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是非功过，不是哪一个人说了可以算数的，我彭德怀是什么人，让人民去评说，让历史去作结论吧! ——彭德怀
彭德怀元帅十大冤屈之谜
毛泽东也曾经写诗称赞彭德怀：“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然而，就是这位彭大将军一生的十大冤屈之谜却鲜为人知。
引 子
彭德怀陵园坐落在湖南省湘潭县的乌石山下，园中的墓碑十分奇特，是一块菱形黑色大理石，耸立在巍巍蓝天之下。对于中国人而言，讲究的是盖棺论定，一个人的墓碑，往往象征着对他的评价，彭德怀的墓碑当然也不例外。
在湘潭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当地出了三块闻名世界的石头，一块是红石头——毛泽东，一块是白石头——齐白石，还有一块是黑石头——彭德怀。墓碑的设计者大概从这种说法中得到了灵感。石头的特点是硬气，菱形的特征是尖锐，黑色则象征着悲剧，而彭德怀为人爱憎分明、耿直忠诚、宁折不弯，思想尖锐深邃，性格有棱有角，一生坚持真理，一心忧国忧民，品格高贵而命运悲壮，这块碑石倒是匠心独运地象征了他的传奇个性与命运。
彭德怀从小立志救国救民，一生戎马倥偬、功勋盖世却命运坎坷、饱受冤屈，随着时光的流逝，他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离我们似乎越来越遥远，也给世人留下了越来越多的谜团……
毛泽东曾经写诗称赞他“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后来又说“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林彪在长征中写信呼吁“由彭总来指挥红军”，在庐山会议上却大骂他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自谓“我这个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毛泽东却认为他“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他指挥了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却被指责搞“独立王国”；建国之后，人们把毛泽东当神一般崇拜，唯有他敢直闯毛泽东卧室，而且直呼其名；他脾气火暴、以爱“骂娘”闻名全军，却又爱民如子，心忧苍生……毛泽东曾经意味深长地说过，他与彭德怀是诞生于湘江边的两块“石头”。这两块“石头”扔向敌人，会把再强大的敌人都砸得粉碎；而这两块石头相互撞击起来，则必然碎帛裂石，地动山摇，激起的火焰也必然惊心动魄……因此也有人这样说，这两位伟大人物之间的关系，就是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一部缩影，为世人留下了太多耐人寻味的故事。
彭德怀陵园“谁敢横刀立马，唯有我彭大将军”雕塑
彭德怀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的性格是如何炼成的？他的命运悲剧又是怎样造成的？他给家人带来了什么影响？他的悲剧又为后人留下了些什么思索？
一 百团大战 “独立王国”之谜
毛泽东跟彭德怀、刘伯承吹风，他准备开展整风运动。彭德怀衷心赞同，却没有料到，一场倾盆大雨就要朝他倾泻而来
1940年7月，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之前，曾请示中央军委，毛泽东是不赞成的。他认为此战会过度暴露八路军实力，引起国民党和日军的戒备，得不偿失。但当时求战呼声太高，也为了提高共产党在抗日中的作战地位，他才最终同意。
此战大捷，国民党同日军均大惊，各自调整了作战方略。于是，就有了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大围剿，国民党也断绝了八路军的供给，这一度使八路军的生存处境非常艰难。
所以，在延安整风运动和建国后对彭德怀的历次批判中，百团大战总是被拿出来，作为彭德怀“目无中央”，企图搞“独立王国”的铁证，这也成了彭德怀最大的冤屈之一。
1942年，多年在前线驰骋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师长刘伯承回到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前方的情况。毛泽东跟他们吹风，他准备在从全国各地回到延安的高级干部中开展整风学习，统一对党的路线的认识。彭德怀衷心赞同。他这时候还没有料到，一场倾盆大雨要朝他倾泻而来。
彭德怀回到延安的头一项任务，就是向中央军委详细汇报他在华北前线6年的工作。随后，毛泽东和任弼时邀请彭德怀一起，到王震359旅开垦的南泥湾小住休憩。彭德怀的心还在前线，记挂着前方的特殊困难，把积存的76.6元稿费交给党组织转给前方，并希望后方的同志为前方将士捐献钱和物资。
过了一段时间，他把自己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学习会上的发言、也是自己的一篇学习心得《关于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送给毛泽东求教。彭德怀诚恳地说：“我过去视你为大哥，以后视之为先生老师，现在视之为自己尊敬的先生和全党领袖。”
被尊为“先生和领袖”的毛泽东仔细阅读，还在上面写了多处眉批。彭德怀在这篇发言中检讨华北6年的工作时说：“我们华北党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路线，但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毛泽东用毛笔将这一句话中的“基本上”三个字圈去，批注道：“就华北全党来说，就整个6年来说，应该说，执行了中央路线。”有此评价，彭德怀心满意足。
彭德怀刚回到延安，就跟高岗“锵锵”了一回。
一天，任弼时约他参加西北局财经会议，会后有丰盛的午餐。彭德怀才从敌后回来，日子苦惯了，看到西北局的午餐如此丰盛，感到铺张。
当时高岗也在座。他对彭德怀说：“这是海参，海参可是好东西，大补呀！”
“这东西很贵吧？”彭德怀问高岗。
“嗯，这盆海参恐怕值一百斤小米吧……”高岗说，“这海参营养价值高啊！”
彭德怀叹道：“这桌酒席够一个农民一年的费用啦……你说营养价值高，我看太浪费，要是把买这海参的钱用来养鸡，生出鸡蛋是多少？那营养价值比这盆海参的价值不知高多少倍。现在是开财经会，我看从财经的观点看，吃这盆海参是不合算的……”
听到彭德怀这番话，任弼时笑道：“没想到你老彭还很会居家过日子哩，你讲得有道理……我看你不只会打仗，将来还会理财……”
“彭德怀讲的虽然有道理，不过——”高岗吃了一口海参，咽下后说，“你老彭这是农民的财经思想，我看是狭隘……”
“我就是个农民，仍然是农民思想……”彭德怀听出高岗有轻蔑农民的意味，十分生气。
“革命应该用工人阶级的思想……”
“吃海参就是工人阶级思想？那革命就吃海参好了。”彭德怀大声说，噎得高岗一愣一愣地翻白眼，“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了穷苦农民！你有钱不如给太行前线捐一点，那里的人连糠都吃不上哩。”
“好了好了，吃饭吃饭！”任弼时打圆场，“海参没有思想，关键是我们怎么对待……”
彭德怀故意埋头大吃起来，而且盛了满满一大勺海参倒进自己碗里。
“你还很喜欢吃嘛！”高岗笑道，“我以为你舍不得哩。”
“你不是说有营养吗？”彭德怀边吃边揶揄说，“共产主义嘛，大家都营养一下……”
“哈哈哈……”众人一阵大笑。
整风运动中，断断续续批了彭德怀43天，就像彭德怀后来带着情绪说的——被骂了43天娘。面对妻子的疑问，彭德怀粗暴地吼道：打日本鬼子有什么错
1945年2月，在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过程中，举行了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同志座谈会，总结华北工作。彭德怀在会上作报告，系统总结了华北斗争各个阶段的经验教训，从严检查了个人在工作上的缺点和失误。与会者对他展开了批评，批着批着就上了纲，升级为过火斗争，乃至发展为对彭德怀的不公正批判。像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谁要是一旦被列进了批判对象，那就要不依不饶，不经一番炼狱就轻易下不了台。从2月到7月，断断续续批了彭德怀43天，就像彭德怀后来带着情绪说的粗话：被骂了43天娘。
《聂荣臻回忆录》中说，那次华北工作座谈会，是总结华北敌后抗战的经验教训，到后来，发展成为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了，主要是百团大战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百团大战“这样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薄一波在《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书中说，那次华北会议以总结经验为主题开了一段后，不在华北工作的康生、李富春、陈毅也参加了进来，集中批判彭德怀执行王明路线、闹独立性、不发动群众，以及在江西苏区的路线偏差，甚至大革命时期未入党是觉悟不高，原名彭得华是志在“得中华”，生活朴素是“虚伪”等毫无道理的指责也搬了出来。
会上对彭德怀的一些错误指责，离事实太远甚至南辕北辙，也不是同志式的，这令彭德怀难于接受，刺激特深。针对他的最主要的四根“刺”都特尖锐，锥心刻骨：他发动领导的平江起义是“入股革命”；一贯站在毛泽东对立面，说对毛泽东不要盲目崇拜，不要吹捧歌颂；执行王明“左”倾和投降主义路线；背着党中央擅自发动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根据错误的判断作出的错误决定。这些莫须有的或离题太远的“罪状”，不仅使他被冤屈了好长时间，14年后在庐山会议上还被重新翻出，将他置于绝境。
在华北会议上，彭德怀的态度倒很冷静，对一些激烈的指责、批判表现得沉着、克制，没有出现有人担心的争吵。彭德怀针对百团大战多次发言，既充分肯定百团大战的历史作用，也从个人方面认真地检讨不足。他说：“这个战争是不是应该打？我觉得可以打，但是延长三天对不对：一、回头反扫荡，自己搞不赢；二、对敌估计不足，故此，在战役上有些过分。以后，关家垴战斗上又打硬了一点。”“总之，胜利大损失少……”
他反问：“不打，可不可以呢？就是说，不用大破袭战的办法，而用别的办法去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可不可以呢？百团大战以后的敌后武工队等等办法不是很成功吗？”他自问自答：“对这个问题不能看死，今天看，用武工队和政治攻势也可以调动敌人出去。但问题很简单：那时不会。”
对百团大战的批评，主要是由于百团大战后两年中，敌人对华北加倍残酷进攻，导致八路军蒙受重大损失所引起的。彭德怀是这样看的：“百团大战的弱点是暴露了力量，警惕了敌人注意自己，1941年、1942年接连严重地搞我们。但是否全由百团大战引起，这还不能过早结论。”
百团大战随着它的指挥者的命运起伏，也陷入肯定——否定——重新肯定的漩涡中。在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上，对于任何一次反抗外来侵略者的胜利战役，都没有用如此苛刻的尺度去审视过，都不会这样因政治原因而糟践一位威震敌胆的民族英雄。这不能不说是民族的悲哀。好在几十年后，中央对涉及彭德怀的若干重大问题，如百团大战、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及庐山会议等等，已有定论，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肯定了彭德怀的历史功绩。
在那些灰暗的日子里，彭德怀的心在流血。每次中央军委会议散会后回到窑洞，他就不断转圈，不言不语。
一次他气呼呼地往窑洞外走去，远远看见毛泽东走过来，正欲转身避开，毛泽东已经迎面走近，半开玩笑说：“老同乡，轻伤不下火线嘛，更何况是自己同志的误伤呢？”
彭德怀一声不吭，板着脸，向毛泽东敬了个举手礼，突然转身向来路返回，让毛泽东干站在那儿了。
彭德怀返回窑洞又转起圈来。浦安修心里难受，哭泣着说：“老彭，他们为什么老斗你？难道百团大战打错了吗？”
彭德怀粗暴地吼道：“打日本鬼子有什么错！”
浦安修说：“都一个多月了，为什么还揪着你不放？”
彭德怀猛地停住脚步，咆哮起来：“要相信真理必胜！”
浦安修望着他，恳求说：“德怀，你讲讲到底怎么回事嘛？”
突然就倾盆大雨，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彭德怀终于开口了，“为了顾全大局，现在我什么也不能说。我要求跟老毛交换意见，请恩来做中间人。周副主席正在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他闭紧了嘴巴，心事重重地背手在窑洞里踱步。
周恩来劝和，笑看“将帅和”。彭德怀向毛泽东交心，“我对你是真诚尊敬，我公开说我对老毛完成了由‘兄长—老师—领袖’的转变”
周恩来领着彭德怀朝毛泽东的窑洞走去。他们刚走进窑洞，毛泽东就笑着说：“我就知道你彭德怀憋不住，要找我来倒苦水。请坐！”
彭德怀道：“憋了四十多天呢！主席，我在华北会议上检查三次，总结自己入党带来了三个东西：旧军事观点、个人英雄主义和恩赐的群众观点，都通不过，只好找你来交心。”
周恩来风趣地说：“我就坐着看一出‘将帅和’吧。”
对彭德怀的批评毛泽东想收场了，开门见山说：“德怀同志，恩来同志作证，咱们先订个君子协定：第一，把话讲透；第二，可以骂娘；第三，各自检讨，不准记仇，不得影响工作，如何？”
顿一顿，毛泽东平静地说了一段很长很诚恳的话：“我先给你作检讨，造成这样子的后果，责任全在我，事前没向你通气，事后又没向你作解释，这是我的不对。百团大战是无可非议的。从组织手续上讲，你战前对军委有报告，当时军委和我个人是同意了的。如果讲有缺点的话，那就是军委回电未到，你就拍板行动了，但形势在不断变化，也要有点机动灵活嘛，延安也曾开大会祝贺百团大战的胜利，我和朱德都讲了话的。若说有错，首先错误在我，我不但同意，还向你提出过这样的大战役是否可以多搞几次。”
洞若观火的周恩来紧接着说：“百团大战对日寇打击很重，对国际、国内震动很大。我当时要求重庆《新华日报》发了社论。”
毛泽东喝了口茶，又说：“有人在会上讲，你是帮蒋介石的忙，有人讲你运用资产阶级军事家的战略方针，还有人讲你是在反对我等等，这些统统是无稽之谈。如果将来有人再提此事，你可理直气壮地回答：第一，是中央军委批准的；第二，毛泽东同意了，而且还有电报为证。好了，现在我请你向我开火吧。”
彭德怀听了毛泽东这番透彻在理的话，他肚子里憋着的火快泄完了，感激地说：“有主席今晚这席话，就是现在叫我去死，也死而无憾了。你还是了解我的，倒是我对你有些误会，还要请你谅解。我是个粗人呀。”
周恩来知道彭德怀只是受了毛泽东那席话的感动,其实肚子里的话并没有讲出来,忙笑着说：“君子协定的第二条是把话说透,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哟。”
这勾起了彭德怀满肚子的话,他直来直去地说：“那好,当初你提出山地游击战略,我是想不通的。王明从苏联回来批评你提出的山地游击战方针,我当时在思想上是赞同的,认为躲在山上有游而不击之嫌,这样也不利于壮大自己。后来事实教育了我,认识有所转变。不能说我是立场不稳,政治上摇摆不定。”
在原则问题上，毛泽东向来不客气：“那时你听了王明的，华北局归长江局领导嘛，他是长江局书记。”
彭德怀委婉分辩：“我是见事迟，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开始总是模糊的，一定要问题发展到明显的时候，才能看清楚。”他伸出手指比划，“好像人的手指开始分岔在手腕处，我要到五个手指头摆出来时才认识的。1938年秋的六届六中全会，我就明确表示了反对王明路线。”
毛泽东和缓地说：“后来我不也采纳了你的折中意见，改为基本上采取游击战方针，但不放弃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才有百团大战嘛。”
彭德怀说：“那好，说我老彭有什么错误我都能听下去，但说我老彭发动百团大战有个人野心，是反对你，是帮助蒋介石，杀了我的头，我也不认账。百团大战我只有一个错误，提前动手了，这是无组织无纪律嘛。我们八路军有多少？这是客观存在，又不是个米团子可以装在口袋里，怎么能说有意暴露了我军主力呢？不能以理服人嘛！对你，我只有一条意见，会前应该给我老彭打个招呼，叫我有点儿思想准备。”
毛泽东高叫一声：“好，讲下去！”
彭德怀进一步袒露心迹，说出了只有他才敢说出的话：“我是说过对领袖不要盲目崇拜，不要鼓掌吹捧，那样没好处。你老毛身在延安，再英明甚至神明，对前方火线上的情况总有不了解的地方，因此千万不要认为自己百分之百正确。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其领袖也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百分之九十九正确就很了不起了，就算英明甚至神明了。”
毛泽东不仅听进去了,还说：“老彭,你是交心了,我很激动,很感动！”
周恩来也感动地说：“你们谈得好啊，都交心啦！”
彭德怀毫无芥蒂地说：“我对你是真诚尊敬，我公开说我对老毛完成了由‘兄长—老师—领袖’的转变。”
周恩来乘机说：“好，订个‘君子协定’吧，以后有什么意见，要随时交换，赤诚相见。要敢于为党的原则、人民的利益，为真理坚持己见。在此基础上，相互争论、争吵，甚至‘骂娘’都可以。”
毛泽东补充道：“同时又要勇于修正错误。”
彭德怀天真爽快地说：“华北座谈会就算骂了我43天娘吧。只要出于公心，骂错了也没有关系，我老彭决不计较。何况有些批评是对的。”
毛泽东鼓励道：“老彭，对华北会议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前途无量啊！”
彭德怀诚恳地说：“我是立足挖自己的缺点呢，华北会议批斗我，可以使我以后更注意纪律。”
毛泽东站起欲送客，彭德怀又率直地说：“主席，我今后不但要继续当‘武死战’，还要做‘武死谏’，肝脑涂地，在所不惜。你毛泽东，他周恩来，我彭德怀，我们在党内都要自觉地接受监督约束，办任何事情都要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谁也不能头脑发热、独断专行、随心所欲。”
毛泽东握住彭德怀的手说：“你讲得太好了！我建议将你的这个观点写进党章去。恩来，你看呢？”
周恩来说：“我举双手赞成！”
彭德怀一身轻松地回到窑洞,给妻子简要讲述了几句,浦安修松了一口气。
彭德怀欢天喜地地说：“主席、周副主席和我推心置腹，意见一致起来。为了真理，我们三人之间涉及重要原则的争论，可以吵到骂娘的地步，但骂完就完，对事不对人，以保证中国革命最终获胜。”
当时“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对事不对人”的方针执行得比较好。彭德怀被冤枉整了一顿，1945年4月，他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表示不再担任下届中央候补委员，但还是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七大选出的44名中央委员中，彭德怀名次在第33位。在七届一中全会上他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他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留在延安，参与党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工作，协助党中央、毛泽东指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彭德怀与毛泽东的性格差异
彭德怀可谓“生于忧患”，族谱记载他于“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九月初十亥时生”，也就是公历的1898年10月24日。众所周知，那一年中国发生了著名的戊戌变法，时局动荡，正是多事之秋。而对于彭德怀的家庭来说，这时也陷入了破产的境地。彭德怀的童年、少年，是在极其困顿中度过的，他本人后来在自述中说：
八岁时母死、父病，家贫如洗，即废学。伯祖父八十开外，祖母年过七十，三个弟弟无人照管，四弟半岁，母死后不到一月即饿死。家中无以为生，先卖山林树木，后典押荒土，最后留下不到三分地。家中一切用具，房板门户，一概卖光。几间茅草房亦作抵押，留下两间栖身，晴天可遮太阳，下雨时室内外一样。铁锅漏水，用棉絮扎紧，才能烧水。衣着破烂不堪，严冬时节人着棉衣鞋袜，我们兄弟还是赤足草鞋，身披蓑衣，和原始人同。
彭德怀的童年、少年如此凄凉，在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群体中是较为典型的。贫穷的家境对这位伟大的军事家性格的形成和影响是不可磨灭的。这些均反映在他一生都对民生疾苦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上。他甚至能够不顾自己的“乌纱帽”以及身家性命，犯“龙颜”之怒，为受浮夸风、共产风坑害的老百姓大声疾呼！
他一生都表现出对民族、对人民深深的忧患意识；他时常眉头紧锁，遇到不平之事即拍案而起；他这种性格有时走向极端，无法“温柔敦厚”；他更多的时候是怒发冲冠，不看对象，不讲究方式方法；他只能直谏，而不会“曲谏”……
有人说，他的性格颇似古代的张飞和黑旋风李逵，这无疑是与他早年饱受磨难的生活有直接关系。
拿儒家传统的“彬彬有礼”标准来衡量，彭德怀的确是粗犷的，他对丑恶的东西更是绝不心慈手软。少年时代他就敢于与地主恶霸对着干，以至于被团防局通缉而出走洞庭湖；在西林围子，他又带着堤工起事；在湘军中，在红军中，在他当上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后，他总是那么威风凛凛，令敌人胆寒；在朝鲜战场，他率领志愿军英勇作战，令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佬胆战心惊。
苦难的童年，磨炼出了彭德怀坚强、不屈、英猛的性格。可以断言，他在军事生涯中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战果，一方面来自于他的谋略，而更主要的则来自于他超乎常人的勇猛。
分析彭德怀童年、少年生活对他性格形成的影响，有几点特别需要注意：
一是他的家族、家庭历来务农，彭德怀一生都关注农民的利益，他重家亦喜农。他在革命胜利之后，多次有退隐归农的念头。1958年他回乡行走在田边地头，俨然一介农夫；1961年回乡，他率众垦荒造田；谪居吴家花园，他以农事为乐……农耕文化深植于彭德怀的品性之中。
二是过分的磨难，既造成他性格的刚烈和疾恶如仇，也使得他内心深处埋藏着浓厚的忧郁和忧患意识，直到他功成之后亦不能消失。这可能也是造成他悲壮结局的原因之一。
三是他母亲过早去世，享受母爱太少。父亲的多病、懦弱使彭德怀总的来看较为缺乏“温柔”的一面，而刚烈有余。同时，独立意识相当强，不愿阿谀奉承，更不会吹牛拍马，甚至一般的“客气”也不愿讲，他养成了直来直去的炮筒子性格。
四是因为贫困辍学，接受儒家思想较少，因而处事、说话粗犷豪放，没有温文尔雅。
比较同出于湘潭“草莽”，其诞生地与彭德怀诞生地仅百里之遥的毛泽东的童年、少年经历，是颇耐人寻味的。
毛泽东也出身于农家，但他的家庭比彭家却要高一个阶层，他出生时已衣食不愁，所以能够读“六年半孔夫子”，继而到长沙深造。他的幼年，在更加富裕的外祖母家，在外婆、舅舅、表兄弟们的呵护中度过，从小培养了乐观、开朗的性格。毛泽东的父母在他整个童年、少年时代都健在，父亲的严厉、精明、强悍与母亲的慈祥、宽厚、温柔，都从正面影响了毛泽东。毛泽东出乡关，主要是求学的动力；可是彭德怀出乡关，却是生活的压迫和团防局的通缉……毛泽东、彭德怀少年时代都表现出超凡特质，都有过“过激”行动，但毛泽东反抗的是家长、族权，而彭德怀一开始反抗的就是地主、恶霸。
毛泽东与彭德怀后来都成为民族精英和杰出领袖，但从其成才背景看，可以说，毛泽东基本上是文化造就的巨人，而彭德怀却主要是生活磨难造就的巨人。无疑，毛泽东个人特质比彭德怀更全面，横跨文、武两域，而彭德怀偏重于武。毛泽东的性格中，有忧患意识，但那是建立在乐观主义基础上的，所以他时常以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看待现实与未来；而彭德怀的性格却是建立在深深的忧郁之上的，他常常皱紧眉头看世界。
二 “土洋”之争 批判刘帅之谜
刘伯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争；林彪、彭德怀对刘伯承脱离实际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
1958年，军内开展“反教条主义”运动，刘伯承元帅受到错误批判。这场运动是在毛泽东的首肯下，由彭德怀亲自发动的。联系到战争时期，彭德怀与刘伯承之间的一系列纷争，有人认为彭德怀“挟私报复”。尤其是彭德怀被打倒之后，毛泽东一怒之下曾说：“反教条主义，为了顺你的意，我让他们一个提前休息，一个发了转业费，你还不满意?”更是强化了这种误解。
其实，彭德怀与刘伯承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于党和人民。他们只有理念上的纷争，而从没有私人的恩怨，更没有把所谓私人情感带入军政决策中的行为。这种历史的误会，对于彭德怀又是一冤。
历史的暗角始于1933年2月开始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替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政委的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此前，关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宁都会议上曾发生激烈争吵。林彪、彭德怀、朱德等极力主张毛泽东仍留在前方指挥军事，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洋派主张毛泽东去职。争论中，刘伯承投了洋派一票。随即，他又发表了针对毛泽东、彭德怀等关于“游击主义”战术的理论文章，批评他们的右倾倾向，指斥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
林彪、彭德怀读到文章后，对刘伯承脱离实际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尤其是彭德怀深以为恼，不满地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林彪也说：“我们的游击战为什么不好哇，打正规战，拿什么打?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
此时，刘伯承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是苏区唯一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军事科班生”。由于资历老，经历丰富，指挥过南昌起义，因此，担任过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的刘伯承在上层一直有“党内孙武”之称。刚进苏区，鉴于“立三路线”的教训，刘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调，不愿出头。但洋派的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一窍不通,他们需要同样从苏联归来的刘伯承,并引为军事上的依靠，以图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相抗衡。可以说,刘伯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争，并作为洋派军事上的“旗帜”被推在了前列。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书生决议”，命令红军实施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战略，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苏区的桥头堡——南丰。南丰地势开阔，便于集结部队，实施集群作战，因此国民党军将此作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朱德、周恩来不愿强攻南丰，但苏区中央局的作战命令已下，他们只得执行。
担任主攻南丰任务的是红三军团第三师，守卫南丰的则是国民党军毛炳文第八师六个团。家底不大的第三师满打满算不过两千人马，国民党军第八师则有近万人马。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接令后大为不满，他在电话中向朱德、周恩来道：“这是哪个的鬼主意，蠢嘛！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敌人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朱德有苦难言，只得劝道：“老彭，中央的命令都下达了，进攻吧！”
果然，事情完全如彭德怀所预料的那样，进攻南丰并不顺利。2月12日黄昏，红三军团第三师向南丰发起了猛攻。激战一昼夜，仅夺取了城西南、西北的外围工事。清点战场，红军歼敌不足一个营，损失却有三百余人。敌人封锁了城外那片开阔地，红军根本无法接近城墙。彭德怀火冒三丈：“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
实际上，彭德怀并不知道，刘伯承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今见南丰不易攻取，敌军又固守待援，经过反复思量，刘伯承断然提出佯攻南丰，围城打援。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兼之个性殊异，他和彭德怀没能就此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寻求共识。
彭德怀固执地将中央局包括南丰攻城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战略的计划与实施，都记在了刘伯承的账上。因为在大家看来，中央局那些洋派们在军事上主要依靠刘伯承。事后，传话的人又传走了样，刘伯承颇为不满地反驳道：“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话又传回去，刚直易怒的彭德怀是何种反应，可想而知。
其实，两位老帅有着太多相似的人生经历：同是出自贫寒农家，同是起于行伍，早年分别投身川军和湘军，有过旧军人的军旅生涯。他们分别参加了党内武装割据斗争中颇具代表性的南昌起义与平江起义，共同投身到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营垒中。作为开国元帅、伟大的军事家，刘伯承大智大勇中多了几分儒雅，彭德怀大智大勇中多了几分孔武。但由于个性、文化素养、生活阅历的差异，他们在军事理念上又表现出了一定的歧见。刘伯承一贯主张部队要有正规的战略战术素养，要不断发展创新的军事理念。但彭德怀却不那么认为，他始终走不出当年刘伯承认识有误的那笔历史旧账。
刘伯承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百团大战的缺点，打了胜仗的彭德怀对此当然想不通。朝鲜战场上，彭德怀批评三兵团司令员王近山道：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他的部队）怎么会打败仗
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4月30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地区抗战七年来的工作，其中不可避免地提到了“百团大战”问题。
刘伯承的报告肯定了成绩，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缺点。他认为百团大战前后，由于对“从内战转到抗日游击战之舵掌握不紧，过分强调正规军，犯了放任地方武装的错误”，一度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同时，他还指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如敌众我寡之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们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
刘伯承提出这些问题，并非针对彭德怀，他只是对自己执掌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历来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失误的认知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以八路军的实力来看，打一个这样的大战未免太过冒险，同时，至关重要的也是毛泽东一直忧虑的一点，是过早暴露实力会引来国民党蒋介石的忌惮。此外，他对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上的临机专断是有不同看法的。随即，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把刘伯承的这份报告交与大家讨论。
打了胜仗的彭德怀对此当然想不通，也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后来，他还是就百团大战的战略战术作了一些检讨和认识，中央对此也未有什么异议。谁知,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这成了清算彭德怀一贯反对毛泽东的一大罪状。
事关百团大战的问题原本是一场普通平常的工作总结，可两位老帅经此风波，却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东西。有人就此以讹传讹，众说纷纭，党内一度盛传两人不和，实际上除了理念歧见，并无其他。在公共场合，两人谁也没有指责对方。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彭德怀从西北边地应召，临危受命，带领志愿军入朝，很快就稳住了阵脚，打破了美、韩席卷北方的美梦。
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1951年5月，志愿军三兵团六十军一八零师，由于多种因素导致部队被美军分割包围，该师大部牺牲，被俘人数达六千余人。这支部队正是来自刘伯承的二野部队。打了败仗，谁也不好受，尤其是作为主帅的彭德怀。他在志愿军司令部总部批评三兵团司令员王近山时，曾指责道：“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部队吗？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怎么会打败仗？”
刘伯承得知后，颇为自责地对部下说：“彭总批评得对，部队不讲战术素养，瞎打蛮干，怎能不败？”
在反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南京军事学院个别学员对刘伯承不满意，越级上告，给北京写了告状信。彭德怀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
1956年1月，刘伯承一手打造的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建校五周年的校庆。1月11日,毛泽东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的陪同下还视察了该校,给予了高度评价。
山雨欲来风满楼。就在这年2月，毛泽东刚回北京不久，苏共中央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报告一出，举世震惊。中共中央从感情上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这个报告。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著作，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6月，党中央再度发文通知全党，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解放初，我们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全盘苏化。军事学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苏联军事顾问，连课程设置和训练安排都照搬了苏联那一套。刘伯承敏感地预感到了什么。8月，他三次从北京致信学院党委，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学习五年多的东西，总算有了几条，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外国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在学习五个文件时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最后，他还特别指出，不要作过火的斗争，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说有错误，作为院长兼政委，他这个主要领导者的责任更大。
10月，刘伯承返校主持召开学员座谈会，听取意见。学员这时对两个问题反应强烈：一是6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二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太过严格，有三名中将衔的学员嘴都念歪了。对此，个别人不满意，越级上告，给北京写了告状信。除上述两条外，一些人嫌对学员要求太严，指名道姓指责刘伯承摧残这些战功卓著的年轻“老干部”，学校里甚至还有下级给上级擦皮鞋的现象。
中央军委对此非常重视。彭德怀身为国防部长，他立刻赶到了中南海，与毛泽东长谈并征得同意后，于1957年2月派出了以陈赓、黄克诚大将为首的，包括甘泗淇、陈士榘等三个上将在内的十二人工作组，颇有声势地开进了军事学院。工作组采取两人一组，每天谈两三组的办法，分别找战役系的同学谈话。
当时，老中将张震和贾若愚两人为一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走访，虽不甚清楚调查背景，但他们综合情况后取得了共识。学习有压力很正常，这些学员还年轻，有压力才有动力，学院根本不存在教条主义。三个念歪了嘴的学员之一萧文玖态度也很明确,有人鼓励他告状,说他这么年轻嘴都念歪了，那还了得。但萧文玖说他的嘴歪和刘伯承没关系,刘院长希望学员成才,对他们很好。五十多个学员有三个人歪了嘴,不是领导方法的问题,而是学员学习不得法。
可是，调查组给军委的报告却与张震等人的认识大相径庭。这份报告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缺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太适应。”尤其是报告的最后还特别提出：“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
报告这样定调，明眼人一看，就认为身为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难辞其咎。
中央军委看过报告后，彭德怀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对彭德怀批评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口号，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本来就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工作的不恰当评价，萧克就写了一封信，与他交换意见。谁知这封信却成了向彭德怀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这时，刘伯承的爱将、原二野五兵团司令员杨勇去北京开会。毛泽东批评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上有问题。对此，杨勇据理力争道，刘院长工作不容易，学院有那么多苏联专家，中央又一再强调要向苏联学习,尊重专家的意见。他还列举了1951年冬的演习,以此证明刘伯承坚持“以我为主”的教育方针。毛泽东点了点头，未再说什么。
刘帅请辞，彭帅继续当年的误会。毛泽东明显对军队院校工作不满。在彭德怀的具体“指挥”下，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被推向了高潮
1957年8月，刘伯承身体已每况愈下，他致信毛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呈请辞去军事学院的本兼各职，其情殷殷。
刘伯承的请辞，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
树欲静而风不止。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进入了决策中枢的林彪，以中央政治局常委、党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会议，召开了有一千多名高级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再次把反对军队工作的教条主义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林彪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人一提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与会人员一听，心照不宣。这显然是指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萧克主持的训练总监部。
6月，毛泽东对军事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公开表态，他说：“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没有，一种说有；一种是说不多，一种是说相当多。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于军队院校工作，毛泽东明显不满：“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关于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批评说：“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最后，毛泽东意犹未尽，转而对刘伯承作了一些有欠公允的评价。刘伯承听到后有何感想，已不为人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的评价分量很重。
彭德怀没有忘记当年的旧事，他板着面孔在军委的主要领导会上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长征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草地后，四方面军主动提出送一些军、师一级的高级将领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以图接受较高较新的军事知识。李先念的军事搭档、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的余天云，聪敏倔强，作战勇敢，刚刚20岁便当了军长，深受张国焘器重。他入校后，由于文化太浅，阅历又有限，加之性格刚烈，争强好胜惯了，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了争执。这类争执若是学术争鸣，倒也罢了，但他公然拔枪威胁、谩骂刘伯承等教官。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不服，何畏只得将他关了短期禁闭。
然而，谁也没料到，心理素质不好的余天云事后想不开，认为他这个红四方面军的最年轻的军长、天之骄子，折损了面子。不久，在部队行至大金川激流时，他跳崖自尽了。
对此，连一向偏爱余天云的张国焘也认为，余天云如此脆弱的心理防线和轻率的举动是不足取的。余天云之死，是自食其果，并不是受了军事教条主义的侮辱才愤而自杀，相反，红军高级干部应自觉遵章守纪，更不可轻生。所幸，毛泽东对此并未过多去说什么。他淡淡“唔”了一声，道：“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几十年后，彭德怀旧事重提，显然是有分量的。不久，在彭德怀的具体“指挥”下，这场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被推向了高潮。
北京的批斗会开得如火如荼，斗争完全偏离方向。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心情异常沉重。一年多以前，他对第十五军三十四师师长崔建功说过：“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是鬼谷子的弟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所以，教条不教条，重点不在先生，而在学生；重点不在学，而在用。”
有人曾对毛泽东说：“军队这样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更有人故作高深，说：“蒋介石可是靠黄埔起家哟！”这些话，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这些话传到刘伯承的耳里，尽管他痛心疾首，但却决不敢再为自己辩诬答疑了。为了大局和军队建设需要，也为了已经划线站队的同志少受或不受委屈，他只能选择检讨——哪怕是违心的检讨，唯如此，才会解脱大批同志。刘伯承抱定“退避三舍”的宗旨，实在是不愿和彭德怀在这件事上僵下去，更不想开罪最高层。深知党内斗争残酷的他委曲求全，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展。
一年后，彭德怀以同样的方式被打倒，毛泽东曾说过：“反教条主义，为了顺你的意，我让他们一个提前休息，一个发了转业费，你彭德怀还不满意？”人生之旅，命运之舟，荣辱沉浮，谁可预见。
1986年，刘伯承以94岁高龄逝世。中央在给刘伯承的悼词中，特地指明了他在历史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对反教条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作了彻底否定，还了刘帅的清白之身。1987年，中央军委纪委在“纪”字1987第十五号令通报中，为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遭受了冤屈的同志彻底平反。
三 庐山沉冤 上书“反毛”之谜
彭德怀上庐山之前，目睹了“大跃进”给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在庐山上又目睹各级干部对这个问题的轻描淡写，他忧心忡忡、犹豫再三，最后还是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痛陈“大跃进”的弊端。他没有料到，这封信会引起毛泽东的巨大误解，从而改变了他的一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1959年的庐山会议前期，被与会者乐观地称为“神仙会”。彭德怀在毛泽东那里碰了软钉子，他对会议上出现的“护短”情况很焦急，第一次发言就“开炮”了
在新中国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庐山会议，是指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8月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
庐山会议最初开得很顺利。毛泽东说会议的主题是反“左”，反瞎指挥，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他那时心情舒畅，除了游山玩水，就是找人聊天，谈古论今。他还说：要在大会上承认一些错误。刘少奇听了对周恩来说：“这样很好。他一开头，别人就好说话了。”
从7月3日开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按六大区分组讨论。不少同志尖锐地指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一些问题，有的还作了自我批评。会议开得轻松愉快，人们称之为“神仙会”。
在会议休息的间隙里，彭德怀见毛泽东在草坪上散步，便走过去，顺便问起：“主席，你最近回老家了吗？”
毛泽东说：“噢，回去了。我还写了首《到韶山》的诗。”
彭德怀这时顾不上浪漫的诗情了，耿直地问：“你知道他们虚报产量的事吗？”
毛泽东不悦地盯了他一眼，淡淡地说：“不晓得，我和他们没有谈到这个事。”
“这……”彭德怀一时语塞。
傍晚。彭德怀忧郁地坐在桌前，周小舟来看望他，问：“彭总，怎么不去风景点转转？”
彭德怀没好气地说：“转个鬼！有什么好转的，老百姓都没有饭吃。我问你，湖南有没有虚报产量？”
周小舟谨慎回答：“怎么说呢，到处都一样嘛。再像现在这样一窝蜂地搞下去，到头来，鸡飞蛋打！”
彭德怀嘟囔说：“后来我去了韶山，毛主席家乡都虚报。我就不信，主席真的不知道。”
“彭总，你这是……”周小舟大惑不解。
彭德怀掩饰地说：“哦，没什么！吃饭去！”
彭德怀对于庐山会议上出现的“护短”情况很焦急，如此下去反“左”的目标怎么能达到？他要“开炮”了。西北小组讨论会上，安静的会议室里，响着彭德怀粗哑的高音：“刚才我向西北小组的同志们介绍了我考察10个省、自治区的所见所闻。我去湖南考察时发现，毛主席家乡那个公社，去年报的增产数实际没那么多，我了解只增产了13％。我又问周小舟，他说就这个数字也靠国家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前不久，主席也去过这个公社，我问过他，你了解怎样？他说他没有跟他们谈这个事。我看他是谈过的！何必隐瞒？是什么就是什么嘛！”
彭德怀第一次发言就涉及毛泽东，这让参加讨论的同志听来，不啻当年西北战场那轰响的炮声。
未等别人插话，他又说道：“1957年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胜利，党的威信提高了。可到后来呢，脑子就发热，得意忘形。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与会者惊讶的目光都射向他，都吃惊彭老总的嘴巴怎么没有把门的，这样“犯上”的话都敢说出口。
彭德怀不管不顾地说：“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主席在内。总的责任在中央，不在下面。”
彭德怀还说了些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话。他的发言惊吓得作记录的工作人员停住了笔。
傍晚。彭德怀散步时遇到张闻天，他们两个人的住所相隔只有一条甬道。
