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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6月 02, 2017

[期待民主中国:2351] 朱学渊先生文章

多伦多六四28周年系列纪念活动,有幸请了朱学渊先生前来演讲。朱先生是一位非常独特、独立并有超强的独创思路和能力的学者。作为一位物理学博士,他不仅在文科领域骄傲地畅行,并且在一些偏冷的学术领域勤奋挖掘和耕耘。他的简介简单而笼统,我顺手到网络找两篇他的文章发一下。 

与朱先生认识十多年,不仅见识了他深厚的学养、广阔的思路、睿智的才思,更领略了他的直言不讳、大气侠义和坦诚直率。这样的文人学者在今天的中国乃至海外的华人社会,已经成了稀有动物。


盛雪



朱学渊简介

   
   
   朱学渊简介


    1942年5月13日生于广西桂林

    1965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
    1965-1974年任教于四川省荣昌中学
    1974-1978年任教于南京化学工业公司第四子弟中学
    1978-1980年就学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1980-1983年就学于美国Montana State University,获博士学位
    1983-1985年于Iowa State University任博士后研究员
    1985-经商
    
    著作:《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北京,中华书局,2002出版
    历史-语言论文散见于中国、台湾、美国、南韩、匈牙利诸国学术杂志
    散文、政论约三十篇,散见于网站、杂志

http://blog.boxun.com/hero/zhuxueyuan/39_1.shtml

朱学渊:评"戚本禹回忆:庐山会议是彭德怀和刘少奇的恶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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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有价值的书,读过此书的人大多会说"他是一个毛泽东的死党",我以为这样看问题太简单化了,以他宠辱皆毛泽东的个人经历,对毛泽东的私隐公德一定很清楚,如果他将这一切公布于世,他的生命的一切价值都化为糟粕。所以他对毛泽东的隐恶扬善,对邓小平、刘少奇的隐善扬恶,都是为了证明他的人生还有那么一点点价值。我以为,与其说戚本禹当初是一个"大才子",还不如说他曾经是一个"小机灵",但是他的这篇死而后已的回忆录,写出如此多有选择的内幕,也证明他有与毫无价值的人生决裂的豪气。

文革初,毛泽东赐戚本禹十八个月的风光,后赐他十八年牢狱之灾,无怨无悔是他的自由,是他求仁得仁,求灾得灾,我们尽可不必评说一个奴才的哀乐;但是因为茅于轼先生批判毛泽东,他至死仇恨茅于轼先生那就完全没有道理了。按他的思维逻辑,如果邓小平再让他多坐十八年的监牢,或许他就爱而不恨邓小平了。

庐山会议是共产党崩塌的巅峰,毛泽东之毁,彭德怀之誉,已是人间公道。戚本禹说彭德怀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指向刘少奇的,但是此言得罪了党内一大群人,毛泽东是为了党内的团结,才把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这当然是非常不合情理的辩说,而且戚本禹本人并没有上山。而那年戚本禹才二十七、八岁,以今日的我回忆那个年岁,实在是涉世不深,什么也不懂;我想戚本禹大概也是如此,对毛泽东迷得如痴如醉,也可以原谅;但是到了八十五岁还依然痴醉,就授人以笑柄了。但是,他毕竟写出了共产党内此多的内幕真情,我们不能尽以观念论人,他要算是一个比较诚实的人。

戚本禹说:庐山会议是彭德怀和刘少奇的恶斗

戚司马遗像

戚司马遗像

第11章 关于庐山会议和"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若干情况

我知道的庐山会议上的一些具体情况,包括我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成为了会议上的反左材料、彭德怀万言意见书、彭德怀反党、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等等,都是会议结束后田家英、林克、李银桥他们回来讲述的。逄先知是田家英的秘书,一般都是跟着田家英的,所以也参加了庐山会议,不过他不能进入会场,是在外面,只能听说一些会场情况,我从他那里也得知一些他知道的情况。

