币。

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是这场邪恶迫害的始作俑者和策划指挥者,他利用了中国共产党的运动机制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对这场历史罪恶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而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长久历练出来的残暴机制,江泽民也根本就不可能发起和進行这场邪恶迫害。

江泽民和中共互相利用,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一己和一党之私而反对真善忍,是这场罪恶与荒谬能够发生的真正原因。

五、江泽民从内部打倒了中共

江泽民出于一己之私,利用共产党固有的邪恶,在中国搞了这场针对修炼「真善忍」的民众的血腥迫害,对社会上这股向善的、对国家社会最有益无害的力量发起征讨。这场迫害不仅把国家和人民拖入一场罪恶和灾难,也最后从根本上打倒了共产党自己。

江泽民利用中共把古今中外的一切邪恶手段都利用来对付法轮功,法律、道德、和人性都遭到极大破坏,这从根本上毁坏着国家政权的统治基础。

江泽民集团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来打击法轮功,镇压好人,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极大的负担,给金融系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中共根本无法持久進行这场注定失败的迫害,只能靠挪用民众的存款、发行国债(国库券)和诱惑海外投资来维持。

中共和江泽民在迫害中使用了流氓、残暴、欺诈等各种手段,将中共的邪恶经验之大全,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全盘托出。

中共和江泽民动用了一切宣传工具来造谣诋毁法轮功,为镇压和迫害制造藉口。然而纸包不住火,当谎言最后被揭露出来,当这一切邪恶因为迫害的失败而曝光、而广为人知时,其造谣宣传的工具再也欺骗不了民众,中共就彻底失去了信誉,失去了民心。

江泽民在1999年镇压法轮功之初,曾打算「三个月」解决法轮功。但是中共低估了法轮功的力量,低估了传统和信仰的力量。

自古邪不压正,邪恶是不能从人们的心中「铲除」善良的。五年多过去了,法轮功仍然是法轮功,而且在世界上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江泽民和中共却在这场正邪较量中大败,也把其自身的流氓、残酷和邪恶本性暴露无遗。江泽民现在声名狼藉,内外交困,正在面临众多的法律起诉和要求清理、法办与绳之以法的呼声。

中共本想利用这次镇压来巩固其暴政,结果不仅没有能够「充电」,而且把自身的能量洩尽。现在中共已经坏得不可救药,就像一颗烂透了的枯树,无需风吹草动,自己就会倒塌。任何妄想挽救共产党的企图到头来只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不仅劳而无功,而且将毁了自己的前程。

结语

当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是这场邪恶迫害的始作俑者和策划指挥者。江泽民充分利用了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地位、整人手段、运动机制而发动了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对这场历史罪恶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江泽民也根本就不可能发起和進行这场邪恶迫害。中国共产党,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与正义和善良为敌,以镇压为手段,以迫害为能事,以一党统天下的思想控制为其统治基础;共产党出于其本性,惧怕真善忍,仇视法轮功,其对法轮功的镇压和迫害,也是偶然中的必然。江泽民和中共在打击「真善忍」时,使假、恶、暴、毒、邪、腐败等乘机泛滥,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大地上普遍的道德沦陷,社会风气恶化,人人深受其害。

中共与江泽民之间的互相利用、狼狈为奸,把二者的命运也绑在了一起。法轮功正在起诉江泽民,当江泽民被绳之以法的时候,中共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

对修炼真善忍的一群好人進行毫无人性的迫害,天理不容。江泽民和中共的恶行,也将给人类留下永久和深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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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之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

前言

一、共产党为什么要破坏民族文化

二、共产党如何破坏传统文化

三、党文化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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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与人种和土地这些物质要素同样重要的精神要素。

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发展史,民族文化的彻底摧毁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消亡。人类历史上那些创造出辉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也许他们的人种依然幸存,但是他们的民族却随着其传统文化的消失而灰飞烟灭。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5000年的古老文明,对其文化的破坏就更是一种巨大的罪行。

「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奠定了神传文化的初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文化的血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设馆授徒,把以「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传与社会。公元一世纪,「慈悲普度」的释教佛法东传,中华文化变得更为博大精深。儒、释、道三家思想交相辉映,使盛唐时期达到举世瞩目的辉煌。

虽然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多次遭到侵略和打击,其传统文化一直表现出极大的融合力与生命力,其精华代代相传。「天人合一」代表着我们祖先的宇宙观;「善恶有报」是社会的常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为人的起码美德;「忠孝节义」是人生于世的标准;「仁义礼智信」成为规范人和社会的道德基础。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中华文化体现出诚(实)、善(良)、和(为贵)、(包)容等优点。「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反映出百姓敬神(天地)、忠社稷(君)、重家庭(亲)、尊师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内涵。中华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和谐,重视个人的修养,以儒释道的修炼信仰为根,能够包容,能够发展,能够维护人间道德,能够使人有正信。

与法律这种刚性约束不同的是,文化约束是柔性的。法律偏重于犯罪之后的惩罚,而文化对于道德的育化却起着预防犯罪的作用。一个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常常是通过文化具体反映出来。

在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达到鼎盛的唐朝恰恰是中华国力鼎盛的时期,科学也因此在世界上独领风骚。当时欧洲、中东、日本等地都派人去长安学习,周边国家则以中国为宗主国,万国来朝,重译款塞。秦朝以后,中国常常被少数民族占领,包括隋、唐、元、清和其他少数民族割据的朝代,但是他们几乎都被汉化,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的巨大同化力所致。恰如孔子所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从中共1949年窃据政权开始,就倾国家之力开始了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破坏,这绝不是它出于工业化的狂热、或希望靠拢西方文明而干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识形态上与民族的传统文化势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坏就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并且是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从建党到现在,中共对中国文化的「革命」从来都没有停过,也确实企图彻底「革」中国文化的「命」。

更为恶劣的是,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从古到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大」,创造出一套它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让人认为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甚至利用人们对「党文化」的反感而使人進一步抛弃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

这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人心不但失去了道德约束,更被中共强行灌输了其邪恶学说。

一、共产党为什么要破坏民族文化

(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信仰为本道德为尊

中国人真正的文化是五千年前由黄帝开创的,因此把黄帝称为「人文初祖」。实际上黄帝也是中国道家思想(「黄老之学」)的创始人。儒家思想深受道家影响,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朝闻道,夕死可矣」。记述天地、阴阳、宇宙、社会和人生规律的《周易》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其中的预测学连现代科学也难望其项背。佛家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对知识份子潜移默化,影响巨大。

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中「入世」的部份,重视家庭伦理,其中「孝」又占了极重的份量,「百善孝为先」。孔子倡导「仁、义、礼、智、信」,但又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家族伦理可以自然扩展为社会伦理,「孝」向上延伸为大臣对君主的「忠」,所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悌」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可以横向延伸成朋友之间的「义」。儒家倡导在家族中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中「慈」可以向下延伸为君主对大臣的「仁」。只要家族中的传统得以保持,社会伦理也就自然得以维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佛家和道家思想则是传统文化中「出世」的部份。佛、道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与道家思想渊源甚深的中医、气功、风水、算卦,以及佛家天国地狱、善恶报应等等思想与儒家伦理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儒、释、道信仰给中国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稳定的道德体系,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套道德体系是社会赖以存在、安定和和谐的基础。

属于精神层面的道德常常是抽像的,而文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道德体系進行通俗化表达。

以四大名著为例,《西遊记》本身就是神话;《红楼梦》开篇是大荒山无稽崖上空空大士、渺渺真人和通灵宝玉的对话,这段神话是贯穿《红楼梦》的线索;《水浒传》开篇讲「洪太尉误走妖邪」,这段神话是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来历;《三国演义》开始讲天灾示警,以「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的天命观结尾。馀者如《东周列国志》或《说岳全传》也都以类似的故事开头。

这绝非小说家们在创作时的巧合,而是中国知识份子对于自然界以及人生的基本看法。他们的文化作品对于后人存在着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中国人谈起「义」的时候往往想到的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关羽这个「义薄云天」的人物,和「屯土山约三事」、「白马之围」、「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最后败走麦城,「义不屈节,父子归神」等故事。谈起「忠」的时候会自然想到岳武穆「精忠报国」,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

传统价值观中对「忠义」的赞美就这样通过知识份子创作的精彩纷呈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抽像的道德说教,通过文化的方式具体化,形象化。

道家讲「真」,佛家讲「善」,儒家讲「忠恕」、「仁义」,「外略形迹之异,内证性理之同,……无非欲人同归于善」。这才是「儒释道」信仰为根的传统文化最有价值的地方。

传统文化中贯穿着「天、道、神、佛、命、缘、仁、义、礼、智、信、廉、耻、忠、孝、节」等等,许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识字,但是对传统戏剧和评书却耳熟能详,这些文化形式都是民间百姓获得传统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就是直接毁去中国的道德,也是在破坏社会安定祥和的基础。

(二)共产党邪说与传统文化的对立

共产党的「哲学」可以说和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截然相反。传统文化是敬畏天命的,孔子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佛家和道家思想都是有神论,相信生死轮回、善恶有报,共产党不但信奉「无神论」而且「无法无天」;儒家重视家庭观念,而《共产党宣言》中明确表示要「消灭家庭」;传统文化「明夷夏之辨」,《共产党宣言》鼓吹「取消民族」;儒家文化重视「仁者爱人」,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儒家主张忠君爱国,而《共产党宣言》却倡导「取消祖国」。

共产党要想在中国夺取并巩固政权,就必须要先使其败坏人伦的思想在中国立足,正如毛泽东所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中共也看到了,共产「学说」这个完全靠枪杆子支撑起来的西方思想垃圾无法和中国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分庭抗礼,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中华文化彻底摧毁,马列「主义」方可在中国登堂入室。

(三)民族文化妨碍中共的独裁

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民族文化的存在无疑是中共「无法无天」的巨大障碍。

传统文化中的「忠」绝不是「愚忠」。在民众眼中,皇帝是「天子」,上面还有「天」。皇帝并非永远正确,所以才需要设立谏官指出皇帝的过失,同时中国的信史制度使得史官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士大夫可以「为帝王师」,皇帝做得好与不好是用儒家经典来衡量的。甚至在昏君无道的时候,人们可以起来去推翻他,一如成汤伐桀、武王伐纣,这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不但不是不忠、不是大逆不道,反而是替天行道。文天祥被俘后,原宋朝皇帝亲自出面劝降,文天祥不肯,因为儒家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都是独裁的中共无法接受的,因为它希望「神化首要分子」(即「个人崇拜」),不希望在它之上还有「天」、「道」、「神」等在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概念去约束它;它知道用传统文化的标准去衡量它的所作所为都是逆天叛道、罪大恶极的,只要传统文化还存在,人民就不可能称颂它「伟大光荣正确」;知识份子就会保留「文死谏」、「舍生取义」、「君轻民贵」等价值标准,而不会变成它的应声虫儿;全民就无法「统一思想」。

传统文化中对于天地自然的敬畏,是中共「改天换地」、「战天斗地」的障碍;传统文化中「人命关天」式的对生命的珍视,是中共搞「群体灭绝」恐怖统治的障碍;传统文化中「天道」才是道德善恶的最终标准,这等于剥夺中共对于道德的解释权。因此中共认为传统文化是它维持政权的巨大障碍。

(四)传统文化挑战中共的执政合法性

传统文化中包含「有神论」和「天命论」。承认「天命」就得证明自己是「有道明君」、「奉天承运」;承认「有神论」,就得承认「君权神授」。而中共的执政理论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中共宣传「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宣扬「共产主义」是「人间天堂」,而通往「人间天堂」之路就是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即共产党的领导。承认有神论等于直接挑战了中共的执政合法性。

二、共产党如何破坏传统文化

中共的一切都是为其政治服务的。为了攫取、维护和巩固其暴政,中共需要用邪恶的党性取代人性,用「假、恶、斗」的党文化替代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破坏和替代不仅包含着毁坏看得见的文物古迹和古籍,更是从人的行为、思想和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改变人们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而在另一方面,却把文化上无关紧要的表象视为「精华」保留下来,再以这些「精华」为门面,将其背后的内涵用党文化偷梁换柱,然后打着「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幌子欺骗人民和国际社会。

(一)三教齐灭

传统文化既然以儒、释、道思想为根,中共破坏文化的第一步就是清除他们在世间的具体体现──宗教。

三教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都遭到过破坏。以佛教为例,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四次大的法难,史称「三武一宗」灭佛。但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都是兴道教而灭佛教;北周武帝佛道教一起灭,但却尊崇儒教;周世宗灭佛其实仅仅是为了用佛像铸钱,对于儒教和道教都未触及。

唯有中共,三教齐灭。

中共在建政之初就开始毁寺焚经,强迫僧尼还俗,对其它宗教场所的破坏也从未手软。到了六十年代,中国的宗教场所已经寥寥无几。文革时「破四旧」就更是一场宗教和文化的浩劫。

举例来说,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是东汉初年在洛阳城外营建的白马寺,为中国「释源祖庭」。「破四旧」时它自然难逃洗劫。「寺院旁边有个白马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去革命,乱砸一通,一千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柬埔寨流亡君主诺罗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马寺,周恩来赶紧下令将北京故宫里的贝叶经和京郊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十八罗汉运到洛阳,来个冒名顶替,才解决了外交难题。」(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在革中国文化的命。从当年8月份开始,「破四旧」的烈火烧遍中华大地。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作为「封、资、修」立即成为红卫兵们的主要破坏对象。以佛像为例,北京颐和园万寿山顶有一千尊琉璃浮雕佛像,经「破四旧」,竟然都五官不全,无一完好。首都如此,全国都如此,连偏远的县城也不能幸免,「山西代县有个天台寺,建于一千六百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间,塑像、壁画甚为珍贵。虽然地处远离县城的山沟,『破四旧』者不畏艰险,前去将塑像、壁画一扫而空。……陕西周至县境内,有两千五百年前老子讲经授学并留下传世之作《道德经》的楼观台。……以他当年讲经的『说经台』为中心,方圆十里之内,散布着五十多处古迹,包括唐高祖李渊为他修的、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宗圣宫』。如今楼观台等古迹被破坏,道士们则全都被迫离开。按教规,道士出家后永不得刮胡子、剃头。现在则被迫剃头、脱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员,有的还成了当地农家的上门女婿。……山东崂山道家圣地,太平宫、上清宫、下清宫、斗姆宫、华严庵、凝真观、关帝庙等,『神像、供器、经卷、文物、庙碑全被捣毁焚烧。』……吉林市文庙是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破四旧』中严重受损。」(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二)特殊的灭法方式