张闻天说：“全体与会者，包括康生、陈伯达在内，表示坚决反‘左’。”
彭德怀高兴地说：“这样好嘛，反‘左’问题看来不难解决了。”
张闻天意味深长地说：“你的估计比我乐观。不过，咱们都要很好学习历史，否则，什么也搞不清楚。毛主席就从中国历史中学了很多东西。”
“是啊，我们党内真正懂得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彭德怀深有感触地说，“斯大林没有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是犯了错误的。毛主席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析得很清楚。就这一点讲，是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我平生最佩服两个人：主席是一个，总理是一个。”
张闻天：“彭总，你呀，地道的忠君大臣一个。”
7月12日，周小舟去了176号别墅彭德怀的住处。他一进门就开门见山地说：“彭总，去年我省粮食产量造了假！”
“为什么呢？”彭德怀问。
周小舟无奈地说：“是压出来的。第一次上报说粮食数字不落实，第二次上报又说不落实，连造了几次数字，下面干部就摸清了底，要虚报，不要实报。”
“乱弹琴！只能有多少报多少，不能虚报也不能少报，怎么能这样胡来！”彭德怀愤怒起来。
“做不到，上面压力太大。”周小舟为难地摇摇头，“现在农民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就要大锅大灶，烧柴禾也不节省，劳力也不节省。小锅小灶，妇女、弱劳力都可以煮饭。现在非强劳力不可。搞了公共食堂，家庭用点热水也不方便，群众对公共食堂有意见。”
彭德怀：“这些问题，你应当如实地向毛主席反映一下。”
“我昨天向毛主席谈了一些。”周小舟建议说，“彭总，主席还是能听得进去的，好像也要反‘左’，你也找机会同主席当面谈谈吧。”
“我这个人脾气不好，老毛也不像战争年代了，当面谈容易谈崩。”彭德怀很实在地说，“军队方面也反映一些社会情况，我都送给主席看了。”
当晚，周小舟再次去看望彭德怀。
彭德怀说：“西北小组讨论得还不错，只是简报偷工减料，没反映我的尖锐意见。我还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不便在小组会上讲，打算写一封信给主席。”
周小舟说：“写信也好，把你在西北小组会上的发言和插话加以充实，写给主席看看，也就很好了。”
彭德怀笑着说：“你当了我的参谋啊。”
第二天早晨，彻夜未眠的彭德怀，背着手踩着晨露向美庐走去，决心找毛泽东系统地谈谈自己的看法，交交心。
他走到美庐门口被警卫员挡住了。警卫员客气地说：“首长，主席昨晚一夜没睡，刚刚躺下。”
彭德怀欲像战争年代那样往里闯，又想想觉得不妥，今非昔比，眼前是庞大的别墅，而不是当年的寺庙、平房或窑洞了。他叹口气，失望地转身离开。
彭德怀决心向毛泽东写一封信，把自己的意见反映上去。他再次去找泽东谈心，又被挡了驾。他终于写下“毛主席亲收”的字样，一切都不可挽回了,彭德怀找来参谋王承光，说：“我想给主席写封信。如果能引起他的重视并在会上讲讲就好了，他讲一遍比我讲一百遍管用。”
王承光劝说：“彭总，写什么信呀，小组会不是还要开两天吗？你再去系统讲讲。”
彭德怀摇头说：“小组会讲的大多被贪污了，不如直接写给主席好。”
“写信在文字上很难说清楚，你是不是去找主席直接谈谈，那样表达得更清楚。”
“去过，被挡了，也谈不拢，很难听进去。他急躁，我也急躁，两个碗叮当，一谈又得争吵。”
“总理他们了解的情况很多，你没有管经济，你能不能先同他们谈谈，请他们去同主席讲会更方便。”
彭德怀又摇头：“总理处境也很难，挨了几次批评了，哪里还敢讲话？还是我讲你写。”
彭德怀拿起几页准备好的提纲，说：“我来说，你来记，抓紧时间整理出来，写不好不要紧，我可以修改嘛！”
王承光只好从写字台上拿起一本便条纸和铅笔，准备记录。彭德怀说：“信的内容就是主席讲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就按这三句话去写。信的头一部分要肯定去年大跃进的成绩,这部分多写些,说透些。”
彭德怀深思熟虑地说：“如何认识去年的大跃进？我看可以说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基本正确的，先不要说完全正确，才一年的实践嘛。如何分析出现的新问题是重点。我看新问题可多哩，去年基本建设摊子铺得那么大，你要大上，他也要大上，我们的钱只有那么多，干了这个就干不了那个，到处争资金。好多人都说出现不平衡，很少人去认真分析为什么不平衡。如再不引起注意，以后还会出现更大的不平衡，老天爷也没有办法去使它平衡。”王承光快速记录着。
彭德怀说：“人民公社我看是搞得太急了，太粗糙了，这怎么能不出毛病！”彭德怀神情专注，说话声越来越大：“现在农村的所有制问题乱得很，上面乱，群众更乱，时间长了要出问题。”
彭德怀站起踱步，情绪显得有些激动地继续说：“九千万人上山，全民炼钢，究竟炼了多少真钢，天晓得！村里的树砍光了，老百姓做饭的锅也砸掉了，这要多少年才能恢复元气啊！究竟应该怎么看，说得不偿失会有许多人接受不了，也影响群众情绪，比较实际的看法应该是有所失，也有所得。”
彭德怀谈兴很浓，把几天来冥思苦想的问题都倾吐了出来。他一看表，说：“哟，三点了！你下午不要干别的事，赶快写吧，我要参加小组会去。”
当天晚上，彭德怀拿着初稿兴冲冲地返回住处,
漆黑寂静的庐山，只有彭德怀屋里的灯亮着。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彭德怀嘴里慢慢嚼着茶叶，手中的笔不停地移动。他真正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第二天早饭后，王承光走进彭德怀屋里。彭德怀摘下老花镜，把圈得面目全非的初稿交给他，说：“我改了不少，你重抄一份。资产阶级狂热性这句话就这么写上吧。有意见不直讲，尽绕弯子，尽私下讲，会上装哑巴，那算什么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信的结尾部分，你写得简单了，总结经验教训，目的是提高全党认识，不是层层追究责任，人人自危，这个意思要写清楚。”
王承光接过稿件，彭德怀郑重地说：“我现在就去主席那里，看他能不能抽时间谈谈。你把信修改一遍，抄好，下午给我。”
彭德怀背着手，沿着幽深、寂寥的小径快步向美庐走去。
当他走近门口时，又被警卫员拦挡：“首长，主席刚睡。”
“这……”彭德怀犹豫了，止步。他猛地转身，像下了决心，急匆匆往回走，走得虎虎生风。
也许冥冥中事物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彭德怀两次去找毛泽东谈心，都被挡了驾。如果谈成了，也许彭德怀不会发出那封信，也许庐山上那场暴风雨不会落下，也许彭德怀和中国的命运将发生另外一种变化。但遗憾的是没有“也许”，注定要发生的事亦就无可挽回地发生了。
午饭后，彭德怀又放弃午休，不顾酷暑闷热，身着背心短裤，喝着浓茶，嚼着茶叶，专注地修改信稿。王承光走进来，彭德怀把再次修改的稿子交给他，说：“就这样了，抄清后就可以送了。”
王承光接过修改稿翻起来，彭德怀说：“在信的开头，我加上‘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一句。在‘确有其粗，而无其细’之后，特意加上‘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临近黄昏，彭德怀毅然站起身，拿起笔，郑重地在信的末尾写上“顺致敬礼”，并签上“彭德怀”三个字，随后在信封上写下“毛主席亲收”。
他叫来王承光，十分坦然而又坚定地说：“王参谋，你把信马上送到主席处！”王承光从办公桌上拿起信，转身大步流星地向毛泽东住处美庐走去。
彭德怀长长地出了口气，脸上露出笑容，推开门走了出去。
随着王承光远去的脚步声，这封信已经是覆水难收了。这封后来被冠为“意见书”的信，现在看起来很平常，就是要求认真总结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客观反映了实际情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与要求，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这份“意见书”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存在的严重问题比起来，并不尖锐，批评也不算彻底，彭德怀下笔是相当客气、相当留情的。它是在肯定“三面红旗”成绩的前提下提出问题的，是心平气和与人为善地切中时弊，是善意的劝诫。
但是，在那个时代却是大逆不道。因为彭德怀说出了多数人眼里所有，却多数人嘴里所无的话语；写出了多数人心中所有，却多数人笔下所无的“意见”。收到彭德怀的信后，毛泽东突然变得寝食不安，情绪烦躁，吃了安眠药仍难以入睡。他与彭德怀过去的争吵，以及近年的尖锐分歧，又历历浮现在脑际。毛泽东坐在美庐阳台的藤椅上，悠闲地抽着烟，观赏着东谷的美丽景色，目光却是沉郁的。他从上午一直坐到晚上，膝盖上摊着彭德怀的那封信。
他显然不喜欢这封信，曾面带苦笑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彭老总批给我看的净是消极材料，尽给我送消极材料。”
相比之下，他愿意看反映成绩的材料，接着点出了几个人的姓名后说：“他们送的材料积极。”
据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收到彭德怀的信后，毛泽东突然变得寝食不安，情绪烦躁，吃了安眠药仍难以入睡。
毛泽东处于巨大的矛盾漩涡之中。他如今多多少少开始承认大跃进以来的缺点错误，也试图给大跃进降温，并已经着手进行局部纠正。但他不愿意让人们给形势泼冷水。他认为：缺点和错误是存在的，已经改了，那些发表反对意见的人还要求改，他们抓住这些东西来攻击总路线，把总路线引到错误的方向去。他反复斟酌后确定，彭德怀这封信就是要求改到相反的方向去，从“左”改到右去。
恰好这几年，国际形势错综复杂，黑云压城，国内也不安宁。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同年6月、10月，波兰波兹南事件、华沙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相继发生。1956年，中国也发生了少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闹退社、极少数反革命分子破坏捣乱等事件。毛泽东越来越陷入党变修、国变色的深重忧虑之中，警惕地注视着，防止着1956年以来国际共运中所发生的事件在中国重演。
这时候，敢于直言的彭德怀元帅的信摆在了桌子上，分量重，冲击力强，顿时在毛泽东的脑海里掀起了波澜。他与彭德怀过去的争吵，以及近年的尖锐分歧，又历历浮现在脑际，以致对“彭大将军”的信任发生动摇。他绷紧的神经立即把庐山的风云与国际的风云联系在一起了。
基于这种判断，他决定批判彭德怀。
7月16日凌晨，毛泽东提笔在彭德怀写给他“亲收”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题名，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
毛泽东与彭德怀在革命利益上从来是一致的，但当革命利益与个人性格和各自对事物的独特视角结合起来，又糅进政治的因素，问题就复杂了，碰撞就不可避免。7月16日上午，毛泽东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常委召到美庐客厅。他抽着烟，微笑着，神情轻松而平静，这是暴风雨的前奏。他说：“昨天收到彭德怀同志14日的一封信，我已经给这封信加上标题，并指示‘印发各同志参考’。我建议大家评论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常委们不明所以地看着他。
毛泽东又说：“会议延期，让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等同志也上山来，参加会议。如果林彪同志身体还可以，也请他来。”三位常委一愣。毛泽东点的名显然是仔细斟酌过的，他下令用飞机把未到会的中共中央委员从各地接到九江，即刻上山。彭德怀还蒙在鼓里，在别墅室外慢悠悠地打太极拳。
王承光对他说：“彭总，中央办公厅通知，会议延长，日期不定。”
彭德怀兴奋之情不可言状，乐观得不行，思忖着说：“看来我的信起了作用，毛主席看了信，要解决问题了。”
这时，机要通讯员送来文件，看着中央办公厅赶印出的大字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彭德怀感到十分突然，犹如兜头淋了一盆冷水，他愣了一下，嘟囔说：“怎么给加了这么个名字？”
彭德怀这才意识到严重，沉重地踱起步来，说：“我是给主席个人写的信，是供他参考的，怎么一下变成了‘意见书’，事先也不跟我招呼一声，就印发给大家？如果我当时想到此信会要印发的话，我就要尽可能地斟酌一下。” 彭德怀虽觉沉重，却还没有失去政治上的天真单纯，喃喃自语：“让大家讨论一下也好，真理越辩越明！”
这天早饭后，彭德怀一出门就碰到黄克诚，又感到很突然。黄克诚上山后也住在彭德怀住的176号，他俩一个住东头，一个住西头，长期合作的老战友又在庐山聚了头。
彭德怀惊讶地问：“你怎么来了？”
黄克诚答道：“通知我来参加会，早上刚到。”
彭德怀又问：“我给主席写的信你看了吗？你觉得写得怎么样？”
黄克诚本来直率，在彭老总面前更不用拐弯，直接说：“看了，不怎么样，火气太大，有刺。谈谈就行了，写什么信！”
彭德怀更直接：“谈不通嘛！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要引起他重视。”
黄克诚埋怨彭德怀：“你总是感情用事。王德怀、张德怀都可以给主席写信，就是你彭德怀写不得啊！”
彭德怀拧着脖子：“我怎么就写不得？我是好心！”
黄克诚叹息一声走开了。他洞若观火，只有彭老总政治上还那么简单，还在搅他那天真的理。
毛泽东本来对彭德怀的“上书”就不满，讨论信的结果更是激怒了他。他谈笑间就给彭德怀定了路线错误的性质，“右派”的帽子也风趣幽默地给他扣上了。各个小组都在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而且普遍没有反应过来，开炮的很少，赞同的倒很多。因为彭德怀的意见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信中反映的问题睁眼可见。
在第五小组会议室里，黄克诚发言说：“同意主席对形势估计的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现在争论的主要点是中间那句话，两头是一致的。我同意‘议定记录’（草稿）中所提的三条缺点。我补充以下几点：第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第二，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第三，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作风上的主要问题是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讲好的高兴，讲坏的不愉快。”
他还说：“去年兴起了铺张浪费之风，中央出来开会也很铺张，我虽然也吃了玩了，但很不舒服。开会带戏班子的办法不好。对群众讲勤俭持家，几个月不吃肉，干部吃那么好，行吗？”
在第二小组会议室里，周小舟在发言：“庐山会议是高级干部会议，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应着重总结经验教训。我赞成少奇同志所说的‘把成绩讲够，把缺点讲透’。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浮夸作风，与我们上面的计划偏高偏大是有很大关系的。”
周小舟明确表示：“我认为彭老总给主席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我同意。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我认为是可以斟酌的。”
张闻天更加有的放矢，直奔主题。他在华东小组会上发表长篇讲话，整整讲了3个小时。会场气氛相当紧张，张闻天的讲话多次被打断，有些人包括主持人柯庆施抢着插话，表示不同意他的意见。但张闻天毫不让步。当讲到第12点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时，他毫不含糊地表态说：“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的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这封信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他的信是好的，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就不大。”
散会后，彭德怀、张闻天在甬道上一见面，张闻天就兴冲冲地说：“彭总，今天我对你的信给予了支援。”
“我不要你支援。”彭德怀说反话，语气里却充满着感激之情。
开始讨论彭德怀的信以后，毛泽东也有些坐立不安，常常陷入沉思之中，格外注意讨论的动向。
张闻天这个时候“支援”彭德怀显然是帮倒忙。毛泽东本来对彭德怀的“上书”就不满，讨论信的结果更是激怒了他。
7月23日，一个转折的日子，一场悲剧的开始。
8点20分,毛泽东起身到庐山交际处直属招待所参加第二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入主席台后,先环视一下会场情形,从前看到后，显然是找彭德怀。他终于发现彭德怀光着刚剃的头在最后一排坐着。对此，毛泽东流露出不悦神情。
毛泽东坐在主席台上的大藤椅里开始讲话，谈了1958年以来一些同志“左”的倾向，批评了他们放大炮放卫星的浮夸风。然后他望望彭德怀，以他的特有风格说了起来。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觉……”毛泽东以随便的口吻开始，习惯他语言风格的人都知道，他下面要电闪雷鸣了。
“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样一个名词。
“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于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
毛泽东话锋一转，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他站了起来，声调越来越激越和愤慨，话语内容直奔坐在台下的彭德怀而去：“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一条路线。站不稳，扭秧歌，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距右派仅有30公里，相当危险……”
毛泽东谈笑间就给《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定了路线错误的性，“右派”的帽子也风趣幽默地给他扣上了。
“我主要有两条罪状，一条是1070万吨钢，大炼钢铁；一条是人民公社，全世界都反对。但我仍认为大跃进的成绩是伟大的，我坚信我们的事业不会失败，只是多付了一些学费。
“……如果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重新建军……我看解放军也会跟我走！”
话语越讲越激愤，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句句像“石头”，无情地扔向台下的彭德怀。很多人听了这话都感到吃惊，觉得说得太重。
彭德怀如遇晴天霹雳、当头一棒，这位以沉着坚定著称的大军统帅几乎丧失自制。他掐着虎口以极大的耐力压制着内心的痛苦，几乎要坐不住了。
会议在上午11点30分结束，与会领导陆续向外走。彭德怀激动、气愤、郁闷，身体摇晃着走出会场。下了礼堂门外的台阶走出不远，彭德怀猛一回头，看到毛泽东夹在人群中正朝他这边走来，谈笑风生。
被一种难以克制的委屈与埋怨情绪驱动着，彭德怀狠狠地掐了下虎口，迎过去，快步走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停住脚，挺和气地打招呼：“彭总，我们谈谈吧？”
彭德怀却直截了当地说：“主席，7月14日的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为什么把它印发了？”
毛泽东怔了一下，接着眉头微微一皱，冷着脸回答说：“你也没有讲不要我印发吧？”
不善辞令的彭德怀一时语塞。他本来还有话要说，硬是嘴唇嚅动着强咽下去了。毛泽东和缓了口气：“彭总，我们谈谈吧？”
彭德怀的脸涨红了，一边走一边甩手，态度十分生硬地大声说：“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气呼呼地走开了。
对于彭德怀的这一举动,随行人员又是一惊。中央领导中还没有谁敢和毛泽东这样耍态度的。在场的同志面面相觑,很不理解，也为彭德怀捏了一把汗。
毛泽东望着他，出乎意料没有发火，只是喃喃地说：“没关系嘛，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嘛。”
两块“石头”的激烈碰撞,火花四溅,惊心动魄,使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
回到住处，毛泽东的情绪不好，闷闷不乐。而前来他这里汇报情况的领导忽然增多了。毛泽东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解决彭德怀等的右倾问题。“神仙会”一下升格变成了路线斗争会。
毛泽东严肃批判彭德怀：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号召反右，会议批判急剧升级。
彭德怀以为“主席点了我的名，骂了一通，出了气”，笼罩在庐山的浓雾总该散了。他正要收拾行装准备下山回京，没有料到庐山更浓重的云雾正在凝聚。就在毛泽东7月23日上午讲话以后，到26日短短三四天内，不平静的庐山又发生了一些事情，促使批判迅速升温，风暴更加强劲。
7月23日夜间，情绪激动的“秀才”们去看望黄克诚，正好遇见彭德怀来找黄克诚议事，他们告辞走出门时，恰巧被管安全、保卫的一位领导人撞见。此时聚会，密谋什么十分可疑，他报告了毛泽东。后来毛泽东说彭德怀有个“军事俱乐部”，大概与这个偶然发生的细节不无关系。
没有资格上庐山的人，同彭德怀、张闻天一样批评缺点、错误的亦大有人在。刚好毛泽东收到一封洋洋万言的长信，作者是李云仲，东北协作区办公室综合组组长。他坦率进言：最近一年来，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且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左”倾冒险主义思潮曾形成一个主流。
对来自下面的批评意见，毛泽东也听不进去，而且认为是与彭德怀山上山下遥相呼应，都是向他的挑战。
毛泽东认真看起张闻天的发言简报来。看着看着，他又想起了长征中的会理会议，林彪写的那封信，于是，他严厉批评彭德怀的同时，又捎带上了张闻天，认为他也有右倾情绪。从1941年到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屡次提起林彪那封信的事，板子都不打林彪而是打彭德怀、张闻天，说张闻天挑拨林彪、彭德怀反对并企图取代“三人团”，怀疑彭德怀为夺兵权与张闻天密谋，唆使林彪写那封信。
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更加深了他对彭德怀的误解。
7月31日一早，彭德怀走进毛泽东住处“美庐”客厅的时候，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贺龙等已在座，另一边坐着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等。这是一次中央常委会，黄克诚他们几个人是被吸收来列席旁听的，实际上是陪绑挨批的。
毛泽东见彭德怀进来，打招呼道：“彭德怀同志，中央常委特地开个会，谈一谈你的问题。”
毛泽东对面一张沙发空着，彭德怀一看就明白是留给他的，他走向那张沙发坐下来，平视地瞅一眼毛泽东，掏出一根“中华”烟。
毛泽东问：“你不是戒了吗？”
“又抽上了。”
“抽我的。”他把一筒“熊猫”烟推过去。
会议开始，毛泽东首先讲话。他没有谈7月14日彭德怀的信，却系统地讲起了李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集团，批评彭德怀在历次路线斗争中都犯有错误。
彭德怀插话说：“到1934年12月间就已经转过来了，认识到还是由毛泽东同志领导好，这是事实证明了的，这话我对黄克诚讲过。”
毛泽东接着说，在几次路线斗争中你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很难说。
彭德怀赶紧说了一句：“我都61岁了，耳已顺了，不要紧的。”
毛泽东又严肃地问彭德怀：“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31年了，是否如此？”
彭德怀感到受到极大伤害，毛泽东的气话等于把他几十年的忠诚、奉献都抹杀了。他当然不能同意，但没有正面反驳，而是讲述了一件往事，想说明他从很早的时候就把毛泽东当作自己的先生，对他是很尊敬的。他说：“我认为同主席的关系是对半开。政治与感情，你是结成一起的，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提得那么高，我还没有理解，跟不上，掉队远。许多历史事件，我一生无笔记，文件全烧了。对问题认识有分歧，但不能说感情不融洽。”
毛泽东平静下来，说：“老彭出身劳动人民，对群众有感情，问题是经验主义。”
彭德怀承认：“经验主义是肯定有，靠自己几十年经验办事，只读过两年旧书，当元帅不行，当副手，刚愎自用。张飞这个绰号是主席取的……”
他勉强表示：“我是个是非各半的人，同主席的关系是对半开。有农民的无政府思想，叫‘主席’都不习惯。多年养成孤僻性格，无事不登三宝殿。”
毛泽东寸步不让：“还是三七开。”彭德怀只好沉默。
谈话不欢而散。
8月2日，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毛泽东讲话号召反右。他说：反“左”必出右，现在不是反“左”而是反右，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他把张闻天列入彭德怀的“副帅”，打进“不能改”的行列，说王明没有改，洛甫也没改，旧病复发，他还在发疟疾。
毛泽东的讲话是动员令，批判在急骤升温。
彭德怀作了初步检讨后，被叫去接受各小组批判。
康生声嘶力竭地煽动说：“彭德怀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他是在拉队伍，如再不反击，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他的整个检讨是避重就轻，能滑就滑过去……”
彭德怀忍不住回敬了一句：“康老，你比我滑得还快，你前两天不也高喊反‘左’吗？”
康生一脸尴尬。陈伯达扶扶眼镜，说：“彭德怀反党、反毛主席的野心已久，他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反对大跃进……”
彭德怀抢着反驳一句：“陈伯达，我哪来这么多‘反对反对’呀？”
柯庆施发言了：“彭德怀，你不要堵人家的嘴嘛！你完全是有准备、有计划、有目的地反党，你的军事俱乐部就是铁证！”
彭德怀气急了：“柯庆施，我什么时间成立了俱乐部？谁是成员出来报名呀！那是主席的比喻，比喻，你懂吗？”
就在这时候，毛泽东来到会场，会场立即安静了。一阵掌声过后，他挥挥手，说：“该谁发言了？继续谈嘛，谈嘛。”
会场沉默了。沉默了一会儿，便爆发了对彭德怀急风暴雨似的大批判。
彭德怀终于明白，毛泽东所要发动的斗争，已远远超出了那封信的范围。他只得痛苦地保证做到三条：一、不会自杀；二、不会当反革命；三、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种田，自食其力
8月1日，“八一”建军节。毛泽东主持中央常委扩大会继续猛烈批判彭德怀。会议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有一多半时间是毛泽东在讲话，他的讲话是漫谈式的，但话锋尖锐。在毛泽东讲话的间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等都有一些插话，大都是提一两个具体问题，或对前面的发言作点补充。
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德。他像过去一样宽容、诚恳：“德怀同志过去是有功劳的，但个人英雄主义也突出。老彭有个特点，容易固执己见，有一股傲脾气……”
“隔靴搔痒。”毛泽东轻轻摇头说，一边抬起右腿来，用两个指头在鞋面比画了两下，“没有击中要害。”
朱德尴尬地停止了发言。他在会议后期基本保持缄默,用沉默表示他的意见。
林彪不辱使命，将不轻易脱帽的脑袋从沙发深处拔出来，用他特有的尖细声调扣大帽子：“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来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林彪是7月29日上山的，他在北京就知道庐山“出了事”，所以一发言就拔高了调门。
毛泽东听后显然赞赏，但不动声色地靠在椅背上抽烟。
彭德怀忍不住了：“你说我是野心家，想把毛泽东赶下台，你们愿意听，我可不能那么讲。我没有辩护律师，你们对我像法庭审判！”
林彪继续以奇怪逻辑批判彭德怀：“你要抛掉个人的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泽东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毛泽东接上说：“你说过参加革命干大事，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这都是客气话。先生、学生是讲集体。劳动人民才是先生。尊重劳动人民为先生的思想你没有建立。上海会议重点在批评李富春，捎了你一句，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林彪煞有介事地说：“彭德怀同志,你上山急于发难,是不是有背景呀？前不久你访问了苏联和东欧各国,赫鲁晓夫对你的评价那么高,你答应了他什么？”
彭德怀忍不住了：“屁话！我一句外国话也不会，跟赫秃子说了些什么话，你们找翻译调查嘛！”
毛泽东见彭德怀还气冲牛斗，便疾言厉色道：“老彭，我晓得你从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憋了那么久，这次就发到庐山上来了。好家伙，简直要把昆仑山脉推下去……”
彭德怀马上申辩：“主席，你说过对任何事物都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去年，我也赞成过共产风，后来才有所认识。上海会议，我就提过意见，你不是不知道。这次给你写信，丝毫没有什么恶意嘛。”
毛泽东更为严厉地指斥：“你骂了二十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呢？！”
“我……”忍无可忍的彭德怀忽地站起来，拉大嗓门说了句粗话。
被人们仰视惯了的毛泽东，很不习惯地接受着彭德怀平视的目光，保持着固有的镇静。他把大半截烟卷狠狠地拧灭在烟灰缸里，终于愤怒地说：“我66岁了，你61岁，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毛泽东这一番话，明显地流露出对彭德怀的疑忌与戒备，也反映出他发动这场斗争的内心考虑。
彭德怀张张嘴，又咬住嘴唇强忍着。
毛泽东问他：“30年了，难道今天要分手？”
彭德怀一惊，痛苦而倔强地回答：“分手不分手那是你的问题！”
彭德怀终于明白，毛泽东所要发动的斗争，已远远超出了那封信的范围。最后，他只得表示：“不管最后会议给我作出什么结论，我保证做到三条：一、不会自杀；二、不会当反革命；三、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种田，自食其力。”
彭德怀陵园的彭德怀铜像
8月1日晚间，彭德怀坐在住室的灯下写《庐山笔记》：“7月23日，毛主席给了我一闷棒，这棒叫做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将历史上的所有旧账翻出来一连打了好几十棒，这就是‘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联盟’、‘军阀主义’、‘大国主义’……有些打了好几次，打得遍体伤痕，两股无肉，然后立案画押，以后不准翻案，不准辩驳。”
“据我看，你这一棒打得不适当，不仅在政治上要打死一些人，而且经济上会要打出一个大马鞍形。”
他读着自己违心的检讨稿，像吞着一只只苍蝇。他慢慢抓起那支红铅笔，像抓起画押的判笔，咬紧牙关在检讨的落款处签上了“彭德怀”三个字。
办公室主任王焰、秘书郑文翰奉命上庐山，彭德怀向他们具体交代写检讨的事：“请你们上山来为我代写检讨，由郑文翰主笔，王焰把握分寸。”
两人畏难地说：“这怎么写……”
“你们发什么愣呀，啊！”彭德怀突然对两人的畏难情绪发起火来，“你们痛痛快快地写嘛，写得越深刻越彻底越好。”
两人惊愕地望着显得陌生的彭老总。他又吼出一句：“我是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
显而易见，否定自己的正确是痛苦的，要亲手把自己为国为民的红心抹黑，要将高尚贬为卑污，则不仅是痛苦，简直有将自己放在案板上被砍肉剔骨的感觉。
深夜。彭德怀坐在台灯前，轻声地念着自己的检讨：“我在7月14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上，发表了一系列右倾机会主义的谬论。向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进行了攻击……7月14日的这封信，实际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
这太违背事实亦太违心了！彭德怀看着稿子，简直难以相信是自己的检讨，骂的仿佛是哪个“帝修反”分子。他突然把稿子扔在一边，用双手支撑着眩晕的脑袋，泥塑木雕般呆坐在椅子上，垂着头。
稍顷，他又慢慢抬起头来，抓起稿子，硬着头皮读下去。
“我的右倾观点，主要表现在：把党所领导的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对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大泼冷水，横加指责，伤害群众和干部的革命干劲和建设热情……把9千万人炼钢铁的巨大意义，说成是‘有失有得’……”其实他在原稿上写的是“有得有失”，秘书抄写时误写成“有失有得”，被批判者揪住大做文章。
他读着自己违心的检讨稿，像吞着一只只苍蝇。他又一次打住了。他猛地站起来，像一头困在樊笼里的暴狮，眼瞪着，狂吼着，“扑扑通通”的脚步声震得地板直抖动。
“这次错误的严重性，还因为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偶然错误，而是一种有准备、有组织的行动。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军事俱乐部’就是发动这次进攻的‘司令部’……”
总算看完了。他大喘着气，像打了一次惨重的败仗似的，瘫在了椅子上。他慢慢抓起那支红铅笔，像抓起画押的判笔，咬紧牙关在检讨的落款处签上了“彭德怀”三个字。
他木然地闭上双眼，铅笔从他的手里落在地上，摔断的笔头被无情地抛到一块残缺的砖缝里。
8月14日晚，彭德怀要求见毛泽东。这天他表情严肃，步履沉重地走进了美庐。毛泽东在二楼卧室接见了他，两个人谈了半个小时左右。警卫人员虽不能听到谈话内容，但能听到两人声音都很大，近乎吵架。彭德怀走出毛泽东房间时十分激动、气愤，带着一副倔强的神情独自离去了。两位老战友的心已经离得很远，谈话很不投机，只能是不欢而散。
8月16日上午，八届八中全会结束，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同时决定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分别调离国防部、外交部、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他们四人被列入“反党集团”成员，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
8月17日白天，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提名由林彪代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
当时，彭德怀又求见毛泽东。这次他俩谈了40分钟，当彭德怀独自出来，走下台阶时差一点失足，被卫士扶住。他说：“不要紧，不会跌跤的。”卫士们望着彭大将军的背影，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彭德怀在走廊上沉沉地踱步，望着远处的山冈，那里已被云雾笼罩。
不合时宜上庐山来度假的浦安修轻轻走过来，问：“会议结束了？”
彭德怀点点头：“结束了，决议也通过了，咱们该回去了。”
浦安修叹了口气，目光也望向远处的山峰。山深不知处，庐山的云雾她更看不懂，目光里只有迷茫。
浦安修没有从丈夫的脸色和远处的山峰，寻找到丈夫命运的信息。她走进庐山交际处杨尚昆的房间，直接地问道：“彭老总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杨尚昆毫不犹豫地回答：“人民内部矛盾！”正是这简单的六个字，使她得到宽慰。她已经没有什么奢望，只要丈夫不是可怕的“敌我矛盾”，她就如释重负了。至于接踵而来的接二连三的政治灾难，她当时还没有思想准备。
会理“夺权”真相
1935年，长征途中，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毛泽东自己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当时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就连“三人团”中的王稼祥也不理解，他向张闻天反映，老兜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因此，下面的一般指战员和士兵中误解更大。
此时，身为第一军团军团长的林彪抱怨说，毛泽东迫使部队走了冤枉路。他把红军北上的路线比作一张弓，认为部队是沿着弓背而不是沿着弓弦行军，走的不是捷径，走的尽是“弓背路”。说什么“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是在敌人面前逃跑，使部队精力消耗殆尽，毛泽东这样指挥不会成功。林彪的言论立即遭到了第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的反对，他对林彪说：我们是在敌人的口袋里，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出其不意地迂回行动，怎么可能突围？毛泽东指挥没错！但是林彪没有听，私下里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志随军主持大计，把战场上的指挥权交给彭德怀，即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说道：现在有人反对穿插、迂回的作战方针，多跑了一些路，有意见发牢骚，甚至给中央写信，要求改换领导，这是动摇的表现，是右倾机会主义行为。毛泽东批评了林彪的信，指出这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应，强调部队绕道前进是必要的。
当时彭德怀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打会理城上，他仅就军事行动问题发表了意见。不料他的发言突然被毛泽东打断，毛泽东大声说：“彭德怀同志你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在困难中动摇，这是右倾；林彪写的信是你鼓动起来的。”
彭德怀感到突如其来，莫名其妙。他对毛泽东的批评百思不得其解。
林彪则坐在一旁，低着头，沉着脸。毛泽东的话音刚落，林彪赶紧抬起头说：“我给中央写信，没有什么想法，主要因为老跑路，心里烦闷……”没有等林彪把话讲完，毛泽东就接过话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毛泽东对林彪并不介意，他在话语间无疑认为彭德怀是指使林彪写信的后台，把根子找到了彭德怀身上。因此，毛泽东指责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
此时，敌军已迫近金沙江，彭德怀没等开完会就去指挥打仗了。对于与林彪写信的关系，他没有也没来得及去争辩。不过最后彭德怀声明：林彪给中央写信，事先我不知道，更不是我鼓动写的。
对于这次会上毛泽东对他的批评，彭德怀并没有在意。他认为此事反正与自己无关，日久自然明。但他没有想到，从会理会议到庐山会议整整24年间，毛泽东却先后4次提到这件事。由此可见，毛泽东在这件事上对彭德怀的误解是很深的。彭德怀更万万没有料到，当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重提此事时，为他澄清这个事实的竟是林彪。
1959年8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批评彭德怀,在算彭德怀的历史旧账时又提到了会理会议的问题，即林彪写信要毛、朱、周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来指挥红军作战一事，用以说明彭德怀闹独立，反对他。
彭德怀感到不申明不行了，于是他说：“既然主席多次提到过会理的事情，这次就把问题搞清楚，不然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林彪同志，请你说话，你写的那封信与我彭德怀有没有关系？”
当事人面对面，林彪不得不站出来说：“我当时写信给中央，要毛、朱、周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指挥作战，事前并没有同彭德怀商量过，与彭德怀无关。”“写信彭不知道。”
彭德怀释然了，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总算澄清了二十多年的一个误会。这时，彭德怀才详细说明原委。关于这封信，彭德怀说：在会理会议时才看到，事先“没有同林彪谈过话”，“此信与我无关”。在会上，“我也批评了林彪的信：遵义会议上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就更不妥当”。对毛泽东的指责，彭德怀后来写道：“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在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我就没有申明……我采取了日久自然明的态度，作了自我批评。”
听完彭德怀的说明，林彪愈加感到不自然。毛泽东木然地坐在那里，脸上毫无表情。批判会的气氛凉了，淡了。
四 出访东欧 “里通外国”之谜
“文革”中，“四人帮”诬蔑彭德怀的第五大罪状就是“结党营私，里通外国，多次阴谋搞军事活动”，诬称他出国访问时与赫鲁晓夫有勾结。彭德怀对这条莫须有的罪状最为愤怒。从庐山会议开始，他一直戴着“里通外国”的“帽子”，饱受冤屈。当年彭德怀出访东欧，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彭德怀率团出访东欧，每到一地，当地人民就倾城而出，夹道欢迎，呼喊着：英雄，中国！英雄，彭德怀
从1959年4月24日至6月12日，彭德怀奉中共中央之命，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出访东欧七个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代表团成员中有王树声大将、萧华上将、杨得志上将、张宗逊上将、陈伯钧上将等我军著名将领。
这次出访的背景是：匈牙利和波兰事件过去不久，一些东欧国家政局依然动荡，和苏联的关系十分紧张，他们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很有怨气，有的地方出现群众性的反苏示威游行。苏联方面想显示一下中苏两国仍是“坚如磐石”般的团结，同时希望中国能出面做做东欧国家的工作；东欧国家也希望中国在政治上给予支持，帮助稳定一下民心。
代表团临行之前，党中央和毛泽东向彭德怀交代的任务就是要去做团结的工作，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团结起来才有力量，要团结还是得有一个“头”，这个“头”还得是苏联。毛泽东亲口对中央领导们说，做这个工作的最好人选就是彭老总。
由于抗美援朝的胜利，彭德怀在世界上享有当之无愧的盛名。代表团在东欧国家访问时，每到一地，当地人民就倾城而出，夹道欢迎，争睹彭德怀的风采，他们呼喊着：“英雄，中国！英雄，彭德怀！”
彭德怀一次又一次地对东欧国家的领导人说：“不要喊我英雄，受欢迎的不应该是我，应该是那些在战场上献出生命和鲜血的我的同志们，应该是这些同志的母亲、妻子和他们的亲人。”
在向东欧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如实介绍中国人民为抗美援朝战争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之后，彭德怀说：“绝不是我们要打这场战争，更不是我们做好了准备去打的。我们才站起来，才几万吨钢，气还没喘过来呢！是迫不得已啊，我们才打了这场我们本来打不起、不愿打的战争的！我们是用人头去抵挡人家的优势武器的。可是万千人头给我们换来的不仅仅是胜利，还有一屁股的债！苏联人给了我们一些武器，大多是他们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剩下的，准备化铁的。可是算的价钱并不低，趁机捞了我们一把，在我们这个干骨头兄弟身上刮油。我们忍痛了，没有说话，为的是这个社会主义国际大家庭的团结……”
彭德怀常常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与愤怒说：“不平等就没有团结，不公平就没有合作！手伸得很长的人是可怕的，谈何团结？”
彭德怀的真挚坦率，使东欧国家对中国更信任、更理解了，从而增进了团结和友谊。
回到宾馆，有的将军劝彭总，是不是多从正面谈，不要涉及苏联的是非，不然会火上浇油。
彭德怀不以为然道：“早晚也得说，我们不能叫兄弟国家感到中国人是傻帽儿，日后又奇怪我们怎么突然变了调！”
这是彭德怀的一贯态度，他早就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不满。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要和中国建立联合舰队、长波电台，彭德怀强烈反对，他怒斥道：“赫鲁晓夫的屁股也太大了，屙屎也不看个地方！”
彭德怀预感到中苏分歧有不可避免的扩大趋势，他多次指示国防部办公厅外事处处长朱开印大校：“不要什么都给人家看，什么都给人家说，老公老婆还有翻脸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多长个脑子！”
越是讨厌赫鲁晓夫，却越是偏偏碰到他。中国代表团到达阿尔巴尼亚后，赫鲁晓夫也率团来到这里访问。阿尔巴尼亚召开大会欢迎赫鲁晓夫，邀请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参加，彭德怀婉言谢绝，阿国防部长来请了几次，彭德怀就是不答应。最后，阿尔巴尼亚最高领导人霍查出面劝说，彭德怀没有辙了，为了不使主人为难，彭德怀率部分团员参加了大会。然而，毕竟心里别扭，坐在主席台上的彭德怀没有等大会开完就退席了。
回到住处，大家问他怎么回来了，彭德怀大声说：“我看不惯赫鲁晓夫，张牙舞爪的！”
随后在游击队宫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上，主人把彭德怀安排在主宾席，与赫鲁晓夫同席。外交场合总要应酬一下，当赫鲁晓夫主动向彭德怀敬酒、表示欢迎中国代表团即将访问苏联的时候，彭德怀举了举杯，淡淡地咕哝了句“要去要去”，说完就和谢胡等人坐到一起，谈个没完，没有再理睬赫鲁晓夫。
事后，翻译小声问：“彭总，您怎么不和人家寒暄几句？”
彭德怀没好气：“我才不听他吹大牛！”
乌布利希的要求给了彭德怀不小的精神刺激，他说：人家吃80公斤的肉，你吃20公斤，吃10年、8年还可以，久了，你什么政治思想工作也填不满他的肚子，拴不住他的心
军事代表团出访之前，正是国内大灾大难开始露头之时，各地市场供应越来越紧张，人民吃不饱肚子已是普遍的现象。当时，彭德怀和其他将军们的头脑中都有一个框框，既然东欧国家群众闹事，政局动荡，一定是他们的经济工作出了问题，那里的人民生活很苦，从而对政府不满意吧。
然而，一出国门，实地看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非常优裕，比咱们中国老百姓的日子强多了。
这种巨大的反差给代表团每个成员很大的心理冲击，更引起彭德怀的深思。每到一地，他都不忘去看看农村，大概是怕人家弄虚作假，也跟中国人那样搞浮夸风，所以他常常突然要求人家中途停车，去参观不是接待计划中预定的地方。他大步走在前面，直接迈进农户家门，询问主人家里的人口、耕地、收入等情况，“洋农民”夫妇惊讶地陪着这个中国的不速之客和他的同事们，因为这个怪老头子偏要亲眼看一看粮仓，有没有粮食；还要求打开衣柜，看看有什么衣服。
彭德怀看到有的农舍就是一座座漂亮的别墅豪宅，整个村庄就像个大花园。农民开着自己的小车或骑着摩托车下地干活，不仅丰衣足食，每年的节假日还要携妻带子到风景区旅游，他情不自禁，大声赞叹：“可以了，很可以了!”激动的时候，他对大家说：“共产主义在哪里呢？就在这里！”
日子过得这么滋润，怎么还要闹事呢？代表团很快就了解到,因为和更发达的西欧国家比,东欧国家已经算落后了。西方国家的煽动、东欧党在政策上的失误以及历史上人们对俄国人的反感情绪,搞得人民和政府间的矛盾错综复杂。
在国外也处处认真调查研究、一丝不苟的彭德怀，常常低头思索，长吁短叹。他的大脑里交替出现中国农村和东欧农村那有天壤之别的两幅图画。其时其地，他怎么能不想起中国庄稼霉烂的原野和那烟火漫天的炼钢小土群？他怎么能不想起放过“高产卫星”后的农村那老弱妇幼伸出的干瘦手臂？他怎么能不想起乌石故乡的人民对他那信赖和求助的目光？
代表团里终日忙碌、跑前跑后的成员要数朱开印大校了，他见彭德怀紧锁愁眉，心情越来越沉重，便问候道：“老总啊，您是不是生病了？”
彭德怀说：“是啊，我病了，病得不轻呢！朱开印，我得了大病，叫‘恐惧病’。我担心中国老百姓打我们扁担啊！”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乌布利希主席亲自陪同中国代表团考察东西柏林分界线，他对彭德怀说，对面的西德在拼命搞福利社会，想以此炫耀他们制度的“优越”。最近，他们提出一个指标，要把每个西德人年均肉食消费量提高到80公斤，这对东德政府是个不小的挑战，给我们很大的压力……
说到这里，乌布利希把话题一转：“最近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我从报纸上知道，贵国在粮食和肉类的生产上取得特大丰收，有大量节余。亲爱的元帅同志，您能否向贵国政府转达我们的意见，就是希望你们能帮助我们在肉食品供应上也接近西德的这个水平？”
彭德怀硬着头皮听翻译复述乌布利希的要求，在一旁的中国人无不感到汗颜。沉默了好久，彭德怀才缓慢而严肃地回答道：“主席同志，因为我不分管国民经济工作，所以对这方面的事情不太了解。但据我前不久在我国的一些地方的调查，各地报纸宣传都有很多假话，我们的粮食和肉类不是很多，而是很缺。这是实话，绝没有拒绝帮助你们的意思。回去后我将向我们的中央反映您的要求，也希望您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乌布利希的要求给了彭德怀不小的精神刺激。那天一回到宾馆，彭德怀一边脱衣服，一边着急地喊来朱开印：“老朱，我问你，你一年吃多少肉？”
