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所用的教科书教给我们的，只有斗争与仇恨，为什么这么说呢？理由很简单。
王二小－让我们仇恨日本
《歌唱二小放牛郎》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那放牛的孩子王二小。
九月十六那天早上，敌人向一条山沟扫荡，山沟里掩护着后方机关，掩护着几千老乡。
正在那十分危急的时候，敌人快要走到山口，昏头昏脑地迷失了方向，抓住了二小要他带路。
二小他顺从地走在前面，把敌人带进我们的埋伏圈，四下里乒乓乒乓响起了枪炮，敌人才知道受了骗。
敌人把二小挑在枪尖，摔死在大石头的上面，我们那十三岁的二小，可怜他死得这样惨。
干部和老乡得到了安全，却睡在冰冷的山间，他的脸上含着微笑，他的血染红蓝的天。
秋风吹遍了每个村庄，它把这个动人的故事传扬，每一个村庄都含着眼泪，歌唱着二小放牛郎。
这首国人耳熟能详的歌，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歌词内容是为了赞扬八路军抗日和儿童团员不怕牺牲的品格。那么，就来简单分析一下歌中隐含着什么：敌人扫荡，恰好遇上十二岁的放牛娃，于是勒令带路，放牛娃把敌人带进八路军的包围圈，以自己牺牲换来打击敌人的目的。
疑点如下：
１、当时已经是抗日战争中期，日军也已经占领了当地较长的时间，对当地情况应该也很熟悉，日军进山扫荡，带有很强的计划性和目的性，为什么会迷路？
２、王二小虽然是儿童团员，但是作为八路军后方转移路线以及设伏地点，作为如此重要的军事机密，为什么会让王二小知道？
３、假设王二小真的知道设伏地点，那么王二小肯定事先知道日军要来，正常人会在这个时候出去放牛么？
４、王二小是为了掩护乡亲，而带日军进入了埋伏圈。那么这个埋伏圈，到底是不是日军的必经之路？如果是的话，那么需要王二小这样大费周章地带日军进入埋伏圈么？如果不是的话，那么这个埋伏圈，是不是一开始就考虑到了王二小？
５、如果王二小是主动要为埋伏圈献身，但一个正常的老百姓，即使要去就义，也不会带着自家牲口吧？王二小在日军的必经之路放牛，很明显是为了让日军更加信以为真，一个13岁的孩子，能想出这样的做法？
６、日军作为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受到突然攻击应该会先隐蔽观察形势进行防卫反击，怎么会不顾攻击去用刀砍杀王二小呢？
７、有人质在日军手上时，八路军应该不能发起进攻，即便发起进攻也应采取保护措施先清除王二小周围的敌人，怎么会让王二小牺牲呢？
如果以上几点分析是对的，王二小肯定是被大人指使，并非自己主动。这里就出现另一个疑问，既然一开始就准备牺牲王二小，那么大人们会不会据实告诉王二小他的结局？王二小如果不答应的话，那么埋伏圈可能就会浪费了。而且一个敢于牺牲孩子的团队，会有勇气告诉孩子真相吗？
还有此事件的真实性又有多少？王二小牺牲有多种版本，除了歌词中的死法，还有先被枪打，后被刺刀杀害，又有一说是先刀砍，然后被刺刀杀害，有的说直接被刺刀挑下悬崖？如果是真实，为何会有那么多版本呢？
就在这样的重重疑点下，歌仍被无数人唱着，教育出无数被洗脑的人，知道的只有八路军抗日、日军凶残杀害王二小。
刘胡兰－让我们仇恨国民党反动派
刘胡兰在1945年进中共妇女干部训练班，1946年被分配到云周西村做妇女工作，成为中共预备党员，还参与云周西村当地的土改运动。1946年12月21日，刘胡兰参与暗杀云周西村村长石佩怀的行动。而中共党员石玺玉因包庇地主段二寡妇受到刘胡兰批评，而被开除党籍，所以怀恨在心出卖刘胡兰等人。因此在1947年1月12日被当时的山西省主席阎锡山派军逮捕，后因刘胡兰拒绝投降而被处死。死后才被中共晋绥分局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
对于刘胡兰，很多人都会想到她“英勇就义”的那一幕：面对国军的威胁，她说“怕死不当共产党！”。但她为什么小小年纪被处死呢？很多人可能没细想。