11.1关于彭德怀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大跃进之后不久,毛主席通过各种渠道知道了很多下面的事,已经开始对刘少奇、邓小平和一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搞浮夸表示出了担忧,并从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和1959年2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始,连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积极部署反左,采取措施制止高指标和浮夸风。他要我们到四川去搞调查,了解农村实情,也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进一步防左反左。1959年开春我们下到四川调查不久,主席就通过办公厅打来电话,之后就写过一封党内通信。这封党内通信是号召生产队长都要抵制高指标,要求发到农村公社支部,要给农民去讲。当时我们看了,就觉得主席很了解下面的情况,就好像是针对我们下面看到的情况说的。我们下去之后第一天吃的是干饭,第二天开始就越来越稀了。不是农民对我们不好,而是他们没有那么多粮食给我们吃。不是一个队这样,而是各个生产队都这样。我估计这些情况田家英在电话里跟主席做了口头汇报,并告诉主席下面的粮食产量很可能是瞎报、虚报的。主席要求中央把他写的"党内通信"发到公社支部,要农民抵制高指标,说明这个时候主席已经在考虑发动群众来反左了。那时田家英在底下跟我们说,毛主席有一席列的反对左的、反对过热的指示,我们要传达到农民。后来我们拉有线广播,田家英亲自还给农民念文件,叫农民不要虚报,要讲实话……但是,我们小打小闹传达到的地方是有限的,四川其他地方都不传达,因为四川的领导不让传达。这实际是扣押了中央文件、扣押了主席写的党内通信。四川是这样,安徽更过分,曾希圣不但扣押党内通讯,还把反对浮夸的安徽副省长张凯帆打成反革命集团。问题是这样的严重,主席让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是要继续反左,加大力度纠正"左"的错误,主席想通过引导大家读书和讨论,让那些在大跃进中"放卫星"、搞浮夸的领导干部,把头脑冷静下来。

彭德怀上庐山之前是在湖南也做了调查的,看到了农村的一些实情,也反对那些过左的东西。所以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和主席是一致的,都是要反左。既然会议是一个反左、反浮夸的气氛,当初那些被浮夸派批评为"右倾保守"的人,就有了说话的机会,难免对浮夸派发泄不满。彭德怀通过小组的发言,把这些人的情绪调动起来了(我相信有关档案还保存着彭德怀在小组发言的材料,我现在已经无法接触或者查到那些材料了,只能寄托希望于未来的档案开放了)。他这个积极反左,是符合毛主席的思路的。

毛主席在会议上接到了我在四川写的、经田家英呈送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认真阅读后很满意,就批给大会了,是作为反左的重要依据材料之一印发的。我的报告实际不仅仅是揭穿了四川的粮食产量真相,而是完全揭穿了全国的粮食产量真相。这样一来,以前搞浮夸的人,如四川的李井泉,河南的吴芝圃等等,就都在小组会上受到彭德怀和其他很多人的批评,会议反左的效果很好,很突出。

据李银桥讲,会议就要结束了,要打行李包了。毛主席书多,到哪里都带上一堆书,包括《资治通鉴》这类书。书整理打包费时间,主席就叫他先把书打包好。这意思就是会议要完了,准备下山了,根本没有要整彭德怀的意思。主席还说了会后要到下面去转一下。

但是,彭德怀对会议这么早结束不满意,他觉得批"左"批得不痛不痒,批得太轻描淡写了,就给主席写了一封信,就是现在一般说的"彭德怀万言意见书"。意见书表面上平和,在一般人看起来没什么,但里面有钉子,暗含杀机。因为他提出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问题,而且是在会议就要结束的时候提出来的。这个就极不正常了,表明他对这之前开会的结果有意见,他不同意会议就这么收场。中央准备搞个纠左的文件,还没有见面怎么就要散会呢?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词党内都懂,是左倾路线的代名词,在延安的时候就有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改变中央领导了。以前的李立三就当了三个月的总书记,也就提了一个"先夺取几个大城市"的主张,说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些话,其实也没有多大的事,就是犯了"左倾盲动"的路线错误,就下去了,到苏联去改造了15年(那不是修养,是改造)。王明、博古也都是因为路线错误下去的。

