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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11月 29, 2012

[G4G] 中国进入了危机社会/颜昌海

中国进入了危机社会/颜昌海
     一边是老百姓不顾生命地维权,但一边却是权贵阶级的“维稳”。
   
      “维稳”这个词,早已成了中国特色,各级政府都把”维稳”当成了必修课,“稳定压倒一切”变成了政治任务,任何工作都要给“维稳”让路。在一些地方, “维稳”也成了被权贵阶级占领或绑架的公权力机构维护其权力利益的工具,成了权力滥用的最好包装。 (博讯 boxun.com)
   
      这么多年政府权力的滥用问题,不仅不见好转,反而愈演愈烈。没有监督制约的政府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横冲直撞。普通民众在政府权力的淫威下无休止地遭到 践踏,为了自身利益,必然采取一些行动;要么是通过较为温和的方式如上访、发网帖,但当这些表达方式遭到粗暴对待时,民众则要采取暴力的方式。这些年越来 越多的群体性事件,便是以暴制暴。
      被权贵阶级占领或绑架的公权力机构,对于民众合理的权利诉求总是要扣上破坏社会稳定的帽子,在稳定压倒一切这块招牌的掩护下,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所谓“闹事的民众”,而对于民众为什么“闹事”,则往往避而不谈。
      今天的中国式”维稳”的成本可谓是水涨船高。2009年高达5140亿。“维稳”也成了很多地方官员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把“维稳”与GDP增长放于 同等重要地位的趋势。“维稳”和虚构的GDP一样,变成了官员的一项政绩。如果有一天”维稳”成了这个国家大书特书的所谓成绩,不知是对中国的讽刺,还是 民族的悲哀。
      在很多地方,一旦发生突发群体性事件,各个部门齐上阵,采取各种方式维护社会的稳定。对于上访的民众,往往采取殴打跟踪截访等方式,前段时间披露的福 建上杭县政府与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签押送访人员的事件,将被权贵阶级占领或绑架的公权力机构对待上访人员的野蛮、残暴、践踏公民人权与法律的斑斑劣迹,暴 露无疑。公权被赤裸裸的市场化,黑监狱在全球民主法治的大背景下公然出现,并且是号称公仆的政府委托私人设立的!
      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的方式违背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一个口口声声说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却用暴力的 方式对待人民的诉求!过去,很多公权机构还可能对民众的利益诉求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现在则更加明目张胆的用暴力方式进行弹压。
      “跨省追捕”是“维稳”的一大衍生物,从辽宁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进京抓记者,到河南灵宝警方跨省追捕举报当地滥征地的公民王帅,从陕西渭南警方跨省追 捕作家谢朝平,到宁夏吴忠警方跨省追捕王鹏,跨省追捕屡屡刺痛公民言论自由的神经,很多网民在论坛上发帖的时往往都喜欢附带写上“谢绝跨省追捕”,害怕被 以“破坏社会稳定,侮辱诽谤政府工作人员”的罪名而锒铛入狱。“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被公权力演绎的淋漓尽致。然而,也有不怕的,在博客中声明“欢迎跨省追 捕”。
      有人问,不知道被权贵阶级占领或绑架的公权力机构,今后还会在“维稳”方面,制造出什么新的花样?是否真要把民众驯服成缄口不言的羔羊才肯罢休!然而,这种提问很快就有了答案。
      钱云会,浙江乐清市的一位村长,2010年12月25日上午被发现惨死在一辆大型工程车下。2004年,钱云会等因浙能乐清电厂的征地赔偿问题,带村 民前往市政府讨说法,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两年)。但在2005年4月的寨桥村换届选举中,他仍被村民选为村主任,当选 后仍不断带村民前往各部门对赔偿问题讨说法,直至被判刑。出狱后,钱云会仍是今年村主任的热门候选人。于是,他不能不被死。
      对于钱云会被惨死一案,虽然地方官确认该事故为一起交通肇事案件,但民情汹涌,拒绝接受。连众多官媒也呼吁必须继续调查,查明真相,检视现实。并谴责 官方打压维权访民已升级;暗示类似的事件有可能再发生。专家更明确指出,钱云会作为一名为民请命的老上访者,政府以截访、关押升级为制造车祸镇压,是政府 专制大幅度升级的信号弹。
      然而,这种信号对维权百姓并没有阻吓作用,比如钱云会邻村的杨府山涂村,官商勾结,数万村民的土地被掠夺,谁举报和反抗,马上被拘留和判刑,黑社会出 来打,而杨府山涂村村委会委员王胜方表示,虽然维权路一直艰难,但他已把生命豁了出去,不会因害怕丧命而停止多年来的坚持:“没办法,已豁出去了。为了自 己,维护自己的权利。我们今后下一代靠什么来维持?我们在中国大陆有这么多的人口,将来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事业。没办法了,我们都是求生存。”
     所以,钱云会以被惨死的方式告诉世界:中国进入了危机社会。
      中国进入危机社会是不争的事实,这不是故作高论,也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这一点。钱云会的被惨死,告诉中国的全面危机,包括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
      其中,政治危机是其它危机的根源。道理很简单,如果单纯是经济危机,哪个国家都会有,哪个国家都会相对容易渡过,美国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爆 发的经济大危机都转危为安。如果是社会危机也可能通过培育中产阶级、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得以解决、使人们有免于匮乏的自由。如果是文化危机也可以通过良好的 教育并配以体现人类终级关怀的宗教得以化解。这些危机的解决的政治前提是政治民主,没有政治民主,这些危机只能通过军队、警察等暴力来解决,而通过暴力化 解的危机只会导致更大的危机。
      政治危机主要包括制度危机、政策危机、政权合法性危机。中国的政治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对于中国的制度,不论官方如何宣传其优越、有特色,都改变不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大联欢、大合唱场所的本质。
      即使没有既得利益这一层关系,两个关键性问题也解决不了。第一,专制的问题解决不了。权力不分立必然导致专制;一个人不能自己监督自己,一个政党自己 不能监督自己,一个政府也不能自己监督自己。既是人大代表又是市长,就不可能通过自己这个人大代表监督自己这个市长,只会给市长为所欲为加了一道防护栏。 一个政党既是领导者又接受被领导之下政党的监督,只会使领导权无限膨胀。第二,自由的问题解决不了。权力的高度集中与专制,政治自由所具有的驯化权力的功 能,严重萎缩乃至消失。政治自由是其它自由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政治自由的其它的自由就无从谈起,只是在权力者高兴是,作风民主了,其它的自由能给权力者装 点门面;权力者不高兴,其它的自由也就被收回,权力一裸奔,其它的自由的遮羞布再也没有被利用的必要。作为第四种权力的新闻媒体成了政党的喉舌,新闻机构 难以独立,成为权力部门的下属机构,新闻自由形同虚设。权力与自由的关系永远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权力多自由少,自由多权力少。权力与自由的多少最终取决于 宪政,只有宪政在权力与自由之间划出边界,约束权力保障自由。目前,权力滥用没底线,对自由的破坏程度不断加深,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危机。
   
