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12月28日讯】【长期以来，中共利用其控制的舆论宣传工具持续不断的向中国民众强力进行一言堂的愚民欺骗洗脑宣传，太多的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对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诸多历史及现实事件，认识糊涂，或是偏激片面，或是认识不清，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陷在中共刻意营造的错误泥沼中不能自拔，严重的影响了对事物的客观判断而不自知。本文拟就当今及历史上被中共或是扭曲或是掩盖的诸多历史事件中的部份大事的如实解读，帮助你廓清迷雾，恢复良知。】
关于“万恶的旧社会”
在中共几十年的愚民宣传教育中，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有一个被中共不厌其烦反覆渲染的概念 万恶的旧社会，在那个信息封闭的时代里，百姓置身于一言堂的环境里，每天被动地接受这种一面倒的宣传。
年纪大点的人可能都还记得，在那个是非颠倒的时代，不仅是报纸、文件、书籍杂志、广播电台的狂轰乱炸，每个基层单位，特别是农村生产大队还要经常不定期的举行忆苦思甜诉苦会，声泪俱下的控诉那“万恶的旧社会”。当时有一首流行歌曲《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很能反映当时的时代特征：“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千头万絮涌上了我心头，止不住的辛酸泪挂在胸。不忘那一年，爹爹病在床，地主逼他做长工，累得他吐血浆，瘦得皮包骨，病得脸发黄，地主逼债好像那活阎王，可怜我的爹爹把命丧。……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世世代代不忘本，永远跟党闹革命，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歌曲极其煽情，不仅歌词十分凄惨，旋律腔调也是悲情凄凄，像孟姜女哭长城。任何人置身于这样的环境，都要“止不住的辛酸泪挂在胸”。日久天长，“万恶的旧社会”就在人们的心里扎下了根，成了被仇视被声讨的对象，一提起“万恶的旧社会”，无不打心眼里仇恨。而新社会也在不知不觉的对比中，被接受、亲近、拥护。于是，谎言重复一千遍终于成了真理，宣教者的目的自然而然的达到了。至于为什么要让你“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仇视“万恶的旧社会”？那就不是你老百姓该知道的了。你只要能“世世代代不忘本，永远跟党闹革命”就行了。真让你知道了，也就完戏了。
所谓“万恶的旧社会”还有一个另外的称呼叫“解放前”。这个“万恶的旧社会”表面上看是一个历史时期，而实际上是代指一个政权 中华民国政府。但是，中共从来不提中华民国，自从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国就销声匿迹了，人间蒸发了。中共的所有语言媒介包括当时的报纸、书籍杂志、广播电台以及后来的电视乃至再后来的网络，统统不提。学生的教科书包括《历史》课本及各种辅助教材统统不提，百姓常用的工具书《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书后附录，也通通标注中华民国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结束。而且，在当时的《现代汉语词典》中，绝口不提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三民主义、孙中山、蒋介石等一九四九年前国家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名词，干干净净，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唯物主义、阶级斗争等等概念与名词是不厌其烦，一样不缺。五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甚至不知道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中华民国的存在。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现代汉语词典》仍然是标注中华民国结束于一九四九年。在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心目中，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中华民国的概念。至今，大陆媒体、政界在提到马英九时，只提台湾地区领导人，至于这个地区领导人的称呼具体是省长、市长还是县长，还是什么别的，不提。大陆媒体都在谈台湾二零一二年大选，但是就是不提是选举中华民国总统。反正是不能让中国人知道有中华民国的存在。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至于很多人都把台湾认作与香港一样只是一个地区的概念，属于日常所称的那个“国家与地区”中的地区，而不是中华民国的所在。对大陆媒体来说，中华民国是高压线，触碰不得，谁要提了就要犯政治错误。这让很多人觉得莫名其妙。