关于搞单干和走集体化的争论,从建国以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彭德怀一直实际上是主张单干的。那些反对搞大跃进的干部,也大多是他这个主张,都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刘少奇却一直是摇摆不定的,解放初他反对搞合作社,到58年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他又是最起劲的。他在第一线,讲了很多过头话,像谭震林这些人就跟着他瞎说。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在大跃进中的错误没有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大,对比一下他们在大跃进中的讲话就知道了。共产风和浮夸风的源头都是在刘少奇这里,跟着他的指挥棒吹拉弹唱的人,上上下下都是一大堆(参见第9章)。但大跃进中彭德怀和刘少奇并不一致,彭德怀还是坚持他原来的单干,没有像刘少奇那样左右摇摆。浮夸风搞出了那么大的问题,彭德怀就觉得自己是掌握了真理了。

彭德怀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提法,实际是把目标指向刘少奇。这是有充分道理的。首先,彭德怀在意见书里引用了刘少奇在大跃进中的一些具体讲话,作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证据。这是能说明问题的。其次,他后来责怪毛主席不该把这封信印发会议,同样也能说明问题。他说他是跟毛主席做私下谈话。是私下谈话,他就不会说毛主席本人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必然是另有所指,而他既然引用刘少奇的话作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证据,那就是指刘少奇了。第三,彭德怀是元帅,是很有策略的人,他要是把矛头指向主席,就不会写那封信了。第四,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对红卫兵说"刘少奇是极左的。你们现在才反刘少奇,我在庐山会议上就反了"。这也能证明他当时就是针对刘少奇的。

总之,彭德怀觉得刘少奇搞的浮夸风是严重的路线问题,他用"小资产阶级狂热"这个党内人人都懂的说法,实际是希望中央换掉刘少奇,让他自己或者其他什么人上去来纠正刘少奇的错误。

11.2关于彭德怀的"反党"和"军事俱乐部"

彭德怀的信到了主席手里,主席就不能走了。主席说,不能我一个人看,我要开会的。这个李银桥都知道的,主席一看到信,就让他把打包的书都打开了。彭德怀后来说,这个信是给主席的,你怎么能发给大家?彭德怀不懂吗?他写的是正式信,是给中央提意见,不是给主席一个人提意见的,主席就得处理,不能就这么算了,起码要给常委们看看吧?所以庐山会议继续进行。继续开会后,彭德怀实际上活动更加积极。

刘少奇等一批在中央的领导人,还有各省市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都是浮夸风一派的,都犯有彭德怀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错误,毛主席把信一批下去,他们都看出了钉子:如果中央接受照彭德怀的意见,那他们这些对浮夸风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就都要垮台。这就是说,彭德怀的信把事情搞复杂了,把党内两派的矛盾直接拿到了桌面上,中央以刘少奇为代表、地方以李井泉为代表的浮夸派领导人都闹起来了。

这个时候就要看主席的态度了。主席是反对搞浮夸的,在会议前半截还拿着我从四川经田家英呈送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批评过李井泉,其他大区书记、省委书记也跟着紧张。可是,主席认为浮夸风是工作中的错误,改正就可以了,哪怕就是搞浮夸的这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都不必要撤换的。他此前就说过,有浮夸也不要紧,放假卫星是错误的,但还有真卫星的。把假的批判了,真的就出来了。这是个过程嘛。像李井泉,他在受到主席批评以后,地位就岌岌可危了,底下一些人就不听他的了。如果把他这样的人都拿掉,那好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都得拿掉。省委书记、大区书记都拿掉了,刘少奇还干得下去吗?那就意味着要引起党内大震动的。所以,毛主席说彭德怀的信是在"下战书",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主席批判彭德怀是下了决心的,但不是出于私心,而是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党的路线的连续性、一致性,避免党内大震动。

恰在这种情形之下,会议期间发生了一件不正常的事件,就是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黄克诚、周惠、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李锐等几个人经常晚上在一起开小会。当时,警卫战士给中央首长站岗值班都要做值班记录,做例行汇报,有警卫战士在值班例行工作汇报中,谈到彭德怀他们一些人经常开会不开灯,就是人进去了就熄灯,开完一两个小时的会,一个一个地出来。警卫战士把几点关灯、几点开灯、什么人进去出来,都做了详细记录,报告给了连长,连长再上报,层层上报就报给了罗瑞卿。当时,中央已经有个防突委员会,是专门防止突发事变的,由周恩来主要负责,罗瑞卿也是负责人之一。出于职责所在,罗瑞卿看到这个警卫战士的记录,觉得很不正常:中央没有叫开这样的会,他们怎么开了?罗瑞卿实际是不相信会有这种事,为了搞清楚警卫战士记录的是不是实情,他就亲自到小树林观察。彭德怀他们不是开一次会,又一次开会的时候,罗瑞卿就把情况都观察到了。