朱开印愣了一下说：“我也没有算过呀！”
“有没有80公斤？”
“天呀，80公斤？要撑死我呀！”
彭德怀摇头苦笑，复又长叹道：“我们的老百姓要是知道人家要我们帮助他们每年吃上80公斤的肉，不知要作何感想哦！”
王树声大将在旁边插话说：“唉，我们吹得太过分了！今天听乌布利希对我们的赞扬，我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有一位将军跟着发表一番宏论：“我们中国人生活虽然艰苦，但仍然保持着高昂的政治热情，冲天的革命干劲。这说明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有无比的威力。”
彭德怀把手里的军服往沙发上一丢，接过话茬儿：“是呀，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好啊，他们苦惯了，穷惯了！”他停顿了片刻，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懑，提高了声音：“什么政治思想工作好？应该想想了，我们的工作哪些方面不好，对不对得起中国的老百姓？”
大家都安静下来，听彭德怀说下去。
“现在这种竞争，不仅仅是东德和西德，东欧和西欧，而是东方和西方。人家吃80公斤的肉，你吃20公斤，吃10年、8年还可以，久了，你什么政治思想工作也填不满他的肚子，拴不住他的心！何况，我们3个月不知肉味的老百姓还多得很哩！”
说完这一席话，彭德怀走到窗户前，久久眺望着东柏林市区，夕阳把天边洁白柔软的云层染成玫瑰红，也给凭窗沉思的老兵身上披上一层淡淡的光晕。
此刻，身在异国的彭德怀思绪万千，他在比较，他在思索，社会主义道路究竟应该怎么走？然而，他万万想不到这次出访竟会给他带来毁灭的命运，他和乌布利希的谈话，也被人诬陷为“从外国取来的经”。
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宣布“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毛泽东插话道：只要不是里通外国。彭德怀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发出怒吼：诬蔑！诬蔑！完全是莫须有
1962年1月中旬，全国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云集北京。在大会召开之前，彭德怀收到中央办公厅送来的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大会报告全文。从总体上看，他对报告还是满意的，因为报告承认了几年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及其原因。但是，彭德怀对报告中这样一段话深感失望和愤懑：
“庐山会议突然出现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进攻，他企图利用当时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来达到他蓄谋已久的篡党目的。这样，会议就被迫地不能不转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
彭德怀把出席会议的通知收起来，他向中央请了假，不去参加会议。他意识到，即使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证明自己没有错，中央也不打算为自己平反。他满腹委屈地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也不指望平反了，只要人民群众有饭吃就好。”
1月27日，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对七千名与会者作报告，谈到庐山会议时，他说：“我们开展这场斗争是不是只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
既然给毛泽东写信不是错误，那又为什么不给彭德怀平反呢？刘少奇说出一个完全背离事实的奇怪结论：“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扯过麦克风，插话说：“只要不是里通外国。”
彭德怀看到这份正式报告文件，脸色骤变，他五内如焚，怒不可遏，拍案而起。他在屋里急速走了两圈，从喉咙里发出怒吼：“诬蔑！诬蔑！完全是莫须有！”他一把抓起电话，要通中共中央办公厅，他对着话筒喊道：“我是彭德怀，请转主席和刘少奇同志，所谓‘里通外国’，我彭德怀向党郑重申明，没有此事！”
他重重地扣下话筒，面无血色，扶着椅子大口大口地喘息着，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有个长篇讲话，其中有段精彩的话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他说：“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党章的，上了我们宪法的。”
然而，在对待彭德怀的问题上，毛泽东却做了既不符合党章、又不符合宪法的事。他一锤定音，把一个捕风捉影的“里通外国”的罪名强加到彭德怀的头上。从此，“里通外国”成了紧箍咒，死死地套在彭德怀的头上。
针对“党内小集团”说,彭德怀质问道：“这个小集团的政治纲领是什么？有哪些成员呢？既没有政治纲领,又没有具体成员,那不是虚构是什么呢？”
针对“里通外国”说，彭德怀愤然驳斥道：“我同任何外国人都没有个人接触。”“完全是无中生有！”
最后，彭德怀写道：“真理只有一个。这个结论是主观主义的，事实将要证明它是错误的……这对我是诬蔑！”
朱开印澄清彭德怀“里通外国”真相
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一大攻击就是说他“里通外国”。对于这个罪名，彭德怀态度强硬，坚决反驳。
在庐山，还只是有人拐弯抹角地提出：“彭德怀同志前不久访问了东欧各国，上山后急于发难，是不是有什么背景？”毛泽东在8月1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说：“这次从国际上取了点经（不能断定）”，“闻了人家对大跃进、公社看法的气味。”于是有人就把“里通外国”作为彭德怀的罪状提了出来，其根据就是他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期间与赫鲁晓夫有过接触。
彭德怀很气愤，他详细讲述了出访期间与赫鲁晓夫几次礼节性会见的经过、时间、地点、陪同和翻译人员，说：“我根本不懂外国话，同外国人任何谈话都要经过别人的翻译。要里通外国，我怎么去密谈？”
任何解释都是不被相信的，于是就让跟随他出访的人揭发。同去的国防部外事处处长朱开印被叫到会上，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
“在东欧，是不是有人欢呼彭德怀为英雄？”
朱开印：“是的。因为朝鲜战争的胜利，我们每到一地，夹道欢迎的人就高呼：‘英雄，英雄，彭德怀！’”
人们问：“彭德怀有什么表示？”
朱开印：“他总说我不是英雄，受欢迎的不应该是我，应该是在战场上献出生命和鲜血的战士同志，是这些同志的母亲、妻子以及他们所有的亲人。”
“他在阿尔巴尼亚为什么参加欢迎赫鲁晓夫的会？”
朱开印：“那是因为主人反复邀请，为了不使主人为难，彭德怀才决定参加。”
“彭德怀和赫鲁晓夫递过眼色没有？”
朱开印：“我没有看出来，只看到彭德怀很冷淡。”
“他们笑过没有？”
朱开印：“我没特别留心。我想彭德怀总是要笑一下的，招待会上，大家都乐哈哈的，他总不会哭吧？”
“彭德怀和外国女人拥抱，还接吻，有没有？”
朱开印：“有，不过不是女人，是女孩，几岁，喊彭德怀爷爷，向他献花，要他抱，吻他。大一点的姑娘，几十岁的女人也有要拥抱他亲吻他的，他总是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中国没有这个规矩。”
有人突然提出：“彭德怀和张闻天在飞机上谈了什么？”
那是张闻天作为观察员去列席华沙条约会时，碰巧与中国军事代表团同坐一架飞机去华沙。
朱开印：“他们都坐在一等舱里，一定会说话的。我离得远，怎么能听到他们谈了什么？再说，我也不会注意领导人的谈话，我没这个任务。”
“招待会上，人家喊‘彭德怀乌拉’，他笑眯眯的，是不是？”
朱开印：“他在那里很受欢迎,人们都找他谈话,向他问候,敬酒。不过我没听到人家喊‘彭德怀乌拉’，只听到喊‘毛泽东乌拉’、‘中国乌拉’。”
问话的人不满，高声质问：“难道彭德怀就没有可揭发的吗？”
朱开印曾经在驻外使馆工作过，有应付一些场面的经验。他略作思考说：“有。”
“有什么？”会场肃静。
“彭德怀很小气，人家送给他的礼品，如一些粗瓷茶壶茶杯，他收罗了一大筐，说一件不能丢，都要运回来。他还爱给服务人员送礼，我们带的东西送完了，他还叫我们记下人家的名字，以后寄去。我说，那些茶壶茶杯怎么运，那么多服务人员怎么寄礼品？……”
“啪”的一声，彭德怀手拍桌子站起来，说：“朱开印，你没说全，那些茶壶茶杯是老百姓送的，是人民的心意。你不寄礼品是不对的，不执行我的指示，也是失信于民……”
会议主持者喊道：“彭德怀还在耍威风！”
散会时，外边不知什么时候已下起了雨。彭德怀走到门口，弯腰脱下脚上的皮鞋，提到手里。毛泽东原来的卫士长阎长林看到这些，心里酸酸的，忙跑到哨兵那里要来一件雨衣送上去。
“谢谢！”彭德怀披上雨衣，赤着脚走回永福堂。
林彪、江青利用“里通外国”整垮彭德怀
1967年，对彭德怀“大批斗”的暴风骤雨过去了，随即开始了一场更为残酷而隐秘的斗争——审讯。
中央专案领导小组的要求是对彭德怀在春节前定案，提出要“只争朝夕”，“歼灭战一定要打下来”。
1967年9月28日至12月6日，专案组8次审讯彭德怀的入党问题，目标是“彭德怀是假党员”，以达到对他的历史“一否全否”的目的。偏偏出现一份历史文件，证明彭德怀是1928年入党的真正共产党员。专案组初战失利，从新年开始，又突击审讯彭德怀所谓“里通外国”问题。彭德怀对专案组提出抗议：“对我的审查，用党内同志式的谈问题可以。审讯式的，拒绝谈问题。”主审人答：“对你就是这样，你要老实认罪。”对专案组来说，彭德怀是敌人，并非同志。
从1952年抗美援朝期间至1959年庐山会议前，彭德怀五次去苏联谈判或访问，在专案组的方案中都当作“里通外国”罪行来审查。其中，1955年和1959年的两次访问被列为重点。
1955年5月24日，彭德怀参加华沙条约国会议回国，途经莫斯科。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让翻译费德林向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转达他的意见，他要和彭德怀谈话，主要是谈军事问题，因机密性大，建议苏方只由安东诺夫大将、中方只由刘晓大使参加，指定由费德林任翻译。费德林要刘晓向彭德怀解释，彭德怀听后说，应尊重苏方意见。会谈后回国，彭德怀将会谈内容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审讯开始，从彭德怀谈的情况中得不出“里通外国”的结论，审讯人火了：“我们看你是与赫鲁晓夫共同搞阴谋。”
“由你们定，我无法说，你们说搞阴谋就搞阴谋，你们是客观的吗？”彭德怀回答。
1968年1月10日、11日、12日连续3天，6次审讯，彭德怀正患感冒，不断咳嗽。“过堂”回来满脸怒气，一次气得把收音机扔掉了。
15日、16日、17日3天，又连审6次。审讯者追逼不已，彭德怀大声回答：“我不能满足你们的主观需要！”审讯人大骂：“你攻击！放毒！反攻倒算！抗拒审查！对审查怀恨在心！……”彭德怀忍无可忍，腾地跳起来，拍桌子大吼：“你们的目的达不到！”
从19日起，专案组策划一番，采用车轮战突击审讯彭德怀。每日从晚上7点左右，审讯到第二天凌晨3点。一堆人围着彭德怀，你一喝，我一喊，轮班无休止地追逼，一句话反复问，直至彭德怀极度疲劳，精神恍惚，“要什么给什么”。专案组天天向上报告“战绩”。军委办事组成员李作鹏催促专案组的人，“想尽各种办法把进度搞快点……抓紧时间突，大会斗，小会突，专案审”。24日，专案组汇报战绩后，又指示：“专案工作最大、最难办的是彭德怀。”“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解决问题时要人多一点，人多说得过他，人多压得住他。”“九大以前定案。”
26日，从下午6时到第二天凌晨3时，专案组审讯彭德怀连续9小时。《哨兵日记》记载彭德怀从审讯处被送回囚室的情况：“东倒西歪，前仰后合，精神处于昏迷状。”
春节后审讯的次数更多，时间更长。2月5日从下午2点30分到6日凌晨1点钟，审讯人轮流休息、吃饭，彭德怀不能吃、不能喝、不能休息，连续被折磨11个小时。
专案组车轮战的审讯，不是为了弄清问题，而是逼取口供以便定罪。这一切又是以革命的名义、党组织的面目出现的。彭德怀一生一世只服从真理，不屈服于压力的刚烈气质，时而表现为对那些无端诬指的痛斥痛驳，时而爆发为对专案组的冲天怒火。他不顾灾难后果，对操生杀予夺之权的专案人员捶桌怒吼：“我就是顽固，顽固到底！”“你们把我枪毙了吧！我什么都不怕！”专案组恫吓说：“你这样做没有好下场！”他冷笑道：“好啊！看你们有什么下场！”
春节以后，专案组又逼彭德怀承认1959年在阿尔巴尼亚参加霍查举行的宴会前，和赫鲁晓夫在小休息室“密谈”，“勾结苏修”。彭德怀反复说明，当时有各国贵宾在场，他和赫鲁晓夫只是礼仪性的见面，交谈数语，根本不可能密谈什么。彭德怀把为这一问题被迫写的“认罪书”抄在日记本上，后面写上了一段话：“为此事费了半个月时间，有时搞到半夜。于是，我把平日里所想的和所说的，说成是同赫谈了。现在我知道了，一定要说成是同苏修勾结反对毛主席……现在我懂得了这一条。我过去的了解是，审查是要弄清真相，实事求是，作出合乎事实的真理结论。”“入党宣誓时说过，为了革命利益，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现在是时候了，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巩固和提高毛主席的威信，我应当坚决这样做。”
为了革命，为了党的利益，应当按专案组的要求“认罪”以“巩固毛主席的威信”，还是“抗拒审查”以坚持实事求是呢？在极度痛苦与极度矛盾中，彭德怀作出了极度痛苦和极度矛盾的选择。
1968年3月，林彪的亲信黄永胜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接管后马上对彭德怀继续审讯。
5月7日，从下午开始到8日凌晨1时，专案组5个人“攻他的核心问题”，审讯室内彭德怀忍无可忍，火山爆发。他怒吼、痛骂。回到囚室，拿出一张纸条，写下：“为了革命的利益，必要时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我入党誓词的最后一句，现在是时候了。”
江青直接控制的专案组经过10个月的审讯，用“莫须有”、“逼供信”手段，制造出了一个遗臭万年的《关于彭德怀里通外国问题的审查报告》，于9月18日定稿上报。报告中说：“1959年彭、赫在地拉那直接勾结，是有预谋的，他在同赫的谈话中，恶毒攻击党的三面红旗，露骨地向赫修表示了他的反党野心。赫鲁晓夫对我党也大肆攻击，支持彭德怀取而代之。彭德怀供认他到国外反对毛主席是为了制造国际舆论，取得赫修集团的支持，以达到篡党篡国，夺毛主席的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目的。”
1970年7月2日，江青催促专案组对“主要案犯”定案。7月21日，彭德怀专案组上报《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并据此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除了开杀戒，一代元勋竟被几个由江青封为“无名英雄”的无名走卒判了最高徒刑。
五 “戴罪”返乡 秘密“反党”之谜
1961年，彭德怀回家乡湘潭调研。事后，中央专案组多次专程前往调查，诬称彭德怀“以回乡调查之名，行反党活动之实”。“戴罪”在身的彭德怀，在返乡之时，到底做了些什么事，说了些什么话？
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到哪里都行。地委书记华国锋设宴欢迎，却遭到彭德怀的批评：形式主义、花架子，会劳民伤财的
1961年11月1日早8时，北京到长沙的直达快车准点进站，彭德怀走下站台，跟在他身后的是警卫参谋景希珍、临时秘书金石、司机赵凤池、卫生员吕少俊。在湖南省委和公安厅几个接站干部的陪同下，他缓步走向出站口。
彭德怀告诉大家，这次能来湖南搞调查，是因为他在9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里要求到农村作调查研究，他请求中央允许他先去湖南故乡搞三个月，了解农村情况；冬天回北京；明年春天再去太行山一带。
“10月5号，杨尚昆主任给我来电话，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彭德怀到哪里去都可以，半年也行。’”
正说着，省委的同志进来告诉彭德怀，谢觉哉也住在这里，他听说彭总来了，要来看看。
彭德怀立刻站起来，大声说：“谢老在这里？我要去看他！不能让他来！”他显得很兴奋，在屋里转了两圈，突然他又踌躇起来，跟工作人员要来谢觉哉住处的电话号码，他拿起话筒说：“谢老啊，你不要来看我彭德怀，我有传染病噢！”
电话那头，谢觉哉乐呵呵地说：“我不怕，传染不了我！我一会儿就到！”
彭德怀和老战友谢觉哉在长沙不期而遇，故人相见，不免感叹世事难料，沧桑几度。彭德怀感谢谢老来看他，他满腹悲凉地说：“下了庐山以后，我已经被人们忘掉了，老同志也不敢来往了，在吴家花园，只有总司令来看我，找我下棋……还有帅大姐……”
谢觉哉走后，彭德怀怅然若失，一个人在屋子里枯坐了很久。
下午，湖南省委书记胡继宗来见彭德怀，很有分寸地介绍了全省农村的情况。
晚上，家人彭起超和陈明玉又过来陪伯伯，他们随着人流进了小礼堂。电影开始前，彭起超对伯伯小声说：“我看见陈伯达了，他坐在右边。”
彭德怀哼了一声：“别理他，这个文痞！”
“他为什么也来到长沙？”彭起超的眼睛不时瞅瞅陈伯达的光脑袋。
“听说他比我早一天到。”彭德怀目不斜视，面带冷笑，“大概是来监视我的吧！”
翌日上午，彭德怀一行人驱车到湘潭地委。
当日中午，地委书记华国锋率地委主要领导同志设宴欢迎彭德怀，在饭桌的中心处，摆了一个大冷盘，厨师用不同颜色的咸鸭蛋蛋黄组成了一个“太极图”，十分好看。没有料到彭德怀不欣赏，他用筷子把“太极图”搅乱，对主人们说：“不要搞这个，只要看各位选哪个蛋好吃，随心所欲嘛。形式主义、花架子，会劳民伤财的。”
华国锋愣怔片刻，忙说：“对，对。”随后大家都哈哈笑了起来，尽管主人们笑得很勉强。
吃饭前后，华国锋和彭德怀谈了一些湘潭地区的概况，不算正式汇报。下午，地委找来湘潭县委和石潭区委的领导，向彭德怀汇报了半个多小时。晚上，地委招待彭德怀一行人看戏，出于礼貌，彭德怀去了剧院，可他心里想的是明天回家乡的事，只在剧场坐了一小会儿就悄然离开了。
回到招待所，他问陈明玉：“你了解华国锋吗？”陈明玉说不了解。彭德怀说：“中午他对我说了这样的话：‘从这几年经济困难的实际情况看，还是彭总当年看得远。’我不知他是什么意思，所以没有吭气。如果他是真心话，说明农村的实际情况确实很严重。”
故乡人民依然把彭德怀视为革命元勋、人民功臣。彭德怀了解到真情后，痛苦地说：国家解放这么久了，人民还在饿肚子，我彭德怀有罪呀
11月3日，重返故乡的彭德怀出现在乌石峰下，萧瑟的秋风吹拂着他的丝丝银发和打着补丁的黑布衣服。距离上次回来，整整过了三个年头，如果说那次是荣归故里，那么这一次恰恰乾坤倒转，是“戴罪返乡”了。
故乡的人民齐集于彭家围子，迎接他们心中永远不变的英雄。他们仍然把彭德怀视为革命元勋，人民功臣，是故乡人民的光荣和骄傲。
当彭德怀默默无语地走向老宅时，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一齐拥上来，转眼间，堂屋里，地坪上都站满了人，把老宅围得水泄不通。彭德怀向乡亲们连连拱手，激动地说：“不要喊我老总了，也不是部长了，我过去是打柴棍子，如今还是个普通老百姓，回来当社员的。乡亲们都好吧？”
这一天从中午到傍晚，光是本生产队和大队的社员就来了一百多人，在困难中过苦日子的乡亲们，都想向彭德怀吐露心声。
第二天，晨曦初现，就有人等在彭家围子的坪场，想见彭德怀。此后，来见彭德怀的人络绎不绝，由近至远，方圆百里内的湘潭县各个公社，最远到长沙、株洲、湘乡、宁乡、湘阴、衡山，都有人闻讯赶来，离彭家围子二十多里路的石潭镇上住满了专程来拜访、慰问彭德怀的人。许多人长途跋涉，忍饥挨饿，步履蹒跚；有的人顶风冒雨，满脚泥泞，浑身湿透；有的人久坐交谈，推心置腹，不愿离去。人民群众深深为彭德怀的伟大人格力量所折服和倾倒，自发求见他的人不绝于道，在中国现代史上，这样感人至深的故事有几个呢？
省公安厅专门派来负责彭德怀安全并附带监视任务的干部大为惊讶，这罢了官的彭德怀影响可太大了。他们请示上级后，省里要求当地政府派人上路，四出劝阻到彭家围子的干部和群众，不少人在途中被挡了回去。
11月15日以前，彭德怀主要是在家里接待来访的干部、群众，其间只在乌石大队开调查会，或早晚走门串户，看望邻里亲朋。之后到三个区、七个公社、十多个大队调查研究，继续接待来访群众。在返乡的五十余天中，他共接待两千多人次。
来访者中，除了亲朋故旧、四周邻里、本地社员、基层干部，还有县区的干部、工人、学生、中小学教师。他们见面后大多要问的话是：“您老人家平反了吗？”“您回来要住好久啊？”“您还走不走呀？”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彭德怀是为了老百姓说话才“犯了错误”，对他表示出由衷的敬意、感谢和同情。最催人泪下的场面是那些彭德怀的儿时伙伴们，个个泪水涟涟。他们在1958年曾向他说过大跃进的“坏话”，有个胡四老倌，他拽着彭德怀的青布棉袄说：“都怪我们前几年和你说的那些话，把你给连累了，对你不起啊！”
彭德怀安慰他们说：“你们讲真话没有错，只要群众生活好，我犯错误不要紧。”
彭家围子堂屋里天天都坐满了人，彭德怀一开口说话，人们就静下来，聚精会神地望着他。彭德怀打趣说：“我是个犯错误的人，你们不怕我放毒吗？”大家报以信任的笑声。人们争先恐后地诉说自己的不幸：有的干部因为顶“五风”挨了批斗、当了“右倾分子”；有的社员在刮“五风”时被拆了房子，砸了锅，至今无处安身；有的全家挨饿，得了浮肿病……彭德怀认真听，认真记，和大家倾心交谈，累得他嘴唇干裂，声音嘶哑。他最关心的是人民的温饱问题，他时常对来访的群众说：“国家解放这么久了，人民还在饿肚子，我彭德怀有罪呀。”说罢，他痛苦地抿紧嘴唇，沉默不语。有时遇到特别困难的群众，彭德怀忍不住还要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10元、20元的，悄悄塞到对方的手里。
有一天,碧泉公社四个妇女风风火火地来找彭德怀,反映生产队扣发口粮的问题,面带菜色的妇女带着哭声说：“彭元帅,你看看嘛,这样会饿死人的！”
彭德怀马上让秘书金石跟着她们去查访，证明那个生产队已经有五分之一的人家断炊了。听完金石的汇报，已经快到半夜了，来人散尽，屋子里只剩下几个随行人员。彭德怀坐立不安，几天来，他一直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现在终于忍耐不住了，他浓眉竖起，咆哮起来：“北京净听这样好，那样好，有人就是当官做老爷，不下来听听！”他在屋里快速踱了几步，挥挥手说：“现在有人吃不上饭啦！我们对得起群众吗？有人还是报喜不报忧，我回去，要报告中央，我不怕！”
彭德怀的怒气直冲屋宇，吓得大家屏住呼吸，不敢插言，还是龙国英妯娌俩过来小声劝说，才使彭德怀平静下来。这是彭德怀回乡调查中唯一一次发的大脾气。面对敏感的政治和政策问题，彭德怀以他的“戴罪”之身，难以公开支持农民的强烈要求。但是，他对当时阶级斗争由党外扩大化发展到党内扩大化的趋势，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对彭德怀无话不谈的年长社员们大多要提出一个尖锐而敏感的问题：“彭老总啊，眼下正是困难时期，能不能实行分田到户或者包产到户呢？”
“先试着搞几年，等日子好过了再合拢起来也行嘛。”
彭德怀耐心听大家把话说完，绝不去批评他们。但是，彭德怀知道，农民单干是毛泽东最为痛恨的、被视为洪水猛兽般的对社会主义的反动。即使和农民的心贴得很近、对农村的考察十分深入的彭德怀，也不敢在分田到户或者包产到户的问题上越雷池一步。
彭德怀再三向干部和社员解释：“分田要不得”，“单干坚决不能搞。”在乌石的一次大队干部会议上，他甚至说：“我这已经是第四次表态了。”
历史已经昭示，当年，由于“大跃进”和公社化对农村的破坏，在广大农民心中萌生的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合理要求,在17年以后的1978年才得以实现,从而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后人很难揣测彭德怀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想法，因为以他的“戴罪”之身,他不可能公开支持农民这个强烈的要求。
另一个尖锐而敏感的问题是：谁要为大跃进的灾难负责？
有一天，一位小学校长带了十多个教师和学生来访问彭德怀：“彭元帅，我们有个问题想请示您。”
“有什么就提出来共同商量吧！”
“‘五风’是怎样造成的？上面有什么责任？过去搞一个运动，中央总有为首的，比如1927年反陈独秀；1935年反博古；这次反‘五风’，是不是也有个代表人物呢？”
彭德怀思忖一阵，缓缓说道：“‘五风’是上面有责任，下面也有责任。上面是官僚主义，下面是强迫命令。这是层层有责任的，至于谁个来负责任，那个就不好说了。”
“这几年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是不是完全由自然灾害造成的呢？”
对教师们锋芒毕露的质疑，彭德怀语焉不详：“不仅仅是自然灾害的问题，当然这是原因之一。我说了，由于上面有官僚主义，没有深入调查研究……战线拉得很长，国民经济没有按比例发展……”
彭德怀的一言一行，都有人汇报到中南海，他怎么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呢？从史料上看，当时他处处注意维护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威信，宣传党的调整方针和农村工作《六十条》。
有一次，方上桥小学全体老师来看彭德怀，说起“大跃进”，他说：“比如一条巷子只有三四尺宽，我们要跳过去，那不成问题，如果有七八尺宽，你想要跳过去，那就是不可能的。假如你硬要冒险，那就非掉下去不可。毛主席是伟大的，他的意图是好的，想把二十年的事情，只用两三年就做好。”
但是，彭德怀对当时阶级斗争由党外扩大化发展到党内扩大化的趋势，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当时的一股思潮，就是对1958年犯了“五风”错误的干部，采取重打击、乱上纲的“左”的政策。彭德怀听到湘潭县要把不少可以挽救的“五风”干部定性为敌我矛盾后，他向当地领导呼吁道：“解放十多年了，经过土改、镇反、民主改革，怎么现在还提什么地、富、反、坏、右联合专政？这是脱离实际的嘛，我们知道，南方的土改还在北方之后，搞得更有经验、更扎实，湘潭地方不应当又来一次重划阶级。”他指出，犯“五风”错误，中央、省、地各级领导都要担担子，主要是引导大家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认识，好好工作。
乌石大队有一个干部，1958年弄虚作假，打骂群众，强迫命令，彭德怀回乡时批评过他。1959年反右倾，他上窜下跳，成为批判彭德怀的急先锋，没有想到风向突变，“反五风”运动把他逮住，受了处分，灰溜溜地调走了。有人把此人的劣迹告诉彭德怀，彭德怀宽容地笑笑：“那没关系，我有缺点，还能不叫人说？”后来，彭德怀在调查某公社的途中，特地去看了看那个落魄的干部，勉励他放下包袱，好好工作，感动得他涕泪俱下。一个犯了“五风”错误的大队书记在县里参加“特训班”，急火攻心，变得疯疯癫癫。彭德怀知道后，登门看望他，亲自做思想工作。
通过大量的农村实际调查，彭德怀对若干农村重要经济政策形成不少精辟的见解，其中包括最让他忧心忡忡的粮食征购政策。
彭德怀建议，在黄泥大坪开田，实行谁开谁种，谁种谁收的政策，先分户开，再由生产队统一丈量和平衡。他提出了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大家心知肚明，谁也不说这就是分田到户
一天晚上，彭德怀坐在煤油灯前，埋头撰写调查材料，他写道：“同一时期，‘五风’严重，群众生活发生很大困难，乌石大队的浮肿病人一度增至63人……”他放下笔，点燃一支烟抽了两口，为了弄清患浮肿病的确切人数，他让龙国英到公社卫生院借来给病人发黄豆的登记册，一个一个地查。为什么会得这种怪病？不就是饿的吗？没有粮食啊。
1957年，侄子彭鹏担任乌石乡党委书记的时候，彭德怀曾写信建议在乌石峰下的楠木冲建一个水库。现在，水库已经建起三年了，为什么不把水库下面的黄泥大坪开出田来，却长年撂荒，放猪放羊呢？他看了看身后的景希珍，说：“明天我们去看看楠木冲水库吧。”
翌日清早，彭德怀就去看水库，一些闻讯赶来的生产队干部和社员也跟随着他。彭德怀边走边说：“我们这里过去是干鱼脑壳，现在有了水库，开出黄泥大坪就有水灌溉了，我们要抓紧干。”
到了水库，他在大坝上看了一阵，建议大队组织劳力把大坝加高加宽，再在水库里养上鱼，他后来拿出300元给大队买鱼苗。
从楠木冲回来，彭德怀就去找生产队长商量开田的事，队长说自己不会讲话，请他在社员大会上动员一下，彭德怀欣然同意。当天晚上，社员们听说彭老总要参加社员大会，都早早来会场等着。
面对众乡亲，彭德怀像当年对战士作战前动员一样，情绪饱满，声音洪亮：“这几年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们遇到了暂时的困难。一个人一天连一斤粮食都没有，这怎么能吃饱？怎么能不得水肿病？我是打柴棍子出身的，过去饿怕了。现在，我们大家得想出办法啊！我们上面有水库，下面有黄泥大坪，大家一起努力，向黄泥大坪要粮食！抗日战争的时候，军民的生活都很困难，毛主席号召生产自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部队在南泥湾开荒，发展了生产，改善了生活。今天，我们更要发扬南泥湾精神。我建议，在黄泥大坪开田，实行谁开谁种，谁种谁收的政策，先分户开，再由生产队统一丈量和平衡。大家看这样行不行？”
社员们没有不同意的，彭元帅前些天还告诫大家千万不能分田单干呢，现在他提出了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大家心知肚明，谁也不说这就是分田到户。
东方露出一线曙光的时候，彭德怀就带着侄子彭康志和随行的工作人员来到黄泥大坪，他卷起裤脚，捋起袖子，挥舞起三四斤重的开荒锄头，带头刨向沉睡的土地。他的背微微有点驼，黝黑的脸满是皱纹，俨然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农。社员们从四面八方赶来，都先围到彭德怀的身边，想和他说几句话。彭德怀说：“解放后，我提出不当国防部长，想当农业部长，毛主席不肯。现在我解甲归田，想在队里落个户头，你们同意吗？”
“欢迎！欢迎！”黄泥大坪上一片喊声和掌声。
“那好，我每年坚持回队劳动100天，如果不能回，就投资100元给队上。”一位参加开田大战的乌石小学教师望着彭德怀一马当先,抡锄开田的生动身影,忽然想起一首歌颂朱德的诗里有两句：“时人不识将军面,朴实无华田舍翁。”啊，我们的布衣元帅不正是这样一位永远和人民在一起的田舍翁吗？
六十多亩的黄泥大坪当年就种上了庄稼，彭德怀在自己开出的那片地中点上了小麦。后来，黄泥大坪变成了旱涝保收的良田，靠着彭德怀的特殊政策，乌石寨的老百姓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面对乡亲父老，彭德怀吐露心声：有人说我“里通外国”，让他们去说吧！反正日久见人心，真金不怕火炼。我总想把自己的问题和主席谈谈，消除一些误会
彭德怀在家乡的五十余天，是他晚年悲剧人生中度过的一段短暂的、较为平和舒缓的日子。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彭德怀到乌石学校找周校长，看见教师陈升早正在为学校编织遮挡风雨的茅串，就坐下来和陈老师聊了几句。陈升早向彭德怀诉苦：“彭老总啊，我是被划了右派的，实在想不通。我是贫农出身，又无政治问题，工作也没有过失。”
“那你一定有别的问题吧？”
“我就是向原来的校长提过几次意见，可能我这个人太直了，好蠢啊！”
这话可能触动了彭德怀，他挺直腰杆，认真地说：“人生在世，就要公平正直。你是老师，读过许多书的，韩愈的《论佛骨表》，这就是直；文天祥的《正气歌》，你总背得吧？这一个‘右’字啊，你不要急，总有一天，会搞清白的！”
彭德怀最后的那句话语气很重，震撼着陈升早脆弱的神经。
乌石学校的周校长多次带老师们去见彭德怀，所以，陈升早也跟彭总熟悉了。有一天黄昏时分，陈升早又在学校门口碰见了彭德怀，并肩走着的还有金石、景希珍，他们刚从外面访问回来。陈老师迎上去打招呼，彭德怀面色严肃，点点头后，又继续和金、景二人边走边说：“……有人说我里通外国，让他们去说吧！反正日久见人心，真金不怕火炼。我三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
陈升早不由自主地跟在彭德怀的身后，他想听听彭总还说些什么。
“我写了信，他没有一字回，我想上门，就是不见。”彭德怀没有在意身后还有耳朵，他只管说下去，“我总想把自己的问题和主席谈谈，消除一些误会。唉，反正事不由己，听它去！”
彭德怀缓了一口气，又接着说：“有人说我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还会等到如今？早在长征的路上，张国焘就向我行贿，那不就可以做到吗？”
这大概是彭德怀回乡期间涉及庐山会议所吐露的心声。
彭德怀的出访大多是步行，他走遍了湘潭的山山水水。遇到问题比较大的干部，他的批评也是不客气的，这正是他表达自己的人生理念，直抒建国安民方略的时候，他和干部的对话，常常蕴含着许多精湛尖锐的真知灼见。
陈述棠是个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干部，当年是黄克诚的部下，所以他特别敬重彭德怀，深切同情他蒙受的不白之冤。彭德怀住在锰矿招待所的那些日子，陈述棠尽量在生活上给他些照顾。彭德怀过意不去，对陈述棠说：“老陈，谢谢你的关心，现在人民还在过苦日子，我也不能特殊。我从小讨过米，知道饿肚子的滋味。群众吃么子，我也吃么子。不然，就会变成官老爷。”
两人说起现在干部的作风问题，彭德怀叹道：“现在干部有个怕右不怕‘左’的毛病，爱说假话，爱浮夸。我这个人偏爱说真话，说实话。我有什么意见愿意向毛主席谈。我们党历来提倡实事求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我在党的会议上光明正大地提意见，是党规党法允许的嘛！”
“可是庐山……唉！”
“讲真话、实话，不犯法，不犯法的！”彭德怀又点燃一支香烟，望着缕缕上升的青烟，他沉思了一阵，又说出让陈述棠终生难忘的话：“千古胜负在于理呀！”
这大概又是彭德怀回乡期间对庐山会议所坦露的心曲，但这次他是以历史的大尺度去丈量短暂的人生，似乎有了一种超凡脱俗、气定神闲的大彻大悟。
12月26日，彭德怀赶回北京。
1962年元旦，彭梅魁夫妇去看望刚从老家回来的伯伯，发现伯伯很健谈，情绪不错。
彭梅魁问：“您说怪哪个？”她早就不避讳和伯伯讨论国家大事了。
“只怪我们没有经验，心急了些。我也有一份责任呀，刚提出大跃进的时候，我也举过手嘛。当然，毛主席要负主要责任。”
彭德怀过去很少在晚辈面前议论毛泽东，今天说到这个话题了，他索性把话讲下去：“毛主席对中国历史、对马列主义最熟悉、最精通，过去离了他还真不行。我们吃亏就在于，后来也认为只有他才行，他说了就算数。这样的局面怨不得哪一个，是历史形成的。”他喝了一口浓茶，沉思片刻，微微笑道：“我等着有一天，他找上门来，进门就喊：‘老彭呀，我想通了，接受你的意见！’过去，我们常常争论，几天不说话也有过，还是他找上门的时候多……”
彭梅魁听得津津有味，她追问伯伯：“要是这回毛主席找上门，你对他说什么？”
彭德怀想了想说：“我可不会对他客气，要给他提一通意见，还要说，‘你呀，过去也吓过我几大跳，这回啊，你可是伤了我的心！”
中央专案组两下湘潭，企图收集彭德怀“利用时机，以回乡调查之名，行反党活动之实”的罪行。抛出的政治帽子固然吓人，事实上却给彭德怀树立了高大的正面形象
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央专案委员会就紧锣密鼓开始办案，列出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的审查提纲。彭德怀名下的五个问题是：一、历史上的问题；二、篡党篡军问题；三、里通外国问题；四、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问题；五、大国主义问题。
史料记载了彭德怀专案组第一次会议上的主要精神：彭德怀向中央写了两封信，非常恶毒，把庐山会议决议和自己的三次检讨全部推翻，这是新的进攻，很猖狂。这个进攻不打退，党内过去有些反党分子、尤其是他的反党集团成员也露了头……
彭德怀旧账升级，又添新账。专案组以无限的人力、财力为后盾，向全国撒下漫天大网。首先进入其视野的就是彭德怀的家乡，抓彭的现实问题就要从那个山沟沟里开刀。
1963年和1964年，中央专案组先后两次派人到湘潭，详细调查彭德怀1961年冬天回乡的表现。
早在1962年初，湖南省委曾派人下来搞过调查，可群众都说彭德怀的好话，调查报告成了给彭德怀的表扬材料。连湘潭县公安局的汇报材料也说：“相当一部分群众对他抱同情的态度，对他的处境非常关注。他了解农民的苦，大家都感激他为农民办了好事。”
中央专案组大员下来以后，对过去这些调查和汇报材料很是恼火。他们说，地方的干部水平就是差，现在要看我们的了。专案组大员不辞辛劳，凡是到彭家围子访谈过彭德怀的人都要过筛子，挑选重点对象，然后一一查问，对其中66名重中之重者笔录取证，令他们签字按手印。集两年起早贪黑的心血，专案组大员们搜肠刮肚，绞尽脑汁，写出《关于彭德怀同志1961年回湘潭情况的调查报告》，向中央交差。在这份洋洋洒洒的调查报告中，彭德怀与家乡群众的谈话被上纲成“笼络人心，争取同情，散布毒素，混淆视听”的“反党言论”；说什么“彭德怀回乡是别有用心的，是利用时机，以回乡调查之名，行反党活动之实”。
中央专案组抛出的政治帽子固然吓人，可事实呢？他们拿不出一件来。相反，在例举基层干部和群众对彭德怀的反应时弄巧成拙，反倒给彭德怀树立了高大的正面形象。不妨看看调查报告中的这几段话：
“有一些群众把党的正确政策错误地归功于彭德怀，他们认为彭犯错误，是由于他1958年回家，看到农民生活苦，向中央反映了实际情况，认为制止‘五风’，不准拆房子，可以不办公共食堂，可以种自留地，等等，都是‘彭总反映才搞出来的’；说‘中央那么多领导，只有彭德怀是个清白人’。有的甚至称彭是‘大恩人’，说‘两年前他救了我们，现在又来看我们了’”。
“右派分子把彭德怀看作他们的领袖。一个右派分子在群众中说：‘我不是右派，我是彭德怀派。’另一个右派分子说：‘你们不要喊我右派，我的错误同彭德怀一样的。’”
报告的最后，中央专案组无可奈何地承认：“彭德怀在湖南，特别是在湘潭地区，还是有其一定的影响。”于是，这个严重的“阶级斗争”问题引起中央的重视，指示湖南省委大力开展肃清彭德怀在湖南的“流毒”工作。
家乡人民知道彭德怀为他们讲了真话，他们也要为彭德怀讲出真话，这是乌石峰下老百姓的为人品德。他们为历史留下一段正气之歌。
六 悲剧婚姻 忍痛“分梨”之谜
为了革命，为了真理，彭德怀牺牲了一切，包括他的婚姻和家庭。他与前妻刘坤模感情甚好，但因为历史的误会，不得不分手；他挚爱妻子浦安修，但是在庐山会议之后，身为知识分子的妻子，却无力承受政治高压，向他提出了离婚。问世间情为何物，铁血大丈夫满腹委屈向谁倾诉？
彭德怀和浦安修是二十多年的患难夫妻，从来都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如今却因为庐山会议的问题，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
彭德怀为民请命，犯颜直谏，使他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其中包括他与妻子的爱情。这还要从庐山会议说起。
浦安修和彭德怀结婚后，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从来不干预丈夫的工作。战争年代，两个人聚少离多，朝鲜战争结束后，他们才有了个家。彭德怀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事业，从来没有和妻子一起外出过。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正好浦安修有了几天假期，她听说有的中央领导家属乘送文件的专机上庐山，就心动了。她从来没有机会游览名山大川，“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匡庐实在对她有太大吸引力了。
浦安修破例给彭德怀挂电话，不料话筒里传来丈夫沉重的声音：“你不要来了！”“还是别来了……”
浦安修兴致颇高，坚持要去，最后，彭德怀说了句：“噢，那你来吧。”电话就挂断了。
一上庐山，如临仙境，浦安修神采飞扬，跟着沉默不语的景希珍跨进了彭德怀住的176号别墅。彭德怀不在，屋子里空旷又安静。她环视一周，款款地走到办公桌旁坐下来，玻璃板桌面上空空荡荡，一尘不染，只有桌子正中间端放着一份红头文件。
那份文件好像是有人故意摆在那里的，专等浦安修来看。显眼的文件上似乎有她熟悉的文字，她情不自禁地挪挪身子去看那排粗黑体标题，真是太残酷了，体质文弱的浦安修好像遭受了一次电刑，她分明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讨论稿）。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浦安修在一个最不该来的时候，看到了一份最不该看到的文件。
晴天霹雳！浦安修眼前一黑，晕了过去。很快她清醒过来，一把抓住那份烫手的文件，低头细读，边看边哭。
庐山上狂风大作，乱云飞渡。那边，彭德怀正在被康生、陈伯达和柯庆施等人围攻，舌战群“左派”；这边，浦安修自投罗网，胆战心惊，饮泣吞声。夫妻俩还没有见面，两颗心就同时在受煎熬。
彭德怀很晚才回来，他默默地看着浦安修，妻子的双眼已哭得红肿。他只淡淡地说了句：“你都看到了吧。”
两天来，浦安修躲在屋里，以泪洗面，正在接受批判的丈夫没有时间向她多解释，只是表白道：“我这个人毛病很大，但我没有反党，没有反毛主席，更没有组织什么俱乐部。”
浦安修惶惑不安地跟彭德怀回到北京。在永福堂，彭德怀有了时间，就把给毛主席写信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浦安修只是哭泣，她不相信丈夫会反党，可那是党说的呀，毛主席说的呀，能错吗？她少不了要埋怨彭德怀：“你是国防部长，为什么要管经济上的事？”
彭德怀耐心地向她解释：“我是政治局委员，看到大跃进出了那么多的问题，我能不管吗？”
当时，彭德怀正承受军委扩大会议的万炮齐轰，猛烈批斗，他的心情极度苦闷焦躁，虽然泰山压顶，但他那刚烈性格决定了他宁死也不折腰屈节的态度。他对妻子那种大难临头，惶惶不可终日的萎靡样子很不满意，不免把话说得重些：“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干吗那么紧张，天塌不下来！”
举家搬到吴家花园以后，浦安修上班太远，就住到北师大宿舍，隔一两周回家一次。此时，北师大党委对浦安修施加了沉重的政治压力，要她揭发批判彭德怀，和彭德怀划清界限。身为校党委副书记的浦安修满脸愁云地回到家里，她试着“追查”丈夫的重点问题：“说你组织‘军事俱乐部’，这是怎么回事？”
彭德怀不听还好，一听这个问题，就激愤地拍着桌子说：“什么‘军事俱乐部’？根本没有这回事！军委扩大会议上逼我交代，我怎么能交代出来？我宁愿毁灭自己，也不能干有损解放军的事，决不能随便瞎编。”
浦安修认为丈夫的厄运缘起于那封信，她几次问彭德怀：“你为什么要写那封信呢？不写不行吗？”
彭德怀沉默一阵才说：“一个共产党员不能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这不是写不写的问题，是对不对的问题。共产党员不说真话，党中央怎么了解真实情况？多少次，老贫农拉着我的手，要我把问题带给毛主席。我只有反映实际情况的义务，没有隐瞒事实真相的权利。阿谀奉承是可耻的，无益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而且极端有害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彭德怀长叹一声，刚毅的面容透出困惑不解的神情，他反问浦安修：“安修啊，我不过就是写了那么一封信，给毛主席作参考，你说，为什么成了这么大的问题？”
彭德怀真诚地望着浦安修，期待妻子的回答。浦安修转过脸去，抹掉涌出来的眼泪，心想：你问我，我去问谁呢？
彭德怀望着窗外，浓眉蹙起，凝思半晌，自言自语道：“我写了这么封信就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今后党内要多事喽！我们的党啊，以后又会怎么样呢？”
极度的紧张使浦安修的心理发生微妙的变化，她不仅爱哭，也爱抱怨和唠叨。她经常重复着相同的问题：“你是管军事的，为什么要去管经济上的事情呢？”“你骄傲自满，就你对，难道别的中央领导都错了吗？你要向毛主席检讨认错！”
彭德怀开始是默然置之，时间一长，实在不耐烦听她的抽泣和埋怨。有时他大声反问：“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看到党受损失不去说话？”
有时彭德怀也生气了：“你懂得什么！就知道怕事！”
二十多年的患难夫妻，从来都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如今竟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周末的见面常常是话不投机，不欢而别。
从1961年开始，浦安修很少回吴家花园。
这年暮秋，彭德怀获准去湖南农村调查，浦安修也不来见彭德怀，只通过侄女彭梅魁带信。
彭德怀曾苦涩地对侄女说：“唉，你伯母怕成了这个样子呀……”
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攻势下，浦安修脆弱的心理防线崩溃了，她决心与彭德怀离婚。彭德怀为了不再连累妻子，导演了一场令人肝肠寸断的“夫妻分离”。七千人大会之后，浦安修陷入新一轮的矛盾和恐惧之中。“里通外国”成了彭德怀第一大罪，巨大的阴影投在他们夫妻之间。北师大又对浦安修加温加压，在“彻底交代，放下包袱”、“无事不可对党言”、“忠于毛主席要落实到行动上”这些标准化的政治攻势下，浦安修脆弱的心理防线面临随时崩溃的可能。
回到吴家花园，浦安修好像中了邪，两眼直瞪瞪地盯着彭德怀，追问“里通外国”是怎么一回事？
正赶上彭德怀怒火中烧，从来没有对妻子发过脾气的好丈夫也咆哮起来：“你不要再问了，这个‘里通外国’，莫须有的‘里通外国’哟，杀了我的头也没有！为什么要给我加上这个丑恶的罪名？为什么？”
素来温文尔雅的浦安修也失去常态，她朝丈夫大声喊道：“你究竟和赫鲁晓夫说了些什么？你说呀……”
“我连一句外国话也不会，我能和他说什么？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吗？我们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难道你是和一只大老虎睡在一起吗？”
这是少有的周末团聚啊，战争年代那种苦中有甜，温馨甘美的氛围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争吵和哭泣。浦安修一脸泪痕，低头紧走，到北京大学西门上32路公共汽车；彭德怀默默地跟在后面送她，看到妻子上的车开走了，他才回转身，低头背手，怏怏而归，跨进那扇警卫森严的大门。
再次见面，彭德怀先安慰妻子：“都是我连累了你，请你原谅。你很单纯，对党内的事情不清楚，还是不知道为好。”
然而，浦安修心中的迷惑、凄凉和痛苦好像疯狂生长的肿瘤，学校传达中央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文件，不许她这个老革命去听；不久，又取消她听所有中央文件的资格。这说明她已失去党的信任。人们都躲着她，用警惕的目光睨视她。浦安修知道自己变成了鲁迅笔下祥林嫂式的人，是个令人晦气的不祥物。
彭德怀夙兴夜寐，赶写他的“八万言书”。浦安修回家时，彭德怀请她看看，这一回浦安修没有说什么，默默读过后，帮助改了些错别字。她也从心里盼望这封长信能帮助中央澄清问题，为彭德怀洗刷罪名。有一天，她忽然忘情地说了一句：“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讲的问题，和彭德怀的意见也差不多嘛。”这一下可坏了，她被学校批判了多次也过不了关。
八届十中全会前后，浦安修很少回家，被党和学校抛弃的她，在孤独中作出最后的抉择：要党还是要丈夫？要毛主席还是要彭德怀？青年时代就忠诚于共产党的浦安修，在无限崇拜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红色天地间，她没有保持中立的立锥之地。
彭梅魁被伯母的信召到北师大。浦安修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彭梅魁落座，喘息稍定，她马上开门见山地说：“我要和你伯伯离婚。”
声音清晰，没有带哭腔，一句话就戛然而止。
彭梅魁好像被大黄蜂蜇了一口，她稳住神，看看对面端坐的伯母，知道她是下了决心的，这对她来说可真不容易。可她想过伯伯的感情了吗？二十多年的老夫老妻啊，伯伯正在危难之中，她这一击会让伯伯雪上加霜，伯伯能承受得了吗？
“伯母，你听我说，”彭梅魁强作笑颜，“你还是不要离婚为好，你想，离了有什么用呢？他们照样会说你以前是彭德怀的老婆……”
浦安修打断彭梅魁的话，扬了扬手里的信封说：“我给刘仁书记的信都写好了。你走吧，你走吧！”
彭德怀听完侄女的叙述，紧闭着嘴唇，一声不吭。他终于慢慢地垂下花白的头颅，两滴混浊的泪珠夺眶而出，顺着眼角边密密的皱纹淌了下来。
沉默好久，彭德怀才开口：“我有预感，浦安修早有准备。我前些天到她的卧室翻书，发现她的书柜差不多空了，凡是经她手买的书，她都像老鼠搬家一样地拿走了，平常回来是为了搬书的。她的用品也没了，钱也拿走了一半。唉，她的致命弱点就是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胆小怕事，自私自利，她不会振作起来了，太脆弱了。”
彭梅魁不甘心地说：“伯伯，我明天晚上下班后再去劝劝伯母，她可能是一时糊涂，想明白了能回头的。”
彭德怀说：“也好，我给她写封信，你顺便带给她。”
彭梅魁把伯伯的信默读了一下，大意是：你决心分离，我不反对，但相处二十四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算是生死与共，一旦离别，竟无一言相告，似不近情。你的被褥等物，特拣送给你，请查收。
第二天晚上，彭梅魁早早去见浦安修，她苦心婆口地劝说，还是慎重考虑，别离了，伯伯很难过啊。
浦安修不接受劝说，对彭德怀的信也不满，她有点烦躁，不客气地撵彭梅魁：“你走吧，你走吧！”
几天以后，彭梅魁去看伯伯，两个人分析浦安修闹离婚的原因，彭梅魁说：“伯母怕受牵连，我每次去她那里，她都哭着说‘株连九族’，‘还不如在抗美援朝时死了’……”
彭德怀知道破镜难圆，覆水难收，他说：“事已至此，梅魁，你再帮我跑一次，约她到我这里来一下，把问题说清楚了再走，不能一声不吭地走了呀。”
那是1962年10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下午，秋高气爽，碧空如洗。浦安修按约来到吴家花园，她和彭德怀关起门谈了好久。彭德怀安排了一餐不错的晚饭。饭后，彭德怀拿来一个黄澄澄的鸭梨，小心翼翼地削了皮，再把梨子一切两半，放在盘子里。他看了看坐在饭桌对面的浦安修，她已吃完饭，似乎在想什么心事。
彭德怀的声音亲切、温和、轻柔，宛若是一对情人间的贴心话：“安修，你要离婚，咱们今天就分梨，这个梨，你吃一半，我吃一半，好吗？”
彭德怀拿起一半梨，三口两口就吃掉了。浦安修没有说话，拿起另一半梨，一口一口地慢慢吃了。
在场的彭梅魁看得好心酸，天底下还有这样温情脉脉、高雅文明的离婚仪式，伯伯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伟丈夫，他为了不再连累妻子，导演了这场令人肝肠寸断的“夫妻分梨”。
浦安修把她过去的学习和整风笔记整理好，又坐了一会儿，小声说：“我对你没有帮助，我们在一起也处不好，今后有机会每年来看你一两次吧。”
浦安修要回学校了，彭德怀送她到北京大学西门32路车站前。夕阳下，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摇摇晃晃地开过来，彭德怀紧紧握住浦安修的手，说声“再见”。他的目光一直跟着浦安修的身影上了车。他伤感地发现，那个身影背着他，没有回过头看他一眼。
