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经费和民运腐败

曹长青揭发民运贪腐 第一枪：台湾经费和民运腐败

2017–04–08 

民运人士装“蓝”扮“绿”都为钱，曹长青如今俨然是台湾“绿营”的代言人。但是，他对海外民运却一直持批判态度，并公开谴责《北京之春》、《中国之春》、“中国人权”等组织严重贪污腐化。

曹长青：台湾经费和民运腐败

[編者按：曹长青先生写于2002年的这篇文章有严重失实之处，那就是所谓《北京之春》来自“台湾的钱已经停了”，转而向美国要钱了。其实，台湾从未停止过对《北京之春》公开或秘密的资助。据媒体报道，台“军情局”设立了“二王专案”和“文正专案”，分别资助《北京之春》社长王丹和主编胡平所管辖的情报网络，而“台湾民主基金会”也定期给《北京之春》寄出支票，主要用于会务、交际、差旅等方面的开支。2006年，陈水扁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被迫向台北“地检署”招供，他曾将20万美元的“国务机要费”分两次给了男同性恋者王丹。可是，《北京之春》经理薛伟却公开声明，说“根本没有见过这笔钱”，而且，王丹身为“社长”从来不上班，却每月从《北京之春》领取500美元的职务津贴。王丹近年来到处游山玩水，海边度假，频繁出入台湾、美国的“同志”酒吧寻欢作乐，买名牌服装和化妆品，定期去美容院护肤，以及访友会客的应酬等等，是否已把“国务机要费”挥霍殆尽？反正，这是一堆谁也无法查清楚的烂账。谁只要敢提出要查《北京之春》的账，查王丹的账，他们就会立即甩出一顶“中共特务”的帽子扣上，吓得大家都不再作声。“民运”所谓的“机密”，多半就是为了掩盖贪污腐化。王丹等人整天说一些无法自圆其说的谎话，还能够骗得了谁呢？]

台湾经费和民运腐败

曹长青 2002

台湾到底给了海外民运多少钱，一直是个谜。最近报上披露说，过去20年，台湾给了纽约的民运刊物《北京之春》800万美元（平均每年40万）；并报道说，台湾方面已决定停止拨款，而导致这家杂志要关门。我看到这些报道後第一个反应是，台湾方面早就应该停止这种黑箱作业，而这家杂志早就应该关门。理由主要有两个：

第一，台湾经费和民运腐败 作业，导致民运腐败

《北京之春》的前身是《中国之春》，20多年前由一批中国异议者在纽约创办。过去这些年中，这本杂志曾多次发生内斗，多次把官司打到美国的法庭。在1993年那次官司中最後“庭外和解”，《中国之春》的原班人马让出了杂志名称，但没有让出台湾给钱的渠道，在纽约办了现在的《北京之春》。《中国之春》则由另一伙人在旧金山继续办。

两家杂志都靠台湾方面的资金运作，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到底拿了多少钱，外界根本不知情。据内部人透露，台湾方面只单线和《北京之春》的个别人联系；对《中国之春》也只是定期向它的账户拨款。款项的来源完全是秘密渠道，两本刊物的当事人都讳莫如深。海外民运需要台湾方面的资金援助，既不是什麽见不得人的行为，也是任人皆知的事情，即使出於某些原因不向社会公布，那麽起码民运团体内部应有监督机构吧？但这一点可能都没有。谁拿到钱谁就是内斗的赢家，还会理其他组织吗？别的组织不满吗，你连告都找不到门，所以他们才对钱的来源讳莫如深。

在过去这些年来，一些民运内部的朋友提供了相当一些有关民运腐败的材料，我起码拿到了三个民运团体的部份财务报告，其中显示滥用公款的情形严重到令人吃惊。但我无数次犹豫，最後都没有写，考虑到民运的艰难和形象。

但1999年《世界日报》刊出了《中国之春》社长涉嫌贪污十几万台湾捐款的丑闻。我手里有这位社长夫妇使用《中春》公司信用卡购买东西的收据等资料，其中显示，他们在Home Deport，Macy's，Target，Costco等等这些家用商店买东西的单据都报销了。还有收据显示，大量用公款到餐馆吃喝，仅1997年一月份，就吃掉516美元。据《中春》董事长的查账报告，仅三年累计的不清账目就高达20多万美元。

另一个前华盛顿民运基金会负责人，三年时间，他个人花销的旅差费、电话费、礼品费、吃喝费等，就达3万5千美元。

在正式走账的财务报告中都能有那麽多的问题，而根本不列入财务报告的“小金库”的账则更可以像自己钱包里的钱一样自由使用了。而“保密”制度就为“小金库”开了最方便的绿灯。

比如说，上述那位华盛顿民运基金会领导人曾被委托向北京一个研究计划转送4万5千美元的资金，几年後，那位在北京负责这个项目的人来到美国，说他们仅拿得2万7千美元。这中间的1万8千美元被谁“截留”了？当那位基金会领导人被问到此事时，他才说，他自己做主，把其中一部份款项用於其他大陆民运了，但不提供具体给了大陆哪些人的名单，理由是大陆民运要“保密”。

《北京之春》的账目怎麽样？从《中国之春》揭露出来的那些严重问题来看，只要不公开，不透明，就不可能有清白。连《北京之春》主要负责人拿多少工资都是“最高机密”，在《北春》做一般编辑的都不知情。这有什麽可机密的？在《北春》还是《中春》的时候，在一次内部会上，曾有人往他们的领导人身上泼了鸡蛋汤，抗议他不清查杂的“小金库”，滥用公款。