列宁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中共作为一群马列子孙,对这句话自然心领神会。

释迦牟尼佛在《大般涅盘经》中预言他涅盘之后,将有魔王转生成和尚、尼姑与男女居士坏乱佛法。我们当然无从考证释迦佛具体所指,然而中共对佛教的破坏确实是从「统战」一些出家人开始的。它甚至派出地下党员,直接打入宗教内部進行破坏。文革的一次批判会上,就有人质问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赵朴初,「你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信佛教?」

释迦佛通过「戒定慧」而修成无上正等正觉,因此在涅盘前,他谆谆教诲弟子要「护持禁戒。勿得亏犯。」并警告说「破戒之人。天龙鬼神。所共憎厌。恶声流布。……死即随业受地狱苦。经历劫数。然后得出。复受饿鬼畜生之身。如是转转无解脱期。」

佛陀的警告成了政治和尚的耳旁风。1952年,大陆成立「中国佛教协会」时,中共派员出席,会中许多教徒,提出佛教的清规戒律应该废除,并说这些典章害死了许多青年男女。更有人主张「信教自由,僧娶尼嫁,饮酒食肉,也都应当自由,谁也不能管。」当时与会的虚云法师看到佛教将因此面临消亡的危险而挺身抗辩,要求保存戒律和佛教服饰。正是这位虚云法师曾被诬为「反革命」,拘禁在方丈室内,绝其饮食,大小便均不许外出,还被勒令交出黄金、白银和枪械。虚云在回答「无有」后,惨遭毒打,头破血流,肋骨折断。当时虚云已经112岁了。军警将他从榻上推倒在地,第二天再来,看见虚云未死,又予毒打。

1952年成立的中国佛教协会与1957年成立的中国道教协会,在其发起书中都明确表示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实际上就是在「无神论」的共产党领导之下。同时两教都表示要积极参加生产建设,贯彻政府政策等等。完全成为了一个世俗化的组织。而那些精進持戒的出家人却被扣上反革命分子、会道门的帽子,在「纯净佛道教队伍」的革命口号下被监禁、劳改、乃至处死。即使如西方传入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也无法幸免,「根据1958年出版之《中共如何迫害基督教》一书统计,仅以书面透露的资料显示,大陆神职人员被冠上『地主』、『恶霸』罪名而杀害的,竟达八千八百四十人,因而遭劳改的达三万九千二百人;被冠上『反革命』罪名而杀害的,达二千四百五十人,因而遭劳改的达两万四千八百人。」(百志《中共打压宗教的理论与实践》)

宗教无疑是出世修行的法门,注重的是「彼岸」和「天国」。释迦牟尼曾是印度王子,为寻求清净寂灭的解脱放弃王位入山林苦修;耶稣成道前,撒旦带他到一座山上,把天下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并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却不受诱惑。然而被中共统战的政治和尚、政治牧师却编出了「人间佛教」、「宗教是真理,社会主义也是真理」等一系列谎话,和「此岸与彼岸并不矛盾」的说词。鼓励出家人追求现世的幸福与荣华富贵,改变宗教的教义和内涵。

佛教戒杀,中共「镇反」时杀人如麻,政治和尚于是编造出「杀反革命是更大的慈悲」的说法。甚至在「抗美援朝」期间,直接把僧人送上前线杀人。

再以基督教为例,吴耀宗在1950年搞了个「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教会,号称要脱离和「帝国主义」的联系,并积极投身「抗美援朝」。他的一个好朋友因为不肯加入「三自」而被关進监狱二十多年,受尽毒打欺凌。这位朋友问吴耀宗,「你怎么看待耶稣所行的神迹呢?」吴耀宗回答「那些都被我扬弃了。」

不承认耶稣的神迹,就是不承认耶稣的天国。连耶稣的天国都不承认,还能算做基督徒吗?但是吴耀宗却作为三自教会的创始人成了政协常委。当他步入人民大会堂时,一定已经完全忘记了耶稣的话「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上帝的归于上帝,凯撒的归于凯撒。」

中共「没收庙产、强迫僧尼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强化洗脑,更强迫僧尼参与劳动。例如,浙江宁波就有一座『佛教工场』,里面曾有二万五千多名僧尼被搾取劳力。更荒谬的是,中共鼓励僧尼结婚,以瓦解佛教信仰。例如1951年三八节前,湖南长沙妇联会,竟下令全省女尼,必须在几天之内决定结婚!此外,年轻力壮的男僧人被强迫参军,送到战场上当炮灰!」(百志《中共打压宗教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的各种宗教团体在中共的暴力镇压下瓦解了,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精英被镇压了,剩下的很多还了俗,还有很多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专门穿着袈裟、道袍和牧师的袍服歪曲佛经、道藏、圣经,从这些经典中为中共的运动找根据。

(三)破坏文物

对文物的破坏也是中共摧毁传统文化的重要部份。在「破四旧」中,多少知识份子珍藏的孤本书和字画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纸浆。章伯钧家藏书超过一万册,被红卫兵头头用来烤火取暖,剩下的则送往造纸厂打成纸浆。「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只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现代的中国人如果对历史还稍有记忆的话,吟唱孟浩然的这首诗时恐怕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江山胜迹」也在「破四旧」的狂飙骤雨中被砸碎、消失。王羲之写下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的兰亭不但被毁,连王羲之本人的坟墓也被毁掉,吴承恩的江苏故居被砸了,吴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苏东坡亲笔书写的《醉翁亭记》石碑被「革命小将」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

这些中华文化之精华经过数千年的承传积淀,一旦毁去即无法还原,但中共却以「革命」的名义毁得理直气壮。当我们叹息于英法联军焚毁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叹息于那毁于侵略者兵火的传世巨著《永乐大典》,我们又怎能想到,中共的毁坏要比入侵者更广泛、更持久、更彻底呢?

(四)精神层面的摧毁

中共除了要在物质层面毁灭宗教和文化之外,还尽其所能的在精神上摧毁人们对于信仰和文化的认同。

举例来说,中共认为回民风俗属于「四旧」,于是强迫回民吃猪肉,并命令回民农家和清真寺养猪,规定每户每年要上交两头。红卫兵甚至强迫藏传佛教的第二大活佛班禅喇嘛吃大便,命令哈尔滨最大的近代寺庙极乐寺三位僧人举着一张纸做的牌子,上面写着「什么佛经尽放狗屁」。

1971年,林彪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然而在毛家湾搜出的孔子语录,却在全国燃起了狂热的批判孔子的运动。「梁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孔丘其人》把孔子描绘成「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诈的政治骗子」,一系列丑化孔子的漫画、歌曲接连出世。

宗教与文化的庄严神圣感被破坏殆尽。

(五)破坏无远弗届

在中国古代,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只到达县一级,县以下全部靠宗族自治,因此无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三武一宗灭佛,这种破坏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更不可能彻底,佛、儒典籍和思想必然还在民间存在着巨大的生存空间。而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受到中共煽动后進行「破四旧」,却是一种遍及全国的带有「自发热情」的草根运动,同时中共这种「村村都有党支部」的严密社会控制体系,使得这种「革命」运动无远弗届,触及到每一个人,每一寸土地。

同时,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皇帝除了用暴力之外,还像中共一样用诋毁和谩骂的形式,从人心中根除人们认为最神圣和最美好的东西。意识形态上的消灭,有时候比单纯的物质消灭更加有效、更加持久。

(六)改造知识份子

中国的汉字凝聚了5000年文明的精华,从字形、字音到由此组成的成语、典故都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中共除了简化汉字之外,还曾经推行过拼音化方案,希望从活的语言文字中消除文化中的一切传统,后来因实在无法实施才作罢。而同样传承了传统文化的知识份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在1949年以前,中国有大约200万知识份子,虽然他们中一些人留学西洋,但还是继承了一部份儒家思想。中共当然不会放过他们,因为作为「士大夫」阶层,他们的思想对民间意识形态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于是在1951年9月,中共从北大开始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并要求在此基础上「开展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一向是讨厌知识份子的,他说「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份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拿未曾改造的知识份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份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

中共对知识份子的迫害是以各种形式的大批判开始的,从1951年批「行乞办学」的武训,到1955年毛泽东亲自将胡风打成反革命,知识份子还并没有被大规模的划成另类。然而到1957年,几大传统宗教已经被「统战」到俯首称臣时,中共终于腾出手来对付知识份子了,这就是著名的「反右斗争」。

1957年2月底,中共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知识份子给共产党提意见,并诚恳地表示「言者无罪」。对于中共作为外行却领导一切,以及镇反和肃反中滥杀无辜早有不满的知识份子们以为中共终于开明起来,于是开始说出心里话,言辞也越来越激烈。

历史过去多年之后,仍然有许多人认为毛泽东只不过是在知识份子对中共的批判越界的情况下忍无可忍,才奋起反击的,其实并非如此。

毛在1957年5月15日,就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党内高级干部中传达,其中说「最近一个时期,右派表现得最坚决猖狂。他们想要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刮起一阵7级以上的颱风,妄图消灭共产党。」接着,那些对「大鸣大放」并不感兴趣的各级党官忽然变得极其热心诚恳起来。章伯钧的女儿在回忆录《往事并不如烟》中记述道:中共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亲自拨电话邀请章伯钧参加整风座谈会,并将他安排在头排大沙发上。章不知是计,提了很多意见。整个过程中,「李维汉神情怡然。父亲大概以为是称许自己的谈话;殊不知,他这是在为猎物堕网而心安。」章伯钧随后就成了中国的头号大右派。

我们不妨看看几个简单的日期: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5月21日提出;龙云的「反苏谬论」,5月22日;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5月22日;林希翎在北京大学演说,「抨击中共的封建社会主义」,5月30日;吴祖光的《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5月31日;储安平的「党天下」,6月1日。这些都是在毛磨好刀后之后,这些知识份子「应邀」发表的言论。

这些知识份子随后当然都成了「右派」,这样的「右派」全国有55万之多。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精神,「士可杀不可辱」,而中共却能做到你不受辱我就不给你饭票,连家人都会受到株连。于是很多知识份子就真的屈服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知识份子出于自保的目的而揭发他人,也伤透了很多人的心。而那些真不可辱的知识份子就被杀鸡儆猴,见了阎王。

作为传统社会道德楷模的「士」阶层,就这样消失了。

毛泽东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份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

其实,他何止坑了儒,更严重的是摧毁了他们的信仰和心灵。

(七)偷梁换柱的表面文化

在中共开始改革开放以后,重修了很多寺院、道观和教堂,也在国内搞庙会,在海外搞文化节。这是中共对残存的传统文化的最后一次破坏与利用。这一方面因为中共无法割裂的人性中的善良使「党文化」走向破产;另一方面,中共要借传统文化装潢门面,掩盖中共「假恶斗」的邪恶本性。

文化之根本是其道德内涵,末节是娱乐作用,中共以恢覆文化表面的娱乐功能来掩盖破坏道德内涵的实质。不管中共拿出多少字画古玩展览,举办多少舞龙舞狮的文化节、食品节,修建了多少画栋飞檐的建筑,都仅仅在恢覆文化表象而非文化精髓,同时也利用这一点增加海内外对中共的文化认同,实质上还是以维护其统治为第一要务的。

再以寺院为例,这本是个晨钟暮鼓、青灯礼佛的修行场所,或是给红尘中人忏悔礼拜的地方。修行讲究的是清静无为,忏悔礼拜也要求环境庄严肃穆,然而现在却成了发展经济的旅遊胜地。真正来到寺院的,有多少是沐浴更衣后,带着虔诚敬佛的心来反省自己的过失呢?