中共在提一九四九年前的政权时，只提国民党或蒋家王朝，在表述替代原政权时，也是说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或者说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绝对不提推翻了中华民国。
这里面隐含着两个问题：其一，为什么要反覆宣传“万恶的旧社会”？其二，为什么要极力回避推翻中华民国政府？这两个问题其实都与一个问题有关：即中共政权的非法性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回答了上述两个问题。
由于中共几十年的愚民欺骗宣传，在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国就是军阀混战割据，蒋介石也是一个“新军阀”，似乎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国，是中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了国家。这当然是一个不容置疑的错误。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帝制，翌年即建立了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选政权 中华民国，之后，中国的一切皆在中华民国的主导之下，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与美苏英法等国创立联合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但是，不幸的是，抗战甫一结束，西来幽灵共产党即利用国民政府元气大伤、一身疲惫之机，举起了屠刀，杀向了国民政府军队，短短三年，中华民国政府痛失大陆，退居台湾。从此开始了海峡两岸隔海相望的两个政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形成了举世罕见的一个国家两个政权的事实。这是一段血写的史实，一个不容篡改和掩藏的史实。此后，两个中国并存长达20多年，一直到一九七一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席位。
中共的中国占据着中国的大部份疆土 大陆，而在国际上却无发言权，出头露面参与国际事务的是中华民国。占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共政权被排斥在国际主流社会之外。国际上的事儿中共可以用封锁信息资讯的办法不让中国人知道，但是对国内就不好办，中共必须面临让百姓认可新政权的事实，必须让原中华民国的国民变成拥护中共的党民。中共政权是抢来的，抢来的东西既不合法也不合情理，这是一个人人皆知的事实。必须让百姓感觉中共抢得有理，应该抢。否则，如何实施统治？要达到这一目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抹黑过去，粉饰罪过。于是，才有了“万恶的旧社会”，才有了《白毛女》、《半夜鸡叫》、《红色娘子军》、《洪湖赤卫队》，有了大地主刘文彩的收租院、水牢，黄世仁强奸喜儿，周扒皮半夜赶长工干活，南霸天迫害琼花，才有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等等。地主老财如此欺压百姓还不该打倒吗？劳苦大众如此受苦受难还不该被解放吗？国民党政权如此腐朽腐败还不该被推翻吗？共产党把你从苦海里救出来还不该吃水不忘打井人吗？过上了好日子还不应该忆苦思甜，免得再遭二茬罪、再吃二遍苦吗？应该！真是太应该了！
这就是中共一再渲染“万恶的旧社会”的根本原因。
那么，所谓的旧社会百姓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呢？美国已故总统罗斯福提出人应具有“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远离贫困的自由和远离恐怖的自由。先说言论自由。无论是清末，还是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老百姓都享有较充分的言论自由，比如可以自由地办报纸。1870年代，具有现代意义的中文报纸就已出现，而梁启超等于1896年创刊的宣扬变法思想的《时务报》更是当时销量最大的报纸。
