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明。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这是一句人人皆知，而且是说了多少年的老话，可是即便是老话，时过境迁也容易被人们忘掉。占这个世界三分之二的国家的人民，应该是最容易忘掉这句话的。因为这句话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价值理念，成为了国家的政治制度，他们经历了从思想启蒙，到实际行动，再到制定宪法，最后把国家变成真正的人民自己的国家，人民获得的是自由和尊严，而被关进牢笼里去的却是国家的公权力。 世界大同不是理想主义，天下所有的人都是自由人，都享有同样的权利，可惜的是中国大陆至今仍然不是中国人的国家。当人民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当然就更谈不到主宰自己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了。中国做了两千多年一家一姓的国家，亿万中国人在遇上明君和青天的时候是磕头谢恩，在遇上昏君赃官的时候就磕头求开恩。中国人似乎是过惯了这种日子，但是也有不愿意过除了谢恩、就是求开恩日子的人。 革命一词是孔夫子在两千五百五十年前就提出来的，中国人似乎忘了这个词，可孙中山却是记得，并且付诸了革命的实践。事实证明，革命是对的，清朝政府的洋务运动是对的，但是甲午海战的失败却又说明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不如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更为重要。当时的维新派、变法派不过都是想在不触动皇权专制统治的前提下进行政治改革。 西太后的一句四个不能变，维新派、变法派们就砍头的砍头，外逃的外逃，其中相当的一批人最后倒变成了保皇派。专制的满清政府是抱残守缺、异化腐败了，既得利益团伙们不愿意失去他们胡作非为，贪腐的天堂，那就只好革命，革掉皇权专制的命，建立民主共和。 固然说历史不能假设，但是仅仅二十年后日本就开始侵华了，如果没有那一场辛亥革命仍是大清王朝的天下的话，恐怕中国人至今仍在日本的统治之下。中华民国在大陆的三十八年间，是军阀混战、抗战、共党发动的内战，前后加起来是足足二十多年。战争年代人民苦，但是不必磕头谢恩和求开恩了；民主不多，但是自由是有的，国民党不好，难道共党就好吗？ 共党建立的是极权政权，比皇权专制更恶上百倍不止，更不要提民主共和了。民主被钳制，自由被扼杀，共党从不施恩，但是中国人却被逼着天天要谢恩，共党任意杀人、贪腐、抢劫，中国人又天天的跪在地上，天天的求开恩。清王朝的洋务运动带给了中国一点现代工业的基础，而共党的改革开放却是把中国大陆搞的是资源枯竭、生态毁坏、污染遍地、工业的基础整个的被破坏了。 中华文化曾经有过九百年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自由文化，被称作是礼乐文化，当大一统的家天下出现以后，自由文化就黯然失色了，礼乐文化退步到了专制文化，两千两百多年后，皇权专制被推翻了，中华民国在大陆的短短三十八年的时间，中华文化竟出现了复兴的短暂时期。 共党当政实行的是极权统治，中华文化就死亡了，这六十多年的文化，实际上是外来的极权文化在中国大陆的横行，与中华文化丝毫不沾边。中国的历史是重复的历史，现在所出现的一切，在过去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 清朝搞洋务运动，共党就搞改革开放；清朝提出了四个不能变，共党提出了四个坚持；清末出现了变法派、维新派，现在就有改革派、开明派的说法，光绪皇帝赞成变法，结果被西太后长期软禁直到死。 温家宝提了一句改革，又许了一堆平反的愿，可是他已经到了离任的时期，急于交班和脱身；溥仪皇帝接了班，只接受臣民的磕头和三呼万岁，却从不说自己究竟是赞成维新变法，还是要坚守旧制呢？就如同即将接班的习近平一样，既不说四个坚持，也不说政治改革。 毕竟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不能等皇帝恩赐给中国人自由和人权，于是孙中山先生发动了革命，把中国从皇帝手里夺了回来，交还给了中国的民众。现实中国大陆民众要求政治改革和听政治改革这句话的时间太久了，不耐烦了，那么彻底的革命也就该随之而来了。 二十三年前的北京学生运动，提出的要求是反贪污、反官倒，要民主的政治运动，当时没有人提出过政治改革。一场大屠杀共党们仍然正确，贪污、官倒进化为彻底的腐败，而当时的民主的要求，却退化成了要求政治改革，谁去改革现行的政治呢？当然能去改革的只有共党，这就说明所谓的改革派们是在要求共党进行政治改革。 民主是多党的竞争，人民普选，要求的是共党必须放弃一党专政，权力归于人民。政治改革则是变成了要求共党多少收敛一点为所欲为，多少给国民们一点自由，假装表面上尊重一点中国人的人权，实质上是共党仍然当政，也就是说承认共党这个政权，允许共党继续霸占公权力，只是巴望祈求共党对人民开恩。 