修复门面,毁去内涵,这也是中共迷惑世人的策略。无论是佛教、其它宗教还是派生文化,中共就是要使他们沦落到这步田地。

三、党文化

中共在破坏传统半神文化的同时,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在不知不觉中树立起中共自己的党文化。党文化改造了老一代人,毒害了年轻一代,也影响着年幼的一代。其影响极深极广,甚至包括许多人试图要揭露中共的时候,也不可避免的会带着党文化的烙印,使用中共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

党文化除了深得外来马列邪说之「邪」外,还把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负面因素,如宫廷斗争、结党营私、整人权术、诡诈权谋和共产党宣传的暴力革命、斗争哲学有效地结合起来。在几十年生存危机的挣扎中,不断充实发展和「发扬光大」其「假恶斗」的特征。

党文化的性质是专制与独裁,为其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服务,它从四个方面构成了党恐惧专制的「人文」环境。

(一)统治方面

1、封闭文化

共产党文化是封闭的、垄断的。没有思想、言论、结社、信仰等自由。党的统治好像一套液压系统,依靠高压和封闭来维持。一个小小的漏洞都可能造成系统的崩溃。举例来说,「六四」时不肯与学生对话就是怕开这个口子,一旦开了,工人、农民、知识份子、军队就都会要求对话,中国就会走向民主,这就等于挑战一党独裁,因此宁可杀人也不能行这个方便。现在动用数万网警监控国际互联网,直接封杀中共不喜欢的海外网站。

2、恐怖文化

共产党五十五年来是以恐惧压迫中国人民的灵魂的。高悬的鞭子,高举的屠刀,不知何时降临的灾难,「规范」了人的行为方式。人们在恐惧中,乖乖地当起了顺民。民运人士、自由思想者、体制内的怀疑者、各种信仰团体成员都是杀一儆百的对象,要把异己消灭在萌芽状态。

3、网络控制文化

中共对社会的控制是全方位的,包括户口户籍制度、街道居民委员会制度、各级党委结构、「支部建在连队上」、「村村有支部」、过党、团组织生活等,并提出与之相应的一系列口号,如「守好自己的门,看好自己的人」、「截留上访」、「坚决落实包保责任和责任追究制,严密防控,严肃纪律,确保24小时防范管理不失控」、「610办公室将组织督办组,不定期对各地,各单位检查督办」等。

4、株连文化

中共全然不顾现代社会的法治原则,大搞株连政策,从对「地、富、反、坏、右」家属的专政,到「出身论」的提出,一直到今天「对因领导不到位,工作措施不力,导致法轮功人员進京滋事的,对主要领导实行追究责任,通报批评。情况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一人炼(法轮)功,全家下岗」,一位职工炼功,扣发全公司的奖金等。中共还提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黑五类」等歧视政策,提倡与党一致,「大义灭亲」,并通过人事、组织档案制度,「外调制度」,「检举揭发」,「立功受奖」等進行制度保障。

(二)文宣方面

1、一言堂文化

「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所有媒体一哄而上,集体帮腔。必要时搬出各级党、政、军、工、青、妇领导表态支持,人人过关。

2、鼓吹暴力文化

「八亿人,不斗行吗?」,「打死白打死」,「超限战」,「原子弹是纸老虎……就算是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还可以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家园」。

3、煽动仇恨文化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成为根本国策,对阶级敌人的残忍被视为美德,宣传「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了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

4、谎言文化

「亩产过万斤」,「『六四』天安门没有死一个人」,「我们已经控制了萨斯」,「当前是中国人权的最好时期」,「三个代表」。

5、洗脑文化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6、马屁文化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一切归功于党」,「我把党来比母亲」,「用生命保卫党中央」,「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战无不胜」的党等等。

7、走过场的文化

一个接一个地树榜样,抓典型,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教育」,结果运动一过大家该干甚还干什么,所有的报告会、读书会、心得交流都成了「认认真真的过场」,社会道德继续大步倒退。

(三)人际关系方面

1、嫉妒文化

宣传「绝对平均主义」,「出头的椽子先烂」,嫉妒有能力和有钱的人。「红眼病」。

2、人踩人的文化

「面对面的斗争,背靠背的揭发」,打小报告、写黑材料、无中生有和无限上纲都成了靠拢党组织和积极要求進步的标志。

(四)潜移默化规范人的内在精神和外在行为方面

1、把人异化成机器的文化

要民众做「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銹的螺丝钉」,「做党的驯服工具」,「党指向哪儿,我们就打向哪儿」。「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2、颠倒是非的文化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开枪杀人是为了「换取二十年的稳定」;「己所不欲,要施于人」。

3、自我洗脑绝对服从文化

「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狠斗私字一闪念」,「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命令,统一指挥」。

4、坐稳奴才位置的文化

「没有共产党了,中国就会乱」,「这么大个中国,除了共产党,谁能领导得了」,「中国一垮,是世界的灾难,所以要帮助共产党维护其领导」。被共产党长期压迫的团体出于害怕和自我保护,时常表现得比共产党还要左。

凡此种种,还有很多。每个读者都可能从你亲身经历中找到党文化的各种因素。

经历过文革的人可能仍然对样板戏、语录歌、忠字舞记忆犹新,对《白毛女》、《地道战》、《地雷战》的对白耳熟能详,实际上中共就是通过这些文艺形式对人進行洗脑,把中共多么「英明伟大」,对敌斗争多么「艰苦卓绝」,党的战士对党多么「赤胆忠心」,可以为党牺牲一切,而敌人是多么愚蠢狠毒等等强行灌输到人的脑子里,把共产党所需要的价值观通过日复一日的宣传强加给每一个人。今日回头去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整个主题和表现方式都是「杀,杀,杀」。



同时中共还创造出它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谩骂式的大批判语言、肉麻的歌功颂德语言、空洞无物的官样八股文章等等,使人一说话就不自觉地堕入「阶级斗争」和「歌颂党」的思维模式中去,用话语霸权代替心平气和的说理。它对宗教词汇的滥用,更是在扭曲词汇的内涵。



真理前進一步就是谬误,党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还对传统价值观進行滥用。比如传统文化中讲「信」,共产党也讲,但是它讲的是「对党要忠诚老实」;传统文化中讲「孝」,共产党可以把不赡养父母的人抓到监狱里去,但却是因为儿女不赡养父母,父母就成了政府的「负担」,而共产党需要的时候,儿女还要和父母划清界限;传统文化讲「忠」,但「君轻民贵,社稷为重」,共产党讲的「忠」是「愚忠」,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等等。



中共常用的词汇十分具有迷惑性。比如他把国共内战时期称为「解放战争」,好像是把人民从压迫中「解放」了出来;把1949年以后称为「建国以后」,而实际上在中共之前中国早已存在,中共只不过是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而已;把三年大饥荒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根本不是自然灾害,而是彻头彻尾的人祸。然而人们在耳濡目染,天天使用这些词汇时,却会不知不觉地接受中共想要灌输给人的概念。



传统文化中把音乐作为节制人欲的方式。《史记》的《乐书》上说人的天性是好静的,感知外物以后就会影响人的情感,并按照自己的心智产生好恶之情,如果不加以节制的话,人就会被无穷无尽的外部诱惑和内心好恶同化而做出许多坏事,所以先王制作礼乐来节制人。歌曲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既抒发感情,又对感情有所节制,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这样美好的东西却被共产党拿去作为给人洗脑的手段,像「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等歌曲从幼儿园开始要一直唱到上大学,在哼唱的过程中,让人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歌词中所表达的意思。中共更把民间流传下来的最好听的民歌直接盗用其曲调,填上歌颂党的歌词,既破坏传统文化又为党服务。



被中共奉为经典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文化和军事称为「文武两个战线」,并称只有拿枪的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规定「文艺服从于政治」,「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由此派生出的一整套以「无神论」和「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党文化」和传统文化完全背道而驰。



「党文化」确实为中共打江山、坐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与军队、监狱、警察一样同属暴力机器,只不过提供的是另一种暴力——「文化暴力」。这种文化暴力对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破坏涣散了人心,也涣散了民族的凝聚力。



当今许多中国人已经对传统文化的精髓一无所知,甚至把50多年的「党文化」等同于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这是中国人的悲哀。许多人在反对传统文化的时候,也并不清楚,他们实际反的是中共「党文化」,而不是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



许多人希望用西方的民主制度取代中国的现行制度。实际上西方民主也是建立在以基督教为主的文化基础上的,主张「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尊重人性和人的选择。中共这样专制、非人的「党文化」怎么可能作为西方的民主制度的基础呢?



结语



传统文化实际上从宋代开始不断遭到破坏而发生对传统的背离,「五四」以后,一些急功近利的知识份子也试图从否定传统文化,靠拢西方文明中寻找中国的出路。但是文化领域的冲突与演变一直是学术性的争鸣,而没有国家暴力的介入。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把文化的冲突上升到关系中共自身存亡的高度,因此它对文化采取了捣毁砸烂式的直接破坏和「取其糟粕,去其精华」式的和滥用式的间接破坏方式。



民族文化的破坏过程也是建立「党文化」的过程。共产党在人们心中颠覆着良知理念,使人们背离民族的传统。民族文化彻底摧毁之日,也就是民族名存实亡之时,这绝非危言耸听。



同时民族文化的破坏还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物质伤害。



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要和谐共处;共产党号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中国现在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与党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仅以水资源为例,中国人抛弃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传统,对自然進行疯狂的掠夺和污染,目前中国五万公里河流,有四分之三以上鱼类无法生存,地下水污染比例十几年前就超过了三分之一,现在仍然在继续恶化。淮河上甚至出现这样的「奇观」:小孩在油污的河面玩耍,一点火星落入水面,立刻蹿起5米多高的火焰,周围的十几棵柳树被烧毁,可想而知在此地生活的人饮用这样的水怎能不生各种癌症和怪病。西北地区的荒漠化、盐硷化,工业发达地区的污染,都与人心中失去对自然的敬畏有关。



传统文化敬畏生命,中共号召「造反有理」、「与人斗其乐无穷」,可以以革命的名义整死、饿死几千万人,由此带来人们对生命的漠视,造成了假货、毒货的流行。以安徽阜阳为例,许多本来健康的孩子在喂养期间开始出现四肢短小,身体瘦弱,尤其是脑部显得偏大,并有8名婴儿因这种怪病而夭折。究其原因,是黑心的商人为赚钱而贩卖毒奶粉。有人用激素和抗菌素喂螃蟹、蛇、乌龟,用工业酒精兑假酒,用工业油抛光大米,用工业用增白剂漂白面粉,河南省一个县有八年的时间用垃圾油、泔水油、白土油等致癌物质生产有毒的「食用油」,月产上千吨……这些有毒食品绝不是局限在一时一地,而是遍布全国的普遍现象。这与文化破坏后,人心失去道德约束,而一味地追求物质享乐息息相关。





与「党文化」绝对的垄断和排他性不同的是,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唐代的鼎盛时期,佛家思想、基督教和其他西方宗教都可以与道家、儒家思想和谐共处,真正的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西方文明也必然保持开放和包容的姿态。亚洲四小龙形成了「新儒家文化圈」,它们的腾飞已经明证传统文化并非社会发展的阻碍。



同时,真正的传统文化以人内心的喜悦而非外在的物质享受来衡量人的生活品质。「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心?」。陶渊明穷困但并不潦倒,依然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閒情逸致。



实际上如何发展生产,采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并不是文化要回答的问题,它只是在道德领域起着重要的引领和约束作用。真正的传统文化回归应该是恢复人对天、地、自然的谦卑,对生命的珍视和对神的敬畏,让人与天地自然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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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校对更新


大纪元时报重要社论【九评共产党】




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

前言

一、杀人如麻

二、杀人手段极其残忍

三、党内残酷斗争

四、输出革命,海外杀人

五、家庭的毁灭

六、杀人模式及后果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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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共建政55年的历史是用鲜血和谎言写就的历史,而那些鲜血背后的故事不但惨绝人寰,而且鲜为人知。当今天的中国人在付出了六千万至八千万的无辜生命,以及更多的破碎家庭后,很多人仍然在想:中共为什么要杀人?当今天中共仍然在屠杀法轮功,甚至11月初还在汉源开枪镇压抗议民众的时候,许多人也在想:中共是否有一天会停止杀人,学会用嘴说话,而不是用枪说话。

毛泽东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时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说白了,就是七、八年再来一次运动,七、八年再杀一批人。

共产党杀人是有其理论根据和现实需要的。

从理论上说,共产党信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的理论。因此在建政后,它采取「杀地主」的办法解决农村的生产关系;「杀资产阶级」完成工商改造,解决城市的生产关系。这两个阶级杀完,经济基础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上层建筑的问题也要靠杀人来解决,包括镇压「胡风反党集团」和「反右」以整肃知识份子;「杀会道门」解决宗教问题;「文革杀人」解决文化上和政治上党的绝对领导权问题;「六四」杀人逃避政治危机,解决民主诉求问题;「迫害法轮功」解决信仰和健身运动的问题等等。

这都是中共在强化其地位,维护其统治的过程中,不断处理经济危机(建政后物价飞涨、文革后经济几乎崩溃)、政治危机(有人对党不服从,有人要和党分享政治权利)、信仰危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事件、法轮功事件)的过程中,采取的必然反应。除了法轮功事件外,前面所有的政治运动,几乎都是给中共邪灵充电、焕发革命斗志的过程,也是党的组织检阅,凡是不符合党的要求的党员都被淘汰出局。

同时共产党杀人也是出于现实的需要。共产党当年靠流氓无赖杀人起家。既然杀开了头儿,中间就绝不能停手,而必须不断制造恐怖,使人民在颤栗中接受对手过于强大而只能俯首称臣的现实。

从表面看,很多时候中共是「被动杀人」,好像是社会上一件「偶然」事件「偶然」地触发了中共邪灵和中共组织的杀人机制。其实,掩藏在「偶然」后面的周期性杀人对中共来说又是一种必然,否则,「好了伤疤忘了疼」,过两年不杀人,人们就会产生中共已经改良的错觉,甚至像那些八九民运的理想青年一样扑上去要民主。七、八年杀一次人,就可以不断刷新人们对恐怖的记忆,也可以警示刚刚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谁跟共产党作对,谁想挑战中共的绝对领导,谁想试图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谁就要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从这点来说,杀人是中共维系统治最必要的手段之一。在血债越欠越多的情况下,放下屠刀就等于把自己交给民众清算。因此,中共不但要杀人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而且要使用十分残忍的手段,尤其是在建政初期,非如此不能震慑民众。

既然是为制造恐怖而杀人,那么杀谁不杀谁也就毫无理性可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共从来都是使用「群体灭绝」政策。以「镇压反革命」为例,中共并非镇压反革命「行为」,而是镇压反革命「分子」。即使一个人只是被抓丁当了几天国军,并且在中共建政后什么也没做,一样要处死,因为他属于「历史反革命」。在土改过程中,中共甚至有时会采取「斩草除根」的灭绝方式,除了杀地主之外,连地主的家人都要一起杀掉。

从1949年以后,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过中共的迫害,估计有六千万到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与世界上其他共产国家一样,中共不但大肆屠杀民众,对其内部也進行血腥清洗,其手段也极其残酷,目的之一就是清除那些「人性」战胜了「党性」的异己分子。它不但需要恐吓人民,也需要恐吓自己人,以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文化中充满了人与人的关怀和爱,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神的感恩。东方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人说「要爱人如己」。唯有共产党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为了维持一个「斗」字,就要在人民中煽动仇恨,不但中共自己要杀人,还要挑动群众互相杀。让人民在不断的杀人中学会漠视他人的生命、他人的痛苦,在种种非人的残忍暴行面前,变得习惯与麻木,使得侥幸逃过暴行成为最值得庆幸的事,从而使中共的统治可以凭藉残酷镇压得以维系。