清朝灭亡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事实上，不管这些军阀怎样的霸道，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校自治都不过多干涉，且尊重知识份子。当时的知识份子和社会团体并不害怕对国家政治生活表达独立的看法。被中共诬为反动军阀的北洋执政府总理段祺瑞却能说出“限制舆论的做法不适合共和国的国体，对舆论应先采取放任主义，以后视情况再说”的开明言论，不仅说到而且做到。袁世凯死后才一个月，段祺瑞就废止了袁氏颁布的限制公民权力的诸多法令，包括《报纸条例》，彻底开放了报禁。政府允许被袁世凯查禁的所有报纸复刊。随后又恢复了辛亥革命时的《临时约法》和国会等。正是由于段祺瑞主张放开舆论，对言论自由采取放任、宽容和豁达的态度，使得北洋军阀时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文化最灿烂的时期。大肆宣扬科学与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在那个时期；胡适、梁启超、梁实秋等文化大家和20世纪中国文化界最优秀的人物，也大都在那个时期崭露头角。一九二零年全国报刊杂志就有一千多种，“每隔两三天就有一种新刊物问世”，大都是民营。更无“舆论一律”和“舆论导向”、“政治正确”，恰恰相反，那时的记者都愿意批评政府和要人，而且言辞激烈。当然，如果太过分，北洋政府也会下令关闭报馆，不过人家再开，政府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政府对舆论的管制，只是设个新闻检查官，发现不合适的，也只是叫人家开“天窗”。当时记者被关、被杀的很少。
正是由于公共舆论参与政治并监督执政者，使得军阀们不仅害怕社会舆论，也敬畏法律程序。比如段祺瑞，当他被任命为总理时就主张新闻自由，后来因“八 一三”惨案受到舆论大肆批评，但没有压制，反而选择了下野。再如袁世凯，他对待百般谩骂自己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也只是软禁而已，而且每月出资五百大洋供养。
这个时期，人民上街集会、示威游行也很自由。每当重大示威游行事件发生，北洋政府也大多以安抚为主，即便抓捕了学生，也会很快释放。虽然曾有开枪驱散学生的所为，但从不曾下令大规模的镇压，制造大规模的血腥事件。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则秉承了北洋政府对知识份子尊重的传统，对其人格、知识和信仰都保持了一定的尊敬，同时给予了相当高的待遇。1937年前，大学教授每月工资为400-600元，副教授260-400元，讲师200-260元，助教100-180元；城市中学教师160-200元，小学教师22-55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当时北大图书管理员月薪为8元，工人为10-40元，警察为4元。北京四合院一个月租金为20元，一个四口之家，每个月60银元就可以维持相当不错的生活，上海100元就可以，中小城市标准更低。1932年，北平注册的私人轿车不超过200辆，其中，大学教授拥有的汽车就占了五分之一。
办报纸和出版杂志、示威游行也是相当自由的，如中共就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办报纸、出版书籍，宣扬其思想，自由地诬蔑攻讦国民党，并组织学生抗议政府。国民党虽时有干涉，但并未禁止。而对于电影制作，国民党政府虽然也有审查制度，但更多地是关注语言上的净化。抗战时期，在国民党控制的西南地区，由于人民拥有充分的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因此，文化也丰富多彩。一套《鲁迅全集》几百万字，几乎全部是骂国民党的文章，就足以说明问题。那时“各种学术，不但没有退步，而且有很大进步”。
在清朝末年、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享有了一定言论自由的中国人充分享有了信仰自由，信仰佛教、道教、儒家、天主教的人民彼此和谐相处。有了这样的自由空间，当然人们也远离了对极权的害怕，享有了远离恐怖的自由。
至于“远离贫困的自由”，不断的战争，导致社会大变动，平民百姓所遭受的痛苦自不必说。不过，以1927-1937年相对稳定的时期来看，在北京，一块钱可买30斤大米，8斤猪肉。高薪的教授不必说了，就连工人等普通市民的生活也都说的过去。
反观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新社会”以来，一次次的运动不仅将人民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予以扼杀，而且让民众对政权产生了莫名的恐惧：“莫谈国事”。一九五零年建政后，毛泽东彻底的颠覆和破坏了传统的中华文化，三教齐灭，以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和斗争哲学建立起一套党文化，禁锢和变异中国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以共产意识形态来维护其专制统治。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制造的大饥荒，更导致4千5百万人被饿死的惨剧，就是当今中国大陆已经“崛起”，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中国人也并没有消失，更多的百姓每日为了基本的生计辛苦地奔波，0.4%的人拥有全社会80%的财富，上亿人口在贫困线上挣扎。这样的“新社会”，又新在哪里？！
