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新青年学会”是一个陌生的名称，但是对于中国互联网资深的活跃网民来说，这五个字见证了当局对自由思想的一次 严酷扼杀。2000年，几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在北京组建“新青年学会”，讨论当下政治民生问题，却被当局视为异己颠覆力量，精心布局，逮捕多人，经过卧 底、告密、变节、伪证等一系列戏剧化手段，2003年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徐伟、靳海科有期徒刑10年，杨子立、张宏海有期徒刑8年，四人也由此被称 为“新青年四君子”。
2009年3月，“四君子”之一杨子立出狱，开始了他的新生活。经历了八年的牢狱之灾，杨子立仍然保持着他温和、宽厚的本性，甚至对于当年以伪证出 卖他的同案人，也不愿意恶语相向。他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社会底层弱势群体之上。在“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一度甚嚣尘上的时候，他和同事们眼光向下， 扎根基层，从农民工的医疗保障到子女教育，尽其所能地以自己的才智，为这个社会打造真正坚固的基石。
RFI：您当年因为“新青年学会”事件入狱，服刑期满出狱之后到今天已经三年多了，目前生活状态是否已经完全恢复正常？
杨子立：如果从生活角度来说，也可以说是恢复正常，毕竟我有了工作，有了新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但是要说恢复到入狱前的状态，我觉得远远不够， 甚至这一辈子都不太可能了。毕竟时光在流逝，（新青年学会事发）当时我还不到三十岁，现在虽然仍是壮年，但在监狱里待了这么长时间，跟社会脱节很久，尤其 在精神上遭受很多折磨和压抑，出狱之后一直处于缓慢的恢复状态，还远远没有回复到原来活跃、乐观、积极向上的状态。
我看到有媒体采访我的前妻或朋友时，提到对我以前的印象是“infectious optimism”（具有感染力的乐观主义）。的确，那时的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面临什么样的困难都很乐观。现在这种乐观的情绪就很少了。另外可以感觉到， 自己对于整个社会的变化感觉不是那么敏捷，反应不是那么快，对社会关注的敏感度下降了。
当然，因为遭受了这些挫折，也使我更加坚持固有的一些信念，比如对自由民主的坚持，这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信仰，可以说变成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RFI：在这八年中，生活状态怎么样？有没有读书学习的机会？
杨子立：说实话，在监狱里还是有学习机会的。这八年里，我在看守所待了三年，看守所的学习条件比监狱要差，因为很难买到学习用的书籍。只有在很特殊 的情况下，比如碰到某些热心的警察，他可能会帮你一两次。这种条件下，我曾买过一些哲学、历史学和外语书，这些书籍能够让我暂时忘记身处监狱的痛苦，通过 自学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
但所有这些都需要一个基础，就是我对未来要有一个比较好的预期。刚到看守所和监狱的时候，我的整个精神状态还是比较积极向上的，尽管我知道自己很难 得到假释或减刑。所以，得到这些学习材料之后，我还是能很快投入进去。在这一期间，我对一些问题比如西方哲学史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英语和日语学习也坚持 下来，对今天的工作也很有用。
但是在我服刑的最后两年，由于当时的妻子出国，和我联系很少。最重要的联系渠道被切断，导致我的精神状态很差，甚至一度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办法再坚持学习。
幸运的是，出狱后重新接触社会，我遇到很多好心人。在我的朋友和现在妻子的鼓励、支持下，我又重新开始阅读、学习、思考。
RFI：现在回头看“新青年学会”事件，您作为“新青年四君子”之一，如何看待背叛您的人，比如当年的范二军和李宇宙？
杨子立：我认为，所谓的背叛，并不仅仅针对我们，而是背叛了他们自己做人的基本原则。我们当年的这些青年之所以能够聚合在一起，是因为大家都怀着一个纯真的目标：希望能为我们的国家、尤其是底层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兄弟，做一点事情。
范二军当年受到了秘密警察的威胁，由于他的软弱，在一些虚假的证词上签了字，这种伪证词导致我们两位同道被判重刑（注：徐伟、靳海科被判十年有期徒刑），而整个案子之所以受官方重视，也和他的证词有很大关系。
但实际上，范二军的观点当时就和我们其他人有很大区别，他当时就是政治辅导员，专门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求学生爱党爱国，但这并没有妨碍我们当 初共同成立一个学会，而且他当初还是最初五个发起人之一（五人中有四人是中共党员），所以我从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团体会被中共看成政治反对派团体，并加以严 厉镇压。