改革基本上是在原有的基础或者体制上进行修修补补而已。经济改革曾经被人们欢呼过，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并没有走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轨道，凡是有利可图的工商企业，依旧保持着共党的计划经济的体制。这就证明了，要求共党去进行任何领域的改革都是对牛弹琴，共党们也可以高喊改革的口号，但是共党的底线不会变，那就是共党不能交出公权力，共党必须是利益的最大收益者。 再以共党的四个坚持来考量，共党可以放弃马列毛的坚持，作为政治改革，或者是让步，但是放弃了马列毛，共党就应该解散，存在的基础都没有了，又凭什么还叫共党呢？坚持共党的领导，显然是共党底线中的底线，不能放权，更不能交出权力。对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这本来就是一句自相矛盾，解释不通的坚持。最后则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句话的欺骗性最大。 首先是社会主义的推行必须是在民主政体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目的是社会的财富全民共有，消除贫困，全民共同提高生活水平和幸福度，共党不可能搞民主，所以共党叫喊的社会主义那就是欺骗。共党当然明白这是欺骗，于是才加上了特色两个字，许多人至今不明白这个特色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特色可以解释成共党极权主义统治下的社会主义，也可以解释为由于共党坚持领导，所以社会主义变质、败坏了的特色。 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共党把经济搞崩溃了，人的一生中有几个三十多年，有的共党是轻描淡写的说了句政治改革，中国人还等得起吗？即便有人等得起，等来的结果依旧是共党一党专政，既然共党拒绝交出公权力，那么所谓的政治改革又改革的是什么呢？ 改革的说法意思本来就含糊不清，共党有共党的解释，人民有人民的期盼，之间的差别有天地之遥，各自说各自的话，永远说不到一起。共党到了今天的这个地步上，国人民众也或多或少了解了共党本性。俗话说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指望着共党们去压制自己的兽性，多少恢复一点人性，可以说是痴人做梦。 好在百年前的孙中山先生给我们做出了榜样，那就是革命，孙中山先生革掉了满清王朝的命，现在的中国却革掉共党政权这个命，革命不是改革，而是彻头彻尾的去改变共党的极权主义统治，把共党的极权主义统治改变成宪政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这是从根本上去改变，而不是零敲碎打、修修补补的改革。 这就好比人的身体里有以一个毒瘤，任何一种治疗方法都不如开刀，直接去除这个毒瘤为上策，这就是所谓的长痛不如短痛，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既然知道中国大陆一切丑恶现象的根子在共党，那么还犹豫什么呢？去年发生的中东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人们起来革命的目的就是改变政治制度，叙利亚人民至今仍在战斗中，这里没有商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人民起来革命就是要回自己的自由和权力。 当卡扎菲被人们从下水道里抓出来以后，不断的大声喊叫不要开枪，但是枪声还是响了，卡扎菲被击毙了。想当初卡扎菲下令战机向抗议的人群发射导弹的时候，如果有人向卡扎菲呼吁不要向老百姓发射导弹，卡扎菲会听吗？ 同样的情形，当共党对中国人、对藏族、回民、维吾尔人开枪屠杀的时候，谁又能去改变共党屠杀的决定呢？每次的屠杀镇压以后，共党还振振有词的解释屠杀镇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还对被屠杀、被镇压的民众进行妖魔化的宣传，以说明共党杀人是对的，那么人民起来杀共党那就无需说明，不仅仅是正确的，而且还是在为人类作贡献。 政治制度并不是必然造成经济危机的因素，因为经济有其必然的规律。反过来说经济的危机，也并不是必然冲击政治制度，但是在专制独裁的政体下，尤其是在极权的统治之下，政治制度是造成经济危机和经济崩溃的直接原因，反过来经济危机和经济崩溃又必然造成这种政权的政治危机。 同时凡是这种政权从它建立的第一天起，他的政治危机就开始伴随着它，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加深加强这种政治危机，原因是这样的政权本身就没有合法性，也就是说没有民意。