在再后来发生的事情中,李锐起到了非常坏的作用。李锐说他是主席的秘书,其实他不是。他只是因为在长江三峡水利建设上的有些好的意见受到毛主席的重视,毛主席让他担任自己的通讯秘书,可以经常写信来反映下面的一些情况。类似的通讯秘书主席有一批,有农民、小学教员、知识分子,演艺界的,什么人都有,反映的内容十分广泛,主要涉及群众生活和群众关心的问题。主席这样做是为了更全面掌握情况,但这些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席秘书(参见第四章)。

李锐参加彭德怀的小会最积极。人家说李锐是司马懿是有道理的,司马懿走路老回头,李锐走路也老回头。我事后听到很多秘书室同志的议论,尤其是李锐出了问题去劳改之后,听到田家英、逄先知、李银桥都议论说,李锐当时做贼心虚,一看到罗瑞卿,四目相对,就以为他们开小会的事情暴露了,就去找主席主动交代。他干嘛这样呢?我现在分析,他是想,既然罗瑞卿已经知道了,就会向主席汇报,主席会追查,万一有什么事就不如争取主动。林克后来跟我说,主席听了李锐的主动坦白以后,很快又听到了罗瑞卿的汇报,就找了周小舟、周惠等人来问情况。

李锐知道主席找了他们后,生怕他们说的比自己说的多,所以又去找了主席作补充交代,说彭德怀、陈伯达、黄克诚、胡乔木、田家英他们骂毛主席比斯大林晚年还坏。这个话要是真实,就犯了大忌了,一句话就够了。赫鲁晓夫背叛斯大林,让斯大林名誉受到严重污损,"斯大林晚年"是个贬义词了。这些周惠后来写的书里都有,林克也说了,李锐自己也承认的。李锐的这个第二次交代,可能为了解脱自己就夸大其词,还搞了很多张冠李戴,等于是疯狗乱咬人,使问题升级了。

按照林克的说法,李锐还交代过,说在他们开小会的时候彭德怀打电话给军队了。我估计这是林克的分析,但源出李锐的交代报告。否则主席怎么会说他们是陷入军事俱乐部呢?参加小会的军队的主要负责人就是彭德怀和黄克诚,两个人能算一个俱乐部吗?张闻天和其他几个人都是非军人。主席不会无缘无故有这个概念,一定是有报告。彭德怀是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黄克诚是中央委员、解放军总参谋长,这两个人是直接掌握军事大权的,张闻天是管外交、搞经济的,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都是毛主席身边的人,这么多人都担任党的要职,还有管宣传的,搞在一起,说了许多严重违反组织原则的话,还包括攻击主席本人,这些在当时就是不折不扣的反党。

至于军事俱乐部,那就还有一个背景。彭德怀1959年4月带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苏联和东欧,在上庐山前,刚结束对苏联和东欧的访问。有陪同他出访的人回来后向中央报告,说彭德怀在苏期间,受到赫鲁晓夫超规格的热情接待,有好几次苏方还把中方随行人员和翻译拦在门外,通过苏方的翻译与彭德怀单独会谈。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是很不正常的情况。因为在此之前,毛主席拒绝了赫鲁晓夫想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潜艇基地的无理要求,赫鲁晓夫正对毛主席恼怒不已,还多次向访问苏联的中国同志说,希望他们推翻毛主席的领导。庐山会议之前不久,赫鲁晓夫一直在公开发表言论,批评我们搞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而且彭德怀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刚回来,庐山会议召开前夕,苏联就单方面宣布取消包括提供原子弹样品在内的军事合作协议。这明显就是赫鲁晓夫在给中国共产党从外部施加压力,来促使中国党内发生他想要的改变。黄克诚当时是总参谋长,而他也实际参加了彭德怀的小会。这就使军事俱乐部仿佛有影有形了。

