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令骞：我的曾外祖父周扒皮

“周扒皮”这一人物，最初来自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是一部独特的作品，书名即主人公之名，也是该书作者的名字。此书人物均用现实中的真名真姓。我的曾外祖父周春富也被真名实姓写进书中，被赐绰号“周扒皮”。出于时代政治需要，该书被推向全国，编入教科书，产生了巨大影响。

　　与其他文艺作品不同，至今仍健在的《高玉宝》作者高玉宝坚称书中所写为真实事件;而且多年来在大陆各种新旧社会对比性质的叙述、教育、展览中，《高玉宝》一书中的许多内容又常被作为真实的历史来看待。尤其是“周扒皮”半夜学鸡叫逼长工下地干活的故事，一直令几代中国人深信不疑。

　　因《高玉宝》一书，我的曾外祖父周春富后人大受牵连。改革开放之前，与“四类分子”(地富反坏)的后人一样，历次政治运动中，均成为被运动对象，备受歧视和冷遇。

　　“半夜鸡到底叫没叫?”“周扒皮何许人也?”“《高玉宝》一书如何成书?”连续有五年时间，我为此到处奔波，收集资料，逐一进行了考证。

　　我在自己所写《半夜鸡不叫》一书中最终向世人还原事实真相：周春富，辽南农村的这个勤俭吝啬到极致的小富户，既不是为富不仁作恶多端的恶霸地主，也不是在传统农村占有积极影响的乡绅，他只是在新旧政权交替的土地革命运动中不幸死于激进的批斗之中的小人物，后来因为一部自传体小说《高玉宝》而为人所知，成为家喻户晓的“地主”代表。这个在意识形态的层层油彩中成为特殊年代阶级教育的反面典型，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各种因素、要件集纳在一起“加工定制”而成的产品。所谓“半夜鸡叫”，纯属虚构。

　　起意追寻真相

　　我的家乡在辽宁复县(现大连瓦房店)，那里就是“半夜鸡叫”故事的原产地。

　　“周扒皮”和“半夜鸡叫”的故事曾陪伴我度过屈辱、自卑的童年。

　　因得到早教，我七八岁就认识很多字。我到邻居家玩，邻家的大孩子经常特意给我看课本中的《半夜鸡叫》，我当时觉得这个故事特有意思，不认识的字还向对方请教，在读到小玉宝用计痛打“周扒皮”时，我会与其他孩子一样哈哈大笑起来，尽管我当时不太明白，为何一向吝啬的邻家孩子，每次都会慷慨地借给我课本读这篇课文。

　　一次，在跟村里孩子吵架时，那些孩子突然指着我喊“周扒皮，周扒皮”，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母亲姓周，进而邻家孩子以往古怪的笑容也浮现在我眼前。我仓皇逃回家，问母亲“咱家是不是‘周扒皮’?”，母亲先是一怔，然后重重地给了我一耳光。我哭得很伤心，母亲搂住我，跟我一起哭了起来。

　　此后，我变得敏感、自卑甚至低人一等。上小学四年级时，打开新发的语文课本，我发现自己最不愿见的那篇文章《半夜鸡叫》赫然出现在课本中。

　　上这一课前，我有一种大限将至的感觉，希望自己病倒，希望老师有事。没想到，上这一课的那一天，老师第一个便点了我的名字，让我朗读课文。我摇摇晃晃站了起来，含着泪水读完课文，两腮发烫。那一节课老师在讲什么，我已无心留意，但同学们的窃窃私语我却听得很清楚，同学们都显得兴奋，因为他们亲眼目睹和证实了一个传闻。

　　时光一转眼到了2003年初，互联网早已兴起并普及，我在大连地方的门户网站“天健网”发了一篇5000余字的帖子，名为《故事和“半夜鸡叫”有关》，讲述自己母亲家族的一些见闻。论坛一下喧嚣起来，参与讨论者甚众，形形色色的观点和传闻纷纷登场。但当时国内将要召开一系列重大政治会议，各级宣传部门严把舆论关，这个帖子最终因为涉及敏感历史问题而被删除。

　　这件事给我震动很大。老实说，自己家的事知道一些，不过要让我把“半夜鸡叫”有关的整个大背景的来龙去脉说个清楚，道个明白，那时的我却没有这个能力。高玉宝怎么从家乡走出去的?曾外祖父的命运与时代有何关系?《半夜鸡叫》的故事如何走向全国?那时我对这些事也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和似是而非的概念。此事让我决定冷静下来，去思考一些问题，追寻逝去的岁月，考证细节的真伪。