在这个遍地挂满“人民”招牌的国度，一切政务，党早已全部包办，老百姓就不必再去瞎操心了，这叫“坚持党的领导”。不光政治上垄断一切，经济资源也是中国大陆执政党一手操控。虽然“允许”民营经济存在，“允许”农民包产到户，但所有的自然资源，国家经济命脉和获利最丰的产业，则完全被中共垄断，而国家机器是由官员运作的，官员又是由执政党任命的，一切有实权的官员全是党员，所以全部国家资源无不掌握在执政党手里，这叫“坚持社会主义”。如今中国大陆的全部国土和水面以及地下矿藏，已经百分之百地“官有化”。任何人所居住的房屋和死后埋葬的坟地，全是党租给他的，没有一平方厘米的土地属于个人私有。所以如果从所有权来说，“新中国”的居民不但是“上无片瓦遮身”，而且还“死无葬身之地”。对全国居民如此彻底的剥夺，不但和“旧中国”不同，就是在全世界，也没有第二个。
当今世界主流都视中国大陆政权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世界舆论认为，恐怖主义从形式分，有个人恐怖主义、组织恐怖主义和国家恐怖主义，而大陆政权实行的就是国家恐怖主义。国家恐布主义最大的特征是权力和暴力、谎言的结合。一方面以共产意识形态以及莫须有的罪名残害同胞的生命，比如从一九五零年杀乡绅、杀地主开始，到后来的反右、文革，以及一直到今天对上访民众的迫害，都是在“合法”的外衣下，依靠整部国家机器、动用政府权力完成的，包括司法、警察、监狱、特务这一整套系统。另一方面，垄断了所有的教育、言论、新闻、传媒、出版等等人们获知真相的所有渠道，以谎言暴力对民众进行洗脑、控制和封锁，控制普通中国人的整个生活细节，包括人的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和人们的生老病死等基本生存方式；控制所有的资源，包括控制资源的使用，控制资源的流向；类似于“盖世太保”的、斥巨资在各地成立数量巨大的所谓“洗脑班”，凌驾于法律之上，操控公、检、法、司系统对异议人士和上访民众尤其是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血腥政策，数万人被判刑、劳教，甚至被迫害致死，绝大部份死于公检法的酷刑折磨。
当今的中国，一部分人在经济上实现了富裕，看似社会发展了，但实际上整个的国家恐怖主义统治比10年前、20年前还要恐怖。中国人在精神层面受到压制、心灵层面受到威胁、行为方式受到限制，当权者全方位的控制经济利益的来源和出路，使人们又在另外一个更大的范围之内受到经济上的盘剥和奴役，现在遍及全国的抢夺人民的私有财产、私有房产、土地的现象，就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诠释。同时，对外卑躬屈膝，到处割地求承认，免费送钱送物送人力来结“友好”，国格尽丧；对内疯狂镇压，毁坏山河，毁灭祖宗文化和体制，毁坏人伦。今日中国大陆，遍地娼妓遍地黑社会流氓，遍地有毒食品，遍地污水毒空气。面对如此情状，人们怎么能不怀念故国，不怀念中华民国？！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关于“万恶的旧社会”
在中共几十年的愚民宣传教育中，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有一个被中共不厌其烦反覆渲染的概念 万恶的旧社会，在那个信息封闭的时代里，百姓置身于一言堂的环境里，每天被动地接受这种一面倒的宣传。
年纪大点的人可能都还记得，在那个是非颠倒的时代，不仅是报纸、文件、书籍杂志、广播电台的狂轰乱炸，每个基层单位，特别是农村生产大队还要经常不定期的举行忆苦思甜诉苦会，声泪俱下的控诉那“万恶的旧社会”。当时有一首流行歌曲《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很能反映当时的时代特征：“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千头万絮涌上了我心头，止不住的辛酸泪挂在胸。不忘那一年，爹爹病在床，地主逼他做长工，累得他吐血浆，瘦得皮包骨，病得脸发黄，地主逼债好像那活阎王，可怜我的爹爹把命丧。……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世世代代不忘本，永远跟党闹革命，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歌曲极其煽情，不仅歌词十分凄惨，旋律腔调也是悲情凄凄，像孟姜女哭长城。任何人置身于这样的环境，都要“止不住的辛酸泪挂在胸”。日久天长，“万恶的旧社会”就在人们的心里扎下了根，成了被仇视被声讨的对象，一提起“万恶的旧社会”，无不打心眼里仇恨。而新社会也在不知不觉的对比中，被接受、亲近、拥护。于是，谎言重复一千遍终于成了真理，宣教者的目的自然而然的达到了。至于为什么要让你“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仇视“万恶的旧社会”？那就不是你老百姓该知道的了。你只要能“世世代代不忘本，永远跟党闹革命”就行了。真让你知道了，也就完戏了。