因此,中共在几十年的屠杀中不但摧毁了无数的生命,更摧毁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许许多多的人,已经在残酷斗争中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只要中共举起屠刀,这些人立刻放弃一切原则,放弃一切判断力,举手投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精神已经死亡。这是比肉体死亡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一、杀人如麻

毛泽东在建政之前即撰文指出「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换句话说,早在中共進北京之前就已经下定了实行「暴政」的决心,并美其名曰「人民民主专政」。以下仅列举一些运动为例。

(一)镇反与土改

中共在1950年3月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称「镇反」运动。

与历代皇帝登基后大赦天下不同的是,中共甫一上台就举起屠刀。毛在一份文件中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又指示说除掉浙江和皖南外,「其它杀得少的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应当继续放手抓一批,杀一批,不可停得太早。」毛甚至批示说「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以当时中国六亿人口计算,毛一道「圣旨」就有至少六十万人头落地。至于这「千分之一」的比例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无人能知,大概毛拍拍脑袋,认为有这六十万人命垫底,人民的恐惧也就初具规模了,于是就下达了这个指标。

至于说被杀的人是不是罪当至死,则完全不是中共要考虑的问题。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分子条例》中规定,连「传播谣言」都能「斩立决」。

与如火如荼「镇反」运动同时的,是同样如火如荼的「土改运动」。实际上,中共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就在其占领区开始「土改」。表面上是实现类似「太平天国」「有田同耕」的理想,实际上真正的目的却是要找藉口杀人。中共党内后来的第四号人物陶铸提出「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土改口号。也就是每村都要枪毙地主。

本来土改完全不必杀人,同样可以采用台湾政府那种赎买的方式,但依靠土匪和流氓无产者起家的中共只懂得「抢」。抢了人家的东西,又怕人家记恨,索性斩草除根。

土改时最常见的杀人方法是斗争会,给地主富农编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然后问台下怎么办。台下也安排好了中共党员或积极份子,领头高喊「该杀!」,于是地主富农就被就地处决。当时农村里有些田地的都被定为「霸」,经常欺压百姓的叫「恶霸」;经常修桥补路兴学赈灾的叫「善霸」;什么也不做的叫「不霸」,这种划分并无实质区别,因为不论哪一「霸」的结局常常一样──当场处死。

中共公布到1952年底,消灭的「反革命分子」是240馀万人,实则遇害的国民党县长以下至地方甲长的公教人员及地主最少在500万人以上。

这种「镇反」和「土改」有几个最直接的功效:第一、过去中国的基层权力组织基本属于乡村宗族自治,乡绅成为地方的自治领袖,中共通过「镇反」和「土改」杀光了原有体系的管理人员,实现其「村村都有党支部」的农村全面控制;第二、通过土改和镇反抢劫大量钱财;第三、通过对地主富农的残酷镇压达到震慑百姓的效果。

(二)「三反」「五反」

如果说「镇反」和「土改」主要针对农村基层的话,接下来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是城市中的屠杀运动。

「三反」是从1951年12月开始的针对中共内部干部腐化而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当时也处决了腐败干部,但紧接着中共认为其干部变坏都是资本家引诱的结果,于是在次年一月开始「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五反」实际上就是抢资本家的钱、甚至是谋财害命。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悠閒地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实际上就是问又有多少商人跳楼。「五反」运动使所有资本家在劫难逃,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想死又不能跳黄浦江,因为会被说成去了香港,家属还要继续被逼迫,只好跳楼而死,让中共看见尸体好死了心。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

据1996 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数据,在「三反五反」中,有32万3千1百馀人被逮捕,280馀人自杀或失踪;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有5千馀人被牵连,5百馀人被逮捕,60馀人自杀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随后的「肃反」运动中,有2万1千3百馀人被判死刑,4千3百馀人自杀或失踪。

(三)大饥荒

中共建政后死亡最多的政治运动是「大跃進」之后的大饥荒。红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在「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千万人左右。……中国人口减少4千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实际上海内外学者对饿死人数的估计在3千万到4千5百万之间。

这一场大饥荒被中共歪曲成「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大规模严重的洪水、干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完全是一场彻底的「人祸」。由于「大跃進」使全民炼钢,大量庄稼抛洒在地里无人收割,直到烂掉为止;同时各地却「争放卫星」,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甚至一手导演炮制了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特号新闻。正好庐山会议后,中共在全国「反右倾」,为体现其一贯正确,在全国按照虚报的产量進行粮食征购,结果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全部收走。仍然搜刮不够征购数量就诬蔑农民把粮食藏了起来。

贺亦然曾经说:不管柳州地区饿死多少人,也要争个第一!有的农民被搜刮得家里仅剩藏在尿罐里的几把米。环江县驯乐区委为让农民有粮也吃不成,甚至下令「灭火封锅」。民兵夜间巡逻,见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许多农民连野菜和树皮也不敢煮食,活活饿死。

过去大饥荒发生时,官府总要设粥厂,开仓放粮,允许饥民逃荒,但中共显然认为逃荒会有损「党的威信」。于是派民兵把守乡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饥民外逃。甚至在饥民忍无可忍去粮管所抢粮时下令开枪镇压,并诬蔑被枪杀的饥民是反革命分子。当时甘肃、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广西等许多省份饿殍遍野,没有饭吃的农民还被逼着去「大修水利」、「大炼钢铁」,许多人走着走着路就一头倒在地上永远也起不来了。最后死了人没人有力气掩埋,许多村庄一户一户地死绝。

中国历史上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曾经出现过「易子而食」,而到了中共统治时期却出现了这样的故事:活着的人不但把死去的人割了、煮了、吃掉,还将外面来逃荒的人、乃至自己的孩子杀了吃掉。「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作家沙青的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

这样的人伦惨剧到底发生了多少我们无从知道,但我们却知道造成这无数人伦惨剧的罪魁中共,却把它变成了党领导人民抗击「自然灾害」的颂歌,并继续号称自己「伟光正」。

1959年庐山会议,为民请命的彭德怀遭到整肃,一大批敢于说出实话的干部被撤职、关押、审查,到大饥荒发生时已经无人敢说真话,几乎全都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掩盖饿死人的真相,甚至甘肃省在陕西主动提出支援他们粮食时还以粮多得吃不了为藉口拒绝了。

此次大饥荒也是对中共干部的一场检阅,按照中共的标准,这些干部当然都是「合格」的,因为他们已经可以宁可看着数千万人饿死,也不说实话,相信再也没有什么人情天理会成为他们跟党走的良心负担了。大饥荒后,肇事的省级干部们仅仅做了走过场式的检讨了事。在四川饿死了几百万人的省委书记李井泉甚至后来还被提拔当了西南局第一书记。

(四)从文革、「六四」到法轮功

文革是从1966年的5月16日正式开始的。这段时间被中共自己称为「十年浩劫」,胡耀邦后来对南斯拉夫记者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了这样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馀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馀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馀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馀人,703万馀人伤残;7万1千2百馀个家庭整个被毁。」而专家根据中国县志记载的统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达773万人。

除了打死人之外,文革开始时,中国出现了自杀高潮,许多著名的知识份子如老舍、傅雷、翦伯赞、吴□(日含)、储安平等都是在文革初期走上绝路的。

文革时期是中国「左倾」最疯狂的时期,此时的杀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展示「革命性」的表演,因此对「阶级敌人」的虐杀就极其残酷和野蛮。

「改革开放」却使信息流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海外很多记者也因此得以在北京目睹了1989年的「六四」血案,并将坦克追着将学生压成肉酱的屠城录像在海外电视台播出。

十年之后,江泽民在1999年7月20日开始镇压法轮功。到2002年年底的时候,大陆的内部消息即指有超过7000人在各地拘留所、劳教所、监狱和精神病院被折磨致死,平均一天虐杀7个人。

如今的中共似乎杀人数量远远不像过去庞大得动辄以百万、千万计,但是实际上这出于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是人民被中共的党文化异化得更加犬儒;另一个是中共由于巨额贪污和盗用国库已经造成「输血型」经济,外资成为维持经济成长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柱。中共对「六四」之后的经济制裁记忆犹新,深知此时明目张胆地杀人会导致外资撤离,从而危及其统治。

但是中共背地里却没有停手,只是在极力掩盖血污。

二、杀人手段极其残忍

中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夺取权力和维持权力。而杀人就成了其维持权力的重要手段,方法越残忍、人数越众多,才越能够恐吓人民,而且这种恐吓是早在抗战时期甚至以前就开始的。

(一)抗战期间在华北的暴行

美国总统胡佛向全世界推荐雷震远神父的著作《内在的敌人》时说「在这本书里揭露出共产主义在行动上赤裸裸的恐怖真相。我愿向那些希望切实明了弥漫在全世界上的这个魔鬼势力的全国人士们,推荐这本书。」

雷震远神父在书中讲述了一些中共如何用暴行恐吓民众的故事。一天,中共要求所有的人都到村子的广场上去,小孩子们则由他们的老师领着,目的是让他们观看13个爱国青年是如何被砍头的。在宣读了一些莫须有的罪状后,中共命令已经吓得脸色发白的教师领着小孩子们高唱爱国歌曲。在歌声中出场的不是舞蹈演员,而是一个手持钢刀的刽子手。「刽子手是一个凶狠结实的年轻共兵,膂力很足。那共兵来到第一个牺牲者后面,双手举起宽大锐利的大刀快如闪电般的砍下,第一颗头应声落地,在地下滚滚转,鲜血像涌泉般喷出。孩子们近于歇斯底里的歌声,变成了不协调杂乱的啼叫声。教员们想打着拍子将喧嚣的音调领上秩序,杂乱中我又听到钟声。」

刽子手连续挥动了13次钢刀,砍下了13颗人头,随后中共的士兵们一起动手,对死者剖腹挖心,拿回去吃掉。而这一切暴行都是当着孩子们的面。「小孩子们吓得面孔灰白,有几个已经呕吐,教员们责骂着他们,一面集合列队返校。」

从此之后,雷神父常常看到孩子们被迫去看杀人。直到孩子们已经习惯于这种血腥场面,他们变得麻木,甚至能够从中获得刺激的快感。

当中共觉得杀人已经不够恐怖刺激的时候,他们开始发明各种各样的酷刑,比如强迫人吞食大量食盐却不给一点水喝,直到受刑人渴死为止,或者强迫一个人脱光衣服,在锯断的碎玻璃上滚来滚去。或者在冬天冰冻的河上打洞,把犯人从洞口抛下,直到冻死或淹死而止。

「在山西的一位共产党发明了一个可怕的刑罚。有一天他在一个城里閒逛,在一家饭馆门口停住,注视着煮饭的大锅。于是他定购了几只大锅,并立时捕捉些反共人士,草率举行审判,同时令苦力把锅里注水煮沸。审判一完,立即把三个判死刑的犯人脱光掷進锅里,活活煮死。……在平山,我曾看到一个人的父亲被活活剥皮至死。儿子被共产党逼着亲眼看这惨刑的执行,亲身听到父亲在哀号中死去。共产党在他父亲的身上倒上醋和酸类,一张人皮便很快地剥下。先从脊背开始,然后剥到双肩,全身皮都剥下后,只剩下一颗头皮存在。他的父亲在全身皮被剥下后几分钟便死掉了。」

(二)「红八月」红色恐怖和广西吃人事件

中共在打下江山后,丝毫无意收敛暴行,文革时这样的暴行被進一步发展放大。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红卫兵」代表。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也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在得知宋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彬后,就说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为「宋要武」。

风风火火的「武斗」随即在全国展开,这些中共用无神论教育出来的年轻一代没有任何顾忌与惧怕,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以毛泽东的指示为准则,以其疯狂、愚昧和无法无天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打人、抄家活动。很多地方对「黑五类」(地、富、反、坏、右)采取「连根拔」的灭绝政策,大兴县尤为典型,从8月27日至9 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这次活动中,在崇文门附近『抄』一个『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妇),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熟了。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上爬满了蛆。……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遇罗文《大兴屠杀调查》)

比大兴屠杀更野蛮的是广西吃人事件。郑义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1. 开始阶段:其特点是偷偷摸摸,恐怖阴森。某县一案卷记录了一个典型场面:深夜,杀人凶手们摸到杀人现场破腹取心肝。由于恐怖慌乱,加之尚无经验,割回来一看竟是肺。只有战战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来酒,有人找来佐料,就着灶口将熄的火光,几个人悄悄地抢食,谁也不说一句话……

2. 高潮阶段: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此时,活取心肝已积累了相当经验,加之吃过人肉的老游击队员传授,技术已臻于完善。譬如活人开膛,只须在软肋下用刀拉一「人」字形口子,用脚往肚子上一踩,(如受害者是绑在树上,则用膝盖往肚子上一顶──)心与肚便豁然而出。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馀下的任人分割。红旗飘飘,口号声声,场面盛大而雄壮……

3. 群众性疯狂阶段:其特点可以一句话概括:吃人的群众运动。如在武宣,像大疫横行之际吃尸吃红了眼的狗群,人们终于吃狂吃疯了。动不动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掣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哪块肉。……至此,一般群众都卷入了吃人狂潮。那残存的一点罪恶感与人性已被「阶级斗争的十二级颱风」刮得一干二净。吃人的大瘟疫席卷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极之形式是毫无夸张的「人肉筵席」:将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烩、煎,制作成丰盛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吃人之极盛时期,连最高权力机构──武宣县革命委员会的食堂里都煮过人肉!