在乡间的土路上，彭德怀踽踽独行，他突然感到自己的两条腿十分的沉重……
浦安修的离婚报告由北师大党委转北京市委，市委书记刘仁又转呈中共中央。杨尚昆闻讯叹道：“划清界限并不一定要离婚嘛！”
报告送给周恩来，周恩来说：“彭德怀同志同意吗？离不离应由他们自己定。离婚是法院的事，党组织不要管。”
报告又转给邓小平，邓小平看也不看，摆摆手说：“我从来不管这种家务事！”于是，这份离婚报告就此搁浅，以后再无下文。
“文革”中，江青决心整点新花样来折磨彭德怀。彭德怀看到浦安修被蹂躏，发疯似的呼喊：你们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你们放开她吧
“文革”中,对彭德怀的残酷批斗给江青一伙带来浑身通透的快感,她觉得还要弄出点新花样才够味儿,对了，浦安修不是在北师大吗？她乐得合不拢嘴，和戚本禹精心研究了一番后，再传来北师大的造反女首领谭厚兰面授妙计。
1967年8月11日下午，浦安修被一伙五大三粗的红卫兵从“牛棚”里押解到校内一栋教学楼前，她目光凄惶茫然，抬头望着眼前乱哄哄的人群。骤然间，她看到一个老人被押在一辆三轮车上，尽管那人衣貌全非，她却一眼就认出是分别两年的彭德怀。彭德怀也看到了她，四目相视，竟是咫尺天涯，两人都痛苦地低下头。
当晚7点半，彭德怀和浦安修被几个彪形大汉反扭着双臂，以文革标准的“喷气式”押进会场。陪斗的还有张闻天和王若飞的夫人李培之等老干部。
在批斗台上相逢的老夫妻都想多看对方一眼，然而，“喷气式”使他们抬不起头来，浦安修只觉得眼前一片昏暗。只是在那些粗大胳膊松懈的片刻，浦安修才看到彭德怀不屈的头颅。那是曾经被湖南军阀宣布要砍掉而砍不了的头，那是曾经被国民党反动派以万金重赏购买而买不去的头，那是在枪林弹雨中千百次冲杀而仍然高昂的头，如今竟以“革命的名义”被强按到地面。浦安修五内如焚，听不清批判者罗织的她和彭德怀“狼狈为奸”的“罪状”是什么，突然，她热血上涌，惨叫一声，昏倒在地上。随即，几个红卫兵上来拳打脚踢，硬是把她脚不沾地地架了起来。
彭德怀看到浦安修被蹂躏得失去形体，心如刀绞，发疯似的呼喊：“你们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你们放开她吧！”
彭德怀的呼喊声淹没在“打倒彭德怀”的震耳欲聋的口号声里，跟着背后飞来一脚，把他踹倒在地，几个人按住他，强迫他跪下“低头认罪”。彭德怀挣扎着坚决不跪，他两眼通红，嘴唇咬出了血，殷红的血滴在胸前的大牌子上……
这一幕“史无前例”、亘古未见的悲剧，成为彭德怀和浦安修二十多年夫妻的最后一面。
1974年7月21日，彭德怀已经病危。
有一天，专案组的人问：“彭梅魁，你们家还有什么人来看彭德怀吗？”
彭梅魁摇摇头。
“不是有浦安修吗？”那人显然自视甚高，“彭去三线，浦安修不是到车站送行了吗？”
彭梅魁纠正说：“他们离婚了。她也没有去送行过。”
既然专案组有那个意思，当天晚上，彭梅魁还是跑了一次北师大，把专案组的原话转告了浦安修，让她有个思想准备。
很久以后，彭梅魁才听说，9月份伯伯病危的时候，专案组真的去过北师大，工宣队奉命来问浦安修：“彭德怀病重住院，你是否去看他，由你自己决定。”这句话让浦安修心生疑虑，她又害怕了：为什么要我自己决定呢？什么意思呢？工宣队是不是又要考验我的立场问题？什么事情都要依靠“组织”拿主意，一日无“组织”就惶惶然的浦安修，想了又想，最后嗫嚅地说：“我还是不去吧。”
浦安修还没有意识到，她这个决定为自己铸成终身的悔恨。
11月29日中午，彭德怀满怀冤屈地离开了人世。
犹豫了好半天，彭梅魁还是到北师大找到浦安修，告诉她伯伯的死讯，问她是否去看看伯伯的遗体。
浦安修沉默了一阵，面无表情地摇摇头。
“四人帮”垮台以后，浦安修开始反思自己和彭德怀晚年的关系，她越想越深感内疚和羞愧。一天她去看望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大姐，刘英说：“彭老总临终时你应该去看看他，不去是不对的，夫妻一场，这点感情要有。你看我和闻天同志，要死要活都在一起，绝不分开。”
浦安修流下悔恨的泪水，在刘英大姐面前她感到无地自容。
她想了解彭德怀自谪居吴家花园到“文革”下狱以后的情况，就去找彭梅魁，让侄女写材料。后来听说彭梅魁手中有一批彭德怀的手稿，她想要来看看。彭梅魁以沉默回绝了她，浦安修知道彭家的晚辈对她意见不小，回去痛哭了一场。
彭家的晚辈虽然对浦安修有意见，但念在她和伯伯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而且1959年以后，她一直遭受着种种精神折磨，“文革”中她备受摧残，却没有在高压下揭发过伯伯一个字，最后大家还是谅解了这位不幸的伯母。
浦安修与彭德怀的离婚是在特殊年代里的人生悲剧，本来就没有任何正式法律手续，党中央自然会同意浦安修要求恢复彭德怀夫人身份的请求。
彭德怀与发妻刘坤模的悲欢离合
1922年，彭德怀与一位货郎的女儿刘细妹结合，并为其起名“坤模”（女中楷模的意思），夫妻间彼此恩爱。日后，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攻打长沙，从此与之失去联系，也与老家断绝了音讯。
刘坤模非常思念彭德怀，十多年来到处寻夫。1934年12月，她听说江西的红军打到湘南一带，她心一横，一路乞讨，到湘南去寻找红军和丈夫，最后还是失望而归。
1935年7月，她在上海寻夫不成，返转武汉。她在船上遇见一位老乡，共产党人陶铸的母亲董唐姑。船到武昌，老太太要刘坤模陪自己去白沙洲中学看望儿子的一个朋友。见了面，老太太介绍说，这是徐任吾先生，也是咱们湖南老乡。徐任吾热情厚道，这个教书先生给刘坤模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1935年12月，刘坤模再次来到武昌。七年惊魂漂泊，她早已心力交瘁，在万般无奈的困窘中，她答应了一直鳏居的徐任吾，与之同居了。刘坤模想得很简单，先这样藏匿一段时间，等待机会再去找寻彭德怀。
直至1937年，在后方忽闻平型关大捷的消息，刘坤模才知道彭德怀还活在世上，于是急忙给他写信。彭德怀收到信后好生欢喜，马上回信让她到延安来。信中说：“坤模妹，在枪林弹雨中收到你的信，很兴奋。你要来，可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林伯渠主任。”
1937年11月下旬，彭德怀风尘仆仆地从山西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准备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刚下战马，就听到好消息：湖南老家来人了，一个是妻子刘坤模，一个是弟弟彭金华，还有一个是堂侄彭佩林。彭德怀欣喜万分，征尘未洗就快马加鞭，去看望他们。
亲人重逢，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处谈起，扑在彭德怀胸怀中的刘坤模哭成泪人，十年的悲苦艰辛，九死一生，都化作泪雨流淌。彭德怀劝慰刘坤模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应该高兴，细妹子，让我看看，你还是楠木冲那个调皮的刘细妹吗？”
刘坤模让彭德怀说得破涕为笑，大家坐下来和彭德怀说话。彭德怀想起刘坤模刚刚说过，这几年她是在武汉教书，便问起她到武汉的经过。刘坤模因为与徐任吾的那层关系，话也说得吞吞吐吐。喜悦中的彭德怀不失军人的敏感，他隐约地觉察到刘坤模似乎有难言之隐。
彭德怀又问刘坤模：“那年红军打下长沙时，有个朋友告诉我，国民党的报纸登了你与我脱离夫妻关系的声明，有这么回事吗？”
刘坤模吃惊地瞪大眼睛，面红耳赤地辩白道：“登报？你有那张报吗？有我的签名盖章吗？你要拿出证据来，现在就枪毙我！要是拿不出证据，我不答应！”
看见刘坤模委屈得又要哭，彭德怀微笑道：“看你说的，哪里谈得上枪毙哦，没有这个事，就是敌人造谣了。过去敌人破坏共产党的威信，就常常靠造谣。”
12月，彭德怀一直忙于开会。有一天，抗大副校长罗瑞卿交给他一封信，拆开信封，从里面掉出一张照片，看得彭德怀打了一个激灵。
这封信是徐任吾寄给彭德怀和刘坤模的，大意是说徐与刘已是夫妻关系，女儿才两岁，离不开母亲，希望刘能回来，并请彭德怀将军理解。照片是徐、刘和女儿榕青的合影。
彭德怀什么都明白了，他浓眉紧蹙，面容冷峻，难以言喻的痛苦像无数小虫子在啃噬他的五脏六腑。他一连几天沉默寡言，心中那个美好的细妹子渐行渐远。他无法接受妻子目前的婚姻状况，尽管造成这种悲剧并不是妻子的错，但是，感情的裂痕像影子一样挥之不去。
中央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准备返回山西前线。临行前，他从抗大把刘坤模约出来，交给她徐任吾的信和照片。双方沉默了一会儿，彭德怀平静地说：“坤模啊，你应该向我说实话，既然你已经同徐先生有了孩子，为什么要瞒着我呢？孩子太小，你应该回到孩子身边去啊。”
刘坤模痛哭失声，她几乎是在向彭德怀哀求：“我去武昌实在是迫不得已啊……我对你不起，请你原谅我吧，我们多年的夫妻，可不能……”
看到刘坤模痛不欲生的样子，彭德怀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和蔼地劝慰道：“让我们面对现实吧，虽然我们的夫妻关系已经结束了，今后还可以保持同志式的关系，还可以像兄妹一样嘛。现在，你回到孩子身边也好，继续在抗大学习也好，都由你自己考虑决定。”
刘坤模泪眼模糊地望着将要离开她的心上人，虽说那刚毅的面容是冷静的，可那目光是柔和温暖的。她便带着几分气说：“我是来参加革命的，是来抗日救国的，我不回去！”
“那好！你就在抗大继续学习吧。”彭德怀露出微笑。他看到刘坤模穿着一件掉了扣子的旧军装，又亲切地开导说：“你现在是革命战士了，别老是整天想着我，衣服扣子掉了也不缝，像个土匪。明天我就回前方了，你在抗大要好好学习，努力上进，争取早一点参加共产党。”
彭德怀孤独地走了,刘坤模眼水涟涟,目送那熟悉的宽厚背影,直到与黄土高坡融为一体。她无助地仰问青天：“我和德怀的夫妻缘分就这样完了吗？”
1947年12月，彭德怀找来侄子彭起超。“长伢子，你来帮助我办一件私人事情。”彭德怀似乎有什么心事，背着手低头踱来踱去，最后站住问道，“你小时候见过刘坤模伯母吗？”
彭起超怔住了，想了想才“哦”了一声：“见过的，大概是十年前……”
“是的，那是1937年秋吧。”彭德怀说下去，“你知道，我和刘坤模虽然解除了夫妻关系，但她还是我的亲人，我一直挂念着她。国民党占领延安前，她随中央机关撤到绥德。前几天，她从绥德来了封信，说她病得很厉害，全身都浮肿了，怕是不行了，很想见见我。你看，我现在能抽身离开部队吗？所以，我想让你代表我跑绥德一趟，探望她的病情……”
刘坤模在病榻上见到一身风霜的彭起超，惊喜不已。闻听他带来彭德怀的亲切问候，禁不住悲从中来，伤心落泪。彭起超安慰了好一阵，她才平静下来。参加革命十余年来，这还是她第一次见到家乡的亲人。她把彭家围子的人上下问了个遍，慢慢又把话题转移到让她刻骨铭心的1938年：
“那年年初，你伯伯和我分手了，一个人回到八路军总部。我后来听说，当时有一个美国的女记者，采访八路军总部，对你的英雄伯伯产生爱慕之情，你伯伯很坦率地拒绝了洋记者的追求，他是个真正的男子汉。我那时还在抗大学习，思想上接受不了这种打击，给他写了一封血书。秋天，你伯伯回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他见到我批评说：‘你写给我的血书我收到了，这是你的封建思想。我知道你为我受的苦，我在十年内战中没有找人，我也是对得起你的，我们要理智地对待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是革命者。’后来，你伯伯和浦安修结婚了，他都四十岁的人了，真不容易啊。我知道我们永远不可能恢复夫妻关系了，当时我还写了一首诗呢。”
刘坤模苍白的双颊泛起淡淡的红晕，继续说出深藏在自己内心的话：“我的那首诗是这样的：打开窗户看夕阳，夕阳含笑我悲伤。羡慕鸳鸯双戏水，伤心痛苦恨凄凉。我不会写诗，不过想表达自己的心情而已。”
刘坤模的眼角溢出泪水：“你伯伯真是个好人，他还是把我当成彭家的细妹子。1943年，我到杨家岭去看望他，你听你伯伯是怎么说的，他说，坤模啊，我和浦安修结婚了，与你是藕断丝连的关系了。儿女情长，藕丝难断噢。为我们俩的事，我曾经有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1959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突然疾言厉色，点名批评彭德怀。
当晚,彭德怀独自一人呆在房间里。办公室主任王焰进屋请示时,彭德怀怔怔地望他半晌,突然说了一句感情深沉的话：“我现在很思念刘坤模同志。”
王焰一时弄不清彭老总心里所思所想，一心都在工作上的老总从来没有跟自己的部下谈过家庭问题呀，现在怎么想起前妻来了？刘坤模一直深爱着彭总，彭总是有什么心里话要对她述说吗？那天晚上，彭德怀的心情显然是痛苦不堪，百感交集，难以名状的。
彭德怀被罢官以后，刘坤模偷偷哭了几次，她的心底始终保持着对彭大哥的那份感情，只是她不能随便流露出来。
1967年，北京残酷批斗彭德怀的时候，哈尔滨市粮食局的造反派也在批斗局长刘坤模。造反派审讯她：“交代你和彭德怀的黑关系，他都有什么罪行？”
刘坤模坦然道：“1938年以前我们是夫妻关系，那时候他是八路军副总司令，以后我们分手了。我就知道他一生打日本鬼子，打国民党反动派，打美国鬼子，不知道他还有什么罪行。”
“你敢为彭德怀评功摆好！”造反派们跳起来，骂道，“刘妖婆，不斗你你是不会老实的！”
刘坤模经受住了多次野蛮的批斗，她始终不低头，不屈服。时间一长，造反派也拿她没办法。夜深人静时，她常在心里说：大哥呀，您可要挺住啊。
1974年，彭德怀含冤逝世。刘坤模听到这个噩耗，痛哭失声，几近昏厥。
1987年，77岁高龄的刘坤模在彭起超的陪同下，从北国江城哈尔滨回到阔别近半个世纪的故乡乌石。老人家一掬清泪，走进她住过多年的故居，轻轻抚摩着她和得华大哥共同生活的房间，静默良久。应乡亲们的要求，她为陈列室题词：“横刀不见人，乌石缅雄风。华夏开新宇，更念大将军。”纵然是沧桑几度，白发如雪，刘坤模对得华大哥的感情始终未变。
七 《海瑞罢官》 被诬“翻案”之谜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在中国当代史上臭名昭著的“鸿文”，不单引发了“文革”，还给了彭德怀致命一击。彭德怀与吴晗并无深交，两人八竿子都打不着，为何《海瑞罢官》被认为是给彭德怀“翻案”？
彭真突访成都，向彭德怀提出三条建议。彭德怀保证：第三条我可以照办，我不能让吴晗同志无辜受牵连
1965年，中国有一个最神秘的女人，从2月到11月，数次穿梭于京沪之间，她的公文包中有一份绝密的文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她就是江青。背着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和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联手策划，由沪上文坛有“棍子”恶名的姚文元执笔，九易其稿写出这篇文章，硬是把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在1960年写的剧本《海瑞罢官》和彭德怀联系起来，说该剧是为彭德怀翻案的。
11月10日，在彭德怀即将赴成都“履新”前的半个多月，毛泽东批准在上海正式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他后来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是还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姚文发表的同一天，杨尚昆因莫须有的所谓“安装窃听器”案，被撤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
在毛泽东热情劝慰彭德怀去西南任职的同时，一场在他胸中酝酿已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他自己点燃了导火索，很快在全国范围燃起批判“海瑞”的熊熊烈火，而首批的靶标中，除了吴晗还有彭德怀。
在成都安顿下来后，彭德怀翻阅积压下来未看过的报纸，当他拿起11月30日的《人民日报》时，一下子惊呆了：就在他刚刚抵达成都的那一天，我们的堂堂党报居然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草草浏览一下，就把报纸一摔，一拳击在桌子上，吼道：“简直是胡说八道！”
正好景希珍进屋，忙问：“怎么啦？”
彭德怀一把推过报纸，手指颤抖着，指了指一行标题说：“你看，你看！”
景希珍拾起报纸，这才明白彭总为什么生气。他安慰道：“反正是篇文章，又不是中央文件。我就不信，一篇文章能把天捅个洞！”
彭德怀冷静一些了，他思索片刻，给景希珍讲起海瑞是什么人，吴晗是什么人。他认为，姚文元的文章是有来头的，枪口是对着自己的。
景希珍问：“这个吴晗你认识？”
彭德怀说：“怎么，你也认为人家吴晗是在给我打抱不平？这个人，我见过，可没有什么交往。人家写一个戏，是不是这个意思，我看不见得。自古宣扬忠臣良将的戏多着呢，怎么能这样疑神疑鬼？”
彭德怀点起一支烟，在屋子里来回踱步。景希珍低头把那篇文章仔细看了一遍，心情郁闷地说：“真不好办，中央派你出来工作，报上的‘棒子’就跟了过来。”
彭德怀凄然一笑：“有什么法子？无非是再来一次批倒批臭。其实，哪有一个人真是被批臭的，只要自己不腐烂就好。”他猛地摔掉烟头，昂起头说：“不去管它，我们干我们的！”
1966年的元旦刚过，政治风暴越刮越猛，大批判的火力集中到“海瑞”——吴晗——彭德怀这条“黑线”上。
2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突然出现在永兴巷7号的大门口，着实把彭德怀吓了一大跳。
彭真面色凝重，显得心事重重，他没有告诉彭德怀自己目前正处于剑悬头顶的险恶境地，只是说到在武汉向毛主席汇报工作以后，来大西南视察几天，今天顺道来看望。
彭德怀好像见到了救星，他抓住彭真的手，激动地连声说：“你们到底来了！你们到底来了！”
还没等彭真坐稳，彭德怀就急切地发问：“党中央下一步要干什么？我实在是给弄糊涂了，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怎么把我给联系起来了？”
彭真沉默片刻，这涉及中央最高层的云谲波诡，他怎么能一下讲得清楚呢？彭老总是身在深山中，对马上就要发生的狂风暴雨浑然不知啊。他叹口气，伸手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对彭德怀说：“你沉住气，我们五人小组搞了个《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中央已批准并转发全党，你看看。”
“什么五人小组？”
“就是1964年中央设立的，由我当组长，还有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四个人嘛。”
彭德怀这才明白，他赶快低头看这份后来被人们称为《二月提纲》的重要文件，当看到“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这段话时，他拍了一下大腿，兴奋地说：“好！好！就应该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充分让人家说话，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呢！姚文元的文章只许他放火，不许别人点灯，太霸道了！”
彭真向彭德怀介绍吴晗的情况，然后郑重地说：“彭总啊，现在不是吴晗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牵扯到一大批人。所以，我这次来是想请你配合一下。”
彭德怀瞪大眼睛，严肃地问道：“我？我能配合你什么？”
彭真目不转睛地看着彭德怀，声音沉稳而清晰：“第一，建议你辞去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从此埋头一些研究工作，不再出头露面，这样可以减小目标，少引起别人的注意；第二，我劝你向毛主席再写封信，收回你的申诉书，把自己的功过是非留待后人去说,你服从党的决议就是了；第三,你向中央写个报告,实事求是地说清楚你和吴晗没有关系,帮助我们解脱你和他的关系。”
听完彭真的建议，彭德怀站了起来，他在屋子里踱了几步，猛地回转身，喘着粗气，望着凝视自己的彭真，掷地有声地说：“彭书记啊，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感谢你。庐山会议以后，我是准备好忍辱负重的，也准备好委曲求全。但是，我这个人你也知道的，宁可让别人把我打倒，自己绝不倒下。所以，第三条我可以照办，我不能让吴晗同志无辜受牵连。但是，第一、第二两条，我坚持立场！”
彭真不再说什么了，他站起身来，与彭德怀紧紧握手，两个人互相道别时没有说什么客气话，就是长时间地、使劲地摇晃着双手。
这是彭德怀在四川时见到的唯一的中央领导人。三个月以后，随着“五一六通知”的公开发表，彭真在北京落入万丈深渊。
西南局安排“批彭”会，彭德怀轻蔑地看看会议主持者，说道：我已是政治上的僵尸了，为什么还要批我？要批你们就批吧！他要给毛主席写最后一封信。
1966年5月27日，第四次出行的彭德怀刚到大足县，突接三线建委紧急通知，要他马上返回成都，参加局以上干部的重要会议。
彭德怀风尘仆仆，走进会场，静静地坐在后面。会议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主持，首先传达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彭德怀暗暗吃惊，他在川南的大山中转了几个月，党和国家竟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怎么又弄出个“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特别是罗瑞卿，谁都知道他是毛主席忠贞不贰的大警卫员，这样的同志怎么会反党？
接下来的座谈会，一看就知道是预先安排好的，在李井泉的指挥下，座谈会成了专对彭德怀的批判会，一些人吵吵嚷嚷，要彭德怀交代在庐山会议上的“三反罪行”。
彭德怀拍案而起，愤然道：“庐山问题，我早就说清楚了，加在我头上的罪名，我知道，你们也知道。有什么可讲的！”说罢，彭德怀拂袖而去。
这还了得，李井泉责成西南局建委重新组织彭德怀的批判会。上台念批判稿的人大多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无非是那些老生常谈：“你彭德怀是老右倾，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党、攻击三面红旗”。只有一个人出来揭发彭德怀的新罪行：彭到西南后到处放毒，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给大渡河老船工30元钱，两包“大前门”香烟……
彭德怀仰靠沙发，眼望天花板，一言不发。等批判发言结束后，他才从容不迫、曼声细语地说明毛泽东叫他来三线的过程。他说：“庐山会议是快慢之争，主席要快一点，我的意见是慢一点，都是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什么两条路线的斗争。搞建设，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就必然导致比例失调，我说三到五年翻一番就很不容易了，欲速则不达。”“在庐山，毛主席说，‘人民解放军跟你彭德怀走，我就去打游击’。主席说到这种程度了，我对庐山会议的决议只好服从，个人意见保留了。一个人犯了错误，不能把历史上的过错拿来算总账。这样的做法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怎么能体现既往不咎呢？”
彭德怀当众郑重声明：“中央说的那个组织‘反党小集团’和‘里通’问题，没有这回事！杀了头也没有！这是具体问题，可以调查。我对毛主席也谈过，这两点要保留。”“我彭德怀有错也有功，功一面错一面。但不能说我反革命一面革命一面，那样说我不服！”
他提高了声音，激愤中夹着悲怆：“有人说我在大渡河搞什么小恩小惠，这是什么话！老船工当年冒着枪林弹雨帮红军抢渡大渡河，他现在生活困难，给了点钱，给了点烟，这是人之常情。人家为了红军打胜仗，死都不怕，这点钱能把人家收买了？”
会场里鸦雀无声，那个揭发者面红耳赤地垂下了头。
彭德怀轻蔑地看看会议主持者，说出最后的一句话：“我已是政治上的僵尸了，为什么还要批我？要批你们就批吧！”
人们都在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会场里乱了套，批判会开不下去了，主持人尴尬地宣布：“彭德怀是只死老虎，态度不好，就批到这里吧。”
这场揭批彭德怀的丑剧经过一番加工，写成《情况简报》，除了在内部通报，还作为西南局的“文革”成绩上报北京，直达握有生杀大权的“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大员关锋、戚本禹看过后，向江青、康生、陈伯达写信说：“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为了“揭穿他的丑恶面目”，“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希望中央“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
彭德怀上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黑名单，他已经岌岌可危了。
12月初，工作人员发现，彭德怀一有空就关起门来写东西，大家问他写什么，他说：“我要给毛主席写最后一封信。”
彭德怀后来把这封给毛泽东“最后的信”的主要内容告诉了工作人员。他说，我对主席说，现在危险得很，要警惕敌人，他们利用我们党的威望、党的口号、党的缺点，利用我们党在长期对敌斗争中积累下的一套办法，只是改变了花样，把他们自己变成了“革命”的，把我们党变成了敌人而已。
这是彭德怀深思熟虑后对“文化大革命”的最新认识，他已经预见到国家将因为“文革”而处于危机中，他说的敌人就是指林彪、江青一伙乱世枭雄。
说完这些，彭德怀无奈地叹息道：“唉，我也不管他三七二十一了，都给毛主席说了！我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杀气腾腾，江青下达“揪彭”指令。红卫兵没有任何手续，就到成都抓捕彭德怀。无奈之下，周恩来指示：不得开彭德怀的批斗会
早在1965年夏，江青就对彭德怀露出杀机。她在中南海住处招待现代京剧“红灯记”剧组主要演员时，突然莫名其妙地变了脸，恶狠狠地冒出一句：“彭德怀不听话！”在大家瞠目结舌之际，她又重复说：“彭德怀不听毛主席的话！”江青对彭德怀的仇恨已到了难以掩饰的程度。
1966年1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楼南侧的一个小型会议室里，党中央和“中央文革”领导人接见首都高校最具代表性的红卫兵领袖。在一长溜儿桌子的北侧并排坐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人，被接见者坐在桌子南侧，他们是聂元梓、朱成昭、韩爱晶、蒯大富、谭厚兰和“首都三司”核心组的负责人聂树人等。
这次接见的时间不长，只是交换或通报了高校运动中的一些情况。就在接见快要结束的时候，江青才亮出这次看似平常的接见活动的真正目的。
只见江青突然激动起来，声音凶狠而尖厉地对几个红卫兵领袖说：“你们不是很能吗？你们为什么不去抓海瑞？听说他在四川经常上街看大字报，与人谈话，很逍遥自在嘛！应该把他抓回来，要他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
在场的人都知道，这个“海瑞”指的就是彭德怀。
最高决策层抓彭德怀的指令并没有在大范围内传开，连聂元梓和蒯大富掌管的北大和清华也不想利用“揪彭德怀”这件事“锦上添花”。江青把抓彭德怀的指挥权交给了戚本禹，授意他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战斗队的红卫兵到成都“揪彭”。
“东方红”的红卫兵与彭德怀见了面，并与他进行了不止一次的长谈，他们竟被彭德怀的光明磊落、耿直敢言所打动，对彭老总产生了好感和尊敬。回去一商量，他们觉得彭老总在庐山为民请命，不应该被打倒，不应该再受磨难，至少，不能在我们“东方红”红卫兵的手中受磨难，因此，他们迟迟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具体负责这件事，并与彭老总交谈过的王大来、郑文卿两个人还从成都专程回到北京，找戚本禹汇报，希望停止“抓彭”行动。
第一拨红卫兵没有完成任务，这大大出乎江青和戚本禹的预料。
戚本禹大为光火，训斥“东方红”的头目：“你立场动摇，受了彭德怀的欺骗。”他要求“东方红”马上重新派人去成都。“东方红”的人前脚刚走，阴险狡诈的戚本禹就召来另一拨红卫兵：北京高校中造反派的劲旅——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
12月23日凌晨5时，“东方红”的红卫兵冲进永兴巷7号，直扑彭德怀寝室，可他们来晚了一步。捷足先登者就是北航“红旗”红卫兵。
那时刚好是凌晨3点整，北航“红旗”的红卫兵翻越铁门进了院子，他们先把綦魁英叫起来，推着他往彭德怀的屋子走去。彭德怀闻声开门，询问何事，为首的“强人”有恃无恐：“我们奉‘中央文革’之命，让你跟我们到北京走一趟。”
彭德怀不慌不忙，回答得很痛快：“行，什么时候走？”
红卫兵们嚷道：“现在，马上就走！”
不需要出示任何正式的官方法律文书，就凭这群黑夜破门而入的疯癫学生，就能把共和国的元帅劫走。
戚本禹得到“捷报”，马上向江青邀功：“抓住了，抓住了！一两天内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学生已经做好批斗的准备。”
周恩来也得到三线建委的紧急电话，他十分气愤，然而又无可奈何，“揪彭”是有其背景的。江青要干的“革命行动”，作为国务院总理也无法阻止。叹息之余，他指示成都方面：不得开彭德怀的批斗会；由成都军区派部队护送进京；只许坐火车，途中要确保安全；彭德怀到京后由北京卫戍区接站并安排食宿。
12月25日晚，正是西方国家的圣诞节之夜，是个千家万户欢乐的日子。然而在中国成都的火车站，在阴冷幽暗的夜幕下，却演出了一幕永载史册的悲剧：新中国的开国元勋、我们的民族英雄彭德怀，在被红卫兵折腾了三天之后，穿着破旧的黑棉袄，孑然一身，疲惫不堪地出现在站台上，他的四周围着狂躁好斗的红卫兵。景希珍和綦魁英左冲右突，决不离开自己的老首长。彭德怀不让他们上火车，他说：“你们不要跟着我了，你们都有老婆孩子！”景希珍和綦魁英坚定地摇摇头，死也要和老总死在一起。看着跟随自己多年的老部下被红卫兵推来搡去，挤在车厢的过道里，彭德怀老泪纵横。
就这样，彭德怀被押上火车，他总共在大三线度过了一年又25天。
彭德怀向毛泽东致以最后一次敬礼，在囚室里翘首等待他的答复，从此一等八年，直到他凄惨地离开尘寰
12月27日下午四时，34次列车满载着大串联的年轻人，吃力地开进北京站。北京卫戍区奉周恩来的命令，派出一个连的人到车站接彭德怀，胆大包天的红卫兵拒不交人，说什么“要请示‘中央文革’”。
北航“红旗”头目的电话打进“中央文革”的会议室，机敏的周恩来抢先接了电话，他告诉火车上的劫持者：“中央决定把彭德怀送往卫戍区。”没有想到戚本禹法力无边，他公然指使红卫兵胁迫列车开出北京站，最后把彭德怀劫持到北京地质学院。周恩来当面质问戚本禹，双方折中的处理结果是：彭德怀虽然归卫戍区监护，但北航“红旗”和地院“东方红”可参与管理。
彭德怀被送到北京西郊五棵松的一处部队营房内，那里关着一些被打倒的“大走资派”。他走进新居——建筑工程队丢弃的一间简易工房。
红卫兵就住在他的隔壁，整天来纠缠，问一些幼稚的问题。谈了几天，彭德怀烦躁地问他们：“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1967年元旦那天，红卫兵们一反常态，开始辱骂彭德怀，扬言：“揍死你，敲打死你！”他们开始动手动脚，从彭德怀的手里夺下烟斗扔到地上，又抢过书包乱翻一通。
彭德怀平静地看着他们，他想起毛泽东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教导，不过，他在心里暗自嗟叹：这就是防修反修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吗？
天黑下来，闹累了的红卫兵打着哈欠离开了彭德怀的工房。彭德怀记下这一天的感受：“今天是1967年的元旦，我的生活情况处于另一种环境，即被革命群众组织揪来北京待审。时间已过7天，还未宣布罪名，这是我69年生活中所遇到的第一次。”
写完，彭德怀陷入沉思，他很自然地想起毛泽东动员他去大三线时所说过的话：“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难道毛泽东的态度又变化啦？我被抓到北京他知道不知道？
彭德怀从日记本上撕下一页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小心折叠后，悄悄交给哨兵，请求他转交上级。
几天后，彭德怀的信从“监护点”层层上送，到了周恩来的手中。在中央碰头会上，周恩来宣读了这封信：
主席：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
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部分，23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1967年1月1日
彭德怀在囚室里翘首等待毛泽东的答复，从此一等八年，直到他凄惨地离开混沌不堪的尘寰。
元旦刚过，《人民日报》于元月3日发表了姚文元又一篇杀气腾腾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为全国全面夺权的“文革”烈焰再浇上一桶汽油。那天晚上，彭德怀刚躺下，北航的红卫兵就进了屋，把报纸扔在他的面前。
“看过这篇重要文章没有？”那个学生指指点点，“特别是批判你的这一段。”
“也不给我报纸看啊。”彭德怀嘟囔着，拾起报纸，戴上老花镜，看了看题目，又厌恶地放下了。
“你现在就看，还要写出你的看法来。”
“我不写，姚文元发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不发表看法也是我的自由。”
“嘿！你还讲什么自由？你到底写不写？”
看见几个红卫兵挥动拳头要动粗，彭德怀叹了口气，重又拾起报纸，认真看起来。阅毕，提笔给素不相识的姚文元写了一封信：
姚文元同志：
读了3日《人民日报》《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作后，红卫兵同志要我对其中一段表示态度，即“自命为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上提出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梦想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把我国拉回资本主义的黑暗道路上去”。如果这样宣传有益，就这样宣传吧。如果需要实事求是一些，我就可以供给一些材料。……
接下来,彭德怀在信中叙述了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信的经过和信的主要内容。对那个以笔杀人的不可一世的姚文元，彭德怀给了他一个潇洒的还击。
1月6日，彭德怀的这封信被送到彭德怀专案组，成为他的“新罪行”。
红卫兵有了“中央文革”的令箭，开始步步进逼，他们又要彭德怀写出四份材料：《挖思想根子》、《建军问题的错误》、《评军衔过程》、《为什么在庐山写信给毛主席》。
寒室里灯光昏暗，彭德怀趴在桌子上写材料，不时有红卫兵过来吆五喝六，他绷着脸，克制自己满腔的愤怒，总算把材料写完了。
四份材料送到“中央文革”，康生信手翻了翻，批注道：“彭德怀写的材料是又一次地向党进攻，材料应送毛主席、林总、总理阅。”
毛泽东阅后批示：“林周阅后，退康生同志存案。”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知道彭德怀当时的处境的。
红卫兵“乘胜追击”，又提出“高饶”和“军事俱乐部”的问题，他们发出勒令：“把你的那个军事俱乐部写出来！”
彭德怀双目圆睁：“没有什么俱乐部！”
“胡说！非写不可！”
只听“嘭”的一声，彭德怀挥掌重击桌面，震得红卫兵一个激灵。彭德怀站起来，大吼一声：“杀掉头也没有！”
5月24日，戚本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长文，第一次点名道姓地攻击彭德怀。彭德怀读出被点名的一大串“三反分子”：彭真、陆定一、周扬……他皱起眉头，怎么，都成了反革命？他用红铅笔在人名下面重重画下一道，再往下看，他找到了自己的名字，也重重画下一道。他把报纸扔到地上，长叹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啊……”他躺到床上，望着墙壁发呆。突然，他放开喉咙，唱起《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歌声低沉、粗犷而沙哑，震荡着囚室内外冷凝的空气，震撼着所有被“监护”的难友。
江青率领“中央文革”小组，阴谋组织对彭德怀惨绝人寰的大批斗。彭德怀猛地挥拳重击桌面，发出雷霆般的怒吼：我的罪……就是消灭了……几万日本侵略者。
1967的夏天，在全面武斗的枪炮声里，《人民日报》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痛打“落水狗”，掀起“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
7月12日，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里接见北航“红旗”的大头目韩爱晶等造反派骨干，进行批斗彭德怀的战前动员。
江青一身绿军装，忸怩作态，拿腔拿调：“彭德怀这个人被卫戍区保护起来了，把他养得胖胖的，想干什么？为什么不批斗？你们去找傅崇碧要人，就说是我说的！”
戚本禹紧跟主子，唾沫横飞地授意韩爱晶：“你们要彭德怀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不能客气！”
三天后，“中央文革”召集首都大专院校各派头头开大会，要求“立即掀起对刘邓路线及一小撮叛徒、特务和走资派的大批判高潮”。在会上，戚本禹听取北航“红旗”和地院“东方红”的批彭准备情况汇报，他又烧了一把火：“你们要赶快行动，树起大批判的榜样！卫戍区那边由我们下指示。”
7月18日，戚本禹亲自上阵，给彭德怀专案组训话：“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他是个大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只脚！”接着,戚本禹又多次给红卫兵煽风点火,布置批斗会的详细计划。
翌日上午，彭德怀根据专案组的命令正在埋头写自传，监护干部告诉他下午出去“开会”。中午时分，吉普车把他送到北京航空学院，他明白这是要开他的“批斗会”。没有午饭吃，只给他一个玉米饼子，彭德怀在车里默默地吞咽着又凉又硬的饼子，等待走上批斗台。
下午，彭德怀被带到一间教室，四周墙壁贴满了杀气腾腾的标语口号，坐在他对面的是六十多个红卫兵造反骨干。
“文革”式的批斗会都要讲究威风和“火力”，第一炮必须由力大气粗的壮汉悍女开火。只听一个造反头头厉声断喝：“彭德怀！交代你的问题！”
彭德怀站在黑板的前面，镇定自若，态度温和，他不慌不忙地回答：“我不明白有什么问题，几十年来忠于毛主席，勤勤恳恳为中国人民出力。”
会场里一阵骚动，韩爱晶在下面稳住阵脚，重新布置进攻。
“彭德怀！你说，抗日战争时你都干了什么坏事？”
“打死了几万日本兵！”
“为什么要发动百团大战？”
“打日本鬼子呗！”
“百团大战没有请示毛主席，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对不对？”
“嗐，小将们，不是这样的。打电报了嘛！毛主席和中央军委还发来电报祝贺，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可以在山东及其他地方组织一两次’。”
会场里又是一阵骚动，审问者张口结舌，一部分红卫兵津津有味地听彭德怀讲述百团大战的辉煌战绩。
韩爱晶慌神了，他赶快站出来扭转局面，指挥精神亢奋的红卫兵狂呼一阵“血战到底”之类的口号后，干脆自己赤膊上阵，大喊道：“彭德怀住口！交代你在庐山会议上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
“我没有罪行，只有错误。”彭德怀打量着面前这个精瘦的年轻人说，“对庐山会议还保留我的看法。”
“你为什么写意见书？”
彭德怀面色冷峻，回答道：“我就不该写那封信，但是，我有话就讲，憋不住。我是政治局委员，有权向毛主席反映情况，这符合党的组织原则。”
“你在万言书里骂毛主席，妄图篡党篡军！”
“不对，我从来没有野心，我拥护毛主席，对毛主席有很深的感情。”
“那为什么毛主席要打倒你？”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打倒我……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吧。”彭德怀在八年百思不得其解之后，无可奈何想到的答案，此时面对韩爱晶的逼问，脱口而出。
全场喧哗起来，有人高呼：“打倒彭德怀！”
彭德怀提高了嗓门：“彭德怀早就被打倒了！”
韩爱晶额角青筋暴起，他从桌子上跳过来，指着彭德怀的鼻子吼叫：“你说，你反不反对毛主席？”
“我不反对毛主席，我只是对毛主席无话不谈。”
韩爱晶猛击一拳，彭德怀猝不及防，被打得倒退几步，跌坐在水泥地上。大头目做出了样子，小头目就跟上来围殴，拳脚交加。彭德怀认得其中一个学生，忙喊：“小同志,你不要发火,你不懂历史……”话还没有说完,有人重拳击中彭德怀的胸部，他的头撞到课桌上，随后又跌倒在地面，发出重重的响声。
彭德怀忍着巨痛喊道：“你们怎么这样对待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啊？”
会场大乱，彭德怀被拽起来，打倒，再拽起来，再打倒，连续七次！彭德怀满脸淌着鲜血。这时一个穿皮鞋的大块头挤进来，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怀右胸飞起一脚，彭德怀哼了一声，昏死过去。
过了好一阵，彭德怀才发出一声呻吟，一个红卫兵头目拿出事先写好的一张纸，喊道：“叫他签字！叫他签字！”抓住彭德怀的手要按手印。
彭德怀清醒过来，他急忙抽回手，大口喘息着，艰难地说：“让我……看看……”
那张纸上写着“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投降认罪书”。
彭德怀举起手，把那张纸放在身旁的桌面上，待气喘匀了一点，拼尽全身的气力，猛地站起来，胸部和腹部的剧痛使他踉跄了几步，他扶住桌子站定，目光凛然，扫视着全场，他声音嘶哑：“我有罪……”他猛地挥拳重击桌面，发出雷霆般的怒吼：“我的罪……就是消灭了……几万日本侵略者！”
彭德怀再一次昏厥，倒了下来。
周恩来十分愤怒,指示马上给彭德怀治伤,今后没有中央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批斗彭德怀。已经沦为囚徒的彭德怀又成了“军内一小撮”的总代表。
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向周恩来报告彭德怀的伤势。周恩来看过胸片，十分愤怒，批评卫戍区有关人员没有尽到责任，指示马上给彭德怀治伤，今后没有中央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批斗彭德怀。
然而，如履薄冰的周恩来无法控制局势。就在彭德怀惨遭毒打的第二天，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林彪、江青一伙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声讨陈再道、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上，林彪带头高喊：“打倒带枪的刘邓陶！打倒彭德怀！”已经沦为囚徒的彭德怀又成了“军内一小撮”的总代表，在江青的策划下，一个新的“批彭高潮”继续上演着新的历史悲剧。
从7月26日开始，重伤未愈的彭德怀被数十个单位连续揪斗，其中6次为万人大会，7次游街。
张闻天、黄克诚和解放军一大批被打倒的著名将领谭政、张爱萍、李志民、杨勇、李聚奎、萧向荣、王尚荣、廖汉生、刘震等人被拉来“陪斗”，和彭德怀一起在万千公众面前遭受令人发指的摧残和凌辱。
8月15日，囚室外的高音喇叭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冰冷的声音：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彭德怀不禁一怔，他把椅子搬到门口，侧耳细听，自1959年8月在庐山上通过这个改变他人生命运的决议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向全国和全世界公开这个文件。这意味着什么不是一目了然了吗？彭德怀仰天长叹，继而发出悲愤凄凉的笑声。监视他的哨兵急忙过来观察“案犯”的反应，彭德怀说：“刘少奇又成了我的黑后台，这叫我怎么活啊！”
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紧跟着，《红旗》杂志的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解放军报》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纷纷出笼。全国马上掀起新一轮的批彭高潮。
在批斗彭德怀的野蛮残忍、惨无人道的丑剧大汇演中，还跳出一个特殊人物，登台表演了一遭。
那是在北京卫戍区的批斗大会前，彭德怀被押解到一个女厕所里等待“午时三刻”，突然走过来一个老军人，一身的确良新军装，红领章和红帽徽鲜艳夺目。他直逼彭德怀，冷笑道：“彭德怀，你也有今天呀！你看看我是谁？”
彭德怀眯起眼睛瞅了瞅，一时想不起那人是谁。
“怎么？不认识我了？”那个老军人提高嗓门，涨红了脸，骂道，“妈的，老子今天让你认识认识！”说罢，抡圆了拳头，朝彭德怀脸上打来。
彭德怀被打倒在地，他终于想起那个人来，便愤怒地质问道：“李某某，你是党的高级干部，你怎么能动手打人？”
李某某把彭德怀拽起来，左右开弓，又打了彭德怀两个耳光。周围的干部、战士忙上前拉住了他的手，把骂骂咧咧的他推出去。
事后，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狠狠批评了李某某。
李某某，1955年授衔时的少将，1958年在军队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受萧克案牵连，挨过错误的处理，因而对彭德怀怀恨在心。“文革”时李某某走红运，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北京革委会副主任。
到1967年年底,彭德怀经受了大大小小的批斗、游街，高达百余次，是当时中国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中遭受人身折磨、肉体摧残最为严重的一位。历史给后人留下的若干镜头，不仅有令人毛骨悚然的法西斯罪行记录，还有彭德怀在酷暑烈日下，顽强地挺直腰杆，傲视群丑，巍然屹立于天地之间的英雄形象。
八 著文明志 手稿幸存之谜
彭德怀被“打倒”之后，曾经多次上书中央和毛泽东，希望能够洗清罪名。在痛苦不堪的日子里，他写下了日后轰动中国的《彭德怀自述》。可是，他写下的每一个字，都被专案组和造反派认定是“翻案”文章。这部珍贵的文稿，是如何写成的，又是如何劫后幸存的？
彭德怀不分昼夜，伏案疾书，写出一本长达五万余字的笔记《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
1959年立秋以后，彭德怀成了高级党校的一名特殊学员。校长杨献珍十分同情彭德怀的不幸遭遇，特地安排了两位教员，到吴家花园为他辅导，每周他去党校两次，参加集体学习。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他“对马列主义基础的许多学说根本不大懂”，是“经验主义”，“不是马列主义”，这些话深深刺痛了他，他下决心要弥补自己在理论修养上的缺憾。他刚刚看完列宁分析唯心主义的一节，联想到《人民日报》每天连篇累牍的“形势无限好，高潮日日高”之类的虚夸报道，不禁感叹万分，于是写下几句感想：“人们如果把认识加以片面夸大，认为只要主观意识就可以创造出奇迹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就不能不在具体事物中滑进唯心主义泥坑里。”
自1960年的隆冬起，彭德怀在学习大量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经典哲学著作的基础上，开始冷静地审视毛泽东今日的政治经济学。
九 宁死不屈 含冤逝世之谜
彭德怀在弥留之际，曾留下遗言：“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我自己犯有很多错误，但我不搞阴谋诡计，在这一点上，我是清白的”。可是，心如蛇蝎的专案组人员，却颠倒黑白，诬陷他临终前还在恶毒攻击毛主席，给这位屈死的元勋又加上了一项罪名，让人扼腕叹息……
监护点要彭德怀去301医院住院，他倔强地说：我只需要把我的政治问题弄清楚，给我治“政治病”
1972年元旦刚过，彭德怀突然精神萎靡。五年来，他经受了两百余次残酷审讯，始终铁骨铮铮，敢怒敢骂。可现在他好像换了一个人，不说不笑，也不骂人。他的身体不行了，每天要大便四五次，哨兵总听他重复一句话：“报告！肚子不好，要大便，要快！”
开春以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为政法干校里的众“案犯”检查身体。脸色蜡黄的彭德怀一扭头，拒绝检查，他说：“我不检查！我现在没有工作，是反革命、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那么多的罪恶还看什么病？”
不久，他的右手指长了一个小疙瘩，剧痛难忍；失眠痼症加重，每日凌晨就醒，睁着眼望着门外的哨兵。
接着他开始便血，昏厥了两次。彭德怀心里明白，他的身体正走向崩溃。对彭德怀在囚室里的一切，彭梅魁和其他兄弟姊妹一无所知。（剩余2697字）
十 秘密安置 元帅骨灰之谜
请阅读: 彭德怀“骨灰谜案”揭秘 化名意为“亡…
1978年，彭德怀被平反昭雪，但是，他的骨灰保存下来了吗？放置在哪里？革命一生，功勋显赫的开国元勋，死后竟然连骨灰都不能入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这是他个人的莫大冤屈，更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奇冤！
彭德怀的骨灰被秘密安放到了成都。这对当时已身患重病、身处逆境的周恩来来说，是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
1976年10月，中华大地上爆发了又一声惊雷：“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了。经过了10年漫漫长夜的人们，终于迎来了共和国真正的春天。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决定为一批受迫害的老同志平反，也将为彭德怀昭雪。
彭总的骨灰1999年从八宝山公墓迁来,长眠于此
筹备工作一开始，便遇到了一大难题：彭德怀的骨灰存放在哪里？他于1974年11月29日不幸在北京逝世，在正常情况下，骨灰盒应存放在北京，而实际上，彭德怀的骨灰却下落不明。这一消息又把人们再一次推向更深的悲哀之中。党中央、中央军委立即发出指示，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彭德怀的骨灰，并安全运到北京。
彭德怀的骨灰怎么处置了，放到了哪里？外人不得而知，就连他晚期唯一能见到的侄女彭梅魁也不得而知，一直是个神秘的谜。
1975年，四川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大章调到北京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大章的夫人孔明和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曾在太行山西北局妇委共过事，相处甚好。
来自中共喉舌之一杨国选博客
彭德怀元帅十大冤屈之谜
毛泽东也曾经写诗称赞彭德怀：“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然而，就是这位彭大将军一生的十大冤屈之谜却鲜为人知。