所谓“万恶的旧社会”还有一个另外的称呼叫“解放前”。这个“万恶的旧社会”表面上看是一个历史时期，而实际上是代指一个政权 中华民国政府。但是，中共从来不提中华民国，自从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国就销声匿迹了，人间蒸发了。中共的所有语言媒介包括当时的报纸、书籍杂志、广播电台以及后来的电视乃至再后来的网络，统统不提。学生的教科书包括《历史》课本及各种辅助教材统统不提，百姓常用的工具书《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书后附录，也通通标注中华民国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结束。而且，在当时的《现代汉语词典》中，绝口不提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三民主义、孙中山、蒋介石等一九四九年前国家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名词，干干净净，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唯物主义、阶级斗争等等概念与名词是不厌其烦，一样不缺。五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甚至不知道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中华民国的存在。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现代汉语词典》仍然是标注中华民国结束于一九四九年。在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心目中，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中华民国的概念。至今，大陆媒体、政界在提到马英九时，只提台湾地区领导人，至于这个地区领导人的称呼具体是省长、市长还是县长，还是什么别的，不提。大陆媒体都在谈台湾二零一二年大选，但是就是不提是选举中华民国总统。反正是不能让中国人知道有中华民国的存在。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至于很多人都把台湾认作与香港一样只是一个地区的概念，属于日常所称的那个“国家与地区”中的地区，而不是中华民国的所在。对大陆媒体来说，中华民国是高压线，触碰不得，谁要提了就要犯政治错误。这让很多人觉得莫名其妙。
中共在提一九四九年前的政权时，只提国民党或蒋家王朝，在表述替代原政权时，也是说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或者说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绝对不提推翻了中华民国。
这里面隐含着两个问题：其一，为什么要反覆宣传“万恶的旧社会”？其二，为什么要极力回避推翻中华民国政府？这两个问题其实都与一个问题有关：即中共政权的非法性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回答了上述两个问题。
由于中共几十年的愚民欺骗宣传，在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国就是军阀混战割据，蒋介石也是一个“新军阀”，似乎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国，是中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了国家。这当然是一个不容置疑的错误。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帝制，翌年即建立了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选政权 中华民国，之后，中国的一切皆在中华民国的主导之下，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与美苏英法等国创立联合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但是，不幸的是，抗战甫一结束，西来幽灵共产党即利用国民政府元气大伤、一身疲惫之机，举起了屠刀，杀向了国民政府军队，短短三年，中华民国政府痛失大陆，退居台湾。从此开始了海峡两岸隔海相望的两个政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形成了举世罕见的一个国家两个政权的事实。这是一段血写的史实，一个不容篡改和掩藏的史实。此后，两个中国并存长达20多年，一直到一九七一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席位。
