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30年代初期，全国各个红色根据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肃反。赣西南苏区肃清AB团时，屠杀7万多红军。红20军被中央红军大部队包围聚歼，副排长以上的 700多名干部被集体杀戮。闽西苏区肃清社会民主党时杀人如麻，使苏区的30个区委中，只有一个还能勉强维持工作。鄂豫皖苏区进行的肃反使有些地方的村苏维埃主席换一任杀一任，一年内换了四、五任。红25军原有1万2千人，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千人，而红4军排以上的干部基本被杀光。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使5万多红军减员为4千人，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没有士兵愿意提干当班长，更不敢入党。曾中生、邝继勋、刘铁超、肖大鹏、曾炳春、李明瑞、段德昌、万涛、许继慎、朱勉之、季振同、刘士奇等等，这些军级以上的高级将领自三十年代初就永远的从中共党史上消失了。他们不是死在国民党的手里，而是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可以说，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远没有共产党自己杀的多。
【毛泽东的中央苏区肃反】
据萧克将军回忆录记载，中央苏区肃反累计屠杀了10万红军。国民党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多年来消灭的红军也没这么多。由于被杀的红军太多，长征出发前，苏区五个月紧急“扩红”8万人，完不成任务的就杀。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1931到1935 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50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70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70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毛死后的1983年，江西有238844肃反被杀的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其中 AB团被害7万多人、社会民主党6352人、改组派2万多人。
时任江西行委书记的李文林，自王佐和袁文才被杀害之后，就成为江西苏区最大的本地实力派。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毛不能容忍有任何影响自己权威的反对力量，而不管这种反对力量是来自红军内部或是地方党组织。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的权威，毛一举挣脱党道德和党伦理的约束，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己力量的党内同志。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近来赣西南党内呈现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领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 AB团富农所冲塞。……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 同年10月2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强调：“改造全部党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严厉地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在这种气氛下，江西苏区实行了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红军宣传大纲语），到处都在大抓特抓AB团。
最先被逮捕的是李文林、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金万邦、周冕、马铭、刘万清、任心达、丛允中等120人。在审讯中不许辩解，只许承认自己是AB 团，然后交待其他AB团成员的名字。根据严刑之下交待出来一二百人继续抓人，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赣西南特委仅在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就枪杀、逮捕了部长6 人，嫌疑犯六七人和25%的工作人员。仅在省行委、省苏两机关和政治保卫队即破获AB团120余名。10日夜，李韶九下令枪毙要犯17人；11日夜，又下令处决24人，其中有省行委员7名。与此同时，肃反的淫风恶浪袭向主力红军。在不到30天内，红1方面军有几十个团长被杀，4400多余名指战员被抓（占军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据《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记载，被捕的犯人被“双手吊起来用牛尾竹竿子毒打，用香火或洋油烧身，一批批绑出去杀了”。被打同志“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有的人被当场折磨致死。12月8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被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