此外就是陈毅汇报的事,当时陈毅留守北京,相当于看守内阁,有临时处置权,可以调动军队。苏联武官去见陈毅,要求个别谈话,陈毅把秘书都谴走,只留下翻译。苏联武官开门见山说,你们中央在庐山开会,你在北京可以乘机把权力拿到手里。陈毅听了火冒三丈立即把这个武官请走了。陈毅马上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主席。主席说,你让他多讲几句嘛,苏联策反也不是一次了。这一系列事情联系在一起看,暗影重重,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就有依据了,毛主席不采取措施也不行。毛主席说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路线错误,是想推翻我们的路线,他不是一下子来的,是各种各样原因集合起来促成的(苏联是一直想把毛主席搞掉的,后来贺龙访苏,也策反贺龙,说他们一个元帅就把赫鲁晓夫搞掉了,要贺龙把毛主席搞掉。贺龙当场发脾气,总理也抗议,不谈了,回来)。

要解决彭德怀的右倾问题、反党问题、军事俱乐部问题,实际不是毛主席一个人决定的,而是中央集体决定的。当时大部分人,尤其是那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对彭德怀都不满意。彭德怀这个人有很多优点,但也有很多不为一般人所熟悉的一面。我到中南海工作之后,第一次感受到的很可怕的军内高层斗争,就是彭德怀批判刘伯承和粟裕(参见第五章)。他这样做,得罪了很多军内的人,在党内也结怨很多。结怨的由头,以及这个"军事俱乐部"的由头,都是在彭德怀自己。所以,当时他的"军事俱乐部"一揭露,就是墙倒众人推,说他反党、搞军事俱乐部,全党不同意的很少,根本不是像现在很多的书里和文章里看到的那样,好像每个人都是彭德怀的支持者,就是毛主席一个人要把他打倒。

我听田家英说,当时反对彭德怀最积极的不是毛主席,而是刘少奇。刘少奇把彭德怀骂得狗血喷头。这就让我想起彭德怀骂粟裕,真是一报还一报。刘少奇还坚决主张把彭德怀清除出党,但主席没有同意。贺龙骂彭德怀也很积极,骂得也很厉害。李井泉本来是因为浮夸风遭到毛主席的批评,彭德怀也一直就是在会议期间不断批判他们这些浮夸派的,现在李井泉也有了反击彭德怀的机会了,大肆批判其彭德怀来了。李井泉是贺龙的部下,解放四川的两个元帅是贺龙和刘伯承,贺龙排名还在刘伯承的前面,因为这个渊源他成了"西南王",谁也不怕。而且他对会议前半截得罪了他的田家英也不放过,借田家英参加了彭德怀的"小会议"对田家英也大肆报复。田家英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紧急通过在北京的陈秉忱下令我们火速撤回北京,免得留在四川也受到李井泉的报复(参见前一章)。

文章来源:新世纪

朱学渊:句践、鬼亲,即是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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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渊《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增订电子版

第八篇 句践、鬼亲,即是女真

汉字族名"女真/女直"正式挂牌于宋元以后,于是不少人认为赵宋以古没有女真这个民族。其实《大金国志》和《蒙古秘史》把它们记成"朱里真/主儿扯",真实读音是ju-r-chen/ju-r-chi;突厥语民族谓之"通古斯"又揭示各历史时期出现的"九姓/九国/九有"就是"女真"。

一旦认识族名中的"女/九/主/朱"等字都读ju,"女真"民族的存在就简化为寻找一音多字的汉字了。然而,有些汉字的读音也被误导或被忽略,譬如人名"句践"长期被训为"勾践",其源头是"女真"的线索就被切断了;再如"鬼"字的吴音ju 向来无人关注,"鬼国/鬼谷"即是"女国"的事实也被掩盖了。

事实上,"女"字还可转读清音chu(汉语拼音qu)。因此〈秦本纪〉人名"樗里疾",《辽史》族名"纠里阐",《汉书》地名"龟兹",四川藏区"卓克基",亚洲大陆东端楚克奇半岛之名Chukchi,欧洲爱沙尼亚国别名Чудь/Chudj,阿拉伯人称里海之名Jurjan(《道里邦国志》)就都是"女真/女直"的记印了。