引 子
彭德怀陵园坐落在湖南省湘潭县的乌石山下，园中的墓碑十分奇特，是一块菱形黑色大理石，耸立在巍巍蓝天之下。对于中国人而言，讲究的是盖棺论定，一个人的墓碑，往往象征着对他的评价，彭德怀的墓碑当然也不例外。
在湘潭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当地出了三块闻名世界的石头，一块是红石头——毛泽东，一块是白石头——齐白石，还有一块是黑石头——彭德怀。墓碑的设计者大概从这种说法中得到了灵感。石头的特点是硬气，菱形的特征是尖锐，黑色则象征着悲剧，而彭德怀为人爱憎分明、耿直忠诚、宁折不弯，思想尖锐深邃，性格有棱有角，一生坚持真理，一心忧国忧民，品格高贵而命运悲壮，这块碑石倒是匠心独运地象征了他的传奇个性与命运。
彭德怀从小立志救国救民，一生戎马倥偬、功勋盖世却命运坎坷、饱受冤屈，随着时光的流逝，他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离我们似乎越来越遥远，也给世人留下了越来越多的谜团……
毛泽东曾经写诗称赞他“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后来又说“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林彪在长征中写信呼吁“由彭总来指挥红军”，在庐山会议上却大骂他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自谓“我这个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毛泽东却认为他“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他指挥了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却被指责搞“独立王国”；建国之后，人们把毛泽东当神一般崇拜，唯有他敢直闯毛泽东卧室，而且直呼其名；他脾气火暴、以爱“骂娘”闻名全军，却又爱民如子，心忧苍生……毛泽东曾经意味深长地说过，他与彭德怀是诞生于湘江边的两块“石头”。这两块“石头”扔向敌人，会把再强大的敌人都砸得粉碎；而这两块石头相互撞击起来，则必然碎帛裂石，地动山摇，激起的火焰也必然惊心动魄……因此也有人这样说，这两位伟大人物之间的关系，就是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一部缩影，为世人留下了太多耐人寻味的故事。
彭德怀陵园“谁敢横刀立马，唯有我彭大将军”雕塑
彭德怀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的性格是如何炼成的？他的命运悲剧又是怎样造成的？他给家人带来了什么影响？他的悲剧又为后人留下了些什么思索？
一 百团大战 “独立王国”之谜
毛泽东跟彭德怀、刘伯承吹风，他准备开展整风运动。彭德怀衷心赞同，却没有料到，一场倾盆大雨就要朝他倾泻而来
1940年7月，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之前，曾请示中央军委，毛泽东是不赞成的。他认为此战会过度暴露八路军实力，引起国民党和日军的戒备，得不偿失。但当时求战呼声太高，也为了提高共产党在抗日中的作战地位，他才最终同意。
此战大捷，国民党同日军均大惊，各自调整了作战方略。于是，就有了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大围剿，国民党也断绝了八路军的供给，这一度使八路军的生存处境非常艰难。
所以，在延安整风运动和建国后对彭德怀的历次批判中，百团大战总是被拿出来，作为彭德怀“目无中央”，企图搞“独立王国”的铁证，这也成了彭德怀最大的冤屈之一。
1942年，多年在前线驰骋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师长刘伯承回到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前方的情况。毛泽东跟他们吹风，他准备在从全国各地回到延安的高级干部中开展整风学习，统一对党的路线的认识。彭德怀衷心赞同。他这时候还没有料到，一场倾盆大雨要朝他倾泻而来。
彭德怀回到延安的头一项任务，就是向中央军委详细汇报他在华北前线6年的工作。随后，毛泽东和任弼时邀请彭德怀一起，到王震359旅开垦的南泥湾小住休憩。彭德怀的心还在前线，记挂着前方的特殊困难，把积存的76.6元稿费交给党组织转给前方，并希望后方的同志为前方将士捐献钱和物资。
过了一段时间，他把自己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学习会上的发言、也是自己的一篇学习心得《关于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送给毛泽东求教。彭德怀诚恳地说：“我过去视你为大哥，以后视之为先生老师，现在视之为自己尊敬的先生和全党领袖。”
被尊为“先生和领袖”的毛泽东仔细阅读，还在上面写了多处眉批。彭德怀在这篇发言中检讨华北6年的工作时说：“我们华北党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路线，但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毛泽东用毛笔将这一句话中的“基本上”三个字圈去，批注道：“就华北全党来说，就整个6年来说，应该说，执行了中央路线。”有此评价，彭德怀心满意足。
彭德怀刚回到延安，就跟高岗“锵锵”了一回。
一天，任弼时约他参加西北局财经会议，会后有丰盛的午餐。彭德怀才从敌后回来，日子苦惯了，看到西北局的午餐如此丰盛，感到铺张。
当时高岗也在座。他对彭德怀说：“这是海参，海参可是好东西，大补呀！”
“这东西很贵吧？”彭德怀问高岗。
“嗯，这盆海参恐怕值一百斤小米吧……”高岗说，“这海参营养价值高啊！”
彭德怀叹道：“这桌酒席够一个农民一年的费用啦……你说营养价值高，我看太浪费，要是把买这海参的钱用来养鸡，生出鸡蛋是多少？那营养价值比这盆海参的价值不知高多少倍。现在是开财经会，我看从财经的观点看，吃这盆海参是不合算的……”
听到彭德怀这番话，任弼时笑道：“没想到你老彭还很会居家过日子哩，你讲得有道理……我看你不只会打仗，将来还会理财……”
“彭德怀讲的虽然有道理，不过——”高岗吃了一口海参，咽下后说，“你老彭这是农民的财经思想，我看是狭隘……”
“我就是个农民，仍然是农民思想……”彭德怀听出高岗有轻蔑农民的意味，十分生气。
“革命应该用工人阶级的思想……”
“吃海参就是工人阶级思想？那革命就吃海参好了。”彭德怀大声说，噎得高岗一愣一愣地翻白眼，“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了穷苦农民！你有钱不如给太行前线捐一点，那里的人连糠都吃不上哩。”
“好了好了，吃饭吃饭！”任弼时打圆场，“海参没有思想，关键是我们怎么对待……”
彭德怀故意埋头大吃起来，而且盛了满满一大勺海参倒进自己碗里。
“你还很喜欢吃嘛！”高岗笑道，“我以为你舍不得哩。”
“你不是说有营养吗？”彭德怀边吃边揶揄说，“共产主义嘛，大家都营养一下……”
“哈哈哈……”众人一阵大笑。
整风运动中，断断续续批了彭德怀43天，就像彭德怀后来带着情绪说的——被骂了43天娘。面对妻子的疑问，彭德怀粗暴地吼道：打日本鬼子有什么错
1945年2月，在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过程中，举行了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同志座谈会，总结华北工作。彭德怀在会上作报告，系统总结了华北斗争各个阶段的经验教训，从严检查了个人在工作上的缺点和失误。与会者对他展开了批评，批着批着就上了纲，升级为过火斗争，乃至发展为对彭德怀的不公正批判。像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谁要是一旦被列进了批判对象，那就要不依不饶，不经一番炼狱就轻易下不了台。从2月到7月，断断续续批了彭德怀43天，就像彭德怀后来带着情绪说的粗话：被骂了43天娘。
《聂荣臻回忆录》中说，那次华北工作座谈会，是总结华北敌后抗战的经验教训，到后来，发展成为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了，主要是百团大战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百团大战“这样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薄一波在《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书中说，那次华北会议以总结经验为主题开了一段后，不在华北工作的康生、李富春、陈毅也参加了进来，集中批判彭德怀执行王明路线、闹独立性、不发动群众，以及在江西苏区的路线偏差，甚至大革命时期未入党是觉悟不高，原名彭得华是志在“得中华”，生活朴素是“虚伪”等毫无道理的指责也搬了出来。
会上对彭德怀的一些错误指责，离事实太远甚至南辕北辙，也不是同志式的，这令彭德怀难于接受，刺激特深。针对他的最主要的四根“刺”都特尖锐，锥心刻骨：他发动领导的平江起义是“入股革命”；一贯站在毛泽东对立面，说对毛泽东不要盲目崇拜，不要吹捧歌颂；执行王明“左”倾和投降主义路线；背着党中央擅自发动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根据错误的判断作出的错误决定。这些莫须有的或离题太远的“罪状”，不仅使他被冤屈了好长时间，14年后在庐山会议上还被重新翻出，将他置于绝境。
在华北会议上，彭德怀的态度倒很冷静，对一些激烈的指责、批判表现得沉着、克制，没有出现有人担心的争吵。彭德怀针对百团大战多次发言，既充分肯定百团大战的历史作用，也从个人方面认真地检讨不足。他说：“这个战争是不是应该打？我觉得可以打，但是延长三天对不对：一、回头反扫荡，自己搞不赢；二、对敌估计不足，故此，在战役上有些过分。以后，关家垴战斗上又打硬了一点。”“总之，胜利大损失少……”
他反问：“不打，可不可以呢？就是说，不用大破袭战的办法，而用别的办法去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可不可以呢？百团大战以后的敌后武工队等等办法不是很成功吗？”他自问自答：“对这个问题不能看死，今天看，用武工队和政治攻势也可以调动敌人出去。但问题很简单：那时不会。”
对百团大战的批评，主要是由于百团大战后两年中，敌人对华北加倍残酷进攻，导致八路军蒙受重大损失所引起的。彭德怀是这样看的：“百团大战的弱点是暴露了力量，警惕了敌人注意自己，1941年、1942年接连严重地搞我们。但是否全由百团大战引起，这还不能过早结论。”
百团大战随着它的指挥者的命运起伏，也陷入肯定——否定——重新肯定的漩涡中。在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上，对于任何一次反抗外来侵略者的胜利战役，都没有用如此苛刻的尺度去审视过，都不会这样因政治原因而糟践一位威震敌胆的民族英雄。这不能不说是民族的悲哀。好在几十年后，中央对涉及彭德怀的若干重大问题，如百团大战、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及庐山会议等等，已有定论，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肯定了彭德怀的历史功绩。
在那些灰暗的日子里，彭德怀的心在流血。每次中央军委会议散会后回到窑洞，他就不断转圈，不言不语。
一次他气呼呼地往窑洞外走去，远远看见毛泽东走过来，正欲转身避开，毛泽东已经迎面走近，半开玩笑说：“老同乡，轻伤不下火线嘛，更何况是自己同志的误伤呢？”
彭德怀一声不吭，板着脸，向毛泽东敬了个举手礼，突然转身向来路返回，让毛泽东干站在那儿了。
彭德怀返回窑洞又转起圈来。浦安修心里难受，哭泣着说：“老彭，他们为什么老斗你？难道百团大战打错了吗？”
彭德怀粗暴地吼道：“打日本鬼子有什么错！”
浦安修说：“都一个多月了，为什么还揪着你不放？”
彭德怀猛地停住脚步，咆哮起来：“要相信真理必胜！”
浦安修望着他，恳求说：“德怀，你讲讲到底怎么回事嘛？”
突然就倾盆大雨，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彭德怀终于开口了，“为了顾全大局，现在我什么也不能说。我要求跟老毛交换意见，请恩来做中间人。周副主席正在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他闭紧了嘴巴，心事重重地背手在窑洞里踱步。
周恩来劝和，笑看“将帅和”。彭德怀向毛泽东交心，“我对你是真诚尊敬，我公开说我对老毛完成了由‘兄长—老师—领袖’的转变”
周恩来领着彭德怀朝毛泽东的窑洞走去。他们刚走进窑洞，毛泽东就笑着说：“我就知道你彭德怀憋不住，要找我来倒苦水。请坐！”
彭德怀道：“憋了四十多天呢！主席，我在华北会议上检查三次，总结自己入党带来了三个东西：旧军事观点、个人英雄主义和恩赐的群众观点，都通不过，只好找你来交心。”
周恩来风趣地说：“我就坐着看一出‘将帅和’吧。”
对彭德怀的批评毛泽东想收场了，开门见山说：“德怀同志，恩来同志作证，咱们先订个君子协定：第一，把话讲透；第二，可以骂娘；第三，各自检讨，不准记仇，不得影响工作，如何？”
顿一顿，毛泽东平静地说了一段很长很诚恳的话：“我先给你作检讨，造成这样子的后果，责任全在我，事前没向你通气，事后又没向你作解释，这是我的不对。百团大战是无可非议的。从组织手续上讲，你战前对军委有报告，当时军委和我个人是同意了的。如果讲有缺点的话，那就是军委回电未到，你就拍板行动了，但形势在不断变化，也要有点机动灵活嘛，延安也曾开大会祝贺百团大战的胜利，我和朱德都讲了话的。若说有错，首先错误在我，我不但同意，还向你提出过这样的大战役是否可以多搞几次。”
洞若观火的周恩来紧接着说：“百团大战对日寇打击很重，对国际、国内震动很大。我当时要求重庆《新华日报》发了社论。”
毛泽东喝了口茶，又说：“有人在会上讲，你是帮蒋介石的忙，有人讲你运用资产阶级军事家的战略方针，还有人讲你是在反对我等等，这些统统是无稽之谈。如果将来有人再提此事，你可理直气壮地回答：第一，是中央军委批准的；第二，毛泽东同意了，而且还有电报为证。好了，现在我请你向我开火吧。”
彭德怀听了毛泽东这番透彻在理的话，他肚子里憋着的火快泄完了，感激地说：“有主席今晚这席话，就是现在叫我去死，也死而无憾了。你还是了解我的，倒是我对你有些误会，还要请你谅解。我是个粗人呀。”
周恩来知道彭德怀只是受了毛泽东那席话的感动,其实肚子里的话并没有讲出来,忙笑着说：“君子协定的第二条是把话说透,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哟。”
这勾起了彭德怀满肚子的话,他直来直去地说：“那好,当初你提出山地游击战略,我是想不通的。王明从苏联回来批评你提出的山地游击战方针,我当时在思想上是赞同的,认为躲在山上有游而不击之嫌,这样也不利于壮大自己。后来事实教育了我,认识有所转变。不能说我是立场不稳,政治上摇摆不定。”
在原则问题上，毛泽东向来不客气：“那时你听了王明的，华北局归长江局领导嘛，他是长江局书记。”
彭德怀委婉分辩：“我是见事迟，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开始总是模糊的，一定要问题发展到明显的时候，才能看清楚。”他伸出手指比划，“好像人的手指开始分岔在手腕处，我要到五个手指头摆出来时才认识的。1938年秋的六届六中全会，我就明确表示了反对王明路线。”
毛泽东和缓地说：“后来我不也采纳了你的折中意见，改为基本上采取游击战方针，但不放弃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才有百团大战嘛。”
彭德怀说：“那好，说我老彭有什么错误我都能听下去，但说我老彭发动百团大战有个人野心，是反对你，是帮助蒋介石，杀了我的头，我也不认账。百团大战我只有一个错误，提前动手了，这是无组织无纪律嘛。我们八路军有多少？这是客观存在，又不是个米团子可以装在口袋里，怎么能说有意暴露了我军主力呢？不能以理服人嘛！对你，我只有一条意见，会前应该给我老彭打个招呼，叫我有点儿思想准备。”
毛泽东高叫一声：“好，讲下去！”
彭德怀进一步袒露心迹，说出了只有他才敢说出的话：“我是说过对领袖不要盲目崇拜，不要鼓掌吹捧，那样没好处。你老毛身在延安，再英明甚至神明，对前方火线上的情况总有不了解的地方，因此千万不要认为自己百分之百正确。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其领袖也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百分之九十九正确就很了不起了，就算英明甚至神明了。”
毛泽东不仅听进去了,还说：“老彭,你是交心了,我很激动,很感动！”
周恩来也感动地说：“你们谈得好啊，都交心啦！”
彭德怀毫无芥蒂地说：“我对你是真诚尊敬，我公开说我对老毛完成了由‘兄长—老师—领袖’的转变。”
周恩来乘机说：“好，订个‘君子协定’吧，以后有什么意见，要随时交换，赤诚相见。要敢于为党的原则、人民的利益，为真理坚持己见。在此基础上，相互争论、争吵，甚至‘骂娘’都可以。”
毛泽东补充道：“同时又要勇于修正错误。”
彭德怀天真爽快地说：“华北座谈会就算骂了我43天娘吧。只要出于公心，骂错了也没有关系，我老彭决不计较。何况有些批评是对的。”
毛泽东鼓励道：“老彭，对华北会议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前途无量啊！”
彭德怀诚恳地说：“我是立足挖自己的缺点呢，华北会议批斗我，可以使我以后更注意纪律。”
毛泽东站起欲送客，彭德怀又率直地说：“主席，我今后不但要继续当‘武死战’，还要做‘武死谏’，肝脑涂地，在所不惜。你毛泽东，他周恩来，我彭德怀，我们在党内都要自觉地接受监督约束，办任何事情都要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谁也不能头脑发热、独断专行、随心所欲。”
毛泽东握住彭德怀的手说：“你讲得太好了！我建议将你的这个观点写进党章去。恩来，你看呢？”
周恩来说：“我举双手赞成！”
彭德怀一身轻松地回到窑洞,给妻子简要讲述了几句,浦安修松了一口气。
彭德怀欢天喜地地说：“主席、周副主席和我推心置腹，意见一致起来。为了真理，我们三人之间涉及重要原则的争论，可以吵到骂娘的地步，但骂完就完，对事不对人，以保证中国革命最终获胜。”
当时“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对事不对人”的方针执行得比较好。彭德怀被冤枉整了一顿，1945年4月，他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表示不再担任下届中央候补委员，但还是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七大选出的44名中央委员中，彭德怀名次在第33位。在七届一中全会上他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他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留在延安，参与党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工作，协助党中央、毛泽东指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彭德怀与毛泽东的性格差异
彭德怀可谓“生于忧患”，族谱记载他于“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九月初十亥时生”，也就是公历的1898年10月24日。众所周知，那一年中国发生了著名的戊戌变法，时局动荡，正是多事之秋。而对于彭德怀的家庭来说，这时也陷入了破产的境地。彭德怀的童年、少年，是在极其困顿中度过的，他本人后来在自述中说：
八岁时母死、父病，家贫如洗，即废学。伯祖父八十开外，祖母年过七十，三个弟弟无人照管，四弟半岁，母死后不到一月即饿死。家中无以为生，先卖山林树木，后典押荒土，最后留下不到三分地。家中一切用具，房板门户，一概卖光。几间茅草房亦作抵押，留下两间栖身，晴天可遮太阳，下雨时室内外一样。铁锅漏水，用棉絮扎紧，才能烧水。衣着破烂不堪，严冬时节人着棉衣鞋袜，我们兄弟还是赤足草鞋，身披蓑衣，和原始人同。
彭德怀的童年、少年如此凄凉，在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群体中是较为典型的。贫穷的家境对这位伟大的军事家性格的形成和影响是不可磨灭的。这些均反映在他一生都对民生疾苦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上。他甚至能够不顾自己的“乌纱帽”以及身家性命，犯“龙颜”之怒，为受浮夸风、共产风坑害的老百姓大声疾呼！
他一生都表现出对民族、对人民深深的忧患意识；他时常眉头紧锁，遇到不平之事即拍案而起；他这种性格有时走向极端，无法“温柔敦厚”；他更多的时候是怒发冲冠，不看对象，不讲究方式方法；他只能直谏，而不会“曲谏”……
有人说，他的性格颇似古代的张飞和黑旋风李逵，这无疑是与他早年饱受磨难的生活有直接关系。
拿儒家传统的“彬彬有礼”标准来衡量，彭德怀的确是粗犷的，他对丑恶的东西更是绝不心慈手软。少年时代他就敢于与地主恶霸对着干，以至于被团防局通缉而出走洞庭湖；在西林围子，他又带着堤工起事；在湘军中，在红军中，在他当上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后，他总是那么威风凛凛，令敌人胆寒；在朝鲜战场，他率领志愿军英勇作战，令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佬胆战心惊。
苦难的童年，磨炼出了彭德怀坚强、不屈、英猛的性格。可以断言，他在军事生涯中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战果，一方面来自于他的谋略，而更主要的则来自于他超乎常人的勇猛。
分析彭德怀童年、少年生活对他性格形成的影响，有几点特别需要注意：
一是他的家族、家庭历来务农，彭德怀一生都关注农民的利益，他重家亦喜农。他在革命胜利之后，多次有退隐归农的念头。1958年他回乡行走在田边地头，俨然一介农夫；1961年回乡，他率众垦荒造田；谪居吴家花园，他以农事为乐……农耕文化深植于彭德怀的品性之中。
二是过分的磨难，既造成他性格的刚烈和疾恶如仇，也使得他内心深处埋藏着浓厚的忧郁和忧患意识，直到他功成之后亦不能消失。这可能也是造成他悲壮结局的原因之一。
三是他母亲过早去世，享受母爱太少。父亲的多病、懦弱使彭德怀总的来看较为缺乏“温柔”的一面，而刚烈有余。同时，独立意识相当强，不愿阿谀奉承，更不会吹牛拍马，甚至一般的“客气”也不愿讲，他养成了直来直去的炮筒子性格。
四是因为贫困辍学，接受儒家思想较少，因而处事、说话粗犷豪放，没有温文尔雅。
比较同出于湘潭“草莽”，其诞生地与彭德怀诞生地仅百里之遥的毛泽东的童年、少年经历，是颇耐人寻味的。
毛泽东也出身于农家，但他的家庭比彭家却要高一个阶层，他出生时已衣食不愁，所以能够读“六年半孔夫子”，继而到长沙深造。他的幼年，在更加富裕的外祖母家，在外婆、舅舅、表兄弟们的呵护中度过，从小培养了乐观、开朗的性格。毛泽东的父母在他整个童年、少年时代都健在，父亲的严厉、精明、强悍与母亲的慈祥、宽厚、温柔，都从正面影响了毛泽东。毛泽东出乡关，主要是求学的动力；可是彭德怀出乡关，却是生活的压迫和团防局的通缉……毛泽东、彭德怀少年时代都表现出超凡特质，都有过“过激”行动，但毛泽东反抗的是家长、族权，而彭德怀一开始反抗的就是地主、恶霸。
毛泽东与彭德怀后来都成为民族精英和杰出领袖，但从其成才背景看，可以说，毛泽东基本上是文化造就的巨人，而彭德怀却主要是生活磨难造就的巨人。无疑，毛泽东个人特质比彭德怀更全面，横跨文、武两域，而彭德怀偏重于武。毛泽东的性格中，有忧患意识，但那是建立在乐观主义基础上的，所以他时常以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看待现实与未来；而彭德怀的性格却是建立在深深的忧郁之上的，他常常皱紧眉头看世界。
二 “土洋”之争 批判刘帅之谜
刘伯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争；林彪、彭德怀对刘伯承脱离实际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
1958年，军内开展“反教条主义”运动，刘伯承元帅受到错误批判。这场运动是在毛泽东的首肯下，由彭德怀亲自发动的。联系到战争时期，彭德怀与刘伯承之间的一系列纷争，有人认为彭德怀“挟私报复”。尤其是彭德怀被打倒之后，毛泽东一怒之下曾说：“反教条主义，为了顺你的意，我让他们一个提前休息，一个发了转业费，你还不满意?”更是强化了这种误解。
其实，彭德怀与刘伯承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于党和人民。他们只有理念上的纷争，而从没有私人的恩怨，更没有把所谓私人情感带入军政决策中的行为。这种历史的误会，对于彭德怀又是一冤。
历史的暗角始于1933年2月开始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替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政委的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此前，关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宁都会议上曾发生激烈争吵。林彪、彭德怀、朱德等极力主张毛泽东仍留在前方指挥军事，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洋派主张毛泽东去职。争论中，刘伯承投了洋派一票。随即，他又发表了针对毛泽东、彭德怀等关于“游击主义”战术的理论文章，批评他们的右倾倾向，指斥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
林彪、彭德怀读到文章后，对刘伯承脱离实际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尤其是彭德怀深以为恼，不满地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林彪也说：“我们的游击战为什么不好哇，打正规战，拿什么打?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
此时，刘伯承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是苏区唯一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军事科班生”。由于资历老，经历丰富，指挥过南昌起义，因此，担任过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的刘伯承在上层一直有“党内孙武”之称。刚进苏区，鉴于“立三路线”的教训，刘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调，不愿出头。但洋派的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一窍不通,他们需要同样从苏联归来的刘伯承,并引为军事上的依靠，以图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相抗衡。可以说,刘伯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争，并作为洋派军事上的“旗帜”被推在了前列。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书生决议”，命令红军实施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战略，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苏区的桥头堡——南丰。南丰地势开阔，便于集结部队，实施集群作战，因此国民党军将此作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朱德、周恩来不愿强攻南丰，但苏区中央局的作战命令已下，他们只得执行。
担任主攻南丰任务的是红三军团第三师，守卫南丰的则是国民党军毛炳文第八师六个团。家底不大的第三师满打满算不过两千人马，国民党军第八师则有近万人马。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接令后大为不满，他在电话中向朱德、周恩来道：“这是哪个的鬼主意，蠢嘛！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敌人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朱德有苦难言，只得劝道：“老彭，中央的命令都下达了，进攻吧！”
果然，事情完全如彭德怀所预料的那样，进攻南丰并不顺利。2月12日黄昏，红三军团第三师向南丰发起了猛攻。激战一昼夜，仅夺取了城西南、西北的外围工事。清点战场，红军歼敌不足一个营，损失却有三百余人。敌人封锁了城外那片开阔地，红军根本无法接近城墙。彭德怀火冒三丈：“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
实际上，彭德怀并不知道，刘伯承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今见南丰不易攻取，敌军又固守待援，经过反复思量，刘伯承断然提出佯攻南丰，围城打援。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兼之个性殊异，他和彭德怀没能就此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寻求共识。
彭德怀固执地将中央局包括南丰攻城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战略的计划与实施，都记在了刘伯承的账上。因为在大家看来，中央局那些洋派们在军事上主要依靠刘伯承。事后，传话的人又传走了样，刘伯承颇为不满地反驳道：“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话又传回去，刚直易怒的彭德怀是何种反应，可想而知。
其实，两位老帅有着太多相似的人生经历：同是出自贫寒农家，同是起于行伍，早年分别投身川军和湘军，有过旧军人的军旅生涯。他们分别参加了党内武装割据斗争中颇具代表性的南昌起义与平江起义，共同投身到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营垒中。作为开国元帅、伟大的军事家，刘伯承大智大勇中多了几分儒雅，彭德怀大智大勇中多了几分孔武。但由于个性、文化素养、生活阅历的差异，他们在军事理念上又表现出了一定的歧见。刘伯承一贯主张部队要有正规的战略战术素养，要不断发展创新的军事理念。但彭德怀却不那么认为，他始终走不出当年刘伯承认识有误的那笔历史旧账。
刘伯承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百团大战的缺点，打了胜仗的彭德怀对此当然想不通。朝鲜战场上，彭德怀批评三兵团司令员王近山道：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他的部队）怎么会打败仗
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4月30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地区抗战七年来的工作，其中不可避免地提到了“百团大战”问题。
刘伯承的报告肯定了成绩，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缺点。他认为百团大战前后，由于对“从内战转到抗日游击战之舵掌握不紧，过分强调正规军，犯了放任地方武装的错误”，一度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同时，他还指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如敌众我寡之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们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
刘伯承提出这些问题，并非针对彭德怀，他只是对自己执掌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历来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失误的认知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以八路军的实力来看，打一个这样的大战未免太过冒险，同时，至关重要的也是毛泽东一直忧虑的一点，是过早暴露实力会引来国民党蒋介石的忌惮。此外，他对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上的临机专断是有不同看法的。随即，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把刘伯承的这份报告交与大家讨论。
打了胜仗的彭德怀对此当然想不通，也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后来，他还是就百团大战的战略战术作了一些检讨和认识，中央对此也未有什么异议。谁知,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这成了清算彭德怀一贯反对毛泽东的一大罪状。
事关百团大战的问题原本是一场普通平常的工作总结，可两位老帅经此风波，却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东西。有人就此以讹传讹，众说纷纭，党内一度盛传两人不和，实际上除了理念歧见，并无其他。在公共场合，两人谁也没有指责对方。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彭德怀从西北边地应召，临危受命，带领志愿军入朝，很快就稳住了阵脚，打破了美、韩席卷北方的美梦。
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1951年5月，志愿军三兵团六十军一八零师，由于多种因素导致部队被美军分割包围，该师大部牺牲，被俘人数达六千余人。这支部队正是来自刘伯承的二野部队。打了败仗，谁也不好受，尤其是作为主帅的彭德怀。他在志愿军司令部总部批评三兵团司令员王近山时，曾指责道：“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部队吗？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怎么会打败仗？”
刘伯承得知后，颇为自责地对部下说：“彭总批评得对，部队不讲战术素养，瞎打蛮干，怎能不败？”
在反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南京军事学院个别学员对刘伯承不满意，越级上告，给北京写了告状信。彭德怀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
1956年1月，刘伯承一手打造的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建校五周年的校庆。1月11日,毛泽东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的陪同下还视察了该校,给予了高度评价。
山雨欲来风满楼。就在这年2月，毛泽东刚回北京不久，苏共中央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报告一出，举世震惊。中共中央从感情上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这个报告。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著作，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6月，党中央再度发文通知全党，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解放初，我们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全盘苏化。军事学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苏联军事顾问，连课程设置和训练安排都照搬了苏联那一套。刘伯承敏感地预感到了什么。8月，他三次从北京致信学院党委，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学习五年多的东西，总算有了几条，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外国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在学习五个文件时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最后，他还特别指出，不要作过火的斗争，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说有错误，作为院长兼政委，他这个主要领导者的责任更大。
10月，刘伯承返校主持召开学员座谈会，听取意见。学员这时对两个问题反应强烈：一是6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二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太过严格，有三名中将衔的学员嘴都念歪了。对此，个别人不满意，越级上告，给北京写了告状信。除上述两条外，一些人嫌对学员要求太严，指名道姓指责刘伯承摧残这些战功卓著的年轻“老干部”，学校里甚至还有下级给上级擦皮鞋的现象。
中央军委对此非常重视。彭德怀身为国防部长，他立刻赶到了中南海，与毛泽东长谈并征得同意后，于1957年2月派出了以陈赓、黄克诚大将为首的，包括甘泗淇、陈士榘等三个上将在内的十二人工作组，颇有声势地开进了军事学院。工作组采取两人一组，每天谈两三组的办法，分别找战役系的同学谈话。
当时，老中将张震和贾若愚两人为一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走访，虽不甚清楚调查背景，但他们综合情况后取得了共识。学习有压力很正常，这些学员还年轻，有压力才有动力，学院根本不存在教条主义。三个念歪了嘴的学员之一萧文玖态度也很明确,有人鼓励他告状,说他这么年轻嘴都念歪了，那还了得。但萧文玖说他的嘴歪和刘伯承没关系,刘院长希望学员成才,对他们很好。五十多个学员有三个人歪了嘴,不是领导方法的问题,而是学员学习不得法。
可是，调查组给军委的报告却与张震等人的认识大相径庭。这份报告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缺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太适应。”尤其是报告的最后还特别提出：“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
报告这样定调，明眼人一看，就认为身为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难辞其咎。
中央军委看过报告后，彭德怀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对彭德怀批评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口号，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本来就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工作的不恰当评价，萧克就写了一封信，与他交换意见。谁知这封信却成了向彭德怀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这时，刘伯承的爱将、原二野五兵团司令员杨勇去北京开会。毛泽东批评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上有问题。对此，杨勇据理力争道，刘院长工作不容易，学院有那么多苏联专家，中央又一再强调要向苏联学习,尊重专家的意见。他还列举了1951年冬的演习,以此证明刘伯承坚持“以我为主”的教育方针。毛泽东点了点头，未再说什么。
刘帅请辞，彭帅继续当年的误会。毛泽东明显对军队院校工作不满。在彭德怀的具体“指挥”下，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被推向了高潮
1957年8月，刘伯承身体已每况愈下，他致信毛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呈请辞去军事学院的本兼各职，其情殷殷。
刘伯承的请辞，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
树欲静而风不止。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进入了决策中枢的林彪，以中央政治局常委、党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会议，召开了有一千多名高级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再次把反对军队工作的教条主义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林彪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人一提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与会人员一听，心照不宣。这显然是指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萧克主持的训练总监部。
6月，毛泽东对军事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公开表态，他说：“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没有，一种说有；一种是说不多，一种是说相当多。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于军队院校工作，毛泽东明显不满：“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关于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批评说：“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最后，毛泽东意犹未尽，转而对刘伯承作了一些有欠公允的评价。刘伯承听到后有何感想，已不为人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的评价分量很重。
彭德怀没有忘记当年的旧事，他板着面孔在军委的主要领导会上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长征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草地后，四方面军主动提出送一些军、师一级的高级将领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以图接受较高较新的军事知识。李先念的军事搭档、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的余天云，聪敏倔强，作战勇敢，刚刚20岁便当了军长，深受张国焘器重。他入校后，由于文化太浅，阅历又有限，加之性格刚烈，争强好胜惯了，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了争执。这类争执若是学术争鸣，倒也罢了，但他公然拔枪威胁、谩骂刘伯承等教官。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不服，何畏只得将他关了短期禁闭。
然而，谁也没料到，心理素质不好的余天云事后想不开，认为他这个红四方面军的最年轻的军长、天之骄子，折损了面子。不久，在部队行至大金川激流时，他跳崖自尽了。
对此，连一向偏爱余天云的张国焘也认为，余天云如此脆弱的心理防线和轻率的举动是不足取的。余天云之死，是自食其果，并不是受了军事教条主义的侮辱才愤而自杀，相反，红军高级干部应自觉遵章守纪，更不可轻生。所幸，毛泽东对此并未过多去说什么。他淡淡“唔”了一声，道：“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几十年后，彭德怀旧事重提，显然是有分量的。不久，在彭德怀的具体“指挥”下，这场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被推向了高潮。
北京的批斗会开得如火如荼，斗争完全偏离方向。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心情异常沉重。一年多以前，他对第十五军三十四师师长崔建功说过：“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是鬼谷子的弟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所以，教条不教条，重点不在先生，而在学生；重点不在学，而在用。”
有人曾对毛泽东说：“军队这样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更有人故作高深，说：“蒋介石可是靠黄埔起家哟！”这些话，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这些话传到刘伯承的耳里，尽管他痛心疾首，但却决不敢再为自己辩诬答疑了。为了大局和军队建设需要，也为了已经划线站队的同志少受或不受委屈，他只能选择检讨——哪怕是违心的检讨，唯如此，才会解脱大批同志。刘伯承抱定“退避三舍”的宗旨，实在是不愿和彭德怀在这件事上僵下去，更不想开罪最高层。深知党内斗争残酷的他委曲求全，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展。
一年后，彭德怀以同样的方式被打倒，毛泽东曾说过：“反教条主义，为了顺你的意，我让他们一个提前休息，一个发了转业费，你彭德怀还不满意？”人生之旅，命运之舟，荣辱沉浮，谁可预见。
1986年，刘伯承以94岁高龄逝世。中央在给刘伯承的悼词中，特地指明了他在历史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对反教条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作了彻底否定，还了刘帅的清白之身。1987年，中央军委纪委在“纪”字1987第十五号令通报中，为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遭受了冤屈的同志彻底平反。
三 庐山沉冤 上书“反毛”之谜
彭德怀上庐山之前，目睹了“大跃进”给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在庐山上又目睹各级干部对这个问题的轻描淡写，他忧心忡忡、犹豫再三，最后还是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痛陈“大跃进”的弊端。他没有料到，这封信会引起毛泽东的巨大误解，从而改变了他的一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1959年的庐山会议前期，被与会者乐观地称为“神仙会”。彭德怀在毛泽东那里碰了软钉子，他对会议上出现的“护短”情况很焦急，第一次发言就“开炮”了
在新中国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庐山会议，是指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8月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
庐山会议最初开得很顺利。毛泽东说会议的主题是反“左”，反瞎指挥，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他那时心情舒畅，除了游山玩水，就是找人聊天，谈古论今。他还说：要在大会上承认一些错误。刘少奇听了对周恩来说：“这样很好。他一开头，别人就好说话了。”
从7月3日开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按六大区分组讨论。不少同志尖锐地指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一些问题，有的还作了自我批评。会议开得轻松愉快，人们称之为“神仙会”。
在会议休息的间隙里，彭德怀见毛泽东在草坪上散步，便走过去，顺便问起：“主席，你最近回老家了吗？”
毛泽东说：“噢，回去了。我还写了首《到韶山》的诗。”
彭德怀这时顾不上浪漫的诗情了，耿直地问：“你知道他们虚报产量的事吗？”
毛泽东不悦地盯了他一眼，淡淡地说：“不晓得，我和他们没有谈到这个事。”
“这……”彭德怀一时语塞。
傍晚。彭德怀忧郁地坐在桌前，周小舟来看望他，问：“彭总，怎么不去风景点转转？”
彭德怀没好气地说：“转个鬼！有什么好转的，老百姓都没有饭吃。我问你，湖南有没有虚报产量？”
周小舟谨慎回答：“怎么说呢，到处都一样嘛。再像现在这样一窝蜂地搞下去，到头来，鸡飞蛋打！”
彭德怀嘟囔说：“后来我去了韶山，毛主席家乡都虚报。我就不信，主席真的不知道。”
“彭总，你这是……”周小舟大惑不解。
彭德怀掩饰地说：“哦，没什么！吃饭去！”
彭德怀对于庐山会议上出现的“护短”情况很焦急，如此下去反“左”的目标怎么能达到？他要“开炮”了。西北小组讨论会上，安静的会议室里，响着彭德怀粗哑的高音：“刚才我向西北小组的同志们介绍了我考察10个省、自治区的所见所闻。我去湖南考察时发现，毛主席家乡那个公社，去年报的增产数实际没那么多，我了解只增产了13％。我又问周小舟，他说就这个数字也靠国家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前不久，主席也去过这个公社，我问过他，你了解怎样？他说他没有跟他们谈这个事。我看他是谈过的！何必隐瞒？是什么就是什么嘛！”
彭德怀第一次发言就涉及毛泽东，这让参加讨论的同志听来，不啻当年西北战场那轰响的炮声。
未等别人插话，他又说道：“1957年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胜利，党的威信提高了。可到后来呢，脑子就发热，得意忘形。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与会者惊讶的目光都射向他，都吃惊彭老总的嘴巴怎么没有把门的，这样“犯上”的话都敢说出口。
彭德怀不管不顾地说：“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主席在内。总的责任在中央，不在下面。”
彭德怀还说了些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话。他的发言惊吓得作记录的工作人员停住了笔。
傍晚。彭德怀散步时遇到张闻天，他们两个人的住所相隔只有一条甬道。
张闻天说：“全体与会者，包括康生、陈伯达在内，表示坚决反‘左’。”
彭德怀高兴地说：“这样好嘛，反‘左’问题看来不难解决了。”
张闻天意味深长地说：“你的估计比我乐观。不过，咱们都要很好学习历史，否则，什么也搞不清楚。毛主席就从中国历史中学了很多东西。”