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吃人的宴会是民间自发的行为,中共作为一个极权组织,对社会的控制深入每一个社会细胞,没有中共在背后怂恿和操纵,这一切根本不可能发生。

中共常常给自己唱赞歌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而这一场场的人肉盛宴却折射出:中共可以使人变成豺狼魔鬼,因为它本身比豺狼魔鬼更加凶残。

(三)迫害法轮功

当中国人也开始步入电脑时代、宇航时代,也可以私下谈论人权、自由和民主的时候,很多人觉得那些令人毛骨悚然又极度恶心的暴行已经过去,中共也披上文明的外衣要和世界接轨了。

实际情况绝非如此,当中共发现有这么一个团体无惧于它们的酷刑和虐杀时,所使用的手段就更加疯狂,而这个受到迫害的团体就是法轮功。

如果说,红卫兵的武斗和广西的吃人还是以消灭对方的肉体为目的,几分钟或者几小时就结果一条人命的话,对法轮功修炼者迫害的目的却是要他们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而且残忍酷刑常常持续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估计已有超过一万名法轮功学员因此而失去生命。

法轮功的修炼者历尽九死一生记录下,施加在他们身上的超过百种酷刑,以下仅举几例:

毒打是虐待法轮功学员最经常使用的酷刑之一。警察牢头直接打学员,也唆使犯人毒打学员。有的学员耳朵被打聋,外耳被打掉,眼珠被打爆,牙齿被打断、打掉。头骨、脊椎、胸骨、锁骨、腰椎、手臂、腿骨被打断和截肢的。还有用劲狠捏男学员的睾丸,狠踢女学员阴部。学员不屈服就接着再用刑,被打得皮开肉绽、面目皆非、严重变形的血淋淋的人,还要被用盐水浇身、用高压电棍电,血腥味与肉糊味相混,惨叫声撕心裂肺。在暴打的同时用塑料袋套住被打者的头,试图让后者在窒息的恐怖中屈服。

电刑也是中国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最常使用的酷刑之一。警察用电棍电学员的敏感部位,口腔、头顶、前胸、阴部、乳房、臀部、大腿、脚底,有的到处乱电,用多根电棍电,直至有烧焦烧糊,糊味到处能闻到,伤处紫黑。有时头顶与肛门同时过电。警察经常使用10根或更多电棍同时施暴,一般的电棍几万伏。连续放电时,发出蓝光,伴随着刺耳的啪啪声。电在人身上就像火烧一样,又像被蛇咬。每放电一下,就像被蛇咬一口一样痛。被电过的皮肤会变红、破损、被烧焦、流脓等。更高功率和电压的电棍更加凶猛,电在头上就如同用锤子砸头一样。

用烟头烧手、脸、脚底、胸、背、乳头等,用打火机烧手,烧阴毛,将铁条在电炉上烧红后,压在双腿上烙烫,用烧红的煤烙学员的脸,把备受酷刑折磨后还有呼吸心跳的学员活活烧死,对外称其为「自焚」。

专门毒打女学员的前胸及乳房、下身;「强奸」,「轮奸」,用电棍电乳房和阴部。用打火机烧乳头,用电棍插入阴道。将4把牙刷捆绑一起,插入女学员阴道用手搓转。用火钩钩女学员的阴部。女学员被双手反铐,用电线把其两个乳头穿一起过电。把女学员剥光衣服后投入男牢房,任男性犯人污辱。

将「恐怖约束衣」给法轮功学员穿上,将学员手臂拉至后背双臂交叉绑住,然后再将双臂过肩拉至胸前,再绑住双腿,腾空吊在铁窗上,耳朵里塞上耳机不停地播放诬蔑法轮功之词,嘴里再用布塞住。一用此刑者,双臂立即残废,首先是从肩、肘、腕处筋断骨裂,用刑时间长者,背骨全断裂,被活活痛死。

还有将学员浸泡在污水或粪水中,谓之「水牢」。其它折磨还包括竹签钉指甲,住天棚、地板和墙上长满红、绿、黄、白等长毛的房间,用狼狗、毒蛇和蝎子咬,注射摧毁神经的药物,以及其他种种千奇百怪的折磨。

三、党内残酷斗争

由于共产党是一个靠党性、而非道义结合的团体,其党员、尤其是高干对最高领导人是否忠心就成了问题。因此,在党内也需要杀人,也需要制造恐怖气氛以让活下来的人看到当最高独裁者要搞死谁的话,这个人会死得多么惨。

因此共产党的内斗十分出名。俄共前两届政治局委员,除列宁已死及斯大林本人外,全部被处死或自杀;当时五名元帅中毙了3个,五名集团军司令中也毙了3个,全部二级集团军司令10个人全部枪毙,85个军长中毙了57个,195名师长中毙了110个。

中共也一向鼓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斗争杀人不仅仅针对党外,早在江西的时候中共就开始杀AB团,最后杀得几乎没有多少会打仗的;在延安的时候搞整风;建政之后收拾高岗、饶漱石、胡风、彭德怀,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内部的老家伙们几乎收拾一空。中共的历任总书记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刘少奇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曾经的中国第二号人物就是在极其悲惨的情况下走完一生的。在他70岁生日那天,毛泽东和周恩来特意嘱咐汪东兴带给刘少奇一个生日礼物──收音机,目的是让他听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刘少奇一下子就从精神上被击垮了,他的病情急剧恶化。由于他长期被固定捆绑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他的颈部、背部、臀部、脚后跟都是流脓水的褥疮,疼痛难忍。由于他疼起来时一旦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人们干脆就在他每只手中塞一个硬塑料瓶子。到他临去世时,两个硬塑料瓶子都被握成了葫芦形。

到1969年10月,刘少奇已经浑身糜烂腥臭,骨瘦如柴,气息奄奄。中央特派员既不让洗澡,也不准翻身换衣服。而是把他扒个精光,包在一床被子中用飞机从北京空运到开封,监禁在一个坚固的碉堡地下室里。在他发高烧时不但不给用药,还把医护人员全部调走,临死时,刘少奇已经没有人形,蓬乱的白发有二尺长。两天后的半夜按烈性传染病处理火化,用过的被褥枕头等遗物均被焚化一空。刘的死亡卡片上这样写着: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党可以将堂堂国家主席迫害致死,而且死得不明不白。

四、输出革命,海外杀人

中共除了在国内、党内杀人杀得兴高采烈、花样翻新之外,还通过输出革命的方式参与屠杀海外华人。红色高棉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仅仅维持了四年的政权,然而从1975年到1978年,这个人口只有不到800万的小国却屠杀了200万人,其中包括二十多万华人。

这里暂不讨论红色高棉的累累罪行,但却不得不说一说它和中共的关系。

波尔布特是毛泽东的绝对崇拜者,从1965年开始,曾经四次来中国当面聆听毛泽东的教诲。早在1965年11月,波尔布特就曾到中国访问三个月,陈伯达和张春桥等人给他讲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和经验。这些都成为他后来夺权、建国、治国依据。回国后,他将原来的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并仿中共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建立革命根据地。

1968年柬共正式成立军队,到1969年底也只有三千多人,但到1975年攻占金边之前,已发展成为「装备精良、作战勇猛」的近八万人武装力量。这完全得益于中共的扶持。王贤根着《援越抗美实录》上说,仅在1970年,中国就援助波尔布特三万人的武器装备。1975年4月波尔布特攻下柬埔寨首都,两个月后,就到北京拜见中共,听取指示。显然,红色高棉杀人没有中共的理论和物质支持是根本就办不到的。

这里仅举一例,西哈努克国王的两个儿子被柬共杀害后,周恩来一句话,柬共便乖乖地把西哈努克送到了北京。要知道柬共在杀人的时候是连腹中的胎儿都要斩草除根的,免得养虎贻患。而对周恩来的要求,波尔布特二话不敢说就执行了。

周恩来一句话可以救了西哈努克,但是对于柬共屠杀二十多万华人,中共却抗议一声都没有,当时华人去中国大使馆求救,使馆竟然坐视不理。

1998年5月发生的印尼大规模屠杀、强奸华人事件,中共仍然不吭一声,不但不予救助,反而在国内拚命封锁消息。似乎海外华人死活与中国政府毫无关系,连人道主义援助都不予提供。

五、家庭的毁灭

中共历次政治运动杀了多少人,我们已经无法拿出准确的统计数字。民间由于资料的缺乏,和地域、民族、语言的间隔根本无法统计;而中共官方更不可能進行这种自掘坟墓式的统计。因此,中共永远对待自身的历史采取「宜粗不宜细」的做法。

对于中共戕害的家庭数量就更难获得。有的是一个人死了,一个家庭就破坏了。有的是一家一家死绝。即使没有死人,但被强迫离婚的、父子母女被迫划清界限的,将人致残、逼疯的,将人折磨出重病而过早谢世的等等,也都是痛苦的家庭悲剧,相关的统计数字就更加匮乏。

按照日本读卖新闻的报导,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受过中共迫害,那么中共毁坏的家庭估计至少有上亿个了。

关于张志新的报告文学把她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许多人都知道她受尽酷刑、轮奸和精神摧残,最后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被割断喉管后枪决。然而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这场悲剧的背后还有更为残忍的故事──「死囚家属学习班」。

张志新的女儿林林回忆起1975年初春的一段经历:「沈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强装镇静,强忍着泪。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法院的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我低着头没说话。爸爸又代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

爸爸领着我和弟弟从县城招待所出来,跌跌撞撞,顶着呼啸的风雪回到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掰成两半,分给我和弟弟吃,说:『吃了早点睡觉。』我静静地躺在炕上。爸爸独个儿坐在小板凳上,对着灯发愣,他瞅了瞅炕上,以为我和弟弟睡着了,就慢慢地站起来,轻轻地把沈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翻出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爸爸禁不住流泪了。我翻下床,一头扑進爸爸的怀抱,放声大哭。爸爸拍着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一夜,我们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

某大学一位教师有着幸福的家庭,改正右派时他的家庭却遭受了一场灾难。他的妻子在反右时正谈恋爱,恋人被打成右派,流放到边远地带,吃的苦可想而知。年轻的姑娘无法舍身相伴,嫁作他人妻。当早年的恋人历尽苦难终于回到家乡,已是几个孩子母亲的她无法忏悔过去的无情和背叛,执意要和现在的丈夫离婚,重新赎回良心的罪责。突然的变异使她的丈夫——这位50多岁的大学教师无法承受,他精神失常,脱光了衣服在露天里到处寻找重新安身立命的地方。最终妻子还是离开了他和孩子。党设下的痛苦剥离是无解的方程,是以这个撕裂取代另一个撕裂的社会不治之症。

家庭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也是传统文化对党文化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对于家庭的破坏是中共杀人史上尤为残暴的劣迹手段,中共由于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当一个人被划为专政对象的时候,马上面临着生活的危机,和社会上的千夫所指,尊严的被剥夺。这些人又从根本上是被冤枉的,那么家庭就成了他们获得安慰唯一的避风港。但是中共的株连政策却使家庭成员无法互相安慰,否则家人也就成了专政的对象。张志新就是被迫离婚的。而对更多的人来说,亲人的背叛、告密、反目、揭发和批斗,常常是压垮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多人就是这样走上了绝路。

六、杀人模式及后果

(一)共产党杀人的理论指导

共产党常常吹捧自己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集古今中外一切之邪恶。它用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欺骗民众和知识份子,用工业革命对信仰的摧毁贩卖彻底的无神论,用共产主义否定私有制,又用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和实践统治国家,同时又结合并進一步恶化了中国文化中背离传统的最恶部份。

中共用它发明的一整套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和「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框架模式来改造世界,保证其一党独裁。其理论分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部份。其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要巩固上层建筑,特别是党的政权,必须首先从经济基础進行革命。这其中包括:

1. 杀地主解决农村生产关系。

2. 杀资本家解决城市生产关系。

在上层建筑层面,杀人也在反覆進行,为的是保障意识形态上的绝对垄断。其中包括:

1. 解决知识份子对党的政治态度问题

中共长期以来多次发动「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超政治观点、超阶级思想,自由主义等等,洗脑诛心,令知识份子斯文扫地,一些在知识份子中的自由思想和优良品格,包括仗义执言,舍身取义,「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君子达则兼善天下,贫则独善其身」的传统几乎荡涤殆尽。

2. 为中共在文化和政治上的绝对领导权而发动文革杀人

先是从党内到党外发动群众运动,从文学、艺术、戏剧、历史、教育等领域杀起。先是全国人民杀几个人,如「三家村」、刘少奇、吴□(日含)、老舍、翦伯赞等,发展到杀「党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再发展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互相杀戮。武斗消灭肉体,文斗消灭灵魂。那是党操纵下的一个混乱和极度暴烈的时期,人性中恶的方面被党的危机充电需要放大到最大限度。每个人都可以在「革命的名义」下、在「捍卫党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名义下任意杀人。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灭绝人性的全民操练。

3. 为解决文革后社会上的民主呼声,中共在「六四」开枪杀人

这是军队首次公开杀人民,为了压制人民反贪污、反官商勾结、反腐败的呼声,要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呼声。为了达到军队相互钳制和军队仇恨群众的效果,中共利用甚至布置了烧军车、士兵被杀死的场面,制造人民子弟兵屠杀群众的惨案。

4. 屠杀不同信仰的人

信仰领域是中共的命根子。为了中共的歪理邪说能够欺骗一时,中共在建政初期就开始消灭会道门和各种信仰体系。而面对新时期的精神信仰──法轮功群众,中共再次祭起屠刀。其策略是利用法轮功修炼「真善忍」,「不会放毒」,「不搞暴乱」,「不会造成社会不安定」来取得镇压经验,進而消灭其他一切信仰群体。这一次是中共党魁江泽民亲自跳到前台杀人。

5. 为掩盖消息而杀人

控制民众的知情权是中共手里的另一张王牌,中共也为封锁消息而杀人。过去「偷听敌台」就是坐牢的罪名,现在面对各种电视真相插播,江泽民下达了「杀无赦」的密令,插播真相的刘成军就是被酷刑折磨致死的。中共利用盖世太保机构610办公室、警察、公、检、法和庞大的网络警察系统,监测群众的一举一动。