为了节省子弹，红军中通行的处决手段是用大刀、梭标、木棒行刑。有的老同志回忆说，在当时政治保卫局所在地附近河滩上，尸横遍地，河上腥红。萧克回忆：“在肃AB 团达到高潮的1930年11月底至12月初，他所在的师没干什么别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 团，杀了六十人。十几天后，该师又决定再杀六十多人。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里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他（们）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
富田事变，指的是1930年春天发生在江西苏区的一次大规模肃反事件。当时因为以毛泽东等外来干部为主的总前委与以红20军领导人为代表的部分本地干部之间存在矛盾冲突，总前委根据传闻在红20军中进行肃反。由于使用肉刑逼供的办法，导致被捕者乱咬一气，遂发生了将红20军班排级以上干部均视为反共的AB团份子，并全部处死的严重事件。这场反ＡＢ团的肃反斗争随后更扩大到整个苏区，因此而被害之人据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统战部统计，竟多达７万人之巨。［1］
红 20军174团政委刘敌、独立营的营长张兴、政委梁贻和那些不满大肃反恐怖的红军官兵发动了武装反抗，首先攻打20军军部，释放了被抓的人，然后又包围了江西省苏维埃，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所谓AB团分子，然后率领红20军离开富田，开到江西赣江以西的永新根据地，以示抗议。哗变的红20军并没有投到敌对的国民党一方，经说服后，和平解决，红20军重新回归1方面军领导。
1931年7月中旬，毛泽东又开始秋后算账，第一个枪毙的就是刘敌，紧接着就把其余二十多个人都枪毙了。红20军副排长以上的700多名军官奉命到谢家祠堂开会，彭德怀、林彪的部队立即将祠堂包围。先是收缴了他们的枪械，然后将这七八百名军官一个连一个捆绑起来，其中包括红20军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不久毛又将这些浴血奋战过的指战员全部杀害。仅有两人幸免于难：一位是 172团副官谢象晃，他被认识他的红1方面军的军副官长杨至诚所救；一是排长刘守英，他正逢值日闻迅逃脱。4月中旬，发生了黄陂惨案，20军残部1700 多人被迫奉命东渡作战，行至宁都坪头寨，被中央红军大部队包围聚歼，这是一场红军对红军的大屠杀，红20军无一生还，红20军番号也从此取消。
富田事变后，毛泽东加紧了对所谓AB团分子的刑讯逼供。所有AB团的破获完全是根据犯人的口供去破获的，……审犯人的技术，全靠刑审。对犯人普遍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所谓软，就是用言语骗出犯人口供，……所谓硬的方法，通常着双手吊起，人向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有所谓炸刑（万泰），打地雷公，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通肛门（胜利县）……等。就胜利（县）说，刑法计有一百廿种之多……。在运动中，被审人因经不住酷刑乱供乱咬，使 AB团取消派越打越多，凡打AB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AB团有关系，有被扣留的可能。而肃反机关则捕风捉影，甚至于公开的说，宁肯杀错一百，不肯放过一个之谬论，使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因之提拔干部，调动工作，大部份人都是啼啼哭哭，不愿意去……，在打AB 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AB团。［2］当时在中央苏区的邓小平对此惨剧也有过评论。他说：“我对总前委之反AB团的方式亦觉有超越组织的错误，这种方法事实上引起了党的恐怖现象，同志不敢说话。”［3］
在赣西南苏区已经发生反AB团激起的富田事变不久，相邻的闽西苏区又发动了所谓的肃清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运动，在这起大冤案中，有6352人的红军官兵、苏区干部群众和党员被无辜杀害。1931年初，在红12军召开的一次纪念会上，因为有人口误喊错了口号，林一株为首的肃反委员会逮捕了以团政委林海汀为首的17个人，严刑拷打，逼出社会民主党一案，在红军队伍里抓，在老百姓里抓，用老虎凳来帮助拷打犯人，榨取口供，然后是砍头、破肚皮来执行死刑。像一年前赣西南抓AB团激起的富田事变一样，1931年5月，闽西苏区也激起了多起反抗兵变，也都遭到了新组建的红12军的残酷镇压。
肃反委员会甚至把社会民主党的帽子扣在了闽西苏维埃主席张鼎丞的头上，火烧大了，终于被引火烧身，同年9月，自己也被扣上社会民主党特委书记罪名的林一株终于被枪毙，12月闽西苏维埃35名原来的执委被肃掉了一半，闽西红军元气大伤，从此再也没有新的起色。
【夏曦的湘鄂西苏区肃反】
湘鄂西苏区第一次肃反开始于1932年5月，先从地方开始，尔后波及到红3军。先是湖北天汉县委军事部副部长杨国茂被敌营长张锡侯诬供，夏曦、杨光华即武断地认为杨国茂是改组派而将其处决。接着进行逼供讯，捕获了众多的改组派分子，不到两个月便“破获全苏区的整个反革命组织”。在湘鄂西党政军各级负责人中，“9/10是改组派”，仅省委常委中，就有“反革命”两人，另一个人值得怀疑。夏曦等人诬陷湘鄂西各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之名的反革命团体”，因而先后解散了一批县委。夏曦还取消湘鄂西特委，特委代理书记周逸群也被秘密杀害。第一次肃反结束后，杨光华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还造谣“周逸群还没有死，秘密会见过蒋介石等等。”