中共的中国占据着中国的大部份疆土 大陆，而在国际上却无发言权，出头露面参与国际事务的是中华民国。占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共政权被排斥在国际主流社会之外。国际上的事儿中共可以用封锁信息资讯的办法不让中国人知道，但是对国内就不好办，中共必须面临让百姓认可新政权的事实，必须让原中华民国的国民变成拥护中共的党民。中共政权是抢来的，抢来的东西既不合法也不合情理，这是一个人人皆知的事实。必须让百姓感觉中共抢得有理，应该抢。否则，如何实施统治？要达到这一目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抹黑过去，粉饰罪过。于是，才有了“万恶的旧社会”，才有了《白毛女》、《半夜鸡叫》、《红色娘子军》、《洪湖赤卫队》，有了大地主刘文彩的收租院、水牢，黄世仁强奸喜儿，周扒皮半夜赶长工干活，南霸天迫害琼花，才有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等等。地主老财如此欺压百姓还不该打倒吗？劳苦大众如此受苦受难还不该被解放吗？国民党政权如此腐朽腐败还不该被推翻吗？共产党把你从苦海里救出来还不该吃水不忘打井人吗？过上了好日子还不应该忆苦思甜，免得再遭二茬罪、再吃二遍苦吗？应该！真是太应该了！
这就是中共一再渲染“万恶的旧社会”的根本原因。
那么，所谓的旧社会百姓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呢？美国已故总统罗斯福提出人应具有“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远离贫困的自由和远离恐怖的自由。先说言论自由。无论是清末，还是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老百姓都享有较充分的言论自由，比如可以自由地办报纸。1870年代，具有现代意义的中文报纸就已出现，而梁启超等于1896年创刊的宣扬变法思想的《时务报》更是当时销量最大的报纸。
清朝灭亡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事实上，不管这些军阀怎样的霸道，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校自治都不过多干涉，且尊重知识份子。当时的知识份子和社会团体并不害怕对国家政治生活表达独立的看法。被中共诬为反动军阀的北洋执政府总理段祺瑞却能说出“限制舆论的做法不适合共和国的国体，对舆论应先采取放任主义，以后视情况再说”的开明言论，不仅说到而且做到。袁世凯死后才一个月，段祺瑞就废止了袁氏颁布的限制公民权力的诸多法令，包括《报纸条例》，彻底开放了报禁。政府允许被袁世凯查禁的所有报纸复刊。随后又恢复了辛亥革命时的《临时约法》和国会等。正是由于段祺瑞主张放开舆论，对言论自由采取放任、宽容和豁达的态度，使得北洋军阀时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文化最灿烂的时期。大肆宣扬科学与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在那个时期；胡适、梁启超、梁实秋等文化大家和20世纪中国文化界最优秀的人物，也大都在那个时期崭露头角。一九二零年全国报刊杂志就有一千多种，“每隔两三天就有一种新刊物问世”，大都是民营。更无“舆论一律”和“舆论导向”、“政治正确”，恰恰相反，那时的记者都愿意批评政府和要人，而且言辞激烈。当然，如果太过分，北洋政府也会下令关闭报馆，不过人家再开，政府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政府对舆论的管制，只是设个新闻检查官，发现不合适的，也只是叫人家开“天窗”。当时记者被关、被杀的很少。
正是由于公共舆论参与政治并监督执政者，使得军阀们不仅害怕社会舆论，也敬畏法律程序。比如段祺瑞，当他被任命为总理时就主张新闻自由，后来因“八 一三”惨案受到舆论大肆批评，但没有压制，反而选择了下野。再如袁世凯，他对待百般谩骂自己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也只是软禁而已，而且每月出资五百大洋供养。
这个时期，人民上街集会、示威游行也很自由。每当重大示威游行事件发生，北洋政府也大多以安抚为主，即便抓捕了学生，也会很快释放。虽然曾有开枪驱散学生的所为，但从不曾下令大规模的镇压，制造大规模的血腥事件。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则秉承了北洋政府对知识份子尊重的传统，对其人格、知识和信仰都保持了一定的尊敬，同时给予了相当高的待遇。1937年前，大学教授每月工资为400-600元，副教授260-400元，讲师200-260元，助教100-180元；城市中学教师160-200元，小学教师22-55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当时北大图书管理员月薪为8元，工人为10-40元，警察为4元。北京四合院一个月租金为20元，一个四口之家，每个月60银元就可以维持相当不错的生活，上海100元就可以，中小城市标准更低。1932年，北平注册的私人轿车不超过200辆，其中，大学教授拥有的汽车就占了五分之一。
办报纸和出版杂志、示威游行也是相当自由的，如中共就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办报纸、出版书籍，宣扬其思想，自由地诬蔑攻讦国民党，并组织学生抗议政府。国民党虽时有干涉，但并未禁止。而对于电影制作，国民党政府虽然也有审查制度，但更多地是关注语言上的净化。抗战时期，在国民党控制的西南地区，由于人民拥有充分的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因此，文化也丰富多彩。一套《鲁迅全集》几百万字，几乎全部是骂国民党的文章，就足以说明问题。那时“各种学术，不但没有退步，而且有很大进步”。
