懦夫的暴力不是英雄的暴力
顾则徐
在9月15日西安的游行中，日系车车主李建利被游行队伍中的暴徒打成了重伤。据媒体报道，21日下午，西安警方公布了日系车车主李建利重伤案的侦查情况，声称专案组对线索情况进行了整合分析，现已确定嫌疑人员体貌特征，正在积极抓捕中，并公布了两张监控摄像拍摄的犯罪嫌疑人照片，希望市民积极提供线索。积极抓捕暴徒是警方的责任和义务，其意义不只在侦破李建利重伤案本身，更在于维护今后中国社会的安全和基本的道义。
任何现代意义的或走向现代化的社会，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乃至需要进行大型聚会或走上街头的群众运动、社团运动。不管这种运动所提出的主张是什么，其形式和手段本身就构成了影响社会演变进程的重要元素，它未必与宣示的主张一致，甚至可能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和平的主张而采用暴力的手段，结局恰恰是失去和平进程，而将社会推向暴力的演变方向。这方面，中国有着极其惨痛的教训。中国近现代的群众运动、社团运动开端于1895年（光绪21年）的公车上书，这次由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运动非常和平、良性，可说是为中国历史开了个非常好的头。但是，中国很快出现了另一股极其不良的潜流，一些进步的知识界人士和学生对于推动中国进步有正常的不同意见，互相争论而不能说服彼此，于是便互相打起了耳光，保皇党打人耳光，革命派打人耳光，康有为的弟子打章太炎耳光，章太炎自己则打梁启超耳光，张继领着革命党打梁启超政闻社人的耳光。这一打耳光风气终于演变成暴力取代意见的群众性潮流，尤其成为了革命党的特色。问题在于，当完成了革命之后，需要和平了，但已经养成暴力习惯的群众运动、社团运动一发不可收拾，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正义之举、英雄之举，从而，就把中国社会的演变从暴力不断推向暴力。
在清末全国风起云涌的请愿运动中，没有发生过什么针对平民的暴力，中国人恢复出的是已经遗忘了的中国武士道精神，全国有很多断指割肉以示决心的壮士之举。比如1910年10月3日奉天省城30名学生代表到咨议局要求召开国会，在得到朝廷很难召开国会的反馈信息后，一名金姓学生代表当场切指血书“至诚感人”四字，另一名学生李德权用刀割自己左股，血书“速开国会”四字。次日3000名学生向督署请愿，又有学生切指血书。6日近万人向督署请愿，奉天《商务报》编辑张进治切断左手食指，血书游行大旗。这种壮烈的中国武士道行为到了“五四”运动时候被遗忘，变成了针对非武装人员的“火烧赵家楼”。从此，针对非武装人员乃至平民的暴力日益蔓延，懦夫的暴力被当作了英雄的暴力，象病毒一样接种到了中国人的神经系统中，终于在“文革”当中几乎将国家、民族毁灭。在这次全国性的反日游行中，一些人乘着日本车、用着日本牌子相机高呼抵制日货，暴徒们砸平民的车辆，烧抢平民的商铺，殴打平民，甚至有壮年的所谓教授打八十高龄老人的耳光，“文革”风气出现了再次死灰复燃的倾向。
要不要爱国？当然要。一个国家、民族，一定需要情感的凝聚，但这种情感的对象既然是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便应该是自爱——中国人爱中国人。中国人对中国人进行暴力，算什么爱国？对于如何爱国会有意见不同，谁对谁错需要的是说服，说服不了只能各自按照各自的方式去爱国，岂能暴力相向？暴力莫过于战争，即使战争，在日内瓦公约诞生后，人类也已经形成不能针对非武装人员和平民执行暴力的共识，何况群众运动、社团运动根本就不是战争。无论从何种角度说，针对非武装人员和平民的街头暴力，都是犯罪。所以，对这次反日游行中的暴力，警方必须要进行侦查，令暴徒们得到应有的惩罚，以避免中国今后滑向暴力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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