6. 为私利剥夺百姓生存权

共产党的继续革命论,其实就是不能放弃领导权的问题。在现阶段,中共的贪污腐败,已经发展成为党的绝对领导权与老百姓的生存权的冲突,当民众起来在法律范围内维权时,又见共产党动用暴力,不断对「为首分子」舞动屠刀。中共为此已经准备了超过一百万的武装警察,比起六四时临时调动野战军来,今日的中共更加做好了杀人的准备。而当民众被逼上绝路的同时,中共也在将自己逼上绝路,其政权到了草木皆兵、风雨飘摇的程度。

综上所述,人们可以看到,共产党本质上是一个邪灵,为了它的绝对控制权,不管在一时一地表现有什么变化,它过去杀人,现在杀人,将来还会杀人的历史不会改变。

(二)不同情况用不同的杀人模式

1. 舆论先行

中共使用过各种各样的杀人方式,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模式。绝大多数的杀人都是「舆论先行」。共产党常说的一句话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倒好像是共产党应老百姓的要求杀人一样,实际上,「民愤」却是中共煽动起来的。

比如戏剧《白毛女》就完全是在篡改民间的传说故事,《刘文彩》的收租院和水牢也是编出来的,目的就是「教育」人民去痛恨地主。这种妖魔化「敌人」的做法历来都用,连国家主席也可以妖魔化。对法轮功更是通过伪造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来挑动仇恨,而后对法轮功民众施以群体灭绝式的迫害。这种杀人模式,共产党不但没有改,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越用越登峰造极,过去是骗中国人,现在连外国人一起骗。

2. 发动群众杀人

共产党不但自己通过专政机器杀人,还「放手发动群众」杀人。如果说开头还有一点规章法律的话,待到群众杀得兴起时就毫无节制了。例如「土改运动」中,一个土改委员会就能决定地主分子的生死。

3. 先杀灵魂,再杀肉体

杀人的另一个模式是「先杀灵魂,再杀肉体」。历史上最残暴的秦王朝也没有出现过精神屠杀,而中共却绝不给人慷慨就义的机会。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有低头认罪才是唯一出路」。一定要让人放弃自己的思想和信仰,像狗一样没有任何尊严地去死,否则慷慨赴死的气概会激励来者。只有死得卑微而可耻,才达到了中共「教育」后来人的目的。中共现在迫害法轮功极其残暴的原因就是法轮功把信仰看得重于生命,在无法摧毁他们的尊严时,中共便竭尽所能地折磨他们的肉体。

4. 有打有拉地杀人

在杀人的过程中,中共会「胡萝卜加大棒」一起用,有打有拉。它从来都是说「打击一小撮」,或按照百分之五的比例,「绝大多数人」永远是好的,永远是「教育」的对象。这种教育分为「恐怖」与「温暖」两种。「恐怖」,就是让人看到与共产党对立绝没有好下场,对被打击的人要避而远之。「温暖」,就是让人们看到如果能得到党的信任,与党站在一起,不仅安全,还可以得到重用,甚至分吃一点人血馒头。林彪说「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片」,每每那些庆幸躲过了一次运动的人会成为另一次运动的牺牲品。

5. 「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杀人模式和「隐蔽的法律外杀人」模式

如今,中共还发展出「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杀人模式和「隐蔽的法律外杀人」模式。比如各地工潮、农民抗争越来越多见,中共本着「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原则,每每把「首要分子」抓起来,判以重刑。再如,在人权自由越来越成为世界共识和潮流的今天,中共不判处一个法轮功学员死刑,可是在江泽民「打死白打死」的教唆纵容下,各地普遍出现酷刑致死法轮功学员的惨案。又如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上访权利,但是中共使用便衣警察,甚至雇傭地痞流氓,搞「截访」,抓人、遣送、甚至劳教民间上访的维权民众。

6. 杀鸡儆猴式的杀人

迫害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等等。

7. 用不杀人来掩盖杀人

国际上有影响的人往往中共只镇压而不屠杀,目的是为了暗中杀那些影响力小的。比如镇反时,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如龙云、傅作义、杜聿明等倒是没有杀,杀的都是国民党的中下级官员和士兵。

长期以来的杀人异化了人的灵魂,现在中国许多人的杀心都很重。「九一一」事件时,大陆网站上竟然一片叫好之声,鼓吹「超限战」的说法也不绝于耳,这实在让人思之不寒而栗。

结语

由于中共的消息封锁,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在其统治期间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死,以上列举的各个运动就至少致死了6千万人,此外还有中共在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等地对少数民族的屠杀,相关史料就更难找到。《华盛顿邮报》则估计中共迫害死的人数达8千万之多。

除了致死之外,还有多少人被致残,多少人得了精神病,多少人被气死、吓死、郁郁而终,我们更不得而知。要知道,每一个人的死亡,对家庭成员来说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惨痛悲剧。

日本读卖新闻曾经报导,中共中央下令对全国29省市進行统计,整个文革波及遭殃者至6亿人,占中国人口的一半左右。

斯大林曾说,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是个数字。李井泉在听到别人告诉他四川省饿死了许多人的时候竟然若无其事地说「哪个朝代不死人?」毛泽东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就是无神论的共产党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所以斯大林迫害死2千万人,占前苏联人口的十分之一;中共迫害死8千万,也差不多十分之一;红色高棉迫害死200万,占其人口的四分之一;现在北朝鲜饿死的人估计也超过100万了,这都是共产党欠下的血债。

邪教用杀人来血祭其供奉的邪灵,共产党从出现开始也不断用杀人、甚至是杀不了外面的人就杀自己人的做法来祭祀其「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邪说,乃至把自己的总书记、元帅、将军、部长等等摆上其邪教的祭坛。

许多人认为应该给中共时间让它变好,并说它现在杀人已经很有节制了。且不说杀一个人也是杀人犯,从更大层面来说,因为杀人是中共达到恐怖统治的手段之一,那么,杀多杀少就是可以根据需要来调整的。其表现可以概括成「不可预测性」。在人们的恐怖感不大时,多杀一些人就能提高恐怖;在人们的恐怖感很大时,杀少量的人也能维持恐怖;在人们不由自主地害怕时,中共只是嚷嚷杀人(不用杀人),也能维持恐怖;在人们经历了无数的政治杀人运动,对中共的恐怖形成条件反射之时,中共可以提都不提杀人。宣传机构的大批判调子就足以唤回人对恐怖的回忆。

一旦社会上人们对恐怖的感受有变化,中共就会调整它的杀人力度。所以,中共杀多杀少本身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其杀人的一贯性。中共并没有温和,更没有放下屠刀,而是人民被奴化了。一旦人民起来要求什么,超出了中共的容忍,中共是绝不会犹豫和客气的。

也正因为要维持恐怖,随机性的杀人是维持恐怖最大化的做法。由于历次大规模杀人中常常有意不明确运动对像、定罪和量刑标准,为避免被划進可能被杀的范围,人民往往退缩到一个自我划定的相对「安全」区,这个区域有时比共产党划的还要小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每次运动人人都是「宁左勿右」,每次运动都是「扩大化」,是因为一级一级的主动加码以求自保。运动越往下越残酷,这种全社会的恐怖自动放大效应就来源于共产党的随机屠杀。

在长期杀人的历史中,中共演变成一个变态系列杀人狂。通过杀人来满足其大权在握、生杀予夺的变态快感;通过杀人来缓解内心的恐惧;通过不断杀人来压制以前杀人所造成的社会冤仇和不满。时至今日,中共由于血债累累,已无善解的出路,而又依靠高压与专制维持到它生存的最后一刻。即使有时采用「杀人,平反」的模式来迷惑一下,但其嗜血的本质从来没有变过,将来就更不可能改变。

2005年4月校对更新

九评之八:评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


前言

一.共产党的邪教特征

二.共产党邪教的危害

三.共产党邪教的本质

四.共产党的末日论--「亡党」恐惧

五.共产党邪教的生存法宝─残酷斗争

六.共产党邪教的恶变

七.对共产党邪教统治的反思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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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约百年之久的共产国际运动宣告失败;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异数存留下来,而且统治着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今天的共产党还是不是共产党?

首先,在今天的中国,包括中共在内已无人再信共产主义。搞了五十多年的「社会主义」之后,它现在搞的是股份制,私有制,引進独资外企,对工农進行最大限度的压搾,与所谓共产主义的理想背道而驰。但与此同时,中共继续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权。在2004年最新修订过的宪法中依然硬性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今天的共产党,犹如「豹死犹留皮一袭」的一个「皮囊」,被中共继承下来,维持着共产党的统治。

那么,中共继承的共产党这张皮,这个组织,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一、共产党的邪教特征

共产党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为害人类的邪教。

共产党虽然不称自己是一个宗教,但是它具足了宗教色彩(见表1)。其成立之初,就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天地间的绝对真理。奉马克思为精神上帝,以所谓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来诱惑党徒为之奋斗终身。


表1.中共的宗教色彩





宗教的基本形式 中共的形式

1

教堂,讲坛 各级党委,讲堂从党的会议到整个党控制的 媒体



2

教义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氏 「三个代表」 ,党章

3

入教仪式 宣誓,永远忠于共产党

4

信仰专一 只信共产党

5

教士

党委书记等各级党务人员

6

神的崇拜 诋毁一切神,再自立为不称神的神

7

死称为「升天、下地狱」 死称为「去见马克思」

8

经书 领袖们的理论著作

9

布道 大会小会,领导讲话

10

念经、盘道 政治学习,党员的组织生活会

11

圣歌 歌颂党的歌曲

12

捐献 收敛党费,硬拨预算(人民血汗)

13

惩戒 党纪,从「双规」、「清除出党」,直至害死、株连

共产党与正教有鲜明的区别。因为正统的宗教都是相信神的,相信善的,以育化人的道德和拯救人的灵魂为目的,而共产党不相信神灵,并且反对传统道德。

共产党的所作所为证明它是一个邪教。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中心的共产党教义,导致了充满血腥暴力与屠杀的所谓共产革命。共产党政权的红色恐怖持续约一个世纪,祸及半个世界,导致数千万至上亿人丧生。这样一个创造人间地狱的共产党信仰,正是人世间的头号大邪教。

对于共产党的邪教特征,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六条:

(一)编造教义,消灭异己

共产党奉马克思主义为教义,标榜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共产党的教义缺少仁爱宽容、充满狂妄自大。马克思主义是生产和科学很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初期时代的产物,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本没有正确的认识。这样一个异端邪说,却不幸发展为一个国际共产运动,为害世间约百年之久,直到被实践证明完全错误,被世人所抛弃。

从列宁以来的共产党领袖们,还不断为共产邪教教义添加新的内容。从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再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共产党的历史上充斥着诸如此类的歪理邪说。虽然这些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导致灾难,而且前后自相矛盾,却还是要标榜为一贯正确,并强迫人民学习。

消灭异己是共产邪教传教的最有效手段。因为共产邪教的教义和行为太荒谬,所以它只有靠暴力消灭异己才能强迫人民接受它。中共在夺取政权后,「土改」消灭地主阶级,「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本家,「肃反」消灭了民间宗教势力和前政权中的人士,「反右派」让知识份子息音,「文化大革命」中把传统文化连根铲除,真的实现了人人「读红宝书」,「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的共产邪教一统天下。在后毛、后邓时期,共产党又认定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会与共产党争夺群众,故必欲铲除而后快。因此发动了一场灭绝性的大迫害,至今无法收场。

(二)崇拜教主,惟我独尊

从马克思到江泽民,共产党领袖的画像要悬挂起来让人膜拜,领袖的绝对权威不容挑战。毛泽东成为「红太阳」、「大救星」,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身为「普通党员」的邓小平曾太上皇式地主宰中国政治。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含标点符号总共才40几个字,却被中共四中全会的决定笑话式地标榜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斯大林滥杀无辜,毛泽东发动文革浩劫,邓小平下令「六四」屠杀,江泽民搞迫害法轮功,都是这种教主独裁的恶果。

中共一方面在《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而另一方面却在《党章》中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把党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则到处发表「重要讲话」,称人大这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要「坚持党的领导」。根据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全党服从中央,说到底,「人大」实际要坚持的是「一党独裁」,并以立法的形式保障共产党的「一党独裁」。

(三)暴力洗脑,精神控制,组织严密,能進不能出

共产党的组织非常严密:发展党员要有两个介绍人,入党要宣誓永远忠于党,党员要交党费、要过组织生活、要集体政治学习。党组织遍布各级政权,每一个乡镇村庄,每一条城市街道,都有党的基层组织。党不仅管党员、党务,连非党群众也同样在其控制范围之内,因为整个政权都得「坚持党的领导」。而共产党教会的「神父」──遍布各级组织的党委书记们,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从来都是干什么都外行,只有整人最内行。

生活会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种普遍而长期的对党员的精神控制手段。共产党在历史上多次「清党」、「整风」,抓「叛徒」,杀「AB团」,「整党」,周期性的利用暴力恐怖来培养党员的「党性」,使他们永远与党保持一致。

入党如卖身,在国法之上还有党纪家法。党能开除党员个人,个体党员却不能脱离共产党而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如要退党,就是叛徒。更有甚者,在共产党邪教一统天下的文革时代,党要你死你不能活,党要你活你不能死。如果自杀,那是「自绝于人民」,还要连累家人也要为之付出代价。

党内决策黑箱作业,党内斗争绝对秘密,党的行文是机密文件。做了坏事最怕曝光,动辄以「洩露国家机密」罪处理异议人士。

(四)鼓吹暴力,崇尚血腥,鼓励为教牺牲

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邓小平讲:「杀二十万,换二十年稳定。」

江泽民讲:「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

共产党鼓吹暴力,在历次运动中杀人无数,教育人民「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红旗被说成是「烈士的鲜血染成」,共产党对红色的崇拜实际上是对鲜血的崇拜。

