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ul
林行止: 没有经济计算 增长祸延後代2012-11-06 02:53:29 [点击:548]
林行止: 没有经济计算 增长祸延後代
一丶美国总统大选之後，另一举世瞩目的政治事件为中共十八大的召开。非常明显，前者主要是民主和共和二党之争，由於胜负有待选民表决，党争一切公开，自我吹嘘贬低对手，在法律框架内，无所不用其极，而目的均在争取选票。後者一党独大，中共受全民拥戴，因为一党专政写入宪法，是不容挑战的「事实」，党的权力交接与老百姓无直接关系，因而在绝密的情形下进行，坊间於是流传数个权力中枢人事布局的版本，用内地学者的话，显见幕後权争甚剧；不过，别管密室权斗是民主妥协还是你虞我诈丶刀光血影，在现有制度上，并无外人置喙馀地，而因为神秘莫测，「寻幽揭秘」式的揣测和评论才特别多，在笔者看来，这类言文俱乏实质意义，以不论哪七位或九位党工进入最高决策层，他们都会全力保持丶维护中共的专制地位，那意味任何试图分享权力的政治刍议，不管有多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际需要，均不会被考虑（遑论被接纳）。在经济线上，现届温家宝政府实施的政策仍会持续丶强化，以其往绩甚佳，环球经济遍吹淡风，即使撇除经济数据中的渗水成分，仍有可观增长，意味此策可行；然而，这种经济路向，笔者期期以为不可续行！
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正如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兼副行长丶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在《金融时报．中文网》主办的「二○一二年度高�会」上的主题演说〈全球经济大衰退—超越凯恩斯主义和「新新常态」〉中所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所以放缓，皆因推动中国经济向前的三头马车「有二架减速」，它们是外贸放缓丶○八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已成强弩之末，另一架「消费马车」，则「按过去的速度前进（增长）」。「加速器」三缓其二，经济仍有可观增长唯已无旧时光芒。
虽然如此，林教授对中国经济前景仍甚乐观，他这样说：「我认为中国不会崩溃，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空间都是相当大。以短期来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空间是非常多，投资项目很多。同样中国作为一个中等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丶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还有非常多的空间，尤其是大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像北京这样全球首善之区，下场大雨都有可能死人，这是在东部的大城市普遍存在情形。还有环境的改造丶社会工程的改造，这些都是需要投资的，都可以有非常高的回报。」
林氏的分析很中肯却嫌不够深化，没有看到造成中国当前经济困局的「内核」，换句话说，在实践层面及理论层面，中国都有不少不易丶在政治体制不变之下甚且无法克服的难关，在笔者这类不可救药的自由市场经济信徒看来，过去高增长的积弊未除，便说什麽「经济增长潜力和空间相当大」丶「升级空间非常多」等等，都不切实际，还会加深伤患令其愈难医治，其带来无可估量的资源浪费，彰彰明甚。林毅夫用功甚勤，中英文着作俱丰，对中国经济发展有重大贡献，那从他寄赠由北京大学丶剑桥大学及世界银行出版的英文专着中，清楚看出他对中国经济有充分理解，并试图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梳理出一套有别於西方传统经济学及不受新教伦理�绊的理论。笔者无法从自由经济理论中自拔，因此认为中国举全国之力向指定目标进发的经济发展之路，只能收短期积极效果，长期而言，这一代人当然「一命呜呼」，但下一世代的国人，肯定要为计划经济（或其他名目如中央规划丶指令）付出沉重经济甚至政治代价！
二丶现在试从实践及理论层面，简略地谈谈笔者对中国经济前景的看法。
「城市化进程」（第三头马车的动力来源）是中国经济持续向前发展的重要元素，去周六（十一月三日）英国广播公司发表中国政策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的谈话：「中国迅速的城市化，将在二○二○年以前使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增加到六亿人，并使中国经济以每年百分之七到八的增长率增长。」这样趋势，令迟院长「预测中国的内需将取代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此说与林氏同调。
可是，认为大规模城市化足以刺激经济增长的学者（这类学者尤其是受雇於投资银行的经济学者数不在少），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如何替这批以亿计的城市新人口找工作？假如城市人口在二○二○年增加三亿人（达六亿人），以一家三口计，即约有一亿个新家庭，假设平均一家有一个半人（二个家庭六人其中三人）要找工作，失业开始成为「问题」的社会，能够额外提供一亿五千个新工作岗位吗？