·"句践"就是"女真"

古代中原人名多是戎狄族名,以女真为名的"句践"却是江南"卧薪尝胆"故事的主人公。故事说吴、越两国发生争战,吴王阖庐负伤而死,临终前嘱咐儿子夫差"必毋忘越"。夫差继位后努力练兵,越王句践闻讯来攻,被吴军一举击败,仅余五千士卒困守会稽。句践依了谋士范蠡的计策,先以"卑辞厚礼"贿赂吴国太宰缓解危局,继而"置胆而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愤发图强,若干年后发兵灭吴。

吴、越两国在苏杭两地,人名"句践"、"阖庐"、"夫差"却是戎狄族名"女真"、"斛律"、"兀者"。有人要问:江浙之南方古人怎么也是北方戎狄人名呢?那是因为吴、越两国王族的祖先是来自中原的,《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说: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饹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饹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

其中"昌"就是后来的周文王"西伯昌",他的两个伯父不受太王的重视,远徙江南落户"自号句吴",因受人拥戴而成为吴国始祖。而越国王族是来自夏部落,《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说:

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之时,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践立,是为越王。

我们无法查实夏部落曾否将族人分封到浙江地方,但夏部落的后人在会稽建立越国未必不是事实。

夏、商、周、秦是戎狄部落,因此吴、越王族都有北方民族的血缘,不仅吴王越王的名字是戎狄族名,不少吴越地名也一样是戎狄族名。

譬如,《史记正义》说"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今天梅里地方还有周族宗庙。"无锡"和"梅里"的语义很难判定,但与北方族名"纥奚"和"篾里乞",却有一模一样的语音。

·"句吴"是"女古"

"句践"很早就被人训作"勾践",依据则无法追究。"句"构生的"拘/驹"等字读ju,"够/狗"等字读gou.传统学术将人名地名中的"句"一律训为"勾",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辞海》还只留下训音的"勾践",而取销了原字"句践",非常不恰当。因此"句践"究竟是读"句践"还是读"勾践"?亟需实证。

在前述〈吴太伯世家〉和〈越王句践世家〉的两段引文中,分别出现族名"句吴"和人名"句践",后者也是由某个族名变来。如果这两个"句"字都读ju 的话,"句吴/句践"即是中国北方族名"女古/女真";读gou 则"勾吴/勾践"成无源之流。

这样的实证之例还有不少。譬如,江苏省县置"句容"为汉代所设,但至今仍人众仍然将其读ju-rong 而不读gou-rong;又如〈匈奴列传〉之族名"句注"也只能是"沮渠",而不能是"沟渠"。这些都是"句"字读ju 不读"勾"的实据。

古代中原"句践"是一个相当普通的人名,〈刺客列传〉提到过"鲁句践",说"荆轲游于邯郸,鲁句践与荆轲博……"。《孟子》说到过"宋句践",孟子曾教育他"人知之,亦叫嚣嚣;人不知,亦嚣嚣"。

〈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了孔子的学生"句井疆"。这三个名字实际上是"鲁女真"、"宋女真"、"女真疆"。

·"鬼亲"即是"女真"

"鬼"字在上古族名中出现多次,《易卦·爻辭》說"高宗(武丁)伐鬼方,三年克之",《逸周书·王会解》记有族名"鬼亲",《山海经·海内北经》则云"鬼国在贰负之尸北,为物人面而一目";而战国人物"鬼谷子"又显然是"鬼国子"。几千年来,中国学术不知"鬼方/鬼亲/鬼国/鬼谷"为何族。

尚未被注意到的是,吴方言中"鬼/龟/贵/跪/柜/归"等字均读为ju,元蒙历史则有人名"鬼力赤"者,其与〈秦本纪〉人名"樗里疾",匈牙利姓氏Gyuricza 等,必为"女直"之真音"主儿扯"。

