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G] 文化大革命让中国“倒退”多少年(图)？

文化大革命让中国"倒退"多少年(图)？

作者：柯云路2012-09-1814:20:01发布于：博客中国分类：默认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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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柯云路历史研究专著 《极端十年》 精华选载 (36)
同样经历了二战的创伤，在亚洲经济四小龙腾飞之时，中国却在搞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使中国经济发展最起码落后了西方国家十几年。
任何革命反对的都是现状。只有当反对现状的力量来自于明天新社会的萌动时，这个革命才会成为真正进步意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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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历史研究专著

《极端十年》

―精华选载(36)―

同样经历了二战的创伤，在亚洲经济四小龙腾飞之时，中国却在搞"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使中国经济发展最起码落后了西方国家十几年。任何革命反对的都是现状。只有当反对现状的力量来自于明天新社会的萌动时，这个革命才会成为真正进步意义上的革命。如果在一场反对现状的"革命"中，只有一两面悬空的旗帜在呼喊明天，而其汇入的主要力量甚至全部力量都来自昨天的历史，那么，这个"革命"虽然同样摧毁了现状，但它不过造成历史的倒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代表明天与今天斗争，而只代表昨天与今天斗争。它所借助的革命力量，是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自给自足，自我封闭倾向，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绝对的领袖崇拜，和突破各种禁忌毁坏一切秩序的野蛮狂欢。

极端十年(33)：文化大革命让中国倒退多少年？

毛泽东需要在保证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前提下，务实地稳定和发展形势，因此，他必然是一手放开让邓小平去整顿；另一手放开让江青等人去宣传文化大革命。

1974年12月26日，正值毛泽东诞辰日，他在长沙接见周恩来的讲话中（周恩来与王洪文同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于12月23日－27日四次接见周恩来与王洪文。而12月26日这一天，他安排王洪文去韶山参观，单独接见了周恩来），还特别谈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毛泽东有关理论问题的谈话，后来便成为逐渐传达向全国的重要声音。他说：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在此之前，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曾讲过与此相关的话："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毛泽东对周恩来谈话时所做的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加上了他会见丹麦首相时的讲话内容，很快成为一个在政治局和党中央传达的文本。

接着，这个声音又逐渐扩展开，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在《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中，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精神。197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则发出了《关于学习毛泽东对理论问题指示的通知》，同时印发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全部指示。

这个发到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群众的中央通知中指出："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紧接着，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汇编。在"编者按"中，向全国公布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这个谈话包括上面引用的毛泽东对周恩来及对丹麦首相的谈话。"编者按"最后说："综上所述，集中一句话，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

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汇编中，共选取了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三条语录。这其中，马克思的两段语录特别有代表性，能够为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供最有力的理论依据。马克思说：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52年3月5日）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1848年－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1月－11月1日）

这两段语录（还有几条语录）讲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和它的历史任务，这是这个语录汇编的第一部分内容。

第二部分内容，则讲到按劳分配、商品制度、货币交换中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因此必须对其予以限制。

第三部分内容，讲到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不断地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无产阶级专政要与之斗争，并铲除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

三十三条语录中有一条列宁的论述，从他的名著《国家与革命》中摘录出来，使当时稍有理论修养的人都感到十分警醒。这是理论界过去不曾十分注意过的一段论述："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

总之，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以"编者按"的形式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结合在一起，在1975年春的中国形成了十分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

中国是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革命了几十年的国家，它的社会主义一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现在，当这个社会主义进行到文化大革命阶段时，毛泽东又追根寻源地公布了自己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确实有着十分强大的逻辑力量，当毛泽东将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实践结合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理论根源上时，他的文化大革命就表现出了似乎更加严整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在全党造成了巨大的理论统一力量。它使党的上层和整个知识界在理论上被笼罩，也给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以更加坚定不移的思想依据。

毛泽东一贯善于从政治思想的高度掌握全党、全军和全国。当他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同自己的论述一起拿出来时，他对文化大革命伟大意义的论证，无疑达到了最高水平。

邓小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整顿，也要以毛泽东有关理论问题的指示作为"三项指示为纲"的第一项，这表明一切务实的党内力量，也都不能对这样强大的理论思想表示异议。

毛泽东在生命临近倒数第二个年头时，还能做出如此清醒而有力的行动，来支持他的似乎难以维系的文化大革命，显示了他确实是一个天才。只不过，这个天才人物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陷入的巨大误区。

在往下的进程中，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以他们控制的意识形态阵地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的指示发挥开来，更有力地覆盖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1975年3月1日，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了他的长篇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人民日报》全文刊载。这篇文章曾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并由毛泽东审阅批发。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理论任务，发挥了毛泽东指示的精神，他论述道：

"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决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列宁和毛主席的分析都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分配和交换方面不可避免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应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以便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缩小等级差别，逐步创造消灭这种差别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如果不是这样，相反地，要求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就会在某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门和单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就会重新发生。其结果，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工人同志说得好：'你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就要限制社会主义的发展，助长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台，首先要血腥地镇压人民，并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接着，他们就会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一小撮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这就是今天在苏联已经发生的复辟过程。"

当然，为了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造成资本主义既不能生存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是姚文元文章的必然结论。