　　我因此展开了一项行动，追溯并考证家族的历史。自打那时起，我几乎所有的双休日和节假日都用于出入于各大图书馆、档案馆、旧书市场，采访亲属、朋友和当事人，请教史志专家，刻苦阅读历史、政治、军事著作，甚至还学习与“鸡叫”有关的动物学、气象学以及农学知识。

　　这种考证对我而言是异常吃力的。首先要了解时代大环境大背景，然后是具体事件和具体人物。家乡历史涉及民国、伪满、内战、土改、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改革开放新时期等阶段，需要在此背景依托上，细看辽南乡村的种种生活细节，土改前后的变故、扫盲运动中典型的诞生以及工农兵的时代印记等等。

　　所幸，渐渐从杂乱到理性，从混沌到清晰。

　　“周扒皮”其人

　　我对曾外祖父周春富的所有认知，均来自周家后人、旧邻的回忆和几位在世长工和短工的描述。

　　家里已经找不到一张他的照片。在1947年的土改运动中，他在1911年建的几间石头房和所有东西被分光，房子分给一户贫农居住，至今保留在瓦房店阎店乡，成为那个村子最老的房子。这里现住户叫高殿荣，我2006年第一次见到她时92岁。她回忆，当年这里原先分给一户贫农住，人家嫌房子不好，占了她家的房子，把她撵过来住。她家当年成分也不好。她回忆周春富：人不恶，是好人。

　　曾外祖父周春富原来也是闯关东落户辽南。通过勤俭持家，不断攒钱买地，开了几个小作坊，成为殷实之户。至上世纪40年代末期，家里已有近200亩地。家里有五男三女，有大有小，地里和作坊忙不过来，就陆续雇起长工和短工。老头雇人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求庄稼活好。

　　曾外祖父人勤俭仔细是有名的。儿女们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老头不仅对自己特别抠门儿，对家人更是如此。碗中剩下的粉条，得捞出来晒干，留着下一顿吃。老头向儿女们提倡：饭要吃八分饱，吃多了，剩下的都成臭屎。出嫁的女儿回娘家不能过夜，因为这样会多吃一顿饭。相反对长工一直很客气。

　　王义桢1942年开始，给周春富做过近两年长工。我先后三次见过他，他能对我很清晰地回忆老东家：

　　我去那年，(周春富)老头60岁。不闲着，铡草他帮着续草，他续草铡出的苞米秸长短匀齐，牲口爱吃。夏天上身不穿衣服，后背晒得黑紫黑紫的。人会打算，仔细。老头有个特殊要求，伙计也好，儿女媳妇也好，不准穿红挂绿，干活怕沾灰就不能撒手干。我20出头，老妈给做件小白褂。老头说，王伙计给你染染吧，不要你钱。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没说过我什么，我单薄，但会干。老头说，会使锄、能扛粮就行。老头对儿女严，人家院子里是不能有鸡屎的，孩子回家了就拿起小铲子往院坑里拾掇。家里不养牛养骡马，脚力快也干净。我在他家早起是不假。人家养成了习惯，冬天天没亮点了火油灯，家里人做饭的做饭，喂牲口的喂牲口。人家都起来了，你伙计还能赖在被窝里吗?起来没有事挎着筐拣狗粪。

　　曾外祖父家乡复县阎店乡和平村黄店屯，在日本控制的伪满洲国境内。东北光复后，国共两党在复县城乡，展开血腥残酷的拉锯战。

　　我后来在瓦房店县志中看到，当年复县有耕地200万亩。全县9万户，地主占2000户，富农7000户。头三号地主都有几千亩以上土地和其他财产。周春富还属于富农行列，但拥有土地不到200亩。因此可以算出他在复县财富榜上的位置，应该排在2000名之外。

　　后来土改纠偏，曾外祖父再次被划为富农。瓦房店档案馆现存原复县阎店乡的1960年的“落改”材料证实周家的富农身份，这也是我在搜索曾外祖父周春富家资料时唯一见到的“文献”。