“是啊，我们党内真正懂得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彭德怀深有感触地说，“斯大林没有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是犯了错误的。毛主席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析得很清楚。就这一点讲，是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我平生最佩服两个人：主席是一个，总理是一个。”
张闻天：“彭总，你呀，地道的忠君大臣一个。”
7月12日，周小舟去了176号别墅彭德怀的住处。他一进门就开门见山地说：“彭总，去年我省粮食产量造了假！”
“为什么呢？”彭德怀问。
周小舟无奈地说：“是压出来的。第一次上报说粮食数字不落实，第二次上报又说不落实，连造了几次数字，下面干部就摸清了底，要虚报，不要实报。”
“乱弹琴！只能有多少报多少，不能虚报也不能少报，怎么能这样胡来！”彭德怀愤怒起来。
“做不到，上面压力太大。”周小舟为难地摇摇头，“现在农民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就要大锅大灶，烧柴禾也不节省，劳力也不节省。小锅小灶，妇女、弱劳力都可以煮饭。现在非强劳力不可。搞了公共食堂，家庭用点热水也不方便，群众对公共食堂有意见。”
彭德怀：“这些问题，你应当如实地向毛主席反映一下。”
“我昨天向毛主席谈了一些。”周小舟建议说，“彭总，主席还是能听得进去的，好像也要反‘左’，你也找机会同主席当面谈谈吧。”
“我这个人脾气不好，老毛也不像战争年代了，当面谈容易谈崩。”彭德怀很实在地说，“军队方面也反映一些社会情况，我都送给主席看了。”
当晚，周小舟再次去看望彭德怀。
彭德怀说：“西北小组讨论得还不错，只是简报偷工减料，没反映我的尖锐意见。我还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不便在小组会上讲，打算写一封信给主席。”
周小舟说：“写信也好，把你在西北小组会上的发言和插话加以充实，写给主席看看，也就很好了。”
彭德怀笑着说：“你当了我的参谋啊。”
第二天早晨，彻夜未眠的彭德怀，背着手踩着晨露向美庐走去，决心找毛泽东系统地谈谈自己的看法，交交心。
他走到美庐门口被警卫员挡住了。警卫员客气地说：“首长，主席昨晚一夜没睡，刚刚躺下。”
彭德怀欲像战争年代那样往里闯，又想想觉得不妥，今非昔比，眼前是庞大的别墅，而不是当年的寺庙、平房或窑洞了。他叹口气，失望地转身离开。
彭德怀决心向毛泽东写一封信，把自己的意见反映上去。他再次去找泽东谈心，又被挡了驾。他终于写下“毛主席亲收”的字样，一切都不可挽回了,彭德怀找来参谋王承光，说：“我想给主席写封信。如果能引起他的重视并在会上讲讲就好了，他讲一遍比我讲一百遍管用。”
王承光劝说：“彭总，写什么信呀，小组会不是还要开两天吗？你再去系统讲讲。”
彭德怀摇头说：“小组会讲的大多被贪污了，不如直接写给主席好。”
“写信在文字上很难说清楚，你是不是去找主席直接谈谈，那样表达得更清楚。”
“去过，被挡了，也谈不拢，很难听进去。他急躁，我也急躁，两个碗叮当，一谈又得争吵。”
“总理他们了解的情况很多，你没有管经济，你能不能先同他们谈谈，请他们去同主席讲会更方便。”
彭德怀又摇头：“总理处境也很难，挨了几次批评了，哪里还敢讲话？还是我讲你写。”
彭德怀拿起几页准备好的提纲，说：“我来说，你来记，抓紧时间整理出来，写不好不要紧，我可以修改嘛！”
王承光只好从写字台上拿起一本便条纸和铅笔，准备记录。彭德怀说：“信的内容就是主席讲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就按这三句话去写。信的头一部分要肯定去年大跃进的成绩,这部分多写些,说透些。”
彭德怀深思熟虑地说：“如何认识去年的大跃进？我看可以说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基本正确的，先不要说完全正确，才一年的实践嘛。如何分析出现的新问题是重点。我看新问题可多哩，去年基本建设摊子铺得那么大，你要大上，他也要大上，我们的钱只有那么多，干了这个就干不了那个，到处争资金。好多人都说出现不平衡，很少人去认真分析为什么不平衡。如再不引起注意，以后还会出现更大的不平衡，老天爷也没有办法去使它平衡。”王承光快速记录着。
彭德怀说：“人民公社我看是搞得太急了，太粗糙了，这怎么能不出毛病！”彭德怀神情专注，说话声越来越大：“现在农村的所有制问题乱得很，上面乱，群众更乱，时间长了要出问题。”
彭德怀站起踱步，情绪显得有些激动地继续说：“九千万人上山，全民炼钢，究竟炼了多少真钢，天晓得！村里的树砍光了，老百姓做饭的锅也砸掉了，这要多少年才能恢复元气啊！究竟应该怎么看，说得不偿失会有许多人接受不了，也影响群众情绪，比较实际的看法应该是有所失，也有所得。”
彭德怀谈兴很浓，把几天来冥思苦想的问题都倾吐了出来。他一看表，说：“哟，三点了！你下午不要干别的事，赶快写吧，我要参加小组会去。”
当天晚上，彭德怀拿着初稿兴冲冲地返回住处,
漆黑寂静的庐山，只有彭德怀屋里的灯亮着。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彭德怀嘴里慢慢嚼着茶叶，手中的笔不停地移动。他真正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第二天早饭后，王承光走进彭德怀屋里。彭德怀摘下老花镜，把圈得面目全非的初稿交给他，说：“我改了不少，你重抄一份。资产阶级狂热性这句话就这么写上吧。有意见不直讲，尽绕弯子，尽私下讲，会上装哑巴，那算什么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信的结尾部分，你写得简单了，总结经验教训，目的是提高全党认识，不是层层追究责任，人人自危，这个意思要写清楚。”
王承光接过稿件，彭德怀郑重地说：“我现在就去主席那里，看他能不能抽时间谈谈。你把信修改一遍，抄好，下午给我。”
彭德怀背着手，沿着幽深、寂寥的小径快步向美庐走去。
当他走近门口时，又被警卫员拦挡：“首长，主席刚睡。”
“这……”彭德怀犹豫了，止步。他猛地转身，像下了决心，急匆匆往回走，走得虎虎生风。
也许冥冥中事物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彭德怀两次去找毛泽东谈心，都被挡了驾。如果谈成了，也许彭德怀不会发出那封信，也许庐山上那场暴风雨不会落下，也许彭德怀和中国的命运将发生另外一种变化。但遗憾的是没有“也许”，注定要发生的事亦就无可挽回地发生了。
午饭后，彭德怀又放弃午休，不顾酷暑闷热，身着背心短裤，喝着浓茶，嚼着茶叶，专注地修改信稿。王承光走进来，彭德怀把再次修改的稿子交给他，说：“就这样了，抄清后就可以送了。”
王承光接过修改稿翻起来，彭德怀说：“在信的开头，我加上‘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一句。在‘确有其粗，而无其细’之后，特意加上‘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临近黄昏，彭德怀毅然站起身，拿起笔，郑重地在信的末尾写上“顺致敬礼”，并签上“彭德怀”三个字，随后在信封上写下“毛主席亲收”。
他叫来王承光，十分坦然而又坚定地说：“王参谋，你把信马上送到主席处！”王承光从办公桌上拿起信，转身大步流星地向毛泽东住处美庐走去。
彭德怀长长地出了口气，脸上露出笑容，推开门走了出去。
随着王承光远去的脚步声，这封信已经是覆水难收了。这封后来被冠为“意见书”的信，现在看起来很平常，就是要求认真总结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客观反映了实际情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与要求，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这份“意见书”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存在的严重问题比起来，并不尖锐，批评也不算彻底，彭德怀下笔是相当客气、相当留情的。它是在肯定“三面红旗”成绩的前提下提出问题的，是心平气和与人为善地切中时弊，是善意的劝诫。
但是，在那个时代却是大逆不道。因为彭德怀说出了多数人眼里所有，却多数人嘴里所无的话语；写出了多数人心中所有，却多数人笔下所无的“意见”。收到彭德怀的信后，毛泽东突然变得寝食不安，情绪烦躁，吃了安眠药仍难以入睡。他与彭德怀过去的争吵，以及近年的尖锐分歧，又历历浮现在脑际。毛泽东坐在美庐阳台的藤椅上，悠闲地抽着烟，观赏着东谷的美丽景色，目光却是沉郁的。他从上午一直坐到晚上，膝盖上摊着彭德怀的那封信。
他显然不喜欢这封信，曾面带苦笑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彭老总批给我看的净是消极材料，尽给我送消极材料。”
相比之下，他愿意看反映成绩的材料，接着点出了几个人的姓名后说：“他们送的材料积极。”
据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收到彭德怀的信后，毛泽东突然变得寝食不安，情绪烦躁，吃了安眠药仍难以入睡。
毛泽东处于巨大的矛盾漩涡之中。他如今多多少少开始承认大跃进以来的缺点错误，也试图给大跃进降温，并已经着手进行局部纠正。但他不愿意让人们给形势泼冷水。他认为：缺点和错误是存在的，已经改了，那些发表反对意见的人还要求改，他们抓住这些东西来攻击总路线，把总路线引到错误的方向去。他反复斟酌后确定，彭德怀这封信就是要求改到相反的方向去，从“左”改到右去。
恰好这几年，国际形势错综复杂，黑云压城，国内也不安宁。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同年6月、10月，波兰波兹南事件、华沙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相继发生。1956年，中国也发生了少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闹退社、极少数反革命分子破坏捣乱等事件。毛泽东越来越陷入党变修、国变色的深重忧虑之中，警惕地注视着，防止着1956年以来国际共运中所发生的事件在中国重演。
这时候，敢于直言的彭德怀元帅的信摆在了桌子上，分量重，冲击力强，顿时在毛泽东的脑海里掀起了波澜。他与彭德怀过去的争吵，以及近年的尖锐分歧，又历历浮现在脑际，以致对“彭大将军”的信任发生动摇。他绷紧的神经立即把庐山的风云与国际的风云联系在一起了。
基于这种判断，他决定批判彭德怀。
7月16日凌晨，毛泽东提笔在彭德怀写给他“亲收”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题名，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
毛泽东与彭德怀在革命利益上从来是一致的，但当革命利益与个人性格和各自对事物的独特视角结合起来，又糅进政治的因素，问题就复杂了，碰撞就不可避免。7月16日上午，毛泽东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常委召到美庐客厅。他抽着烟，微笑着，神情轻松而平静，这是暴风雨的前奏。他说：“昨天收到彭德怀同志14日的一封信，我已经给这封信加上标题，并指示‘印发各同志参考’。我建议大家评论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常委们不明所以地看着他。
毛泽东又说：“会议延期，让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等同志也上山来，参加会议。如果林彪同志身体还可以，也请他来。”三位常委一愣。毛泽东点的名显然是仔细斟酌过的，他下令用飞机把未到会的中共中央委员从各地接到九江，即刻上山。彭德怀还蒙在鼓里，在别墅室外慢悠悠地打太极拳。
王承光对他说：“彭总，中央办公厅通知，会议延长，日期不定。”
彭德怀兴奋之情不可言状，乐观得不行，思忖着说：“看来我的信起了作用，毛主席看了信，要解决问题了。”
这时，机要通讯员送来文件，看着中央办公厅赶印出的大字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彭德怀感到十分突然，犹如兜头淋了一盆冷水，他愣了一下，嘟囔说：“怎么给加了这么个名字？”
彭德怀这才意识到严重，沉重地踱起步来，说：“我是给主席个人写的信，是供他参考的，怎么一下变成了‘意见书’，事先也不跟我招呼一声，就印发给大家？如果我当时想到此信会要印发的话，我就要尽可能地斟酌一下。” 彭德怀虽觉沉重，却还没有失去政治上的天真单纯，喃喃自语：“让大家讨论一下也好，真理越辩越明！”
这天早饭后，彭德怀一出门就碰到黄克诚，又感到很突然。黄克诚上山后也住在彭德怀住的176号，他俩一个住东头，一个住西头，长期合作的老战友又在庐山聚了头。
彭德怀惊讶地问：“你怎么来了？”
黄克诚答道：“通知我来参加会，早上刚到。”
彭德怀又问：“我给主席写的信你看了吗？你觉得写得怎么样？”
黄克诚本来直率，在彭老总面前更不用拐弯，直接说：“看了，不怎么样，火气太大，有刺。谈谈就行了，写什么信！”
彭德怀更直接：“谈不通嘛！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要引起他重视。”
黄克诚埋怨彭德怀：“你总是感情用事。王德怀、张德怀都可以给主席写信，就是你彭德怀写不得啊！”
彭德怀拧着脖子：“我怎么就写不得？我是好心！”
黄克诚叹息一声走开了。他洞若观火，只有彭老总政治上还那么简单，还在搅他那天真的理。
毛泽东本来对彭德怀的“上书”就不满，讨论信的结果更是激怒了他。他谈笑间就给彭德怀定了路线错误的性质，“右派”的帽子也风趣幽默地给他扣上了。各个小组都在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而且普遍没有反应过来，开炮的很少，赞同的倒很多。因为彭德怀的意见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信中反映的问题睁眼可见。
在第五小组会议室里，黄克诚发言说：“同意主席对形势估计的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现在争论的主要点是中间那句话，两头是一致的。我同意‘议定记录’（草稿）中所提的三条缺点。我补充以下几点：第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第二，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第三，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作风上的主要问题是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讲好的高兴，讲坏的不愉快。”
他还说：“去年兴起了铺张浪费之风，中央出来开会也很铺张，我虽然也吃了玩了，但很不舒服。开会带戏班子的办法不好。对群众讲勤俭持家，几个月不吃肉，干部吃那么好，行吗？”
在第二小组会议室里，周小舟在发言：“庐山会议是高级干部会议，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应着重总结经验教训。我赞成少奇同志所说的‘把成绩讲够，把缺点讲透’。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浮夸作风，与我们上面的计划偏高偏大是有很大关系的。”
周小舟明确表示：“我认为彭老总给主席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我同意。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我认为是可以斟酌的。”
张闻天更加有的放矢，直奔主题。他在华东小组会上发表长篇讲话，整整讲了3个小时。会场气氛相当紧张，张闻天的讲话多次被打断，有些人包括主持人柯庆施抢着插话，表示不同意他的意见。但张闻天毫不让步。当讲到第12点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时，他毫不含糊地表态说：“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的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这封信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他的信是好的，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就不大。”
散会后，彭德怀、张闻天在甬道上一见面，张闻天就兴冲冲地说：“彭总，今天我对你的信给予了支援。”
“我不要你支援。”彭德怀说反话，语气里却充满着感激之情。
开始讨论彭德怀的信以后，毛泽东也有些坐立不安，常常陷入沉思之中，格外注意讨论的动向。
张闻天这个时候“支援”彭德怀显然是帮倒忙。毛泽东本来对彭德怀的“上书”就不满，讨论信的结果更是激怒了他。
7月23日，一个转折的日子，一场悲剧的开始。
8点20分,毛泽东起身到庐山交际处直属招待所参加第二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入主席台后,先环视一下会场情形,从前看到后，显然是找彭德怀。他终于发现彭德怀光着刚剃的头在最后一排坐着。对此，毛泽东流露出不悦神情。
毛泽东坐在主席台上的大藤椅里开始讲话，谈了1958年以来一些同志“左”的倾向，批评了他们放大炮放卫星的浮夸风。然后他望望彭德怀，以他的特有风格说了起来。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觉……”毛泽东以随便的口吻开始，习惯他语言风格的人都知道，他下面要电闪雷鸣了。
“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样一个名词。
“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于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
毛泽东话锋一转，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他站了起来，声调越来越激越和愤慨，话语内容直奔坐在台下的彭德怀而去：“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一条路线。站不稳，扭秧歌，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距右派仅有30公里，相当危险……”
毛泽东谈笑间就给《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定了路线错误的性，“右派”的帽子也风趣幽默地给他扣上了。
“我主要有两条罪状，一条是1070万吨钢，大炼钢铁；一条是人民公社，全世界都反对。但我仍认为大跃进的成绩是伟大的，我坚信我们的事业不会失败，只是多付了一些学费。
“……如果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重新建军……我看解放军也会跟我走！”
话语越讲越激愤，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句句像“石头”，无情地扔向台下的彭德怀。很多人听了这话都感到吃惊，觉得说得太重。
彭德怀如遇晴天霹雳、当头一棒，这位以沉着坚定著称的大军统帅几乎丧失自制。他掐着虎口以极大的耐力压制着内心的痛苦，几乎要坐不住了。
会议在上午11点30分结束，与会领导陆续向外走。彭德怀激动、气愤、郁闷，身体摇晃着走出会场。下了礼堂门外的台阶走出不远，彭德怀猛一回头，看到毛泽东夹在人群中正朝他这边走来，谈笑风生。
被一种难以克制的委屈与埋怨情绪驱动着，彭德怀狠狠地掐了下虎口，迎过去，快步走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停住脚，挺和气地打招呼：“彭总，我们谈谈吧？”
彭德怀却直截了当地说：“主席，7月14日的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为什么把它印发了？”
毛泽东怔了一下，接着眉头微微一皱，冷着脸回答说：“你也没有讲不要我印发吧？”
不善辞令的彭德怀一时语塞。他本来还有话要说，硬是嘴唇嚅动着强咽下去了。毛泽东和缓了口气：“彭总，我们谈谈吧？”
彭德怀的脸涨红了，一边走一边甩手，态度十分生硬地大声说：“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气呼呼地走开了。
对于彭德怀的这一举动,随行人员又是一惊。中央领导中还没有谁敢和毛泽东这样耍态度的。在场的同志面面相觑,很不理解，也为彭德怀捏了一把汗。
毛泽东望着他，出乎意料没有发火，只是喃喃地说：“没关系嘛，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嘛。”
两块“石头”的激烈碰撞,火花四溅,惊心动魄,使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
回到住处，毛泽东的情绪不好，闷闷不乐。而前来他这里汇报情况的领导忽然增多了。毛泽东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解决彭德怀等的右倾问题。“神仙会”一下升格变成了路线斗争会。
毛泽东严肃批判彭德怀：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号召反右，会议批判急剧升级。
彭德怀以为“主席点了我的名，骂了一通，出了气”，笼罩在庐山的浓雾总该散了。他正要收拾行装准备下山回京，没有料到庐山更浓重的云雾正在凝聚。就在毛泽东7月23日上午讲话以后，到26日短短三四天内，不平静的庐山又发生了一些事情，促使批判迅速升温，风暴更加强劲。
7月23日夜间，情绪激动的“秀才”们去看望黄克诚，正好遇见彭德怀来找黄克诚议事，他们告辞走出门时，恰巧被管安全、保卫的一位领导人撞见。此时聚会，密谋什么十分可疑，他报告了毛泽东。后来毛泽东说彭德怀有个“军事俱乐部”，大概与这个偶然发生的细节不无关系。
没有资格上庐山的人，同彭德怀、张闻天一样批评缺点、错误的亦大有人在。刚好毛泽东收到一封洋洋万言的长信，作者是李云仲，东北协作区办公室综合组组长。他坦率进言：最近一年来，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且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左”倾冒险主义思潮曾形成一个主流。
对来自下面的批评意见，毛泽东也听不进去，而且认为是与彭德怀山上山下遥相呼应，都是向他的挑战。
毛泽东认真看起张闻天的发言简报来。看着看着，他又想起了长征中的会理会议，林彪写的那封信，于是，他严厉批评彭德怀的同时，又捎带上了张闻天，认为他也有右倾情绪。从1941年到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屡次提起林彪那封信的事，板子都不打林彪而是打彭德怀、张闻天，说张闻天挑拨林彪、彭德怀反对并企图取代“三人团”，怀疑彭德怀为夺兵权与张闻天密谋，唆使林彪写那封信。
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更加深了他对彭德怀的误解。
7月31日一早，彭德怀走进毛泽东住处“美庐”客厅的时候，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贺龙等已在座，另一边坐着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等。这是一次中央常委会，黄克诚他们几个人是被吸收来列席旁听的，实际上是陪绑挨批的。
毛泽东见彭德怀进来，打招呼道：“彭德怀同志，中央常委特地开个会，谈一谈你的问题。”
毛泽东对面一张沙发空着，彭德怀一看就明白是留给他的，他走向那张沙发坐下来，平视地瞅一眼毛泽东，掏出一根“中华”烟。
毛泽东问：“你不是戒了吗？”
“又抽上了。”
“抽我的。”他把一筒“熊猫”烟推过去。
会议开始，毛泽东首先讲话。他没有谈7月14日彭德怀的信，却系统地讲起了李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集团，批评彭德怀在历次路线斗争中都犯有错误。
彭德怀插话说：“到1934年12月间就已经转过来了，认识到还是由毛泽东同志领导好，这是事实证明了的，这话我对黄克诚讲过。”
毛泽东接着说，在几次路线斗争中你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很难说。
彭德怀赶紧说了一句：“我都61岁了，耳已顺了，不要紧的。”
毛泽东又严肃地问彭德怀：“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31年了，是否如此？”
彭德怀感到受到极大伤害，毛泽东的气话等于把他几十年的忠诚、奉献都抹杀了。他当然不能同意，但没有正面反驳，而是讲述了一件往事，想说明他从很早的时候就把毛泽东当作自己的先生，对他是很尊敬的。他说：“我认为同主席的关系是对半开。政治与感情，你是结成一起的，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提得那么高，我还没有理解，跟不上，掉队远。许多历史事件，我一生无笔记，文件全烧了。对问题认识有分歧，但不能说感情不融洽。”
毛泽东平静下来，说：“老彭出身劳动人民，对群众有感情，问题是经验主义。”
彭德怀承认：“经验主义是肯定有，靠自己几十年经验办事，只读过两年旧书，当元帅不行，当副手，刚愎自用。张飞这个绰号是主席取的……”
他勉强表示：“我是个是非各半的人，同主席的关系是对半开。有农民的无政府思想，叫‘主席’都不习惯。多年养成孤僻性格，无事不登三宝殿。”
毛泽东寸步不让：“还是三七开。”彭德怀只好沉默。
谈话不欢而散。
8月2日，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毛泽东讲话号召反右。他说：反“左”必出右，现在不是反“左”而是反右，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他把张闻天列入彭德怀的“副帅”，打进“不能改”的行列，说王明没有改，洛甫也没改，旧病复发，他还在发疟疾。
毛泽东的讲话是动员令，批判在急骤升温。
彭德怀作了初步检讨后，被叫去接受各小组批判。
康生声嘶力竭地煽动说：“彭德怀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他是在拉队伍，如再不反击，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他的整个检讨是避重就轻，能滑就滑过去……”
彭德怀忍不住回敬了一句：“康老，你比我滑得还快，你前两天不也高喊反‘左’吗？”
康生一脸尴尬。陈伯达扶扶眼镜，说：“彭德怀反党、反毛主席的野心已久，他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反对大跃进……”
彭德怀抢着反驳一句：“陈伯达，我哪来这么多‘反对反对’呀？”
柯庆施发言了：“彭德怀，你不要堵人家的嘴嘛！你完全是有准备、有计划、有目的地反党，你的军事俱乐部就是铁证！”
彭德怀气急了：“柯庆施，我什么时间成立了俱乐部？谁是成员出来报名呀！那是主席的比喻，比喻，你懂吗？”
就在这时候，毛泽东来到会场，会场立即安静了。一阵掌声过后，他挥挥手，说：“该谁发言了？继续谈嘛，谈嘛。”
会场沉默了。沉默了一会儿，便爆发了对彭德怀急风暴雨似的大批判。
彭德怀终于明白，毛泽东所要发动的斗争，已远远超出了那封信的范围。他只得痛苦地保证做到三条：一、不会自杀；二、不会当反革命；三、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种田，自食其力
8月1日，“八一”建军节。毛泽东主持中央常委扩大会继续猛烈批判彭德怀。会议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有一多半时间是毛泽东在讲话，他的讲话是漫谈式的，但话锋尖锐。在毛泽东讲话的间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等都有一些插话，大都是提一两个具体问题，或对前面的发言作点补充。
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德。他像过去一样宽容、诚恳：“德怀同志过去是有功劳的，但个人英雄主义也突出。老彭有个特点，容易固执己见，有一股傲脾气……”
“隔靴搔痒。”毛泽东轻轻摇头说，一边抬起右腿来，用两个指头在鞋面比画了两下，“没有击中要害。”
朱德尴尬地停止了发言。他在会议后期基本保持缄默,用沉默表示他的意见。
林彪不辱使命，将不轻易脱帽的脑袋从沙发深处拔出来，用他特有的尖细声调扣大帽子：“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来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林彪是7月29日上山的，他在北京就知道庐山“出了事”，所以一发言就拔高了调门。
毛泽东听后显然赞赏，但不动声色地靠在椅背上抽烟。
彭德怀忍不住了：“你说我是野心家，想把毛泽东赶下台，你们愿意听，我可不能那么讲。我没有辩护律师，你们对我像法庭审判！”
林彪继续以奇怪逻辑批判彭德怀：“你要抛掉个人的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泽东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毛泽东接上说：“你说过参加革命干大事，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这都是客气话。先生、学生是讲集体。劳动人民才是先生。尊重劳动人民为先生的思想你没有建立。上海会议重点在批评李富春，捎了你一句，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林彪煞有介事地说：“彭德怀同志,你上山急于发难,是不是有背景呀？前不久你访问了苏联和东欧各国,赫鲁晓夫对你的评价那么高,你答应了他什么？”
彭德怀忍不住了：“屁话！我一句外国话也不会，跟赫秃子说了些什么话，你们找翻译调查嘛！”
毛泽东见彭德怀还气冲牛斗，便疾言厉色道：“老彭，我晓得你从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憋了那么久，这次就发到庐山上来了。好家伙，简直要把昆仑山脉推下去……”
彭德怀马上申辩：“主席，你说过对任何事物都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去年，我也赞成过共产风，后来才有所认识。上海会议，我就提过意见，你不是不知道。这次给你写信，丝毫没有什么恶意嘛。”
毛泽东更为严厉地指斥：“你骂了二十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呢？！”
“我……”忍无可忍的彭德怀忽地站起来，拉大嗓门说了句粗话。
被人们仰视惯了的毛泽东，很不习惯地接受着彭德怀平视的目光，保持着固有的镇静。他把大半截烟卷狠狠地拧灭在烟灰缸里，终于愤怒地说：“我66岁了，你61岁，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毛泽东这一番话，明显地流露出对彭德怀的疑忌与戒备，也反映出他发动这场斗争的内心考虑。
彭德怀张张嘴，又咬住嘴唇强忍着。
毛泽东问他：“30年了，难道今天要分手？”
彭德怀一惊，痛苦而倔强地回答：“分手不分手那是你的问题！”
彭德怀终于明白，毛泽东所要发动的斗争，已远远超出了那封信的范围。最后，他只得表示：“不管最后会议给我作出什么结论，我保证做到三条：一、不会自杀；二、不会当反革命；三、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种田，自食其力。”
彭德怀陵园的彭德怀铜像
8月1日晚间，彭德怀坐在住室的灯下写《庐山笔记》：“7月23日，毛主席给了我一闷棒，这棒叫做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将历史上的所有旧账翻出来一连打了好几十棒，这就是‘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联盟’、‘军阀主义’、‘大国主义’……有些打了好几次，打得遍体伤痕，两股无肉，然后立案画押，以后不准翻案，不准辩驳。”
“据我看，你这一棒打得不适当，不仅在政治上要打死一些人，而且经济上会要打出一个大马鞍形。”
他读着自己违心的检讨稿，像吞着一只只苍蝇。他慢慢抓起那支红铅笔，像抓起画押的判笔，咬紧牙关在检讨的落款处签上了“彭德怀”三个字。
办公室主任王焰、秘书郑文翰奉命上庐山，彭德怀向他们具体交代写检讨的事：“请你们上山来为我代写检讨，由郑文翰主笔，王焰把握分寸。”
两人畏难地说：“这怎么写……”
“你们发什么愣呀，啊！”彭德怀突然对两人的畏难情绪发起火来，“你们痛痛快快地写嘛，写得越深刻越彻底越好。”
两人惊愕地望着显得陌生的彭老总。他又吼出一句：“我是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
显而易见，否定自己的正确是痛苦的，要亲手把自己为国为民的红心抹黑，要将高尚贬为卑污，则不仅是痛苦，简直有将自己放在案板上被砍肉剔骨的感觉。
深夜。彭德怀坐在台灯前，轻声地念着自己的检讨：“我在7月14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上，发表了一系列右倾机会主义的谬论。向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进行了攻击……7月14日的这封信，实际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
这太违背事实亦太违心了！彭德怀看着稿子，简直难以相信是自己的检讨，骂的仿佛是哪个“帝修反”分子。他突然把稿子扔在一边，用双手支撑着眩晕的脑袋，泥塑木雕般呆坐在椅子上，垂着头。
稍顷，他又慢慢抬起头来，抓起稿子，硬着头皮读下去。
“我的右倾观点，主要表现在：把党所领导的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对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大泼冷水，横加指责，伤害群众和干部的革命干劲和建设热情……把9千万人炼钢铁的巨大意义，说成是‘有失有得’……”其实他在原稿上写的是“有得有失”，秘书抄写时误写成“有失有得”，被批判者揪住大做文章。
他读着自己违心的检讨稿，像吞着一只只苍蝇。他又一次打住了。他猛地站起来，像一头困在樊笼里的暴狮，眼瞪着，狂吼着，“扑扑通通”的脚步声震得地板直抖动。
“这次错误的严重性，还因为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偶然错误，而是一种有准备、有组织的行动。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军事俱乐部’就是发动这次进攻的‘司令部’……”
总算看完了。他大喘着气，像打了一次惨重的败仗似的，瘫在了椅子上。他慢慢抓起那支红铅笔，像抓起画押的判笔，咬紧牙关在检讨的落款处签上了“彭德怀”三个字。
他木然地闭上双眼，铅笔从他的手里落在地上，摔断的笔头被无情地抛到一块残缺的砖缝里。
8月14日晚，彭德怀要求见毛泽东。这天他表情严肃，步履沉重地走进了美庐。毛泽东在二楼卧室接见了他，两个人谈了半个小时左右。警卫人员虽不能听到谈话内容，但能听到两人声音都很大，近乎吵架。彭德怀走出毛泽东房间时十分激动、气愤，带着一副倔强的神情独自离去了。两位老战友的心已经离得很远，谈话很不投机，只能是不欢而散。
8月16日上午，八届八中全会结束，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同时决定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分别调离国防部、外交部、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他们四人被列入“反党集团”成员，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
8月17日白天，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提名由林彪代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
当时，彭德怀又求见毛泽东。这次他俩谈了40分钟，当彭德怀独自出来，走下台阶时差一点失足，被卫士扶住。他说：“不要紧，不会跌跤的。”卫士们望着彭大将军的背影，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彭德怀在走廊上沉沉地踱步，望着远处的山冈，那里已被云雾笼罩。
不合时宜上庐山来度假的浦安修轻轻走过来，问：“会议结束了？”
彭德怀点点头：“结束了，决议也通过了，咱们该回去了。”
浦安修叹了口气，目光也望向远处的山峰。山深不知处，庐山的云雾她更看不懂，目光里只有迷茫。
浦安修没有从丈夫的脸色和远处的山峰，寻找到丈夫命运的信息。她走进庐山交际处杨尚昆的房间，直接地问道：“彭老总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杨尚昆毫不犹豫地回答：“人民内部矛盾！”正是这简单的六个字，使她得到宽慰。她已经没有什么奢望，只要丈夫不是可怕的“敌我矛盾”，她就如释重负了。至于接踵而来的接二连三的政治灾难，她当时还没有思想准备。
会理“夺权”真相
1935年，长征途中，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毛泽东自己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当时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就连“三人团”中的王稼祥也不理解，他向张闻天反映，老兜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因此，下面的一般指战员和士兵中误解更大。
此时，身为第一军团军团长的林彪抱怨说，毛泽东迫使部队走了冤枉路。他把红军北上的路线比作一张弓，认为部队是沿着弓背而不是沿着弓弦行军，走的不是捷径，走的尽是“弓背路”。说什么“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是在敌人面前逃跑，使部队精力消耗殆尽，毛泽东这样指挥不会成功。林彪的言论立即遭到了第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的反对，他对林彪说：我们是在敌人的口袋里，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出其不意地迂回行动，怎么可能突围？毛泽东指挥没错！但是林彪没有听，私下里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志随军主持大计，把战场上的指挥权交给彭德怀，即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说道：现在有人反对穿插、迂回的作战方针，多跑了一些路，有意见发牢骚，甚至给中央写信，要求改换领导，这是动摇的表现，是右倾机会主义行为。毛泽东批评了林彪的信，指出这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应，强调部队绕道前进是必要的。
当时彭德怀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打会理城上，他仅就军事行动问题发表了意见。不料他的发言突然被毛泽东打断，毛泽东大声说：“彭德怀同志你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在困难中动摇，这是右倾；林彪写的信是你鼓动起来的。”
彭德怀感到突如其来，莫名其妙。他对毛泽东的批评百思不得其解。
林彪则坐在一旁，低着头，沉着脸。毛泽东的话音刚落，林彪赶紧抬起头说：“我给中央写信，没有什么想法，主要因为老跑路，心里烦闷……”没有等林彪把话讲完，毛泽东就接过话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毛泽东对林彪并不介意，他在话语间无疑认为彭德怀是指使林彪写信的后台，把根子找到了彭德怀身上。因此，毛泽东指责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
此时，敌军已迫近金沙江，彭德怀没等开完会就去指挥打仗了。对于与林彪写信的关系，他没有也没来得及去争辩。不过最后彭德怀声明：林彪给中央写信，事先我不知道，更不是我鼓动写的。
对于这次会上毛泽东对他的批评，彭德怀并没有在意。他认为此事反正与自己无关，日久自然明。但他没有想到，从会理会议到庐山会议整整24年间，毛泽东却先后4次提到这件事。由此可见，毛泽东在这件事上对彭德怀的误解是很深的。彭德怀更万万没有料到，当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重提此事时，为他澄清这个事实的竟是林彪。
1959年8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批评彭德怀,在算彭德怀的历史旧账时又提到了会理会议的问题，即林彪写信要毛、朱、周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来指挥红军作战一事，用以说明彭德怀闹独立，反对他。
彭德怀感到不申明不行了，于是他说：“既然主席多次提到过会理的事情，这次就把问题搞清楚，不然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林彪同志，请你说话，你写的那封信与我彭德怀有没有关系？”
当事人面对面，林彪不得不站出来说：“我当时写信给中央，要毛、朱、周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指挥作战，事前并没有同彭德怀商量过，与彭德怀无关。”“写信彭不知道。”
彭德怀释然了，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总算澄清了二十多年的一个误会。这时，彭德怀才详细说明原委。关于这封信，彭德怀说：在会理会议时才看到，事先“没有同林彪谈过话”，“此信与我无关”。在会上，“我也批评了林彪的信：遵义会议上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就更不妥当”。对毛泽东的指责，彭德怀后来写道：“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在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我就没有申明……我采取了日久自然明的态度，作了自我批评。”
听完彭德怀的说明，林彪愈加感到不自然。毛泽东木然地坐在那里，脸上毫无表情。批判会的气氛凉了，淡了。
四 出访东欧 “里通外国”之谜
“文革”中，“四人帮”诬蔑彭德怀的第五大罪状就是“结党营私，里通外国，多次阴谋搞军事活动”，诬称他出国访问时与赫鲁晓夫有勾结。彭德怀对这条莫须有的罪状最为愤怒。从庐山会议开始，他一直戴着“里通外国”的“帽子”，饱受冤屈。当年彭德怀出访东欧，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彭德怀率团出访东欧，每到一地，当地人民就倾城而出，夹道欢迎，呼喊着：英雄，中国！英雄，彭德怀
从1959年4月24日至6月12日，彭德怀奉中共中央之命，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出访东欧七个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代表团成员中有王树声大将、萧华上将、杨得志上将、张宗逊上将、陈伯钧上将等我军著名将领。
这次出访的背景是：匈牙利和波兰事件过去不久，一些东欧国家政局依然动荡，和苏联的关系十分紧张，他们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很有怨气，有的地方出现群众性的反苏示威游行。苏联方面想显示一下中苏两国仍是“坚如磐石”般的团结，同时希望中国能出面做做东欧国家的工作；东欧国家也希望中国在政治上给予支持，帮助稳定一下民心。
代表团临行之前，党中央和毛泽东向彭德怀交代的任务就是要去做团结的工作，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团结起来才有力量，要团结还是得有一个“头”，这个“头”还得是苏联。毛泽东亲口对中央领导们说，做这个工作的最好人选就是彭老总。
由于抗美援朝的胜利，彭德怀在世界上享有当之无愧的盛名。代表团在东欧国家访问时，每到一地，当地人民就倾城而出，夹道欢迎，争睹彭德怀的风采，他们呼喊着：“英雄，中国！英雄，彭德怀！”
彭德怀一次又一次地对东欧国家的领导人说：“不要喊我英雄，受欢迎的不应该是我，应该是那些在战场上献出生命和鲜血的我的同志们，应该是这些同志的母亲、妻子和他们的亲人。”
在向东欧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如实介绍中国人民为抗美援朝战争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之后，彭德怀说：“绝不是我们要打这场战争，更不是我们做好了准备去打的。我们才站起来，才几万吨钢，气还没喘过来呢！是迫不得已啊，我们才打了这场我们本来打不起、不愿打的战争的！我们是用人头去抵挡人家的优势武器的。可是万千人头给我们换来的不仅仅是胜利，还有一屁股的债！苏联人给了我们一些武器，大多是他们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剩下的，准备化铁的。可是算的价钱并不低，趁机捞了我们一把，在我们这个干骨头兄弟身上刮油。我们忍痛了，没有说话，为的是这个社会主义国际大家庭的团结……”
彭德怀常常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与愤怒说：“不平等就没有团结，不公平就没有合作！手伸得很长的人是可怕的，谈何团结？”
彭德怀的真挚坦率，使东欧国家对中国更信任、更理解了，从而增进了团结和友谊。
回到宾馆，有的将军劝彭总，是不是多从正面谈，不要涉及苏联的是非，不然会火上浇油。
彭德怀不以为然道：“早晚也得说，我们不能叫兄弟国家感到中国人是傻帽儿，日后又奇怪我们怎么突然变了调！”
这是彭德怀的一贯态度，他早就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不满。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要和中国建立联合舰队、长波电台，彭德怀强烈反对，他怒斥道：“赫鲁晓夫的屁股也太大了，屙屎也不看个地方！”
彭德怀预感到中苏分歧有不可避免的扩大趋势，他多次指示国防部办公厅外事处处长朱开印大校：“不要什么都给人家看，什么都给人家说，老公老婆还有翻脸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多长个脑子！”
越是讨厌赫鲁晓夫，却越是偏偏碰到他。中国代表团到达阿尔巴尼亚后，赫鲁晓夫也率团来到这里访问。阿尔巴尼亚召开大会欢迎赫鲁晓夫，邀请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参加，彭德怀婉言谢绝，阿国防部长来请了几次，彭德怀就是不答应。最后，阿尔巴尼亚最高领导人霍查出面劝说，彭德怀没有辙了，为了不使主人为难，彭德怀率部分团员参加了大会。然而，毕竟心里别扭，坐在主席台上的彭德怀没有等大会开完就退席了。
回到住处，大家问他怎么回来了，彭德怀大声说：“我看不惯赫鲁晓夫，张牙舞爪的！”
随后在游击队宫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上，主人把彭德怀安排在主宾席，与赫鲁晓夫同席。外交场合总要应酬一下，当赫鲁晓夫主动向彭德怀敬酒、表示欢迎中国代表团即将访问苏联的时候，彭德怀举了举杯，淡淡地咕哝了句“要去要去”，说完就和谢胡等人坐到一起，谈个没完，没有再理睬赫鲁晓夫。
事后，翻译小声问：“彭总，您怎么不和人家寒暄几句？”
彭德怀没好气：“我才不听他吹大牛！”
乌布利希的要求给了彭德怀不小的精神刺激，他说：人家吃80公斤的肉，你吃20公斤，吃10年、8年还可以，久了，你什么政治思想工作也填不满他的肚子，拴不住他的心
军事代表团出访之前，正是国内大灾大难开始露头之时，各地市场供应越来越紧张，人民吃不饱肚子已是普遍的现象。当时，彭德怀和其他将军们的头脑中都有一个框框，既然东欧国家群众闹事，政局动荡，一定是他们的经济工作出了问题，那里的人民生活很苦，从而对政府不满意吧。
然而，一出国门，实地看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非常优裕，比咱们中国老百姓的日子强多了。
这种巨大的反差给代表团每个成员很大的心理冲击，更引起彭德怀的深思。每到一地，他都不忘去看看农村，大概是怕人家弄虚作假，也跟中国人那样搞浮夸风，所以他常常突然要求人家中途停车，去参观不是接待计划中预定的地方。他大步走在前面，直接迈进农户家门，询问主人家里的人口、耕地、收入等情况，“洋农民”夫妇惊讶地陪着这个中国的不速之客和他的同事们，因为这个怪老头子偏要亲眼看一看粮仓，有没有粮食；还要求打开衣柜，看看有什么衣服。
彭德怀看到有的农舍就是一座座漂亮的别墅豪宅，整个村庄就像个大花园。农民开着自己的小车或骑着摩托车下地干活，不仅丰衣足食，每年的节假日还要携妻带子到风景区旅游，他情不自禁，大声赞叹：“可以了，很可以了!”激动的时候，他对大家说：“共产主义在哪里呢？就在这里！”
日子过得这么滋润，怎么还要闹事呢？代表团很快就了解到,因为和更发达的西欧国家比,东欧国家已经算落后了。西方国家的煽动、东欧党在政策上的失误以及历史上人们对俄国人的反感情绪,搞得人民和政府间的矛盾错综复杂。
在国外也处处认真调查研究、一丝不苟的彭德怀，常常低头思索，长吁短叹。他的大脑里交替出现中国农村和东欧农村那有天壤之别的两幅图画。其时其地，他怎么能不想起中国庄稼霉烂的原野和那烟火漫天的炼钢小土群？他怎么能不想起放过“高产卫星”后的农村那老弱妇幼伸出的干瘦手臂？他怎么能不想起乌石故乡的人民对他那信赖和求助的目光？
代表团里终日忙碌、跑前跑后的成员要数朱开印大校了，他见彭德怀紧锁愁眉，心情越来越沉重，便问候道：“老总啊，您是不是生病了？”
彭德怀说：“是啊，我病了，病得不轻呢！朱开印，我得了大病，叫‘恐惧病’。我担心中国老百姓打我们扁担啊！”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乌布利希主席亲自陪同中国代表团考察东西柏林分界线，他对彭德怀说，对面的西德在拼命搞福利社会，想以此炫耀他们制度的“优越”。最近，他们提出一个指标，要把每个西德人年均肉食消费量提高到80公斤，这对东德政府是个不小的挑战，给我们很大的压力……
说到这里，乌布利希把话题一转：“最近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我从报纸上知道，贵国在粮食和肉类的生产上取得特大丰收，有大量节余。亲爱的元帅同志，您能否向贵国政府转达我们的意见，就是希望你们能帮助我们在肉食品供应上也接近西德的这个水平？”
彭德怀硬着头皮听翻译复述乌布利希的要求，在一旁的中国人无不感到汗颜。沉默了好久，彭德怀才缓慢而严肃地回答道：“主席同志，因为我不分管国民经济工作，所以对这方面的事情不太了解。但据我前不久在我国的一些地方的调查，各地报纸宣传都有很多假话，我们的粮食和肉类不是很多，而是很缺。这是实话，绝没有拒绝帮助你们的意思。回去后我将向我们的中央反映您的要求，也希望您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乌布利希的要求给了彭德怀不小的精神刺激。那天一回到宾馆，彭德怀一边脱衣服，一边着急地喊来朱开印：“老朱，我问你，你一年吃多少肉？”
朱开印愣了一下说：“我也没有算过呀！”
“有没有80公斤？”
“天呀，80公斤？要撑死我呀！”
彭德怀摇头苦笑，复又长叹道：“我们的老百姓要是知道人家要我们帮助他们每年吃上80公斤的肉，不知要作何感想哦！”