按此读法,上古族名中的"鬼"字就与"女/九/句/主/朱/ju"等字谐通。事实上,〈殷本纪〉人物"九侯"早就被《史记集解》注说为"一作鬼侯"(《史记》,校点本,页107,注2),而〈王会解〉族名"鬼亲"还与"女真"有双音耦合之巧。于是,"鬼亲/鬼国/鬼方"是等价于"女真/女国/九邦"的结论,水到渠成。

古代人类可能很早就失却了对自身族名语义的记忆,而仅仅留心其语音,因此对族名的择字相当随意,择音则相对准确,乃至"女国/九国"亦可为"鬼谷/诸葛/句吴/昭武"等等,上古通假之乱可以想及。然而,"一音多字"不仅造成"一国多名"的复杂性,以"鬼"为人类族名还有其不妥性。前文指出《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的族名"魋结"即是汉代尚未通用的"女直",按说它可用"鬼结"写之,但司马迁以"魋"假"鬼",想必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沮泽"是匈奴中的"女直"

被掩盖的"女真/女直"民族远不止"鬼亲"一个。《汉书·匈奴传》有一则有趣的故事。那是刘邦去世后,寂寞的匈奴冒顿单于向吕后发来一封言辞唐突,而令人想入非非的求爱信,信中说:

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吕后大怒,要斩其使者,发兵惩罚。后来群臣审度时势,才平息了吕后的火气。

信中"生于沮泽之中"这句话,对于解释冒顿的身世很有作用,但"沮泽"长期被望文生义为"沼泽",其读音ju-ji 却被忽略。说来"平野牛马之域"又何来泥泞的水泽呢?其实,"沮泽"即是族名"女直";只须识得冒顿是女直部落中人,其名号"冒顿/mo-do"也有了线索。

《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说"其酋曰大莫拂瞒咄","冒顿"实际就是女真民族酋长称号"瞒咄"。

·匈牙利姓氏中的"女真/女直/女古"

匈牙利民族东方祖先是女真的同类,许多匈牙利姓氏可以追溯到是中国北方民族的部落名或氏族名。而其中就有"女真"、"女直"和"女古"。

匈牙利前总理姓Gyurcsany(中译"久尔恰尼"),中欧文字cs 读ch,gy 读j,因此Gyurcsany 读如jur-cha-ni,中文注音即是"主儿扯尼/朱里真乙",也就是"女真尼"。Gyurcsany 和与它相关的姓氏Gyurgyi、Gyurka、Gyurki、Gyurko、Gyuricza、Gyurkovics 并不都是匈牙利的大姓,但每个城镇都有几个姓它们的家庭,其中Gyurgyi 即是"女直",Gyurko 即是"女古",Gyuricza 即是"主儿扯",Gyurkovics 则是斯拉夫化了的"女古维奇"。

匈牙利是塞尔维亚的邻国,由于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连续战败,其国土在二十世纪不断萎缩,于是相邻的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等国都有为数可观的匈牙利族人,塞尔维亚网球选手乔科维奇的姓氏Djokovic 即是匈牙利姓氏Gyurkovics,其根Djoko 亦即是"女古/女国"。

·结束语

族名是绵绵的人类血脉,既不无中生有,也不骤然逸灭。得助"女真/女直"的读音是"朱里真/主儿扯"的启发,上古的族名"鬼亲",人名"句践",地名"诸暨/龟兹",都可以归于"女真/女直"名下,因此女真民族不仅早已有之,而且是中华民族最根本的血缘。族名"女古/女国"则是"女直/女真"的一种形态,但有史书说那是女人掌权的国度,不推翻这种说法不仅无法提升中国历史的人类学的水准,而且中华民族无法实现自我定位。

中原古族与北方民族同源,自然也有"以族名为人名"习俗,因此北方民族族名是训读中原古代人名,勘定"汉语上古音"的一种判据,譬如,从"句践"就是"女真"的分析,可以确认"句"字在上古和现代读音是一样的,夸大古今汉语的语音变化是没有根据的。一旦解放了思想,中国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许多问题,就有望解决了。

二○○五年二月二日〈为句践正名〉初稿

二○○六年二月十一日〈女真句践〉成稿


朱学渊:一堆糊涂虫说林彪




二○一四年六月二十日修改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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