我后来和范二军见过面，他也谈到了自己受胁迫的情形。他的行为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在当时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时隔多年之后，我没有听到他公开向我 们道歉，也没有听到忏悔的声音。在2011年，徐伟、靳海科服刑十年期满出狱的时候，本来我约好范二军一起去迎接他们，但他由于胆怯，推说有事临时退缩， 而且再也联系不上了。这种胆怯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一个难以原谅的错误了。
至于另外一个卧底的学生李宇宙，我认为他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他一开始受到秘密警察的诱惑，在警察的授意下做出虚假报告，成为我们被捕判刑的证据。但 李宇宙毕竟是一个学生，自己也没有预料到后果会如此严重，所以看到我们被分别判处八年到十年的刑期后，他良心发现，在网上写了很多匿名文章为我们呼吁。被 察觉后，他逃亡到泰国。我们的律师以及我前妻曾经找到他，希望他做出澄清，他也写出了新的证词，说明了自己的卧底身份，并且承认当年报告中对我们不利的很 多证词是虚假的。他还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把整个新青年学会事件的过程做了披露。由于这些行为妨碍到中国政府的利益，所以中国一直想把他遣返回 国，在中方压力下，李宇宙一直被关押在泰国的移民局监狱里。对于李宇宙的行为，我觉得是一个青年当时受到蛊惑，做了一些错事，但毕竟有悔改表现，社会应该 容纳他。
RFI：范二军后来改名范景刚，参与创办乌有之乡，这成为中国毛左思想大本营之一，昔日同道经过一场变乱后分道扬镳。今天的一个现象是，要求自由民主的声音和要求回到毛时代的声音同时高涨，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杨子立：我觉得要求回到毛时代的人，很可能对自由民主的理论并不清楚。以范二军为例，他只是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最传统的教育。这些人对西 方经典理论并不了解，但对于社会现实又存在很多不满。我可以理解他们想要回归毛泽东时代的情结，但是他们缺乏现代理念，头脑不太清楚。
就范二军本人来说，事实上他能脱离官方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当年良知未泯的结果，因为当初作伪证之后，他在北航党委中的地位上升了，但是到了 2003年新青年案二审时，他要求出庭澄清当初的伪证，北航党委不让他去，但他没有听从还是坚持去了。在这一点上我还是比较赞赏的。但这件事让党委认为他 是个不听话的人，把他踢出门外，这样他才流落到民间，和左派一起创办了乌有之乡网站，并主导着网站的运作。
RFI：您现在作为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目前正在进行什么研究工作？
杨子立：我现在进行的是关于农民工社会权利的研究，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医疗保障，二是子女教育。
之所以选择农民工的社会权利，是因为总体来说，现阶段农民工还是一个被社会所排斥的阶层。他们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但并不拥有市民的社会权利，更不要说政治权利。他们的农业户口定义了自己的身份，在法理上还是农民，但实际上很多人出来做工之后，就难以再回到原来的土地上。
以我自己为例，我家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都属于广义上的农民工。所谓广义上的农民工，就是进城自谋职业做小生意。但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都很难融 入当地社会。比如我的一个妹妹在河北任丘已经生活了大约十年，但从没有期望能够成为任丘市民，虽然这十年来一直住在同一个地方，周围邻居都很熟悉，但仍然 面临着有朝一日被迫回到家乡的前景。
中国正在面临一个城市化进程，大量人口由农村流向城市，但是真正能够扎根下来的，只是极少数精英，绝大部分人在城市里出卖青春，等到自己老了，还得回到乡村。但令人担心的是他们的孩子，因为这些孩子已经很难再回到农村去从事农业。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我没有看到好的前景。
虽然政府也在采取对策，但目前看来还是把农民工 --您收到此邮件是因为您订阅了 Google 网上论坛的“参考消息(G4G)”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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