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你买足 了必需品，你就会想把剩下的投入到安全的地方，最好还能有一些不错的回报——这很重要，因为有一天你不得不支付自己的医疗费用和养老金，还有孩子的留学费 用。但没有什么合适的地方投资，除了房地产或是把钱塞进床垫。股市是被操纵的，银行的运营方式不是商业性的，人民币仍然被严格控制，不能自由兑换。一些有 特权、有关系的权贵通过可疑的途径转移资产到海外，剩下的人只能去买更多的房子或者更厚的床垫。结果就出现了史上最大的房地产泡沫，如果破了的话，听起来 将会像千万烟花同时崩裂。
简单来说， 中国房地产价格不断如火箭般飞窜，对于生活在都市的年轻上班族来说，房价已经不堪承受，同时全国各地仍在建设大量的住房，这些住宅主要被当做投资品出售， 而没有成为真正的家。如果你拥有一套房子，你可能至少有三套，我们的很多朋友就是这样。如果你没有一套房子，那你一无所有。
当这个大泡 沫破了的时候，或者，也许有一点渺茫的希望它会逐步瘪下去，党给人民的财富也同样萎缩了。那个承诺就会被打破。不变的是，你还是要支付你的医药费、养老金 和孩子的学费。人民想要把他们的钱拿回来，或者能决定他们的未来，这聚集成了一种政治声音。如果他们被拒绝了，和谐也就终结了。
同时，少数 民族、工厂工人会怎样？对政府而言，以压倒性的武力来对付人民不比慷慨解囊更方便么？如果突发少数民族或者劳工骚乱，又恰逢房地产市场的崩盘， 再加上例如2008年的毒奶粉、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揭露出的高层严重腐败这些丑闻，这个和谐社会就更可能变成不满的大合唱。
党会怎么处理，怎么领导呢？
不幸的是他们已经忘记了领导之职。政府是如此害怕人民，它不想领导他们。
在中国农 村，村一级的决策需要得到更高层的授权，就要沿着指令传达的链条层层向上传递，有时要直通北京，而传回来的便条上写着：”自己拿主意”。党只会在当自己的 权力或个人财富受到直接威胁的时候才会有所行动。统治这个国家的幕后人物身处一幢没有地址或者电话的大楼里。那些大楼里的人不允许他们委派的人真正地承担 领导之职。看看很快将离任、昵称为” 温爷爷”的当朝总理吧。他要么是一个傀儡，在做一些聪明的表演，要么是一个真心的想做一些对的事情的人。他对改革所提出的愿景（2010年CNN播出了对 他的采访，在中国境内被禁）是好的，但他也深知，他永远也无法去实施。
为了爬到高 层你必须带着不黑不白的灰色，没有强烈的个人观点和想法。这里我做一个假设，刚开始竞争领导位置的人可能会认为，一旦爬到了那个位置就可以”做自己想做 的”。等到他们意识到那永不可能为时已晚。作为一个出版人，我曾经和一些要听命于那栋大楼里的某个分支的人打过交道，他们说起话来就好像隔壁有个不知名的 怪物，那个怪物可能是”他们”或者”上级”。他们有一两次称之为”中国出版集团”。我很努力的搜索过，它不存在，那是一头传说中的巨兽。
专家们告诉我们说，在那个大楼里的人们就是即将掌控这个被他们称为’中国世纪’的人，。”中国会是下一个超级大国，接受吧。面对吧。”你能如何与一个面貌不清的领导打交道，在一场国际纠纷中要进行裁决时只发送一张纸条说：”自己拿主意”？
有人说，中国一度领导过世界，所以没有什么可怕的。就像中国人经常说的，他们只是想”重新获得属于自己的位置”。尽管中国曾经是一个超级大国，这毫无争议，但是对于中国理所应当重新获得”正确的位置”则有两个基本问题。
永远当不了中国人——为什么我要离开曾爱过的地方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译者 更新时间：2012/10/1 核 心提示：这是一篇在”老外”圈中引起了较大反响的文章，由从1980年代中期就到达中国的Mark Kitto撰写，他在文中叙述了他所见到的在20年内经历了巨大转变的中国，以及身为一名”老外”，他对中国为何渐渐不再热爱。本文的最初版本译文在网络 上流传之后，我们发现其中有很多翻译错误，因而做了全文校对和更正。
【图：本文作者马克的一家】死亡和税 收。你应该知道这句谚语吧（译者注：出自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事可以确定，除了死亡和税收。”）。我很乐意加上第三件确定无疑的事： 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人，不管你如何努力、如何想成为、或者你自我感觉已经理应是个中国人了，你都当不成中国人。我也曾想当中国人。我并不是说我想穿一身 真丝外套和棉拖鞋，或者是一套毛式服装加五角帽，再把我的头发染黑，尽管我也觉得用一块手帕擤鼻涕挺恶心的。但我很想在中国生活和成就我的事业。过去的十 六年我这么做了。但现在，我要离开了。
我也不会很 快回来。我已经失去了对她的爱，从我的中国梦中醒来。”但中国是一个经济奇迹：创纪录的人数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摆脱了贫困……年复一年以百分之十的速度增 长……出口……进口……基础建设…… 投资……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拯救了世界经济……”"之最”连着”之最”。这些我们都知道。
难道你不觉 得，有了如许的发展和基础设施以及原材料，就算不提以007的身手从金融泥潭中拯救世界的壮举，中国难道不应该是一个更快乐、更健康的国家吗？至少比起 1986年我以学生身份首次见到的那个中国，那个从几十年荒谬的控制下摆脱出来的中国，现在应该更好吧？可那时我爱上了她，现在我没有这种感觉。