不久，肃反波及到了红3军，被夏曦认为是“重要反革命分子”的团以上干部有28人。红8师的特务队长因违反纪律，杀鸡宰牛吃，在受审讯时承认自己是改组派。翌日，红8师参谋长胡慎己就被逮捕，随后被杀。文家墩战斗结束后，夏曦杀害了红3军参谋长兼红7师师长孙德清和红7师政治部主任孙之涛。
第一次肃反被捕杀的各级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达1000余人，其中师以上干部27人，都是红2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包括：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省委委员、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筠；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党校校长侯蔚文；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革非；湘鄂西苏维埃党团书记彭之玉；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红6军创始人之一、红8师师长段玉林等人。［4］
江奇发明了鸭子凫水、背火背篓等20多种酷刑，不死即残。湘鄂两省委巡视员潘家辰被捕以后，右手被打断，但他至死不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并大声喊叫着要他们拿刀来，剖开他的胸膛，把他的心拿出来，看看是黑的还是红的。后来又连续毒打，以致神智不清，关节全被打断，最后他只求一死。是年中秋节前一天，与柳直荀、万涛、段德昌等红军将领同时遇害，时年29岁。红9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在被打昏后指认了名单上的人，他对湘鄂西省委代理宣传部长庄晓东说：“但愿早死，请您为我们昭雪吧”。［5］
贺龙回忆：夏曦白天捉人，夜里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即使在战斗最激烈时依旧搞‘火线肃反’。……洪湖的区县干部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即第一次肃反），仅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
1932年8月下旬，夏曦又指挥开始第二次肃反。第二次肃反从湖北京山县六房咀开始，一直持续到长途行军结束为止。贺龙回忆：洪湖失败后，夏曦与红三军在大洪山会合，在那里打圈子时，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比如捉樊哲祥、谭友林等，因为他们曾在段德昌的领导机关刻过油印。
在火线肃反中，夏曦首先杀害了红7师师长王一鸣、红9军政治委员朱勉之、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等人。湘鄂边教导1师参谋长董朗，被誉为是文武双全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于当年11月被错杀于江陵县沙冈。由于洪湖突围时苏区党政机关基本上没有带出来，所以火线肃反的对象全部是艰苦转战中的红3军指战员。当时几乎每个团都有改组派连，把那些受审察的同志集中在一起关押，行军时用绳子捆成一串，有时甚至用铁丝穿在锁骨上，每个人还要背上比别人更重的负荷，并且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可能。许多人刚从与敌人拼杀的战场上下来，身上还留有硝烟和伤痕，未经任何审判，也没有丝毫证据，仅凭一点怀疑，就被当作改组派杀害了。第二次肃反被屠杀的普通战士和群众已无法统计，其中仅团营连干部就有241人。
根据潘妻庄晓东的回忆，曾任红3军前委书记兼红3军政委的万涛被捕后被通宵拷打，哀号之声惨不忍闻。等到打到不能再打了，便召开公审大会，让群众以乱棍把万涛等一批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当众打死。对于万涛的被捕，身为红3军政治部主任的柳直荀非常不满。夏曦立刻决定把柳直荀抓到政治保卫局监狱里，局长彭国材是柳直荀的老朋友，所以同情柳直荀，结果连彭国材也被捕杀掉。根据柳直荀妻子李淑一回忆：柳直荀被捕后几乎每天都被拷打至深夜。判死刑的那天，他其实已经残废了，但还是被乱棍打死，死后尸骨无存，一直没找到。
当时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另一半则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了，吓得农民不敢出湖打鱼，因为打捞上来的多是死尸，湖水变了颜色。洪湖到现在还一坑一坑地挖出白骨。［6］
第三次肃反是1933年3月发起的。夏曦逮捕了红6军军长段德昌（建国后中央军委确定的解放军36名军事家之一），段不但被连续毒打，江奇还故意用钝刀斩其首，特意延续他的死亡痛苦。湘鄂边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之一、红3军独立师师长王炳南被杀前已被打断双腿，是被人架着砍死的。王的二儿子也被杀害。被打折十指的红3军独立1团政委陈协平则被石头砸死。第三次肃反株连广泛，数千红军将士被捕被杀。
第四次肃反开始于1933年5、6月间，一直进行到1934年春天。结果，杀掉团以上干部在内的3000多人。党中央派毛泽东去调查，结果毛下令又抓杀了2000多人。1933年12月2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宋盘铭在“公审”后被杀害。担任红7师师长不到两个月的叶光吉和红7师政委盛联均也被杀害。曾救过夏曦性命的红8师22团团长贺炳炎（1955年授上将军衔）被捕的罪名是与一个所谓的改组派一起下过馆子，因此被开除出党，隔离审查。后因贺炳炎任职的团作战失利，师长卢冬生向夏曦借贺炳炎出来指挥。贺炳炎指挥部队反击取得胜利后才得解脱。解放后曾出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的刘林，是在被拉出去要枪毙时，被贺龙看见了才救了下来。王尚荣、黄新廷、谭友林、贺彪、杨秀山、谷志标等都是被贺龙从刀下救出的。［7］
