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長青
面對中國的持續經濟發展,西方有人提出“中國模式”。有外人這樣吹捧,中國的一些愛國學者,更是興奮不已,似乎中國的政治專制下的經濟發展,已成為一種模式和樣板。
但一些頭腦清楚的中國學者,則對中國模式提出批評。例如,來自中國大陸的美國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陳志武,最近在台灣出的新書,書名就是《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他直截了當地說,“根本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他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主要取決於兩點,一是加入了全球化市場,二是採用了西方的金融技術;只是把西方人早在工業革命後就開始的經濟發展,延後到1987年才開始而已。同時這位經濟學者預測,中國官方和學界越來越相信大政府模式,將可能帶來財政危機。
中國歷史學者袁偉時則在接受香港《商報》採訪時說,“我認為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所謂中國模式。恐怕將來也未必有這樣一個模式。”袁偉時認為,中共建政六十年,“前30年走了一條計劃經濟的錯誤道路。結果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後30年的經濟開放改革,“無非是在經濟領域裡接納了現代文明的成果。農村半遮半掩地恢復了私有制,城市也有了相當的經濟自由,中國開始走向市場經濟。”袁偉時的結論是:市場經濟不是中國獨有的,只是我們學的還不夠。
中國另一位開明派學者,被稱為“中文拼音之父”(主持編制國際通用中文拼音方案)的周有光,今年已105歲高齡,但他的頭腦,比那些二十多歲的中國憤青們,不知要清晰、健康多少倍。不久前他接受廣東《南風窗》雜志採訪時說,不存在“中國模式”。因為所謂模式,就要有別人學習、模仿你,可是,你找一找,“哪個國家學習我們?沒有。所以我想這不是真的。”這位經歷反右迫害,深知專制之害的老學者強調,“從專制到民主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不是某個國家要不要的問題。有一位清華大學的教授講,民主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其實,要改的是國
情,不是民主。”
中國憲政學者、“後改革思想網”主編陳永苗,更是毫不客氣,他批評說,“大聲讚美中國奇跡,或者鼓吹中國獨特道路或中國模式的人,要麼是傻人,例如被騙上當的不入流外國教授,要麼就是張口嘴巴給主子當痰盂的中國知識份子,與小皇帝身邊的太監……何異?”
陳永苗比較歷史說,“路易王朝的法國、俾斯麥之後的德國,斯托雷平改制之後的俄羅斯帝國,洋務運動和同治中興的晚清帝國,哪一個不是經濟高速增長,最後爆發革命。威權體制之下的道路,如要說獨特,那就是上帝要讓誰滅亡,就先讓誰自大和瘋狂。中國模式,就是一條滿身噴滿香水其實內部已經腐爛的、通往災難和死亡之路。”
其實,中國模式的提法,跟當年吹捧鄧小平是中國經濟改革設計師一樣可笑。因為中國的經濟開放和發展,連共產黨本身都稱為“鬆綁”,也就是原來把中國人綁得死死的,現在鬆開幾扣,結果中國人就爆發出這麼大的經濟活力。那麼全部鬆綁,或原來根本不綁,中國人根本不不要任何人“設計”,誰都知道發財致富。中國現在經濟起飛,就是走向市場經濟的結果。而市場經濟在西方已有幾百年歷史,根本不是鄧小平的發明,更不是什麼中國模式。而中國現在還是“雙軌制”,即政治專制下經濟開放,結果為貪污腐敗提供了機會。如果說這是一種模式,那就是巨大的腐敗,巨大的社會不公,巨大的貧富差距。所以袁偉時說,“不要隨便講‘中國模式’,不要將中國的缺點、弱點固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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