王树声大将在旁边插话说：“唉，我们吹得太过分了！今天听乌布利希对我们的赞扬，我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有一位将军跟着发表一番宏论：“我们中国人生活虽然艰苦，但仍然保持着高昂的政治热情，冲天的革命干劲。这说明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有无比的威力。”
彭德怀把手里的军服往沙发上一丢，接过话茬儿：“是呀，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好啊，他们苦惯了，穷惯了！”他停顿了片刻，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懑，提高了声音：“什么政治思想工作好？应该想想了，我们的工作哪些方面不好，对不对得起中国的老百姓？”
大家都安静下来，听彭德怀说下去。
“现在这种竞争，不仅仅是东德和西德，东欧和西欧，而是东方和西方。人家吃80公斤的肉，你吃20公斤，吃10年、8年还可以，久了，你什么政治思想工作也填不满他的肚子，拴不住他的心！何况，我们3个月不知肉味的老百姓还多得很哩！”
说完这一席话，彭德怀走到窗户前，久久眺望着东柏林市区，夕阳把天边洁白柔软的云层染成玫瑰红，也给凭窗沉思的老兵身上披上一层淡淡的光晕。
此刻，身在异国的彭德怀思绪万千，他在比较，他在思索，社会主义道路究竟应该怎么走？然而，他万万想不到这次出访竟会给他带来毁灭的命运，他和乌布利希的谈话，也被人诬陷为“从外国取来的经”。
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宣布“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毛泽东插话道：只要不是里通外国。彭德怀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发出怒吼：诬蔑！诬蔑！完全是莫须有
1962年1月中旬，全国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云集北京。在大会召开之前，彭德怀收到中央办公厅送来的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大会报告全文。从总体上看，他对报告还是满意的，因为报告承认了几年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及其原因。但是，彭德怀对报告中这样一段话深感失望和愤懑：
“庐山会议突然出现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进攻，他企图利用当时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来达到他蓄谋已久的篡党目的。这样，会议就被迫地不能不转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
彭德怀把出席会议的通知收起来，他向中央请了假，不去参加会议。他意识到，即使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证明自己没有错，中央也不打算为自己平反。他满腹委屈地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也不指望平反了，只要人民群众有饭吃就好。”
1月27日，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对七千名与会者作报告，谈到庐山会议时，他说：“我们开展这场斗争是不是只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
既然给毛泽东写信不是错误，那又为什么不给彭德怀平反呢？刘少奇说出一个完全背离事实的奇怪结论：“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扯过麦克风，插话说：“只要不是里通外国。”
彭德怀看到这份正式报告文件，脸色骤变，他五内如焚，怒不可遏，拍案而起。他在屋里急速走了两圈，从喉咙里发出怒吼：“诬蔑！诬蔑！完全是莫须有！”他一把抓起电话，要通中共中央办公厅，他对着话筒喊道：“我是彭德怀，请转主席和刘少奇同志，所谓‘里通外国’，我彭德怀向党郑重申明，没有此事！”
他重重地扣下话筒，面无血色，扶着椅子大口大口地喘息着，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有个长篇讲话，其中有段精彩的话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他说：“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党章的，上了我们宪法的。”
然而，在对待彭德怀的问题上，毛泽东却做了既不符合党章、又不符合宪法的事。他一锤定音，把一个捕风捉影的“里通外国”的罪名强加到彭德怀的头上。从此，“里通外国”成了紧箍咒，死死地套在彭德怀的头上。
针对“党内小集团”说,彭德怀质问道：“这个小集团的政治纲领是什么？有哪些成员呢？既没有政治纲领,又没有具体成员,那不是虚构是什么呢？”
针对“里通外国”说，彭德怀愤然驳斥道：“我同任何外国人都没有个人接触。”“完全是无中生有！”
最后，彭德怀写道：“真理只有一个。这个结论是主观主义的，事实将要证明它是错误的……这对我是诬蔑！”
朱开印澄清彭德怀“里通外国”真相
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一大攻击就是说他“里通外国”。对于这个罪名，彭德怀态度强硬，坚决反驳。
在庐山，还只是有人拐弯抹角地提出：“彭德怀同志前不久访问了东欧各国，上山后急于发难，是不是有什么背景？”毛泽东在8月1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说：“这次从国际上取了点经（不能断定）”，“闻了人家对大跃进、公社看法的气味。”于是有人就把“里通外国”作为彭德怀的罪状提了出来，其根据就是他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期间与赫鲁晓夫有过接触。
彭德怀很气愤，他详细讲述了出访期间与赫鲁晓夫几次礼节性会见的经过、时间、地点、陪同和翻译人员，说：“我根本不懂外国话，同外国人任何谈话都要经过别人的翻译。要里通外国，我怎么去密谈？”
任何解释都是不被相信的，于是就让跟随他出访的人揭发。同去的国防部外事处处长朱开印被叫到会上，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
“在东欧，是不是有人欢呼彭德怀为英雄？”
朱开印：“是的。因为朝鲜战争的胜利，我们每到一地，夹道欢迎的人就高呼：‘英雄，英雄，彭德怀！’”
人们问：“彭德怀有什么表示？”
朱开印：“他总说我不是英雄，受欢迎的不应该是我，应该是在战场上献出生命和鲜血的战士同志，是这些同志的母亲、妻子以及他们所有的亲人。”
“他在阿尔巴尼亚为什么参加欢迎赫鲁晓夫的会？”
朱开印：“那是因为主人反复邀请，为了不使主人为难，彭德怀才决定参加。”
“彭德怀和赫鲁晓夫递过眼色没有？”
朱开印：“我没有看出来，只看到彭德怀很冷淡。”
“他们笑过没有？”
朱开印：“我没特别留心。我想彭德怀总是要笑一下的，招待会上，大家都乐哈哈的，他总不会哭吧？”
“彭德怀和外国女人拥抱，还接吻，有没有？”
朱开印：“有，不过不是女人，是女孩，几岁，喊彭德怀爷爷，向他献花，要他抱，吻他。大一点的姑娘，几十岁的女人也有要拥抱他亲吻他的，他总是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中国没有这个规矩。”
有人突然提出：“彭德怀和张闻天在飞机上谈了什么？”
那是张闻天作为观察员去列席华沙条约会时，碰巧与中国军事代表团同坐一架飞机去华沙。
朱开印：“他们都坐在一等舱里，一定会说话的。我离得远，怎么能听到他们谈了什么？再说，我也不会注意领导人的谈话，我没这个任务。”
“招待会上，人家喊‘彭德怀乌拉’，他笑眯眯的，是不是？”
朱开印：“他在那里很受欢迎,人们都找他谈话,向他问候,敬酒。不过我没听到人家喊‘彭德怀乌拉’，只听到喊‘毛泽东乌拉’、‘中国乌拉’。”
问话的人不满，高声质问：“难道彭德怀就没有可揭发的吗？”
朱开印曾经在驻外使馆工作过，有应付一些场面的经验。他略作思考说：“有。”
“有什么？”会场肃静。
“彭德怀很小气，人家送给他的礼品，如一些粗瓷茶壶茶杯，他收罗了一大筐，说一件不能丢，都要运回来。他还爱给服务人员送礼，我们带的东西送完了，他还叫我们记下人家的名字，以后寄去。我说，那些茶壶茶杯怎么运，那么多服务人员怎么寄礼品？……”
“啪”的一声，彭德怀手拍桌子站起来，说：“朱开印，你没说全，那些茶壶茶杯是老百姓送的，是人民的心意。你不寄礼品是不对的，不执行我的指示，也是失信于民……”
会议主持者喊道：“彭德怀还在耍威风！”
散会时，外边不知什么时候已下起了雨。彭德怀走到门口，弯腰脱下脚上的皮鞋，提到手里。毛泽东原来的卫士长阎长林看到这些，心里酸酸的，忙跑到哨兵那里要来一件雨衣送上去。
“谢谢！”彭德怀披上雨衣，赤着脚走回永福堂。
林彪、江青利用“里通外国”整垮彭德怀
1967年，对彭德怀“大批斗”的暴风骤雨过去了，随即开始了一场更为残酷而隐秘的斗争——审讯。
中央专案领导小组的要求是对彭德怀在春节前定案，提出要“只争朝夕”，“歼灭战一定要打下来”。
1967年9月28日至12月6日，专案组8次审讯彭德怀的入党问题，目标是“彭德怀是假党员”，以达到对他的历史“一否全否”的目的。偏偏出现一份历史文件，证明彭德怀是1928年入党的真正共产党员。专案组初战失利，从新年开始，又突击审讯彭德怀所谓“里通外国”问题。彭德怀对专案组提出抗议：“对我的审查，用党内同志式的谈问题可以。审讯式的，拒绝谈问题。”主审人答：“对你就是这样，你要老实认罪。”对专案组来说，彭德怀是敌人，并非同志。
从1952年抗美援朝期间至1959年庐山会议前，彭德怀五次去苏联谈判或访问，在专案组的方案中都当作“里通外国”罪行来审查。其中，1955年和1959年的两次访问被列为重点。
1955年5月24日，彭德怀参加华沙条约国会议回国，途经莫斯科。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让翻译费德林向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转达他的意见，他要和彭德怀谈话，主要是谈军事问题，因机密性大，建议苏方只由安东诺夫大将、中方只由刘晓大使参加，指定由费德林任翻译。费德林要刘晓向彭德怀解释，彭德怀听后说，应尊重苏方意见。会谈后回国，彭德怀将会谈内容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审讯开始，从彭德怀谈的情况中得不出“里通外国”的结论，审讯人火了：“我们看你是与赫鲁晓夫共同搞阴谋。”
“由你们定，我无法说，你们说搞阴谋就搞阴谋，你们是客观的吗？”彭德怀回答。
1968年1月10日、11日、12日连续3天，6次审讯，彭德怀正患感冒，不断咳嗽。“过堂”回来满脸怒气，一次气得把收音机扔掉了。
15日、16日、17日3天，又连审6次。审讯者追逼不已，彭德怀大声回答：“我不能满足你们的主观需要！”审讯人大骂：“你攻击！放毒！反攻倒算！抗拒审查！对审查怀恨在心！……”彭德怀忍无可忍，腾地跳起来，拍桌子大吼：“你们的目的达不到！”
从19日起，专案组策划一番，采用车轮战突击审讯彭德怀。每日从晚上7点左右，审讯到第二天凌晨3点。一堆人围着彭德怀，你一喝，我一喊，轮班无休止地追逼，一句话反复问，直至彭德怀极度疲劳，精神恍惚，“要什么给什么”。专案组天天向上报告“战绩”。军委办事组成员李作鹏催促专案组的人，“想尽各种办法把进度搞快点……抓紧时间突，大会斗，小会突，专案审”。24日，专案组汇报战绩后，又指示：“专案工作最大、最难办的是彭德怀。”“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解决问题时要人多一点，人多说得过他，人多压得住他。”“九大以前定案。”
26日，从下午6时到第二天凌晨3时，专案组审讯彭德怀连续9小时。《哨兵日记》记载彭德怀从审讯处被送回囚室的情况：“东倒西歪，前仰后合，精神处于昏迷状。”
春节后审讯的次数更多，时间更长。2月5日从下午2点30分到6日凌晨1点钟，审讯人轮流休息、吃饭，彭德怀不能吃、不能喝、不能休息，连续被折磨11个小时。
专案组车轮战的审讯，不是为了弄清问题，而是逼取口供以便定罪。这一切又是以革命的名义、党组织的面目出现的。彭德怀一生一世只服从真理，不屈服于压力的刚烈气质，时而表现为对那些无端诬指的痛斥痛驳，时而爆发为对专案组的冲天怒火。他不顾灾难后果，对操生杀予夺之权的专案人员捶桌怒吼：“我就是顽固，顽固到底！”“你们把我枪毙了吧！我什么都不怕！”专案组恫吓说：“你这样做没有好下场！”他冷笑道：“好啊！看你们有什么下场！”
春节以后，专案组又逼彭德怀承认1959年在阿尔巴尼亚参加霍查举行的宴会前，和赫鲁晓夫在小休息室“密谈”，“勾结苏修”。彭德怀反复说明，当时有各国贵宾在场，他和赫鲁晓夫只是礼仪性的见面，交谈数语，根本不可能密谈什么。彭德怀把为这一问题被迫写的“认罪书”抄在日记本上，后面写上了一段话：“为此事费了半个月时间，有时搞到半夜。于是，我把平日里所想的和所说的，说成是同赫谈了。现在我知道了，一定要说成是同苏修勾结反对毛主席……现在我懂得了这一条。我过去的了解是，审查是要弄清真相，实事求是，作出合乎事实的真理结论。”“入党宣誓时说过，为了革命利益，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现在是时候了，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巩固和提高毛主席的威信，我应当坚决这样做。”
为了革命，为了党的利益，应当按专案组的要求“认罪”以“巩固毛主席的威信”，还是“抗拒审查”以坚持实事求是呢？在极度痛苦与极度矛盾中，彭德怀作出了极度痛苦和极度矛盾的选择。
1968年3月，林彪的亲信黄永胜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接管后马上对彭德怀继续审讯。
5月7日，从下午开始到8日凌晨1时，专案组5个人“攻他的核心问题”，审讯室内彭德怀忍无可忍，火山爆发。他怒吼、痛骂。回到囚室，拿出一张纸条，写下：“为了革命的利益，必要时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我入党誓词的最后一句，现在是时候了。”
江青直接控制的专案组经过10个月的审讯，用“莫须有”、“逼供信”手段，制造出了一个遗臭万年的《关于彭德怀里通外国问题的审查报告》，于9月18日定稿上报。报告中说：“1959年彭、赫在地拉那直接勾结，是有预谋的，他在同赫的谈话中，恶毒攻击党的三面红旗，露骨地向赫修表示了他的反党野心。赫鲁晓夫对我党也大肆攻击，支持彭德怀取而代之。彭德怀供认他到国外反对毛主席是为了制造国际舆论，取得赫修集团的支持，以达到篡党篡国，夺毛主席的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目的。”
1970年7月2日，江青催促专案组对“主要案犯”定案。7月21日，彭德怀专案组上报《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并据此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除了开杀戒，一代元勋竟被几个由江青封为“无名英雄”的无名走卒判了最高徒刑。
五 “戴罪”返乡 秘密“反党”之谜
1961年，彭德怀回家乡湘潭调研。事后，中央专案组多次专程前往调查，诬称彭德怀“以回乡调查之名，行反党活动之实”。“戴罪”在身的彭德怀，在返乡之时，到底做了些什么事，说了些什么话？
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到哪里都行。地委书记华国锋设宴欢迎，却遭到彭德怀的批评：形式主义、花架子，会劳民伤财的
1961年11月1日早8时，北京到长沙的直达快车准点进站，彭德怀走下站台，跟在他身后的是警卫参谋景希珍、临时秘书金石、司机赵凤池、卫生员吕少俊。在湖南省委和公安厅几个接站干部的陪同下，他缓步走向出站口。
彭德怀告诉大家，这次能来湖南搞调查，是因为他在9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里要求到农村作调查研究，他请求中央允许他先去湖南故乡搞三个月，了解农村情况；冬天回北京；明年春天再去太行山一带。
“10月5号，杨尚昆主任给我来电话，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彭德怀到哪里去都可以，半年也行。’”
正说着，省委的同志进来告诉彭德怀，谢觉哉也住在这里，他听说彭总来了，要来看看。
彭德怀立刻站起来，大声说：“谢老在这里？我要去看他！不能让他来！”他显得很兴奋，在屋里转了两圈，突然他又踌躇起来，跟工作人员要来谢觉哉住处的电话号码，他拿起话筒说：“谢老啊，你不要来看我彭德怀，我有传染病噢！”
电话那头，谢觉哉乐呵呵地说：“我不怕，传染不了我！我一会儿就到！”
彭德怀和老战友谢觉哉在长沙不期而遇，故人相见，不免感叹世事难料，沧桑几度。彭德怀感谢谢老来看他，他满腹悲凉地说：“下了庐山以后，我已经被人们忘掉了，老同志也不敢来往了，在吴家花园，只有总司令来看我，找我下棋……还有帅大姐……”
谢觉哉走后，彭德怀怅然若失，一个人在屋子里枯坐了很久。
下午，湖南省委书记胡继宗来见彭德怀，很有分寸地介绍了全省农村的情况。
晚上，家人彭起超和陈明玉又过来陪伯伯，他们随着人流进了小礼堂。电影开始前，彭起超对伯伯小声说：“我看见陈伯达了，他坐在右边。”
彭德怀哼了一声：“别理他，这个文痞！”
“他为什么也来到长沙？”彭起超的眼睛不时瞅瞅陈伯达的光脑袋。
“听说他比我早一天到。”彭德怀目不斜视，面带冷笑，“大概是来监视我的吧！”
翌日上午，彭德怀一行人驱车到湘潭地委。
当日中午，地委书记华国锋率地委主要领导同志设宴欢迎彭德怀，在饭桌的中心处，摆了一个大冷盘，厨师用不同颜色的咸鸭蛋蛋黄组成了一个“太极图”，十分好看。没有料到彭德怀不欣赏，他用筷子把“太极图”搅乱，对主人们说：“不要搞这个，只要看各位选哪个蛋好吃，随心所欲嘛。形式主义、花架子，会劳民伤财的。”
华国锋愣怔片刻，忙说：“对，对。”随后大家都哈哈笑了起来，尽管主人们笑得很勉强。
吃饭前后，华国锋和彭德怀谈了一些湘潭地区的概况，不算正式汇报。下午，地委找来湘潭县委和石潭区委的领导，向彭德怀汇报了半个多小时。晚上，地委招待彭德怀一行人看戏，出于礼貌，彭德怀去了剧院，可他心里想的是明天回家乡的事，只在剧场坐了一小会儿就悄然离开了。
回到招待所，他问陈明玉：“你了解华国锋吗？”陈明玉说不了解。彭德怀说：“中午他对我说了这样的话：‘从这几年经济困难的实际情况看，还是彭总当年看得远。’我不知他是什么意思，所以没有吭气。如果他是真心话，说明农村的实际情况确实很严重。”
故乡人民依然把彭德怀视为革命元勋、人民功臣。彭德怀了解到真情后，痛苦地说：国家解放这么久了，人民还在饿肚子，我彭德怀有罪呀
11月3日，重返故乡的彭德怀出现在乌石峰下，萧瑟的秋风吹拂着他的丝丝银发和打着补丁的黑布衣服。距离上次回来，整整过了三个年头，如果说那次是荣归故里，那么这一次恰恰乾坤倒转，是“戴罪返乡”了。
故乡的人民齐集于彭家围子，迎接他们心中永远不变的英雄。他们仍然把彭德怀视为革命元勋，人民功臣，是故乡人民的光荣和骄傲。
当彭德怀默默无语地走向老宅时，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一齐拥上来，转眼间，堂屋里，地坪上都站满了人，把老宅围得水泄不通。彭德怀向乡亲们连连拱手，激动地说：“不要喊我老总了，也不是部长了，我过去是打柴棍子，如今还是个普通老百姓，回来当社员的。乡亲们都好吧？”
这一天从中午到傍晚，光是本生产队和大队的社员就来了一百多人，在困难中过苦日子的乡亲们，都想向彭德怀吐露心声。
第二天，晨曦初现，就有人等在彭家围子的坪场，想见彭德怀。此后，来见彭德怀的人络绎不绝，由近至远，方圆百里内的湘潭县各个公社，最远到长沙、株洲、湘乡、宁乡、湘阴、衡山，都有人闻讯赶来，离彭家围子二十多里路的石潭镇上住满了专程来拜访、慰问彭德怀的人。许多人长途跋涉，忍饥挨饿，步履蹒跚；有的人顶风冒雨，满脚泥泞，浑身湿透；有的人久坐交谈，推心置腹，不愿离去。人民群众深深为彭德怀的伟大人格力量所折服和倾倒，自发求见他的人不绝于道，在中国现代史上，这样感人至深的故事有几个呢？
省公安厅专门派来负责彭德怀安全并附带监视任务的干部大为惊讶，这罢了官的彭德怀影响可太大了。他们请示上级后，省里要求当地政府派人上路，四出劝阻到彭家围子的干部和群众，不少人在途中被挡了回去。
11月15日以前，彭德怀主要是在家里接待来访的干部、群众，其间只在乌石大队开调查会，或早晚走门串户，看望邻里亲朋。之后到三个区、七个公社、十多个大队调查研究，继续接待来访群众。在返乡的五十余天中，他共接待两千多人次。
来访者中，除了亲朋故旧、四周邻里、本地社员、基层干部，还有县区的干部、工人、学生、中小学教师。他们见面后大多要问的话是：“您老人家平反了吗？”“您回来要住好久啊？”“您还走不走呀？”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彭德怀是为了老百姓说话才“犯了错误”，对他表示出由衷的敬意、感谢和同情。最催人泪下的场面是那些彭德怀的儿时伙伴们，个个泪水涟涟。他们在1958年曾向他说过大跃进的“坏话”，有个胡四老倌，他拽着彭德怀的青布棉袄说：“都怪我们前几年和你说的那些话，把你给连累了，对你不起啊！”
彭德怀安慰他们说：“你们讲真话没有错，只要群众生活好，我犯错误不要紧。”
彭家围子堂屋里天天都坐满了人，彭德怀一开口说话，人们就静下来，聚精会神地望着他。彭德怀打趣说：“我是个犯错误的人，你们不怕我放毒吗？”大家报以信任的笑声。人们争先恐后地诉说自己的不幸：有的干部因为顶“五风”挨了批斗、当了“右倾分子”；有的社员在刮“五风”时被拆了房子，砸了锅，至今无处安身；有的全家挨饿，得了浮肿病……彭德怀认真听，认真记，和大家倾心交谈，累得他嘴唇干裂，声音嘶哑。他最关心的是人民的温饱问题，他时常对来访的群众说：“国家解放这么久了，人民还在饿肚子，我彭德怀有罪呀。”说罢，他痛苦地抿紧嘴唇，沉默不语。有时遇到特别困难的群众，彭德怀忍不住还要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10元、20元的，悄悄塞到对方的手里。
有一天,碧泉公社四个妇女风风火火地来找彭德怀,反映生产队扣发口粮的问题,面带菜色的妇女带着哭声说：“彭元帅,你看看嘛,这样会饿死人的！”
彭德怀马上让秘书金石跟着她们去查访，证明那个生产队已经有五分之一的人家断炊了。听完金石的汇报，已经快到半夜了，来人散尽，屋子里只剩下几个随行人员。彭德怀坐立不安，几天来，他一直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现在终于忍耐不住了，他浓眉竖起，咆哮起来：“北京净听这样好，那样好，有人就是当官做老爷，不下来听听！”他在屋里快速踱了几步，挥挥手说：“现在有人吃不上饭啦！我们对得起群众吗？有人还是报喜不报忧，我回去，要报告中央，我不怕！”
彭德怀的怒气直冲屋宇，吓得大家屏住呼吸，不敢插言，还是龙国英妯娌俩过来小声劝说，才使彭德怀平静下来。这是彭德怀回乡调查中唯一一次发的大脾气。面对敏感的政治和政策问题，彭德怀以他的“戴罪”之身，难以公开支持农民的强烈要求。但是，他对当时阶级斗争由党外扩大化发展到党内扩大化的趋势，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对彭德怀无话不谈的年长社员们大多要提出一个尖锐而敏感的问题：“彭老总啊，眼下正是困难时期，能不能实行分田到户或者包产到户呢？”
“先试着搞几年，等日子好过了再合拢起来也行嘛。”
彭德怀耐心听大家把话说完，绝不去批评他们。但是，彭德怀知道，农民单干是毛泽东最为痛恨的、被视为洪水猛兽般的对社会主义的反动。即使和农民的心贴得很近、对农村的考察十分深入的彭德怀，也不敢在分田到户或者包产到户的问题上越雷池一步。
彭德怀再三向干部和社员解释：“分田要不得”，“单干坚决不能搞。”在乌石的一次大队干部会议上，他甚至说：“我这已经是第四次表态了。”
历史已经昭示，当年，由于“大跃进”和公社化对农村的破坏，在广大农民心中萌生的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合理要求,在17年以后的1978年才得以实现,从而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后人很难揣测彭德怀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想法，因为以他的“戴罪”之身,他不可能公开支持农民这个强烈的要求。
另一个尖锐而敏感的问题是：谁要为大跃进的灾难负责？
有一天，一位小学校长带了十多个教师和学生来访问彭德怀：“彭元帅，我们有个问题想请示您。”
“有什么就提出来共同商量吧！”
“‘五风’是怎样造成的？上面有什么责任？过去搞一个运动，中央总有为首的，比如1927年反陈独秀；1935年反博古；这次反‘五风’，是不是也有个代表人物呢？”
彭德怀思忖一阵，缓缓说道：“‘五风’是上面有责任，下面也有责任。上面是官僚主义，下面是强迫命令。这是层层有责任的，至于谁个来负责任，那个就不好说了。”
“这几年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是不是完全由自然灾害造成的呢？”
对教师们锋芒毕露的质疑，彭德怀语焉不详：“不仅仅是自然灾害的问题，当然这是原因之一。我说了，由于上面有官僚主义，没有深入调查研究……战线拉得很长，国民经济没有按比例发展……”
彭德怀的一言一行，都有人汇报到中南海，他怎么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呢？从史料上看，当时他处处注意维护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威信，宣传党的调整方针和农村工作《六十条》。
有一次，方上桥小学全体老师来看彭德怀，说起“大跃进”，他说：“比如一条巷子只有三四尺宽，我们要跳过去，那不成问题，如果有七八尺宽，你想要跳过去，那就是不可能的。假如你硬要冒险，那就非掉下去不可。毛主席是伟大的，他的意图是好的，想把二十年的事情，只用两三年就做好。”
但是，彭德怀对当时阶级斗争由党外扩大化发展到党内扩大化的趋势，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当时的一股思潮，就是对1958年犯了“五风”错误的干部，采取重打击、乱上纲的“左”的政策。彭德怀听到湘潭县要把不少可以挽救的“五风”干部定性为敌我矛盾后，他向当地领导呼吁道：“解放十多年了，经过土改、镇反、民主改革，怎么现在还提什么地、富、反、坏、右联合专政？这是脱离实际的嘛，我们知道，南方的土改还在北方之后，搞得更有经验、更扎实，湘潭地方不应当又来一次重划阶级。”他指出，犯“五风”错误，中央、省、地各级领导都要担担子，主要是引导大家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认识，好好工作。
乌石大队有一个干部，1958年弄虚作假，打骂群众，强迫命令，彭德怀回乡时批评过他。1959年反右倾，他上窜下跳，成为批判彭德怀的急先锋，没有想到风向突变，“反五风”运动把他逮住，受了处分，灰溜溜地调走了。有人把此人的劣迹告诉彭德怀，彭德怀宽容地笑笑：“那没关系，我有缺点，还能不叫人说？”后来，彭德怀在调查某公社的途中，特地去看了看那个落魄的干部，勉励他放下包袱，好好工作，感动得他涕泪俱下。一个犯了“五风”错误的大队书记在县里参加“特训班”，急火攻心，变得疯疯癫癫。彭德怀知道后，登门看望他，亲自做思想工作。
通过大量的农村实际调查，彭德怀对若干农村重要经济政策形成不少精辟的见解，其中包括最让他忧心忡忡的粮食征购政策。
彭德怀建议，在黄泥大坪开田，实行谁开谁种，谁种谁收的政策，先分户开，再由生产队统一丈量和平衡。他提出了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大家心知肚明，谁也不说这就是分田到户
一天晚上，彭德怀坐在煤油灯前，埋头撰写调查材料，他写道：“同一时期，‘五风’严重，群众生活发生很大困难，乌石大队的浮肿病人一度增至63人……”他放下笔，点燃一支烟抽了两口，为了弄清患浮肿病的确切人数，他让龙国英到公社卫生院借来给病人发黄豆的登记册，一个一个地查。为什么会得这种怪病？不就是饿的吗？没有粮食啊。
1957年，侄子彭鹏担任乌石乡党委书记的时候，彭德怀曾写信建议在乌石峰下的楠木冲建一个水库。现在，水库已经建起三年了，为什么不把水库下面的黄泥大坪开出田来，却长年撂荒，放猪放羊呢？他看了看身后的景希珍，说：“明天我们去看看楠木冲水库吧。”
翌日清早，彭德怀就去看水库，一些闻讯赶来的生产队干部和社员也跟随着他。彭德怀边走边说：“我们这里过去是干鱼脑壳，现在有了水库，开出黄泥大坪就有水灌溉了，我们要抓紧干。”
到了水库，他在大坝上看了一阵，建议大队组织劳力把大坝加高加宽，再在水库里养上鱼，他后来拿出300元给大队买鱼苗。
从楠木冲回来，彭德怀就去找生产队长商量开田的事，队长说自己不会讲话，请他在社员大会上动员一下，彭德怀欣然同意。当天晚上，社员们听说彭老总要参加社员大会，都早早来会场等着。
面对众乡亲，彭德怀像当年对战士作战前动员一样，情绪饱满，声音洪亮：“这几年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们遇到了暂时的困难。一个人一天连一斤粮食都没有，这怎么能吃饱？怎么能不得水肿病？我是打柴棍子出身的，过去饿怕了。现在，我们大家得想出办法啊！我们上面有水库，下面有黄泥大坪，大家一起努力，向黄泥大坪要粮食！抗日战争的时候，军民的生活都很困难，毛主席号召生产自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部队在南泥湾开荒，发展了生产，改善了生活。今天，我们更要发扬南泥湾精神。我建议，在黄泥大坪开田，实行谁开谁种，谁种谁收的政策，先分户开，再由生产队统一丈量和平衡。大家看这样行不行？”
社员们没有不同意的，彭元帅前些天还告诫大家千万不能分田单干呢，现在他提出了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大家心知肚明，谁也不说这就是分田到户。
东方露出一线曙光的时候，彭德怀就带着侄子彭康志和随行的工作人员来到黄泥大坪，他卷起裤脚，捋起袖子，挥舞起三四斤重的开荒锄头，带头刨向沉睡的土地。他的背微微有点驼，黝黑的脸满是皱纹，俨然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农。社员们从四面八方赶来，都先围到彭德怀的身边，想和他说几句话。彭德怀说：“解放后，我提出不当国防部长，想当农业部长，毛主席不肯。现在我解甲归田，想在队里落个户头，你们同意吗？”
“欢迎！欢迎！”黄泥大坪上一片喊声和掌声。
“那好，我每年坚持回队劳动100天，如果不能回，就投资100元给队上。”一位参加开田大战的乌石小学教师望着彭德怀一马当先,抡锄开田的生动身影,忽然想起一首歌颂朱德的诗里有两句：“时人不识将军面,朴实无华田舍翁。”啊，我们的布衣元帅不正是这样一位永远和人民在一起的田舍翁吗？
六十多亩的黄泥大坪当年就种上了庄稼，彭德怀在自己开出的那片地中点上了小麦。后来，黄泥大坪变成了旱涝保收的良田，靠着彭德怀的特殊政策，乌石寨的老百姓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面对乡亲父老，彭德怀吐露心声：有人说我“里通外国”，让他们去说吧！反正日久见人心，真金不怕火炼。我总想把自己的问题和主席谈谈，消除一些误会
彭德怀在家乡的五十余天，是他晚年悲剧人生中度过的一段短暂的、较为平和舒缓的日子。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彭德怀到乌石学校找周校长，看见教师陈升早正在为学校编织遮挡风雨的茅串，就坐下来和陈老师聊了几句。陈升早向彭德怀诉苦：“彭老总啊，我是被划了右派的，实在想不通。我是贫农出身，又无政治问题，工作也没有过失。”
“那你一定有别的问题吧？”
“我就是向原来的校长提过几次意见，可能我这个人太直了，好蠢啊！”
这话可能触动了彭德怀，他挺直腰杆，认真地说：“人生在世，就要公平正直。你是老师，读过许多书的，韩愈的《论佛骨表》，这就是直；文天祥的《正气歌》，你总背得吧？这一个‘右’字啊，你不要急，总有一天，会搞清白的！”
彭德怀最后的那句话语气很重，震撼着陈升早脆弱的神经。
乌石学校的周校长多次带老师们去见彭德怀，所以，陈升早也跟彭总熟悉了。有一天黄昏时分，陈升早又在学校门口碰见了彭德怀，并肩走着的还有金石、景希珍，他们刚从外面访问回来。陈老师迎上去打招呼，彭德怀面色严肃，点点头后，又继续和金、景二人边走边说：“……有人说我里通外国，让他们去说吧！反正日久见人心，真金不怕火炼。我三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
陈升早不由自主地跟在彭德怀的身后，他想听听彭总还说些什么。
“我写了信，他没有一字回，我想上门，就是不见。”彭德怀没有在意身后还有耳朵，他只管说下去，“我总想把自己的问题和主席谈谈，消除一些误会。唉，反正事不由己，听它去！”
彭德怀缓了一口气，又接着说：“有人说我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还会等到如今？早在长征的路上，张国焘就向我行贿，那不就可以做到吗？”
这大概是彭德怀回乡期间涉及庐山会议所吐露的心声。
彭德怀的出访大多是步行，他走遍了湘潭的山山水水。遇到问题比较大的干部，他的批评也是不客气的，这正是他表达自己的人生理念，直抒建国安民方略的时候，他和干部的对话，常常蕴含着许多精湛尖锐的真知灼见。
陈述棠是个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干部，当年是黄克诚的部下，所以他特别敬重彭德怀，深切同情他蒙受的不白之冤。彭德怀住在锰矿招待所的那些日子，陈述棠尽量在生活上给他些照顾。彭德怀过意不去，对陈述棠说：“老陈，谢谢你的关心，现在人民还在过苦日子，我也不能特殊。我从小讨过米，知道饿肚子的滋味。群众吃么子，我也吃么子。不然，就会变成官老爷。”
两人说起现在干部的作风问题，彭德怀叹道：“现在干部有个怕右不怕‘左’的毛病，爱说假话，爱浮夸。我这个人偏爱说真话，说实话。我有什么意见愿意向毛主席谈。我们党历来提倡实事求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我在党的会议上光明正大地提意见，是党规党法允许的嘛！”
“可是庐山……唉！”
“讲真话、实话，不犯法，不犯法的！”彭德怀又点燃一支香烟，望着缕缕上升的青烟，他沉思了一阵，又说出让陈述棠终生难忘的话：“千古胜负在于理呀！”
这大概又是彭德怀回乡期间对庐山会议所坦露的心曲，但这次他是以历史的大尺度去丈量短暂的人生，似乎有了一种超凡脱俗、气定神闲的大彻大悟。
12月26日，彭德怀赶回北京。
1962年元旦，彭梅魁夫妇去看望刚从老家回来的伯伯，发现伯伯很健谈，情绪不错。
彭梅魁问：“您说怪哪个？”她早就不避讳和伯伯讨论国家大事了。
“只怪我们没有经验，心急了些。我也有一份责任呀，刚提出大跃进的时候，我也举过手嘛。当然，毛主席要负主要责任。”
彭德怀过去很少在晚辈面前议论毛泽东，今天说到这个话题了，他索性把话讲下去：“毛主席对中国历史、对马列主义最熟悉、最精通，过去离了他还真不行。我们吃亏就在于，后来也认为只有他才行，他说了就算数。这样的局面怨不得哪一个，是历史形成的。”他喝了一口浓茶，沉思片刻，微微笑道：“我等着有一天，他找上门来，进门就喊：‘老彭呀，我想通了，接受你的意见！’过去，我们常常争论，几天不说话也有过，还是他找上门的时候多……”
彭梅魁听得津津有味，她追问伯伯：“要是这回毛主席找上门，你对他说什么？”
彭德怀想了想说：“我可不会对他客气，要给他提一通意见，还要说，‘你呀，过去也吓过我几大跳，这回啊，你可是伤了我的心！”
中央专案组两下湘潭，企图收集彭德怀“利用时机，以回乡调查之名，行反党活动之实”的罪行。抛出的政治帽子固然吓人，事实上却给彭德怀树立了高大的正面形象
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央专案委员会就紧锣密鼓开始办案，列出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的审查提纲。彭德怀名下的五个问题是：一、历史上的问题；二、篡党篡军问题；三、里通外国问题；四、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问题；五、大国主义问题。
史料记载了彭德怀专案组第一次会议上的主要精神：彭德怀向中央写了两封信，非常恶毒，把庐山会议决议和自己的三次检讨全部推翻，这是新的进攻，很猖狂。这个进攻不打退，党内过去有些反党分子、尤其是他的反党集团成员也露了头……
彭德怀旧账升级，又添新账。专案组以无限的人力、财力为后盾，向全国撒下漫天大网。首先进入其视野的就是彭德怀的家乡，抓彭的现实问题就要从那个山沟沟里开刀。
1963年和1964年，中央专案组先后两次派人到湘潭，详细调查彭德怀1961年冬天回乡的表现。
早在1962年初，湖南省委曾派人下来搞过调查，可群众都说彭德怀的好话，调查报告成了给彭德怀的表扬材料。连湘潭县公安局的汇报材料也说：“相当一部分群众对他抱同情的态度，对他的处境非常关注。他了解农民的苦，大家都感激他为农民办了好事。”
中央专案组大员下来以后，对过去这些调查和汇报材料很是恼火。他们说，地方的干部水平就是差，现在要看我们的了。专案组大员不辞辛劳，凡是到彭家围子访谈过彭德怀的人都要过筛子，挑选重点对象，然后一一查问，对其中66名重中之重者笔录取证，令他们签字按手印。集两年起早贪黑的心血，专案组大员们搜肠刮肚，绞尽脑汁，写出《关于彭德怀同志1961年回湘潭情况的调查报告》，向中央交差。在这份洋洋洒洒的调查报告中，彭德怀与家乡群众的谈话被上纲成“笼络人心，争取同情，散布毒素，混淆视听”的“反党言论”；说什么“彭德怀回乡是别有用心的，是利用时机，以回乡调查之名，行反党活动之实”。
中央专案组抛出的政治帽子固然吓人，可事实呢？他们拿不出一件来。相反，在例举基层干部和群众对彭德怀的反应时弄巧成拙，反倒给彭德怀树立了高大的正面形象。不妨看看调查报告中的这几段话：
“有一些群众把党的正确政策错误地归功于彭德怀，他们认为彭犯错误，是由于他1958年回家，看到农民生活苦，向中央反映了实际情况，认为制止‘五风’，不准拆房子，可以不办公共食堂，可以种自留地，等等，都是‘彭总反映才搞出来的’；说‘中央那么多领导，只有彭德怀是个清白人’。有的甚至称彭是‘大恩人’，说‘两年前他救了我们，现在又来看我们了’”。
“右派分子把彭德怀看作他们的领袖。一个右派分子在群众中说：‘我不是右派，我是彭德怀派。’另一个右派分子说：‘你们不要喊我右派，我的错误同彭德怀一样的。’”
报告的最后，中央专案组无可奈何地承认：“彭德怀在湖南，特别是在湘潭地区，还是有其一定的影响。”于是，这个严重的“阶级斗争”问题引起中央的重视，指示湖南省委大力开展肃清彭德怀在湖南的“流毒”工作。
家乡人民知道彭德怀为他们讲了真话，他们也要为彭德怀讲出真话，这是乌石峰下老百姓的为人品德。他们为历史留下一段正气之歌。
六 悲剧婚姻 忍痛“分梨”之谜
为了革命，为了真理，彭德怀牺牲了一切，包括他的婚姻和家庭。他与前妻刘坤模感情甚好，但因为历史的误会，不得不分手；他挚爱妻子浦安修，但是在庐山会议之后，身为知识分子的妻子，却无力承受政治高压，向他提出了离婚。问世间情为何物，铁血大丈夫满腹委屈向谁倾诉？
彭德怀和浦安修是二十多年的患难夫妻，从来都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如今却因为庐山会议的问题，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
彭德怀为民请命，犯颜直谏，使他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其中包括他与妻子的爱情。这还要从庐山会议说起。
浦安修和彭德怀结婚后，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从来不干预丈夫的工作。战争年代，两个人聚少离多，朝鲜战争结束后，他们才有了个家。彭德怀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事业，从来没有和妻子一起外出过。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正好浦安修有了几天假期，她听说有的中央领导家属乘送文件的专机上庐山，就心动了。她从来没有机会游览名山大川，“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匡庐实在对她有太大吸引力了。
浦安修破例给彭德怀挂电话，不料话筒里传来丈夫沉重的声音：“你不要来了！”“还是别来了……”
浦安修兴致颇高，坚持要去，最后，彭德怀说了句：“噢，那你来吧。”电话就挂断了。
一上庐山，如临仙境，浦安修神采飞扬，跟着沉默不语的景希珍跨进了彭德怀住的176号别墅。彭德怀不在，屋子里空旷又安静。她环视一周，款款地走到办公桌旁坐下来，玻璃板桌面上空空荡荡，一尘不染，只有桌子正中间端放着一份红头文件。
那份文件好像是有人故意摆在那里的，专等浦安修来看。显眼的文件上似乎有她熟悉的文字，她情不自禁地挪挪身子去看那排粗黑体标题，真是太残酷了，体质文弱的浦安修好像遭受了一次电刑，她分明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讨论稿）。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浦安修在一个最不该来的时候，看到了一份最不该看到的文件。
晴天霹雳！浦安修眼前一黑，晕了过去。很快她清醒过来，一把抓住那份烫手的文件，低头细读，边看边哭。
庐山上狂风大作，乱云飞渡。那边，彭德怀正在被康生、陈伯达和柯庆施等人围攻，舌战群“左派”；这边，浦安修自投罗网，胆战心惊，饮泣吞声。夫妻俩还没有见面，两颗心就同时在受煎熬。
彭德怀很晚才回来，他默默地看着浦安修，妻子的双眼已哭得红肿。他只淡淡地说了句：“你都看到了吧。”
两天来，浦安修躲在屋里，以泪洗面，正在接受批判的丈夫没有时间向她多解释，只是表白道：“我这个人毛病很大，但我没有反党，没有反毛主席，更没有组织什么俱乐部。”
浦安修惶惑不安地跟彭德怀回到北京。在永福堂，彭德怀有了时间，就把给毛主席写信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浦安修只是哭泣，她不相信丈夫会反党，可那是党说的呀，毛主席说的呀，能错吗？她少不了要埋怨彭德怀：“你是国防部长，为什么要管经济上的事？”
彭德怀耐心地向她解释：“我是政治局委员，看到大跃进出了那么多的问题，我能不管吗？”
当时，彭德怀正承受军委扩大会议的万炮齐轰，猛烈批斗，他的心情极度苦闷焦躁，虽然泰山压顶，但他那刚烈性格决定了他宁死也不折腰屈节的态度。他对妻子那种大难临头，惶惶不可终日的萎靡样子很不满意，不免把话说得重些：“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干吗那么紧张，天塌不下来！”
举家搬到吴家花园以后，浦安修上班太远，就住到北师大宿舍，隔一两周回家一次。此时，北师大党委对浦安修施加了沉重的政治压力，要她揭发批判彭德怀，和彭德怀划清界限。身为校党委副书记的浦安修满脸愁云地回到家里，她试着“追查”丈夫的重点问题：“说你组织‘军事俱乐部’，这是怎么回事？”
彭德怀不听还好，一听这个问题，就激愤地拍着桌子说：“什么‘军事俱乐部’？根本没有这回事！军委扩大会议上逼我交代，我怎么能交代出来？我宁愿毁灭自己，也不能干有损解放军的事，决不能随便瞎编。”
浦安修认为丈夫的厄运缘起于那封信，她几次问彭德怀：“你为什么要写那封信呢？不写不行吗？”
彭德怀沉默一阵才说：“一个共产党员不能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这不是写不写的问题，是对不对的问题。共产党员不说真话，党中央怎么了解真实情况？多少次，老贫农拉着我的手，要我把问题带给毛主席。我只有反映实际情况的义务，没有隐瞒事实真相的权利。阿谀奉承是可耻的，无益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而且极端有害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彭德怀长叹一声，刚毅的面容透出困惑不解的神情，他反问浦安修：“安修啊，我不过就是写了那么一封信，给毛主席作参考，你说，为什么成了这么大的问题？”
彭德怀真诚地望着浦安修，期待妻子的回答。浦安修转过脸去，抹掉涌出来的眼泪，心想：你问我，我去问谁呢？
彭德怀望着窗外，浓眉蹙起，凝思半晌，自言自语道：“我写了这么封信就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今后党内要多事喽！我们的党啊，以后又会怎么样呢？”
极度的紧张使浦安修的心理发生微妙的变化，她不仅爱哭，也爱抱怨和唠叨。她经常重复着相同的问题：“你是管军事的，为什么要去管经济上的事情呢？”“你骄傲自满，就你对，难道别的中央领导都错了吗？你要向毛主席检讨认错！”
彭德怀开始是默然置之，时间一长，实在不耐烦听她的抽泣和埋怨。有时他大声反问：“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看到党受损失不去说话？”
有时彭德怀也生气了：“你懂得什么！就知道怕事！”
二十多年的患难夫妻，从来都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如今竟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周末的见面常常是话不投机，不欢而别。
从1961年开始，浦安修很少回吴家花园。
这年暮秋，彭德怀获准去湖南农村调查，浦安修也不来见彭德怀，只通过侄女彭梅魁带信。
彭德怀曾苦涩地对侄女说：“唉，你伯母怕成了这个样子呀……”
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攻势下，浦安修脆弱的心理防线崩溃了，她决心与彭德怀离婚。彭德怀为了不再连累妻子，导演了一场令人肝肠寸断的“夫妻分离”。七千人大会之后，浦安修陷入新一轮的矛盾和恐惧之中。“里通外国”成了彭德怀第一大罪，巨大的阴影投在他们夫妻之间。北师大又对浦安修加温加压，在“彻底交代，放下包袱”、“无事不可对党言”、“忠于毛主席要落实到行动上”这些标准化的政治攻势下，浦安修脆弱的心理防线面临随时崩溃的可能。
回到吴家花园，浦安修好像中了邪，两眼直瞪瞪地盯着彭德怀，追问“里通外国”是怎么一回事？
正赶上彭德怀怒火中烧，从来没有对妻子发过脾气的好丈夫也咆哮起来：“你不要再问了，这个‘里通外国’，莫须有的‘里通外国’哟，杀了我的头也没有！为什么要给我加上这个丑恶的罪名？为什么？”
素来温文尔雅的浦安修也失去常态，她朝丈夫大声喊道：“你究竟和赫鲁晓夫说了些什么？你说呀……”
“我连一句外国话也不会，我能和他说什么？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吗？我们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难道你是和一只大老虎睡在一起吗？”
这是少有的周末团聚啊，战争年代那种苦中有甜，温馨甘美的氛围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争吵和哭泣。浦安修一脸泪痕，低头紧走，到北京大学西门上32路公共汽车；彭德怀默默地跟在后面送她，看到妻子上的车开走了，他才回转身，低头背手，怏怏而归，跨进那扇警卫森严的大门。
再次见面，彭德怀先安慰妻子：“都是我连累了你，请你原谅。你很单纯，对党内的事情不清楚，还是不知道为好。”
然而，浦安修心中的迷惑、凄凉和痛苦好像疯狂生长的肿瘤，学校传达中央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文件，不许她这个老革命去听；不久，又取消她听所有中央文件的资格。这说明她已失去党的信任。人们都躲着她，用警惕的目光睨视她。浦安修知道自己变成了鲁迅笔下祥林嫂式的人，是个令人晦气的不祥物。
彭德怀夙兴夜寐，赶写他的“八万言书”。浦安修回家时，彭德怀请她看看，这一回浦安修没有说什么，默默读过后，帮助改了些错别字。她也从心里盼望这封长信能帮助中央澄清问题，为彭德怀洗刷罪名。有一天，她忽然忘情地说了一句：“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讲的问题，和彭德怀的意见也差不多嘛。”这一下可坏了，她被学校批判了多次也过不了关。
八届十中全会前后，浦安修很少回家，被党和学校抛弃的她，在孤独中作出最后的抉择：要党还是要丈夫？要毛主席还是要彭德怀？青年时代就忠诚于共产党的浦安修，在无限崇拜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红色天地间，她没有保持中立的立锥之地。
彭梅魁被伯母的信召到北师大。浦安修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彭梅魁落座，喘息稍定，她马上开门见山地说：“我要和你伯伯离婚。”
声音清晰，没有带哭腔，一句话就戛然而止。
彭梅魁好像被大黄蜂蜇了一口，她稳住神，看看对面端坐的伯母，知道她是下了决心的，这对她来说可真不容易。可她想过伯伯的感情了吗？二十多年的老夫老妻啊，伯伯正在危难之中，她这一击会让伯伯雪上加霜，伯伯能承受得了吗？
“伯母，你听我说，”彭梅魁强作笑颜，“你还是不要离婚为好，你想，离了有什么用呢？他们照样会说你以前是彭德怀的老婆……”
浦安修打断彭梅魁的话，扬了扬手里的信封说：“我给刘仁书记的信都写好了。你走吧，你走吧！”
彭德怀听完侄女的叙述，紧闭着嘴唇，一声不吭。他终于慢慢地垂下花白的头颅，两滴混浊的泪珠夺眶而出，顺着眼角边密密的皱纹淌了下来。
沉默好久，彭德怀才开口：“我有预感，浦安修早有准备。我前些天到她的卧室翻书，发现她的书柜差不多空了，凡是经她手买的书，她都像老鼠搬家一样地拿走了，平常回来是为了搬书的。她的用品也没了，钱也拿走了一半。唉，她的致命弱点就是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胆小怕事，自私自利，她不会振作起来了，太脆弱了。”
彭梅魁不甘心地说：“伯伯，我明天晚上下班后再去劝劝伯母，她可能是一时糊涂，想明白了能回头的。”
彭德怀说：“也好，我给她写封信，你顺便带给她。”
彭梅魁把伯伯的信默读了一下，大意是：你决心分离，我不反对，但相处二十四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算是生死与共，一旦离别，竟无一言相告，似不近情。你的被褥等物，特拣送给你，请查收。
第二天晚上，彭梅魁早早去见浦安修，她苦心婆口地劝说，还是慎重考虑，别离了，伯伯很难过啊。
浦安修不接受劝说，对彭德怀的信也不满，她有点烦躁，不客气地撵彭梅魁：“你走吧，你走吧！”
几天以后，彭梅魁去看伯伯，两个人分析浦安修闹离婚的原因，彭梅魁说：“伯母怕受牵连，我每次去她那里，她都哭着说‘株连九族’，‘还不如在抗美援朝时死了’……”
彭德怀知道破镜难圆，覆水难收，他说：“事已至此，梅魁，你再帮我跑一次，约她到我这里来一下，把问题说清楚了再走，不能一声不吭地走了呀。”
那是1962年10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下午，秋高气爽，碧空如洗。浦安修按约来到吴家花园，她和彭德怀关起门谈了好久。彭德怀安排了一餐不错的晚饭。饭后，彭德怀拿来一个黄澄澄的鸭梨，小心翼翼地削了皮，再把梨子一切两半，放在盘子里。他看了看坐在饭桌对面的浦安修，她已吃完饭，似乎在想什么心事。
彭德怀的声音亲切、温和、轻柔，宛若是一对情人间的贴心话：“安修，你要离婚，咱们今天就分梨，这个梨，你吃一半，我吃一半，好吗？”
彭德怀拿起一半梨，三口两口就吃掉了。浦安修没有说话，拿起另一半梨，一口一口地慢慢吃了。
在场的彭梅魁看得好心酸，天底下还有这样温情脉脉、高雅文明的离婚仪式，伯伯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伟丈夫，他为了不再连累妻子，导演了这场令人肝肠寸断的“夫妻分梨”。
浦安修把她过去的学习和整风笔记整理好，又坐了一会儿，小声说：“我对你没有帮助，我们在一起也处不好，今后有机会每年来看你一两次吧。”
浦安修要回学校了，彭德怀送她到北京大学西门32路车站前。夕阳下，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摇摇晃晃地开过来，彭德怀紧紧握住浦安修的手，说声“再见”。他的目光一直跟着浦安修的身影上了车。他伤感地发现，那个身影背着他，没有回过头看他一眼。
在乡间的土路上，彭德怀踽踽独行，他突然感到自己的两条腿十分的沉重……
浦安修的离婚报告由北师大党委转北京市委，市委书记刘仁又转呈中共中央。杨尚昆闻讯叹道：“划清界限并不一定要离婚嘛！”
报告送给周恩来，周恩来说：“彭德怀同志同意吗？离不离应由他们自己定。离婚是法院的事，党组织不要管。”