在清朝末年、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享有了一定言论自由的中国人充分享有了信仰自由，信仰佛教、道教、儒家、天主教的人民彼此和谐相处。有了这样的自由空间，当然人们也远离了对极权的害怕，享有了远离恐怖的自由。
至于“远离贫困的自由”，不断的战争，导致社会大变动，平民百姓所遭受的痛苦自不必说。不过，以1927-1937年相对稳定的时期来看，在北京，一块钱可买30斤大米，8斤猪肉。高薪的教授不必说了，就连工人等普通市民的生活也都说的过去。
反观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新社会”以来，一次次的运动不仅将人民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予以扼杀，而且让民众对政权产生了莫名的恐惧：“莫谈国事”。一九五零年建政后，毛泽东彻底的颠覆和破坏了传统的中华文化，三教齐灭，以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和斗争哲学建立起一套党文化，禁锢和变异中国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以共产意识形态来维护其专制统治。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制造的大饥荒，更导致4千5百万人被饿死的惨剧，就是当今中国大陆已经“崛起”，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中国人也并没有消失，更多的百姓每日为了基本的生计辛苦地奔波，0.4%的人拥有全社会80%的财富，上亿人口在贫困线上挣扎。这样的“新社会”，又新在哪里？！
在这个遍地挂满“人民”招牌的国度，一切政务，党早已全部包办，老百姓就不必再去瞎操心了，这叫“坚持党的领导”。不光政治上垄断一切，经济资源也是中国大陆执政党一手操控。虽然“允许”民营经济存在，“允许”农民包产到户，但所有的自然资源，国家经济命脉和获利最丰的产业，则完全被中共垄断，而国家机器是由官员运作的，官员又是由执政党任命的，一切有实权的官员全是党员，所以全部国家资源无不掌握在执政党手里，这叫“坚持社会主义”。如今中国大陆的全部国土和水面以及地下矿藏，已经百分之百地“官有化”。任何人所居住的房屋和死后埋葬的坟地，全是党租给他的，没有一平方厘米的土地属于个人私有。所以如果从所有权来说，“新中国”的居民不但是“上无片瓦遮身”，而且还“死无葬身之地”。对全国居民如此彻底的剥夺，不但和“旧中国”不同，就是在全世界，也没有第二个。
当今世界主流都视中国大陆政权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世界舆论认为，恐怖主义从形式分，有个人恐怖主义、组织恐怖主义和国家恐怖主义，而大陆政权实行的就是国家恐怖主义。国家恐布主义最大的特征是权力和暴力、谎言的结合。一方面以共产意识形态以及莫须有的罪名残害同胞的生命，比如从一九五零年杀乡绅、杀地主开始，到后来的反右、文革，以及一直到今天对上访民众的迫害，都是在“合法”的外衣下，依靠整部国家机器、动用政府权力完成的，包括司法、警察、监狱、特务这一整套系统。另一方面，垄断了所有的教育、言论、新闻、传媒、出版等等人们获知真相的所有渠道，以谎言暴力对民众进行洗脑、控制和封锁，控制普通中国人的整个生活细节，包括人的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和人们的生老病死等基本生存方式；控制所有的资源，包括控制资源的使用，控制资源的流向；类似于“盖世太保”的、斥巨资在各地成立数量巨大的所谓“洗脑班”，凌驾于法律之上，操控公、检、法、司系统对异议人士和上访民众尤其是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血腥政策，数万人被判刑、劳教，甚至被迫害致死，绝大部份死于公检法的酷刑折磨。
当今的中国，一部分人在经济上实现了富裕，看似社会发展了，但实际上整个的国家恐怖主义统治比10年前、20年前还要恐怖。中国人在精神层面受到压制、心灵层面受到威胁、行为方式受到限制，当权者全方位的控制经济利益的来源和出路，使人们又在另外一个更大的范围之内受到经济上的盘剥和奴役，现在遍及全国的抢夺人民的私有财产、私有房产、土地的现象，就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诠释。同时，对外卑躬屈膝，到处割地求承认，免费送钱送物送人力来结“友好”，国格尽丧；对内疯狂镇压，毁坏山河，毁灭祖宗文化和体制，毁坏人伦。今日中国大陆，遍地娼妓遍地黑社会流氓，遍地有毒食品，遍地污水毒空气。面对如此情状，人们怎么能不怀念故国，不怀念中华民国？！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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