     因为权力是专制的,政策的制定既不科学也不民主,其政策制定出来会在传输的过程中失效。所谓政策出不了中南海,就是典型的政策危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共有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其一是邓小平理论,其二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三是科学发展观。其实这三个理论作为理论的色彩并不浓,主要还是三个不 同的政策,或者说政治发展的理论政策。这三个不同的理论政策,一方面表明接班人的继承性和延续性,另一方面表明前任的理论政策具有不足和缺欠。表面看来, 通过三个理论政策化解了危机,实际上却是危机在接班人手中的传递,是把滚雪球般的矛盾传递。一个政策危机解决了,但更大的政策危机却出现了,一代人解决不 了的政策危机不断地推给下一代。政策危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维稳”的失败:据今年两会上的国务院报告,2009年我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 16%,而今年8.9%的增幅已超过国防开支增幅,总金额亦逼近后者,将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
   
     近年来,随着“维稳基金”在各级政府中的普遍设立,“花钱买平安”的“权宜性治理”方式也普遍起来,就是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在实际操作 中,往往只凭负责官员的个人判断,其所体现出的政府行为明显缺乏原则性和规范性,“往往忽视、扭曲甚至排斥法律的作用”。这一恶性循环也表现在,“民众被 提供了一种误导性的预期:如果你想让你的问题得到解决,就得制造点‘威胁稳定的事端’;如果你连‘稳定’都不会威胁,你的问题就别想得到解决。”一些群体 或个人只能采用法律外的方式、甚至暴力来表达和发泄不满,也就是俗称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导致社会矛盾越加激烈。
   
     “维稳”这个词本身就说明社会的一种状态:各种矛盾层出不穷,尖锐激烈,官方的说法是需要”维稳”。目的是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经济的发展保 驾护航,为了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些年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然而不仅矛盾没有解决,反而是愈加严重。如果说把大多数警力用在跨省追捕、控 制上访人员、应对突发群体性事件上,那有多少警力算多?警力越多只能证明一个问题:社会动荡。作为暴力机器的警察,用政治术语来说是“专政工具”,而专政 工具对手无寸铁的普通民众滥施淫威。
   
     中国式“维稳”,让矛盾更加激化,不仅没有迎来一些官方人士期盼的稳,反而是陷入了危机。民众对政府丧失了信任感,对权力者充满了憎恶甚至是仇恨。 “维稳”危机的背后归根到底还是对权力没有任何约束,权力的授予来自于上级政府,民众成了一个在很多官员眼里类似于木偶的东西,形同虚设。政府的权力如果 不能来自选民,那么作为政府人员则永不会对民众怀有一颗敬畏之心。
   
      权力的滥用,表明法律在国家体系中极其弱化的状态,只有人治没有法治。法律既不能有效限制政府权力,又不能在现实中真正做到保护公民的各项权利得时候,一张纸上空文成了对法律的最好注脚;对那些一贯打官腔的老爷们,都不如一块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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