报告又转给邓小平，邓小平看也不看，摆摆手说：“我从来不管这种家务事！”于是，这份离婚报告就此搁浅，以后再无下文。
“文革”中，江青决心整点新花样来折磨彭德怀。彭德怀看到浦安修被蹂躏，发疯似的呼喊：你们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你们放开她吧
“文革”中,对彭德怀的残酷批斗给江青一伙带来浑身通透的快感,她觉得还要弄出点新花样才够味儿,对了，浦安修不是在北师大吗？她乐得合不拢嘴，和戚本禹精心研究了一番后，再传来北师大的造反女首领谭厚兰面授妙计。
1967年8月11日下午，浦安修被一伙五大三粗的红卫兵从“牛棚”里押解到校内一栋教学楼前，她目光凄惶茫然，抬头望着眼前乱哄哄的人群。骤然间，她看到一个老人被押在一辆三轮车上，尽管那人衣貌全非，她却一眼就认出是分别两年的彭德怀。彭德怀也看到了她，四目相视，竟是咫尺天涯，两人都痛苦地低下头。
当晚7点半，彭德怀和浦安修被几个彪形大汉反扭着双臂，以文革标准的“喷气式”押进会场。陪斗的还有张闻天和王若飞的夫人李培之等老干部。
在批斗台上相逢的老夫妻都想多看对方一眼，然而，“喷气式”使他们抬不起头来，浦安修只觉得眼前一片昏暗。只是在那些粗大胳膊松懈的片刻，浦安修才看到彭德怀不屈的头颅。那是曾经被湖南军阀宣布要砍掉而砍不了的头，那是曾经被国民党反动派以万金重赏购买而买不去的头，那是在枪林弹雨中千百次冲杀而仍然高昂的头，如今竟以“革命的名义”被强按到地面。浦安修五内如焚，听不清批判者罗织的她和彭德怀“狼狈为奸”的“罪状”是什么，突然，她热血上涌，惨叫一声，昏倒在地上。随即，几个红卫兵上来拳打脚踢，硬是把她脚不沾地地架了起来。
彭德怀看到浦安修被蹂躏得失去形体，心如刀绞，发疯似的呼喊：“你们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你们放开她吧！”
彭德怀的呼喊声淹没在“打倒彭德怀”的震耳欲聋的口号声里，跟着背后飞来一脚，把他踹倒在地，几个人按住他，强迫他跪下“低头认罪”。彭德怀挣扎着坚决不跪，他两眼通红，嘴唇咬出了血，殷红的血滴在胸前的大牌子上……
这一幕“史无前例”、亘古未见的悲剧，成为彭德怀和浦安修二十多年夫妻的最后一面。
1974年7月21日，彭德怀已经病危。
有一天，专案组的人问：“彭梅魁，你们家还有什么人来看彭德怀吗？”
彭梅魁摇摇头。
“不是有浦安修吗？”那人显然自视甚高，“彭去三线，浦安修不是到车站送行了吗？”
彭梅魁纠正说：“他们离婚了。她也没有去送行过。”
既然专案组有那个意思，当天晚上，彭梅魁还是跑了一次北师大，把专案组的原话转告了浦安修，让她有个思想准备。
很久以后，彭梅魁才听说，9月份伯伯病危的时候，专案组真的去过北师大，工宣队奉命来问浦安修：“彭德怀病重住院，你是否去看他，由你自己决定。”这句话让浦安修心生疑虑，她又害怕了：为什么要我自己决定呢？什么意思呢？工宣队是不是又要考验我的立场问题？什么事情都要依靠“组织”拿主意，一日无“组织”就惶惶然的浦安修，想了又想，最后嗫嚅地说：“我还是不去吧。”
浦安修还没有意识到，她这个决定为自己铸成终身的悔恨。
11月29日中午，彭德怀满怀冤屈地离开了人世。
犹豫了好半天，彭梅魁还是到北师大找到浦安修，告诉她伯伯的死讯，问她是否去看看伯伯的遗体。
浦安修沉默了一阵，面无表情地摇摇头。
“四人帮”垮台以后，浦安修开始反思自己和彭德怀晚年的关系，她越想越深感内疚和羞愧。一天她去看望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大姐，刘英说：“彭老总临终时你应该去看看他，不去是不对的，夫妻一场，这点感情要有。你看我和闻天同志，要死要活都在一起，绝不分开。”
浦安修流下悔恨的泪水，在刘英大姐面前她感到无地自容。
她想了解彭德怀自谪居吴家花园到“文革”下狱以后的情况，就去找彭梅魁，让侄女写材料。后来听说彭梅魁手中有一批彭德怀的手稿，她想要来看看。彭梅魁以沉默回绝了她，浦安修知道彭家的晚辈对她意见不小，回去痛哭了一场。
彭家的晚辈虽然对浦安修有意见，但念在她和伯伯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而且1959年以后，她一直遭受着种种精神折磨，“文革”中她备受摧残，却没有在高压下揭发过伯伯一个字，最后大家还是谅解了这位不幸的伯母。
浦安修与彭德怀的离婚是在特殊年代里的人生悲剧，本来就没有任何正式法律手续，党中央自然会同意浦安修要求恢复彭德怀夫人身份的请求。
彭德怀与发妻刘坤模的悲欢离合
1922年，彭德怀与一位货郎的女儿刘细妹结合，并为其起名“坤模”（女中楷模的意思），夫妻间彼此恩爱。日后，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攻打长沙，从此与之失去联系，也与老家断绝了音讯。
刘坤模非常思念彭德怀，十多年来到处寻夫。1934年12月，她听说江西的红军打到湘南一带，她心一横，一路乞讨，到湘南去寻找红军和丈夫，最后还是失望而归。
1935年7月，她在上海寻夫不成，返转武汉。她在船上遇见一位老乡，共产党人陶铸的母亲董唐姑。船到武昌，老太太要刘坤模陪自己去白沙洲中学看望儿子的一个朋友。见了面，老太太介绍说，这是徐任吾先生，也是咱们湖南老乡。徐任吾热情厚道，这个教书先生给刘坤模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1935年12月，刘坤模再次来到武昌。七年惊魂漂泊，她早已心力交瘁，在万般无奈的困窘中，她答应了一直鳏居的徐任吾，与之同居了。刘坤模想得很简单，先这样藏匿一段时间，等待机会再去找寻彭德怀。
直至1937年，在后方忽闻平型关大捷的消息，刘坤模才知道彭德怀还活在世上，于是急忙给他写信。彭德怀收到信后好生欢喜，马上回信让她到延安来。信中说：“坤模妹，在枪林弹雨中收到你的信，很兴奋。你要来，可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林伯渠主任。”
1937年11月下旬，彭德怀风尘仆仆地从山西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准备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刚下战马，就听到好消息：湖南老家来人了，一个是妻子刘坤模，一个是弟弟彭金华，还有一个是堂侄彭佩林。彭德怀欣喜万分，征尘未洗就快马加鞭，去看望他们。
亲人重逢，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处谈起，扑在彭德怀胸怀中的刘坤模哭成泪人，十年的悲苦艰辛，九死一生，都化作泪雨流淌。彭德怀劝慰刘坤模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应该高兴，细妹子，让我看看，你还是楠木冲那个调皮的刘细妹吗？”
刘坤模让彭德怀说得破涕为笑，大家坐下来和彭德怀说话。彭德怀想起刘坤模刚刚说过，这几年她是在武汉教书，便问起她到武汉的经过。刘坤模因为与徐任吾的那层关系，话也说得吞吞吐吐。喜悦中的彭德怀不失军人的敏感，他隐约地觉察到刘坤模似乎有难言之隐。
彭德怀又问刘坤模：“那年红军打下长沙时，有个朋友告诉我，国民党的报纸登了你与我脱离夫妻关系的声明，有这么回事吗？”
刘坤模吃惊地瞪大眼睛，面红耳赤地辩白道：“登报？你有那张报吗？有我的签名盖章吗？你要拿出证据来，现在就枪毙我！要是拿不出证据，我不答应！”
看见刘坤模委屈得又要哭，彭德怀微笑道：“看你说的，哪里谈得上枪毙哦，没有这个事，就是敌人造谣了。过去敌人破坏共产党的威信，就常常靠造谣。”
12月，彭德怀一直忙于开会。有一天，抗大副校长罗瑞卿交给他一封信，拆开信封，从里面掉出一张照片，看得彭德怀打了一个激灵。
这封信是徐任吾寄给彭德怀和刘坤模的，大意是说徐与刘已是夫妻关系，女儿才两岁，离不开母亲，希望刘能回来，并请彭德怀将军理解。照片是徐、刘和女儿榕青的合影。
彭德怀什么都明白了，他浓眉紧蹙，面容冷峻，难以言喻的痛苦像无数小虫子在啃噬他的五脏六腑。他一连几天沉默寡言，心中那个美好的细妹子渐行渐远。他无法接受妻子目前的婚姻状况，尽管造成这种悲剧并不是妻子的错，但是，感情的裂痕像影子一样挥之不去。
中央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准备返回山西前线。临行前，他从抗大把刘坤模约出来，交给她徐任吾的信和照片。双方沉默了一会儿，彭德怀平静地说：“坤模啊，你应该向我说实话，既然你已经同徐先生有了孩子，为什么要瞒着我呢？孩子太小，你应该回到孩子身边去啊。”
刘坤模痛哭失声，她几乎是在向彭德怀哀求：“我去武昌实在是迫不得已啊……我对你不起，请你原谅我吧，我们多年的夫妻，可不能……”
看到刘坤模痛不欲生的样子，彭德怀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和蔼地劝慰道：“让我们面对现实吧，虽然我们的夫妻关系已经结束了，今后还可以保持同志式的关系，还可以像兄妹一样嘛。现在，你回到孩子身边也好，继续在抗大学习也好，都由你自己考虑决定。”
刘坤模泪眼模糊地望着将要离开她的心上人，虽说那刚毅的面容是冷静的，可那目光是柔和温暖的。她便带着几分气说：“我是来参加革命的，是来抗日救国的，我不回去！”
“那好！你就在抗大继续学习吧。”彭德怀露出微笑。他看到刘坤模穿着一件掉了扣子的旧军装，又亲切地开导说：“你现在是革命战士了，别老是整天想着我，衣服扣子掉了也不缝，像个土匪。明天我就回前方了，你在抗大要好好学习，努力上进，争取早一点参加共产党。”
彭德怀孤独地走了,刘坤模眼水涟涟,目送那熟悉的宽厚背影,直到与黄土高坡融为一体。她无助地仰问青天：“我和德怀的夫妻缘分就这样完了吗？”
1947年12月，彭德怀找来侄子彭起超。“长伢子，你来帮助我办一件私人事情。”彭德怀似乎有什么心事，背着手低头踱来踱去，最后站住问道，“你小时候见过刘坤模伯母吗？”
彭起超怔住了，想了想才“哦”了一声：“见过的，大概是十年前……”
“是的，那是1937年秋吧。”彭德怀说下去，“你知道，我和刘坤模虽然解除了夫妻关系，但她还是我的亲人，我一直挂念着她。国民党占领延安前，她随中央机关撤到绥德。前几天，她从绥德来了封信，说她病得很厉害，全身都浮肿了，怕是不行了，很想见见我。你看，我现在能抽身离开部队吗？所以，我想让你代表我跑绥德一趟，探望她的病情……”
刘坤模在病榻上见到一身风霜的彭起超，惊喜不已。闻听他带来彭德怀的亲切问候，禁不住悲从中来，伤心落泪。彭起超安慰了好一阵，她才平静下来。参加革命十余年来，这还是她第一次见到家乡的亲人。她把彭家围子的人上下问了个遍，慢慢又把话题转移到让她刻骨铭心的1938年：
“那年年初，你伯伯和我分手了，一个人回到八路军总部。我后来听说，当时有一个美国的女记者，采访八路军总部，对你的英雄伯伯产生爱慕之情，你伯伯很坦率地拒绝了洋记者的追求，他是个真正的男子汉。我那时还在抗大学习，思想上接受不了这种打击，给他写了一封血书。秋天，你伯伯回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他见到我批评说：‘你写给我的血书我收到了，这是你的封建思想。我知道你为我受的苦，我在十年内战中没有找人，我也是对得起你的，我们要理智地对待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是革命者。’后来，你伯伯和浦安修结婚了，他都四十岁的人了，真不容易啊。我知道我们永远不可能恢复夫妻关系了，当时我还写了一首诗呢。”
刘坤模苍白的双颊泛起淡淡的红晕，继续说出深藏在自己内心的话：“我的那首诗是这样的：打开窗户看夕阳，夕阳含笑我悲伤。羡慕鸳鸯双戏水，伤心痛苦恨凄凉。我不会写诗，不过想表达自己的心情而已。”
刘坤模的眼角溢出泪水：“你伯伯真是个好人，他还是把我当成彭家的细妹子。1943年，我到杨家岭去看望他，你听你伯伯是怎么说的，他说，坤模啊，我和浦安修结婚了，与你是藕断丝连的关系了。儿女情长，藕丝难断噢。为我们俩的事，我曾经有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1959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突然疾言厉色，点名批评彭德怀。
当晚,彭德怀独自一人呆在房间里。办公室主任王焰进屋请示时,彭德怀怔怔地望他半晌,突然说了一句感情深沉的话：“我现在很思念刘坤模同志。”
王焰一时弄不清彭老总心里所思所想，一心都在工作上的老总从来没有跟自己的部下谈过家庭问题呀，现在怎么想起前妻来了？刘坤模一直深爱着彭总，彭总是有什么心里话要对她述说吗？那天晚上，彭德怀的心情显然是痛苦不堪，百感交集，难以名状的。
彭德怀被罢官以后，刘坤模偷偷哭了几次，她的心底始终保持着对彭大哥的那份感情，只是她不能随便流露出来。
1967年，北京残酷批斗彭德怀的时候，哈尔滨市粮食局的造反派也在批斗局长刘坤模。造反派审讯她：“交代你和彭德怀的黑关系，他都有什么罪行？”
刘坤模坦然道：“1938年以前我们是夫妻关系，那时候他是八路军副总司令，以后我们分手了。我就知道他一生打日本鬼子，打国民党反动派，打美国鬼子，不知道他还有什么罪行。”
“你敢为彭德怀评功摆好！”造反派们跳起来，骂道，“刘妖婆，不斗你你是不会老实的！”
刘坤模经受住了多次野蛮的批斗，她始终不低头，不屈服。时间一长，造反派也拿她没办法。夜深人静时，她常在心里说：大哥呀，您可要挺住啊。
1974年，彭德怀含冤逝世。刘坤模听到这个噩耗，痛哭失声，几近昏厥。
1987年，77岁高龄的刘坤模在彭起超的陪同下，从北国江城哈尔滨回到阔别近半个世纪的故乡乌石。老人家一掬清泪，走进她住过多年的故居，轻轻抚摩着她和得华大哥共同生活的房间，静默良久。应乡亲们的要求，她为陈列室题词：“横刀不见人，乌石缅雄风。华夏开新宇，更念大将军。”纵然是沧桑几度，白发如雪，刘坤模对得华大哥的感情始终未变。
七 《海瑞罢官》 被诬“翻案”之谜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在中国当代史上臭名昭著的“鸿文”，不单引发了“文革”，还给了彭德怀致命一击。彭德怀与吴晗并无深交，两人八竿子都打不着，为何《海瑞罢官》被认为是给彭德怀“翻案”？
彭真突访成都，向彭德怀提出三条建议。彭德怀保证：第三条我可以照办，我不能让吴晗同志无辜受牵连
1965年，中国有一个最神秘的女人，从2月到11月，数次穿梭于京沪之间，她的公文包中有一份绝密的文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她就是江青。背着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和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联手策划，由沪上文坛有“棍子”恶名的姚文元执笔，九易其稿写出这篇文章，硬是把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在1960年写的剧本《海瑞罢官》和彭德怀联系起来，说该剧是为彭德怀翻案的。
11月10日，在彭德怀即将赴成都“履新”前的半个多月，毛泽东批准在上海正式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他后来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是还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姚文发表的同一天，杨尚昆因莫须有的所谓“安装窃听器”案，被撤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
在毛泽东热情劝慰彭德怀去西南任职的同时，一场在他胸中酝酿已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他自己点燃了导火索，很快在全国范围燃起批判“海瑞”的熊熊烈火，而首批的靶标中，除了吴晗还有彭德怀。
在成都安顿下来后，彭德怀翻阅积压下来未看过的报纸，当他拿起11月30日的《人民日报》时，一下子惊呆了：就在他刚刚抵达成都的那一天，我们的堂堂党报居然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草草浏览一下，就把报纸一摔，一拳击在桌子上，吼道：“简直是胡说八道！”
正好景希珍进屋，忙问：“怎么啦？”
彭德怀一把推过报纸，手指颤抖着，指了指一行标题说：“你看，你看！”
景希珍拾起报纸，这才明白彭总为什么生气。他安慰道：“反正是篇文章，又不是中央文件。我就不信，一篇文章能把天捅个洞！”
彭德怀冷静一些了，他思索片刻，给景希珍讲起海瑞是什么人，吴晗是什么人。他认为，姚文元的文章是有来头的，枪口是对着自己的。
景希珍问：“这个吴晗你认识？”
彭德怀说：“怎么，你也认为人家吴晗是在给我打抱不平？这个人，我见过，可没有什么交往。人家写一个戏，是不是这个意思，我看不见得。自古宣扬忠臣良将的戏多着呢，怎么能这样疑神疑鬼？”
彭德怀点起一支烟，在屋子里来回踱步。景希珍低头把那篇文章仔细看了一遍，心情郁闷地说：“真不好办，中央派你出来工作，报上的‘棒子’就跟了过来。”
彭德怀凄然一笑：“有什么法子？无非是再来一次批倒批臭。其实，哪有一个人真是被批臭的，只要自己不腐烂就好。”他猛地摔掉烟头，昂起头说：“不去管它，我们干我们的！”
1966年的元旦刚过，政治风暴越刮越猛，大批判的火力集中到“海瑞”——吴晗——彭德怀这条“黑线”上。
2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突然出现在永兴巷7号的大门口，着实把彭德怀吓了一大跳。
彭真面色凝重，显得心事重重，他没有告诉彭德怀自己目前正处于剑悬头顶的险恶境地，只是说到在武汉向毛主席汇报工作以后，来大西南视察几天，今天顺道来看望。
彭德怀好像见到了救星，他抓住彭真的手，激动地连声说：“你们到底来了！你们到底来了！”
还没等彭真坐稳，彭德怀就急切地发问：“党中央下一步要干什么？我实在是给弄糊涂了，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怎么把我给联系起来了？”
彭真沉默片刻，这涉及中央最高层的云谲波诡，他怎么能一下讲得清楚呢？彭老总是身在深山中，对马上就要发生的狂风暴雨浑然不知啊。他叹口气，伸手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对彭德怀说：“你沉住气，我们五人小组搞了个《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中央已批准并转发全党，你看看。”
“什么五人小组？”
“就是1964年中央设立的，由我当组长，还有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四个人嘛。”
彭德怀这才明白，他赶快低头看这份后来被人们称为《二月提纲》的重要文件，当看到“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这段话时，他拍了一下大腿，兴奋地说：“好！好！就应该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充分让人家说话，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呢！姚文元的文章只许他放火，不许别人点灯，太霸道了！”
彭真向彭德怀介绍吴晗的情况，然后郑重地说：“彭总啊，现在不是吴晗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牵扯到一大批人。所以，我这次来是想请你配合一下。”
彭德怀瞪大眼睛，严肃地问道：“我？我能配合你什么？”
彭真目不转睛地看着彭德怀，声音沉稳而清晰：“第一，建议你辞去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从此埋头一些研究工作，不再出头露面，这样可以减小目标，少引起别人的注意；第二，我劝你向毛主席再写封信，收回你的申诉书，把自己的功过是非留待后人去说,你服从党的决议就是了；第三,你向中央写个报告,实事求是地说清楚你和吴晗没有关系,帮助我们解脱你和他的关系。”
听完彭真的建议，彭德怀站了起来，他在屋子里踱了几步，猛地回转身，喘着粗气，望着凝视自己的彭真，掷地有声地说：“彭书记啊，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感谢你。庐山会议以后，我是准备好忍辱负重的，也准备好委曲求全。但是，我这个人你也知道的，宁可让别人把我打倒，自己绝不倒下。所以，第三条我可以照办，我不能让吴晗同志无辜受牵连。但是，第一、第二两条，我坚持立场！”
彭真不再说什么了，他站起身来，与彭德怀紧紧握手，两个人互相道别时没有说什么客气话，就是长时间地、使劲地摇晃着双手。
这是彭德怀在四川时见到的唯一的中央领导人。三个月以后，随着“五一六通知”的公开发表，彭真在北京落入万丈深渊。
西南局安排“批彭”会，彭德怀轻蔑地看看会议主持者，说道：我已是政治上的僵尸了，为什么还要批我？要批你们就批吧！他要给毛主席写最后一封信。
1966年5月27日，第四次出行的彭德怀刚到大足县，突接三线建委紧急通知，要他马上返回成都，参加局以上干部的重要会议。
彭德怀风尘仆仆，走进会场，静静地坐在后面。会议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主持，首先传达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彭德怀暗暗吃惊，他在川南的大山中转了几个月，党和国家竟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怎么又弄出个“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特别是罗瑞卿，谁都知道他是毛主席忠贞不贰的大警卫员，这样的同志怎么会反党？
接下来的座谈会，一看就知道是预先安排好的，在李井泉的指挥下，座谈会成了专对彭德怀的批判会，一些人吵吵嚷嚷，要彭德怀交代在庐山会议上的“三反罪行”。
彭德怀拍案而起，愤然道：“庐山问题，我早就说清楚了，加在我头上的罪名，我知道，你们也知道。有什么可讲的！”说罢，彭德怀拂袖而去。
这还了得，李井泉责成西南局建委重新组织彭德怀的批判会。上台念批判稿的人大多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无非是那些老生常谈：“你彭德怀是老右倾，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党、攻击三面红旗”。只有一个人出来揭发彭德怀的新罪行：彭到西南后到处放毒，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给大渡河老船工30元钱，两包“大前门”香烟……
彭德怀仰靠沙发，眼望天花板，一言不发。等批判发言结束后，他才从容不迫、曼声细语地说明毛泽东叫他来三线的过程。他说：“庐山会议是快慢之争，主席要快一点，我的意见是慢一点，都是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什么两条路线的斗争。搞建设，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就必然导致比例失调，我说三到五年翻一番就很不容易了，欲速则不达。”“在庐山，毛主席说，‘人民解放军跟你彭德怀走，我就去打游击’。主席说到这种程度了，我对庐山会议的决议只好服从，个人意见保留了。一个人犯了错误，不能把历史上的过错拿来算总账。这样的做法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怎么能体现既往不咎呢？”
彭德怀当众郑重声明：“中央说的那个组织‘反党小集团’和‘里通’问题，没有这回事！杀了头也没有！这是具体问题，可以调查。我对毛主席也谈过，这两点要保留。”“我彭德怀有错也有功，功一面错一面。但不能说我反革命一面革命一面，那样说我不服！”
他提高了声音，激愤中夹着悲怆：“有人说我在大渡河搞什么小恩小惠，这是什么话！老船工当年冒着枪林弹雨帮红军抢渡大渡河，他现在生活困难，给了点钱，给了点烟，这是人之常情。人家为了红军打胜仗，死都不怕，这点钱能把人家收买了？”
会场里鸦雀无声，那个揭发者面红耳赤地垂下了头。
彭德怀轻蔑地看看会议主持者，说出最后的一句话：“我已是政治上的僵尸了，为什么还要批我？要批你们就批吧！”
人们都在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会场里乱了套，批判会开不下去了，主持人尴尬地宣布：“彭德怀是只死老虎，态度不好，就批到这里吧。”
这场揭批彭德怀的丑剧经过一番加工，写成《情况简报》，除了在内部通报，还作为西南局的“文革”成绩上报北京，直达握有生杀大权的“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大员关锋、戚本禹看过后，向江青、康生、陈伯达写信说：“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为了“揭穿他的丑恶面目”，“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希望中央“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
彭德怀上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黑名单，他已经岌岌可危了。
12月初，工作人员发现，彭德怀一有空就关起门来写东西，大家问他写什么，他说：“我要给毛主席写最后一封信。”
彭德怀后来把这封给毛泽东“最后的信”的主要内容告诉了工作人员。他说，我对主席说，现在危险得很，要警惕敌人，他们利用我们党的威望、党的口号、党的缺点，利用我们党在长期对敌斗争中积累下的一套办法，只是改变了花样，把他们自己变成了“革命”的，把我们党变成了敌人而已。
这是彭德怀深思熟虑后对“文化大革命”的最新认识，他已经预见到国家将因为“文革”而处于危机中，他说的敌人就是指林彪、江青一伙乱世枭雄。
说完这些，彭德怀无奈地叹息道：“唉，我也不管他三七二十一了，都给毛主席说了！我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杀气腾腾，江青下达“揪彭”指令。红卫兵没有任何手续，就到成都抓捕彭德怀。无奈之下，周恩来指示：不得开彭德怀的批斗会
早在1965年夏，江青就对彭德怀露出杀机。她在中南海住处招待现代京剧“红灯记”剧组主要演员时，突然莫名其妙地变了脸，恶狠狠地冒出一句：“彭德怀不听话！”在大家瞠目结舌之际，她又重复说：“彭德怀不听毛主席的话！”江青对彭德怀的仇恨已到了难以掩饰的程度。
1966年1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楼南侧的一个小型会议室里，党中央和“中央文革”领导人接见首都高校最具代表性的红卫兵领袖。在一长溜儿桌子的北侧并排坐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人，被接见者坐在桌子南侧，他们是聂元梓、朱成昭、韩爱晶、蒯大富、谭厚兰和“首都三司”核心组的负责人聂树人等。
这次接见的时间不长，只是交换或通报了高校运动中的一些情况。就在接见快要结束的时候，江青才亮出这次看似平常的接见活动的真正目的。
只见江青突然激动起来，声音凶狠而尖厉地对几个红卫兵领袖说：“你们不是很能吗？你们为什么不去抓海瑞？听说他在四川经常上街看大字报，与人谈话，很逍遥自在嘛！应该把他抓回来，要他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
在场的人都知道，这个“海瑞”指的就是彭德怀。
最高决策层抓彭德怀的指令并没有在大范围内传开，连聂元梓和蒯大富掌管的北大和清华也不想利用“揪彭德怀”这件事“锦上添花”。江青把抓彭德怀的指挥权交给了戚本禹，授意他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战斗队的红卫兵到成都“揪彭”。
“东方红”的红卫兵与彭德怀见了面，并与他进行了不止一次的长谈，他们竟被彭德怀的光明磊落、耿直敢言所打动，对彭老总产生了好感和尊敬。回去一商量，他们觉得彭老总在庐山为民请命，不应该被打倒，不应该再受磨难，至少，不能在我们“东方红”红卫兵的手中受磨难，因此，他们迟迟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具体负责这件事，并与彭老总交谈过的王大来、郑文卿两个人还从成都专程回到北京，找戚本禹汇报，希望停止“抓彭”行动。
第一拨红卫兵没有完成任务，这大大出乎江青和戚本禹的预料。
戚本禹大为光火，训斥“东方红”的头目：“你立场动摇，受了彭德怀的欺骗。”他要求“东方红”马上重新派人去成都。“东方红”的人前脚刚走，阴险狡诈的戚本禹就召来另一拨红卫兵：北京高校中造反派的劲旅——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
12月23日凌晨5时，“东方红”的红卫兵冲进永兴巷7号，直扑彭德怀寝室，可他们来晚了一步。捷足先登者就是北航“红旗”红卫兵。
那时刚好是凌晨3点整，北航“红旗”的红卫兵翻越铁门进了院子，他们先把綦魁英叫起来，推着他往彭德怀的屋子走去。彭德怀闻声开门，询问何事，为首的“强人”有恃无恐：“我们奉‘中央文革’之命，让你跟我们到北京走一趟。”
彭德怀不慌不忙，回答得很痛快：“行，什么时候走？”
红卫兵们嚷道：“现在，马上就走！”
不需要出示任何正式的官方法律文书，就凭这群黑夜破门而入的疯癫学生，就能把共和国的元帅劫走。
戚本禹得到“捷报”，马上向江青邀功：“抓住了，抓住了！一两天内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学生已经做好批斗的准备。”
周恩来也得到三线建委的紧急电话，他十分气愤，然而又无可奈何，“揪彭”是有其背景的。江青要干的“革命行动”，作为国务院总理也无法阻止。叹息之余，他指示成都方面：不得开彭德怀的批斗会；由成都军区派部队护送进京；只许坐火车，途中要确保安全；彭德怀到京后由北京卫戍区接站并安排食宿。
12月25日晚，正是西方国家的圣诞节之夜，是个千家万户欢乐的日子。然而在中国成都的火车站，在阴冷幽暗的夜幕下，却演出了一幕永载史册的悲剧：新中国的开国元勋、我们的民族英雄彭德怀，在被红卫兵折腾了三天之后，穿着破旧的黑棉袄，孑然一身，疲惫不堪地出现在站台上，他的四周围着狂躁好斗的红卫兵。景希珍和綦魁英左冲右突，决不离开自己的老首长。彭德怀不让他们上火车，他说：“你们不要跟着我了，你们都有老婆孩子！”景希珍和綦魁英坚定地摇摇头，死也要和老总死在一起。看着跟随自己多年的老部下被红卫兵推来搡去，挤在车厢的过道里，彭德怀老泪纵横。
就这样，彭德怀被押上火车，他总共在大三线度过了一年又25天。
彭德怀向毛泽东致以最后一次敬礼，在囚室里翘首等待他的答复，从此一等八年，直到他凄惨地离开尘寰
12月27日下午四时，34次列车满载着大串联的年轻人，吃力地开进北京站。北京卫戍区奉周恩来的命令，派出一个连的人到车站接彭德怀，胆大包天的红卫兵拒不交人，说什么“要请示‘中央文革’”。
北航“红旗”头目的电话打进“中央文革”的会议室，机敏的周恩来抢先接了电话，他告诉火车上的劫持者：“中央决定把彭德怀送往卫戍区。”没有想到戚本禹法力无边，他公然指使红卫兵胁迫列车开出北京站，最后把彭德怀劫持到北京地质学院。周恩来当面质问戚本禹，双方折中的处理结果是：彭德怀虽然归卫戍区监护，但北航“红旗”和地院“东方红”可参与管理。
彭德怀被送到北京西郊五棵松的一处部队营房内，那里关着一些被打倒的“大走资派”。他走进新居——建筑工程队丢弃的一间简易工房。
红卫兵就住在他的隔壁，整天来纠缠，问一些幼稚的问题。谈了几天，彭德怀烦躁地问他们：“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1967年元旦那天，红卫兵们一反常态，开始辱骂彭德怀，扬言：“揍死你，敲打死你！”他们开始动手动脚，从彭德怀的手里夺下烟斗扔到地上，又抢过书包乱翻一通。
彭德怀平静地看着他们，他想起毛泽东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教导，不过，他在心里暗自嗟叹：这就是防修反修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吗？
天黑下来，闹累了的红卫兵打着哈欠离开了彭德怀的工房。彭德怀记下这一天的感受：“今天是1967年的元旦，我的生活情况处于另一种环境，即被革命群众组织揪来北京待审。时间已过7天，还未宣布罪名，这是我69年生活中所遇到的第一次。”
写完，彭德怀陷入沉思，他很自然地想起毛泽东动员他去大三线时所说过的话：“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难道毛泽东的态度又变化啦？我被抓到北京他知道不知道？
彭德怀从日记本上撕下一页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小心折叠后，悄悄交给哨兵，请求他转交上级。
几天后，彭德怀的信从“监护点”层层上送，到了周恩来的手中。在中央碰头会上，周恩来宣读了这封信：
主席：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
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部分，23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1967年1月1日
彭德怀在囚室里翘首等待毛泽东的答复，从此一等八年，直到他凄惨地离开混沌不堪的尘寰。
元旦刚过，《人民日报》于元月3日发表了姚文元又一篇杀气腾腾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为全国全面夺权的“文革”烈焰再浇上一桶汽油。那天晚上，彭德怀刚躺下，北航的红卫兵就进了屋，把报纸扔在他的面前。
“看过这篇重要文章没有？”那个学生指指点点，“特别是批判你的这一段。”
“也不给我报纸看啊。”彭德怀嘟囔着，拾起报纸，戴上老花镜，看了看题目，又厌恶地放下了。
“你现在就看，还要写出你的看法来。”
“我不写，姚文元发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不发表看法也是我的自由。”
“嘿！你还讲什么自由？你到底写不写？”
看见几个红卫兵挥动拳头要动粗，彭德怀叹了口气，重又拾起报纸，认真看起来。阅毕，提笔给素不相识的姚文元写了一封信：
姚文元同志：
读了3日《人民日报》《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作后，红卫兵同志要我对其中一段表示态度，即“自命为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上提出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梦想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把我国拉回资本主义的黑暗道路上去”。如果这样宣传有益，就这样宣传吧。如果需要实事求是一些，我就可以供给一些材料。……
接下来,彭德怀在信中叙述了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信的经过和信的主要内容。对那个以笔杀人的不可一世的姚文元，彭德怀给了他一个潇洒的还击。
1月6日，彭德怀的这封信被送到彭德怀专案组，成为他的“新罪行”。
红卫兵有了“中央文革”的令箭，开始步步进逼，他们又要彭德怀写出四份材料：《挖思想根子》、《建军问题的错误》、《评军衔过程》、《为什么在庐山写信给毛主席》。
寒室里灯光昏暗，彭德怀趴在桌子上写材料，不时有红卫兵过来吆五喝六，他绷着脸，克制自己满腔的愤怒，总算把材料写完了。
四份材料送到“中央文革”，康生信手翻了翻，批注道：“彭德怀写的材料是又一次地向党进攻，材料应送毛主席、林总、总理阅。”
毛泽东阅后批示：“林周阅后，退康生同志存案。”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知道彭德怀当时的处境的。
红卫兵“乘胜追击”，又提出“高饶”和“军事俱乐部”的问题，他们发出勒令：“把你的那个军事俱乐部写出来！”
彭德怀双目圆睁：“没有什么俱乐部！”
“胡说！非写不可！”
只听“嘭”的一声，彭德怀挥掌重击桌面，震得红卫兵一个激灵。彭德怀站起来，大吼一声：“杀掉头也没有！”
5月24日，戚本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长文，第一次点名道姓地攻击彭德怀。彭德怀读出被点名的一大串“三反分子”：彭真、陆定一、周扬……他皱起眉头，怎么，都成了反革命？他用红铅笔在人名下面重重画下一道，再往下看，他找到了自己的名字，也重重画下一道。他把报纸扔到地上，长叹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啊……”他躺到床上，望着墙壁发呆。突然，他放开喉咙，唱起《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歌声低沉、粗犷而沙哑，震荡着囚室内外冷凝的空气，震撼着所有被“监护”的难友。
江青率领“中央文革”小组，阴谋组织对彭德怀惨绝人寰的大批斗。彭德怀猛地挥拳重击桌面，发出雷霆般的怒吼：我的罪……就是消灭了……几万日本侵略者。
1967的夏天，在全面武斗的枪炮声里，《人民日报》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痛打“落水狗”，掀起“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
7月12日，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里接见北航“红旗”的大头目韩爱晶等造反派骨干，进行批斗彭德怀的战前动员。
江青一身绿军装，忸怩作态，拿腔拿调：“彭德怀这个人被卫戍区保护起来了，把他养得胖胖的，想干什么？为什么不批斗？你们去找傅崇碧要人，就说是我说的！”
戚本禹紧跟主子，唾沫横飞地授意韩爱晶：“你们要彭德怀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不能客气！”
三天后，“中央文革”召集首都大专院校各派头头开大会，要求“立即掀起对刘邓路线及一小撮叛徒、特务和走资派的大批判高潮”。在会上，戚本禹听取北航“红旗”和地院“东方红”的批彭准备情况汇报，他又烧了一把火：“你们要赶快行动，树起大批判的榜样！卫戍区那边由我们下指示。”
7月18日，戚本禹亲自上阵，给彭德怀专案组训话：“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他是个大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只脚！”接着,戚本禹又多次给红卫兵煽风点火,布置批斗会的详细计划。
翌日上午，彭德怀根据专案组的命令正在埋头写自传，监护干部告诉他下午出去“开会”。中午时分，吉普车把他送到北京航空学院，他明白这是要开他的“批斗会”。没有午饭吃，只给他一个玉米饼子，彭德怀在车里默默地吞咽着又凉又硬的饼子，等待走上批斗台。
下午，彭德怀被带到一间教室，四周墙壁贴满了杀气腾腾的标语口号，坐在他对面的是六十多个红卫兵造反骨干。
“文革”式的批斗会都要讲究威风和“火力”，第一炮必须由力大气粗的壮汉悍女开火。只听一个造反头头厉声断喝：“彭德怀！交代你的问题！”
彭德怀站在黑板的前面，镇定自若，态度温和，他不慌不忙地回答：“我不明白有什么问题，几十年来忠于毛主席，勤勤恳恳为中国人民出力。”
会场里一阵骚动，韩爱晶在下面稳住阵脚，重新布置进攻。
“彭德怀！你说，抗日战争时你都干了什么坏事？”
“打死了几万日本兵！”
“为什么要发动百团大战？”
“打日本鬼子呗！”
“百团大战没有请示毛主席，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对不对？”
“嗐，小将们，不是这样的。打电报了嘛！毛主席和中央军委还发来电报祝贺，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可以在山东及其他地方组织一两次’。”
会场里又是一阵骚动，审问者张口结舌，一部分红卫兵津津有味地听彭德怀讲述百团大战的辉煌战绩。
韩爱晶慌神了，他赶快站出来扭转局面，指挥精神亢奋的红卫兵狂呼一阵“血战到底”之类的口号后，干脆自己赤膊上阵，大喊道：“彭德怀住口！交代你在庐山会议上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
“我没有罪行，只有错误。”彭德怀打量着面前这个精瘦的年轻人说，“对庐山会议还保留我的看法。”
“你为什么写意见书？”
彭德怀面色冷峻，回答道：“我就不该写那封信，但是，我有话就讲，憋不住。我是政治局委员，有权向毛主席反映情况，这符合党的组织原则。”
“你在万言书里骂毛主席，妄图篡党篡军！”
“不对，我从来没有野心，我拥护毛主席，对毛主席有很深的感情。”
“那为什么毛主席要打倒你？”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打倒我……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吧。”彭德怀在八年百思不得其解之后，无可奈何想到的答案，此时面对韩爱晶的逼问，脱口而出。
全场喧哗起来，有人高呼：“打倒彭德怀！”
彭德怀提高了嗓门：“彭德怀早就被打倒了！”
韩爱晶额角青筋暴起，他从桌子上跳过来，指着彭德怀的鼻子吼叫：“你说，你反不反对毛主席？”
“我不反对毛主席，我只是对毛主席无话不谈。”
韩爱晶猛击一拳，彭德怀猝不及防，被打得倒退几步，跌坐在水泥地上。大头目做出了样子，小头目就跟上来围殴，拳脚交加。彭德怀认得其中一个学生，忙喊：“小同志,你不要发火,你不懂历史……”话还没有说完,有人重拳击中彭德怀的胸部，他的头撞到课桌上，随后又跌倒在地面，发出重重的响声。
彭德怀忍着巨痛喊道：“你们怎么这样对待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啊？”
会场大乱，彭德怀被拽起来，打倒，再拽起来，再打倒，连续七次！彭德怀满脸淌着鲜血。这时一个穿皮鞋的大块头挤进来，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怀右胸飞起一脚，彭德怀哼了一声，昏死过去。
过了好一阵，彭德怀才发出一声呻吟，一个红卫兵头目拿出事先写好的一张纸，喊道：“叫他签字！叫他签字！”抓住彭德怀的手要按手印。
彭德怀清醒过来，他急忙抽回手，大口喘息着，艰难地说：“让我……看看……”
那张纸上写着“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投降认罪书”。
彭德怀举起手，把那张纸放在身旁的桌面上，待气喘匀了一点，拼尽全身的气力，猛地站起来，胸部和腹部的剧痛使他踉跄了几步，他扶住桌子站定，目光凛然，扫视着全场，他声音嘶哑：“我有罪……”他猛地挥拳重击桌面，发出雷霆般的怒吼：“我的罪……就是消灭了……几万日本侵略者！”
彭德怀再一次昏厥，倒了下来。
周恩来十分愤怒,指示马上给彭德怀治伤,今后没有中央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批斗彭德怀。已经沦为囚徒的彭德怀又成了“军内一小撮”的总代表。
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向周恩来报告彭德怀的伤势。周恩来看过胸片，十分愤怒，批评卫戍区有关人员没有尽到责任，指示马上给彭德怀治伤，今后没有中央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批斗彭德怀。
然而，如履薄冰的周恩来无法控制局势。就在彭德怀惨遭毒打的第二天，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林彪、江青一伙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声讨陈再道、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上，林彪带头高喊：“打倒带枪的刘邓陶！打倒彭德怀！”已经沦为囚徒的彭德怀又成了“军内一小撮”的总代表，在江青的策划下，一个新的“批彭高潮”继续上演着新的历史悲剧。
从7月26日开始，重伤未愈的彭德怀被数十个单位连续揪斗，其中6次为万人大会，7次游街。
张闻天、黄克诚和解放军一大批被打倒的著名将领谭政、张爱萍、李志民、杨勇、李聚奎、萧向荣、王尚荣、廖汉生、刘震等人被拉来“陪斗”，和彭德怀一起在万千公众面前遭受令人发指的摧残和凌辱。
8月15日，囚室外的高音喇叭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冰冷的声音：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彭德怀不禁一怔，他把椅子搬到门口，侧耳细听，自1959年8月在庐山上通过这个改变他人生命运的决议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向全国和全世界公开这个文件。这意味着什么不是一目了然了吗？彭德怀仰天长叹，继而发出悲愤凄凉的笑声。监视他的哨兵急忙过来观察“案犯”的反应，彭德怀说：“刘少奇又成了我的黑后台，这叫我怎么活啊！”
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紧跟着，《红旗》杂志的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解放军报》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纷纷出笼。全国马上掀起新一轮的批彭高潮。
在批斗彭德怀的野蛮残忍、惨无人道的丑剧大汇演中，还跳出一个特殊人物，登台表演了一遭。
那是在北京卫戍区的批斗大会前，彭德怀被押解到一个女厕所里等待“午时三刻”，突然走过来一个老军人，一身的确良新军装，红领章和红帽徽鲜艳夺目。他直逼彭德怀，冷笑道：“彭德怀，你也有今天呀！你看看我是谁？”
彭德怀眯起眼睛瞅了瞅，一时想不起那人是谁。
“怎么？不认识我了？”那个老军人提高嗓门，涨红了脸，骂道，“妈的，老子今天让你认识认识！”说罢，抡圆了拳头，朝彭德怀脸上打来。
彭德怀被打倒在地，他终于想起那个人来，便愤怒地质问道：“李某某，你是党的高级干部，你怎么能动手打人？”
李某某把彭德怀拽起来，左右开弓，又打了彭德怀两个耳光。周围的干部、战士忙上前拉住了他的手，把骂骂咧咧的他推出去。
事后，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狠狠批评了李某某。
李某某，1955年授衔时的少将，1958年在军队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受萧克案牵连，挨过错误的处理，因而对彭德怀怀恨在心。“文革”时李某某走红运，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北京革委会副主任。
到1967年年底,彭德怀经受了大大小小的批斗、游街，高达百余次，是当时中国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中遭受人身折磨、肉体摧残最为严重的一位。历史给后人留下的若干镜头，不仅有令人毛骨悚然的法西斯罪行记录，还有彭德怀在酷暑烈日下，顽强地挺直腰杆，傲视群丑，巍然屹立于天地之间的英雄形象。
八 著文明志 手稿幸存之谜
彭德怀被“打倒”之后，曾经多次上书中央和毛泽东，希望能够洗清罪名。在痛苦不堪的日子里，他写下了日后轰动中国的《彭德怀自述》。可是，他写下的每一个字，都被专案组和造反派认定是“翻案”文章。这部珍贵的文稿，是如何写成的，又是如何劫后幸存的？
彭德怀不分昼夜，伏案疾书，写出一本长达五万余字的笔记《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
1959年立秋以后，彭德怀成了高级党校的一名特殊学员。校长杨献珍十分同情彭德怀的不幸遭遇，特地安排了两位教员，到吴家花园为他辅导，每周他去党校两次，参加集体学习。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他“对马列主义基础的许多学说根本不大懂”，是“经验主义”，“不是马列主义”，这些话深深刺痛了他，他下决心要弥补自己在理论修养上的缺憾。他刚刚看完列宁分析唯心主义的一节，联想到《人民日报》每天连篇累牍的“形势无限好，高潮日日高”之类的虚夸报道，不禁感叹万分，于是写下几句感想：“人们如果把认识加以片面夸大，认为只要主观意识就可以创造出奇迹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就不能不在具体事物中滑进唯心主义泥坑里。”
自1960年的隆冬起，彭德怀在学习大量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经典哲学著作的基础上，开始冷静地审视毛泽东今日的政治经济学。
九 宁死不屈 含冤逝世之谜
彭德怀在弥留之际，曾留下遗言：“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我自己犯有很多错误，但我不搞阴谋诡计，在这一点上，我是清白的”。可是，心如蛇蝎的专案组人员，却颠倒黑白，诬陷他临终前还在恶毒攻击毛主席，给这位屈死的元勋又加上了一项罪名，让人扼腕叹息……
监护点要彭德怀去301医院住院，他倔强地说：我只需要把我的政治问题弄清楚，给我治“政治病”
1972年元旦刚过，彭德怀突然精神萎靡。五年来，他经受了两百余次残酷审讯，始终铁骨铮铮，敢怒敢骂。可现在他好像换了一个人，不说不笑，也不骂人。他的身体不行了，每天要大便四五次，哨兵总听他重复一句话：“报告！肚子不好，要大便，要快！”
开春以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为政法干校里的众“案犯”检查身体。脸色蜡黄的彭德怀一扭头，拒绝检查，他说：“我不检查！我现在没有工作，是反革命、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那么多的罪恶还看什么病？”
不久，他的右手指长了一个小疙瘩，剧痛难忍；失眠痼症加重，每日凌晨就醒，睁着眼望着门外的哨兵。
接着他开始便血，昏厥了两次。彭德怀心里明白，他的身体正走向崩溃。对彭德怀在囚室里的一切，彭梅魁和其他兄弟姊妹一无所知。（剩余2697字）
十 秘密安置 元帅骨灰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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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彭德怀被平反昭雪，但是，他的骨灰保存下来了吗？放置在哪里？革命一生，功勋显赫的开国元勋，死后竟然连骨灰都不能入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这是他个人的莫大冤屈，更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奇冤！
彭德怀的骨灰被秘密安放到了成都。这对当时已身患重病、身处逆境的周恩来来说，是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
1976年10月，中华大地上爆发了又一声惊雷：“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了。经过了10年漫漫长夜的人们，终于迎来了共和国真正的春天。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决定为一批受迫害的老同志平反，也将为彭德怀昭雪。
彭总的骨灰1999年从八宝山公墓迁来,长眠于此
筹备工作一开始，便遇到了一大难题：彭德怀的骨灰存放在哪里？他于1974年11月29日不幸在北京逝世，在正常情况下，骨灰盒应存放在北京，而实际上，彭德怀的骨灰却下落不明。这一消息又把人们再一次推向更深的悲哀之中。党中央、中央军委立即发出指示，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彭德怀的骨灰，并安全运到北京。
彭德怀的骨灰怎么处置了，放到了哪里？外人不得而知，就连他晚期唯一能见到的侄女彭梅魁也不得而知，一直是个神秘的谜。
1975年，四川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大章调到北京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大章的夫人孔明和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曾在太行山西北局妇委共过事，相处甚好。
来自中共喉舌之一杨国选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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