夏曦自己身边4个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3个。［8］完成了四次大肃反的湘鄂西根据地由原来的人马5万多人减员为4千人，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9］这些数字都只统计了军队被杀者，未将地方上的冤魂统计在内。红3军的连长和指导员提拔一批就被捕杀一批，一连杀了好几批。士兵没人敢当班、排长，那是冤枉送命的最佳捷径。红3军这时的兵力仅相当于两个团，以红军装备之紧张，竟然出现枪比人多的怪现象。
【张国焘指挥的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肃反】
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初期，在原4方面军鄂豫皖总部的驻地湖北麻城湾点修建农场，挖出了张国焘在1932年肃反杀人时的数千具尸骨，在当地的纪念馆里，保存着肃反时被无辜杀掉的村干部和普通村民的名单。一位原来的保卫局肃反人员回忆：“每天被杀掉的有一百多人，一人一刀，就是没死，也压死了。坑满后，土封起来又挖一个坑。”49年以后，在原川陕根据地的所在地通江洪口场，挖出了有大约5千具尸骨的“肉丘坟”，这些都是被张国焘杀害的无辜者。张国焘经常亲自审讯，严刑拷打、刑讯逼供，张国焘杀人的最主要帮凶和最得力助手就是陈昌浩，其他残忍的杀手还有高敬亭，戴季英。
张国涛1931年4月进入鄂豫皖苏区，同年9月就开始杀人。仅1931年的9—11月的两个月间，当时在他直接指挥下的红军指战员被杀掉十分之一，达到2500多人。［10］但据徐向前的回忆录说：被杀害的干部战士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实在杀不过来了，就用机枪扫射。1932年春，大批的抓人、杀人，达到高潮，红25军原有1万2千人，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千人。其中，仅在1933年 3月，一次就逮捕3千9百人，马上就杀掉2千5百人。
1931年11月中旬，张国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下令将红1军军长许继慎（建国后中央军委确定的解放军36名军事家之一）勒死在河南新集政治保卫总局机关的一间房内。同时遇害的还有周维炯（被用乱棍活活打死）、王培吾等。曾经威震敌胆的红军杰出将领许继慎就这样含冤离开了人间，年仅30岁。他的夫人王望春是12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遭到严刑拷打后被抓发砍头，年仅20岁。王望春的哥哥王鄂峰（黄埔三期生，原红12师参谋长）也未能逃脱。［11］
张国焘主持的肃反不仅杀人过多，且刑讯逼供也是非常残酷的。杨克武在回忆肃反那段经历时说：“张国焘搞肃反时，我在四方面军政治科任科长，专搞肃反，杀了一些人。刑法也是很残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非要你承认是反革命，还要你说和你说话的也是反革命。譬如，我俩在一起说过话，我给抓去了，苦打成招，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这还不饶，非要说你也是反革命组织的人，这样又把你抓去，如法炮制，株连一些人，然后一一给杀害了。战士们年轻，爱玩，走路拣石子打着玩，看到了，这叫“石头队”。那时生活艰苦，战士们打地主的东西，在一起吃一顿饱饭，说这是“吃喝委员会”。仗没打好，说是对反革命手软。从团长到马夫、火夫都说不好，也都不得了。总之，无奇不有，随便安个名堂都可以杀人。”
政治保卫局在审理案件时只重口供，不重证据，更没有调查研究。为了急于得到口供，对所谓 “犯人”动用各种酷刑。有的人受不了折磨，就乱招乱供，造成株连一片的恶果。据记载：“中共六安县委，除两个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全部被杀；中共霍丘县委机关干部也全遭屠戮；赤南县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共四十八人，被捕杀四十五人；英山县苏维埃十一个委员，有十人被杀害；红安独立师，在一个晚上杀了二百多人；六安独立团有二百余人以反革命罪被一次逮捕；红山警卫团第八连从战士到连长一百余人一次被杀光；白雀园区赤卫军团长彭开尧被杀，三个营长两个被杀，九个连长有七个死于张国焘手下。”［12］
张国焘在主持肃反的同时，还发动了鄂豫皖根据地各级党政机关、地方武装和群众团体的肃反运动。政治保卫局手握肃反大权，横行乡里，为所欲为，使地方肃反发生了滥杀乱打的严重问题，几乎达到了县县肃反、区区肃反、乡乡肃反、村村肃反的程度。仙居区的干部全部抓了起来，进行公审，当场杀了两个。并且捉了 11个乡的干部，共100多人，有嫌疑的都逮捕了，没有嫌疑的也都停止了工作。据《红安革命斗争史》记载：“三月八日，保卫局奉命在禹王城召开群众大会，将徐德聪等六十三名干部群众扣上‘改组派’的罪名，一次杀害。”