　　在这份纸张发黄的手写落改报告中，列举了有220户的和平大队的七户地富反坏分子和新畦三名地富反坏分子作为“敌人”的活动情况。曾外祖父三子、本人外祖父周长义的名字赫然列入其中。开篇的背景文字直接提到，和平大队解放前深受日寇和国民党残酷统治，广大劳动人民在臭名远扬的“周扒皮”等封建恶势力的压榨下，民不聊生、不得温饱、逃荒甚多……

　　当年土改时，从方法到概念，均效法苏联，把相关的意识、话语植入农村;中国农村原来以宗族、学识、财产、声望为根基的乡村秩序，均被阶级意识和话语所颠覆。曾外祖父周春富只是在这场暴风骤雨运动中的一个不幸的小人物，不过老头自己却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死后却成为“恶霸地主”的典型之一，闻名全国数十年。

　　半夜，那鸡到底叫没叫

　　《半夜鸡叫》中的地主周春富，是我曾外祖父的真名实姓。在书中，周春富因“残酷剥削”长工而有“周扒皮”绰号，为催大家早点上工，半夜躲进鸡舍学鸡叫，引起公鸡们打鸣，后遭小玉宝设计痛打，这是其中最生动、最著名的情节。

　　近年来，有不少作者撰文指出，无论从农学、动物学和当时农村普遍租佃关系的史实来看，这些细节都与事实相悖。大连地区养鸡30年的高级畜牧师房司铎做过研究，他曾给我做过科普，他认为公鸡啼鸣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必须是成年公鸡，二是必须自然光感刺激。辽宁南部农村锄地一般在小满、芒种至夏至季节进行，日出时间是早上4时28分。黎明出现在日出前一个小时，亦即早上3时30多分钟，太阳微弱的辐射光即可对鸡的视觉发生刺激，产生啼鸣条件反射。但这时的光线很弱，人的视觉还不能对物体的细小特征进行识别。所以在半夜三更(即午夜12时)，在一片漆黑条件下，更不能从事田间操作了。就算是把长工赶到黑灯瞎火的庄稼地里，也只能是要长工换个地方继续睡觉。

　　从上世纪40年代初到1947年辽南土改期间，曾外祖父周春富家里，老大、老三负责种地，老二跑外做生意，其他孩子读书。因为人手不够，陆续雇过长工和短工，从两三人到六七人都有。都有名有姓。高玉宝虽然自称在老周家放过猪，但周家人从来没见过高玉宝。

　　一直和雇工一起干活的外祖父周长义排行老三，我每次回乡都要见一见他。他2008年春节过后离开人世。90岁了的老人知道我在做什么事。他见到我就重复一句话，咱家没剥削过人，也从没见过高玉宝这个人……他口角流涎，老爱重复一件事，这件事的时间、地点、人物，一直在他日益老化的头脑里很清晰：

　　1963年春夏之交，他(高玉宝)来了一趟。我和人正在地里干活。高玉宝40岁模样，招呼大家一起要开个小会。黄店有两个生产队，山后队的人没理睬他。吕××(姥爷说话含混不清，我听了几回都没听清这个人的名字)跑过来了，吕参军回来当队长和把头组长(五副犁铧一个互助组)，领着高玉宝，现找了几个人，高玉宝隔老远在地里给几个人握手。我这也是第一次见到高玉宝。高玉宝对我说：谁说我没在你家干过活?我学木匠时还给你家做过马槽子。这事很多人都清楚。人家来调查，你们照我那样说没有错。高玉宝又说他现在很烦恼，小人多。他又对我说，写“周扒皮”不是写你家的事，不是写咱这地方的事，但天底下能没有这样的事吗?小说是拿(到)全国来教育群众的，有没有重名重姓的，肯定有。回去告诉你们家里大人和小学生，不要乱讲话……

　　据外祖父周长义回忆，高玉宝这番话那个上午讲了“六千遍”，中心意思就一句：外面来人问要回答，我在老周家干过活。

　　1963年的年度关键词是忆苦思甜。这似乎可以为高玉宝急着到家乡“开小会”做注脚。

　　给曾外祖父家做过10年长工的刘德义，解放后做过大队的贫协主席。在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教育，各地陆续有人来阎店乡参观取经的大背景下，也被上面如此“开小会”耳提面命。他1978年去世。他的儿子告诉我，那时候高玉宝回乡做示范报告，说毛主席是他后台。他爹被安排同台做报告，因直说自己是如何干活、很少说周家如何不好而被批。他也从来没听他爹说过周春富家半夜学鸡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