1975年4月1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及《人民日报》几乎同时发表了张春桥的长篇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的文章同姚文元的文章自然是一个理论思路，只不过似乎更"经典"一些。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因为不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念念不忘侵略和颠覆我们，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像列宁讲的那样每日每时地在产生着。"

"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

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可想而知的："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姚文元、张春桥的文章以其"马列主义的理论色彩"，充分展开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讲话，并且更将它推向极端，对现实的中国发出了"全面专政"的强有力声音。

这个声音为在思想理论上摇摇欲坠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支撑，也为张春桥、姚文元本人增加了新的政治资本。两个人俨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在稍有理论修养的干部队伍及知识分子队伍中，加强了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

毛泽东发动的这一轮理论宣传大势，是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九个年头时，他做出的两大决定之一。这个决定如同太阳一般当空照耀，纲举目张，笼罩全国。在这个决定之下，另一个决定就是放邓小平出山，任其在铁路、钢铁等国民经济的大地上实行整顿。

这期间，邓小平的整顿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政治上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活动时有冲突。毛泽东对此都没有太在意。他也许相信，自己已经安排好了一个大局。当他把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的合理性给予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最有力的论证之后，一切务实主义的操作只能使天下更为太平。

八十二岁高龄的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所做的对文化大革命的共产主义理论的论证，为我们透视这个带有巨大悲剧性的伟大革命家提供了最后一份有力素材：

一，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共产主义作为人类历史的一个新阶段在比较遥远的前方存在。它虽然是被私有观念占满大脑的绝大多数现代人无法想像的事情，然而，我们却要超出这个局限看到长远的未来。

正像在私有制中生活的人很难理解原始社会时期的"共产主义"一样，他们可能更加难以理解历史经过否定之否定，还有一个更高级状态的共产主义在前方等待我们。

二，然而，共产主义绝不产生于任何空想，绝不产生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各种邪恶与不合理的憎恶，绝不产生于各种性质浅薄的伦理道德理想；它产生于人类历史自身发展的机制。

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当生产关系这个框架不能容纳生产力这个奔突不已的怪物时，共产主义才真正具备出现的条件。

在那个时候，人类社会的全部经济行为包括与之相适应的全部政治行为、全部思想、文化及精神活动都不能容忍现状，又能找到取代现状的新方式时，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才有现实的可能性。新的生产关系及社会结构已经在动摇的旧的生产关系及社会结构中隐隐欲现时，向共产主义的变革才会成为现实。

三，倘若社会主义不是发生在一个资本主义已经超限度成熟的国家里，那么，这个社会主义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最高目标。特别是当它处在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优越于它的资本主义外部环境中，这个社会主义的全部现实生存需要和向未来发展的需要都尤其要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自己的根本保证。

历史并没有给这样的社会主义开据保险单。社会主义能不能证明自己的生存能力和取得向未来发展的前途，惟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显示自己的优势。除此以外，任何理想主义色彩的所谓革命，都只有短期的意义，这种"革命"最终甚至会演化为畸形的保守力量。

四，这样，我们便在人类大的历史发展背景中看清了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真正地位。

当他将共产主义的理论与一个刚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度里夺取政权的革命嫁接在一起时，他忽略了历史自身发展的阶段性。他企图超越经济本身发展的阶段，在一个尚且"一穷二白"的国度里直接实施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

虽然他似乎也经常意识到这还需经过一个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然而，他把这个过渡阶段想得太简短了。当他于1957年及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已经表现出一次超越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共产主义空想。

他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则更是他的空想共产主义的大暴露。当他企图在这个历史阶段限制和取消商品经济、价值规律时，当他把这个历史阶段必须借助的经济政策当做革命的对象时，他完全违背了这个社会自身发展的规律。

这个社会并没有超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也并没有提供明天共产主义的现实性。因此，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代表明天与今天斗争，而恰恰是代表昨天与今天斗争。它所借助的革命力量，正是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自给自足、自我封闭倾向，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以及与此相关的绝对的领袖崇拜，和突破各种禁忌而实行毁坏一切秩序的野蛮狂欢。

任何革命反对的都是现状。只有当反对现状的力量来自于明天新社会的萌动时，这个革命才会成为真正进步意义上的革命。如果在一场反对现状的"革命"中，只有一两面悬空的旗帜似乎在呼喊明天，而其汇入的主要力量甚至全部力量都来自昨天的历史，那么，这个"革命"虽然同样摧毁了现状，但它不过造成历史的倒退。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无疑给了我们一个解剖的典型。

五，毛泽东本身的革命理想主义，常常蒙蔽了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实质的透视。要认识文化大革命，就要认识毛泽东。而认识毛泽东，就要认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都依靠了什么样的力量。

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了林彪、叶群集团，接着又看到了江青、张春桥集团。我们只要考察这两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部思想及行为，就能清清楚楚地看明白这些"革命力量"的性质。

他们是真正的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与国家不过是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为招牌。他们实际上是企图以一种更残酷的方式将全体劳动者的剩余价值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剥削阶级。

在他们的统治下，工人、农民及知识分子不仅将受到一般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还将在很大程度上丧失思想自由、政治自由乃至人身自由。他们将不仅离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越来越远，而且还要远离按劳分配，陷入超强政治全面专政下的奴隶地位。

1975年，当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九个年头时，毛泽东对它的解释发展到了极致，我们对它的透视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本文作者：柯云路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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