“小金库”的存在往往是贪污腐败的一个标志。当年刘宾雁写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中的黑龙江大贪污犯王守信，就是因为小金库被发现而查出巨额贪污。北京市长陈希同被查出大量贪污，也是被查到小金库。所谓“小金库”，就是不列入正式账目的资金。在美国，由於在银行开账号很方便，多开一个账号设立“小金库”更不是难事。一旦有查账的事情发生，拿出主账，不说出有小金库这个账号，於是小金库的资金就成了主要领导者的囊中物，可随意支配。《中国之春》社长的小金库里的8万8千美元，最後查账只追回2万，其余6万多不知去向。

几年前，华盛顿一个民运人权基金会发生账目争执，也主要由於它的领导人把一笔5万美元的捐款另立帐号，私设了小金库。我曾采访过该基金会的美国会计，获得一些账目单据等。但这笔账最後没有下文，因为那位对小金库提出质疑的美国会计随後就被“解雇”了。

虽然早已知道《北京之春》是从台湾获得经费，但报纸公布出的数字仍是令人吃惊，因它不是小数目，800万美元，可以做多少事啊！然而《北京之春》至今连个办公室都没有剩下。原来《北春》在皇后区租的那套办公室，当年如果买下来只需几万美元，只是800万的百分之一。但民运领袖们根本就不做这种长远打算。光《中春》《北春》几次内斗花的电话费，恐怕也超过了这笔买房钱。像哈佛大学等把得到的捐款部份投资，为了学校的长远发展；流亡的西藏人也用捐款早就在曼哈顿中城买了房子（现在的西藏之家，房价已翻了几十倍），还有的把部份捐款用於办公司等，用钱滚钱，作为长远的资金。但《北京之春》现在除了几台电脑，几把桌椅，什麽都没有剩下。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同样的道理，哪里有黑箱作业，哪里就一定会有猫腻。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它的反对者，都是如此。因为谁的人品都是靠不住的，必须依靠制度的保障。没有透明的、有效监督的制度，反抗腐败者最後也一定成为腐败的一部份。

第二，公有制作业，制造低劣产品。

已经有许多关注民运的人抱怨，《北京之春》怎麽办的连个共产党的刊物都不如？在编辑、设计、装潢等等方面，都是粗制滥造，给人以强烈印象：编辑人员敷衍了事，根本没有敬业心。在有了市场竞争之後，连中国大陆的报刊都在努力提高质量，争取读者。虽有共产党对内容的限制，但在编辑方面，则相当追究专业化和市场效果。而《北春》则是千篇一律，“十年一律”，闭著眼都可以把文章塞进原封不动的框框里，真到了“惨不忍睹”的程度。

不要说和美国或台湾的杂志比较，仅把香港的政论刊物《开放》和《北春》放在一起，就一目了然：哪家刊物的编辑下了功夫。人家的封面、内文、标题等，包括编排、字号、内文上哪些话需用黑体标出等，都可看出编辑的用心、匠心和敬业心。

《北京之春》为什麽不可以学学其他刊物？它学不了，因为它们的性质不同，人家是私有制，是自己掏钱办的，当然会在珍惜每一个铜板的同时，付出最大的心血，当作一份事业，一个企业来办。因为它要面对的是市场，是竞争，是消费者无情的“选择”。而《北京之春》是台湾财政包干式的公款来办，质量没有任何人检查，印了多少本，卖出去多少本根本不用在乎，反正每月照样有钱拿。

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证明，私有企业不一定全都成功，但成功的一定是私有制；而公有制一定失败。仅从海外华人办的各种报刊来看，无论是传统报刊，还是网络媒体，只要是内容丰富，吸引读者，有竞争力的，一定是私营企业。而靠各种基金会和公款资助的，则明显缺乏竞争力。一位私营媒体的编辑对我说，他除了睡觉，其他时间全都在工作，连吃饭时都在工作。像《北春》那种旱涝保收，10点上班，2点就走人的大锅饭，在当今的中国大陆都吃不著了。

有人说，不能拿《北春》和其他投放市场的刊物比较，因为这是一本民运机关刊物。且不说自从近10年前两大民运组织合并失败之後，这本刊物就不再是哪个民运组织所属的机关刊物，而是公家钱、个人掌控；即使民运圈子里的人对它的质量也都摇头。以最近几期刊物为例，里面很多文章都是从网上抄过来的。在互联网上已广为流传过的东西再用平面媒体印刷出来，哪有这样办杂志的，这不是“八路军胡弄共产党”吗？不对，应该是“民运领袖胡弄国民党”。

台湾停止这种黑箱作业的资金，可以减少海外某些民运领袖的腐败机会，不再鼓励他们在私有制的美国，过公有制的瘾，吃台湾纳税人的大锅饭。

台湾方面当然应该支持中国人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但应该透明化，不应继续那种单线秘密联系、钱固定跟人走的荒唐政策；而应成立公开的基金会，向所有海外民运组织开放，大家可以自由竞争申请。台湾的资金应该是资助项目，而不是资助个人或对某个组织财政包干；应定期审核，加强监督机制。

台湾的钱停了，《北京之春》现在开始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拿钱了，但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就有长进的希望了吗？只要公有制大锅饭的性质不变，它的质量不会变。