当我离开伦 敦大学的亚非研究学院（SOAS），到达北京开始我第二学年的中国课时，中国还是个共产主义国家。和西方相比，她是落后的。街上没有几辆汽车，成千上万的 自行车，勉强够用的街灯和不计其数的驴车，学生们可以爬上去，优哉游哉地顺道回宿舍。我的”负责老师”（介乎于看护和看管之间的角色）曾是一个可怕的前红 卫兵，外号”侯龙”。每日生活所需要的必需品：食物、水、一辆自行车，都花不了几个钱。我们的生活如皇宫贵族， 或者说，如果还有更高端的地方让我们消费的话我们真的就是”贵族”了。但那时没有，只有一家在市中心的友谊商店，可以在那儿买到听装咖啡。
但我们的生活中有开心的时刻，学生们都有这样的时刻，从我现在的视角来看，我的开心记忆并非无聊的恶作剧或是探险，而是在那个叫做莫干山的山顶，距离上海以西100英里，过去七年我都生活在那儿。
如果我必须 选一个词来描述80年代中期的话，我会选——乐观。各种各样的自由市场刚初露萌芽，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成立35年以来第一次遭遇的通货膨胀。 事实上人们对此感到很兴奋。这是进步的一个标志，对未来还会有更多期许。强调这种乐观至少是共产主义式的社会责任感的一部分，这种责任感要么能真的让人成 为无私的社会主义者，要么也能让一个其实不存在的集体在表面上显得团结一心。
1949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终于，在8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开始学着走路和发出自己声音。
1987年一月的一个晚上，我看着他们，唱着歌在大雪覆盖的街道上从大学学区走向天安门。那是第一次有这么多的学生集会示威，后来就出现了在1989年六月[让中国政府]恶名远扬的那场”风波”。
有一个人应 该对那些兴奋日子里的乐观情绪负有主要责任：邓小平。他也是名符其实的现代中国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把中国打造成了今天的模样。也是他在1989年下令 让坦克驶入北京，这也留下了让中共直至末日都无法摆脱的历史。那场”风波”，中国人用的这个说法已经很少有人提起，党做了彻底的工作将它从公众记忆中删 除，而它正好和我的期末考试重叠。同学们和我怀疑了我们花了四年时间学的语言是否毫无意义。
邓小平没有花太长的时间就把这个国家又扳回到他选择的道路上。他说服了世界：要与中国接触，原谅他在那场”风波”的所作所为会大有益处。他还提出了一套计划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至少在他的看管下不会重演。世界伸手相助了，中国也甘之如饴。双方都得到了金钱回报。
当我在 1996年回到中国开始我所梦寐以求的生活和事业时，我嗅到了同样的乐观气息，但这次似乎隐约有些不同：在一个共产主义的地盘上出现了商业气息。这种兴奋 更像是我签下了一笔肯定能给我带来丰厚利润的生意（我的中国事业起步于金属贸易）时的那种热切渴望，而不是大事件即将发生之前的颤栗。
一场交易达成了。邓小平向中国人允诺的是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无从知晓的物质财富，条件是不能再要求政治改革。党说：”相信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
二十年过去了，并非一切都好。
我必须强 调，这种控诉和我在中国的事业轨迹毫无关系，我从金属贸易转向了价值数百万美金的杂志出版生意，接着，2004年，这项生意被政府没收了，然后我退隐到了 莫干山上，和我的中国妻子一起围绕着一家咖啡店和三间客房做起了小生意，这反而给了我足够的逸闻趣事和八卦去填充每个月的 《前景》杂志中的专栏，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几年。如果当地政府决定不续签我们的短期租约的话（为了这个我每三年都要求爷爷告奶奶），我们现在的生意可能遭遇 和我的杂志同样的命运，这也是促使我不再留在中国的因素之一。
在我经营杂 志的时期，国营的竞争者（更准确的说是我的敌人）私下告诉我他们研究了我的每一期刊物，这样他们可以从我这儿学到不少。他们感谢了我对中国媒体的贡献。他 们竭尽可能的尝试任何手段摧毁我。莫干山当地政府领导私下里也给我消息说，感谢我的贡献让这个小村再生，成为旅游景点，但同样也申明我是一个他们不成文规 定之下的特例，他们实际上不欢迎外国人回来居住（事实上还是外国人在1900年代建了这个小村），只允许他们来度周末。
但这篇文章要讲的不是我的私事。我希望写出对中国现状的认识，这些认识建立在了我生活在此处——在三座最大的城市和一个小村——里的日子，也解释了我为什么选择离开它。
当今中国大 陆社会只聚焦于一个目标：钱、挣钱。在中国，政治正确的说法是”经济利益”。平均来说，这个国家及其人民远比25年前富裕得多。感谢六十年来的自我奉献， 接着是三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传统的家庭文化已经成为了”自我”文化。除了那些可以产生经济利益的行动，社区无法共同进退，如果有社区共同行为的话，那就 是为了确保能为污染、为政府支持的非法征地或是为被毒害的儿童获得相同的经济补偿。作为中国文化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的”社会地位”、六十年的共产主义如今 被财富重新定义。车、房子、珠宝首饰、衣服、宠物：都得是崭新的、亮闪闪的，带着知名外国品牌的标签。在我住的小村庄，人们不问我身体如何，也不问候我的 家人，而是问我的生意能挣多少钱，我们车值多少钱，我们的狗是花多少钱买的。
当然，钱及炫富带来的麻烦还让那些不怎么有钱的人感到沮丧。因此，党提出了”和谐社会”的说法，在城市和边远山区的”面子工程”依赖出售”地权”的收入，超过了对个人的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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