当时的情况是在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国军队进攻中共根据地，文水县委决定只留少数武工队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当时，刘胡兰留下来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国军。而她配合中共武工队处死的村长石佩怀，是因他为阎锡山的军队派粮派款，递送情报。这看起来自然不过的工作，对信奉马列主义的刘胡兰视为敌人，所以就要杀死他。
如同中共塑造的许多英雄一样，小小年纪就“英勇就义”的刘胡兰被放大宣传，其形象扎根在国内同胞的脑海中。只是中共的宣传中有个漏洞：刘胡兰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杀人犯。按照法律来讲，欠债还钱，欠命还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军杀死刘胡兰是没太大过错的。错的反而是那些让她15岁就会杀人，杀的还是村中长者的中共党员。
高玉宝－让我们仇恨地主阶级
说到高玉宝就会想到“半夜鸡叫”这个故事。先说说高玉宝是谁，他是个文盲，申请入党时只能以图代字,以一句："党是妈妈我是娃，叫我干啥就干啥；不折不扣不讲价，永远听我妈妈话。"而顺利入党。在忆苦思甜中，因为能有声有色的将地主虚构造假以显示“旧社会的苦大仇深”，使他一夕间由文盲成了大作家，“半夜鸡叫”这个故事也随之而生。
“半夜鸡叫”中的恶劣地主周扒皮成了“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典型代表，成为号召人们仇恨“万恶的旧社会”的典范。但只要稍用常识去推理，就会发现许多疑点，如周扒皮真的在半夜假装鸡叫、催促长工到地里干活，在漆黑的田里，能干什么活？难道地主希望长工在黑夜中糟践庄稼吗？
虽说是虚构故事，却有人信以为真。这位周扒皮原型的地主已死去多年。但他的后代在农村境遇非常凄惨，整天被人叫作‘地主崽子’。有知情者就说：高家那小子，真是造孽，本来X姓人家（周扒皮原型）在村里还呆得住，他那个书一出，X姓人家算是出了名，每次搞运动，上面都安排人斗他一回。人硬是窝囊死的。现在他家的儿子孙子还动不动给人打，给人骂。
刘文学－让我们警惕暗藏的坏人
又是一个被中共树立的典型人物，被视为“党的好孩子”，因与“坏人搏斗”而被掐死，成了无数中小学生学习的“榜样”。
在中共宣传中，他是这样“牺牲”的：1959年11月18日晚，刘文学帮助队里干活回来，发现地主王荣学偷摘集体的海椒，他当即大叫一声：“老地主偷海椒啦！”随即，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阻止。王荣学见事情败露，拿出一块钱想收买刘文学。面对王荣学的收买和威胁，刘文学丝毫没有动摇保护集体利益的决心，高声叫道：“不要你的臭钱！”他不顾个人安危，与坏人展开了搏斗，终因年幼力薄，被王荣学活活掐死。王荣学后来被发现，被判处了死刑。
但事实并非如此，当地人说刘文学其实一样也是偷海椒的小偷。他见王荣学偷得比他多，妒忌之下，就打算到生产队长那儿去告发王。王不服，于是两人就发生了抓扯，刘就被王给掐死了。他死后，村民并不悲伤，也没人把他当英雄，甚至有人为此感到高兴。原因是刘文学生前有些野。比如，把别人地里的南瓜挖个洞，往瓜里填粪，或是把教他的老师推倒在土坎下，摔断了手。但是在那样的年代，地主的地位很卑微，因此被掐死的刘文学就被塑造成了“敢于同地主做斗争，保卫集体财产的英雄”。只是这样的“英雄”有什么值得学习呢？
除了王二小、刘胡兰、高玉宝和刘文学，还有许多中共虚构出的“英雄”，这些人物被放入教科书中，不断地向中国人灌输著党文化的斗争与仇恨，最后，毛泽东一挥手，无数人都成了红卫兵！即使文革已结束多年，但在经过长期的折腾下，一个一个的洗脑成功，其余毒在今日仍存在中国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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