仅河南白雀园一地，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就有2500多红军官兵惨遭杀害。张竞回忆：白雀园大肃反，主要是杀军队干部。白雀园河湾、砖桥、新集是杀人地点，在白雀园大河湾里杀人杀不及，用机枪扫射。1932年农历正月初五，商城第三次打开。红军总医院分出一个分院到里罗城，不久又分出一个分院到城东何店。一个医生、八个护士，杀了七个，我因年纪小和李院长爱人没杀，但我陪了两次绑。谢医生（东北人，是国民党军医转投过来的）是何店分院惟一的医生，到何店来，当天晚上就杀了。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从9月13日到11月中旬，逮捕杀害的红4军中的高级干部就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皖西军分会主席姜镜堂、秘书长陈翰香、红1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红4军10师副师长程绍山、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4军参谋主任范陀、第11师师长周维炯、红1军军长许继慎、第12师政委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10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元、副师长程绍山、参谋长潘皈佛、第 28团副团长丁超、政治委员罗炳刚、第29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第30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32团政治委员江子英、第33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委袁皋甫、第34团政委吴荆赤、第35团团长王明、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第38团政委任难，以及十二个团的政治处主任等人相继被害。仅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名录》内，所载的团以上干部由于受肃反扩大化之害而牺牲者就有75人（此处不包括张国焘后来在川陕苏区和长征途中所杀害的团以上干部）。红30团一个团，被杀的就有500多人。张国焘当时在会上公开宣称：“就是有一万二万也不奇怪。”
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掀起的肃反狂潮之中，根据地的早期著名领导人也未能幸免，这其中有原中共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红4军政治部秘书长王秀松，红11师政治部主任曹学楷，红四军警卫团长戴克敏，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舒传贤，红10师师长陈奇，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文教委员会主席陈定侯，麻城县武装总指挥王宏学，鄂豫边特委委员郑新民，六安县指挥长毛正初，麻城县委书记雷绍全，中共皖西北特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方英。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红四军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四军不过1.5万人，足足肃掉了六分之一！之后，继续扩大肃反，并在转战中又杀害了很多的高级将领。1933年6月，红25军第一任军长邝继勋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四川通江县洪口场（用绳子勒死），时年36岁。1935年，政治保卫局审讯科长胡底在红军长征途中惨遭杀害，年仅30岁。1933年春红4方面军总经理部主任余笃三受诬陷，被杀害于四川省通江县洪口场。红4军军长曾中生（建国后中央军委确定的解放军36名军事家之一）因为在红军中的威望很高，所以不敢公开的杀。1935年8月长征途中被秘密杀害于卓克基的密林中（也是用绳子勒死），时年35 岁。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在张国焘所谓“发现一万二万改组派也不奇怪”的奇怪逻辑下，给党、苏维埃、红军、根据地造成了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对此，中共中央曾表示赞赏，并将鄂豫皖的所谓肃反经验加以肯定和推广，使之对其他革命根据地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60页，作者：杨奎松
［2］《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477－78、480页
［3］《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4月29日），载中共中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党的文献》1989年第3期
［4］《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作者：贺彪
［5］《历史教训要讲清楚》，作者：庄东晓
［6］同5
［7］《难忘的岁月》、《贺龙在川东南》，作者：谷志标
［8］《对湘鄂西肃反扩大化的回忆》，作者：黄远新
［9］《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作者：萧克
［10］《陈昌浩回忆录》，作者：陈昌浩
［11］《许继慎将军传》138—13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作者：鲍劲夫
［12］《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简编》21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来自大中华民国复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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