没有民意的政权往往就造成政治的灾难，也可以说是人权灾难，每一次的人权灾难发生以后，政治危机就加重了一层。 被统治的人民在开始的时候通常不了解极权主义的性质，只是抱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就是持观望的态度。极权政权对此是不满意的，它要求人民不仅是听话，服从它，还要人民歌颂它、赞美它伟大和永远正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只有不断的制造人权灾难，实行国家的恐怖主义。既然无法去说服人民去服从，那么就只有去压服吓唬人民，于是民间就出现了怨恨和反对的情绪。 毛泽东就曾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古人早就说，不平则鸣，但是极权统治的特色，就是它没有道理，所以就不讲理，当它把一国的民众中的大多数都得罪了以后，长期存在的政治危机就变成了政权危机。根据维稳开支一年比一年大这个事实就已经说明了，共党团伙们知道它们现在面临的已经不再是政治危机了，而是它们这个政权存在的危机。 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是人做的，当一国的民众不准思想，不准随便说话，人的自由精神和自主意识就被牵制住了。以这样的群体去搞经济、去搞科技、去搞文化、结果反而辉煌强大了，听上去不可笑吗？如果奴隶奴才们创造出了辉煌强大的话，那么自由人难道都死光了吗？ 自从共党当政，经济危机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中国大陆。不少人赞叹，三十年的经济迅猛发展，却不知道这句话本身就不符合经济运行的规律，自由市场经济的体制每隔六、七年还要发生一次小规模的经济危机，每隔十几年就会有一次经济衰退的危机，而将死的计划经济害苦了中国人，经济并没有多大的进展，而宣传上却是腾飞强大。 既然国力增强了，那么币值就必须提高，钱值钱了，物价就一定平稳，银行的利率就会提高，而股市的反应就是平稳的上升。可是中国大陆的情形是物价暴涨，工商企业纷纷倒闭，造成的高失业率、股市下跌、银行减息，在国际的压力之下，人民币才升值，但是却把所谓的外汇储备赔了进去。 近期共党国务院放风，人民币将会贬值，此一消息立时使外资外企纷纷撤资关厂，币值贬值就是经济危机，中国人或许不知道，但是外国人似乎都明白危邦不入这句中国人的老话。 另有一份调查显示，中国大陆汽车制造业总共有二百二十万辆新制造出来的汽车是在库存的积压之中。市场繁荣购销两旺，从来都是共党们的妄想梦想，然而却从来也没有变成实际，也没有变成过事实。每当共党喊叫拉动内需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公开的告诉人民，民众百姓依然贫穷，不是民众百姓不想消费，而是无钱消费。 温家宝在九月中旬的达沃斯论坛上也承认，农民进城造成了大量的贫民窟。这就令人奇怪了，是谁让农民大量进城的，城里人口的失业率本来就极高，农民进城找不到工作更是抬高了失业率，可是中国大陆每年有花费巨额的外汇向世界购买粮食。把农民请进城去做贫民，然而全国却吃着外国进口的粮食，农民为什么不愿意种地而要进城？这个根子又在共党的身上。 这个世界上没有公平，但却有公正，中国大陆可以无法无天，但在这个世界上却是以法制的理念在运行着。就以日本政府从私人手里买下的钓鱼岛，归为国有这件事为例，中国人好像很愤怒，打砸抢烧的共匪传统的行为是再现于当代世界人民的面前，美其名曰反日，可是国际社会在日本政府处理钓鱼岛一事上却没有异议，这就说明了日本政府在钓鱼岛一事上并没有犯错误。 本人完全同意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定论，但是四九年以后，尤其是一九五一年周恩来讲话以后，钓鱼岛确实属于了日本，至于为什么共党们最清楚。这就如同二战胜利以后，中华民国政府收回了中国全部的主权，当时的领土面积为一千一百四十一万八千多平方公里，为什么共党当政领土就缩小到了九百六十万，那一百八十一万多平方公里到哪里去了呢？仍然是共党们最清楚。 黔驴技穷的共党这几年煽动民族主义的狂热，确实是有人上当了，既然民族主义的狂热感染了一些人，那么不如把民族主义用在正路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极权主义统治都是西方的糟粕传进了中国大陆，现在需要的是理性的思维和行动去实行全民的大革命，革除极权卖国政权的命，建立民主法制的政治制度。极权从来是制造问题的，而民主与法制是解决问题的，现在该是中国人做选择的时候了。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次的这个节目的时间里我们再见。 | 
打印版 �片版 PDF【 阿波罗新闻网2012-10-01讯】 作者：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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