共产党大树英雄榜样,鼓励人们为党牺牲。在延安为生产鸦片烧窑而死的张思德,被毛泽东称之为「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在疯狂的年代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等「豪言壮语」充实着物质贫乏的疯狂。

七十年代末,越共出兵推翻了中共培植的作恶多端的「红色高棉」政权。中共虽然气恼万分,但是因为中国和柬埔寨没有共同边界,所以无法直接派军队去支援「红色高棉」。于是中共以「对越自卫反击战」为名,行「教训」越共小兄弟之实,在中越边境发动对越战争,结果使数万名中国士兵为这场共产党之间的争斗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和鲜血,他们的死其实与国家领土主权毫无关系。数年后,中共却廉价地借用一首歌曲——「血染的风采」,把那些被无谓牺牲掉的天真灿烂的年轻生命,化作对「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祭奠。而1981年死了154名中华烈士才夺回的广西法卡山,又被共产党在中越勘分边界时轻轻一笔划给了越南。

2003年「非典」流行时,中共让年纪轻轻的护士小姐们「火线入党」,然后封闭在医院中护理「非典病人」,将这些年轻人推到面临生命危险的最前线,并藉机树立共产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光辉形象」,而与此同时江泽民却贪生怕死地率亲信从北京躲到上海「避炎」。

(五)否定有神,扼杀人性

共产党宣传无神论,把宗教说成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在其统治范围内,把所有的宗教或者消灭或者征服。然后再把自己神化,实现共产邪教的一统天下。

共产党在破坏宗教的同时,破坏传统文化。它把传统、道德、人伦说成是封建、迷信、反动,以革命的名义而铲除。文革中大量出现的夫妻相互揭发、学生打老师、父子反目、红卫兵滥杀无辜、造反派打砸抢等违背中华传统的丑恶乱象,正是中共扼杀人性的结果。

建政以来,强制少数民族归顺共产党领导,导致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丧失或变异。

1989年「六四」,「人民子弟兵」屠城,国民对政治前途彻底失望,从此全民向「钱」看。

1999年至今,残酷迫害法轮功,与真善忍为敌,导致社会道德飞速下滑。

進入新世纪以来,新一轮圈地圈钱圈物使不少民众被抛落街头,上访人数激增,社会矛盾激化。大规模抗议多次发生,遭到军警暴力和武装镇压。「共和国」的法西斯性质凸显出来。社会更无道德可言。

以前兔子不吃窝边草,现今行骗要骗亲朋好友,曰「杀熟」;以前国人最重贞节,现今「笑贫不笑娼」。以前医生、教师是最受人尊敬的有德之士,如今医院坑病人、学校坑学生最黑。中华民族人性道德被破坏之历史,一首民谣尽情表现:「50年代人帮人,60年代人整人,70年代人哄人,80年代各人顾各人,90年代见人就宰人。」

(六)武装夺权,垄断经济,有政治经济野心

共产党成立的宗旨就是武装夺取政权,進而实施国有制和垄断性的计划经济。共产党的野心不可谓不大,拿一般的邪教敛财与之比较,只能是小鬼见魔王。

在共产党统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家里,在通常的国家机构之上,又附着一个权力更大的党组织--各级党委及支部。「党附体」控制着国家机器,直接从各级政府调用经费,共产党如吸血鬼,不知从国家社会抢走了多少钱财。

二、共产党邪教的危害

一提起「奥姆真理教沙林毒气杀人」,「科学神殿教自杀升天」,「人民圣殿教九百多人集体自杀」,人人不寒而栗,恨之入骨。但是共产党这个邪教害人要超出千万倍,因为它有几个一般邪教做不到的独到之处。

(一)邪教国教化

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你说你不信哪个宗教,你可以不看那个宗教的书、不听那个宗教的理,照样能活得好。但是生活在中国大陆,你就不能不学习共产党的邪教教义、不得不听邪教宣传,因为共产党夺取了政权,把共产邪教变做了国教。

共产党灌输其政治说教,从小学、幼儿园就开始,以后的升学晋级总脱不了政治考试(核),而那些政治考试题,根本就不容学生独立思考,必须靠死记硬背共产党的标准答案才能及格。可怜的中国人,为了考试,不得不从小自动重复着共产党的说教,一遍又一遍的自己给自己洗脑。政府的上层干部提升,不论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到党校去学习。合格的毕业之后,才能晋级。

以共产党为国教的中国,不容任何异见团体。连被拿来当政治花瓶的「民主党派」和被改造了的「三自」教会,都得宣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先忠于共产党,再信奉上帝,这就是共产党的邪教逻辑。

(二)社会控制极端化

邪教国教化的基础是共产党对人民的控制和对自由的剥夺。这种控制空前绝后,因为共产党剥夺了人民的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是自由的基础。在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城市里的人只能在党控制下的企事业里工作谋生,农民必须在(党的)公社土地上种田吃饭,谁也别想摆脱共产党的控制。在社会主义的国度,共产党的组织从中央直达乡村街道社会最基层,通过党委、支部等各级党组织,把社会牢牢控制。这种严密控制的结果,人民彻底丧失了自由:迁徙的自由(户口制),言论的自由(五十五万右派都是犯的言论罪),怀疑的自由(林昭、张志新因怀疑党而被杀害),获取信息的自由(看禁书、听「敌台」皆有罪;上网也要受监视)。

可能有人说现在中共也允许私有制了。但是我们不应忘记,改革开放,是因为社会主义搞到了吃不饱饭的地步了,搞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共产党为了免于灭亡,才不得不退一步求生存。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并没有放松对人民的控制。目前仍在進行的对法轮功民众的残酷迫害,也只有在共产党国家才会出现。如果中共真的如愿成为经济巨头,可以肯定其对人民的控制只会更加变本加厉。

(三)崇尚暴力、蔑视生命

几乎所有的邪教都会使用暴力来控制信徒,或对抗外来压力。但是很少有像共产党这样毫无顾忌的使用暴力手段的。把世界上所有邪教害死的人数加起来,也无法和共产党邪教害死的人数相比。在共产党邪教来看,人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杀人也是一个手段。所以共产党迫害起人来,毫无顾忌,谁都可能成为迫害的对象,包括党的支持者、党员、党的领导人在内。

中共扶植豢养的红色高棉,典型的说明了共产邪教的残暴和对生命的蔑视。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启发下,波尔布特领导的柬共为「消灭私有制」,在执政的三年八个月中,在这个人口只有不到八百万的小国却屠杀了二百万人,其中包括二十多万华人。

为了人们不会忘记共产党的罪恶和纪念死难者,柬埔寨修建了红色高棉罪恶馆。该处原是一所高中,被波尔布特改造成专门对付思想犯的S-21监狱,大批知识份子被关進这里并以酷刑折磨致死,今日这S-21监狱被改成红色高棉罪恶馆。馆中除了监狱及各种刑具,还陈列所有牺牲者临死前拍下的黑白照,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割喉、钻脑、活摔婴儿等,皆传自中共援柬的「专家与技术人员」!连专门拍摄临刑囚犯的照片以供存档与欣赏的摄影师,也是中共培训的。

就是在这个S-21监狱,为了给柬共领导人進补,竟然特制了钻脑机,取人脑来制造补品。将要被处决的思想犯被绑在一个椅子上,置于钻脑机前,在被害者极度的恐惧中,快速旋转的钻头,就从被害者的后脑钻入,快速有效的進行活体取脑。

三、共产党邪教的本质

什么因素使得共产党如此残暴,如此邪恶呢?当共产党这个「幽灵」来到人世间时,它带着一个可怕的使命。《共产党宣言》最后有一段很著名的话: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这个「幽灵」的使命就是用暴力公开挑战现实人类社会,要砸烂旧世界,「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消灭剥削,「消灭家庭」,让无产者统治世界。

一个公开声称要「打砸抢」的政党,不仅不承认自己的观点邪恶,它在《共产党宣言》中还理直气壮地宣告: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進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社会的传统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按照无神论的自然法来说,是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必然,是宇宙运动规律的结果。按照有神论的观点来说,人类的传统和伦理道德都是神传给人的。不管怎么来的,最基本的人伦道德、行为规范、善恶标准都有其相对不变性,是千百年来规范人类行为、维系社会生存的基础。如果人类没有了道德规范和善恶准则,岂不是要堕落为兽类?当《共产党宣言》「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时,它威胁的是人类社会正常生存的基础,注定了共产党是一个破坏人类的邪教。

《共产党宣言》这篇纲领性的文献,通篇流露着偏执情结,却不见仁爱和宽容之心。马克思、恩格斯自以为通过唯物主义发现了社会发展规律,于是真理在手,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执意把共产主义的虚幻强加于人,不惜鼓吹暴力摧毁已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基础。《共产党宣言》为新生的共产党注入的正是这样一个反天理、灭人性、狂妄自大、极端自私、而又为所欲为的邪灵。

四、共产党的末日论——「亡党」恐惧

马恩为共产党注入了一个邪灵,列宁则在俄国建立共产党,通过流氓暴力颠覆了二月革命后新成立的临时政府,扼杀了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夺取了政权,为共产邪教在人世间夺得了一块立足之地。但是革命的成功不仅没有能使无产者获得整个世界,相反的,如《共产党宣言》第一段所言,「旧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了」,「对这个幽灵進行神圣的围剿」。共产党产生之后,立即陷入生存危机,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

十月革命后,俄共布尔甚维克掌权既没给人民带来和平,也没有带来面包,又胡乱杀人。前线接连打败仗,后方经济困难更因革命而加深,于是人民就起来反抗。很快内战席卷全国,农民纷纷拒绝向城市供应粮食,顿河流域发生哥萨克大规模暴动,和红军血腥拉锯,双方那种原始的野蛮、残忍和血腥,在萧洛霍夫《顿河故事集》、《静静的顿河》等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体现。高尔察克、邓尼金等前白军将领率领的起义队伍,一度几乎推翻了俄共的统治。一个政权初生便激起几乎全体人民的反抗,盖因共产邪教太邪恶,太不得人心。

中共在中国的遭遇也很类似,从「马日事变」,「四一二屠杀」,到苏区五次「围剿」以及大溃逃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共长期面临着被消灭的危机。

共产党抱着不惜一切手段也要砸烂旧世界的决心出世,却发现它不得不首先面对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如何能不被消灭而生存下来。因此,共产党始终生活在害怕被消灭掉的恐惧之中。生存,成为共产党邪教的头等大事,一切的一切。到了今天,在国际共产阵营完全解体的情况下,中共的生存危机愈加严重,「亡党」的劫难论在八九年以后越来越接近现实。

五、共产党邪教的生存法宝——残酷斗争

共产党一贯强调党员对党的绝对忠诚,强调组织性和铁的纪律。中共的党员入党必须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见中共党章第一章第六条)

共产党把这种献身入教的精神称之为「党性」。它要求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放弃一切个人的理念和原则,绝对服从党的意志和领袖的意志。要你为善就为善,让你作恶就作恶,否则就达不到党员的标准,就是党性不强的表现。

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对党性的培养和维持,靠的是周期性的党内斗争机制。通过不断发动的对内对外的残酷斗争,共产党一方面消灭异己,制造红色恐怖,一方面不断清理党的队伍,严肃家法教规,培养党员的「党性」,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这成为共产党保持其生存的一个法宝。

毛泽东是中共领袖中最善于利用这一党内斗争法宝的大师,其斗争方式之惨烈,手段之卑鄙,早在苏区时期就已经显露出来。

1930年,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搞了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恐怖浪潮--「肃AB团」,几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内的党团员及普通群众惨遭杀害。这场事变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己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己力量的党内同志。毛泽东为了造成一个肃「AB团」的大气候,不惜首先拿跟随自己的嫡系部队开刀,于11月下旬至 12月中旬在红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分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四千四百馀名「AB团」分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

接下来毛反手开始整治苏区的异己力量,在1930年12月指派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韶九代表总前委,到达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八个主要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等人予以逮捕,施用「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法,被打者「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据当时资料记载,被害人「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12月8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被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在残酷的刑讯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万邦、刘敌、周冕、马铭等「是AB团首领,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AB团」。12月7日至12日晚,在短短的5天时间里,李韶九等坐镇富田,厉行肃反,抓出「AB团」120多名,要犯几十名,先后处决40馀人。李韶九等的残酷行动终于引发1930年12月12日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见高华的《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肃AB团」的历史考察》)

毛泽东靠着斗争学说和实践,从苏区到延安,逐步谋取和奠定了其党内绝对领导地位。建政后,这种党内斗争仍然继续。例如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整掉彭德怀,与会的中央领导们没有一个能不表态过关的,仅有的几个敢于发表或保留自己意见的,统统被整成了彭德怀反党集团。到了文革时期,中央的老干部们一个接一个的被整治,竟然都束手就范,哪个敢对毛泽东哼一声?共产党一贯强调对党的忠诚,强调组织性和铁的纪律,强调对教主领袖的绝对服从。这种党性,就是这样在接连不断的政治斗争中培养和锻练出来的。

曾经做过中共领袖的李立三,在文革中被整治的走投无路,68岁的人,还要每月平均被批斗7次以上。他的夫人李莎作为「苏修」特务处理,早已投入监狱,音讯全无。他在别无选择的绝望中,吞下大量的安眠药自尽。李立三在临死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真正反映出一个共产党员死到临头也不敢放弃的「党性」:

主席:

我现在是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决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李立三1967年6月22日