解决城市新人口的居住丶交通及医疗问题，政府责无旁贷，在这方面必会大举投资，结果经济保持增长（增长幅度可以「微调」至最高领导人定下的目标），这种投资加上「新人」消费的乘数作用，保证了经济增长不会有问题……。但这只是铜钱的一面，另一面是，在出口放缓甚至倒退及宏观调控力度将尽意味现有工商百业难再有扩充馀地的情形下，为了配合城市化趋势，央企和国企只有作出种种政策性投资以创造就业，结果不问可知，这种并非市场需求催生的经济活动，必然造成重大经济损耗……。讽刺的是，经济的损耗由全民承担而经手的百官及相关商人都「先富（比老百姓）起来」！
在理论层面，过去数十年的实践，证实不是市场导向的投资（经济发展）均不可取。在整整九十年前的一九二二年，奥国学派巨擘米赛斯（L. Von Mises, 1891-1973）写下这本传世巨构：《从经济及社会角度看社会主义》（《Socialism-I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这本书（和其後的系列着作）反覆剖析不同形式中央计划或政府控制的任何生产形式，都不能达致预期（计划中）的经济效果，原因很简单，因为无自由市场的地方，便无价格制度；无价格制度，即不能作「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不能作「经济计算」，等於无法以效益为依归处理经济问题。那可说击中社会主义国家的要害，而这是社会主义的先天缺陷亦是无药可救的缺失。数十年来（本书一九三六年在德文版「三刷」後才出英译），《社会主义》不仅说服大众相信社会主义必败，令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向左转」丶「变成福利社会」，亦不会走上社会主义之路；同时亦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舵手们」提高警惕，因为米赛斯以先验论的定理，运用逻辑推理所建立的经济理论具很高的科学性，因此迫使社会主义国家承认有需要建立一种「适合国情」的经济计算制度，以指导如何最适地分配经济资源。可是，对於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是知既不易行更难的事，以中国为例，当物价标升令民不聊生丶民怨吵耳之际，於维稳大前提下，国务院便下令国营企业甚至私企减价；而要落实中央力催的大规模城市化政策，便大建住房丶公路丶铁路……，如此这般，经济便在没有市场需求下大幅增长，但当中隐含了多少经济浪费？
二○○七年，社科院出版了林毅夫的《解读中国经济没有现成经济模式》，顾名思文，林氏在学术上气魄甚大，认为中国已自己闯出一条西方经济学不能解释的成功新路，然而，在指令经济之下如何有「经济计算」？答案是不可能有，而没有「经济计算」的後果，米赛斯上书便是最佳的「现成模式」！
一丶美国总统大选之後，另一举世瞩目的政治事件为中共十八大的召开。非常明显，前者主要是民主和共和二党之争，由於胜负有待选民表决，党争一切公开，自我吹嘘贬低对手，在法律框架内，无所不用其极，而目的均在争取选票。後者一党独大，中共受全民拥戴，因为一党专政写入宪法，是不容挑战的「事实」，党的权力交接与老百姓无直接关系，因而在绝密的情形下进行，坊间於是流传数个权力中枢人事布局的版本，用内地学者的话，显见幕後权争甚剧；不过，别管密室权斗是民主妥协还是你虞我诈丶刀光血影，在现有制度上，并无外人置喙馀地，而因为神秘莫测，「寻幽揭秘」式的揣测和评论才特别多，在笔者看来，这类言文俱乏实质意义，以不论哪七位或九位党工进入最高决策层，他们都会全力保持丶维护中共的专制地位，那意味任何试图分享权力的政治刍议，不管有多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际需要，均不会被考虑（遑论被接纳）。在经济线上，现届温家宝政府实施的政策仍会持续丶强化，以其往绩甚佳，环球经济遍吹淡风，即使撇除经济数据中的渗水成分，仍有可观增长，意味此策可行；然而，这种经济路向，笔者期期以为不可续行！
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正如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兼副行长丶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在《金融时报．中文网》主办的「二○一二年度高�会」上的主题演说〈全球经济大衰退—超越凯恩斯主义和「新新常态」〉中所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所以放缓，皆因推动中国经济向前的三头马车「有二架减速」，它们是外贸放缓丶○八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已成强弩之末，另一架「消费马车」，则「按过去的速度前进（增长）」。「加速器」三缓其二，经济仍有可观增长唯已无旧时光芒。
虽然如此，林教授对中国经济前景仍甚乐观，他这样说：「我认为中国不会崩溃，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空间都是相当大。以短期来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空间是非常多，投资项目很多。同样中国作为一个中等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丶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还有非常多的空间，尤其是大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像北京这样全球首善之区，下场大雨都有可能死人，这是在东部的大城市普遍存在情形。还有环境的改造丶社会工程的改造，这些都是需要投资的，都可以有非常高的回报。」
