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法广报导,《纽约时报》指,北京官方媒体对乌坎事件的报导重点是“乌坎转机”,但实际上在中国大陆,多达50%到60%的小村落,正像乌坎村这样,民众长期遭到中共当局的不正当对待。
从表面看,乌坎抗议事件根本不可能发生,因中国大陆的村里的中共干部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应该足以代表村民的意见。
但这个被北京当局称为半自治体制,也被许多外国学者视为中国民主实验室的村里自治,因为很容易操弄选举,民选本来只是个幌子,村里的实际运作问题更大。
报导称,村里行政单位必须提供包括公共卫生、社会福利等各项服务,但却无法向村民课税或收费,任何需要额外经费的计划,都需要向上级单位打申请。
这种地方急需资金,却又高度依赖上级当局的地方自治模式,自然会带来了走后门、贪污腐败的结果。土地价格快速飙涨,更给了这些村里的中共干部和上级官员提供了弄钱的大好机会。
近期,广东省一社工委主任认为:“现在一些国家干部哪有想过农民没地吃什么,没地我照吃好粮,不种地照吃好粮,不养猪照吃好肉,甚至不用上街当着官有人送。”
他表示:“广东群众的民主、平等和权力意识不断增强,相关诉求增多;群众现实利益的思想增强,群众维权意识增强,聚合效应明显。”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中国专家傅礼门(Edward Friedman)认为,土地销售是大钱,所有阶层都看到上层怎么从中弄到钱,所以每个人也都想跟着搞,以便过上好日子。这样的体制让各级官员认为,唯有跟着享有财富才算公平。
一些观察家则认为,乌坎事件将中国大陆地方体制的缺失挖了出来,也被迫要做出清理。但问题在于,不论是村领导人、村落本身或是地方官员,似乎没有人会认为改革对他们有利。
傅礼门表示,唯有改变激励机制,而非透过村民委员会,才有可能改变现有状况,让农民拥有并自由买卖他们的土地,也才能真正改变现有的贪腐体制。
(责任编辑: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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