虽然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最终把中国拖入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但是这种「隔七八年来一次」的政治运动和党内斗争,的确成了保证共产党生存的一个机制。每一次运动,都要整百分之五左右的少数,让百分之九十五的多数乖乖的统一到党的路线上,由此增加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并由此淘汰那些不肯放弃良知的「不坚定」分子,打击任何敢于对抗的力量。靠了这样一个机制,共产党内最有斗争精神、最善于耍流氓手段的人才能掌控权力,也就是说共产党邪教教主保证都是富于斗争经验和党性十足的强悍分子。这种残酷斗争也给经历过的人以「血的教训」和暴力洗脑,同时不断在斗争中够给共产党充电,愈加强化其斗争精神,保证党不被消灭,也不会被演变成一个放弃斗争的温和团体。

共产党所要求的这种党性,正是从共产党的邪教本质演变出来的。共产党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决心与一切传统原则决裂,决心不惜一切手段,与一切妨碍自己的力量为敌,所以它就需要把自己的党员都培养成无情无义无信的党的驯服工具。共产党这种本质,源自于其对人类社会和传统的仇视,源自于对自我的虚妄估价和由此衍生出的极端自私和对他人生命的蔑视。共产党为了自己所谓的理想,不惜用暴力砸烂整个世界,消灭一切异己。这样一个邪教,遭到一切有良知的人的反对,所以它就一定要设法消灭人的良知善念,才可能让人信服它的邪说。所以共产党要保证自己的生存,首先就是要破坏人的良知善念和道德准则,把人变成驯服的奴隶和工具。在共产党的逻辑看来,党的生命、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甚至大于全体党员集体的利益总和,因此任何个体党员都随时要准备为党牺牲。

从中共的历史看,像陈独秀、瞿秋白这种多少保留一些传统知识份子思想的人,像胡耀邦,赵紫阳这样心里还存有人民利益的人,像朱鎔基这样立志做清官为民干点实事的人,不论他们对党贡献有多大,也不论他们如何没有个人野心,最后都难免不被清洗或搁置起来,被党的利益和纪律制约住。多年斗争中培养出来根深入骨的党性,使他们往往在关键时刻妥协,束手就范。因为在他们的下意识里,党的生存是最大的利益,宁可牺牲自己,宁可眼看着党内的邪恶势力行凶,他们也不敢因为坚持良知善念而影响党的生存。这正是共产党的斗争机制的结果,它把好人也变成为其所用的工具,却用党性最大程度地限制甚至消灭人的良知。中共十几次「路线斗争」,打倒了10多个党的领导人或是内定的接班人,党的领袖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毛泽东虽然称王43年,但尸骨未寒其老婆和侄子就锒铛入狱,全党还欢呼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喜剧乎?闹剧乎?

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政治运动不断,从党内斗到党外。毛泽东时代如此,「改革开放」以后依然如此:八十年代人们的思想才稍有点儿自由,共产党就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因为共产党要绝对领导权;1989年青年学生和平要求民主,遭到血腥「六四」镇压,因为共产党容不得民主思潮;九十年代出现了大批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却引来共产党自1999年至今灭绝型的迫害,因为共产党容不得人性和善念,一定要动用暴力把人内心的良知摧毁,共产党才能放心自己的权力;進入新世纪以来,互联网把世界连通在一起,却唯有中共花大笔的钱搞网络封锁、抓网上自由人士,因为共产党特别害怕人民得到自由的信息。

六、共产党邪教的恶变

邪教共产党在本质上否定天理、扼杀人性,本性上狂妄自大、极端自私、为所欲为。虽然在实践中不断犯下祸国殃民的罪恶,但是它永远不会承认自己的罪恶,也永远不敢让人民看清自己的本质。另一方面,共产党从来不在乎改换口号和招牌,因为这一切在共产党看来都是手段,只要有利于共产党的生存这个大目标,共产党什么都可以干,因为它毫无道义原则可言。

这样一个制度化、社会化了的邪教,其发展方向,只有走向彻底的堕落。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由于对社会舆论及各种可能的监督机制的扼杀,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共产党走向堕落和腐败。

今天的中共,已经堕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贪污党」,「腐败党」。据中国官方统计,全中国有两千万党政官员在位,20多年以来已经有超过8百多万党政官员被查实有腐败犯罪,受到中国党纪、政纪、法律惩处,再加上未被查出的腐败分子,实际上中国党政官员的腐败已经超过三分之二,而被查出的仍不过只是一少部份。

贪污腐败,为自己捞钱、捞取好处,这种物质利益是中共今天抱成一团的最大凝聚力。贪官们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他们腐败的机会,如果共产党倒台,他们失去的不仅是权力官职,还可能面临着被清算的危险。在黑幕文学《天怒》中,小说家用市委办公厅副主任郝相寿的嘴道出了这个党的天机:「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定。」

老百姓看得很清楚:「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但是共产党是不会冒着亡党的危险反腐败的。它要做的,只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杀几个腐败分子给人看,用几颗腐败分子的脑袋,来为共产党延续几年的时光。共产党邪教到了今天,唯一宗旨就是保住权力,避免党的灭亡。

今天的中国,伦理道德被破坏的极为惨重。假货泛滥,娼妓遍地,毒品复燃,官匪勾结,黑社会横行,聚赌,行贿,贪污腐化等危害社会的现象泛滥猖獗。共产党却在很大程度上听之任之,而且许多高官直接就是收取保护费的黑后台。南京大学专门研究黑社会现象的学者蔡少卿估计,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至少有一百万人左右。每破获一个黑帮组织,总会连带出背后的政府要员、法官、警官等共产党腐败分子。

中国共产党害怕人民有良知善念,所以不敢给人民以信仰自由。对于追求信仰的好人,如追求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如信仰耶稣和上帝的地下教会成员,中共极尽其残酷迫害之能事。中共害怕民主政治会终结一党专制,所以不敢给人民以政治自由,对于有独立思想的自由人士,甚至对民间维权人士,也是动辄以大牢伺候。但是中国共产党却给了中国人以另一种自由,那就是只要你不关心政治,不反对党的领导,你就可以把自己的任何欲望都放纵开来,直至去干任何邪恶的、伤天害理的事。随之而来的,就是中共的大堕落,以及令人痛心的中国社会道德大滑坡。

「堵死天堂路,打开地狱门」,这正是当今中共邪教败坏社会的写照。

七、对共产党邪教统治的反思

(一)共产党是什么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无法简单的回答。虽然共产党披着一个为「公」的外衣,以一个政党的名义出现,的确能够迷惑很多人,但是共产党却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一个邪灵附体的害人邪教。共产党是一个活的生命:党组织,也即邪教的世间表象,是它的肌体;从根本上主宰着共产党的,是最早注入的那个邪灵,它决定着党的邪教本质。

共产党的领袖们,虽然有教主的身份,但他们只是邪灵和党的代言人与管家。当他们的意志和目的与党一致并能为党所用的时候,他们被选择为领导者。但是当他们不能满足党的需要的时候,他们会被无情地打倒。党的斗争机制保证了只有最狡诈、最邪恶、最强悍的分子才能坐稳共产党教主的席位。中共历史上十几个党领袖都难有好下场,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党的最高领导其实出路有限,要么破门出教,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名垂青史;要么像中共其他总书记那样被党吞噬。

群众,是共产党奴役和压迫的对象。在共产党控制的范围内,人民群众没有拒绝共产党的权利,却被强迫接受党的领导和承担支持(供养)共产党的义务。他们还要在党的铁血威胁下经常接受邪教式洗脑。共产党在中国强迫全民信邪教、供养邪教,确是举世罕见,甚至可以说在全世界独领风骚。

党员,是被用来充实共产党肌体的人群。这部份人中不乏忠厚善良的好人,甚至在社会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越是这样的人,中共就越要拉拢進党内,利用他们的名誉和能力为党服务。还有很多人为了当官,为了高人一等,捞取私利而积极加入共产党,助纣为虐、如鱼得水。也有的人希望一生中能有所作为,因为在共产党统治的天下,除了入党外没有个人发展的机会而选择加入。生活中还有不少人是为了分套房子、甚至争个「進步」的面子而入党的。所以中共几千万党员,其中好人坏人都不少。但不管入党的动机是什么、是否自愿,只要在共产党党旗下宣誓,就意味着自愿献身。从此每周的政治学习和组织生活就是不断的洗脑过程,以至于相当比例的人变得少有自我意志,被共产党的邪灵所附体、所主宰。

这样的人在共产党内的职能,好比是人体的细胞,为肌体的存活而不停工作。更悲哀的是,从此「党性」的紧箍圈加于头上,再想摘下来就难了,一旦人性显露,就很可能遭到整肃和迫害。此时即使想退党,但因为共产党邪教许進不许出,就会被当作叛徒对待。所以人们常常看到共产党员身上普遍存在的双重人格:政治场合的「党性」一面和日常生活中的人性一面。

党的干部,是党员中掌握了权力的一个群体。他们虽然在个别的地点、个别的时间、和个别的事件上能够表现出个人的善恶或做出个体的决定,但是他们在总体上只能遵照党的意志办事,所谓「全党服从中央」。他们承上启下,是共产党的中坚力量,但是他们起的作用只是党的工具。这些人在历次运动中,也是又被利用、又被打击。这背后的标准则是看你是否跟对了教主,是不是忠心无二。

(二)为什么人民不觉悟

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五十多年,作恶多端,邪恶无比,但是为什么全民对它的邪教本质却缺乏认识呢?难道中国人笨吗?不是。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为智慧的民族之一,而且有着五千年的悠久文化传统。但中国人却至今还生活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而不敢言其不满,关键的原因在于共产党邪灵禁锢了人民的思想。

请设想,如果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如果共产党的孰是孰非可以公开讨论,我们不难想像,智慧的中国人会早已识破了共产党的罪恶本质,也早已摆脱了共产党邪教。但是不幸的是,中共统治下的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丧失了言论和思想的自由。1957年在知识份子中抓右派,为的就是从此钳制言论、禁锢思想。在这样一个无自由的社会里,就连文革时期那些曾诚心钻研马列原著的青年人,也多数被以「反党集团」的罪名镇压,更不要说讨论共产党的是非了。

共产党是邪教,相信很多中国人连想都不曾敢想过。但一旦立论,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不难从自身的经历和亲朋的遭遇中找出充足的论据。

人民除了被禁锢思想自由,还要被灌满共产党的说教和党文化。于是人们只能听到对党的歌功颂德,头脑中除了共产党的东西之外就贫困的可怜。举个例子,「六四」镇压时,天安门广场附近一开枪,许多人一下子本能的躲到灌木丛后去了。等人们缓过一点神,马上从各自躲藏的地方,不约而同的高唱着《国际歌》,勇敢地走出来。那些中国人诚然勇敢、纯真、可敬,但是为什么面对共产党的屠杀,他们还要高唱共产党的《国际歌》呢?原因也很简单:党文化的教育下,可怜的人们被共产党搞的只知道共产主义。除了《国际歌》和其它为共产党歌功颂德的歌曲,就再也没歌可唱了。

(三)出路在哪里

中共已经走向彻底的堕落,可悲的是,这个邪教灭亡之前,还在力图将其命运与中华民族绑在一起。

行将就木的中共,它的力量明显在衰退,对人民思想的禁制也开始越来越不灵了。现代电信和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中共很难继续垄断信息、封锁言论。贪官污吏对人民的掠夺和压迫日趋严重,对中共心存幻想的大众逐步觉悟,不少人走上民间维权抗争之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没有达到中共巩固思想禁制的目的,相反却大泻了中共的元气,暴露了中共的残暴。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反思共产党成为可能,成为中华民族解除思想禁制,彻底摆脱共产党邪灵控制的一个契机。

在中共邪教统治下生活了50多年的中国人,需要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灵魂的救赎。这需要中国人自救才能达到。而自救的第一步就是认识共产党的邪教本质。

总有一天,人民会把附着在国家行政体系之上的共产党组织剥落,让靠社会中坚力量维系的社会体系独立运作。这一天已经不远了。减少一个盘剥吸血和整人害人的党组织,只会改善和提高政府机关的工作水平。其实把共产党从政府中剔除的道理,早在八十年代就被搞「党政分家」的党内改革人士所认识所实践过。但是如果不能在意识形态上否定「党的绝对领导」,这种邪教体系内的改良努力,事实上证明是不够的,也是难于進行的。

党文化是共产党邪教组织所需要的存在环境。在思想上清除党文化和共产邪教的烙印,也即清除思想上的党附体,可能要比清除行政机构中的党附体困难的多,但却是真正清除共产党邪教的根本方法。这只能靠中国人自救才能行。思想上正本清源,人性上返本归真,才能实现社会道德重建,从而顺利完成向一个没有共产党的良性社会的过渡。解除附体的妙方,就是认识到邪灵的本质和危害,从思想上与之决裂、清除,让附体再无立脚之地。共产党最重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因为共产党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罢了。当中国人民全都在心灵上否定共产党的歪理邪说,主动清理党文化,清理共产邪教对自己观念上和生活上方方面面的影响时,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就面临崩溃。共产党就会在人民的自救中解体。

凡是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多与贫困、集权、迫害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国家已经所剩不多了,中国、北韩、越南、古巴,屈指可数,末日可期。

以中国人的智慧,照历史上中华民族的辉煌,摆脱了共产党邪灵附体的中国,将是一个大有希望的社会。

结语

共产党已经不再信仰共产主义,其灵魂已死,但是阴魂未散。中共承袭了共产党的皮囊,其中依然充满了狂妄自大、极端自私、和为所欲为的邪教本性。在中共这个邪教中,共产党否定天理、扼杀人性的本质一脉相传,并没有改变。

今天中共用来统治中国的,正是共产党多年积累的斗争手段、严密的组织制度、和「党附体」的统治形式,以及国教化了的邪教宣传。前文总结的共产党的六大邪教特征,今天的中共条条俱全,诸善不做,诸恶奉行。

这个越来越走近灭亡末路的共产党邪教,正在加速的腐败堕落,最可怕的一点,是这个不甘灭亡的邪教,还在尽其所能把中国社会也带向腐败堕落的深渊。

中国人需要自救,需要反思,需要摆脱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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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九评共产党】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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