林氏的分析很中肯却嫌不够深化，没有看到造成中国当前经济困局的「内核」，换句话说，在实践层面及理论层面，中国都有不少不易丶在政治体制不变之下甚且无法克服的难关，在笔者这类不可救药的自由市场经济信徒看来，过去高增长的积弊未除，便说什麽「经济增长潜力和空间相当大」丶「升级空间非常多」等等，都不切实际，还会加深伤患令其愈难医治，其带来无可估量的资源浪费，彰彰明甚。林毅夫用功甚勤，中英文着作俱丰，对中国经济发展有重大贡献，那从他寄赠由北京大学丶剑桥大学及世界银行出版的英文专着中，清楚看出他对中国经济有充分理解，并试图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梳理出一套有别於西方传统经济学及不受新教伦理�绊的理论。笔者无法从自由经济理论中自拔，因此认为中国举全国之力向指定目标进发的经济发展之路，只能收短期积极效果，长期而言，这一代人当然「一命呜呼」，但下一世代的国人，肯定要为计划经济（或其他名目如中央规划丶指令）付出沉重经济甚至政治代价！
二丶现在试从实践及理论层面，简略地谈谈笔者对中国经济前景的看法。
「城市化进程」（第三头马车的动力来源）是中国经济持续向前发展的重要元素，去周六（十一月三日）英国广播公司发表中国政策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的谈话：「中国迅速的城市化，将在二○二○年以前使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增加到六亿人，并使中国经济以每年百分之七到八的增长率增长。」这样趋势，令迟院长「预测中国的内需将取代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此说与林氏同调。
可是，认为大规模城市化足以刺激经济增长的学者（这类学者尤其是受雇於投资银行的经济学者数不在少），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如何替这批以亿计的城市新人口找工作？假如城市人口在二○二○年增加三亿人（达六亿人），以一家三口计，即约有一亿个新家庭，假设平均一家有一个半人（二个家庭六人其中三人）要找工作，失业开始成为「问题」的社会，能够额外提供一亿五千个新工作岗位吗？
解决城市新人口的居住丶交通及医疗问题，政府责无旁贷，在这方面必会大举投资，结果经济保持增长（增长幅度可以「微调」至最高领导人定下的目标），这种投资加上「新人」消费的乘数作用，保证了经济增长不会有问题……。但这只是铜钱的一面，另一面是，在出口放缓甚至倒退及宏观调控力度将尽意味现有工商百业难再有扩充馀地的情形下，为了配合城市化趋势，央企和国企只有作出种种政策性投资以创造就业，结果不问可知，这种并非市场需求催生的经济活动，必然造成重大经济损耗……。讽刺的是，经济的损耗由全民承担而经手的百官及相关商人都「先富（比老百姓）起来」！
在理论层面，过去数十年的实践，证实不是市场导向的投资（经济发展）均不可取。在整整九十年前的一九二二年，奥国学派巨擘米赛斯（L. Von Mises, 1891-1973）写下这本传世巨构：《从经济及社会角度看社会主义》（《Socialism-I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这本书（和其後的系列着作）反覆剖析不同形式中央计划或政府控制的任何生产形式，都不能达致预期（计划中）的经济效果，原因很简单，因为无自由市场的地方，便无价格制度；无价格制度，即不能作「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不能作「经济计算」，等於无法以效益为依归处理经济问题。那可说击中社会主义国家的要害，而这是社会主义的先天缺陷亦是无药可救的缺失。数十年来（本书一九三六年在德文版「三刷」後才出英译），《社会主义》不仅说服大众相信社会主义必败，令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向左转」丶「变成福利社会」，亦不会走上社会主义之路；同时亦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舵手们」提高警惕，因为米赛斯以先验论的定理，运用逻辑推理所建立的经济理论具很高的科学性，因此迫使社会主义国家承认有需要建立一种「适合国情」的经济计算制度，以指导如何最适地分配经济资源。可是，对於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是知既不易行更难的事，以中国为例，当物价标升令民不聊生丶民怨吵耳之际，於维稳大前提下，国务院便下令国营企业甚至私企减价；而要落实中央力催的大规模城市化政策，便大建住房丶公路丶铁路……，如此这般，经济便在没有市场需求下大幅增长，但当中隐含了多少经济浪费？
二○○七年，社科院出版了林毅夫的《解读中国经济没有现成经济模式》，顾名思文，林氏在学术上气魄甚大，认为中国已自己闯出一条西方经济学不能解释的成功新路，然而，在指令经济之下如何有「经济计算」？答案是不可能有，而没有「经济计算」的後果，米赛斯上书便是最佳的「现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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